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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军有异动

　　“两广事变”结束后，戴笠在布置“制裁”王亚樵的同时，还在忙着筹办组建“中国警察协进会”，并在浙江警官学校与内政部高等警官学校合并为“中央警官学校”后，出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该校校长由蒋介石兼任，戴笠实际控制了中央警官学校。

　　有天戴笠忙里偷闲，到洪公祠一号特务处本部会见一位朋友。聊兴正浓时，负责人事交通的胡子萍送来一份加急“信件”，说是北平的同志亲自送来的。

　　派人从北平送“信件”过来，想必是极重要的情报，或者涉及极重要人物。“信件”是一个封好的纸包，看样子里面是一本书。戴笠接过“信件”，随口问：

　　“人走了吗？”

　　“没有，还在鸡鹅巷。”

　　“还有事？”

　　“倒是没什么事。”

　　“没事你安排他回去吧。”

　　戴笠急着打发胡子萍离开，好继续与客人谈话。但胡子萍为难地说：

　　“戴先生，金柜里没钱了。”

　　胡子萍的声音不高，坐在旁边的客人却能听得很清楚。戴笠自打报考黄埔军校以来性格改变不少，唯好面子这点不曾改变，尤其当着重要客人的面，时不时会打肿脸充胖子，如今胡子萍毫不避讳地说出了特务处的窘境，让他顿觉脸上无光，当即说：

　　“胡扯什么，堂堂的特务处会没钱吗？如果我们没钱，长江的水都会干掉。”说着随手写了张条子交给胡子萍，“你去找衮甫提钱。”

　　衮甫就是戴笠的表妹夫张冠夫，胡子萍何尝不知道张冠夫是特务处管金柜的，问题是金柜里空着的时候多，有钱的时候少，眼下正值柜中羞涩，何来的钱可提？好在胡子萍了解戴笠，很快就明白了戴笠的意思，赶紧闭上嘴巴躲到一边去了。

　　送走客人之后，戴笠才对胡子萍说：

　　“你真糊涂，不知道那位客人是谁，就大喊没钱，也不考虑影响。”

　　“那位客人是谁？”

　　“唐老四！”

　　“唐老四？”这个名字果然让胡子萍大吃一惊。

　　唐老四就是大名鼎鼎的湘军将领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

　　唐生明，字季澧，生于1906年，在家排行老四，湖南东安人。

　　与戴笠“双凤朝阳格”的命相相比，唐生明才真正是衔着“金汤匙”下凡的幸运儿。戴笠十年蹉跎多年打拼才终于坐上“处长”的位子，唐生明则是有福之人不用忙，大树底下好乘凉。

　　这棵大树毫无疑问就是他的兄长、敢与蒋介石“叫板”的湘军健将唐生智。

　　而其显赫家世，为这兄弟俩登上历史舞台做了实力雄厚的铺垫。其祖父唐本有，是曾国藩“湘军”中的一员猛将，官授广西提督；其父唐承绪亦官亦商，置下丰厚家业。唐生明自幼过着席丰履厚养尊处优的生活，戴笠那种上山下田、辗转打流、挨饿受冻的生活经历，对他来说有如天方夜谭。

　　唐生智对这个比他小了整整16岁的弟弟爱护有加。在兄长这棵挡风遮雨的大树下，唐老四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处处如鱼得水，坐享其成。与戴笠报考黄埔军校之艰难相比，唐老四是被其兄保送进黄埔的，而且是第四期，比戴笠早了两期；与戴笠离校之初经历失业、义务做情报、跑单帮相比，唐老四军校一毕业即任学生队副总队长，旋任团长、副师长；到1931年戴笠刚刚在鸡鹅巷组建十人团的时候，25岁的唐生明便已经是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随后被蒋介石送进陆军大学学习，毕业后晋升为军事委员会中将高参。

　　但让唐老四出名的，不是他的显赫身世与少年得志，而是他那场令人瞩目的婚姻。他不顾一切对大名鼎鼎的电影明星徐来展开攻势，最终抱得美人归，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两人的风流艳闻成为京沪各类报纸不可或缺的内容。而唐老四金屋藏娇后仍不满足，四处拈花惹草，实在是“乱花渐欲迷人眼”，陷入“花丛”而不能自拔，成为各大小报源源不断的花边素材，唐老四也从此成为国民政府高官中的另类。

　　胡子萍吃惊的倒不是唐老四本人的与众不同，而是他们的戴老板怎么会拿出宝贵时间，与这种花花公子闲扯淡。戴笠却笑着说：

　　“别小看了这位大少爷，大事上绝不糊涂，还有他那位时不时就造下反的兄长，都是不能忽视的信息资源。干我们这行的，哪个道上的朋友都要有，关键时候都会有用。”

　　也由于杨虎与唐生明过从甚密，戴笠与唐生明也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后来那个差点成了戴笠第二任夫人的余淑恒，就是由唐生明引荐成为戴笠的秘书的。抗战时期戴笠派唐生明潜回上海，打入汪伪政府卧底，这位公子哥的身份还真派上了用场，对瓦解汉奸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这是后话。

　　说完唐生明，戴笠这才忙着去看那封加急“信件”，打开纸包，里面是一本书，在其中一页空白处写着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内容是东北军有“异动”。称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暗中通共，在共军放回东北军被俘官兵后，与共军代表约定，以后如奉令“进剿”，必事先通知共军，使之从容撤避。王以哲并说服张汉卿，先后数次秘密飞往洛川与肤施，与中共领导人李克农、周恩来等人晤面，双方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定。张汉卿在西安附近王曲镇创办的“军官训练团”，就是为反蒋抗日培训骨干力量的……

　　情报是潜伏在东北军六十七军的情报员刘宗汉（公开身份为六十七军副官处副官）发来的。由于担心泄密，特派专人辗转送来。

　　看到这份情报，戴笠心头骤然沉重起来，“两广事变”刚平定不久，难道西北又要“出事”？戴笠这个想法绝非杞人忧天，因为近来的各种情报都透露着同一个信息：张学良的东北军与杨虎城的西北军已与红军结成抗日反蒋“铁三角”。

　　来自西北的情报，得益于特务处工作重点向西北的扩展。特务处成立之初的工作重点地区，主要是东南的京沪杭地区和华北的平津冀地区。南京作为国府所在地，重要性自不待言；上海由于租界原因与交通的便利，成为各派政治势力聚集地，特务处的工作重点，便针对各反蒋势力与中共地下组织展开；平津冀的情报组织，则随着日军对华北的蚕食逐渐扩大，工作重点也转为对日谍报。

　　1933年日军占领热河后，开始支持和利用德王制造“内蒙古自治运动”，建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府”，企图在此基础上侵占察哈尔、绥远两省，建立类似伪满洲国的傀儡政权——伪蒙古国。因此，特务处在华北的对日情报，也随之向察绥地区扩展。乔家才、马汉三、张际春等即为此间对日谍战中涌现出的佼佼者。

　　此后，随着1935年9月红军进入陕甘地区，特务处的工作重心迅疾扩展到西北。

　　西北的省级特务机构于1934年设立。陕西站站长马志超，公开身份是陕西省会警察局长兼西北“剿总”军警督察处副处长；甘肃站站长史铭，公开身份是甘肃省会警察局局长兼甘肃绥靖公署参议。自从特务处打入警界，各地外勤特务组织及人员便陆续有了公开身份的掩护，为开展工作提供了方便。

　　红军进入陕甘的同时，特务处旋即建立西北区，统一指挥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个省区的特务活动。

　　第一任区长张毅夫，公开身份是西北“剿总”办公厅第三科科长。但没几个月，即1936年年初，张毅夫因工作需要他调，江雄风出任第二任区长兼第三科科长。

　　江雄风上任不久，有关张学良的东北军与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异动”的情报便不断传来。

　　据戴笠掌握的情报，自1936年初到3月，在王以哲的联络下，张学良先后两次飞洛川，在六十七军军部会见中共代表李克农。而此前，六十七军战俘已被红军放回。

　　四五月间，张学良由王以哲及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刘鼎陪同，先后两次赴延安与周恩来秘密会谈。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张学良坚定了“抗日反蒋”的决心。

　　与此同时，中共也加强了对西北军的统战工作。到9月后，一向谨慎的杨虎城终于加入西北大联合阵营，并同意中共派代表常驻西安，同意在西安设立与陕北联络的专用电台。

　　在此情况下，东北军与西北军在“剿共”中的“消极怠工”也就可想而知了；互通情报，联合对付中央军亦在情理之中，据说张学良还曾向红军赠送枪支弹药，并给予经济援助。

　　戴笠知道，一旦西北举事，绝不会像“福建事变”“两广事变”那样三下五除二即可摆平，与西北“铁三角”的战斗力相比，无论十九路军还是粤军、桂军，都显得微不足道了。

　　戴笠不敢耽搁，立刻赶往位于中央军校的蒋介石官邸。

　　惊闻，校长下落不明

　　蒋介石在中央军校的官邸，又名“憩庐”，建造于1929年，分上下两层，一楼东侧是客厅，中间为餐厅，西侧是宋美龄的小会客室。书房与卧室均在楼上，楼上还有一间专门用来会见内亲的客厅。

　　此时，蒋介石正在一楼餐厅与宋美龄共进晚餐。

　　说起来，自打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蒋介石就无一日不是处在摁下葫芦起来瓢的局势之中。“两广事变”已让他焦头烂额，尤其对付桂系，他不得不亲自出马，好不容易摆平桂系返回南昌，稍作布置后回到南京，可屁股还没坐稳，戴笠就找上门来了。

　　随着一步步成为蒋介石不可或缺的助手，戴笠已有了不用通报即可随时进出蒋介石官邸的特权。得知蒋介石正在吃饭后，戴笠便站在客厅里等候。

　　客厅的墙上悬挂着孙中山与蒋介石的大幅合影照片，孙中山着中山装坐在前边，蒋介石一身戎装、佩戴宝剑侍立在侧后。照片上方悬挂着孙中山送给蒋介石的手书条幅：

　　“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介石吾弟嘱书，孙文。”

　　正望着照片中的人和条幅中的字出神，身后传来蒋介石的问话：

　　“戴科长，什么事？”

　　自从戴笠接任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蒋介石就一直称他为“戴科长”。

　　戴笠像往常一样，先向蒋介石行礼，然后递上那份已经誊写清楚的情报。蒋介石看后沉思不语，在屋里来回踱步。戴笠知道事关重大，西安情况复杂，便主动要求去一趟西安：

　　“校长，不如我先去摸一下情况，然后再找张副司令谈谈？”

　　“不用。”蒋介石摆摆手，很干脆地说，“西北那边我自有安排，你现在要去一下广州。”

　　“广州？”戴笠一时没明白蒋介石的意思。

　　“子良在广州忙不过来，你去把广东的缉私部队和机关接过来。”

　　“两广事变”结束后，广东的割据状态被消除，其地盘已正式划归中央，蒋介石派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兼任广州行营主任，余汉谋任广东绥靖公署主任，宋子良出任财政厅厅长。但由于宋子良同时兼任广东省财政特派员、禁烟缉私特派员等职，许多具体工作顾不过来。诸如缉私机关与缉私部队，是财政收入的一块肥肉，宋子良无力过问，很有可能就会被不相干的人吃掉。如此一大块肥肉，自然是交到自己人手里牢靠，戴笠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特务处历来经费紧张，有了这块肥肉，戴笠自然知道怎样去“开源”。

　　这对戴笠来说，无疑又是一件天上掉馅饼的大喜事。但他首先看中的并不是这块“肥肉”的油水，而是陈济棠的缉私部队。

　　戴笠在兼任中央警官学校主任委员之后，已加速向全国范围内各省市警察系统的渗透，但警察毕竟不是正规武装力量，随着特务处工作的开展，他越来越迫切地感到建立一支特务武装的必要性。若有了现成的缉私部队，不正好改编发展为特务处的武装部队吗？

　　回到鸡鹅巷五十三号，戴笠将特务处本部工作安排一番，第二天即动身去了广州。

　　平定“两广事变”之初，戴笠建立了特务处广东站，调邢森洲任第一任广东站长，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广州市党部执行委员，当年底专任国民党广州市党部常务委员，由谢镇南接任广东站站长。同时建立华南区，调吴乃宪出任华南区区长，驻香港开展工作。

　　吴乃宪原任京沪杭甬铁路局警察总署署长，于“两广事变”之前被戴笠调往香港，与邢森洲等人驻港澳窥察两广动向。

　　目前这几人均在广州，协助戴笠接收缉私机关与缉私部队。而宋子良（蒋介石妻弟，曾先后在外交部与中央银行任职）对管理缉私部队原本外行，又有蒋介石的指令，自然乐得赶快有人接手。因而戴笠的接管工作十分顺利，接下来就是改编缉私机关、扩充缉私部队了。

　　正当戴笠兴致勃勃准备改编这支队伍的时候，特务处的一封密电打乱了他的整个计划。电文中的寥寥数语，让他瞬间从天堂掉到地狱，他的整个精神支柱，也在瞬间轰然倒塌，他当时的心情可用四个字来形容：天塌地陷。

　　电文称，今晨华清池方向发生枪战，委员长下落不明……

　　“今晨”，即1936年12月12日清晨。这是一个注定要载入史册的日子，也是戴笠自成立特务处以来，遭受打击最大的日子。

　　在场的邢森洲、谢镇南等人见戴笠突然间脸色变得惨白，纷纷询问。戴笠扬了扬手上的电文，只说了句“出大事了”，便已声音哽咽，眼泪簌簌而下。

　　戴笠知道，无论在西安城内，还是华清池所在地临潼，都没有南京方面的驻军。西安在杨虎城十七路军的把控之下，周边有张学良的东北军。戴笠虽命令陕西站站长马志超组织了一个便衣警卫组，驻扎华清池担当警卫，但这些便衣特务对付行刺杀手或可发挥作用，怎有能力对付荷枪实弹的军队？蒋介石身边除了贴身警卫再无其他保护力量，一旦发生兵变，后果不堪设想。

　　由于当天已无飞机，戴笠心急如焚，苦苦熬到第二天才乘飞机返回南京。

　　走进特务处，整个气氛一如这个肃杀的冬天，所有人脸上都像挂了一层霜。戴笠二话不说，直奔译电室。梁干乔、胡子萍、徐亮等人也纷纷闻讯赶来。

　　但等待他的是泥牛入海，除了事发当日早晨江雄风发来一封简短密电，其他在西北的各特务机构和直属通讯员，均杳无音讯。

　　如果说张、杨对蒋介石及随行中央大员采取了什么行动，官方通讯渠道被切断，那么，特务处的派出机构是躲在暗处的，无论西北区还是陕西站，以及其下属站、组，都应该迅速向特务处发送情报，怎会同时全部中断了联系？

　　戴笠即刻离开译电室，与梁干乔一道乘车前往位于白鹭洲的特务处总台。

　　由魏大铭主管的特务处总台，向来敬业精神可嘉，报务人员每天三班倒，日日如此，年年如是，总台的灯光一年365天不熄，以确保与全国各个区、站、组电台的联络畅通。

　　但是，从12月12日上午，陕西的所有电台全部没了音讯，总台与陕西的所有联络全部中断。

　　“怎么会这样？各支台、分台都是在暗处的，无论发生什么情况，这些电台都不应该出现问题，继续呼叫！”

　　戴笠对魏大铭历来比较客气，这会儿已是瞪着血红的眼睛，声色俱厉：

　　“24小时之内必须叫通！必须在一天之内弄清委员长的情况！”

　　说到委员长，戴笠的声音变得嘶哑，眼泪瞬间涌满眼眶。他知道，即使蒋介石健在，也已经失去自由，生死难料。

　　“戴先生，如果我们的人没出事，应该早就通报情况了。”梁干乔提醒说。

　　这个道理戴笠自然明白，可眼下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渠道可以打听到消息。唯一能联系上的是胡宗南，胡部在宁夏与陕西毗连的大水坑一带与红军对峙中，截收了太原陈诚指挥部发出的电报，内容是：西安12日彻夜有枪声，情况不明；又截获到东北军王以哲对所部发出的电文，称“当前情况发生变化，应对胡军严密警戒”。胡宗南断定西安出事了，却不知详细情况。

　　“不如想想别的办法。”梁干乔又建议。

　　“别的办法？”听到这句话，戴笠的脑子倏然灵活起来，“对，安排人去西安。”

　　赶回特务处，戴笠立刻安排王蒲臣带两名特工包括一名报务员，携带电台驰赴潼关，并特地叮嘱王蒲臣说：

　　“到潼关后，可利用装载邮包的卡车做掩护，潜入西安，搜集情报，相机开展对叛军的策反工作。”

　　“叛军”这个词一出口，连戴笠自己也吓了一跳。一旦确定张、杨所部已成为“叛军”，那后果就太可怕了……

　　主战还是主和

　　安排好潜入西安的特工人员，戴笠立刻外出打探消息，这才知道南京政府早已乱成一锅粥。由于官方通讯被切断，南京方面完全得不到准确消息，一些私人通道传递着各种猜疑和揣测，甚至有人在风传，说蒋介石已在枪战中丧生。

　　当天上午，军政部长何应钦即得到密报，称驻西安周边的东北军一〇五师（师长刘多荃）叛变，清晨西安临潼间有密集枪声，委座原下榻临潼，今下落不明。何应钦当即密电告知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

　　这天是星期六，孔宋家族主要成员均在上海。孔祥熙在上海家中接到何应钦密电的时候，张学良致孔祥熙的密电也已发到南京。孔祥熙在电话中被告知电文内容，大体为张、杨发动了“兵谏”，蒋介石被扣押。孔祥熙当即密电张学良，请其“委婉相商”，“保护介公绝无危险”，随后与夫人宋霭龄赶到宋美龄在上海的寓所。

　　宋美龄正在家中召开航空委员会会议，这个消息对她无疑是一个沉痛打击。但宋美龄无愧于女中豪杰，她异常冷静，当即通知蒋介石的外籍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与他们一起连夜登上北去的列车，于次日清晨七时赶到南京。

　　宋美龄第一时间想到端纳，这是因为端纳不仅是蒋介石的顾问、她和蒋介石的私人朋友，他也曾是张学良与其父张作霖的顾问，与张氏父子相交甚深，张学良把他当伯叔、老师一样尊敬，由他去西安居间调停，是再好不过的人选。

　　这时的南京方面，已于事发当晚召开国民党中常会与政治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通过两项重要决议：一是“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一是由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负责指挥调动军队。但是否立即对张、杨两部实施军事讨伐，会上产生了分歧。

　　13日清晨，中央大员再次聚集中央党部礼堂，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尽管争论激烈，但无外乎两种主张：一种是主战，主张立即实施军事讨伐；一种是主和，主张寻求和平解决的途径。

　　最终，以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占了上风，决定采取快速严厉的军事行动，向张、杨两部开战！

　　宋美龄来到会场后，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她认为，在真相未明了之前决定军事讨伐，未免太过仓促。此事若处理不当，后果将不堪设想，并为此与何应钦发生激烈争执。

　　在蒋介石生死未卜之际，何应钦一改对宋美龄一向恭谨的态度，用鄙夷的语气指责宋美龄：“妇道人家，只知道救丈夫。”

　　宋美龄自然不是普通的妇道人家，她的学识、才智远在何应钦之上。她要求何应钦停止军事行动，弄清事变真相，力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当天下午，端纳受宋美龄、孔祥熙指派，携带宋美龄分别写给张学良与蒋介石的亲笔信，飞往洛阳，于14日下午由洛阳飞抵西安。

　　尽管如此，南京方面主战派的军事讨伐行动并未停止，而且在复兴社内部引起急剧分化。复兴社主要负责人常务干事贺衷寒、复兴社书记邓文仪等人急欲“改换门庭”，为抢占“拥立”头功，组织召开复兴社高级干部会议，表示坚定不移地站在何应钦“主战派”的一边。

　　在几乎一边倒的“主战”呼声中，戴笠与郑介民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戴笠在会上发表自己的看法称：

　　“在校长情况尚未明了的情况下，武力解决西安事变未免唐突，唯政治谈判解决才能保校长安全。”

　　尽管戴笠说得委婉，没有把军事讨伐无异于“置校长生死于不顾”这样的话说出来，仍顷刻间成为众矢之的。贺衷寒、邓文仪等人对戴笠横加指责，将“西安事变”爆发责任全部推到戴笠身上，指出戴笠身为特务处处长，对校长负有情报和保卫的双重责任，校长被扣押全系特务处工作失误所致，戴笠应负全责。

　　戴笠自然知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至于这个责任有多大，该怎样去承担，他本人还没来得及想那么多。从听到蒋介石身陷险境那一刻起，他就在千方百计寻求真相，寻求施救途径。

　　但是邓文仪早已为他想好该怎样承担这个责任，邓文仪公开扬言：

　　“特务处西北区事前失职，西北区负责人及特务处负责人若不死于张、杨之手，就应自杀以谢校长！”

　　“自杀以谢校长”，不仅说得冠冕堂皇，而且足够阴毒。在戴笠看来，校长尚在危难之中，学生岂有资格自杀！戴笠是知恩图报之人，他打流十年，承蒙蒋介石知遇之恩，不次拔擢，得以厕身近禁，他对蒋介石的感恩戴德是刻骨铭心的，所以他和他的特务处只对蒋介石一人负责，他的命运是和蒋介石绑在一起的，万一蒋介石遭遇什么不测，他和他的特务处将整个跟着“翘辫子”！

　　所以，即使死，也要为营救校长而死，也要死得“忠烈”！

　　正因为如此，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做改换门庭之想。

　　这一天，戴笠立下遗嘱：“唯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复兴社要员蠢蠢欲动

　　贺衷寒、邓文仪都是复兴社要员，他们对戴笠的不满甚至说憎恨由来已久。

　　当年复兴社发起成立之时，除了戴笠，其他人都是清一色的黄埔军校一二期老大哥，连三四期的都寥寥无几。戴笠这个第六期的晚辈能加入复兴社，完全得益于胡宗南的提携，大家不愿拂胡宗南的面子罢了，根本没人把他放在眼里。而蒋介石偏偏选中戴笠出任特务处处长，令这些黄埔学长极为不满。而戴笠一上任便背靠复兴社“闹独立”，令贺衷寒忍无可忍，愤然提出改组特务处。

　　但戴笠的“闹独立”也是事出有因。特务处一成立，蒋介石就钦定了特务处本部单独的办公地点，表面上从属于复兴社，实际上不仅办公地点不在一起，具体工作也直接听命于蒋介石。作为保密工作，戴笠总不能将蒋介石的密令或上交蒋介石的情报，再向复兴社干事处汇报一遍。

　　在这种情况下，“改组”自然无法进行，贺衷寒更是落个烧鸡大窝脖。结果，复兴社成立四年多，反倒是戴笠深受其惠，干得风生水起，这让复兴社干事会的“高级干部”们情何以堪？

　　邓文仪对戴笠的嫉恨更为直接，他苦心经营数年的庞大特工队伍——南昌行营调查科及其各地派出机构和外勤人员，被戴笠不费吹灰之力全部接收，他怎咽得下这口窝囊气？

　　如今蒋介石被扣押，贺衷寒、邓文仪这些人终于有了出一口恶气的机会。在他们看来，蒋介石已凶多吉少，戴笠的处境则成为“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巢于飞幕之上”，无论蒋介石结果如何，杀戴笠以谢蒋，都是名正言顺的。

　　只是戴笠不明白，复兴社成立之时，论起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他根本无法与贺衷寒、邓文仪这些人相提并论。说起承蒙知遇之恩，贺、邓这些黄埔老大哥远在他之上。他们才是蒋介石倚为干城的心腹干将，他们可以对戴雨农有意见，甚至杀戴谢蒋，怎能置蒋介石生死于不顾？尽管他们把“武力救蒋”说得冠冕堂皇，可哪个不知“覆巢之下无完卵”？

　　会议最终通过武装解决西安事变的决议，并以黄埔同学会的名义，公开拥护和声援何应钦武力讨伐张、杨。

　　为博取何应钦的信任，贺衷寒还将力行社成员名册交给何应钦，任由何指挥调遣。且犹嫌不够，又向何应钦提出组建一支武装队伍，随即与邓文仪一道，在几天之内便搜罗了数百名军校毕业生，组成“讨逆赴难团”，准备亲自带兵开赴潼关，参加到进攻西安的战斗行列中。

　　对于复兴社的军职人员，贺、邓早已下达了参战命令，桂永清即率领全副德式装备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迅速启程，定于16日或17日抵达华县前线。康泽也派出别动总队的两个大队，充当围攻西安的急先锋。

　　拥有重兵的胡宗南自然不会被遗忘，不仅接到何应钦的作战部署，更接到复兴社贺衷寒、邓文仪等人攻打西安的指令。

　　但是，胡宗南与戴笠密电往来不断，对南京主战派的“心怀叵测”早已了如指掌。他口头上答应着，实际按兵不动，静观其变，随时准备实施真正营救蒋介石的行动。

　　此间，宋美龄先后约见贺衷寒、邓文仪等人，劝说他们放弃以大军围攻西安的主张，并在约见康泽时表示，处理事变“应以委员长的安全第一”为前提。然而事到如今，这些蒋介石的心腹弟子都在争抢对何应钦的“拥立”之功，哪里还会想着已沦为“阶下囚”的昔日校长？

　　16日，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也是在这一天，王蒲臣他们已经潼关潜入西安并发回情报：中央军由潼关向西安迅速推进，大批飞机开始轮番轰炸潼关至西安线上的渭南县。

　　渭南与西安相毗连，校长就在西安城里，原本生死未卜，此时实施轰炸，明摆着子弹不长眼，蒋介石性命难保。正当戴笠心急如焚却又无计可施之时，19日上午，宋子文的电话打到了特务处。

　　拿起话筒，电话那头传来宋子文清晰的声音：

　　“把郭增恺借我几天。”

　　“郭增恺？”

　　戴笠愣了一下，豁然明白过来。郭增恺是杨虎城的部下——西北绥靖公署参议，因《活路》（宣传联共抗日并谴责蒋介石的小册子）事件被戴笠的属下特工秘密逮捕，押解南京，关在特务处的监狱里。宋子文“借”郭增恺，毫无疑问是为了做杨虎城的工作，打开与张、杨和谈的大门。

　　戴笠猜得不错，宋子文已冲破重重阻力，准备以私人身份前往西安斡旋。

　　这个消息，令戴笠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宋子文与张学良的关系，并不在戴笠与张学良之下。当年张学良染上阿芙蓉癖，就是在宋子文的帮助、照顾和监督下成功戒毒的。由宋子文前往西安斡旋，无疑是和平解决事变的好兆头。

　　戴笠不敢耽搁，立刻前往南京老虎桥监狱（特务处“丙地”），亲自将郭增恺送到机场。

　　下午两点三十分，宋子文与郭增恺等人乘坐容克号飞机飞往洛阳，20日上午抵达西安。

　　蒋介石两进西安

　　其实，戴笠一直想不明白，张学良为何要采取如此过激的行动。如若弄得挑起大规模内战，岂不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白白便宜了日本人！当然更重要的是蒋介石，在明知张、杨两部有异动的情况下，为何不能提起重视，非要轻车简从深入“虎穴”，以致被张、杨“瓮中捉鳖”？

　　事实上，早在元月下旬张学良第一次飞洛川会见中共代表李克农时，蒋介石就已得到消息，此后东北军、十七路军与中共的联络过程，亦在蒋介石的掌握之中。这些情报不仅来自特务处，还有来自西北“剿总”内部人员的报告，包括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政训处处长曾扩情（复兴社骨干）等人。

　　地方军阀为保存实力暗中与红军妥协，蒋介石对此已屡见不鲜，故而开初对张、杨动态也是睁一眼闭一眼，直到东北军军官训练团公然以“联俄联共”相号召，蒋介石这才感到事态严重。

　　然而，蒋介石采取的应对措施却不怎么给力，先是表面上佯装不知，一切以军令行之。随后采取“清君侧”策略，发现一例清除一例，看上去丝毫没有怀疑到张学良，意在敲山震虎，在不影响与张学良关系的同时，制止东北军与中共的联络。

　　蒋介石如此用心良苦，一方面出于他与张学良的关系非同一般，另一方面出于对张学良的看法和信任。

　　首先，张学良在关键时刻两次出手助蒋。

　　当年张作霖由京返奉途中被日本人炸死，张学良审时度势，果断“易帜”，使蒋介石顺利完成北伐，得以形式上统一中国；在辛亥革命以来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中原大战中，成为蒋方与阎、冯方争夺对象的张学良再次出手，在阎、冯已呈败势的关键时刻通电拥蒋，出兵入关，加速了战争的结束。

　　对于张学良的两次援助，蒋介石亦是投桃报李。

　　中原大战结束后，1930年11月，蒋介石邀请张学良赴京，派出军政大员何应钦、朱培德、宋子文等前往浦口火车站站台迎接；在张学良过江时，鸣放19响礼炮隆重欢迎；同时，蒋介石夫妇以对等身份为张学良及夫人于凤至举行盛大欢迎宴会，规格之高，前所未有。

　　嗣后，蒋介石与张学良结拜为异姓兄弟，宋美龄与于凤至结为干姐妹。宋美龄的母亲倪珪贞认于凤至为干女儿，蒋氏夫妇与张氏夫妇可谓亲上加亲。

　　这一切，让张学良既深感意外，又受宠若惊。

　　出于这样一种特殊关系，蒋介石有理由相信，张学良绝无背叛可能。而张学良“通共”的种种，不过是受人蛊惑。在蒋介石眼里，张学良是一个年幼无知的花花公子。

　　正因为如此，蒋介石在赴西安之前，特意在奉化约见杨虎城，暗示他不要希冀与张学良合作，称“张学良是个花花公子，他是靠不住的”。

　　蒋介石很清楚，张学良的东北军兵力约22万，杨虎城的兵力约十万，而红军的兵力有七八万，如若张学良靠不住，一向谨慎的杨虎城绝不会冒险与红军合作。为达到分化拉拢的目的，蒋介石又亲切地对杨虎城说：

　　“你是我们同盟会时期的老党员了，将来西北的事情还是要交给你的。”

　　正是由于对张学良的错估，也是蒋介石太过自信，自信能左右西北局面，在明知张、杨两部军队有“异动”的情况下，仍毫无防范，于10月22日前往西安，宣布进一步“剿共”计划，并到王曲军官训练团发表讲话，重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而此时的东北军，因痛失家园，抗日情绪高涨，迫切要求打回老家，收复故土，对打内战本身就有一种抵触情绪。加上军官训练团由王以哲主办，不仅以“联俄容共”相号召，甚至公开提出“抗日反蒋”的口号。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重申“攘外必先安内”，必然引起训练团将士的反感。

　　10月28日张学良晋见蒋介石，希望停止“剿共”，要求率东北军赴绥远抗战，被蒋介石驳回。这一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汉卿乃如此无识，可为心病”，“张学良要求带兵抗日，而不愿‘剿共’，此其作事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也”。可见蒋介石基于以往对张学良的看法，对张的意见并未提起重视。

　　10月29日蒋介石返回洛阳避寿。31日张学良特地约阎锡山、徐永昌、傅作义等人前往洛阳祝寿，借机再次进言，劝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这次蒋介石还算有耐心，劝张学良说：

　　“攘外必先安内，共党已日暮途穷，只要我们再坚持一下，就会取得最后胜利。”

　　张学良不死心，仍据理力争：

　　“此事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请蒋委员长慎重考虑。”

　　蒋介石看看阎、傅等人，厉声质问：

　　“你们只答复我一句话，是我该服从你们，还是你们该服从我？”

　　此次进谏仍以无果而终。但这时张学良的处境已十分艰难，一方面必须随时保持与红军沟通，避免红军被中央军所败；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服从蒋介石的部署，继续“围剿”红军。可两方面兼顾，难免不会露出破绽，一旦被抓住把柄，后果将十分严重。

　　就在这时，蒋介石指挥晋绥军打响了绥远抗战。对张学良来说，参加绥远抗战，正是摆脱困境的好机会。首先，东北军大举北迁，“剿共”必将受到影响甚至因此而停顿；而东北军进入绥远后，既与红军相距不远，又可就近接通苏联与外蒙古，说不定能代替红军打通国际路线，就此接受苏联的军事援助。

　　11月27日，张学良正式上书蒋介石，强烈要求率东北军赴绥远参战。

　　然而，这只是张学良的一厢情愿。蒋介石在“对日方案”的序列中，有冯玉祥与唐生智，而张学良仅为预备队队长。在张学良看来，这明明就是为人们对东北军的非议——军纪差、战斗力差做注脚。

　　就在这时，张学良得知蒋介石下令逮捕了上海救国会“七君子”，查封了各种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救亡报刊。张学良愤怒之下，于12月2日亲自驾驶军用飞机，孤身直飞洛阳，再次直言进谏，强烈要求将东北军撤出“剿共”战场，开赴绥远参加抗战。

　　由于蒋介石不为所动，张学良情绪激动，严词指责蒋介石“专制”，与袁世凯、张宗昌无异。蒋介石毫不理会，却态度强硬地表示：“全国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

　　张学良完全没有料到，“请缨抗战”未成，反倒更刺激了蒋介石“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决心，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东北军之兵心，为察绥战事而动摇，则‘剿赤’之举，几将功亏一篑。此实为国家安危最后之关键，故余不可不进驻西安，以资震慑，而挽危局，盖余个人之生死早置之度外矣。”

　　12月4日晚，蒋介石一行乘火车由洛阳抵达临潼，次日上午入住华清池。

　　紧接着，一批重要军事将领、军政要员云集西安，包括军政部次长陈诚、福州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兰州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豫鄂皖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卫立煌、豫陕边区绥靖公署主任陈继承、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二十五军军长万耀煌等。

　　与此同时，陇海路上战车滚滚，蒋鼎文等部十几个师正在向西北开来；刘峙指挥的十万大军已摆在陇海铁路沿线，随时准备西进；万耀煌部陆续开入潼关，进驻咸阳；胡宗南部向宁夏和陕甘边境移动；65架战机已调至西安与兰州……

　　蒋介石在洛阳一个月，为第六次“剿共”做了一系列军事部署，如今重回西安，显然是做了两手准备，一旦张、杨不服从命令，消极“剿共”，他将实施第二套方案，即将东北军与十七路军调出“剿共”战场，将陕甘两省全部让给中央军，由中央军全面“剿共”。

　　临战换将乃兵家之大忌，蒋介石何尝不知其中利害，只是有备无患，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走这第二步棋。他仍然确信，东北军联共是张学良的部下所为，张学良不过是受部下蛊惑，其为人“小事精明，而心智不定”，“尚不至为国家害”。

　　然而，蒋介石不仅错看了张学良，同时也错估了西北形势。

　　张学良被逼无奈

　　应该说，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割据的特点，是发生“西安事变”的国内政治基础。

　　民国建立以来，自袁世凯以下，北洋大小军阀，无不假“共和”之名，倚仗手中军事实力，独霸一方。至蒋介石“统一中国”，也只是形式上的统一。统一之后的现状，一方面是蒋介石千方百计削弱与吞并各地方实力派；一方面是各地方实力派千方百计予以抵制，甚至“合纵连横”，以致混战此起彼伏，直到以中央军获胜的中原大战结束，其结果也只是武力压服，而非真正统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各地方实力派纷纷换上“抗日”的招牌，假“抗日”之名，击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之软肋，以保存实力，割据一方，甚至寻机扩大。背靠苏联并获得大量军援的“新疆王”盛世才如此，发动福州事变的李济深如此，发动“两广事变”的陈济棠、李宗仁亦不例外，那么张学良呢？

　　回溯张学良“易帜”后的历史，“九一八”事变之时下令东北军放弃抵抗，热河抗战中全线退却，宁背负“逃跑将军”之骂名，也不愿在前线为南京政府当炮灰，其目的很明确，那就是保存实力。

　　然而，正因为丢了东北，张学良受到所有东北军人乃至东北民众的唾骂，若不能打回东北一雪前耻，他不仅愧对20多万东北军人，更无颜面对家乡父老。只有抗日才能返回家乡，只有抗日才能对得起为他抛头颅洒热血的东北军人，和无以数计流亡关内的家乡父老。随着时间的推延，他报仇雪耻的决心愈发强烈。

　　他原本寄希望于蒋介石发动全面抗战，可蒋介石的原则是“攘外必先安内”，要抗日必先“剿共”，东北军被拉上了“剿共”战场。

　　陕北劳山一战，东北军的一一〇师几乎全师被歼，师长何立中、参谋长范驭州战死沙场；

　　富县榆林桥一役，东北军一〇七师之六一九团外带六二一团一个营被全歼，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被生俘；

　　直罗镇战役，东北军一〇九师一个整师外带一〇六师一个团全军覆没，一〇九师师长牛元峰自杀身亡。

　　在为损兵折将痛心疾首之时，张学良发现，等到蒋介石开始进行抗日，他的东北军恐怕已经不复存在了。他开始怀疑蒋介石借刀杀人，他已不相信南京国民政府有抗战决心。

　　恰在此时，中共中央一改过去那种视一切国民党上层势力为仇雠的做法，改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张学良不仅看到了红军的战斗力，更看到了共产党抗日的决心。由于身边一直不乏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张学良开始倾向中共的政治主张，特别是原中共特科成员刘鼎成为他的助手后，他对中共更加向往。

　　正是在中共中央抗日的统一战线感召下，东北军与红军、十七路军结成“铁三角”。

　　不料，在张学良与中共谋求打通苏联接受苏联援助的时候，蒋介石也在寻求与苏联结盟的机会，并秘密与中共谈判，寄希望于政治解决中共然后联俄抗日。

　　令张学良出乎意料而又不能接受的是，蒋介石一边与中共谈判，一边加紧“剿共”，使与中共暗中联合又处于“剿共”第一线的张学良进退两难。

　　而蒋介石坐镇西安调兵遣将、强势“剿共”的架势，让原本处于进退维谷之中的张学良更加雪上加霜。对蒋介石的“剿共”命令，他既不能服从又不能反对，消极怠工或者与红军联手再无可能。然而，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一旦被撤出陕甘地区，不仅意味着张、杨与红军结成的“铁三角”被彻底拆散，东北军与十七路军更有被蒋介石肢解吞并的可能。

　　张学良所能做的，只有劝蒋停止“剿共”，联共抗日。适得其反的结果，将张学良“逼上梁山”。

　　早在蒋介石10月下旬赴西安之时，杨虎城就曾给张学良献计：“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当时，张学良“闻之愕然，沉默不语”，他显然从未有过效法曹孟德的想法，也自知无曹孟德的雄才大略，他当即表示：“汝之策，在余有不能之者。”

　　如今时过境迁，张学良有了破釜沉舟的想法。

　　华清池生变

　　12月7日下午，张学良赶到华清池，再做最后的努力。他抱着以死相谏的决心，哪怕被蒋介石一枪崩了，也要把肚子里的话全部说完，因此慷慨激昂，直抒胸臆，说到动情处，以至声泪俱下，唏嘘不已，称：

　　“继东北沦陷之后，华北已名存实亡，国家民族生死存亡已到了最后关头。非抗日不足以救亡，非停止内战团结一致，不足以言抗日。继续‘剿共’断无出路……”

　　但对蒋介石来说，“剿共”已经到了最后时刻。眼下严冬已至，红军接不到苏援，基本温饱尚难以解决，何以抵抗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围剿”。事实上，中共已向张学良借款达六七十万元。离开张学良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在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之中，红军面对的形势将更加严酷。

　　在蒋介石看来，“现在‘剿共’军事仅剩最后五分钟了”，怎听得进张学良如此哭谏，结果赫然震怒，斥责张学良“上了共产党的当”，并说：

　　“你就是拿枪打死我，我的政策也不会改变。”

　　蒋介石的态度激怒了张学良，他决定接受杨虎城的建议，发动事变。

　　回到西安后，张学良找到杨虎城，两人做了初步协商。12月8日两人再次会商，初步确定了兵谏计划，决定由东北军负责华清池抓捕蒋介石和西安到临潼沿线的警戒任务；十七路军负责拘捕南京方面军政要员，解除所属南京政府的军警宪特全部武装，抓捕和控制南京政府派出机构的人员，并扣留机场作战飞机和控制火车站等。约定双方分头进行准备，具体日期根据准备情况另定。

　　而蒋介石为督促东北军尽快“剿共”，特地约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和第一〇五师师长刘多荃共进早餐，对他们进行劝说，甚至敲打王以哲说：

　　“你军部的电台经常和共产党通报，别以为我不晓得，我早就知道你们这些举动。”

　　蒋介石的本意在于警告，一方面督促他们自觉“将功折罪”，另一方面用宽宏大量去感化他们，以达成积极“剿共”之目的。

　　殊不知，这个“敲打”非但没起到警示或感化的作用，反而将他们向相反的方向推了一把。“通共”是要掉脑袋的“大罪”，即使蒋介石眼下不计较，谁敢保证他不会秋后算账？不可否认的是，当两位忠实下属将这一“敲打”转达张学良之后，直接的后果，是加快了张学良的“兵谏”步伐，使之迅速定下举事日期。

　　12月11日，蒋介石召集来陕的军事将领、军政要员和张学良等人商议军事计划，定于次日（12日）发布第六次“围剿”红军的命令。

　　于是，张、杨将举事时间定在当天夜里。

　　11日晚，张、杨在西安新城大楼绥靖公署联名宴请来陕中央要员，准备宴会一散，双方立即同时行动，先由张学良部在华清池扣押蒋介石，旋由杨虎城部在西安城内发起大抓捕。

　　就在这天下午，住在西京招待所的陈诚忽然发觉西安的气氛有些异常，他立即赶赴临潼向蒋介石汇报。经陈诚一点，蒋介石似乎也恍然醒悟，觉得张、杨二人近日确实有些不对劲。为了进一步试探，蒋介石当即电话通知张学良、杨虎城、于学忠去临潼参加军事会议。

　　张学良接到电话后，担心已走漏消息，颇为疑虑，但不去必将引起蒋介石怀疑。为稳妥起见，他决定独自一人去见蒋介石，以宴请中央要员为名让杨虎城留下。

　　与参加军事会议相比，宴请中央要员这个理由显然牵强，蒋介石疑心亦在情理之中。而更令蒋介石怀疑的，是张学良心神不定的表现，为此，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汉卿今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余甚以为异。”

　　直到要上床休息了，蒋介石还在为这件事耿耿于怀：

　　“临睡思之，终不明其故，以时迟，亦遂置之。”

　　倘若蒋介石能在下午陈诚提出疑问之时，或晚上张学良离开之后当机立断，撤出华清池再做打算，或许历史将被改写。

　　如此“遂置之”，蒋介石便再也没有机会了。

　　12月12日凌晨，华清池枪声骤起，蒋介石这才大梦初醒，赶紧在侍卫的保护下越墙逃走，爬上骊山躲藏。但很快被张学良的卫队搜出，押送西安，关进新城大楼西安绥靖公署内早已准备好的房间。

　　与此同时，来陕的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所有中央军政要员与他们的幕僚、参谋人员，以及陕西省主席邵力子等人，全部被抓捕扣押在西京招待所，西安城内所有南京方面的机构与人员悉数被控制。

　　兰州方面，东北军五十一军亦在当日凌晨接到张学良的密令，拘捕蒋系军政要员，解除驻兰州中央军武装，控制了机场及兰州全城。

　　登门宋公馆

　　尽管后来说起西安事变，张学良的口气不无戏谑与轻松，就是“教训一下这个老头子（蒋介石）”，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个“教训”潜伏着大规模战争的危机。

　　尤其，事变后的形势，并不在张学良的掌控之中。

　　12日凌晨，张学良密令东北军炮兵第八旅旅长黄永安，率部并联络中央军校四分校教导大队中的东北籍军士，夺取军事重镇洛阳，封锁机场。

　　以洛阳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可以说，谁控制了洛阳和洛阳机场，谁就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却不料，黄永安反而向洛阳警备司令祝绍周告了密。

　　而十七路军第四十二师师长冯钦哉在接到杨虎城的密电后，本应率部从驻地大荔倍道兼进，渡过渭河占领潼关，却向中央军洛阳前线指挥樊崧甫告密，使中央军抢先占领陇海线战略要地潼关及华阴，陕西大门豁然洞开。

　　正因为如此，中央军才得以由潼关迅速推进，直逼西安。加上位于甘肃等地的胡宗南、汤恩伯等各部中央军可随时从背后发起进攻，张、杨发动事变之初，便已处于腹背受敌的被动局面。

　　当时情况相当复杂，南京方面，何应钦居心叵测，企图利用军事讨伐置蒋介石于死地，以便取而代之；而失去自由的蒋介石为雪其辱，亦寄希望于中央军实施武力讨伐。

　　与端纳同去西安的力行社总干事、蒋介石的特勤总管黄仁霖，他受宋美龄和孔祥熙指派，此行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亲眼看到健康在世的蒋介石，然后遄返南京报告。他不肩负任何政治使命，因此张学良同意他与蒋介石见面，并警告他不要说话；他自己也明白，此行就是用眼睛完成任务，而不是用嘴巴。

　　张学良亦告诫蒋介石见到黄仁霖后莫谈公事，但蒋介石仍秘密修书一封，并特地连念三遍之后才交给黄仁霖。黄仁霖深领其意，知道蒋介石暗示他记下信的内容，在信被扣留后仍能将其“口谕”带出。

　　信的内容是：命令中央军出兵西安，倘若“叛军”三日内不将他送回南京，即使踏过他的尸体前进，也在所不惜。

　　这正是张学良所担心的，试想这样一份“口谕”传到何应钦那里，岂不正中下怀？何应钦将有恃无恐地大规模轰炸西安。但黄仁霖是奉宋美龄、孔祥熙之命而来，报告对象定然不会是何应钦。孔、宋力主和平解决事变，为保蒋介石性命，绝不会让这样一份“口谕”传到何应钦那里。

　　当然，黄仁霖虽没有违禁用“嘴巴”，却在用“眼睛”的同时错用了“耳朵”。既然知晓了“口谕”内容，他便再无完成任务的机会。为以防万一，张学良将黄仁霖就地扣押，直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才将其释放。

　　幸好端纳不负重托，将宋美龄的亲笔信交到了蒋介石手中，宋美龄在信中称，“南京戏中有戏”，蒋介石终于同意下达停战手令。他在给何应钦的亲笔手令中称：

　　“以近情观察，中正于本星期六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

　　这是12月17日，停战手令当即由蒋鼎文送出，18日抵达南京送到何应钦手中，轰炸暂时停止下来。那么星期六之后会怎样？倘若蒋介石不能顺利归来，何应钦会不会再次下令轰炸西安？

　　以戴笠的判断，结果不言而喻。

　　因此，从宋子文离开南京那一刻起，戴笠便翘首以待。21日下午五时，宋子文返回南京。戴笠闻讯后，迫不及待地赶往北极阁一号宋公馆，打探消息。

　　戴笠与宋子文的交往，要从抓捕宋子文的司机说起。在1931年7月上海北站发生的枪击案中，宋子文的机要秘书唐腴胪遇刺身亡，宋子文侥幸逃生，他的司机也在同一天失踪了。此案在1932年王亚樵刺杀李顿未遂案中已告破，宋子文的司机却一直下落不明。宋子文怀疑这个司机是内鬼，否则在注意保密的情况下，外人不会掌握他的行踪。

　　1935年年初沈醉在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任行动组长，在追查一桩银行抢劫案时，偶然发现其中一名案犯很像宋子文的司机（宋曾将其照片交到侦缉大队）。经上报戴笠批准，沈醉与行动组其他成员跟踪追击，在苏北农村将其抓捕归案，了却了宋子文一桩心事。

　　从此宋子文与戴笠有了某种默契，走动也多了起来，尤其后来在抗战中，两人更是互相支持，相互配合。

　　眼下，戴笠来到宋公馆，宋子文既无意外亦无见外，而是直截了当地说：

　　“你来得正好，正要找你呢。”

　　宋子文的话让戴笠为之一振，但宋子文并没说找他何事，而是示意他坐下，接着刚才的话题继续说下去。

　　危急中请缨赴死

　　宋公馆的客厅里，凝重中流动着焦虑的气息。宋子文正向在座的宋美龄、宋霭龄等人介绍西安的情况。

　　戴笠全神贯注地听着，宋子文的每句话都透露出一个可怕的信息：校长处境危险！

　　宋子文在《西安事变日记》中记述说：

　　“我得出之印象，委员长性命正处非常危险之状态。他们已走向极端，若其遭受失败之打击，他们甚有可能挟持他退往其山上要塞；甚或，他们可能变成一伙暴徒，并在暴徒心态下杀死他。汉卿直言不讳告诉我，其委员会（西安事变当天，张学良、杨虎城成立了‘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以之作为行动的决策机构。张、杨任正副主任）已经决定，若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事，为安全起见，他们将把委员长交给中共。这绝非凭空之威胁。”

　　“交给中共”，这句话令戴笠不寒而栗，这将比“杀死他”更为残酷。

　　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局面，且不说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别有用心，就是以营救蒋介石为目的的黄埔将领，在事变爆发之初、真相未明了之时，出于军人的本能，也是在一面通电全国谴责张、杨，或致电张、杨要求礼送蒋介石回京；一面积极部署，抢占先机，以掌握军事主动权，对西安形成军事震慑，迫使张、杨在进退失据的情况下让步和谈。此间，不仅有樊崧甫部奉命抢占潼关，攻占华阴，更有桂永清率教导大队杀气腾腾开赴陕西，在华县赤水与东北军对垒。胡宗南的部队亦在组织南下，回师救援。

　　但是，胡宗南等人的“主战”与以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不同，他们是以救出蒋介石为目的，绝不会将战火烧到西安城内危及蒋介石性命。

　　何应钦正是利用了他们急于救蒋的迫切心情，企图将事变引向武力解决的途径。18日收到蒋介石手令之后，也只是停止了飞机轰炸，陆地的军事进攻并未停止，刘峙部仍开始围攻华县。

　　12月20日，中央军攻克华县，西安已笼罩在恐怖气氛中。

　　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张、杨不得不下定破釜沉舟之决心，联合发表告东北军、十七路军将士书，号召两军将士准备与中央军决一死战。

　　战争一触即发，蒋介石已成为俎上之肉。

　　这种紧张局势，无论用怎样和缓的语言来讲述，都难免令人胆战心惊。

　　从听说事变开始，戴笠就想过亲赴西安进行策反，营救蒋介石。如今已到了最危急的时刻，不能再等。他看看在座的宋美龄，恳求说：

　　“夫人，让我去西安吧，特务处在西北的一些机构和人员被控制了，但大多数特工没有被控制，还有隐蔽的直属通讯员和交联特工，前几天派去的人也已进入西安，我去了开展活动比较方便。”

　　“你去了反而会更麻烦。”

　　宋美龄摇摇头表示反对，她知道戴笠只效忠蒋介石一人，为此得罪了不少人。尤其与蒋介石有嫌隙的地方实力派，早把他视为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

　　戴笠自然也知道，特务处在东北军、十七路军内安插情报人员，早就引起张、杨手下一些将领的不满。戴笠由于与张学良关系密切，对一些情报的处理会手下留情，对杨虎城则不然，所以十七路军将领恨不得将他这个特务头子一口吃掉。

　　但戴笠身上有一种特质，抛开政治立场，单说这种特质，还是可称道的，那就是忠诚、知恩图报。没有蒋介石，就没有他今天所拥有的一切，如今领袖蒙难，他岂能苟且偷生？更何况，没有了蒋介石，他所拥有的一切都将化为乌有。

　　而复兴社那帮“高干”说得没错，“龟玉毁于椟中，典守者之过也”，特务处在西北有着重重谍报网络，竟无一人事先得到“兵谏”情报，戴笠难辞其咎。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将功赎罪，即使死也要死得无愧于校长。

　　戴笠已横下一条心，一定要说服蒋夫人，让他赴西安，为营救校长出一份力。无奈他的话对宋美龄毫无说服力。

　　其实，根本不用他本人出面请求，早有人为他铺平赴西安之路，这个人就是宋子文。准确地说不止宋子文一个人，还有他的好友张学良。在离开西安之前，宋子文决定要做几件事：

　　一、让蒋夫人来西安照顾委员长，并改变其听天由命之态度。

　　二、由戴雨农代表黄埔系前来西安，亲身观察此地之局势。

　　三、派一将军来西安，以处理可能产生之军事问题。

　　宋子文之所以选中戴笠，完全是出于对戴笠的信任，这份信任里包含着戴笠对蒋介石的忠诚和他多年来从事特务工作养成的敏锐、机警与足智多谋，当然还考虑到他与张学良非同一般的关系。

　　宋子文将这个决定告诉张、杨，两人表示同意。对于让宋美龄与戴笠来西安，宋子文与张学良可谓不谋而合。随后张学良写了两封信请宋子文转交，一封是写给宋美龄的，另一封就是写给戴笠的。

　　张学良深知复兴社首脑是蒋介石的心腹幕僚，试图通过戴笠提议，让复兴社派代表团去西安商谈。他相信，至少戴笠本人是会“应邀前来”的。

　　宋子文对宋美龄说：

　　“雨农与汉卿也是交换过金兰帖的兄弟，他去了对说服汉卿大有好处。”

　　有了这个前提，宋美龄终于点头答应。

　　宋子文将张学良的信交给戴笠，特地重复了张学良当时说过的一句话：“倘若西安发生战争，蒋夫人之安全不能得到保障。”

　　戴笠心领神会，他知道此番前去，不是需要亡命武夫，而是需要智慧和勇气，在危机时刻能够发挥作用，扭转局面。

　　看过张学良的信后，戴笠知道复兴社那些首脑是没指望的，建议宋子文与一些政府要员交换意见，分化和动摇主战派，推延讨伐张、杨的时间，减小战争几率，为寻求政治解决途径提供时间的保障。

　　宋子文对此表示赞同，随后去拜会了叶楚伧、顾祝同、蒋鼎文、孔祥熙、熊式辉以及何应钦等人。当天晚上，政府要员开会，讨论了宋子文的建议，即：

　　“四天之内，飞机不得轰炸，陆军不得进攻。但假若四天期限已过，尚未寻出解决方案，此时委员长亦离开西安，他们可放手飞机大炮轰炸攻打西安，及其他任何彼等欲攻打之地方。”

　　在孔祥熙等主和派坚持下，宋子文终于冲破何应钦、熊式辉、叶楚伧等人的阻挠。当然，这个冲破的结果也仅仅是默许了他与宋美龄、戴笠、蒋鼎文赴西安，是否真的停止轰炸与进攻，以何应钦等人的别有用心，实在难以预料。

　　告别部属家人

　　离开宋公馆后，戴笠立即赶到洪公祠一号特务处本部安排“后事”。

　　说是“后事”并不为过，倘若戴笠个人秘密潜入西安开展活动，自然谈不上有什么危险，如今公开与宋氏兄妹进入西安，即使双方没有开火，也难免杨虎城的哪位部下会一不小心“擦枪走火”，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在特务处全体人员大会上，戴笠表情凝重，庄严发表“临终嘱托”：

　　“领袖蒙难，是我等失职，我决定到西安随侍。此去凶多吉少，如果校长能安然返京，我也能随侍归来。否则，我死而无憾。古人说：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唯有一死，才能上报领袖，下救工作之危亡。但无论如何，大家要安心工作，忠心耿耿，继续为革命工作，奋斗到底，将来尽忠救国的责任，就全在各位肩上了……”

　　这番话，让在场的部属无不为之动容。肃穆的会场上有人在啜泣，很快啜泣声连成一片，跟随戴笠多年的张冠夫、胡子萍、徐亮等人，更是抑制不住地哭出声来。

　　都说患难见真情，生离死别时刻表现出的感情，令戴笠既感动又欣慰，只好安慰大家：

　　“你们哭什么？成功，成仁，是革命工作者的抱负。我既以身许国，忠于领袖，就无可惧之事。只要仰俯无愧，就能内心平安。古人所谓‘泰山崩于前而面不变’，就是一种无愧于心的修养表现，我自信尚有此修养。大家应为我此行高兴才对，我不要大家以眼泪为我送行，我要大家以掌声壮我行色！”

　　说完，他自己率先鼓起掌来。顿时，会场里掌声响成一片，可一张张脸上分明闪着泪光，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之悲壮。

　　都说“慷慨死节易，从容就义难”，戴笠从受命出任特务处处长第一天起，就把“这颗脑袋拿下了”，抱着必死的决心何难之有？这也正是他区别于复兴社其他人的特质，不怕死，敢玩命。

　　会上，戴笠指定由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和书记长梁干乔代理他的工作，散会后又将两人以及胡子萍、徐亮、张冠夫等人留下，做了一番工作上的交代。

　　回到鸡鹅巷五十三号，戴笠开始考虑怎样把家里安顿一下。母亲蓝月喜年事已高，妻子毛秀丛体弱多病，身边无人照顾不行。好在儿子戴藏宜已经长成21岁的大小伙子，倘若自己一去不归，儿子也能顶起这个家了。

　　戴藏宜正在上海大同大学读书，戴笠吩咐人给他发电报，让他连夜赶回南京。他要与儿子见上一面，也好将这个家托付给他。

　　他决定次日临行前再向母亲辞行，免得老人家过早忧心。到后院探望过母亲后，他回办公室整理了一下文件，然后去了他与毛秀丛的卧房。

　　这个夜晚，整个鸡鹅巷五十三号静得出奇。大家都心情沉重，往日的说笑声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尤其在后院，勤务兵连走路都蹑手蹑脚，生怕弄出什么动静。

　　戴笠推门进来，倒把毛秀丛吓了一跳。她歪躺在床上，吃惊地看着戴笠，仿佛不认识似的。

　　毛秀丛惊愕的表情刺痛了戴笠的心，若在平时，他断乎不会注意到这些细枝末节。眼看生离死别，他才感到对妻子的愧疚。自打毛秀丛来到鸡鹅巷五十三号，他整日忙忙碌碌，很少顾及她的感受。即使不外出，在夫妻俩的卧房里，他也常常是来无影去无踪，甚至当工作遇到压力，会不经意地拿毛秀丛当出气筒。

　　在床边坐下，戴笠准备交代“后事”。

　　见丈夫满脸温情，这让毛秀丛愕然之中又增加了几分迷惑，十年前戴笠将要离家南下时，也是一改常态，毛秀丛很快警觉起来：

　　“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事，是我要外出一次……”戴笠谨慎地选择着用词。

　　“外出？”

　　毛秀丛更加疑惑。外出对戴笠来说是家常便饭，他不在家比在家的时候要多得多，何时特意向她打过招呼？

　　“是这样，校长在西安遇到点麻烦……”

　　戴笠终于用最轻松的语气将这件事说完，毛秀丛听着却是眼睛越瞪越大，随后泪水便止不住地簌簌而下，伴随着抑制不住的呜咽声。她什么都没说，只是哭着将她的丈夫紧紧抱住，好像生怕他会突然消失一样。

　　第二天一早，儿子戴藏宜回到家中。

　　戴藏宜的突然归来和后院里沉静的气氛，已使年过六旬的戴母蓝月喜预感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待戴笠向母亲辞行时，蓝月喜已从儿媳口中得知了一切。

　　戴笠是孝子，每次离开南京都要向母亲辞行，但这次，他不知道该怎样向母亲告别。望着母亲腮边的泪痕，他禁不住悲从心来，如年少时在保安出远门一样，双膝跪地，泪流满面：

　　“娘，自从接您到南京以后，孩儿奔忙国事，少尽孝道。不要说席履丰厚，就是晨昏定省，也常有缺失。现在儿子又要离开您，去很远的地方，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因为要做国家的儿子，以后也许再不能……”

　　说到伤心处，戴笠早已泣不成声。

　　戴母是明事理之人，她已经意识到，此一别，说不定就是永诀。但她强忍悲痛，不在儿子面前流泪，她很平静地安慰儿子说：

　　“我从年轻守寡，将你抚养成人，尝尽世间艰辛。今天看到你能为国家做事，为长官分忧，感到非常高兴。你能为国尽忠，又能心存孝思，我就放心了。我虽然上了年纪，但身体很健康，如果有什么不方便，我会与家人回乡安居，你不必挂怀，去做你的事情吧。”

　　告别母亲，戴笠又对戴藏宜做了一番叮嘱，要他好好照顾母亲和祖母，随后乘车赶往机场。

　　11时许，飞机从南京机场起飞，先抵洛阳，再由洛阳转飞西安。飞机上，宋美龄、宋子文与端纳坐在前舱，戴笠与蒋鼎文、郭增恺等人坐在后舱。

　　下午约五时，飞机抵达西安机场。

　　被囚地下室

　　西安机场军警林立，戒备森严，飞机着陆后，不见有人前来接机。

　　机场负责官员给城里打了电话，十分钟后，张学良与杨虎城赶到机场。

　　张学良登上飞机，对宋美龄表示问候。宋美龄提出不要搜查她的行装，张学良诚惶诚恐地表示：“岂敢！岂敢！”

　　戴笠自然享受不到如此待遇，他最后一个走出飞机，刚一露头就被杨虎城看到，一下飞机立刻被杨的警卫搜身，随身携带的手枪被搜走。戴笠暗自庆幸，若非众目睽睽之下，若非宋氏兄妹在场，很难说他不会被当场“撂倒”。

　　随后，宋美龄前往高桂滋公馆照顾关押在那里的蒋介石，戴笠与宋子文、蒋鼎文乘车前往金家巷少帅府。在少帅府，宋子文与张、杨对西安事变的解决方案做了初步讨论，戴笠与蒋鼎文一直陪在旁边。

　　会谈结束后，戴笠被张学良的警卫带走。原以为是被带到下榻地点，却七拐八拐进入到公馆地下室，当铁门“哐啷”一声被锁上的时候，戴笠这才意识到：完了，自己已插翅难飞！

　　直到这时戴笠才发现，自己的西安之行毫无意义，既无机会随侍蒋介石身边，更无机会联络下属了解外边情况，开展策反活动。

　　地下室里深邃阴暗，唯一一个通向外面世界的小门被锁死，由士兵在门外把守。由于远离了外面的世界，地下室里静得几乎听得见心跳。只有士兵来送饭的时候，才能听到一点声响——从幽远的地方传来的脚步声，由远及近，最后停在门口。

　　深居地下与世隔绝的处境，急得戴笠几欲撞墙。他要求晋见蒋介石，被守门的士兵拒绝；要求见张学良，士兵不予理睬。他猜测外面局势紧张，自己已无生还可能。绝望之中，奋笔留书云：

　　“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唯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戴笠原是抱着必死之心而来，后事都料理好了，无论特务处还是家里，都已无牵挂，如此效忠蒋介石而去，也算功德圆满。可如今“死到临头”，又觉得这么憋屈地死去毫无价值，与其被动等死，不如拼死一搏，也算死而无憾。

　　可是在远离尘世的地下室里，找谁去搏呢？

　　23日晚上，戴笠躺在行军床上，又是一夜未眠。

　　24日凌晨，走廊里响起沉重的脚步声：嗒、嗒、嗒……当脚步声停在门口的时候，铁门“哗啦”一声被打开。

　　戴笠闻声，从行军床上一跃而起。

　　在这个时候，若是进来持枪军人，那结果只有一个：拉出去崩了！

　　尽管来不及多想，但戴笠凭直觉断定：凶多吉少。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张学良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进来。他看上去疲惫不堪，两颊深陷，两眼无神，眼圈乌黑。他将一份文件丢给戴笠后，便一屁股坐在了行军床上。

　　戴笠讶异地接过那份文件，那是东北将士的上书报告，几个大字赫然映入眼帘：

　　“请速杀戴笠，以绝后患！”

　　虽然戴笠此时尚未有“蒋介石佩剑”之称，但他对蒋介石的绝对忠诚和特务处无孔不入的能量，已足以引发蒋之“对手”的嫉恨。兵变之后，那些参与扣押蒋介石的东北将士，无不担心这个特务头子将西安之水搅浑，做出对东北军不利之事，必欲除之以绝后患。

　　报告内容无须再看，这九个字足以说明戴笠面临的处境。

　　赴西安前，戴笠对张学良确实抱有很大希望，即使宋子文，亦认为戴、张兄弟情深，由戴笠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不无裨益。

　　戴笠本人更是认为，在国民党少壮派将领中，除胡宗南之外，张学良是他第二个至交，可谓情同手足。张学良将那么一大片豪宅无偿让给特务处使用，便足以说明问题。1934年张学良出任鄂豫皖三省“剿总”副总司令后，不久戴笠接手司令部秘书处第三科，他委派由南昌行营调查科合并过来的王新衡为科长，特别叮嘱王注意保护张学良的安全，他本人也经常到汉口检查工作，对张学良身边的人，包括佣人、厨师等，都要一一摸清底细，以防万一。一旦发现有什么不妥，立即报告张学良。

　　张学良对戴笠的关心深怀感念，每逢戴笠到汉口，便会邀他一同骑马、游泳、下馆子，玩得不亦乐乎。戴笠曾得到重要情报，称张学良的秘书黎天才是中共间谍。对事关中共的情报，戴笠从来不敢耽搁，会立即调查核实，逮捕关押，往往先斩后奏。但对张学良身边的人，他一般会亲自向对方说明情况，如何处置由对方决定。

　　对黎天才，张学良提出的处置方案让戴笠哭笑不得，即效法囚拿破仑于圣赫勒拿岛，将黎天才“囚禁”在东湖中正亭，让他在那里读书思过。但不许公开监视，也不许让他逃走。

　　东湖是武汉大学附近的一个小湖，中正亭建于湖中绿地。把一个大活人放在那里无人看守，他岂有不逃之理？张学良如此感情用事，戴笠也只有一笑了之，听之任之。这倒不是他完全为友情徇私情，张学良何等身份，连蒋介石都对他礼让有加，他何不顺水推舟，做个顺水人情。

　　结果，东湖中正亭中很快就没了黎天才的踪影。其实黎天才并没有走远，他一直没有离开张学良，戴笠只能好人做到底，从此对任何人都不曾提过这件事。戴笠的沉默与配合，令张学良对这个只效忠蒋介石一人的特务头子刮目相看，更加视为挚友。

　　尽管如此，戴笠心里也清楚，在事关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面前，兄弟情义是微不足道的。就像张学良与蒋介石，兄弟情义何其深厚，张学良不是照样扣押蒋介石，甚至可能采取“最后手段”吗？同是张学良的结拜兄弟，戴笠又岂能与蒋介石相提并论？所以戴笠认定必死无疑也在情理之中。

　　既然人之将死，戴笠像在临行前的告别会上，愈发慷慨凛然起来：

　　“古语云，主辱臣死。现在委员长蒙难西安，凡是为部属的，怎忍偷生？我若怕死就不会来西安了。你可以杀了我，但杀不尽我的同志……”

　　不等戴笠说完，张学良摆摆手说：

　　“雨农兄，你误会了。我无意加害委员长，更无意杀你！”

　　这倒让戴笠糊涂了，既无意加害委员长，为何要实施“兵谏”？兵谏本身带来的后果是不可预测的，万一蒋介石被杀，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无言的保护

　　其实，张学良实施“兵谏”带来的后果，不仅仅是军事上的不可掌控，更有来自共产国际在政治上的压力。

　　兵谏当天，张学良在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称：

　　“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请派人前来共商大计。”

　　然而，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却令张学良大失所望。12月14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社论，把张、杨的义举说成是“叛变”，是“利用抗日运动进行投机”；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通讯》则斥责张学良为“叛徒”“强盗”；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还专门向孔祥熙表示，苏联政府与事变无关。

　　苏联的公开反对，直接影响国内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压向张学良，连抗日激进派知识分子及普通民众，也纷纷予以谴责。

　　事变后的局势，并没有出现张学良曾寄予厚望的各反蒋实力派的一呼百应，即使曾与他商量联共抗日并一起劝蒋停止内战的阎锡山，也直言“小六子太蛮干了”。南京方面的强硬态度，何应钦的紧锣密鼓磨刀霍霍，一触即发之实力悬殊胜负分明的内战，令孤立无援的张学良焦虑、绝望、茫然无措，他已经几天没合眼了，双眼布满了血丝。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张学良压根儿就无杀戴笠之想。

　　如果说出于政治的原因他可以不在意与蒋介石的兄弟情义，那么对戴笠则完全无此必要。无论如何他与戴笠不会成为政治对手，且两人私交甚笃，尤其眼下放蒋已成趋势，戴笠和他的特务处作为蒋介石的左膀右臂，于公于私他都必须保戴笠安然无恙。他将戴笠关进地下室，正是为了将他秘密保护起来，以免其下属及杨虎城的人蓄意“擦枪走火”。

　　明白了张学良的一番苦心，戴笠对这位结拜兄弟既深怀感激，又对他的“蛮干”深感遗憾。他心里明白，张学良联共并非蒋介石想的那么简单——受人引诱；发动“兵谏”亦非他本人说得那么轻松，只是为了“教训一下这个老头子”。

　　但无论如何，张学良都未免过于率性，过于情绪化，缺少对整个局势的全面考量，归根到底一句话，就是“蛮干”。但事已至此，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送委员长回京，而且越快越好。

　　当戴笠说出自己的看法后，张学良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他何尝不想尽快送走蒋介石，可开弓没有回头箭，当初那么多人参加了扣押蒋介石、抓捕中央大员的行动，如今放蒋，岂能他一人说了算！但是形势紧迫，戴笠强调说：

　　“南京主战派巴不得把事情闹大，随时都有可能发动大规模内战。延迟一天，危险系数会成倍增长！”

　　张学良之所以急得焦头烂额，就是因为对这个结果十分清楚，而又难以达到立即放蒋之目的。戴笠却理所当然地认为，解铃还须系铃人，释放蒋介石，只有张学良能做到。他提醒张学良，万一爆发内战，日本人乘虚进攻，后果就不可收拾了。

　　这何尝不是张学良所担心的。放弃东北、热河撤兵都已让他背负虎父犬子的骂名，若再因此爆发内战让日本人渔翁得利，他岂不成为千古罪人！

　　虽说他曾有过更坏的打算，但他并不相信真会落到实施的那一步，何况形势的变化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想。他也终究是性情中人，在宋美龄介入此事后，他面对蒋、宋几度落泪。

　　离开前，张学良终于说了一句让戴笠感到莫大宽慰的话：

　　“放心吧，我会尽快送委员长回京，只是你老兄还要在这里委屈几天。”

　　委屈几天又何妨？戴笠担心的是瞬息万变的局势，只要不离开西安，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变故。退一步讲，即使蒋介石顺利返京，戴笠也未必能顺利离开西安城，那份东北将士的上书报告便足以说明问题，何况还有杨虎城的属下官兵。若不是张学良特意保护，恐怕他早已身首异处。

　　事实上，从戴笠不见踪影之后，无论东北军相关将士还是杨虎城及其部属，都对此耿耿于怀。宋子文在24日的日记中对此事有所记载：

　　“下午，蒋鼎文拜见委员长，在拿到其停战手令后，乘飞机骤然离去。我们均盼望委员长明日圣诞节能动身返回南京。戴（笠）的不辞而别令敌手甚为不悦。”

　　可见张学良对戴笠的秘密隐藏，连宋子文都蒙在鼓中。直到最后的交涉中，杨虎城仍在问宋子文，“是否能阻止复兴社在陕、甘的行动”，并说复兴社在陕甘已引发许多摩擦。杨虎城所指显然是戴笠的特务处，因为复兴社在西北以组织形式出现的只有特务处。

　　送蒋，率性而为

　　在焦急等待中，戴笠又挨过了一天一夜及多半日时光后，地下室的门再度打开，进来一名年轻军官，让戴笠跟他走。

　　既是大白天放他出地下室，外面又无炮火轰鸣，戴笠预感到事变已和平解决。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上书“请速杀戴笠”的将士会放过他。

　　这一天西安古城寒风刺骨，黄沙漫天。戴笠被带上一辆黑色小轿车，在风沙弥漫中，小轿车疾速驶向军用机场。

　　几天前从飞机上刚一露头即被下掉手枪，如今从汽车中一露头会发生什么？坐在车上，戴笠默默做好应付突发事件的准备。

　　其实不只是戴笠，即使是蒋介石和宋氏兄妹及张学良，哪个又不是捏着一把汗？戴笠后来才知道，离开西安这个过程，的确一波三折且充满变数。

　　据宋子文透露，本来在24日，宋子文兄妹已代表蒋介石与西安三方（张、杨两方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达成共识，蒋介石对西安三方提出的“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等六项要求也表示同意。但蒋介石拒绝在协议书上签字，只以口头承诺，以宋子文兄妹做担保。张学良明确表示，只要两宋作保便可释放蒋介石。

　　然而除了张学良，其他人均不同意在此情况下释放蒋介石，尤其直接参加捉蒋的东北军青年军官，如担任捉蒋行动总指挥的一〇五师师长刘多荃、亲自率部捉蒋的卫队营营长孙铭九等人，反对尤为激烈。当初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囚蒋，如今蒋介石任何条款未履行，甚至不曾“签字画押”，就这样放他走，谁敢保证他不会秋后算账？

　　但从南京紧锣密鼓蓄意发动内战的形势看，蒋介石在返京前不可能履行协议中的任何条款。在蒋失去自由的情况下，居心叵测的何应钦有十足的理由拒绝服从他的命令。而以蒋的个性，在恢复自由之前，他宁死也不会签署什么政治文件，更不会履行任何条款。事实上，在武力胁迫下的“签字画押”，未必比口头承诺更有效。

　　宋子文再三解释，但无济于事。

　　张学良更是对他的爱将们恩威并施，苦口婆心，再三强调：

　　“签不签字有什么关系？签了字要撕毁，还不是一样的撕毁。”并表示要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这次事变对他是个很大的打击，所以要给他撑面子，恢复领袖威信。”

　　中共代表周恩来也对如此情况下放蒋持反对意见，认为蒋介石必须签署相关政治文件才能离开西安。

　　反对最激烈的是杨虎城。张学良与杨虎城在当天晚上发生了激烈争吵，张学良直言：

　　“我个人对政变负全权责任！”

　　这话说得未免太过霸道。固然，西安事变由张学良牵头发动，但这并不代表他能负起全责，因为放蒋与否关系到所有参与者的命运。

　　不能说服杨虎城，张学良已心急如焚，他一方面担心南京方面随时可能向西安开火，一方面对杨虎城也多了一层担忧。杨虎城在西安周围有驻军九个团，张学良仅有一个团。杨虎城若实施突袭，以武力强扣蒋介石，张学良将束手无策。

　　张学良随后找到宋子文，商量避开杨虎城的部队，将蒋介石悄悄带到机场后猝然离开。但考虑到张学良的一举一动可能已在杨的监视之中，倘若如此，以双方兵力的悬殊，不仅不能送走蒋介石，而且会带来更大的麻烦。

　　又商量由陆路送蒋介石离开西安。先劝说宋美龄，以力促延长停战时间为由次日白天离开西安，次日夜间由张、宋将蒋介石秘密撤出西安，乘车至张的营地，然后由陆路开往洛阳。此方案仍然存在较大风险系数，且是否能说服宋美龄离蒋而去也未可知，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不宜实施。

　　当天晚上，时任张、杨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高崇民给张学良写了一封长信，反复强调无保障释蒋的危险性。第二天（25日）一早，宋子文收到张、杨双方高级将领与幕僚的联名信，提出必须由蒋介石在商定的协议上签字，并在中央军撤出潼关之后，才可释放蒋介石。

　　这封信不仅令宋子文大惊，也让蒋介石、宋美龄惊慌失措。张学良感到事态严重，当即决定悄悄送走蒋介石。但他决定拉上杨虎城一起送蒋到机场，只瞒住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两部将领。

　　中午，张学良通知蒋介石、宋美龄、端纳等人收拾行装，准备秘密离开西安，然后去新城大楼找到杨虎城，仍是劝说杨虎城放蒋，并未透露放蒋打算。杨虎城仍坚持蒋介石必须签字才能离开西安。

　　下午，张学良又打电话将杨虎城叫到金家巷公馆，杨虎城仍蒙在鼓里。张学良说：

　　“现在不走不行了，夜长梦多，不知道会出什么大乱子。我今天决心亲自送蒋走。我想，在几天内就可以回来的，请你多偏劳几天。假如万一我不回来，东北军今后即完全归你指挥。”

　　杨虎城本不同意放蒋，更不会同意张学良送蒋到南京，可是这时蒋介石、宋美龄已经出来准备上汽车，当着蒋介石的面，杨虎城不好直接反驳，再加上周恩来刚对他做了思想工作。在张学良的催促下，杨虎城只得上车，与张学良一起送蒋介石去机场。

　　“绑架”了杨虎城，张学良与宋子文心里都稍稍踏实了一些。猝然行动，想必不会走漏风声，待张、杨两部将领得到消息，估计飞机已经起飞了。

　　果然，汽车抵达机场，蒋介石一行人顺利登机。

　　戴笠到机场的时候，看到的是蒋介石的背影。他身穿藏青色皮大衣，由宋氏兄妹一左一右搀扶着走向飞机舷梯。

　　戴笠并不知道蒋介石在越墙逃跑时受伤，一看蒋介石被搀扶着步履维艰，仅仅十几天时间，却是今非昔比，不由得悲从心来。但此时他并未放松警惕，当看到恭立在一旁的杨虎城时，警觉的目光立刻扫向杨的身后，来时杨虎城给他的那个“下马威”，让他不敢有丝毫疏忽。

　　终于顺利登机，戴笠走到蒋介石面前，激动而又充满内疚地说：

　　“学生未能保护校长的安全，校长处分我吧！”

　　“这不怪你。”

　　蒋介石摆摆手，让他坐下，系好安全带。宋美龄询问他这几天怎么度过的，是否受过什么委屈。蒋介石、宋美龄的嘘寒问暖，让戴笠十分感动。

　　由于张学良事先没有通知周恩来，后来孙铭九得到消息，去向周恩来询问，周恩来十分惊讶，立即赶赴机场，想拦住张学良不要去南京，但飞机已经起飞了。

　　在放蒋问题上，张学良的率性而为再次显露无遗。

　　清算复兴社

　　“投之亡地而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孙子的用兵之法用到戴笠身上，却也是十分恰当。抱着必死决心而去，结果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不仅将功补过，而且在蒋介石心目中地位陡增。

　　使戴笠水涨船高的，还有几位复兴社头子的“铺垫”。这几位资历远在戴笠之上的黄埔老大哥，一直被蒋介石寄予厚望、视为心腹股肱和左膀右臂，几天前还将戴笠当成过街老鼠，如今却一个个成了泥菩萨过海。

　　常言说“落难见真情”，蒋介石被扣西安近半月，南京衮衮诸公的各色表演，让他看清了每个人的真实面目。“算账”是必然的，只是对有些人的账不能算，或者说要“秋后”算，不能操之过急，比如何应钦，明知他是项庄舞剑，醉翁之意不在酒，考虑到他的身份和影响，眼下只能装聋作哑。其他主战派，个个都有四通八达的政治网络，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小九九，其能量不可小觑，也只能暂且不予计较。

　　但复兴社那几人的账必须算！那都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入室弟子”，关键时刻忘恩负义、落井下石，此仇岂有不报之理！

　　头一个是曾扩情，复兴社监察干事，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西北“剿总”政训处处长。这样一位重要人物来到西北“剿总”，肩负的使命自然非同一般。早前曾扩情也曾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异动”的情报上报蒋介石，但这次，这位黄埔一期的老大哥显然“失职”了。作为专门从事“政治工作”的复兴社高级干部，一直待在代总司令张学良身边，对这样一场大的事变，竟没有发觉任何蛛丝马迹，显然情理上说不通！

　　但蒋介石与他算的并非“失职”账，而是“不知廉耻”账。

　　这笔账是和另一位中央大员一起被清算的，说起来那位也算是曾扩情的“难兄难弟”——同被派往西北任职的晏道刚。作为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与张学良的接触比之曾扩情更为密切，但同样在事变发生前毫无察觉。

　　蒋介石一回到南京，立即发出手令，大意为：“晏道刚不尽职责，曾扩情不知廉耻，着即撤职查办。”

　　“不知廉耻”，虽然措辞够重，却仍不足以平蒋介石心头之恨。这不能不怪曾扩情本人，“失职”也就罢了，偏偏在事变发生之后，做了一连串“胳膊肘向外扭”的事，最重要的一件，就是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张副司令、杨主任两人并无别意，完全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存亡问题，而采取一时权宜之计，只要接受其要求，不惟无损于尊严，而且更能博得他们的拥戴，以慰‘群伦喁喁之望’。”

　　看了这封信，蒋介石气得七窍生烟。在他被扣押失去自由的情况下，他精心培养寄予厚望的学生，竟然为拘押自己的人说话，说他们“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存亡”，那岂不是说蒋介石置国家民族的存亡于不顾吗？

　　当曾扩情从西安返回南京时，前往机场“迎接”他的正是戴笠。

　　对这位复兴社首脑人物，戴笠不敢怠慢，更不敢假他人之手接送。他毕恭毕敬地转达了校长的意思，亲自将这位第一期的老大哥送进了“乙地”羊皮巷。到两年后胡宗南将这位同窗保释出来的时候，复兴社早已撤销，这位老兄也已然是雄风难振了。

　　另两位受到责罚的复兴社高干，就是急于改换门庭的贺衷寒与邓文仪。

　　这两位纯粹是不甘寂寞，没事找事。作为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处长的贺衷寒，与复兴社书记邓文仪，本来都是从事政治工作，纵然西安的天塌下来，也砸不着远在南京的这两个人。他们只需静观其变，即可保全自身。即使在战与和方面表态，也大可不必过于激烈。

　　偏偏两人错估了形势，为抢占“拥立”头功大出风头，不仅口头声援，而且下令复兴社军职成员出战，本人更是跃跃欲试，组织队伍准备亲自带兵参战。任凭宋美龄如何劝解，两人均不予理睬。

　　正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蒋介石一回到南京，便免去了贺衷寒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处长的职务，对邓文仪也是一顿痛责。两人虽没有被关押，却也是从此风光不再。

　　几个月后，蒋介石下令复兴社停止一切团体活动。1938年三青团成立，复兴社就此寿终正寝。

　　复兴社成立六年，最终成就的只有后来居上的戴笠。

　　寻找替罪羊

　　戴笠虽未受责罚，却也不能不反躬自省。一回到南京，他立刻清点事变中无作为的西北区相关负责人。

　　特务处在西北区职务最高的，自然是西北区区长。但西北区成立仅一年余，区长换了三任。

　　第一任区长张毅夫，1935年10月上任，1936年1月离职另有任用；

　　第二任区长江雄风，被胡宗南看上要走；

　　派谁接任呢？戴笠环顾左右，蓦地想到了王天木。当时对日形势日趋紧张，特务处人手不够，正是释放王天木的好机会。一纸报告打上去，果然被蒋介石批准。被判无期徒刑的王天木，在丙地被关押两年后得以释放，即刻领命走马上任，出任西北区第三任区长。

　　时近年末，华北局势吃紧，正需要王天木这种有留日背景的“日本通”。戴笠一个指令，又将王天木调到北平，出任北平区区长去了。

　　接替王天木的是上海区区长王新衡。王新衡与张学良关系密切，戴笠对他寄予厚望。但王天木走后王新衡却因故耽搁，暂由江雄风代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西安事变发生了，该追究谁的责任呢？

　　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换了三任区长，情况都没怎么熟悉何谈作为？要怪也只能怪戴笠换将太勤，向几任区长问责显然不妥。

　　实际上，最应该处罚的是陕西站站长马志超。

　　马志超是最早到西北的特务机构负责人，且一直在站长的位子没挪窝。

　　马志超生于1903年，甘肃平凉人，在陕西华阴长大，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与胡宗南是同一个大队的同窗。第一师开赴西北的时候，胡宗南送给戴笠两个人，一个是特务处急需的电讯专家魏大铭，另一个就是马志超。戴笠将他安排到浙江警校做了教育副官。

　　区区教育副官，似乎难让马志超一展平生抱负，正在无聊地念叨着“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的时候，“冯唐”真的就来了——

　　1934年特务处成立陕西省站，马志超的西北出身，使他成为戴笠眼中陕西站站长的不二人选。

　　戴笠用人，一向自诩善于量才器使，但这次，“西安事变”结束之后，他不得不承认选错了人。

　　为了便于工作，戴笠在任命马志超为陕西站站长的同时，又给他一个公开身份——陕西省会警察局局长，为的是让他以警察局长的公开身份掩护省站的秘密工作，同时也可利用警察局资源为特务工作提供便利。

　　临行前，戴笠一再告诫马志超，“公开掩护秘密”的前提，就是公开机关必须与秘密机构分开，电台更要单独设置一处，与省站本部分离，以避免出事后被一网打尽，这是特务处的厉禁，切记！

　　然而马志超成了特务处省级站大员，又有一个警察局局长的官职，一时间“衣锦还乡”的美梦做得有滋有味，根本没把戴笠的话当回事，到西安走马上任后，立刻将特务处陕西站和电台一起搬进了警察局，将公开单位与秘密单位设在一起，联合办公。

　　陕西站书记岳烛远曾提醒马志超，必须将陕西站本部转入地下，否则会出大事，也被马志超当成了耳旁风。

　　在秘密机构公开的情况下，张、杨等事变发动者躲避特务耳目的工作便简单了许多，抓捕陕西站特务也变得简单而省事。事变当天上午，陕西站本部被连窝端掉，马志超本人却侥幸逃脱了。

　　马志超的逃跑也是事出凑巧。那天是检阅西安警察和“义勇军”的日子，马志超特地起了个大早赶去警察局，走到半路忽然发觉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在这件事上马志超所表现出的机敏，可以说作为一个特工还算称职的，只不过他想到的是个人安危，忘记了肩负的责任。

　　他发现情况异常后，当即拦了一辆黄包车，高价买下黄包车和车夫的衣服，化装成车夫，拉起车子，一口气跑到一个熟人家里，在熟人家里藏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一早又化装成农民逃到潼关，投奔到他的同乡、第一期同窗某部副师长处。副师长毫不犹豫地将他藏起来，直到事变结束。

　　马志超违反特务工作保密原则，导致站本部遭受覆灭性打击已罪不可恕，发觉事变后不是设法潜伏继续工作，而是个人逃之夭夭。追究责任，马志超首当其冲！

　　然而，马志超却处罚不得。

　　马志超是胡宗南送给戴笠的人，与胡宗南是同窗兼好友，处分马志超，胡宗南面子上不好看，不处分似乎又太无章法。看在胡宗南的面子上，戴笠决定对马志超“冷处理”，将他挂了起来，一挂就挂到了抗战爆发，戴笠这才重新起用马志超，任命他为甘肃站站长。

　　马志超不能处分，戴笠的目光又转回到西北区，毕竟西北区对陕西站的工作有失查之过，应负领导责任。但江雄风早已调离，如今只是临时代理，属于帮忙性质，处理他未免有些名不正言不顺。而且事变发生后，同样是逃跑，江雄风总算还有起码的责任感——冒着生命危险给特务处发了一封电报，报告西安出事的消息，也算将功补过了。戴笠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消息赶回南京，正是得益于这封电报。

　　江雄风也不能抓，戴笠的目光落在了尚在上海的王新衡身上。若不是王新衡推说有事，怎会有江雄风的临时代理！

　　戴笠知道，出了这么大的事，总要有人出来担责，不处罚一个人是没法交代的，毕竟对于张、杨发动事变，这层层特务机构竟无一人发觉。即使王新衡是冤枉的，也只好拿来当替罪羊了。

　　戴笠立即下令，将王新衡从上海拘来。不过戴笠对王新衡还算客气，将他送进了管制略宽松一些的“乙地”羊皮巷，也就是当初拘押陈恭澍的地方。直到抗战爆发后，王新衡才被释放，同时被任命为香港特区少将区长，旋即走马上任。

　　回到南京后，戴笠与张学良的关系也调了个，“保护”张学良的任务非特务处莫属，戴笠从此成为张学良的“保护”人。还是在飞机抵达洛阳的时候，戴笠就通知梁干乔和刘乙光，做好接机准备，安排好张学良的警卫工作。

　　从洛阳返京时，蒋介石为错开抵京时间，特地让戴笠与宋子文陪同张学良乘坐第二架飞机。抵达南京明故宫机场后，张学良与宋子文一起乘车开往北极阁宋公馆，早已等候在机场的刘乙光，立即率便衣特务队跟随保护。

　　在宋公馆居住的数天里，张学良的警卫工作内由随侍的警卫人员负责，外由刘乙光的特务队负责。

　　这是张学良赴京后唯一几天相对自由的日子。到12月31日，张学良开始失去自由。

　　这天，南京政府军委会高等军事法庭，对张学良进行军法会审，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公民权五年。宣判结束后，由戴笠亲自安排，将张学良“护送”到中山门外孔祥熙公馆。

　　与张学良一样，戴笠也是投桃报李之人。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相比对蒋介石的忠诚，戴笠与张学良的友谊显然要苍白许多。戴笠所能做到的，就是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关照张学良的生活。

　　1937年1月4日，国民政府发布“特赦令”，被特赦的张学良并未恢复自由，而是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张学良从此开始了幽居生涯。

　　由于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腰部受伤，其兄蒋介卿在闻知蒋介石被扣押后不堪打击，中风跌倒，不治身亡，为筹办兄长后事和休养身体，蒋介石于1月2日偕宋美龄返回奉化，临行前指示戴笠，将张学良护送到奉化幽禁。

　　1月13日，戴笠亲自护送张学良飞赴奉化，先将张安顿在武岭学校，他本人前往雪窦山，将建在雪窦寺一侧的中国旅行社十几间房屋包租下来，改为“张学良招待所”，对内则称“特务处派驻张学良先生招待所特务队”。然后将张学良移居此处，由刘乙光、许建业分别任特务队正副队长，率特工人员30名负责内部看守，另有一个连武装宪兵负责外围警戒。

　　此后张学良先后转移到江西南昌、湖南益阳桃花坪、沅陵凤凰山、贵州修文县阳明洞、桐梓等处，均由戴笠派人负责看守和照顾生活。时年34岁的特务队长刘乙光，从此与张学良结下不解之缘，大半辈子也只干了一件事——看守张学良，从大陆看到台湾，从看守和被看守的对立关系，看成了私交甚笃的朋友，刘乙光在这个位置上也一步步晋升为少将。 戴笠：黑暗时代里最黑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