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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谒陵路上的神秘出租车

　　对南京国民政府来说，1934年年初的平息闽变，为这一年开了个好头，“剿共”四年也在这一年取得阶段性胜利，苏区红军被迫开始了战略大转移。

　　然而有所得必有所失，或可说，整个局势对蒋介石来说，实呈摁下葫芦浮起瓢的局面。

　　浮起的这个“瓢”，就是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得陇望蜀。这年3月，逊帝溥仪在长春“祭天”称帝，做了日本人的傀儡，伪满洲国由此改称“满洲帝国”。与此同时，日本人不仅加快对华北地区的蚕食，而且在占据河北、察哈尔大部地区后，又开始策划河北、山东等“五省自治”。

　　在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松动对日口径，提出对日方针：

　　“……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

　　但就在此二年期间，令蒋介石应接不暇的，还有来自国民党内部反蒋势力所采取的非常措施——暗杀。

　　这些暗杀行动，主要针对国民党中央要员。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何应钦等，均有过被行刺未遂的经历。仅1934年戴笠侦破的行刺蒋介石要案，便有三次之多；1935年暗杀之风愈演愈烈，其中尤以汪精卫遇刺案最为骇人听闻。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亦即国民党五大的预备会议，在南京中央党部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100多人。第一天的会议议程为：

　　八点，全体与会人员前往中山陵“谒陵”；

　　九点，举行大会开幕式，由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做报告；

　　开幕式结束后，全体人员合影，地点在会议厅门前。

　　大会的警卫工作，由宪兵司令部与首都警察厅负责。这种公开的警卫工作，不属特务处管辖范围。特务处派出的特别警卫组，只对蒋介石个人安全负责，与大会无关。

　　由于中山陵位于南京市东郊紫金山南麓，为保护蒋介石的安全，戴笠亲自率部陪同蒋介石谒陵。

　　这天的情况有点特别，这个“特别”非戴笠所能左右。

　　首先，蒋介石是第一个抵达“总理陵堂”的，其他“中委”均在八点之后方姗姗而来；其次，曾通知谒陵一律穿礼服，以示对领袖的尊重。现场却是制服、中山服乃至便服无所不有。蒋介石心中不快，只是在这种场合不便发作。

　　返回途中，一辆出租车从后面追上来，超越了蒋介石的车队。这就怪了，明知是蒋介石的车队，谁这么大胆竟敢超车？且在超车过程中，有一个脑袋从窗户里伸出来张望！

　　戴笠深感异常，连蒋介石都觉出了不对劲。

　　更诡异的是，不一会儿，竟发现那辆出租车停在了前面，看上去仿佛在等候蒋介石的车队。戴笠立刻派人上前盘查，对方说是记者。

　　记者并未做出威胁蒋介石安全的举动，戴笠也无理由抓人。是否因防守严密“记者”无机会下手，也未可知，但戴笠并未细究。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一向视保卫蒋介石为己任的戴笠，偏偏在这个细节上疏忽了。

　　回到中央党部，见宪兵司令谷正伦与首都警察厅厅长陈焯分别率部，将中央党部警卫得如铜墙铁壁，毕竟铁路巡警各管一段，戴笠对特别警卫组交代一下注意事项，便乘坐他的斯蒂贝克轿车，离开会场，到上海公干去了。

　　可刚到上海枫林桥寓所，还没来得及坐下来喘口气，南京的电话便追了过来，一听内容，戴笠骇然大惊：

　　行政院院长汪精卫遇刺！

　　戴笠担心的自然不是汪院长，而是蒋委员长。在电话中一连串的询问之后，得知蒋介石安然无恙，这才松了一口气。

　　岂知蒋介石虽未受伤，却无辜背了黑锅，此时正陷于搓火郁闷之中。

　　而戴笠深感蹊跷的，也是杀手的行刺目标。从两年来的暗杀情况看，行刺者第一目标应该不是汪精卫，而是蒋介石。那么同在一个会场，蒋介石又是如何幸免于难的呢？

　　戴笠急令司机返程，抵达南京时已近黄昏，赶紧召集在京相关人员开会，了解案情，制订侦破措施。

　　汪精卫遇刺，蒋介石躺枪

　　说来也巧，蒋介石躲过一劫，完全因为这天的秩序散乱所致。

　　谒陵，诸位“中委”的不恭已令他心中十分不快；

　　归途中遇“记者”超车，让他心生疑虑；

　　回到中央党部举行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依然秩序混乱，连议程甚至都有所遗漏，而汪精卫致开幕辞，竟也不在状态。

　　接下来是与会人员合影。大家平时难得一聚，从会议大厅出来，自然也是三五成群，互通情况，各自说说笑笑。

　　蒋介石被这乱哄哄的秩序搞得心情黯然，通知汪精卫主持合影，他本人到会议厅楼上休息去了。

　　汪精卫作为国民党中政会主席，兼行政院院长，本就是仅次于党总裁和国家元首的二把手，蒋介石不参加，他倒乐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不仅可以合影时站在正中间，而且没了蒋介石那张面无表情的脸，气氛自然也活跃了很多。

　　大家站在会议厅门口的台阶上，分成五排。汪精卫站在第一排正中，左右分别有林森、张静江、孙科、戴季陶、张学良、阎锡山、张继等人。对面围成半圆形的记者，对着第一排的党国要员，“咔嚓咔嚓”一通按动快门。

　　在众星捧月之中，汪精卫心情大好。

　　但这大好的心情并未持续多久，在拍摄完毕大家即将起身返回会议厅的时候，突然一个年轻人从一棵塔松后面跃出，举枪朝着第一排“砰砰砰”连发三枪。

　　这三枪都是对着一个人发的，这个人就是汪精卫。

　　如此近距离连发三枪，自然枪枪命中。

　　却是汪精卫命不该绝，在杀手开枪的一刹那，他正在起身、转身，一连串的动作，使三枪均未击中要害。汪精卫倒在血泊中，以为自己将命不久矣，对闻讯赶来的夫人陈璧君嘱托后事，说：

　　“人生自古谁无死，为革命献身，也是死而无憾了，以后孩子就靠你了……”

　　陈璧君也是老同盟会员，曾与汪精卫一起赴北京谋刺清摄政王，说来亦为女中豪杰，值此关键时刻，断不会像一般小女子那样抽抽搭搭乱了方寸。她当时也以为汪精卫行将辞世，安慰汪精卫说：

　　“四哥（汪排行老四）请放心，一切有我呢。”

　　随后闻讯赶来的是蒋介石。

　　陈璧君见到蒋介石，一肚子的悲痛化作了满腔愤怒。论资格，蒋介石在她这个“老革命”面前实属“小字辈”，当时她还是中央监察委员，因而对蒋介石毫不客气，当众指责：

　　“蒋先生，你不想让汪先生干，可以公开撤掉他，何必要取他性命？”

　　大概蒋介石刚刚还在庆幸躲过一劫呢，如今一盆污水泼下来，真是百口莫辩，尴尬至极。

　　蒋、汪矛盾，早已是冰冻三尺，这是人所共知的。“九一八”之后两人关系虽有所缓和，也不过表面上的融洽，暗地里的争权夺利从未停止。尤其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部长后，曾组织一个编译室，成员均为留日学生，亦大多为改组派或与改组派相关人士。这个组织犹如蒋介石的力行社，是汪精卫亲信中的亲信。

　　这个组织的频繁活动，无疑加剧了蒋、汪暗中的较量。蒋介石要想“洗白”自己，多说无益，唯有破案。

　　破案，凶手是第一线索。

　　案发当时，汪精卫倒在血泊中之后，汪精卫的卫士方才醒悟过来，朝刺客连发两枪。这时候坐在第一排的张继、张学良朝刺客扑去，将刺客按倒在地。但刺客被击中要害，生命危在旦夕，与汪精卫同时被送往医院。

　　刺客身份当即查明——“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这是从孙凤鸣身上搜出的记者证中得知的，孙凤鸣也是凭这张记者证进入会场的。

　　“记者”这个身份，让戴笠想起谒陵归途中那辆出租车，出租车上的记者，想来与孙凤鸣不无关联。但孙凤鸣处于昏迷状态，无法审问。

　　第二线索，“晨光通讯社”。

　　晨光通讯社是登记在册的单位，孙凤鸣的记者证上也有明确地址。案发之后，宪兵司令部与警察厅即派员前往陆家巷二十三号晨光通讯社搜查，却早已人去楼空，只剩一堆焚烧文件的灰烬。翻遍所有办公桌、文件柜，均一无所获，最后在厨房的垃圾箱里找到一个残破信封，发信地址为江苏扬州江都镇黄某，收信人为“华克之”。

　　这是引起戴笠注意的一个线索，想必通讯社与江都有联系，或其成员便有江都人士。

　　当时为尽快破案，成立了四个侦察小组，分别为：特务处、教导总队、宪兵司令部、中央党部。四个小组既可相互配合、互通情报，亦可独立行动，

　　在戴笠正准备派员前往江都查找线索时，得知教导总队侦破组已派人去了江都，也就在这天夜里，凶手孙凤鸣不治身亡。

　　孙凤鸣一死，江都那边暂无消息，等于线索全无。

　　没有线索，难以及时破案。如此一来，不仅汪精卫、陈璧君这头摆不平，其他的反蒋派也都对蒋介石展开攻讦。李宗仁、白崇禧直接发电质问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更是公开向蒋介石发难。而非反蒋派的中委们，也有不少人怀疑此事为蒋介石暗中指使。

　　蒋介石平白无故背此黑锅，满肚子火气无处发泄，一个电话将戴笠叫到紫金山官邸，大加斥责。

　　其实蒋介石心里明白，这类疑难案子，其他各组都指望不上，仅看他们那副阵势，大张旗鼓兴师动众，所到之处鸡飞狗跳，且不说行刺者一伙人有备而来，即使无备，又岂能乖乖束手就擒？

　　显然，非特务处不可能尽快破案。

　　戴笠自然明白蒋介石的意思，恭恭敬敬地垂手站在一旁，听候训斥。

　　蒋介石训人历来有讲究，那就是非亲信不训，反蒋派的任何下属绝无被训机会。戴笠深谙此道，故低头受训心里并无紧张或者惶恐之感，而是脑子里飞快地在想着案情。

　　当蒋介石的训斥告一段落的时候，戴笠突然说：

　　“校长，我忽然想到，通讯社注册成立的时候，需要有铺保和保人，想必担保人不会参与其中，自然也不会跑掉……”

　　蒋介石一听也愣住了，脑子里自然也在飞快转着，考虑这个线索，登时恍然，一回身见戴笠还站在那里等候命令，立刻说：

　　“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中宣部查询。”

　　“是！”

　　戴笠迅即告辞，直接去了中央宣传部。

　　幕后又是王亚樵

　　国民政府对首都的新闻机构，历来控制严密，报批新单位，必须详细填写负责人、主要人员、连环铺保和在京保证人履历，以及经费来源、成立宗旨、日发稿量等，然后到国民党南京市委宣传部办理手续，再报中央宣传部批准。

　　也就是说，中宣部有晨光通讯社的全部详细资料。不仅如此，孙凤鸣进入会场的记者证，也是由中宣部新闻处签发的。

　　换言之，中宣部难脱干系。

　　正因为如此，中宣部为免受牵连，在事发当天下午便开始查询，已经忙活了好几天。

　　铺保很快找到了，是位于南京健康路的一家照相器材店。但已于两个月前倒闭关门，店主不知去向。

　　连环铺保是香港一家衬衫厂，调查结果显示，该厂已于数月前迁往广州。经广州方面查询，并无该店信息。

　　唯一找到的是担保人，竟是中央党部一个科长，却是一问三不知。原来是受朋友之托作保，如今朋友没了踪影，想立功赎罪也是枉然，以撤职查办而告终。

　　中宣部所做这些工作，为戴笠省去不少麻烦，只是线索又一次断了，使戴笠刚刚看到的希望之光再次消失。

　　但这次，黑暗却是短暂的，另一个希望之光随之亮起。当戴笠走出中宣部大门时，即从行政院传来了好消息：晨光通讯社成立不久，曾有两人到行政院为其申请津贴，这两人分别是南京钟英中学校长李怀成和一个叫项仲鳞的人。

　　戴笠立刻派人将这两人抓来，审讯之后，这两人供出了晨光通讯社成员名单：

　　社长华克之，登记注册时化名胡云卿；总务主任兼编辑主任张玉华；采访部主任贺坡光，记者孙凤鸣。

　　李、项二人其实都是局外人，他们见晨光社运营很差，杂志销路不佳，主动提出帮忙去行政院申请经费。华克之等人办此通讯社本不是为了赚钱，当然不会同意，担心节外生枝。怎奈这二人古道热肠，自以为在行政院有熟人，这点事情小菜一碟，结果钱没弄到，反而惹上一场祸端。

　　他们对晨光社内幕并不知晓，只知贺坡光是江苏丹阳人，其他一概不知。

　　“江苏丹阳人”，戴笠抓住这唯一线索，立刻派人去丹阳，将贺坡光的母亲与兄嫂抓到南京做人质，以此逼迫贺坡光投案自首。贺坡光担心家人生命安全，果然很快自动投案，戴笠想得到的一切情况，便从这里打开了缺口——

　　晨光通讯社创办于1934年10月，11月被正式批准。创办经费5000元港币，来自发动“闽变”事败的李济深与陈铭枢。这笔经费由在港的王亚樵转交，由华克之具体主持通讯社工作，即以“晨光通讯社”为掩护，以记者身份接近国民党高层，目的为暗杀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要员。

　　晨光社开办一年，一直找不到下手机会，经费即将告罄，适逢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召开，华克之决定孤注一掷，由孙凤鸣拼死一搏。

　　孙凤鸣，1905年生，江苏铜山人，“九一八”事变后加入第十九路军，任排长。“闽变”失败后离队，结识了华克之，加入王亚樵的“斧头帮”。

　　正所谓“知死必勇”，孙凤鸣持记者证进入会场，就没打算再活着回去，他随身携带一颗用于自杀的鸦片烟泡，以备万一被捕后自杀。结果，汪精卫的卫士无意中成全了他一死的决心。

　　李济深、陈铭枢一向反蒋，因何要杀汪精卫？

　　据唐良雄在《戴笠传》中称，远因是他们所领导的反对派，曾经劝阻汪兆铭（汪精卫）“响应政府共赴国难之号召”，而被汪所拒；近因是他们当时正策动两广叛离中央，企图借汪之被杀，“掀起政治风潮，遗祸政府”。

　　但无可争辩的是，杀手的第一目标无疑是蒋介石，第二目标为汪精卫。只因蒋介石未到场合影，孙凤鸣只得退而求其次，拿汪精卫开刀。

　　这个审讯结果，令蒋介石赫然震怒：

　　“又是这个王老九，此人不除，天下无一日太平！”

　　戴笠上次因抓捕王述樵棋错一着，致使王亚樵乘机逃走，至今为此事耿耿于怀，当即请示先去上海，抓捕与本案相关人员，然后赴香港抓捕王亚樵。

　　早在汪精卫遇刺之初，戴笠就怀疑此案与王亚樵有关，且分析“晨光通讯社”人员撤离后，极有可能逃往上海，乃电令上海区予以严查。

　　恰逢教导总队侦破组又从江都抓回两名晨光社勤杂人员，经审讯，这两人供出华克之已于案发当天上午离开南京，去向不明；同时供出晨光社在上海的联络员，及联络地址——上海新亚酒店。

　　于是，特务处会同教导总队等警宪侦破组，赴上海展开一场秘密大搜捕，先后抓捕了晨光社编辑主任张玉华，孙凤鸣的妻子崔正瑶，华克之的朋友、共产党人陈惘子等十多人。唯主要案犯华克之不知去向。

　　其时华克之已潜入浦东贫民区，潜藏到陈惘子曾介绍他认识的一个地下党员家里，躲过了特务们的搜查。后来在地下党的帮助下离开上海，经北平转道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被抓捕的嫌犯中有“改组派”人员，陈璧君与汪精卫这才打消对蒋介石的怀疑，其他反蒋派对蒋介石的压力亦同时缓解。然而两名主犯王亚樵与华克之均逃亡在外，不抓捕归案，终究是蒋介石的心头大患。

　　戴笠一面命令特务处港澳区侦察王亚樵等人行踪，一面准备亲自赴港，抓捕王亚樵、华克之（戴错判华已逃亡香港）及其他主要涉案人员。

　　出师不利，被扣香港

　　1936年3月，香港启德机场刚刚开通客运航班，与内地尚未通航，戴笠走水路前往香港抓捕王亚樵，这是戴笠有生以来第一次到香港。

　　为了缩小目标，避免打草惊蛇，他将所带20名行动人员化整为零，分批分路赴港，他本人只带副官贾金南和两名警卫，乘坐客轮在九龙下船，换乘游艇悄悄入港。

　　自1842年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后，这里便同时成为大陆一些失意军阀政客、不得志文人墨客的聚集地，也是遇到麻烦之人乃至作奸犯科之人的避难所。

　　戴笠盘桓上海多年，英、法租界常来常往，对英国人素无好感。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英国人漂洋过海只为财，为了掠夺财富用鸦片戕害中国人，多少人的身体被大烟土搞垮了，多少人被大烟土侵蚀得意志消沉。张学良在上海戒毒由杜月笙监督，戴笠曾亲眼所见，那副痛苦的惨状真是锥心蚀骨。

　　杜月笙自己也吸食鸦片，只是还算有节制，不至于吸食到伤身的程度。杜月笙款待贵客都是用上好的烟土，唯独对戴笠，从不递烟枪。他说戴笠有公务在身，多好的烟土都不能碰，以免烟瘾发作误了大事。

　　如今进了这个由英国人主宰的地界，这个比上海租界、比鼓浪屿更称得上化外中的化外之地，戴笠不得不处处小心谨慎。尤其王亚樵背后站着的是陈铭枢、李济深，幕后还有更大的人物——胡汉民。

　　由于地理原因，香港是西南反蒋派首领常来常往之地，犹如南京政府诸公往返上海之频繁。西南反蒋派对香港警界乃至新任香港总督郝德杰，不仅熟悉而且十分“友好”。毫不夸张地说，到了香港，几乎等于到了西南反蒋派的“大本营”。

　　尽管戴笠小心谨慎，却还是遇到了麻烦。

　　游艇在香港本岛卢吉道三号码头靠岸，戴笠刚一下船，就发现情况不对劲，岸边码头上站着一群英国警察，一字排开，正虎视眈眈地盯着登岸游客。

　　戴笠深感不妙，香港法律禁止私人携带武器入境，若因公携带枪支，须经英国使领馆办理枪支携带证件。而他的手提箱里藏有两只手枪，没有办证并非大意，完全是出于保密起见，一旦走漏风声，香港之行将事倍功半。

　　没想到这么巧，竟有这么多警察守在岸边，似乎不像常规检查，倒是像有备而来，守株待兔。

　　来到岸上，交出护照接受检查，这道关卡是不会出问题的，只要不检查贾金南提着的手提箱，一切便万事大吉。

　　这个时候，早已等候在码头上的特务处港澳区正副区长邢森洲与龚少侠，已经看到了戴笠，立刻朝这边迎过来。

　　戴笠刚刚收回护照，就听到一个警察用生硬的中国话说：

　　“先生，请打开您的箱子。”

　　这个声音来自身后，毫无疑问这句话是对着贾金南说的。戴笠心说“麻烦大了”，回身一看，贾金南正不知所措地朝他看过来。

　　只听那个“生硬的中国话”又说：“先生，我们是例行公事，请您配合。”

　　戴笠示意贾金南交出箱子，大不了补办“枪证”。结果可想而知，警察搜出了手枪，一个蓝眼睛鹰钩鼻子的警察走过来，对戴笠说：

　　“先生，您非法携带武器入境，请跟我们到警察署走一趟。”

　　刚刚赶过来的邢森洲立刻明白了怎么回事，赶紧操着广东话向“鹰钩鼻子”解释：

　　“先生，这位马先生（戴笠化名马健行）是代表政府来港公干的，手续不全的话，我们马上补，回头直接送到警察署。”

　　按照惯例，官方人员来港，只要讲清楚，手续可以事后补办，不会因此影响当事人公干。岂料，好说歹说，“鹰钩鼻子”就是不放行，坚称自己奉命行事，要到警察署备案，交由上司处理。

　　人在矮檐下怎能不低头？戴笠只好跟着“鹰钩鼻子”上了警车，邢森洲等人赶紧驾车跟上。

　　原以为在警察署备案后，会当即放行，结果这帮警察与这位“马健行”较上劲了，非要限制戴笠人身自由，直到南京方面送来枪支携带证。最后好歹做出一点让步，即将戴笠一行四人由关押改为软禁，软禁在邢森洲为戴笠预订的旅店中，由警察署派人看守。

　　将戴笠一行人送到旅店，邢森洲赶紧给南京发报。就算以最快的速度办下枪支携带证，从南京到香港最快也要三天！

　　三天，多少个王亚樵也早已逃之夭夭了，即使这事非王亚樵所设圈套，即使王亚樵原不知戴笠将来港，码头上“那一出”和“软禁”这么兴师动众、大张旗鼓，王亚樵耳目众多，还有不得消息的道理！

　　欲速不达！早知如此，就该来之前把“枪证”办了，事到如今戴笠肠子都悔青了。

　　可他哪曾料到，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就算他带了“枪证”，香港警方也会找其他理由将他扣留，因为这个“事件”的谋划者正是王亚樵。

　　当然，王亚樵本人并无如此大的能量，他借助的是西南反蒋派的势力。

　　1933年王亚樵遁走香港后，西南派首领胡汉民亲自出面，为王亚樵的安全斡旋。当时在位的第十八任香港总督贝璐，是胡汉民的朋友。胡汉民特地告诉他，王亚樵是反蒋人士，请他给予关照与庇护。贝璐指示香港情报处，负责保护王亚樵的安全。

　　王亚樵赴港后，与情报处往来密切，并通过情报处，与警务处打得火热。

　　汪精卫遇刺案发生后，王亚樵在上海的多名相关下属被捕，特务处却一直没有抓到主要策划人华克之，且并不知华克之未曾到港，料定戴笠会赴港对涉案人员实施秘密抓捕。毕竟王亚樵在上海耳目众多，又特别关照注意特务处动静，提前得到戴笠即将赴港的消息，于是联手警务处，给戴笠点颜色看看，挫挫其锐气，也好让他头脑清醒一下，知道香港是谁的地盘。

　　三天，戴笠在旅馆里急得三尸暴跳，七窍生烟，却插翅难飞。刺汪案尚未了结，特务处的工作千头万绪，他却被关在这里，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透过窗子仰望蓝天，才知道失去自由的人，竟不如空中的小小飞鸟……

　　盟兄金蝉脱壳

　　三天后，南京方面送来了枪支携带证，香港警察署警务处不得不放人。南京并以国民政府名义，函请香港警方协助缉拿刺汪案要犯王亚樵、华克之等人，香港警方对此没有任何表示。

　　软禁解除后，戴笠即召集港澳区特工与先后赶到的20名行动人员开会，请大家献计献策。有个加入“团体”不久的安徽籍特工，名叫陈亦川，由于辈分低，在南京时很难有机会见到戴笠，如今终于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当即提出一个建议：

　　“我有个同乡余亚农，也是由于同乡关系，早年在上海与王亚樵往来密切，应该是私交不错的朋友。余亚农也是老同盟会员，曾加入国民军方振武部，因此未入王亚樵的徽帮，更未入斧头党，但这并不妨碍两人交往。他现居香港，并不知我目前身份，我想……”

　　陈亦川还想继续说下去，戴笠一挥手，制止了他的发言，当即说：

　　“好，我知道了。”

　　戴笠之所以制止陈亦川，是不想让他将计划在众人面前说出。这是个值得利用的关系，他已经有了主意。

　　随后，港澳区长邢森洲建议，既然特务处在香港的抓捕行动已经公开，不如由中国外交部照会英国政府，下令香港当局配合南京政府的抓捕行动。其实配合不配合另当别论，起码促使香港警方不再从中作梗，放弃对王亚樵的庇护。

　　这条建议，戴笠被软禁期间已经想到，并决定尽快返回南京办理相关手续。

　　会后，戴笠留下陈亦川，单独商量制订了打入王亚樵组织的行动计划。

　　戴笠返回南京后，很快办好相关手续。当时，英国政府正在大谈“中英亲善”，香港当局自然不敢违抗英国政府命令。再者，香港总督也已换届，由贝璐换成了郝德杰，常言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执行命令自然是不折不扣。警察署如是下达命令，警务处岂敢不执行。

　　没有了香港警方的庇护，王亚樵只好另寻栖身之所，尤其特务处大批特工入港展开秘密搜查，王亚樵原本较为安定的生活被打乱，开始四处躲藏，频繁改换住所。

　　陈亦川的计划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对于同乡晚辈，余亚农很愿意提携，对陈亦川并无怀疑。在余亚农的介绍下，陈亦川顺利加入王亚樵在香港的外围组织。

　　外围组织人员是见不到王亚樵本人的，也难以了解组织核心的机密。不过，总能探听到一些看似支离破碎的信息，搜索到一些蛛丝马迹。

　　功夫不负有心人，陈亦川终于打探到一个线索，香港轩尼诗道有家茂源绸布庄，是王亚樵的妻兄所开。为了获取进一步信息，他乔装打扮，常在这条街上转悠，远远关注着茂源绸布庄，有一天还真发现了“情况”。

　　这天突然有几个人相继走进茂源绸布庄，令陈亦川吃惊的是，这几人中就有他的老乡余亚农。毫无疑问，这里是王亚樵的一个重要联络点。只是陈亦川没有想到，余亚农竟然是王亚樵组织的核心人物。

　　接着，又有几人陆陆续续进入店中，只进不出，必然有问题。

　　陈亦川立刻电话通知邢森洲，同时打电话到警务处，说有匪徒在此密谋闹事。警务处不明就里，随即派警察前来拘捕。

　　邢森洲所带行动人员与香港警察几乎同时赶到。

　　正如陈亦川所判断，王亚樵正在里面召开关于转移广西的秘密会议，与会的都是斧头帮核心人物，包括郑抱真、余立奎、余亚农等人。

　　警特们赶到时，里面的人毫不知情。警特们进到一楼随即散开，有的搜索一楼，有的直接往楼上闯。

　　王亚樵的妻兄见状，急中生智，冲着楼上大喊：

　　“站住，你们不要上楼，下来！”

　　楼上的人这才知道大事不好。

　　王亚樵的妻兄之所以选择在此处开店，就是因为这里便于撤退，是作为秘密联络点的绝佳场所。便于撤退的地方在阁楼上，阁楼的窗户与其他房子屋顶相连，即使房子被包围，也很难有人会想到，阁楼上有个窗户是连接周围屋顶四通八达的通道。

　　王亚樵迅疾开窗，很轻松地从窗口跳到外面屋顶。紧接着跳出去的是郑抱真、余亚农。也就是说，在警特们已经登上楼梯之后，也就是一瞬间，阁楼里逃出去了三个人。

　　警特们飞奔上楼的脚步声眼看冲到了门口，再逃已经来不及了。为了掩护王亚樵等人，余立奎迅速关上窗户，与其他人一起坐好，摆出一副正在开会的架势。

　　警特们破门而入，有人直奔窗户，哪里还有王亚樵等人的踪影？

　　束手就擒的有余立奎、胡大海、周世平，这三人都是王亚樵身边的得力干将。

　　戴笠闻讯，立即办好相关公文，再次赴港，以“刺汪案”主犯的罪名，要求引渡余立奎等人。

　　没想到这次，戴笠又吃了个烧鸡大窝脖。但这次不是香港当局有意和他过不去，而是他本人的法律常识稍嫌欠缺。

　　政治犯不予引渡，是各国公认的一项国际法原则，这也是多年来内地“政治犯”逃到香港便可逍遥法外的原因。国民政府指控王亚樵等人的罪名是“颠覆政府罪”，“刺汪案”属于政治谋杀，而非一般刑事案件，香港当局因此拒绝引渡余立奎等人。

　　戴笠明白这一点后，知道这个引渡非一朝一夕可以办妥，遂返回南京，指派郑介民、李果湛等人以首都警察厅名义入港，首先延请英籍律师，做法理上的研讨，继而以王亚樵等人行刺宋子文等多起暗杀事件为证据，指控王亚樵的斧头帮为专干绑票暗杀的流氓团伙，“刺汪案”为杀人刑事案。

　　历时八个月，郑介民、李果湛等人终于将这场官司打赢，余立奎、胡大海、周世平等人被引渡回国。

　　这期间，王亚樵与郑抱真、余亚农已离港遁入广西梧州。广西是桂系的地盘，看来王亚樵不仅得到李济深等人的庇护，也得到了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庇护与资助。进入桂系地盘逮捕王亚樵，比在香港难度要大得多。

　　就在戴笠为此事大伤脑筋的时候，“两广事变”爆发了。“两广事变”较之王亚樵，是西瓜与芝麻的对比，而且摆不平广西军阀，就难以除掉其羽翼下的王亚樵。戴笠只得暂时停止追捕王亚樵，奉命将全部精力转到了对付两广军阀上，开始策划抽薪止沸、敉平“两广事变”之计策。

　　“南天王”宝座被撼动

　　“两广事变”爆发于1936年6月，粤系军阀陈济棠与桂系军阀李宗仁，倾双方之兵力40万，组成“两广联军”，名曰“国民革命救国军”，以“抗日救国”为名，称兵北上，剑指南京。

　　策反，是戴笠及其特务处的强项，从单枪匹马策反周伟龙，到釜底抽薪平息“闽变”，戴笠和他的属下干将均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历练。然而“两广事变”非比寻常，一着不慎将满盘皆输。应该说，这次策反成功与否，对南京政府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特务处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两广关系历来微妙而复杂。由于广西资源匮乏，土地贫瘠，无论新老桂系，皆觊觎广东的富饶与富足，多次入侵并占有广东，故而两广常常打得不可开交。

　　而面对来自南京政府方面的压力，双方又常常联手合作，揭竿造反。只是这种联手往往出于一己私利，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最终难以合作成功。

　　桂系向来骁勇善战，也曾一度占据两湖乃至华北等广大地盘，蒋桂战争及中原大战战败后退回广西老巢。应该说，桂系是最坚定的反蒋势力之一，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势必会出来助阵，甚至摇旗呐喊，冲锋陷阵。

　　就军事实力而言，桂系在蒋桂战争与中原大战中先后遭受重创；陈济棠的部队却是养精蓄锐多年，海陆空三军实力强大。但各方面情报显示，陈济棠患得患失，并不敢痛下逐鹿中原之决心，不像桂系李宗仁，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把蒋介石从那把“龙椅”上拉下来，取而代之。

　　陈济棠的最大愿望就是做他的“南天王”，割据一方。那么，他因何与桂系联手，先北进其后调转方向东征，直捣南京呢？

　　这要从陈济棠坐上“南天王”宝座的开始说起。

　　陈济棠，广东防城（今属广西）人，出生于1890年，早年入广东陆军小学，并加入同盟会，后毕业于广东陆军速成学校，入粤军，从下级军官一步步上升，北伐前已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一师师长。

　　“四一二”政变时，陈济棠正在苏联考察，归国后立即表示追随蒋介石。是年末张发奎与李济深争夺广东，陈济棠站在李济深一边，击溃张发奎部。翌年，陈济棠升任第四军军长兼西区绥靖委员。

　　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时，粤军正与桂系结盟。为切断桂军退路，蒋介石将时任广东省主席、第八路军总指挥的李济深召至南京，软禁于汤山。陈济棠审时度势，毅然站在蒋介石一边，出兵应战桂军，从此接过了李济深手中的军权，被任命为第八路军总指挥，兼广东部队编遣特派员，与时任省主席的陈铭枢分治广东。

　　陈济棠虽乘机掌控了广东军权，却对陈铭枢掌一省之政耿耿于怀。

　　由于与桂系反目，之后连续发生两次粤桂战争。第一次以粤军胜出；第二次的对手是张、桂联军，张发奎与桂系虽都是陈济棠的手下败将，然而双方合而为一，却是实力了得。

　　正打得不可开交，中原大战爆发了。

　　中原大战一方是蒋介石的中央军，一方以阎锡山的晋军与冯玉祥的西北军为主力，桂系与张发奎焉能袖手旁观？

　　张、桂联军迅速向湖南方向移动，准备进攻湖北。陈济棠奉蒋介石之命，派粤军乘胜追击，入湘作战。

　　但就在这时，陈济棠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在过去的一年里，蒋介石将轮番上阵的大小军阀收拾了一个遍，如若这次阎百川（阎锡山字百川）再倒下（冯玉祥已经在上年度遭重创），蒋介石下一个要收拾谁呢？

　　于国家来说，军阀割据终究是祸患；而于军阀来说，哪个又愿意真正归顺中央，受制于人呢？陈济棠的天下虽说不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终究也是煞费苦心，机缘巧合，且事到如今，还有个陈铭枢与他共享广东天下，令他耿耿于怀。

　　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唯有“群雄”联手，方能控制蒋介石一枝独大，换得各自一方天地。

　　于是，陈济棠与桂系握手言和，通电反蒋。

　　1931年，蒋介石因“约法之争”软禁胡汉民，激化了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汪精卫的改组派、孙科的太子派、古应芬和肖佛成的元老派、邹鲁的西山会议派、李宗仁的桂系等，纷纷麇集广州，于当年5月另立政府。

　　既借广东这块“风水宝地”，自然就需地方上点头，而这个地方实力派，非手握重兵的陈济棠莫属。陈济棠借机驱走广东省主席陈铭枢，一跃而成为广州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委、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他本人亦被汪精卫倚为干城，独揽广州国民政府军权。

　　“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复合，广州设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这是两个介于中央与省级的特殊机构，说到底两机构是因人而设，这个人就是胡汉民。

　　汪精卫走了（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要职），胡汉民来了（为“两机构”负责人），而胡汉民作为国民党元老，不过是“两机构”名义上的负责人，实际成了两广地方军阀的保护伞与挡箭牌，而广东地方军阀正是陈济棠。

　　陈济棠时任“两机构”常委，倚仗手中部队，集广东党政军权于一身，开启了真正的“南天王”时代。

　　从1931年到1936年，可谓广东省的“黄金五年”。其间，陈济棠发展经济，整军经武，集一省之经济实力，扩军备战。

　　除了强大的陆军，陈济棠的海、空军建设，在很大程度上，靠着他的巧妙周旋与闪转腾挪，迅速发展壮大。

　　广东的空军，创建于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时期，由华侨资助，在广东创立航空局，北伐时国民革命军总部将航空局缩编为航空处。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陈济棠以“政府”名义，将航空处所属航空部队，扩编为“广东空军司令部”。

　　广州国民政府撤销后，广东空军本应归属南京政府，陈济棠却以武力接管广东空军，将“广东空军司令部”改为其“第一集团军空军司令部”。

　　如此一来，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的广东空军，从此被纳入陈济棠之手。在此基础上，陈济棠又从国外购买各式飞机多架，最后拥有飞行中队8个、各式飞机130余架，其势直逼中央。

　　陈济棠的海军，原本实力一般，1935年他将由青岛调防南海的中央海军“海琛”“海圻”“肇和”三艘巡洋舰扣留，编入广东海军司令部，使其海军实力大增。加上此前从欧洲先后购买的鱼雷艇、扫雷艇、驱逐舰等，已拥有各类舰艇9艘。

　　在胡汉民这堵挡风墙背后，陈济棠的海陆空三军实力迅速发展，他本人也在半独立状态中挥洒自如，自得其乐，成为名副其实的“南天王”。

　　无奈好景不长。

　　1936年5月12日，胡汉民突发脑溢血离世，陈济棠前边那堵挡风墙轰然坍塌。不消说，那两个因人而设的介于中央与省之间的特殊机构，将必然被撤销，广东的半独立状态也将随之消失。

　　这是陈济棠最担心的。

　　应该说，57岁的胡汉民猝然而逝，实在令陈济棠始料不及，随之所带来的一系列变故，一时令他不知所措。

　　5月13日，代表南京政府及蒋介石本人的居正、孙科、叶楚伧、朱家骅等人莅粤“致祭”，代为转达了蒋介石对“西南两机构”的处理意见，即：撤销“西南两机构”之后，广东部队高级军官由中央军事委员会任命，改组广东省政府，以法币统一广东货币。

　　总之，取消广东半独立状态，广东党政军皆由南京政府统一领导与指挥。

　　换言之，陈济棠苦心孤诣经营多年的广东，将不再属于他个人所有。

　　揭竿造反，他并非没有想过，然而胜算几率有多大，他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几年前群雄反蒋，桂军、晋军、西北军、唐生智部、石友三部等等，实力何其强大，竟然全部败下阵来。陈济棠的三军再强大，又岂能强得过群雄联手！

　　更何况，南京政府是唯一的合法政府，反政府、反中央，挑起内战，势必不得人心。

　　就在陈济棠举棋不定之时，桂系“小诸葛”白崇禧来了……

　　战争一触即发

　　白崇禧是来吊唁的。

　　胡汉民作为国民党元老、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国民党内辈分极高；又因他顶着两个西南特殊机构之名，他的去世，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于是，各路人马纷至沓来，名为吊唁，实则各怀心机，有的为探听消息而来，有的为观察动向而来，有的为密谋举事而来。

　　白崇禧属于最后一种。

　　在“西南两机构”中任常委的，除了广东的陈济棠，还有广西的李宗仁。胡汉民不仅是陈济棠的挡风墙，同时也是桂系李宗仁的屏障。胡汉民一死，“两机构”一撤，失去半独立状态的不仅是广东，还有广西。

　　桂系的军事实力已不足以成就“大事”，于是，拥有强大海陆空三军的陈济棠，便成为桂系倒蒋的希望所在。

　　两广时敌时友，陈济棠对桂系历来多有防范，白崇禧又素有“小诸葛”之称，陈济棠更是不敢掉以轻心。

　　但这次，陈济棠竟然被白崇禧说动了。

　　这是因为，白崇禧句句戳中陈济棠的“要害”。

　　白崇禧分析说，粤军数量虽不足以与中央军相抗衡，但中央军主要兵力已被分散牵制。其中很大一部分部署在西北，用于“围剿”陕北红军；又抽调大批部队进驻潼关、洛阳，对消极“剿共”，且有“联共抗日”倾向的张学良与杨虎城的部队，进行监督防范；同时又要抽调军队防范日寇南侵，又要调集部队对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榘、四川的刘湘等地方军阀监督防范……如此一来，南京方面能调动南征的部队已十分有限。

　　退一万步讲，即使蒋介石调集部队南征，那么虎视眈眈的日军，以及阎锡山、韩复榘、刘湘等地方军阀，势必不会等闲视之。如若乘虚而入，南京方面必将顾此失彼……

　　白崇禧这一番分析，令陈济棠茅塞顿开。白崇禧又趁热打铁：

　　“伯南（陈济棠字伯南）兄若擎起反蒋抗日旗帜，登高一呼，桂军十万兵力，定当全力以赴。开赴湖南之后，何键（湖南省主席）兄自会与我们接应，然后与我们一道挥师北上，会攻武汉，继而转向东征，直捣南京。”

　　“小诸葛”这一番“忽悠”，可谓立竿见影，连他本人都有点搞不懂，一向精于算计、无利不起早的“南天王”，咋这么容易就动心了？难不成真以为桂系甘愿为其充当马前卒，把蒋介石从龙椅上拉下来，将他老陈扶上去？还是因为他从未与老蒋开过火，真以为老蒋是纸老虎？

　　事实上，“南天王”的天下是怎么得来的，陈济棠心中有数，并无太大野心的陈济棠绝不会干冒险的事。之所以被“小诸葛”说服，关键还是其兄长陈维周的“铺垫”发挥了作用。

　　陈维周是一名江湖术士，长于看相扶乩、算命看风水，陈济棠对他十分信赖。1935年末，陈济棠派他代为赴京述职，他悄悄为蒋介石相了面，又特地去蒋家祖坟看风水，回来后对陈济棠说：

　　“蒋介石脸色晦暗，两眼无光，从面相看气数将尽，蒋的祖坟亦呈龙势渐微之象，不出明年，蒋介石必定倒台。相比之下，芙蓉嶂却是紫气东来，金龙盘飞，这预示着什么？预示着陈伯南将取而代之。”

　　芙蓉嶂，指广西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芙蓉嶂洪秀全的祖坟。陈维周认为此地风水极好，是诞生天子的宝地，即鼓动陈济棠花巨资买下该坟地，安葬了他们的母亲。果然，此后陈济棠顺风顺水，扶摇直上。

　　陈济棠一向迷信，身边除了有其兄这样的“高人”外，还有两名精于此道的亲信，凡有大事小情都要扶乩占卜。

　　送走了“小诸葛”，陈济棠与兄长商量此事，陈维周认为时机已到，应该抓住机遇立即行动。陈济棠又召来两名亲信，为“举事”扶乩问卜，以测吉凶。说来也怪，乩坛上竟然出现了四个大字：机不可失。

　　陈维周拊掌大笑，对陈济棠翘起大拇指，连称：

　　“时者，难得而易失也，机不可失！”

　　“好，此乃天意，时不我待！”

　　为了陈家这位未来“天子”早日“登基”，陈维周还亲自出马，就“举事”特意拜见日本领事，得到了对方的同意与认可。

　　陈济棠遂下定决心，即与桂系敲定，下月初揭竿而起，称兵北进。

　　6月初，陈济棠以西南执行部的名义，正式致电南京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谴责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表示要“北上抗日，收复失地”。

　　6月9日，粤桂两省同时颁布动员令，挥军北进。

　　10日，粤桂两军已分别逼近湖南衡阳、永州等处。

　　6月22日，粤、桂双方在广州成立“国民革命救国军军事委员会”，以陈济棠为“委员长”兼“总司令”，李宗仁为“副委员长”兼“副总司令”。

　　而此时，“两广联军”三路大军，已然取得“辉煌战果”：

　　第一路已进占湖南边境永州；

　　第二路迫近湖南衡阳；

　　第三路已开入江西境内。

　　然而，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有点高估了自己的号召力。如此大张旗鼓出兵北上，明眼人一看就会明白，这选在胡汉民去世、“西南两机构”将被撤销的节骨儿眼北上抗日，明摆着假抗日之名，行反蒋之实。面对日寇增兵华北，野心勃勃伺机南侵，挑起内战自然不得人心。

　　当然，他们也低估了南京政府的感召力。

　　何键，湖南省主席兼湖南省保安司令、长沙绥靖主任，他并没有像陈济棠一样，对桂系言听计从，更没有对“两广联军”予以接应配合。只是在桂系联络后热情接待了陈济棠派去的使者，并及时致电蒋介石，通报“两广联军”的动态与目的。

　　同时，湘军与中央军呼应、配合，任由中央军进占衡阳，切断两广部队北上之路。

　　不过，有两点白崇禧分析得不错：

　　其一，中央军绝大部分部署在黄河流域，蒋介石抽不出太多部队南征，这个情况让陈济棠心中暗喜。

　　其二，一些伺机割据一方的地方军阀果然跃跃欲试，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迅疾联合负冀察军政全权的宋哲元，通电声援；云南省主席龙云，旋即下令封存中央银行钞票，停止收受通用，以经济手段给予两广声援；四川省主席刘湘，也乘机举兵，背离南京政府……

　　一时间，内战阴云密布，一场中原大战以来的大规模战争，即将拉开序幕。

　　1930年的中原大战，历时六个月之久，以中央军死伤9.5万人、反蒋联军死伤15万人的代价，成为民国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牺牲最多的军阀混战。如若在此时爆发一场如此规模的战争，在日寇对中国咄咄逼人的蚕食中，岂不正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双方几十万大军集结湖南，其势犹如箭在弦上，战争一触即发。

　　就在这时，一个人的重磅出击，改变了整个局势。

　　这个人，就是复兴社特务处处长戴笠。

　　郑介民“隔靴搔痒”

　　戴笠对两广早有防范。

　　在所有反蒋势力中，两广反蒋人士地位之高、人数之众、内部派系之多，堪为首屈一指，当然军事实力更是不可小觑。而多次发生的南京政府要员遇刺案，包括蒋介石多次遇刺、宋子文遇刺、汪精卫遇刺等，皆与广东有关。因此，戴笠对两广历来不敢“怠慢”。

　　特务处创办伊始，即建立了香港组，不久升格为香港站，辖广东、广西、云南乃至南洋一带。广东组、广西组的工作重点，就是搜集两广一切情报，尤以军事情报为重中之重。

　　1935年4月，陈济棠对海军三舰采取行动之初，戴笠便及时得到情报：

　　陈济棠擅自扣留中央派在南海的海琛、海圻、肇和三艘军舰，更换舰长，减发薪饷，将三舰编入广东海军司令部。

　　戴笠在广东安插的特工中，有个叫陈涤的原海军军官，与海琛舰副舰长陈精文、海圻舰舰长唐静海往来较多，关系友好。戴笠密令陈涤策动三舰逃离广东，同时下令香港站正副站长邢森洲、龚少侠，组织“营救”三舰。

　　三舰军官多半出身海军学校，从感情上倾向中央。加上陈济棠扣留三舰后，减发薪饷，并准备撤换三舰舰长，对三舰进行改编，引发三舰官兵激愤。

　　在这种情况下，陈涤的策反工作进展顺利。经过一番筹谋，三舰做好随时乘隙逃走的准备。当时虎门要塞尚在中央政府控制之中，三艘巡洋舰只要逃出粤江，便脱离了陈济棠的掌控。

　　然而，不知是因拒绝改编引起了陈济棠的警惕，还是不慎走漏风声致陈济棠采取军事行动，就在一切准备就绪待机逃走之时，三舰被扣留两个月后的6月15日，广东海空军突然包围三舰，强迫三舰从黄浦江开回广州。

　　时值傍晚，江面水雾迷蒙，原本半阴的天空忽然乌云骤聚，转瞬间电闪雷鸣，风雨交加。暴风雨中，飞机难寻三舰目标，被迫停飞，海琛舰副舰长陈精文抓住时机，率先指挥舰艇冲向外海，海圻舰舰长唐静海率舰紧随其后，肇和舰因机器故障开在最后。

　　粤军的空军撤了，海军还在，好在天公作美，海琛舰、海圻舰借助雷雨，很快甩掉粤军追堵，安全抵达虎门，并通过虎门驶到香港附近海面，暂时停靠；肇和舰最终被拦截。

　　南京政府派军委会海军事务处处长陈策赴港，于7月9日率两舰北上南京。

　　这是特务处成立以来，戴笠首次与两广军阀“交锋”，从发现陈济棠扣留三舰，到成功策动两舰脱离粤军，前后不到两个月时间，为此次敉平“两广事变”积累了经验。

　　“两广事变”爆发后，戴笠召集郑介民、特务处书记长梁干乔、香港区区长邢森洲等粤籍得力干部齐聚南京特务处，商量部署策反方案。

　　此次商量重点，就是从哪里入手，能够尽快打开缺口，给陈济棠以震慑。陈济棠的海军，尽管两艘较大吨位巡洋舰归队中央，但尚有从意大利购买的四艘新型鱼雷舰，组成舰队，威力不可小觑；而其陆军实力，在海军之上；空军实力，在陆军之上。

　　空军，是陈济棠的一张王牌，也是他敢于造反的本钱。常言说打蛇打七寸，研究决定先从空军下手，然后在陆海军中齐头并进。

　　在粤军空军中，梁干乔与郑介民都有较为直接的关系。

　　梁干乔是广东梅县人，原名昭桂，生于1903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曾先后加入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军校毕业后被保送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郑介民、张炎元、邓文仪等人同期。但梁干乔留学期间闯了一场大祸——

　　由于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主张，在1927年十月革命节那天，梁干乔在莫斯科举行的阅兵式上跳出来，高呼口号，力挺托洛茨基，被当场抓捕，遣送到西伯利亚做苦力。

　　当时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流放西伯利亚，几乎等于被判了死刑，活着回来的希望非常渺茫。可谁也没有想到，梁干乔竟是个奇迹，他很快搞到一张假护照，买通看守逃回了中国。

　　看来梁干乔早就有当特务的潜质，回国后，他先后脱离共产党和“托派”，彻底投向国民党，参加了特务处最早的组织密查组，后又参加创办复兴社，成为复兴社特务处戴笠手下一员干将。

　　梁干乔既出身广东，自然就与粤军中人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族侄梁伯仑就是一个很好的策反对象。梁伯仑时任广东空军无线电台台长，将他争取过来，便等于在南京特务处与广东空军之间架起了直接通道。而策反一百几十架飞机出走，畅通的联络工具正是必不可少的保障。

　　郑介民选中的策反对象是广东空军飞行员陈振兴。

　　陈振兴出身运动员，曾获全国自由泳冠军，擅长舞蹈，交际广泛，被广东航空学校首任校长张惠长收为义子，送进航空学校第六期学习。陈振兴不仅在广东空军飞行员中有一批同窗故旧，而且有着四通八达的关系，对空军内幕十分熟悉。

　　会后，梁干乔即赴广东，郑介民去了香港。

　　虽说同是策反广东空军，两人又同是粤籍，在粤军中均有着众多熟面孔，均有被认出的危险。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梁干乔单刀直入，直插敌人心脏；郑介民却顾虑重重，畏畏缩缩，不敢深入险境，只是待在香港，隔江遥控策反。

　　遥控指挥无异于隔靴搔痒，可碍于郑介民是特务处第二号人物，戴笠也了解他一向胆子小，因此也不强求。

　　说到底，戴笠有他的用人原则，那就是识人长短，用人之长，扬其长避其短。对于公认的“军事谋略家”和“政治理论家”，不必要要求他具备深入虎穴的胆量，凭着在广东广泛的人脉积蓄，或许他能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梁干乔化装成人力车夫潜入广州，很快与族侄梁伯仑取得联系。毕竟在此特殊时期发动内战不得人心，梁伯仑的工作一帆风顺。

　　于是，一个名为“XSF-DE-XHOB”的电台名称很快传到南京，戴笠通知魏大铭，让他与这个电台联络。

　　尽管既无波长，又不知方位，但魏大铭培养的报务员个个业务精通，到第四天夜里，终于与那个神秘电台取得联系，开始接收电报。

　　魏大铭的电话打进鸡鹅巷五十三号的时候，戴笠已经睡下，闻讯立即从床上爬起来，兴奋地守在电话机旁，这一守就是大半夜。第一封电报终于断断续续收完，译电员译后立即向戴笠报告，果然是旗开得胜的喜讯。

　　接通电台，是梁干乔的“功劳”；而通过电台传来的这个喜讯，则是郑介民的策反初见成效。戴笠哈哈大笑，连说：

　　“好！好！郑先生果然运筹帷幄之中。”

　　在整个特务处乃至后来的军统，戴笠除了对关系近资格老的下属称呼“兄”，对大多数人都是直呼其名，顶多后边加个“同志”，唯独对郑介民称呼“郑先生”。虽然相对“兄”来说，这个“先生”略显客气与生分，却也包含着尊重。

　　不入虎穴，照得虎子。戴笠庆幸自己没有看走眼，赞叹智慧有余胆魄不足的郑介民能将所长发挥得淋漓尽致。

　　其实哪里是郑介民的“发挥”，纯粹是偶然的巧合。

　　原来“两广事变”时，郑介民的“工作对象”陈振兴正在香港，郑介民一到香港便得到这个信息，立刻找到他的住所。

　　见到人事情就好办了，郑介民是搞政治的，嘴皮子自然不会差。陈振兴也是明白人，知道在这个时候无论如何都不能打内战，让日本人渔翁得利。再说，他也想让义父知道，除了游泳、跳舞、交际，他也有能力办成大事。不过，陈振兴本人能策反的，主要是他航校的同窗第六期飞行员，或可包括第五期。

　　郑介民问其原因，陈振兴说：

　　“陈济棠只重视前四期航校学员，五、六期学员就像后娘的孩子，无论官阶晋升还是生活待遇，都无法和前四期相比，很多人有另谋出路的打算。”

　　“好，那就从五、六期入手。”

　　在郑介民看来，尽管不能一下子策动整个广东空军，其作用却不可低估，说不定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如此，陈振兴即刻返回广东，果然很快便有了回音。

　　五万大洋的妙用

　　第二天，郑介民的电报发到了特务处。这封电报的内容，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个东风，是五万大洋。

　　这五万大洋，是专门用来安置飞行员家属的。陈振兴的航校第六期同学黄志刚，是第五中队飞行员，经陈振兴策动，黄志刚又联络了第二中队飞行员黄居谷，两人商定同时策动各自中队飞行员投向中央。但这些飞行员的家属均在广州，必须首先将飞行员家属撤离，妥善安置，方能为他们解除后顾之忧。

　　这个安置费用，需要五万大洋。

　　相对于要做的事，这笔钱不算多。但对于特务处来说，这不是一个小数目，特务处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么多钱。

　　因此，郑介民发这个电报也是有些为难的，担心事情砸在这笔钱上。不料，戴笠接电报后，却像没走脑子一般，当即回电：三日内送款到港。

　　戴笠如此畅快，自然是胸有成竹，可惜他想得太简单了。

　　原以为拿出区区五万元，便可带动连锁反应，消弭战火，既可让百姓免遭兵燹之灾，又可节省大量军费开支，何乐而不为？没想到在蒋介石那里，这笔账不是这样算的。

　　常言说不见兔子不撒鹰，五万元拿出去，谁敢保证不会打了水漂？可反过来说，又是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故而戴笠赶到蒋介石官邸，陈述策反经过提出拨款五万元后，蒋介石颇费踌躇，考虑到策反粤空军与航空委员会有关，就对戴笠说：

　　“好，你去找周至柔商量吧。”

　　周至柔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曾任黄埔军校教官，如今是国民政府陆军中将，航空委员会主任委员。

　　在这位正统“科班”出身的高官眼里，戴笠这个黄埔军校肄业生，与草根老兵油子无异；他和他的那帮下属，不过是一群只会打小报告、盯梢、抓人的角色，与鸡鸣狗盗无异，根本干不成大事。

　　当然，关键是蒋介石让戴笠去找周至柔商量，而不是直接命令周至柔拿钱。商量，对周至柔来说在可办可不办之间，凭戴笠与周至柔的素无往来，凭周至柔对戴笠及其特务处的不屑一顾，结果是，戴笠兴冲冲满怀希望而来，等候他的是个不软不硬的钉子。

　　周至柔说：“八字没一撇你就要钱，领袖的钱不好随便花的！”

　　戴笠愣了一下，被噎得肚子里冒火，懒得和他废话，调头就走。

　　回到鸡鹅巷五十三号，戴笠通知交通科长胡子萍，预订两张去上海的卧铺票，并特地叮嘱：“必须是今天晚上的票！”

　　说完，一边向后院走，一边愤愤不平地嘟哝着：

　　“区区五万，给我摆迷魂阵，我就不信，缺了臭鸡蛋还不做槽子糕了！”

　　当晚，戴笠便带着副官贾金南去了上海。

　　果然，第二天晚饭时分，戴笠得胜而归。一看他那副精神抖擞的样子，特务处内勤人员便都知道，他此次外出必定一帆风顺。

　　戴笠与贾金南一起走进后院办公室，贾金南手里提着一只小皮箱，戴笠让他将小皮箱放好，去饭厅通知胡子萍与徐亮，晚饭后过来一趟。

　　戴笠一向爱干净，家人与身边工作人员都知道他的习惯，只要在家，毛秀丛总是争着照顾他的饮食起居。在贾金南去饭厅的空当，毛秀丛已经准备好洗澡水，照顾戴笠洗完澡。

　　一个热水澡，冲去了来去匆匆的一身疲惫，坐在椅子上，端着毛秀丛冲好的清茶，戴笠这才感到了轻松。

　　三天，说到就必须做到。

　　可是昨天晚上，他的确是悬着一颗心的。说是胸有成竹，钱没拿到手一切都不作数，毕竟五万元对任何个人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一时找不到人，或者一时钱不凑手等，各种情况都有可能碰到，尤其时间不等人。还好，一切顺利。

　　至于这笔钱的来源，戴笠自己没说。后来众说纷纭，大多似无可靠依据，如有资料载：

　　戴笠在上海有一个红颜知己，是一个名叫许兆贤的名女人。戴笠找到许兆贤，让她帮着想想办法，看看找谁能借到五万元。

　　许兆贤想了想，似乎找谁都难说马上能凑齐这笔钱，就摘下自己脖子上的项链交给戴笠，说拿去典当足够五万元，让戴笠先拿去救急。

　　若果真这样，岂不是十分荒谬！

　　首先，戴笠明知许兆贤没钱，却让她找人借钱岂不是十分渺茫，如何能在一天之内借到这笔钱？

　　再者，与其找许兆贤给借，戴笠何不自己去借？

　　这时候鸡鹅巷“开张”已四年有余，不算戴笠以前在上海的关系，以戴笠长袖善舞的性格，四年间建立的关系绝不会亚于一个社会上的女人。

　　何况，戴笠一向大男子主义严重，怎会去向一个女人求告，那和吃软饭有何差别？

　　更何况，戴笠有两个把臂论交的结拜兄弟，在上海滩都算得上富翁级别，虽说论财力杨虎比不上杜月笙，五万块也绝对是小菜一碟。而杜月笙，不仅用钱堪称上海滩第一大手笔，为人更是侠肝义胆，为朋友两肋插刀，一掷千金绝对了无吝色。

　　戴笠何需舍近求远，在十万火急的一天时间内，不去找有十分把握的结拜兄弟，而是找一个女人去给借？

　　戴笠下车后直奔华格臬路杜公馆，这一说法当为属实。

　　杜月笙正躺在大烟榻上吞云吐雾，聊做小憩，忽听管家万墨林来报：

　　“爷叔，戴先生来了。”

　　一般瘾君子吸食鸦片，吸不完一筒不舍得放下烟枪，杜月笙则不然，往往吸食几口，聊解疲乏便可。如今一听戴笠上门，更是忙不迭地丢下烟枪，趿拉着鞋迎出门外。戴笠一直劝他戒掉烟霞癖，他因而也不愿意让戴笠看到他缠绵烟榻。

　　两人在古董间坐下，戴笠没来得及喝一口茶，便直奔主题：

　　“月笙哥，你眼下手头是否宽裕，我需要借五万急用。”

　　虽说是结拜兄弟，戴笠向来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且每次都是来去匆匆。杜月笙知道他忙，也向来不会耽搁他的时间，坐下之后便洗耳恭听。

　　五万，杜月笙听完没眨一下眼，回头吩咐管家万墨林说：

　　“你马上去办。”

　　“这么大一笔款子，月笙哥怎么不问问用项？”

　　“你做的是大事，我为何要问？再说，就算你欠了赌债，为兄的难道就不替你还吗？”

　　这句话，足见这对拜把兄弟关系之非同一般。

　　戴笠与杜月笙的关系，向来众说纷纭。一说杜月笙走私数额巨大的毒品，被戴笠查获后放行，因此两人沆瀣一气；一说戴笠为贴补特务处经费，得到蒋介石默许，在上海制毒贩毒，与杜月笙有毒品生意上的往来。

　　其实两种说法皆出于野史小说，无可考证。

　　抗战前的特务处，既无缉私权，亦无缉毒权，哪里会有什么“查获后放行”的事情发生？而设在上海的派出机构——开始的上海区，嗣后的华东区、上海特区，其所属各组分工明确，仅对付各路反蒋势力及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便都忙得焦头烂额，又何来制毒贩毒的人力与机构？

　　杜月笙为人历来侠义豪爽，戴笠自然深有体会，若非这笔款子数额巨大，他也不会多问一个“怎么”。

　　当胡子萍与徐亮来到戴笠的办公室后，戴笠吩咐胡子萍马上安排下去，办一张入港证，预订一张翌日飞香港的机票，然后指着那只盛钞票的小皮箱，对徐亮说：

　　“明天就烦劳你跑一趟，去香港，把这笔钱交给郑先生。”

　　果然，五万元送去十天不到，即7月2日，广东空军七架飞机投奔中央，领头的正是陈振兴的同学黄志刚。

　　黄志刚率第五中队的四架轰炸机，利用训练机会，在从化起飞；黄居谷率第二中队的三架驱逐机，从天河起飞，直抵南昌机场，并联名发表通电脱离陈济棠归顺南京政府。

　　敦请林虎出山

　　七架飞机，看起来数目不大，对粤军所起的震动作用却非同小可。尤其七人通电，对陈济棠发起声讨，足以起到动摇军心的作用。蒋介石和周至柔都看到了特务处的能量，同时意识到：若将广东空军全部收买过来，即可扼住粤军咽喉，消弭战火指日可待。

　　蒋介石命令戴笠，继续瓦解广东空军。戴笠即电令郑介民，扩大对广东空军的策反对象，争取将整个广东空军一举拿下。

　　随后，蒋介石将策反广东陆军的任务也交给了特务处。此前这个工作是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的。

　　蒋介石追随孙中山时曾任粤军参谋长，对广东情况比较熟悉，他认为只要把一个人请出来，让他与陈济棠的陆军高级将领见见面，说说话，亮明一下自己的观点，广东陆军的问题便会迎刃而解。

　　这个人，是粤军元老级人物林虎。

　　林虎，广西陆川人，生于1887年，与蒋介石同龄。早年参加同盟会，“二次革命”时曾任江西讨袁军左翼司令，护国战争中任第六军军长，后任广东军政府陆军部次长、粤桂边防总司令等职。1922年随陈炯明叛变，出任粤军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1925年被国民革命军打败，从此退出军政界，长期隐居香港。

　　林虎在粤军中“打打杀杀”多年，门生袍泽遍布两广，葭莩之亲、乡党之谊比比皆是，陈济棠也曾是他的下属，蒋介石选定林虎，就是看中了林虎在粤军中的关系、威望与影响力。

　　然而，蒋介石先后派出两名重量级人物赴港，敦请林虎“出山”，均吃了闭门羹。

　　这两人，一个是湖北省政府主席杨永泰，一个是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

　　杨永泰是广东茂名人，生于1880年，比林虎年长七岁，与林虎有着较深的“渊源”。林虎在两广都司令部任第四师师长时，杨永泰任财政局长；林虎在军务院任第六军军长时，杨永泰任参议院议员兼法制委员会委员；林虎任广东军政府陆军部次长时，杨永泰任军政府财政厅厅长……这一武一文，或者说一军一政，相处和谐，来往颇多。

　　黄绍竑与之相比虽是“后生”，却是广西容县人，与林虎有乡亲情分。

　　如此两个重要人物都先后碰了钉子，戴笠能派出什么样的阵容呢？放眼整个特务处，论及身份、地位、资历，没有一个能比得上杨、黄二人。戴笠接手后，决定另辟蹊径，不拼身份，而是“对症下药”。

　　对症，首先要从广西籍中找线索。在听蒋介石交代任务的时候，戴笠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设想，回到鸡鹅巷五十三号，一进院子，正遇到徐亮从机要室出来，随即将徐亮叫到后院他的办公室，介绍了蒋介石交代的策反广东陆军的情况，然后问：

　　“你想一下，在军校第六期，当然也不局限第六期，就是在广西籍的同志中，有没有比较谈得来的可靠的朋友。”

　　“既谈得来又可靠的朋友，第六期有一个，这个人你也知道，就是广西的何峨芳。”

　　何峨芳，广西苍梧人，生于1908年，与徐亮、王孔安同时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

　　戴笠因第六期第一批考生考试时落榜，参加第二批考生的考试后才被录取，所以被编在入伍生直属团第十七连，徐亮、王孔安、何峨芳被编在入伍生团二营七连。因而戴笠对何峨芳并不熟悉，只是听徐亮提起过，说他是块干特工的好材料。

　　徐亮又介绍了何峨芳的近况，戴笠也觉得此人可靠，不妨一试：

　　“好，你去给梁干乔发电报，让他登门拜访何峨芳。”

　　此时何峨芳在广州市社训总队任团长，梁干乔正潜伏在广州，戴笠的电报发过去，要求梁干乔与何峨芳商量，一定要找到可靠关系，敲开林虎的大门，最起码要将蒋介石的亲笔信送进去，而且不得延迟。

　　事实上，何峨芳的桂籍身份，并不代表与林虎有什么瓜葛，黄绍竑就是最明显的例子，这一点戴笠与徐亮都清楚。他们希望的是，何峨芳能通过广西的同乡，挖出与林虎搭得上关系的人。

　　没想到，事情竟然出奇的顺利。当梁干乔登门拜访何峨芳，说明来意之后，何峨芳说：

　　“这个事好办，你去上海找陈文波，只要能说服陈文波，就能敲开林虎的大门。”

　　何峨芳说得如此轻松，倒让梁干乔有些弄不懂了：

　　“陈文波是谁？”

　　“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与林先生关系非同一般。”

　　事实上，陈文波是谁还是很重要的。当何峨芳说出他的身份之后，梁干乔着实吃了一惊——他是陈济棠的同宗族亲，曾出任虎门要塞司令。

　　这就更奇怪了，陈济棠的同宗族亲，怎会胳膊肘向外扭？何峨芳说明缘由后，梁干乔这才明白，越是亲近的人，反目后的伤害越严重。都说君子交绝不出恶声，世间又有几个凡夫俗子能做到呢？

　　陈文波与陈济棠因何反目，不得而知，只是因太过仇恨，陈文波找人挖了陈济棠的祖坟。陈济棠岂肯善罢甘休，非要拿陈文波的脑袋祭奠他的祖上。陈文波逃到上海租界躲了起来，风头过后就悄悄做起了生意，一不留神就成了腰缠万贯的富翁。

　　至于陈文波与林虎什么关系，为什么他能敲开林虎的门，何峨芳说：

　　“你去了，自会找到答案。”

　　这又很蹊跷，戴笠的本意是在林虎的同乡中找线索，以乡情打动林虎，何峨芳这个广西人又把“下家”推给了广东人。

　　梁干乔来到上海，按照何峨芳提供的地址，前去拜会陈文波。陈文波一听是为平定两广事变，拍着胸脯说：

　　“没问题！别的事我帮不上忙，敲开林先生的家门，那是小事一桩。”

　　一听这口气，梁干乔忙问：

　　“陈先生与林先生是故交？”

　　“算不上故交，但还算够交情，只是没见过面。”

　　这个回答更是蹊跷了，没见过面就有了很深的交情，梁干乔好奇地看着陈文波，等待下文。陈文波说：

　　“有句话叫作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有两个侄子在林先生身边当副官，他发达的时候跟着，他战败隐退了，树倒猢狲散，两个侄子还是跟在他身边。他做寓公手头紧，我这几年赚了点钱，就给他在上海读书的公子，每月送200块大洋，已经两年了。这个钱说多不多，可也是雪中送炭的情谊，你说这个交情够不够？”

　　“陈先生真是古道热肠，侠义之人！”梁干乔翘起大拇指，啧啧赞叹。

　　陈文波答应去香港走一趟，但具体的说服工作，需要南京方面派一个能说会道的人去做。他表示：

　　“林先生隐居多年，不问外间事，谢绝与任何军政方面人员来往。能否请他出山，全看说客的嘴皮子了。”

　　梁干乔当晚返回南京，向戴笠汇报。

　　撬动广东陆军

　　这天戴笠去浙江警校公干，回到鸡鹅巷五十三号已是晚上八点多。由于天气炎热，一进门先冲了个冷水澡，然后到办公室，顾不上吃晚饭，便让贾金南将徐亮找来，询问策动林虎一事的进展。徐亮苦着脸说：

　　“今天还是没消息，何峨芳那边没回音，梁干乔也没联系上。”

　　戴笠这时已经憋了一肚子火，因为策动广东空军方面也不顺利，本应趁热打铁，郑介民却像缩头乌龟缩在壳里，就是不肯伸出脑袋，死守着香港不敢向广东移动半步，令戴笠又气又急却又无可奈何。如今策动陆军也无消息，这将如何向蒋介石交代！

　　更重要的是，时间不等人，一旦策反失败，后果将不堪设想。

　　“何峨芳不是团体的人，我无话可说。梁干乔，他到底怎么回事，你再去联系。”

　　戴笠说着心急，一拳砸在桌子上，由于用力过猛，桌上碗里的汤被震洒，贾金南赶紧过来收拾。

　　戴笠对下属发火是常有的事，但是对徐亮极少。面对徐亮，他每每会想起报考黄埔军校时，徐亮在宏信学旅替他交旅费的情景。素昧平生，能向你伸出援助之手，这份情谊实在难能可贵。锦上添花无人记，雪中送炭难忘怀，没有那五块毫洋，没有徐亮与王孔安给他补课，他就不会有这后来的一切。

　　徐亮出去后，贾金南也端着汤碗出去，从饭厅出来的时候，就看见了急匆匆走进来的梁干乔，赶紧凑过去悄悄说：

　　“梁先生你快去吧，戴老板急得火上房了。”

　　梁干乔一听，知道戴笠等着急了。从广州去上海走得匆忙，没来得及汇报情况，到上海后因心里没底，就想拜访了陈文波再做打算，拜访之后就马不停蹄地来南京了。

　　解铃还须系铃人，他知道带来的消息足以给戴笠“灭火”，也不用贾金南通报，自己径直去了后院。

　　门开着，梁干乔直接走了进去。

　　戴笠低着头在看一份材料，偶然间一抬头，正看到走进来的梁干乔，站在灯光的暗处，不由得微微一怔，脸色瞬间由阴转晴：

　　“好啊干乔，黑灯瞎火的悄不声就进来了，回来也不打个招呼！”

　　“一直没结果，这不刚有点眉目，就直接赶过来了。”

　　好在这个结果对戴笠是一个意外的惊喜，戴笠听完汇报十分满意。

　　至于派谁做说客，能说会道之人特务处大有人在，梁干乔就是其中之一。但梁干乔潜伏广州，已在粤军中展开的多项策反工作不能中断，戴笠让他速回广州，派了另一位广东人张君嵩赴港。

　　张君嵩籍贯广东合浦（今属广西），生于1898年，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此时正在南京中央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二期深造。

　　接受任务后，张君嵩跟随陈文波同赴香港，果然一路畅通进入林府，受到林虎的热情接待。而张君嵩的“能说会道”似乎也没派上什么用场，因为林虎与陈文波谈得十分投机，他只是不失时机地递上了蒋介石的亲笔信。

　　蒋介石任粤军参谋长时与林虎还算有交情，如今蒋介石又身居国民政府要职，蒋介石的信林虎自然会重视。林虎也是深明大义之人，他虽然不问政事，却不能不关注时局，不能不关注国家命运。他知道两广起兵的目的，更知道日寇增兵华北。正如蒋介石信中所言，若此时同室操戈，必将酿成大战，予日寇可乘之机。

　　看罢信，林虎对张君嵩说：“你回去报告蒋先生，国难当头，我林某理当为国效力。”

　　第二天，林虎便去了广州。他准备策动的，主要是陈济棠手下的几个军长。

　　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广东高要人，生于1897年，字幄奇，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长期在粤军任职，为陈济棠的直接下属。陈济棠每提升一级，他便跟着高升一步，直至第一集团军成立，升任第一军军长。

　　然而，陈济棠对余汉谋并不信任，早在第一次桂粤战争中，广东省主席陈铭枢与陈济棠争夺势力，构陷余汉谋（时任第一旅旅长）通敌，以削弱陈济棠的军事实力。陈济棠竟不加思考，信以为真，将余汉谋抓捕关押。

　　后来粤军战场失利，桂军直逼广州，第一旅将士强烈要求释放余汉谋，陈济棠担心激起兵变广州难保，才不得不释放余汉谋。余汉谋返回部队后，立即部署反攻，最终打退桂军，取得第一次粤桂战争的胜利。此后陈济棠对余汉谋虽赏识有加，却也多有提防，借口协助南京政府“剿共”，将第一军驻地从广东调往江西。

　　陈济棠决定举兵之后，曾召集余汉谋等高级将领到广州开会，宣布“反蒋抗日”的意图，并不讳言以抗日之名行反蒋之实，其兄陈维周还特地强调说：

　　“此次出师，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我已与日本领事联系，得到了他的同意。”

　　大家面面相觑，议论纷纷，余汉谋站起来公开表示反对，陈济棠不为所动。除余汉谋外，其他将领如第二军军长香翰屏、广东东区绥靖委员兼第二军副军长李汉魂、空军司令黄光锐等，均不甘心被陈济棠带上绝路，开始做着另谋出路的打算。

　　有了这个背景，林虎对广东陆军上层的策动也就有了事半功倍的基础。

　　对于广东陆军基层将领的策动，梁干乔早已展开行动，并与潜伏在广东省政府缉私处四年之久的特工谢镇南取得联系；张君嵩离开香港后，也奉命来到广东。

　　张君嵩曾在粤军任职多年，与中下层将领较为熟悉，他的策动目标是第二军第四师师长巫剑雄。巫剑雄是陈济棠最为重视的亲信，驻守广州门户韶关一带。张君嵩潜入韶关面见巫剑雄，晓以大义，巫剑雄同意予以配合。后来陈济棠手下第一悍将余汉谋公开反陈投靠中央，巫师果然主动撤离韶关，为余汉谋的部队进驻广州让路。

　　如此这般全方位行动，一举端掉广东陆军已是指日可待。

　　只是空军那边仍无进展，令戴笠心急如焚，很想亲自潜入广东，坐镇指挥。正在酝酿之际，郑介民的电报发到了特务处。当译电员将译好的电文送到戴笠办公室后，上面的寥寥数语，令戴笠瞪大眼睛看了好几遍，真怀疑自己看错了：

　　内容仍然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而这次的“东风”，竟然是200多万！

　　200万的交易

　　“200多万，真是狮子大张口，明摆着就是讹诈！这个陈卓林什么来路，竟然胃口如此之大！”

　　戴笠气得拍了桌子。

　　陈卓林，正是与郑介民接洽的要价之人。

　　陈卓林是广东空军的老人，籍贯广东新宁（今台山），生于1892年，留美学习飞行，回国后历任广东军政府航空局飞行师、广东军事飞行学校教官、北伐军总司令部飞机队队长、广州“国民政府”空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如今是陈济棠的空军参谋长。

　　郑介民与陈卓林原是旧识，怎奈郑介民待在香港，无法与陈卓林以及其他广东熟人直接取得联系。郑介民的观点一如从前，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熟人多是好事也是坏事，这坏事不言而喻，不外乎人心隔肚皮，保不准谁什么时候给告了密，落得他小命难保。

　　说来事有凑巧，也该着他坐享其成。有天梁干乔的族侄梁伯仑去空军俱乐部，巧遇空军司令部参谋长陈卓林。

　　见到陈卓林，梁伯仑眼前一亮：这不正是个最佳人选吗？可他不知陈卓林的心思，不敢贸然说什么，只好试探地搭讪着问：

　　“卓林兄，听说二中队丁纪徐给抓起来了，这事果真和他有牵连吗？”

　　梁伯仑指的是飞走七架飞机的事。丁纪徐是二中队队长，飞走的七架飞机中，有三架是二中队的，陈济棠下令抓走丁纪徐，意在杀鸡给猴看。却不料适得其反，因为丁纪徐对陈济棠一向忠心耿耿，这是众人皆知的，结果这一抓，让很多忠实于陈济棠的将领感到心寒。

　　对这件事的来龙去脉，陈卓林知根知底，他用嘲笑的口吻说：

　　“要真和他有牵连，他还会留在这里等着给抓走吗？”

　　言外之意，他要是知道这件事，早跟着一起跑了，而且跑的不是三架飞机，是整个第二中队。

　　听陈卓林的口气，梁伯仑判断他不会跟着陈济棠一条道走到黑，便凑过去说：

　　“我看这事和南京有关，听说复兴社的郑介民最近一直住在香港，专门等着收买我们这边的人……”

　　陈卓林听后若有所思，面露微笑。梁伯仑说完若无其事地走了。他知道陈卓林在香港朋友也多，他若有什么想法，自然会有办法联系到郑介民。

　　果然没过几天，陈卓林便去了香港，主动找到了郑介民。

　　郑介民这个缩在壳里的“乌龟”，就这样一口咬到了天上掉下来的“肥肉”。

　　因一直未联系到可撬动整个空军的人物，郑介民正在大伤脑筋，见到陈卓林，犹如见到了大救星，可又不知陈卓林的真正来意，于是笑吟吟地说：

　　“陈参谋长，卓林兄，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

　　“想必是南京那阵风吧。”

　　郑介民一听，心里明白了大半，乐呵呵地等着陈卓林说下去。

　　陈卓林并不是来投靠中央的，而是不甘心被陈济棠带入绝路，想趁机捞一把，于是直接亮底说：

　　“我来做一笔交易，一笔大的交易。”

　　“卓林兄是畅快人，你开个价，我与南京方面联络。”

　　郑介民哪里会想到，陈卓林胃口大得不得了，张口就把郑介民吓了一跳：

　　“我可以说服黄光锐，将整个空军的飞机全部开走，每架飞机两万！”

　　两万，掷地有声，远远超出了进口新飞机的价格！如此算下来，100多架飞机全部北飞，那就是200多万！这实在是个天文数字，郑介民听完心里一下子凉了大半截。

　　陈卓林自然知道这个价过高，但策动整个空军北飞也实属不易。跑了七架飞机，一方面是对整个空军的震动，人心思变；而另一方面，陈济棠加强了防范，下令停止训练，将所有飞机开进机库，派宪兵把守；又指派党部政训处主任李鹤龄兼任空军政治部主任，监视空军动静。

　　“停止训练，飞机入库，从根本上杜绝了开跑飞机的机会，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代价。”

　　陈卓林的每一个理由，都在为要价而来。尤其事发后陈济棠赶到燕塘航校召集空军飞行员训话，劝勉大家“以整体为重，切勿妄动，若离开集体，投奔他处，寄人篱下，其结局是悲惨的”，说得情真意切，乃至声泪俱下。

　　“陈伯南的眼泪还是能打动人的，尤其这乡党之谊、乡亲情分。虽说大家都不愿打内战，可也担心投奔中央会落得寄人篱下，不如拿到一笔安置费，到时见机行事。”

　　陈卓林的话，细想想也不无道理，郑介民也不想放弃这个机会，于是一纸电报发到了特务处，请戴笠定夺。

　　200多万，戴笠又如何定夺得了？五万蒋介石尚且不舍，何谈200万！

　　同样，戴笠也不想放弃这个机会，毕竟时不我待，他很快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计策，立即赶去蒋介石官邸报告。

　　蒋介石一听，一架旧飞机要两架新飞机的价格，也是气不打一处来：

　　“这个陈卓林，纯粹是趁火打劫，此风不可助长！”

　　“校长，他趁火打劫，我们何不来个将计就计。”

　　“哦，说来听听。”

　　“陈卓林要价虽高，但说的是先付部分安置费，事成之后付清余款。事成之后杀伐决断，哪还由得了他？他想趁火打劫，我们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谁敢保证这笔预付款不会打了水漂？”

　　蒋介石这样一问，倒把戴笠问住了。其实这也是他最担心的，谁都不敢保证这个钱交出去，对方真能办成事，而且最后真能飞来100多架飞机。可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上次那七架飞机就是先例。

　　最终，蒋介石亲自写了一张拨款条子，交给戴笠。至于这笔款子的具体数额，历来说法不一，有的说是几万元，有的说是十几万元。

　　上次五万元，戴笠派了徐亮去香港。这次，他必定要亲自去，他要亲自会会陈卓林，亲自签订合约。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戴笠飞香港之后，蒋介石又派原中山大学校长朱家骅，秘密潜往广州，由中山大学天文台主任兼广东航空学校学科主任张云介绍，会见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

　　这是策动整个空军的关键人物，陈卓林要高价，也是将说服黄光锐当作了主要筹码。仅凭他一个参谋长的力量，是难以达成目的的。

　　黄光锐，广东台山人，生于1898年，为旅美华侨，在美国考取飞行执照，北伐时回国，任航空队飞行员，翌年任航空队长，后任航空局长。陈济棠夺取广东空军后，被任命为广东空军司令。

　　黄光锐虽深受陈济棠器重，但对陈济棠的一意孤行早已不满。陈济棠听信其兄扶乩占卜，装神弄鬼，搞得乌烟瘴气，这是所有人都看不惯的。第二军军长香翰屏劝陈济棠远离“小人”，结果被撤职，更是令将领们心寒。尤其陈济棠联络日本人助战，明摆着是把大家往火坑里带。黄光锐原本有意另谋出路，如今见到朱家骅，遂下定决心投靠南京政府。

　　但黄光锐绝不是为了钱，他拒绝做任何金钱交易。

　　陈卓林从香港归来后，找到黄光锐。黄光锐并不知陈卓林的私下交易，两人商量后，又找到几名中队长征求意见，一切进展顺利。

　　为配合策反，南京方面曾出动三架飞机到广州上空抛撒传单，广东空军因飞机入库无法还击，黄光锐趁机进言，陈济棠随后对飞机放松了管制。

　　陆、空军都已行动起来，海军自然也不能落下。出面策动广东海军的，是原广东海军总司令陈策。

　　陈策，广东琼山人（今属海南），生于1893年，肄业于广东海军学校，多年来在广东海军任职，曾协助孙中山在广州对抗陈炯明，1932年被陈济棠逼迫“下野”。广东海军中许多将领都曾是他部下，由他出面策动海军，自然是最佳人选。

　　陈济棠做梦也不会想到，正在大张旗鼓用兵之时，后院起火了……

　　粤军全面倒戈

　　7月5日，广东东区绥靖委员兼第二军副军长李汉魂，封金挂印，出走香港。此时第二军军长香翰屏因进谏已被削职为民，李汉魂此举意在刺激手握重兵的余汉谋迅速举事。

　　7月6日，李汉魂在香港发“鱼”电声讨陈济棠。

　　同一天，余汉谋致电蒋介石，要求赴南京出席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

　　7月8日，蒋介石派飞机将余汉谋从江西大庾驻地接走。临行前，余汉谋致电陈济棠，对他举兵反蒋表示了坚决反对的态度。

　　正当陈济棠为余汉谋的公开“叛变”气愤不已时，7月12日，海军的两艘鱼雷舰跑了。

　　陈济棠先后从欧洲购买四艘鱼雷舰，这在当时是较为先进的海上战斗舰艇，也是陈济棠海军中的精锐力量。陈策同时联络了四艘鱼雷舰舰长，商定同时出走。但在出走当天，由于通讯不畅，其中一舰长未能取得联系；而另一舰长在回舰途中汽车抛锚，错过了出走时间，最后只有两艘鱼雷舰成功出走，逃到香港暂时停泊。

　　7月13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决定，撤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撤销陈济棠本兼各职，任命余汉谋为第四路军总指挥兼广东绥靖主任。

　　同一天，返回江西大庾驻地的余汉谋，通电就职，并敦请陈济棠24小时内离开广东，以免同室操戈。

　　然而，事到如今陈济棠并没有认识到败局已定，在白崇禧、李宗仁的鼓动下，于7月16日正式宣布成立“抗日救国联军”，与李宗仁分别就任正、副总司令。

　　也是在同一天，余汉谋率部南下，直抵广州门户韶关，拟定直驱广州。驻守韶关一带的陈济棠的心腹第二军第四师师长巫剑雄，主动撤离韶关，为余汉谋的部队让路。

　　7月18日，是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与部下拟定的“胜利大逃亡”之日。就在此前一天，黄光锐已对100多架飞机的分飞批次做了安排，指定每架飞机的驾驶员、机械师和搭乘人员，并给每个飞行员发放了100元安置费。

　　18日第一批飞机80余架，先后从虎门、天河等机场起飞，直抵韶关曲江机场。

　　由于余汉谋并不知道广东空军的这次行动，为防止陈济棠派空军轰炸韶关，特地在驻地布防。当第一架飞机出现在曲江上空时，余汉谋差点下令高射机枪开火。

　　飞机很快着陆，这才知道是来投奔“中央”的。

　　紧接着，后面大批飞机盘旋而至。余汉谋喜出望外，当晚大摆筵席，盛情款待全体飞行员，并每人发放400元慰问金。

　　黄光锐与陈卓林并没有飞曲江，而是于当天转道香港，与特务处郑介民接洽善后事宜。黄光锐并不接受陈卓林所签订的合约，称“我们是为了国家统一，并非为了金钱”。

　　7月24日，蒋介石在庐山接见所有广东空军飞行员，为中队长以上军官颁发五等云麾勋章一枚。

　　随后，黄光锐被任命为中央航空学校校长，当年12月兼任航空委员会委员，抗战后任空军委员会副委员长及成都空军司令；陈卓林被任命为空军教导总队副总队长。

　　受了冤屈的丁纪徐被释放后赋闲在家，空军集体出走前也没有分到飞机，只好独自骑自行车去了香港，后被任命为中央航空学校教育长。

　　空军集体出走的消息令陈济棠如醍醐灌顶，大梦初醒，喟然长叹：

　　“机不可失，原来并不是指机会，而是指飞机，飞机不可失啊！”

　　7月18日，陈济棠通电下野，在致余汉谋的电文中称：

　　“此后对于报国责任、广东治安、袍泽维系，偏劳吾兄独负其责，望善为之，以补吾过。”

　　都说成王败寇，下野后的陈济棠却不失大将风范。当天，陈济棠离穗赴港。

　　抗战爆发后，陈济棠先后出任国民政府委员、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农林部部长等职。抗战胜利后任两广兼台湾宣慰使、海南特区行政长官兼警备司令。赴台后任“总统府”资政、战略顾问，1954年11月因病逝世。

　　没有了陈济棠在前面顶缸，桂系孤立无援，独木难支。蒋介石也知桂系向来不好相与，经过多方奔走调停，最终双方握手言和，由南京政府发布明令特任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为军事委员会常委，黄旭初为广西省（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于9月16日在南宁分别宣誓就职。

　　历时三个半月的两广事变终于偃旗息鼓。

　　谁出卖了王亚樵

　　7月中旬陈济棠通电下野后，戴笠便旧案重提，开始继续追杀王亚樵。

　　然而在当时，广东虽归顺了“中央”，广西还是桂系的独立王国，且不说桂系还在与蒋介石“掰手腕”，即使桂系归顺南京政府，要想在桂系的地盘上动王亚樵一根汗毛，不得到桂系的默许也绝无可能。

　　但是戴笠胸有成竹，他认为只要找到王亚樵的下落，一切皆有可能。这个“可能”是有根据的，以桂系眼下的势单力薄，对抗下去显然不是长久之计，归顺“中央”是迟早的事，但终归要谈谈条件，讲讲斤斗。这个过程，正好用来寻找王亚樵的下落。

　　正是由于广西是桂系的老巢，当时特务处并未在广西建立站组，寻找王亚樵并非易事。戴笠把陈亦川找来询问计策。陈亦川虽然没有暴露，可余亚农走了，这条线索就断了。不过他脑瓜还算灵活，转念一想说：

　　“我和余立奎是老乡，我去试试，看能不能说服他？”

　　一听这话戴笠笑了，摇着头说：

　　“你和王老九也是老乡呢。”

　　话虽如此，试试也无妨，死马权当活马医。戴笠面授机宜，如此这般叮嘱一番。

　　余立奎和胡大海、周世平被引渡到南京后，一直关在特务处的大牢（丙地）里。陈亦川找到余立奎，以老乡的身份劝他好汉不吃眼前亏，可无论他用什么条件做交换，余立奎始终不肯说出王亚樵的下落。

　　一计不成，陈亦川又生一计，他对戴笠说：

　　“余立奎的姨太太余婉君一直没离开香港，她指望什么生活？显然是王老九在接济她。问题是，怎么撬开她的嘴。”

　　“哦？说说看。”

　　主意陈亦川早就想好了，那就是双管齐下，挑拨离间。

　　所谓双管齐下，就是一头缠住余婉君，一头缠住余立奎，制造矛盾与误会，借机套出王亚樵的下落。

　　戴笠随即派出特务处得力干将陈质平前往香港，接近余婉君。

　　陈质平是海南文昌人，正值而立之年。戴笠选中他，并不是因为他长得多么英俊潇洒，虽然捯饬起来也不失一表人才；戴笠看中的是他的学识与智慧。

　　陈质平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曾在河南大学任教，是特务处不可多得的高才生。正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行事风格低调的陈质平恂恂儒雅，颇有君子之风范，不正是寂寞少妇的无敌“杀手”吗？

　　余立奎在香港被关押期间，余婉君常去大牢中探望，陈亦川曾悄悄跟踪，得知了她的住址。陈质平到香港后，按照陈亦川提供的地址，在余婉君的寓所旁租房住了下来，很快与余婉君相识。

　　余婉君是个爱慕虚荣的女子，喜欢出入各种社交场合，如今余立奎被捕，虽有王亚樵每月按时邮寄生活费，也只能勉强维持她和孩子的基本生活开销，生活的窘迫和孤独寂寞让她苦不堪言。陈质平投其所好，常常邀她下馆子、进舞场，给她送钱、送礼物。可无论陈质平怎么套问，她都不肯透露王亚樵的住址。

　　陈质平只好退而求其次，称自己有事要去南京一趟，问余婉君是否愿意一同前去。余婉君正有狱中探夫之意，遂与陈质平一起来到南京。

　　而此时，大牢里的余立奎已被陈亦川“洗脑”。陈亦川这个老乡整天像苍蝇一样围着余立奎“嗡嗡”乱转，既在生活上做出关照余立奎的样子，又时时不忘诽谤王亚樵与余婉君，说他被引渡南京后，他们已勾搭到一起。

　　正是人言可畏，积毁销骨，同样的话听多了，不怕你不怀疑。余立奎是讲义气之人，在他的字典里，兄弟如手足，老婆如衣服，何况是出身青楼的小老婆。他宁可相信余婉君背叛了他，也不会将这笔账记在王亚樵头上，坚决拒绝出卖王亚樵。

　　在这种情况下，余婉君探监来到南京，余立奎坚决不与她相见。陈亦川趁机告诉余婉君：

　　“余立奎不想见你，他在这里替王老九顶罪蹲大狱，你在外边被王老九包养，他能见你吗？”

　　余婉君一听被误会，更要证实自己的清白，请求陈亦川无论如何让他们见一面，当面解释清楚。陈亦川说：

　　“他不见你我也没办法。他说除非你把王老九抓来，把他救出去。”

　　余婉君信以为真，答应带人抓捕王老九，救丈夫出狱。

　　此时，王亚樵就住在广西梧州，托庇于李济深、陈铭枢之下。

　　李济深闲居祖籍广西梧州，住在距梧州市五六华里的李墟。1936年春末王亚樵来梧州后，改名匡云书，住在梧州市西江岸的一幢房子里。随行的郑抱真、许志远、余亚农、张献廷等人分别居住于梧州市内。

　　为王亚樵的安全与生活考虑，李济深去南宁与李宗仁、白崇禧商量，要求对王亚樵实施保护措施，由广西省政府每月拨给五百元生活费。考虑到王亚樵也是反蒋派，李、白欣然答应。

　　尽管如此，李、白对王亚樵未必像李济深那样以诚相待。王亚樵的弟弟王述樵在回忆中称，王亚樵在此期间曾前后三次去南宁见李宗仁、白崇禧，建议兴兵讨蒋，均被拒绝。而“两广事变”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对李、白而言，且不说粤军全体倒戈后再去劝说讨蒋不合时宜，即使在事变前仅凭桂系实力也无力与蒋介石抗争。所以李、白的三次答复不是“兵力不足”，“须从长计议”，便是“不能搞政治赌博，孤注一掷”。

　　李、白的态度，让王亚樵感到非常失望。说到底，桂系对他的“容留”与资助，不过是看李济深的面子。紧接着，又传来桂系与中央谈和的消息，王亚樵知道广西已非久留之地，萌生了投靠共产党的想法。因不知共产党是否愿意接纳，特地请李济深给中共领导人写了一封推荐函，他本人也写了一封请求接纳的亲笔信，交给余亚农与张献廷，让两人先去延安接洽。

　　后来，有人认为王亚樵之死，与他打算投共有直接关系。常恒芳就曾对王述樵说，“亚樵之死固戴笠杀害，但与李（宗仁）、白（崇禧）有关。白是反共的，亚樵密谋投共，被白发觉，岂能容之？当时，李与白正谋与蒋介石合作，戴笠获悉亚樵在梧州，即与白秘密交涉，以逮捕王亚樵为条件。白不同意在广西境内逮捕王亚樵，以免各方舆论，暗杀可以。广西管理极严，二十几个特务乘汽艇开进梧州，白岂有不知之理。亚樵之死，乃白崇禧开门揖盗……”

　　不管是不是白崇禧“开门揖盗”，总之，在余、张二人去延安不久，余婉君带着孩子来到梧州。她是和特务处20多名特务一起，从广州乘坐由广东缉私局提供的缉私艇抵达梧州的。

　　按原先的约定暗号，余婉君与王亚樵取得了联系，会面地点约在“新西旅馆”。

　　既然余婉君带来了余立奎的口信，王亚樵就没有不见之理。尽管郑抱真等人劝阻，王亚樵出于对余立奎的信任，还是应邀前往。

　　可惜他一生叱咤风云，却在明知广西不可久留，在李、白已与蒋介石合作宣誓就职的情况下，疏忽大意了。他没想到特务们会无孔不入，利用一个弱女子找到他——20多名特务正与余婉君一起等候在新西旅馆中。

　　为这次行动，戴笠派出了最强大阵容。

　　为首的是戴笠的警卫——特务处有名的神枪手王鲁翘。

　　王鲁翘与白世维一样，也是山东人。不同的是，白世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七期，王鲁翘毕业于浙江警官学校，是戴笠自己培养的弟子。按辈分，王鲁翘比白世维低了一辈；按年龄，王鲁翘比白世维年轻七八岁；按枪法，王鲁翘不在白世维之下，据说他开枪不用瞄准，300米内抬手就打，一枪毙命。

　　这天是1936年10月20日。

　　黄昏时分，天色昏暗。王亚樵毫无防范地走进了新西旅馆，一进门就被特务们堵在了屋内。

　　王鲁翘的神枪没有派上用场，如此近的距离，特务们首先使用的是短刀，致命的一刀从背后插入，刺中心脏，王亚樵当场气绝身亡。

　　连同王亚樵的四名保镖，无一幸免。

　　王亚樵死后第十天，余亚农、张献廷回到梧州，准备接王亚樵去延安。令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曾经威震上海滩、令国民党高层惶恐不安的“暗杀大王”，此时已含恨九泉。

　　这是戴笠的又一件得意之作，他为蒋介石及其他政坛要角从此可以高枕无忧感到释然。此后十年间，再没有发生针对国民党权贵名流的暗杀事件。 戴笠：黑暗时代里最黑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