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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中母亲的心愿

　　1943年对戴笠有着特殊的意义：其一，金屋藏娇；其二，在军统成立11年纪念日这天，即4月1日，中美双方就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在华盛顿正式签字。中方签字的是外交部部长宋子文、驻美副武官萧勃，戴笠于7月4日在重庆补签；美方签字的是海军部部长诺克斯、战略局局长杜诺万和梅乐斯。

　　在协议签订的同时，中美双方在情报、电讯、气象、人员培训等方面的合作已全面展开，各类特种技术训练班相继在安徽、湖南、河南、绥远、广西、福建、浙江、重庆、贵州、广东等地相继成立；美方人员及资金、武器弹药、电讯器材等装备亦飞越“驼峰”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困扰戴笠多年的经费不足问题迎刃而解，五万多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的游击队开始接受由中美双方教官共同执教的正规军事训练。

　　尽管此时戴笠已金屋藏娇，在重庆的时间却越来越少。在梅乐斯返回美国办理中美合作所签字的时候，戴笠再次出行，经江西赴安徽歙县，视察中美所雄村训练班，听取训练班少将副主任郭履洲（主任为戴笠）汇报学员训练情况；随后赴安徽广德，视察忠义救国军总部，调总指挥阮清源到重庆受训，任命马志超为忠义救国军中将总指挥。

　　随后，戴笠返回江山保安——这是他抗战爆发后第二次回乡探母，也是此行的一项重要“任务”。

　　1939年毛秀丛去世时，戴笠曾想回家为发妻料理后事，但当时军统刚成立不久，事务纷杂，一时脱不开身。

　　1941年长孙出世（戴笠之子戴藏宜1940年结婚），戴笠闻讯非常高兴，抽空回了一次家。那是他发达之后第一次回家，在家中大宴乡邻。

　　1942年为忠义救国军筹集军费，戴笠回了一趟江山，由于与梅乐斯约定了会合时间，未来得及回家探母。当时日寇正大举进攻浙赣，就在戴笠离开江山没几天，6月10日日寇侵占江山县城，占领江山县城达75天之久。江山境内惨遭荼毒，到处是被日寇军机轰炸的断壁残垣，保安戴家老宅、仙霞关关帝庙及大批民宅被炸毁。

　　戴笠的母亲蓝月喜已年近古稀，受此惊吓加之关帝庙被毁无处求神拜佛，心情极度悲伤，一时病卧在床。第74军军长王耀武闻讯后，特地向戴母赠送三万元作为修复关帝庙的费用。戴笠在重庆得知此讯，立即派人通知母亲将三万元如数退还王耀武。钱是还了，但戴母心中不悦，以致病情时好时坏。

　　戴笠此次回乡，就是为了将母亲接到重庆照顾。

　　尽管有思想准备，一进家门看到的景象还是让他深感意外。被轰炸过的老屋已破败不堪，屋里透风撒气，难以挡风遮雨。老母亲双目紧闭躺在床上，弟弟戴春榜正守在病床边。

　　忽然见哥哥回来了，戴春榜刚要说话就被戴笠制止了。其实戴母并没有睡着，听到脚步声就睁开了双眼，见到戴笠高兴得不得了，立刻就要坐起来，戴春榜赶紧扶住母亲。戴母患的是咳疾，这一动就引发了一阵剧烈的咳嗽，直咳得五脏六腑都快扽出来了。

　　看到母亲这么痛苦自己却无能为力，戴笠不无自责地告诉母亲：

　　“都是我不好，我早就该接您到重庆疗养。”

　　戴母连连摆手，待咳嗽稍定，才喘息着说：

　　“哪儿都不去，兵荒马乱的，这把老骨头丢在外边就回不来了。”

　　无论戴笠怎么劝说，母亲都坚持留在保安。见无法说服母亲，戴笠决定为母亲盖一幢新宅。戴家四世同堂，除戴笠一人在外，其他人都在老家。戴春榜一妻一妾，生一女二子；戴笠无妻妾，只有戴藏宜一根独苗，这根独苗已经开枝散叶，生有一儿一女。

　　此时，戴笠的孙子已满两周岁，孙女未满周岁。即便母亲去重庆，这一大家子人也要留在保安，这个残破的老宅已经没法住了，新宅是一定要建的。说到盖房，戴母有话要说：

　　“春风，这些年你在外边顺风顺水，你可知这是为什么？”

　　这话问得戴笠一头雾水，或许他早就忘了自己“双凤朝阳格”的命相，但戴母这个年纪的老人还是很相信命相的，也相信鬼神，所以她说：

　　“你的命相就不说了，这些年烧香拜佛拜关公，保佑你顺风顺水，保佑一家老小平平安安，这都是很灵验的。”

　　戴笠恍然明白，原来那三万元退回后关帝庙没修缮，母亲一直耿耿于怀。

　　“好，我拨款，先修关帝庙。”

　　戴母这才眉开眼笑。

　　不争气的叔侄

　　母亲躺下休息后，戴笠与戴春榜到另一个房间商量建造新宅子的事。见戴笠心情好，戴春榜乘机说：

　　“哥，建完新宅你能不能在重庆给我安排个事干？那么多人跟着你出人头地，自家两个大男人窝在乡里守着一亩三分地，有点太窝囊了！”

　　不提这事还好，一提这事戴笠就气不打一处来。多年来戴笠对戴春榜屡次提携，可就是癞狗扶不上墙。

　　由于戴春榜曾在戴笠入黄埔军校后投身军旅，戴笠任特务处处长后，曾送戴春榜去庐山军官训练班受训，取得了校级军衔。西安事变前马志超任陕西站站长，介绍戴春榜出任西安花捐所所长。

　　照理说有戴笠这棵大树，戴春榜混出点名堂不成问题，可他自幼生性散漫，不学无术，好逸恶劳，这一点倒是像极了其父戴士富。戴笠生怕他在外面打着自己的旗号招惹是非，多次致信马志超称：“春榜务请兄痛责，不准其对外活动，尤望考察其生活，严稽其出入交往之人。他若不安分守己，尽忠尽职，即请撤职。否则兄非爱弟，实害弟也……”

　　抗战爆发后马志超任甘肃站站长，又推荐戴春榜出任甘肃省景泰县县长。一县之长，说起来也是老百姓的父母官了。戴笠觉得这个职位责任重大，戴春榜根本不具备独当一面的能力，便令马志超将其撤职，请胡宗南将他保送到中央军校高教班受训。戴笠以为，严格的军事训练或许能改变他懒惰散漫的习性，却不料，戴春榜仍然我行我素，屡犯校规，竟然很快被开除了。

　　戴笠一气之下，下令将戴春榜关了禁闭。这次总算起了点作用，解禁之后老实了许多，再次由胡宗南保送到中央军校受训，总算顺利毕业。可当他留在胡宗南的辖区工作后，仍然旧习不改，以为有戴笠做靠山有胡宗南庇护，四处招摇跋扈。戴笠担心他给自己败坏名声，也怕他得罪人给自己惹麻烦，便给他一个忠义救国军少将参议的头衔和军统局少将专员的身份，让他回家照顾母亲。

　　戴春榜回到江山，以为自己有了官职，又不受任何约束，一时逍遥自在，到处招摇过市，趾高气扬。可时日一久，又觉得在这偏僻乡村实在乏味，空有两个不小的头衔，根本派不上用场，所以还是想找个“用武之地”。

　　“用武之地？”这话让戴笠大跌眼镜，“你有何‘武’，‘武’在何处？你以为给你个头衔你就真有本事了？”

　　“你带出去了那么多人，有几个有真本事的？毛钟诗有什么本事？你让他当副官，当甲室秘书；还有你那两个小舅子，他们都有什么本事？”

　　此话刚一出口，戴春榜立马意识到说走嘴了——提谁也不该提与戴笠发妻相关之人。毛秀丛病逝后，戴笠常常为亏欠她而自责，而且时间愈久自责愈深。倘若毛秀丛不死，他对她的态度或许依然如故，可当她不在了他才总是念起她的好。

　　果然不出所料，戴笠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怒目圆睁瞪着戴春榜：

　　“你有什么资格和宗亮、宗鳌比？撒泡尿照照你自己，烂泥糊不上墙！”

　　说完，戴笠拂袖而去。

　　戴春榜沮丧地看着他的背影，懊恼自己口不择言，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比别人差。

　　其实戴笠的两个妻弟尤其是毛宗亮，曾任仰光站长，如今在中美合作所任经理组长，虽说没有什么大的本事，可也是能独当一面的人才。毛钟诗作为晚辈，尤其在戴笠身边工作，更是勤勉有加，丝毫不敢怠惰。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守规矩，为人低调，踏踏实实做事，绝不会倚仗与戴笠的亲戚关系四处招摇。这正是戴春榜所欠缺的。

　　呵斥完弟弟，戴笠又找到儿子。在戴笠迈进家门之时，戴藏宜就闻讯躲起来了，躲藏的原因就是怕挨骂。

　　从品行习性上说，戴藏宜与其叔戴春榜一脉相承，自幼不爱读书，只读到小学毕业，后来戴笠将他送进上海私立大同大学，也未能拿到毕业证，最终落个肄业。回乡后，在戴笠的关照下曾先后任私立保安树德小学校长、仙霞乡乡长、江山县兵役协会委员、军统局京沪杭铁路警务处少将专员，但说到底与其叔一样，徒有虚名。

　　1942年6月日寇进攻江山时，戴笠曾致电江山县县长，建议各乡发展自卫队，由县、区直接领导，每乡发展队员20人，由军统派员组织训练。保安自卫队以戴藏宜为主任（另有队长），经费由戴笠负责。然而在日寇撤出江山后，戴藏宜不仅未按规定解散自卫队，反而趁机收编临县散匪和零星部队，擅自组织武装力量。

　　同年9月，戴笠连发三封电报，一封给福建建阳第三战区“奋勇队”指挥官郭履洲，一封给军统局东南办事处主任毛万里，另一封是由毛万里转交戴藏宜的。三封电报都是同一个内容——解散戴藏宜的自卫队与自卫队人员去向问题。

　　在由毛万里转交戴藏宜的电报中，戴笠严词斥责：

　　“你非军统局之工作人员，究竟受何人命令，擅自收编部队？你应立即将部队完全交出，愿即刻开往广德编入忠义救国军者，希立即点交郭履洲先生接收，不愿即刻开往广德者，应即令解甲归田，否则我必与你脱离父子关系，并断绝一切接济！”

　　在给毛万里的电报中，戴笠更是严词命令：“奉化县政府之枪支，吾人断不可接收，善武（戴藏宜谱名）胡为，必须予以制止。如已集有壮丁，应立即予以解散，此事兄必须负责也！”

　　原来戴藏宜不仅擅自保留扩充武装队伍，更擅自接受他人馈赠的武器，这让戴笠忍无可忍。虽然自卫队最终被解散，戴笠却不能谅解戴藏宜，一见面就直接怒斥道：

　　“三番五次让你解散自卫队，你为什么就是不听？还接受别人的武器，这明摆着就是授人以柄，你为什么就是不明白？”

　　“你当年不也组织过自卫团吗？”戴藏宜嘟囔着说。

　　“那是为了保家护院，现在鬼子都退了你还要队伍干吗？擅自拉队伍就是土匪！”

　　戴藏宜自知理亏，不敢再还嘴。这时儿媳郑锡英领着孙子抱着孙女来了。不常回家的戴笠难得享受天伦之乐，看着两个可爱的孩子，听着长孙戴以宽用稚嫩的声音喊“爷爷”，满脸怒气随之消失。

　　这正是戴藏宜导演的一出“夫人救驾”。但他并不服气，一扭头就对着老婆发了一句牢骚：

　　“小题大做，拉队伍怎么了，别人想拉还拉不起来呢！武器是别人给的，又不是偷的抢的。”

　　戴藏宜只知家有大树好乘凉，哪知树大招风，大树也并非不可撼动。他既不知老爹树敌之多少，更不知月满则亏、物极必反之道理。1943年戴笠一生的权势达到顶峰，戴藏宜看到的只是老爹站在巅峰之风光荣耀，根本看不到这是老爹走下坡路的开始。

　　此时，戴笠手中的武装力量，已成为蒋介石的眼中钉。

　　十年庆典“玩大了”

　　蒋介石对戴笠萌生尾大不掉之担忧，始于一年前的“四一大会”。

　　一年前（1942年）的4月1日是军统局成立十周年纪念日，继1940年4月1日首次举行军统成立八周年纪念大会后，1942年的“四一大会”是军统历史上规模最大，也是最隆重的一次纪念活动。会场设在罗家湾局本部大礼堂正前面的露天大会场，与会者数千人，除重庆城乡各单位全体特工和军统掌握的各公开组织的特务，以及重庆城乡各特训班受训人员外，还有来自国内外军统秘密组织包括区、站、直属组的代表，与历年死去的“烈士”家属。

　　当时各地回渝代表住在“漱庐”，“烈士”家属住在原军统局招待所。

　　这天上午，戴笠亲自驾车将蒋介石接到大会会场，开车绕场一周后停在主席台前。蒋介石走上主席台，主持祭悼军统局“先烈”仪式并训话。

　　这是蒋介石首次参加军统的“四一”纪念大会。站在主席台上，放眼望去，数千名军统人在露天大会场上黑压压一片，一眼望不到边，场面之壮观，令他不无震惊。

　　展示军统实力，是戴笠有意向蒋介石做出的十年“工作汇报”，目的自然是向“领袖”表衷心。“秉承领袖旨意，体念领袖苦心”，这句曾经让戴笠感触至深的话，就贴在大会主席台旁边。

　　如果说在1940年抗战进入最艰苦时期、军统在沦陷区的组织不断遭到破坏的情况下，召开“四一大会”是为了祭奠“烈士”，检讨工作，激发斗志，振奋人心；那么两年后的“四一大会”显然不仅仅因为“逢十”而如此隆重。

　　摊子越来越大，权势范围越来越广，与美国海军的合作已在酝酿启动之中，这“大好形势”让戴笠变得飘飘然了。倘若他像特务处时期那样朝夕戒惧，凡事不敢懈怠，或许会听听大家的意见，或许会深思熟虑之后有所警醒；但如今在军统局这个独立王国里，他是老子天下第一，说一不二，又天生好排场，好面子，好打肿脸充胖子，也就有了这个浩大的阵仗。

　　看得出，蒋介石的心情很好，除了主持祭悼时面容严肃，走下主席台与“烈士”家属及军统局人员见面时始终面带微笑。但在检阅军统特务武装队列表演时，蒋介石明显收敛了笑容，脸上多了一份深沉与凝重。

　　一向善于揣摩蒋介石心思的戴笠，此时并没有多想。在他并未深思熟虑的意识里，其权势扩张的每一步都是蒋介石“钦点”的，理应拿一张成绩单给“领袖”看。

　　尽管只是就近调动了区区数百人参加军事表演，这个表演还是让蒋介石暗暗吃了一惊。想当初为配合“八一三”淞沪会战，苏浙别动队草率成军，不过是几个三教九流、虾兵蟹将；如今军统不仅拥有自己的忠义救国军和别动军，还有税警、缉私部队和交通警察部队，而且装备的大多是美式武器；再加上军统组织严密，号令迅捷严明，又调动灵活迅速，这实在是一支不可低估的“生力军”，其实力不亚于任何一支正规部队，这不能不使蒋介石多了份疑虑和戒备。

　　4月4日，蒋介石召见戴笠，告知拟调唐纵兼任军统局帮办。直到这时戴笠才意识到，军统十年庆典“玩大了”。

　　唐纵最初是追随戴笠的“十人团”成员，也是戴笠将他推荐到侍从室的，如今早已成为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组长。第六组负责情报工作，唐纵等于代表蒋介石统辖各情报机关业务，所有部门情报都要经唐纵之手才能转呈蒋介石。其责任之重大，作用之关键，令戴笠对这个主管部门的“老弟”不敢再以部下相待。

　　派他来当帮办，以侍六组组长身份兼军统副手，明显是对戴笠个人权力加以遏制。而这只是第一步，蒋介石要削弱的不仅仅是戴笠的权力，更重要的在于拿掉军统的武装力量。

　　但这需要有个过程，毕竟在很多方面蒋介石还离不开军统，离不开戴笠，比如战时货运管理局，尽管拖了两年之久，这个机构仍不得不由军统组建（建立于1943年4月）并委派戴笠负责。也就是说，蒋介石在遏制戴笠权力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使之扩大权势范围。

　　戴笠很清楚，即使他像出任特务处处长之初那样提着脑袋追随蒋介石，也寻不回当年蒋介石对他的信任。随着中美合作所合同的签订，军统的情报系统、武装部队已开始了从设备到人员素质的全面升级——戴笠知道，军统的武装力量越提升，蒋介石的心病越重。

　　这成为笼罩在戴笠心头的一片阴影，也是他不得不严格约束家人的主要原因。

　　离开江山后，戴笠又去福建建阳中美合作所东南办事处指导工作。如此一来二去，返回重庆已到6月下旬。

　　6月23日，也就是戴笠回渝的第二天，蒋介石交代侍一处主任兼军统局局长林蔚，告知戴笠交出忠义救国军、别动军及缉私部队等武装力量。

　　林蔚与前军统局局长贺耀祖一样，也是挂名不主事，且上任不久，不便直接出面，就将这个得罪人的差事交给了唐纵。唐纵是军统局帮办，由他去说也是顺理成章。但他深知戴笠对武装队伍的重视，那简直就是他的命根子，要他交出武装部队，他实在张不开这个口。

　　就在唐纵为难的时候，6月25日，蒋介石亲自出马了，他的第一步是削弱戴笠的职权。戴笠巡视归来例行汇报，蒋介石趁机提出一个思考已久的决定：

　　“缉私署和财政部之间的矛盾，已经严重影响到工作的开展。戴科长，你有什么想法？”

　　早年合并南昌行营调查科，是特务处的第一次飞跃，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也成为戴笠的第一个公开身份，蒋介石从此称戴笠为“戴科长”，以示亲近。

　　但蒋介石这番话，戴笠听着怎么也亲近不起来，明摆着就是让他辞去缉私署署长。

　　戴笠早就预料到，在他和孔祥熙这个天平上，蒋介石的砝码最终会放到孔祥熙的一边，尤其林世良案，损害了孔祥熙的利益就等于伤害了宋美龄。尽管蒋介石早已厌恶了孔祥熙的贪腐，但搬开孔祥熙显然不能操之过急。

　　从林世良案开始，戴笠就已经预料到了这个结局。

　　“我想，缉私署署长和货运局局长还是请校长另派他人为好。”

　　连货运局局长一并辞掉，这倒让蒋介石有点出乎意料。平心而论，货运局正式成立刚刚两个多月，各地工作很快开展起来，换了任何人都不可能有这个效率。

　　戴笠主动请辞货运管理局局长，一方面是考虑到该局与缉私署同属财政部，与其等着别人开刀，不如自己拿掉；同时也是想做做样子，货运管理局的工作尚未全面展开，经蒋介石同意的他与杜月笙联合抢运沦陷区物资的工作也刚刚启动，他不相信蒋介石会在这个时候拿掉他这个局长。

　　殊不料，蒋介石竟毫无挽留之意，甚至连一句客气话都没说就痛快答应了。

　　戴笠既意外又失望，更多的是茫然、失落与恐慌。照此推理，蒋介石要拿掉他这个军统局副局长，也不过一句话的事。

　　7月1日，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在重庆磁器口钟家山正式成立，根据协议规定，蒋介石任命戴笠为中美所中将主任（仅仅是个头衔，其官阶仍为少将）；美国总统任命梅乐斯为中美所副主任。梅乐斯不久后晋升为美国海军准将。

　　照理说，军统此时要钱有钱，要枪有枪，要人有人，是戴笠主持这个团体以来最“富有”的时期。在外人眼里，戴笠财大气粗，踌躇满志。而事实上，戴笠内心却深感危机四伏。

　　中美所正式成立几天后，蒋介石再次催促林蔚，让戴笠交出部队。缉私署有20个团的兵力，要他直接交给接任缉私署署长及货运局局长的宣铁吾；忠救军与别动军亦要整顿，准备移交。

　　这次，唐纵在林蔚的要求下找到戴笠摊牌。

　　从草创苏浙别动队到组建忠义救国军，仅筹措经费一项，戴笠就费尽了心机。而忠救军在配合大部队作战、骚扰偷袭日伪军、破坏日伪铁路桥梁等军事设施方面，都发挥了大部队难以发挥的作用，怎么能说拿走就拿走呢？美方正在装备和培训忠义救国军，将这支部队交给别人，不在军统掌控之中，如何配合美方完成相关任务？

　　都说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如今只是二战形势出现好转，在远未到兔死鸟尽的时候，就忙着烹狗藏弓，未免太操之过急了！戴笠请出何应钦向蒋介石缓颊。

　　何应钦毕竟是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他的意见蒋介石不能不考虑；何况，拿走军统的武装部队，必将会影响中美合作。最终，军统的武装游击队总算暂时平安无事了。

　　龙门阙下三尊佛

　　暂时保住了武装部队，戴笠松了一口气。1944年春节前夕，指挥别动军第五纵队成功炸毁沦陷区焦作煤矿及其桥梁，让戴笠对军统武装部队更加重视。

　　此时，整个二战形势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欧洲与太平洋两大反法西斯战场同时转入了战略反攻阶段，中国战场也开始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反攻。为配合美国海军在东南沿海登陆，1944年年初，戴笠将全部工作重心转移到中美合作所。

　　除夕一过，戴笠立即启程，开始了新一轮的巡视——巡视中美所设在各地的办事处、情报所、气象站、各种培训班以及别动军和忠义救国军。第一站是西安，到西安自然要见胡宗南。

　　在胡宗南的下马陵公馆，两人见面后的第一个话题是原陕西省主席熊斌。

　　熊斌比胡宗南年长两岁，毕业于陆军大学第四期，先入冯玉祥幕府，后在中原大战中投靠蒋介石，颇得蒋介石重视。作为军界前辈，他不仅对胡宗南不买账，而且多次抵制胡宗南插手地方行政。胡宗南一直想搬开这个绊脚石安插自己的亲信，如今熊斌终于被调离，所以戴笠一见面就恭喜胡宗南：

　　“你这次成了名副其实的‘西北王’，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在各省军政大员中无出其右者。”

　　“还得说你的点子好，不然搬开这头熊还真不容易。”

　　熊斌1941年6月继蒋鼎文任陕西省主席，胡宗南一直想搬开他都未能如愿，跟戴笠商量后，由陕西省参议会出面，于1943年6月掀起一个针对以熊为首的陕西省政府的政潮，攻讦省府贪污……

　　尽管熊电请中央派员检查，并以私信向蒋介石说明情况。但在熊与胡之间，蒋介石必然选择他最信任的学生。结果，熊被调回了重庆。

　　说起新任陕西省主席，中间还有个小插曲。

　　眼见熊斌调离已成定局，胡宗南保举与其关系密切的浙江同乡祝绍周继任省主席。祝绍周时任汉中警备司令，戴笠对他也很欣赏。不料两人在商量的时候，不慎被来西安见戴笠的军统特务左明听到了。

　　左明是戴笠黄埔六期的同学，时任汉中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正是祝绍周的直接下级。为讨好祝绍周，返回汉中后，左明就将这个消息告诉了祝绍周。由汉中警备司令升任陕西省省长，祝绍周兴奋不已，当即许诺上任之后提拔左明，并随后将这个喜讯告诉了他的老婆。岂料他老婆的嘴上没把门的，一高兴到处显摆。这一显摆不要紧，三传两传就传到了熊斌耳朵里。

　　熊斌也是恋栈之人，又不能直接去问胡宗南，只好向戴笠打听。戴笠矢口否认，并立即调查泄密之人，最后查到是左明。戴笠不仅将左明免职调回重庆察看，而且公开将这件事作为警示部下的教材。

　　如今，祝绍周已走马上任，左明的高升却早已化为了泡影。同时提升的有新任省府秘书长林树恩和民政厅厅长蒋坚忍，他们都是胡宗南的亲信。

　　说起这次人事调整，胡宗南一脸的兴奋，唯一遗憾的就是戴笠对左明的处分太重了。

　　“要不是祝老兄的夫人太张扬，这事也传不到那头熊耳朵里。”

　　胡宗南想为左明开脱，戴笠并不买账：

　　“其他人泄密我无话可说，军统的人不行，把不住自己这张嘴还干什么特工？”

　　话虽如此，其实戴笠本人就很难做到“守口如瓶”。由于本性大大咧咧，好张扬，好面子，早年奋斗阶段尚能戒慎戒惧、谨言慎行，得势后难免放任，一不留神就会露出庐山真面目。虽说事关机密还是能把握分寸的，但平时在下属面前则多了一些任性与随意。

　　对戴笠的脾气秉性，胡宗南了解得最透彻。所以当戴笠说“把不住自己这张嘴还干什么特工”时，胡宗南忍不住哈哈大笑，不无诙谐地说：

　　“你不是干得很好吗？”

　　“老兄，我也只是对你不保密，涉及机密我什么时候对外说过？”

　　“这倒也是。我不过为左明惋惜罢了，好不容易碰到个晋升机会，这下好了，白送个空头人情。”

　　“只能怨他拍错了马屁。”戴笠说完也呵呵笑起来。

　　胡宗南是戴笠有生以来相处得默契到不分彼此的朋友。胡宗南每次到重庆，必住戴笠的曾家岩公馆，后来也曾下榻过神仙洞公馆。无论戴笠在不在重庆，戴笠的家就是胡宗南的家，公馆里的秘书、副官、警卫、厨师等都任由胡宗南使唤。戴笠不在的时候，胡宗南曾在曾家岩公馆接连数日宴请各路朋友，并有总务处处长沈醉送上门专供差遣。

　　不仅胡宗南本人，胡的亲信范汉杰、盛文等人，无论在重庆还是在成都、兰州等戴笠设有专门住所的地方，都能享受到同等待遇。

　　胡宗南与戴笠见面谈得最多的，自然是“老头子”（蒋介石）。胡每次晋见蒋介石，总要先与戴笠研究对策，研究蒋可能会提出什么问题，如何应对；还有蒋介石的心情如何，这是至关重要的。遇到蒋介石心情不好，一定不能去，以免碰钉子。

　　而对于涉及胡宗南及其部下的所有情报，毛人凤都要先送戴笠亲自过目；必须呈报蒋介石的，也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同时，戴笠也要求唐纵，对其他方面送到侍六组的检举胡及部下的情报，尽可能先批交军统复查，然后连同军统复查的情况一同呈报蒋介石。唐纵处事一向谨慎，但这样处理也合乎手续，只好照办。如此一来，蒋介石听到的看到的，都是对胡宗南有益的情报，以至于有人直接向蒋反映胡宗南的问题，蒋根本不予理睬。

　　仅凭这一点，就足见戴、胡关系之深。

　　当天晚上胡宗南大摆筵席，参加宴席的有第34集团军副总司令范汉杰、参谋长盛文和原军统特务梁干乔。

　　梁干乔跟随戴笠多年，深受戴笠器重。他早年曾加入共产党，投靠国民党后以研究反共政策而著名，一贯反共积极；又与胡宗南是黄埔一期同窗，被胡宗南挖走，任陕西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专门从事反共、对延安实施封锁的活动。

　　而戴笠也曾对范汉杰动过心。由于军统武装队伍中没有正规军出身的将领，戴笠一度想把范汉杰挖走任税警总团团长，后又想让他任忠义救国军总指挥。

　　但这次，胡宗南不舍割爱。

　　作为集团军副总司令，范汉杰是胡宗南的最得力干将之一，而且两个月后（1944年4月）随着胡宗南晋升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范汉杰升任胡部第38集团军总司令。

　　这样一位高级军事将领，哪里是军统小庙里供得起的神仙！

　　晚宴后范汉杰偶然谈到研读《孙子十三篇注》心得，胡宗南、梁干乔也都谈了自己的看法，胡让戴笠谈谈。

　　正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干情报出身的戴笠一张嘴，就与其他人的看法迥然不同。他认为最重要的一篇是《得间》，以“得间为主”这句话是孙子悟出来的。他说：

　　“‘得间’就是军事间谍，或称军事情报。没有情报，又怎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又怎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又怎能决胜于庙堂之上！攻心为上，攻城为下，两者比较起来，不战而胜当然是上策。但是，如果没有情报，不明敌情，攻心攻城岂不是一句空话，等于打瞎子仗。”

　　说起情报的重要性，戴笠又搬出诸葛孔明为证：

　　“刘备有了诸葛，才借到荆州，有了荆州才有蜀汉大业。魏、蜀、吴三分天下，刘备就是以情报取胜的。刘备取得情报靠的是他的军师，军师其实就是特务头子，诸葛亮就是特务头子中的佼佼者。他将他的兄弟诸葛恪、诸葛瑾，一置于东吴，一置于曹营，还有庞统、徐庶等为助，所以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戴笠这番高谈阔论说得大家面面相觑，却也不好反驳，因为谁都清楚情报对于战争的决定性作用。只是大家不知戴笠因何反应如此强烈，只有他自己清楚，看上去风光无限的他，已经开始走上盛极而衰之路。一旦战争结束，他费尽心机拉起来的武装队伍将很快被夺走，即使情报机构和他本人，也很难预知未来。

　　正因为如此，戴笠将全部希望寄托于中美所，寄托于美国海军登陆，希冀能借助美国人的力量在战后为军统争得一席之地，说到底就是保住自己的权势，保住军统十万人的庞大队伍。

　　所以1944年一年，戴笠不仅忙着四处巡视中美所设于各地的外勤单位及各种特训班，也忙着与军方有关方面接触，为战后做准备。

　　2月，戴笠到洛阳视察，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谈妥，派乔家才任第一战区晋冀豫边党政军工作队总队队长。

　　3月，至安徽界首，会见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其实在1943年秋，戴笠就曾与胡宗南、汤恩伯相会于洛阳，三人在洛阳城南25里的龙门石窟合作《七绝》一首以明志。诗曰：

　　龙门阙下三尊佛，眼底烟云理乱丝。

　　但愿乾坤能人掌，危舟此日共扶持。

　　重返故乡，弟子归来

　　离开界首，戴笠马不停蹄赶回江山老家，为迎接梅乐斯巡视江山做准备。

　　这次却是近乡情更怯，因为不知下次还能否如此风光地衣锦还乡。只是他做梦都不会想到，此行将是他与家乡、与家人的永诀。

　　这次家中气氛与上次大不相同，由于关帝庙经过修葺，戴母恢复祭拜，随着心情好转，身体也渐渐康复。加上新房竣工，全家迁入新居，到处洋溢着欢乐气氛。

　　拜见母亲之后，戴笠由弟弟陪同查看新房。

　　新房位于保安村主要街道的东南侧，占地面积近1000平方米，是一座三进院落。进大门后的第一个院子，两厢是警卫人员居住的房间；二门内两厢是客房和账房；第三道门内的下房是一幢较低的二层楼房，是厨房及佣人的住所。宅院的正房是一幢依地势高低而建的前两层后三层的楼房。

　　楼内一层分别设有前后客厅和书房、餐室；二三层是全家居住和活动区域，有卧室、起居室、小客厅。

　　整个宅院是戴笠亲自设计的，在正房的设计上颇费了一番心思。作为军统特务头子，戴笠考虑的不仅要建成一个安全舒适的家居场所，同时要在特殊情况下成为军统局的秘密机关，或者说，是他们全家及他本人的最后避难所和秘密逃生通道。

　　为此，他在楼内设计了明、暗两道楼梯。明楼梯与一般楼房的楼梯无异，设在前厅右侧；暗梯则设在前后厅之间的夹墙内，是一个仅能容一人通过的螺旋形楼梯，由铁板焊接而成，从三楼直通地下室。楼梯出入口在三楼，一扇紧闭的小门将出入口封闭，除了戴家老小，其他任何人都不知楼内隐藏着一个秘密楼梯。

　　这个秘密楼梯由三楼出入口进入，下到地下室，可在地下室秘密隐藏，也可通过地下室通向村外的秘密通道，直接逃到仙霞岭大山中。

　　从眼下看，这里不可能成为军统的秘密机关，倒有可能成为全家的逃生通道。由于日伪军在东南一带活动猖獗，再次进犯江山不无可能，有了这个秘密通道，一家老小坐在家里便可安全转移。

　　戴笠对房子的质量非常满意，这是他多年来第一次对戴春榜表示认可。接着，又由戴春榜带路来到保安仙霞关二关左侧新建造的小别墅里。

　　该别墅是戴笠特地为梅乐斯建造的，既作为梅乐斯来江山视察的下榻之所，也作为美国海军登陆之后梅乐斯在浙江的一处办公和住宿地点。

　　戴笠为别墅取名为“率性斋”，并亲笔手书此三字，由石匠镌刻在石板上，贴金装饰，镶嵌在门楣上方。

　　别墅砖木结构，设计精巧，庭院里种植着红花绿草，环境幽雅。

　　看完别墅返回家中的时候，两位江山籍军统下属已经恭候多时。他们一位是军统东南办事处主任兼浙江站站长毛万里，一位是原上海行动总队队长毛森。

　　日寇退出江山后，东南办事处迁至江山峡口，毛万里闻讯赶来本在意料之中；但毛森已被“七十六号”抓捕，所以见到毛森，戴笠愣住了。

　　毛森，江山界牌乡和仁村人，生于1908年，谱名毛鸿猷，由于报考师范时借用了同乡“毛善森”的文凭，改名“毛善森”。1932年考入浙江警官学校，毕业后被戴笠送到特训班学习，从此加入特务处。

　　军统有“三毛”，“大毛”“二毛”是毛人凤、毛万里，两人谱名为毛善余、毛善高，是名副其实的亲兄弟；“毛善森”听起来就像他们的兄弟，为了避免别人误会，也觉得总用别人的名字不是长久之计，于是，毛森将名字中去掉一个“善”字，改名毛森。

　　与蒋介石将黄埔生作为自己的学生一样，浙警毕业生与各种特训班的学员也都是戴笠的学生。在所有学生中，戴笠最重视的是浙警第一批毕业生，毛森、阮清源、姜毅英等，都是其中佼佼者。

　　抗战爆发后，毛森留在浙江沦陷区组织游击活动，曾出任杭州站站长，被叛徒出卖逮捕，在戴笠的指示下，军统地下人员多方营救，很快被保释出狱，潜至金华筹组浙西行动队。

　　1942年，毛森奉命出任上海行动总队队长，与日寇汉奸展开军事斗争，同年被日本宪兵逮捕。至于怎么逃出来的，毛森说：

　　“多亏了唐先生和太太帮忙。”

　　原来，毛森的妻子胡德珍住院产子，唐生明和徐来帮助毛森托病住进了医院，两人趁机一起逃出上海，辗转回到江山。

　　听完毛森的讲述，戴笠非常高兴，紧紧握住毛森的双手说：

　　“你能逃出来真是太好了！你策反了陈恭澍的侍卫，除掉了李开峰，为军统立了大功！”

　　戴笠所说的李开峰，可以说是军统的噩梦！

　　李开峰是军统东南区电讯督察，也是军统局仅次于魏大铭的电讯专家。军统的报务员多是他的部属或学生，大多数报务员的发报手法、腔调他都熟悉，一听即知是谁与谁通报。而且所有通报的惯用方法他都清楚，甚至由他所规定。

　　这样一个电讯专家叛变投敌，对军统造成的危害之大可想而知。正如毛森所说：“一般军政机关所用密码，对他来说就像明码一样，即使军统局特编密码，他也能凭经验技术予以破译。”

　　李开峰叛变后化名余玠，出任汪伪特工总部电讯处处长，专驻杭州粮道山，接收军统往来密电，破译后交给“七十六号”。军统在沦陷区各秘密电台依次被他破获，以致不敢再使用无线电报，无法正常开展工作。戴笠数次下令将他除掉，也曾令毛森对他实施制裁，均未成功。

　　说来不可思议，毛森被捕后，在失去自由完全没有机会接触叛徒陈恭澍与其侍卫的情况下，却假陈恭澍的侍卫之手除掉了李开峰！

　　这得益于毛森的妻子胡德珍。

　　胡德珍也是军统特工，未暴露身份。毛森被捕后了解了军统叛徒陈恭澍等人的活动情况，利用胡德珍探监之机往来传递信息，秘密策反了陈恭澍的侍卫刘全德。

　　1944年大年初二（元月26日）晚上，李开峰与一群汉奸头目去给陈恭澍拜年，酒足饭饱后赌博到午夜，刘全德假装热情地用陈恭澍的小汽车送李开峰回家。车到杜美路时，刘全德连发两枪，结束了李开峰的生命，他本人潜逃到浙江峡口，暂住岳母家里。

　　毛森夫妇也紧随其后，于元月底成功逃脱，潜往峡口投奔毛万里。

　　寻访，并非杞人忧天

　　当晚，戴笠在家中设宴为毛森接风洗尘。席间，谈到姜绍谟从上海回江山探亲正遇日军攻陷江山，被砍伤头部险些丧命的情况，戴笠不胜唏嘘。想到众多江山子弟在沦陷区出生入死，万一自己将来失势，他们将何去何从？何况更多的江山子弟是在军统基层工作，他们的命运与自己紧密相连，这让戴笠的心情愈发沉重。

　　其实对戴笠来说，更重要的是塌不起这个台。当初将这些贫困中的江山子弟带出去，给他们找到了饭碗，找到了出路，他们的家人对他是多么的感恩戴德；可要是把他们带进了死胡同，让他的面子往哪儿搁！

　　由此，他想到了江山县在明清两朝出现的两位大人物——一位是石门的毛恺，明隆庆初年任刑部尚书，被穆宗皇帝革职，直至神宗登基才得以翻案；另一位是长台镇的柴大纪，在台湾总兵任内，因林爽文造反镇压不力，又得罪皇族，于乾隆五十三年被斩首。这两人都曾风云一时，都未得善终，戴笠每每想到他们都难免心里发堵，在眼下这个节骨眼儿上，更觉得冥冥中仿佛预示着什么。

　　于是，他对两位下属说：

　　“明天你们去趟石门和长台，了解下当地人对毛尚书和柴总兵怎么看，再找个风水先生算算，江山人杰地灵，为什么能出人才，却又得不到善终？”

　　一听这话，两位下属如坠五里云雾，戴笠的事业正干得风生水起，内有蒋介石宠信，外有美国人器重，怎会突然变得杞人忧天了？但作为下属，他们也不便多问。

　　当晚，两人留宿戴家，翌日一早骑马出发，先到长台再到石门，却怎么也找不到风水先生。两人索性在石门游玩起来。

　　爬上石门的山顶，眺望蜿蜒起伏的仙霞山脉，以及缠绕山间的若隐若现的须江水，毛万里忽然一拍脑门说：

　　“我明白了！”

　　“明白啥？”毛森一头雾水。

　　“你看啊！”毛万里用手指着蜿蜒起伏的山脉说，“江山的山脉，从仙霞岭向北延伸，气势雄伟，但到了石门，却戛然而止了；须江水发源于仙霞，每逢下雨便从仙霞岭上一泻千里，全都流走了。结果江中没有多少水，水全在嶙峋乱石中流淌。如此穷山涸水，如何养得住大鱼？这大概就是出生此地的大人物难得善终的原因吧？”

　　毛万里虽不会看风水，这番话说起来倒蛮像风水先生的架势。

　　返回保安，他将自己的分析向戴笠详述一遍。戴笠明知不是风水先生之言，可看他那副凝神静听细细咀嚼的样子，毛万里和毛森都松了一口气：任务完成了！

　　两人还没来得及高兴，戴笠的表现就让他们有了另一种担心。戴笠沉思着说：

　　“此话不无道理，很早以前就有个占卜先生说过，我的命中缺水……”

　　毛万里与毛森面面相觑，这才明白戴笠的初衷。毛万里赶紧说：

　　“戴先生，这些都是我瞎猜的。再说，戴先生不是测过八字吗，算命先生说的才算数。”

　　经毛万里一提醒，戴笠又想到了他的八字干支，算命先生说他日后必飞黄腾达，这不都应验了么？说起来也奇怪，戴笠只有在混得不好的时候或遇到什么挫折才想起这些，得意的时候很少想到他“双凤朝阳格”的命相。其实他自己最清楚，他的发达是提着脑袋干出来的。

　　但吊诡的是，戴笠当初将“戴春风”改为“戴笠”时，正是因为命中缺水，特意改为字“雨农”，结果他最后专机失事，却是撞机岱山，暴尸“困雨沟”！

　　离开江山前，戴笠委任毛森为军统局东南少将特派员、中美合作所东南地区指挥官，治所设在于潜县，刺杀了李开峰的刘全德也到于潜归队，成了毛森的下属。

　　随后，戴笠马不停蹄地赶到湖南，与梅乐斯一起视察南岳衡山中美所第二训练班，参加毕业典礼。5月，一行人赶赴福建建瓯东峰，接见海上游击队首领张逸之、张为邦的私人代表。张逸之部约4000人，总部设于马祖；张为邦部约2000人，总部设于崇明岛，两部均归属忠救军指挥。同月，戴笠与梅乐斯又返回江山，参加肇和中学校庆活动。6月到福建建阳，设立中美前进指挥所。

　　此间，两人曾赴于潜，协助毛森开设爆破人员训练班，并派毛森组织忠义救国军温台地区指挥部和东南挺进军，以配合美国海军登陆。

　　到抗战胜利，毛森在领导这支队伍深入敌占区狙杀日寇汉奸、炸毁桥梁等设施的同时，还令上海国际情报站人员和直属情报员打入日军内部，获取了大量军事情报，在歼灭日本菲律宾洋面的大和舰和冲绳岛等地的八万日军、迫使牛岛中将自杀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美对日作战期间，美国海军司令部海尔赛及米尼兹将领，曾先后为他颁发六枚勋章和奖状。

　　中美所源源不断的情报

　　就在戴笠与梅乐斯此轮巡视尚未结束时，1944年10月下旬，从菲律宾莱特岛传来了美国海军大败日军的消息。梅乐斯由衷地感叹：

　　“中美合作所又立了一大功！”

　　“你可知道这次的情报是谁提供的？”戴笠不无得意地告诉梅乐斯，“是在沦陷区的卧底。”

　　这个卧底就是唐生明。

　　唐生明赴上海后，结识了日本海军省的嘱托（帮办一类的职务）古川。

　　1928年唐生智下野后，从汉口乘坐日本兵舰去上海换船赴日本，请古川的兄弟（当时在汉口的日本海军方面工作）当翻译，陪同他在日本度过了一个时期。由于唐生智对古川的兄弟很好，古川在听说唐生明是唐生智的弟弟后，便通过熟人找到了唐生明。正是由于这层关系，唐生明与古川很快热络起来。

　　1944年10月的一天，古川邀唐生明去他的家中吃饭，两人边吃边谈，谈到日本海军与美国海军作战的问题时，带着几分醉意的古川夸口说：

　　“日本海军在这次战争中虽然有些损失，但我非常有信心，相信不久必能突破美国海军主力，给对方以沉重打击，可以扭转当前战局。”

　　古川所说的“这次战争”是指美国在菲律宾夺取莱特岛的战争，当时日本海军已受重创，在连续损失三艘重巡洋舰的情况下，引为自豪的巨舰“武藏”号亦带着1100多名海军官兵沉入海底，栗田舰队也已在撤退逃跑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如何扭转战局？

　　“有几分把握？”唐生明用怀疑的口气追问。

　　这口气对自负的古川无疑是一种激将法，带着醉意的古川仿佛受了侮辱一般，将他刚从日本海军某要员那里得来的消息，一股脑儿地说了出来：

　　“日本海军正在紧急调集力量，将所有能作战的舰队集中整编成为一个新的舰队，准备出其不意，对美军实施突然袭击，给其致命打击，就像在珍珠港和雷伊泰湾一样！”

　　古川所说的，正是日军的“捷一号”作战计划，日本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决定调集陆海空兵力，乘对方不备反戈一击，与美军展开决战。

　　在唐生明的情报传到重庆时，军统通过破译日本海军密电，已掌握日本栗田部队的行踪。这些情报由中美所转达美国海军，使美国海军在莱特湾附近海域先发制人，与日军展开大规模海战，以较小代价取得了重大胜利。

　　其实，从中美所成立开始，各地传来的军事情报、气象情报，便逐日送交中美所情报组，由情报组转交美国军方。

　　还是在1943年年初，军统上海区从台湾籍海军译电员处得悉，日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拟定，日本海空军联合作战对抗美军进攻，企图在菲律宾海峡附近歼灭美国海军。与此同时，军统从侦测和破译的电报中，了解到山本五十六为给菲律宾日军修建秘密机场，将亲自乘飞机前往菲律宾侦察各岛屿地形，布置相关事宜。在掌握了山本五十六行踪的情况下，美国海军派飞机潜至菲律宾上空，将山本五十六的座机击落，使其坠海身亡，他新的作战计划就此泡汤。

　　应该说，中美所的成立，使军统在特种技术方面的业务从规模到设备、技术已有长足发展，电讯总台拥有中程发报机十多部，3000瓦远程发报机两部，各地分支电台80多部，仅气象站在全国就建了150多个，海岸监视哨数十个，在华东华南设有工作站20多个；与旧金山、珍珠港、关岛、菲律宾等地的美国海军基地都有电台联系；在东南亚以至世界各个角落设有情报联络点，几乎所有被日军占领的地区，如安南、缅甸、巴黎、菲律宾、中国台湾等，都有情报传到重庆军统局本部。

　　如此强大的情报网络，仅1944年9月至1945年8月，就截获日军密电11万多件，破译多种密码；从1944年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共为美方提供军事情报四万多件。

　　而戴笠及梅乐斯的常年出巡，一是巡视各特种技术训练班；二是建立和扩大气象站及各种情报站、工作站，同时视察和指导特务武装。

　　返回重庆之前，戴笠对忠义救国军第二纵队下达了“炸毁钱塘江大桥”的命令。

　　钱塘大桥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现代钢铁大桥，也是第一座双层铁路、公路两用桥，历时三年零一个月，于1937年9月26日下层单线铁路桥率先通车，11月17日大桥全面通车。但为了阻止日军南下，12月23日，大桥的设计、建造主持者茅以升不得不奉命亲自炸毁大桥。

　　日军占领杭州后，为打通与宁波方面的路线，于1940年开始重修此桥，目前大桥已修复通车，成为日军在江浙一带的重要交通枢纽。

　　考虑到一旦美军在杭州湾登陆，日军即可通过大桥，将分布在宁波、镇海、定海、温州等地的部队运到杭州，严重威胁美军的安全，戴笠因此做出炸桥的决定。

　　然而，元旦前夕戴笠刚刚返回重庆，负责炸桥任务的忠救军第二纵队副队长周荣的电报便接踵而至，电报中详述了特训班的美国爆破专家现场侦察后给出的意见：建议撤销炸桥任务。

　　美国爆破专家认为，像钱塘江大桥这样坚固的桥梁，没有上千磅烈性炸药集中在桥墩引爆，难以对大桥起到关键性破坏作用。而日军在大桥上戒备森严，不仅有碉堡和密集的岗哨、流动哨，还有一个挨一个的探照灯将大桥、桥墩和下面的江水照得清清楚楚，莫说把上千磅炸药运到桥墩附近，就是只身一人也很难靠近大桥。

　　当初茅以升炸桥，是在“七七”事变当天忍痛做出了一个原设计中没有的重大改变——在大桥南二号桥墩上留下一个长方形大洞，为炸桥做准备。11月16日接到南京政府命令：如杭州不保，即炸毁钱塘江大桥。当晚，茅以升将大桥所有的致命点标示出来，将100多根引线从各个引爆点连接到南岸一所房子里。在11月17日大桥全面通车当天，过桥民众达十多万人，包括此后每天过桥的人，都是在炸药上面走过的，火车也同样在炸药上风驰电掣。12月23日炸桥时，日军的先头部队已隐约可见。当所有引线被点燃，随着一声巨响，钱塘江大桥的两座桥墩被毁坏，五孔钢梁折断落入江中。

　　而眼下，在日军严密把控大桥的情况下，如此精准炸桥，可谓天方夜谭。

　　戴笠自然知道炸桥的难度，他与梅乐斯商量，两人仍一致认为，此桥非炸不可。因为这座桥对江浙一带日军太重要了，它不仅直接影响到美国海军能否安全登陆，同时直接关系到戴笠和军统的未来命运。

　　再辞中委，已是今非昔比

　　在刚返回重庆的时候，有天晚上中美合作所聚餐，梅乐斯带给戴笠一个好消息：美国海军部对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工作非常满意，海军部的将军们准备在战后中美所的工作结束后，与军统局再进行一项新的合作。

　　听说继续合作，戴笠一下子来了精神：

　　“怎么合作？”

　　“将配合美军登陆的忠义救国军和别动军，培训改编为中国的海军陆战队，推荐戴将军出任中国海军总司令。”

　　梅乐斯这个回答，对戴笠来说犹如濒死病人注射了强心剂，不仅给他本人找到了出路，也为军统武装部队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如此一来，蒋介石再无理由剥夺军统武装部队。

　　“谢谢！实在太感谢了！”

　　这是戴笠的肺腑之言，他知道这里面有梅乐斯的功劳。尽管各为其主，可戴笠与梅乐斯一直配合默契，相处融洽。

　　正因为有了这个继续合作的目标，两人一致认为，必须再接再厉，不遗余力保证美国海军顺利登陆。因此，钱塘江大桥能炸也得炸，不能炸也得炸！

　　戴笠给周荣写了一封信，信中称：

　　“……盟军为提前结束战争，才决定在中国登陆。为使登陆顺利，才决定破坏钱塘江大桥。打倒日本军阀，雪耻救国，乃吾人分内责任，故仍应排除万难，完成任务。希望以不成功则成仁之决心，完成此项神圣使命。”

　　周荣接到信后，知道桥是非炸不可了，既然美国爆破专家认为无法将炸药运到靠近桥墩的地方，那只有另想办法，最后想到一个破釜沉舟的爆破方法，就是直接用船装上炸药炸桥。他们先在船底凿三个银元大的洞，用木塞堵上，然后装上1200磅TNT烈性炸药和雷管，再用稻草盖起来，然后在钱塘江上游等待时机。

　　他们要等的时机是大雾弥漫或大雪纷飞的天气。因为只有在能见度低的天气，这艘装了炸药的船才能躲过探照灯的照射。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1945年2月4日，大雪纷飞，大地银装素裹。入夜，探照灯所照之处，都是白茫茫一片，漫天飞舞的雪花缩短了探照灯的射程。周荣带爆破队将装好炸药的大木船推入水中，后边系上一艘小船，以备执行任务后逃生之用。

　　木船顺流而下，直驶大桥桥底。他们用绳索将大木船系在桥墩上，拔掉三个木塞，在船体徐徐下沉之际，点燃雷管，人员迅速转移到小船上撤离现场。

　　随着“轰隆隆”一声巨响，大桥的第六、第七桥墩被炸毁，日军的火车再也无法从大桥上通过了。

　　戴笠闻讯，欣喜若狂。美国爆破专家认为不可能办到的事，忠义救国军办到了，而且无一伤亡，他怎能不兴奋！同样兴奋的还有梅乐斯，这不仅是中美所的功劳，也是他本人的功劳。

　　为了达成与美国海军第二次合作的目的，戴笠又于初春专程飞往昆明，继何应钦宴请美在华政要的翌日，大宴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驻中国美军指挥官魏德迈等数十名军政要人，特意邀请一批名媛闺秀作陪，连贵州省主席杨森的女儿也被请来做招待。宴席场面之阔绰，招待规格之高，甚至在何应钦的宴席之上。戴笠因此得到美军方当面允诺，保荐他战后出任中国海军总司令，援助军统组建海军陆战队，除援助武器装备和人员训练外，并商定军统分批选派高级特务赴美考察与见习。

　　此时，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已在紧锣密鼓酝酿之中，出乎意料的是，蒋介石提名戴笠为中央执行委员候选人。

　　其实早在几年前，蒋介石就因戴笠升任军统局局长资历不够，曾圈定他为中央委员，并交代二陈（陈果夫、陈立夫）办理。但当他找戴笠谈话时，戴笠却说：

　　“校长，我连国民党的党员都不是，怎么能当中央委员呢？”

　　这倒让蒋介石感到意外了。

　　“你既是黄埔学生，又是复兴社会员，在我身边工作这么多年，为何还不是党员？”

　　“以往一心追随校长，不怕衣食有缺、前途无望，入党不入党，不是学生要注意的事，高官厚禄，也非学生所求。”

　　戴笠说的是实话，以他的资历受到蒋介石如此重视已经心满意足了，复兴社那些黄埔老大哥对他的排斥早有领教，不想再刺激他们。

　　蒋介石听了非常高兴，当场写了一张字条交给戴笠。戴笠以为是发给的特别经费，接过来一看，只见上面写着“蒋中正介绍戴笠为中国国民党党员”几个字。戴笠将字条捧在手里，坚决请求不当中央委员，愿终身做校长的无名学生，将中委高位让给其他老大哥，并表示：

　　“只要校长信得过我，就是莫大的光荣了。”

　　如今旧事重提，已是时过境迁，不仅戴笠不能食言，蒋介石也未必真心提携，怕是抑制军统势力还来不及呢！戴笠庆幸已找到退路，为了能顺利实施与美国海军的第二次合作，他必须收敛锋芒，保持低调。眼下唐纵在蒋介石面前越来越得宠，而给军统的名额只有两个，一个是局长戴笠（1944年由副局长升任局长）；一个是副局长郑介民（1944年由主任秘书升任副局长），何不做个顺水人情将名额让给军统局帮办唐纵呢？

　　于是，戴笠再次坚辞，举荐唐纵作为中执委员候选人。当时军统掌握着几千张选票，总务处处长沈醉被指定充当军统特别党部总干事，戴笠特地关照他要全部选郑、唐二人。

　　沈醉作为总务处处长，被指派对唐纵生活方面多给予关照，因而常到唐家走动，便借机将戴笠的举荐告诉了唐纵。不料唐纵并不买账，说：

　　“最后没有委员长说话，谁也帮不了忙。”

　　看着沈醉一脸惊愕的表情，唐纵赶紧补充一句：

　　“当然，没有戴先生提出来的话，委员长有意栽培也有不便，总不能凭空下条子，因为这不是派工作。”

　　唐纵又叮嘱沈醉，不要向别人讲这些。但沈醉回到局本部就将唐纵的话一五一十告诉了戴笠。戴笠的态度同样令他出乎意料：

　　“你以后不要管这些事，我不要听这些！”

　　完全是训斥的口气，让沈醉愣了半晌不知所以然。沈醉后来分析，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戴笠与唐纵之间已有矛盾，只是戴笠不愿意让他了解内情而已。

　　其实未必。

　　戴笠是粗线条个性，不拘小节；唐纵一向谨慎心细，做事周全，对各方不得罪，并尽力讨好“CC系”等派头子，联络宪兵，巴结政学系，为他日后升迁打基础。但只要不违反规定、不被看出他是站在戴笠一边的，他还是会维护军统利益的。

　　至于两人之间龃龉的原因，戴笠未必比沈醉更清楚。比如唐纵在兼任军统帮办之前，想要一辆小汽车，戴笠却一个劲让沈醉给他送钱，他心中不满却不肯明说；比如他对戴笠大肆铺张宴请美方人员有意见，表面不说总是在背后发牢骚；而此次对沈醉说的话，不知戴笠究竟作何感想。

　　5月上旬，第六次全代会正式开幕，结果令唐纵与戴笠都出乎意料——郑介民如愿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唐纵却只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他在日记中沮丧地说：

　　“上午宣布中委名单，我名列候补执行委员，听到唱名时感觉难过。”

　　郑介民却在当选中执委后对人说：

　　“雨农的鬼把戏，总是讨得老头子的欢心。”

　　这话怎么听都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味道。

　　对这两位名义上的副手，戴笠已经顾不上他们的情绪了，二战形势发展之快令他有种时不我待之感。如果说春节前后西欧战场继北非战场取得胜利，已决定同盟国胜利在望，那么年初胜利的曙光已在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同时出现，春夏之际美军在太平洋上由逐岛进攻改为越岛进攻并取得节节胜利，则证明最后的胜利即将到来。

　　也就是说，美军在东南沿海登陆已近在眼前。因而在唐纵、郑介民还在中执委选举的余音中饶舌的时候，戴笠已经在布置配合美军登陆和接收事宜了。

　　对戴笠来说，若想在战后抢在共产党之前顺利接收上海、南京、杭州等大城市，有一支力量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帮会的力量。为此，他特地联系杜月笙，商量筹备接收事宜。不料，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却让他吃了一惊。杜月笙说：

　　“老弟呀，为兄我摊上大事了！”

　　舞弊案中保出盟兄

　　一听杜月笙愁苦的声音，戴笠心里“咯噔”一下，认识杜月笙多年，从来没见他在人前显露过有什么难处，只要他“闲话一句”，天大的事没有摆不平的，如今这是怎么了？赶紧向杜月笙询问原因，杜月笙说：

　　“都是为兄一时糊涂，得到消息还很庆幸，谁知道会摊上大事！”

　　戴笠明白了，杜月笙被卷进了“黄金储蓄案”！

　　抗战后期，国民政府为缓和通货膨胀，稳定物价，开始向市场抛售黄金。购买者以法币按中央银行黄金牌价购买黄金储蓄券，到期兑取黄金。1945年3月下旬，行政院代院长宋子文召集财政部与中央银行官员讨论黄金提价问题，决定自第二天即3月29日，将黄金牌价由原来的每两2万元提到3.5万元。

　　不料消息不胫而走，自28日下午一直到深夜，中央银行及各分支行，一反常态通宵达旦地营业，蜂拥而来抢购黄金的除了达官贵人，还有银行职员，一天时间即售出黄金万余两。29日报纸披露黄金提价75%的消息后，旁观者这才恍然大悟，一时舆论大哗，强烈要求彻查泄密者与抢购者，公开予以处理。

　　可是，抢购黄金时间如此之短，杜月笙既非财政部高官，又非国家行局内部人士，可以说是一个完全的局外人，怎么会这么快就得到了消息？

　　“王绍斋你知道吧？”

　　杜月笙提到这个名字，戴笠恍然大悟。王绍斋是杜月笙的得意门生，在香港时曾被杜月笙派往吴铁城的“荣记行”当总务处处长，作为吴、杜之间的桥梁，时任财政部总司务长。这样轻松发财的好消息，他自然不会忘记了“老头子”，当天中午便驱车前往林森路通济公司，来到杜月笙的办公室，首先问杜月笙手中有多少黄金储蓄券。杜月笙回答：

　　“不多，有限得很。”

　　“黄金储蓄券是保值债券，先生何不多买进些？或许会发一笔小财。”

　　“黄金牌价一直是两万，不会涨价吧？”

　　杜月笙不愧经商多年，果然一语中的，王绍斋凑近杜月笙说：

　　“先生你说对了，黄金就是要涨价。”

　　“什么时候涨？”

　　“明天。”

　　这可是重磅消息，杜月笙同时想到，王绍斋作为公职人员一旦因泄密被问责，后果将十分严重，所以他紧接着问：

　　“这话你对别人讲过吗？”

　　王绍斋一愣，见杜月笙一脸的严肃，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刚刚在一个饭局中，这个消息已在酒劲的作用下从他的嘴边溜出去了，但他最终还是摇了摇头。

　　当天下午，杜月笙从通商银行开出1000万元法币支票，赶到中央信托局，买进黄金储蓄券500两，当场交割清楚。

　　这是杜月笙从事金融工商事业以来，第一次没有和心腹智囊商量，自己做主做的一票不大不小的生意。究其原因，一是时间紧来不及，二是担心走漏风声大家一窝蜂购进，闹出事端。

　　不曾想，结果真如他所料，泄密者远不止王绍斋一人，抢购者更是成群结队，甚至银行为此破例通宵营业，如此大的阵仗，不闹出事端才是意外。

　　更让他胆战心惊而又后悔莫及的是，购买黄金储蓄券采用的是实名制，他本该想到规避风险，用其门生弟子甚至门房司机的名字购买，可他偏偏就疏忽了。如果他事先与心腹智囊商量由他们出面购买，也定然不会忘记用其他人的名字！若真那样，这一桩公案就是吵下大天来，又与他杜月笙有何关系！

　　偏偏，很简单的一件事他给做砸了！一旦名单公布，他杜月笙的大名赫然在列，让他还有何脸面站到人前！更可怕的是，说不定还会被送上公堂，甚至会被送进大牢，这比要了他的老命更可怕！

　　他向来爱惜羽毛，自1927年追随蒋介石，就千方百计洗白自己的黑道身份，从“一·二八”淞沪抗战到“八一三”事变，他一直以爱国人士的面目出现，先后组织抗日救国会、抗敌后援会，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战，毫不吝惜钱财为抗战捐款，如今为这区区200余两尚未到手的黄金抹一脸黑，他肠子都悔青了。

　　但是戴笠认为，事情或许没有那么严重，他分析说：

　　“据我所知，抢购者大多是财政部和国家行局的人，这些人都有通天背景，这个名单估计不会……”

　　“曝光”两字还没说出，当天的报纸就送到了戴笠的案头，黄金舞弊案购买者名单赫然在目，稍稍扫了一眼，就看到了“杜月笙”三字。再细看一遍，他所知的购买黄金的大人物均不在名单之列。

　　“真是岂有此理！”

　　戴笠一怒之下拍案而起，忘了电话那头的杜月笙。

　　杜月笙早已在媒体的轮番“轰炸”中，变得如惊弓之鸟，戴笠这一反常的声音，让他立马想起当天的报纸该到了：

　　“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报纸上有什么不好的消息？”

　　戴笠赶紧安慰说：

　　“月笙哥，报纸上有什么消息我们不用管它，我今天有一件重要事情找你……”

　　戴笠简单介绍一下赴东南沿海的任务，然后说：

　　“顺利接收上海，离不开你手下那帮弟兄。我马上去见老头子，我们择日动身，黄金舞弊案就是闹下大天来，也与你老兄无关了。”

　　话虽如此，杜月笙看到报纸上公布的名单后，还是惊出一身冷汗。他很清楚，那些高官的名字要么被隐去了，要么就是没有人傻到像他一样，用自己的名字做这种投机生意。他担心的是，蒋介石会不会放他一马，让他离开重庆，毕竟他是名单中的“一条大鱼”。

　　还是戴笠预测得准确，在蒋介石的天平上，接收上海远比宰他这条“大鱼”重要得多，何况制裁了他也起不到杀鸡给猴看的作用。

　　国民政府的腐败已积重难返，尤其金融界贪腐弊案层出不穷，而真正始作俑者非孔家莫属。但有宋美龄给孔家做挡箭牌，蒋介石有心治理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仅孔祥熙辞去财政部部长一职就已弄得自家后院鸡飞狗跳，哪还敢有什么大动作！迫于舆论压力，此案不能不查，其实不过走个过场。

　　最终，在财政部的送案名单中，杜月笙的名字被抹掉，只有其大弟子杨管北名列其中，王绍斋作为泄密者和抢购者也被送上法庭。

　　其实未必是蒋介石对杜月笙网开一面，在提起公诉的九人中，头头脸脸的人物大多被排除在外，像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杜为交行常务董事）及私营银行、企业负责人等，绝大多数暂免或从缓处理。

　　为使杜月笙走得体面风光，戴笠以事关国民政府占领京沪杭的大事，理应由国家征调以示重视为由，呈请蒋介石亲自接见杜月笙。这次接见，让杜月笙的精神为之一振，多日积聚在心头的阴霾一扫而光，满面春风地开始了准备工作。

　　在黄金舞弊案炒得沸沸扬扬、九人被移送重庆地方法院的时候，杜月笙已带着他的老兄弟顾嘉棠、叶焯山和亲信弟子陆京士等奔赴浙江淳安了。

　　浩浩荡荡奔东南

　　6月下旬的重庆已经暑热难当，一大早，军统局的漱庐里就热闹起来，局本部身居要职的“高干”们——毛人凤、何芝园、潘其武、叶翔之、沈醉以及将与戴笠同行的龚仙舫等人先后赶到，参加早晨的聚餐。

　　以往聚餐多是在中午或者晚上，利用吃饭时间谈论工作，选在早晨实属罕见。

　　其实，这些人是来为戴笠送行的。戴笠出行历来是来去无踪，一般只有极少的一两位心腹亲信知晓。此次出行大张旗鼓，兴师动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出任海军司令的事已经敲定！

　　按合同，战后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将结束合作。美国海军司令部为继续合作，令梅乐斯晋见蒋介石，由蒋致函美总统杜鲁门，建议开展新的合作项目。与此同时，美海军部向杜鲁门提出同样的建议，并明确表示新的合作将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由戴笠出任海军总司令，由美国海军将军统武装培训改编为海军陆战队。

　　对蒋介石来说，能够继续与美军合作求之不得，相比之下，谁出任海军总司令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这个天大的喜讯，让戴笠曾经的担忧与怅惘一廓而空，尽管不能马上公布于众，但私底下并未刻意隐瞒，对这些亲信也已是公开的秘密。正因为心情好，才有了此次的高调出行，并公开宣布此行目的——组织力量迎接美军登陆，接收南京、上海等大城市，为军统抢地盘拔得头筹。

　　整个早餐席上戴笠意气风发，侃侃而谈，其他人也都跟着助兴，气氛十分热烈。

　　同样，戴笠一改轻车简从、独往独来的习惯，带了一支称得上浩浩荡荡的随行队伍，仅随员、警卫就一百多人，大小汽车、卡车十余辆。同时携带盖有军事委员会印章的空白委任令100多张、军统局关防空白文纸500多张。这是准备以军委会名义对反正汉奸委以重任，由他们带队归顺并就地维护治安。

　　在戴笠与梅乐斯出发之前，杜月笙的人马已先行一步，第一批18人于6月26日下午从重庆直飞湖南芷江。18人中除两名临时调来的军统人员外，其他均为杜门弟子，以陆京士、曹沛滋为首。

　　陆京士、曹沛滋是工运出身，抗战前都在上海从事工运工作。

　　此次出行东南沿海地区，陆京士的公开身份是军委会少将工运特派员，任务是将京沪一带的工运人员接到安徽歙县雄村分批训练，然后送回沦陷区，待盟军登陆，即刻奋起响应，共同打击敌伪，收复失地。

　　陆京士率领的18人飞抵芷江后，又辗转抵达福建建阳，等候与杜月笙、戴笠、梅乐斯会合，然后继续往东飞。

　　杜月笙随后启程，带随从人员六名，由追随他多年的老兄弟顾嘉棠、叶焯山担任保镖，机要秘书胡叙五代为译电；由于他在一次乘坐飞机时遇险落下气喘病，特地带了医生和为他捶背敲腿的贴身随从，一行人乘坐专车由重庆一路南下，直抵贵阳。

　　戴笠与梅乐斯抵达贵阳的时候，杜月笙一行人已在此等候两天。双方会合当晚，在贵阳机场登机，搭乘美军C46型运输机抵达芷江。在芷江等了三天，才搭上飞往福建长汀的飞机。

　　由芷江飞长汀这条航线，必过衡阳。衡阳于1943年8月陷落，日军在此设置了威力强大的高射炮网，中方过往飞机必会遭到猛烈的炮火袭击。戴笠与梅乐斯常来常往，早已把日军的炮火不当一回事了，为了让杜月笙有个心理准备，上飞机后戴笠特地提醒他说：

　　“月笙哥，一会儿过衡阳，东洋人说不定要放礼炮，向我们致敬。”

　　杜月笙愣了一下，尽管心里有些敲小鼓，考虑到不能影响身边人的情绪，还是耸肩一笑说：

　　“那就可惜了，我们坐的是运输机，没炸弹回敬他们。”

　　待到衡阳上空，日军的“礼炮”并没有响。杜月笙总算松了一口气。可是衡阳还没过去，梅乐斯的一个决定顿时吓得他脸色煞白，连他身边的顾嘉棠、叶焯山也都面面相觑，惶恐不安。

　　梅乐斯要求飞机师在衡阳上空低飞盘旋三圈！

　　要知道，为了躲避日军的高射炮，飞机过衡阳都是在一两万米的高度飞行的，下降到低空飞行，那不是自找吃炮弹吗！

　　但是梅乐斯说：

　　“难得有今天这样的好天气，正好拍摄衡阳地面的照片。”

　　梅乐斯拍照是为轰炸日军在华中区的这一重要军事据点做准备，杜月笙再害怕也只能听天由命。他和顾嘉棠等人只能咬紧牙关，眼睛一闭等着日军高射炮轰隆隆的巨响。在他们看来，高飞或可侥幸“过关”；低飞三圈，哪有不被发现的道理！

　　然而，日本人的高射炮仿佛变成了哑巴，令人心惊胆战的轰鸣竟然没有响！直到宣布已飞越敌区，杜月笙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霎时，满飞机的人都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看来担心的不仅仅是杜月笙和他的门人。这些军统的人以及梅乐斯包括其侍从人员整天提着脑袋飞来飞去，令杜月笙心生敬佩。

　　到长汀后，众人改乘汽车前行。由于从福建长汀到安徽屯溪、浙江淳安，沿途多有军统站点、忠义救国军驻地及中美所的单位，一路上戴笠与梅乐斯都要视察督导。

　　从长汀出发后，经南平到建瓯到东峰屯训练班，杜月笙等人都是走走停停，等候戴、梅，终于在7月11日抵达建阳，与陆京士一行人会合；然后经江西铅山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大本营，于7月15日抵达目的地——浙江淳安。

　　淳安是忠义救国军总部、军统淳安站所在地，办公地就设在淳安市郊西庙。戴笠、梅乐斯每到淳安，吃住办公都在西庙。

　　西庙殿宇重重，庭院幽深，院中杂植花木，清幽僻静。尽管庙大房多，可杜月笙的弟子们住进来，还是让这个偌大的空间顿时爆满。最终，陆京士与曹沛滋借宿遂安东门天主堂，联络与办公仍在淳安西庙。

　　戴笠与梅乐斯每天早出晚归，或者两三日方归，甚至数日不归，忙着调兵遣将，为忠义救国军及中美所各单位、各特训班布置任务，准备截断京沪、浙赣等交通要道，配合盟军登陆及阻击日军；忠救军总部及淳安站的工作人员，也都被戴笠指挥得像停不下来的陀螺，早出晚归忙得不亦乐乎。

　　坐镇西庙的杜月笙，俨然成了军统各方面的联络负责人，既要接听电话，又要接待各方面前来汇报、请示工作或通报情况、传递信息的军统人员，同时，杜月笙还要处理自己的工作。

　　他利用军统电台，与他的驻沪代表徐采丞及留沪管家万墨林联系，通过他们联络组织两部分人，一部分是留沪的曾与他一起打天下的老弟兄及门生弟子，由他们以现有班底为基础，迅速联络青帮弟兄，扩大队伍；一部分是当了汉奸的杜氏门徒，其中有的已经在伪军中掌握了一定的兵权，策动他们弃暗投明争取立功赎罪。

　　同时，指导和协助陆京士、曹沛滋联络和组织上海工运干部，分批到雄村接受军事训练，第一期400人已有150人抵达雄村。陆、曹也于7月25日带领工作人员北上安徽歙县雄村，筹备成立训练班事宜。筹备期间常往返淳安，向戴笠、杜月笙请示汇报。戴、杜从上海抢购棉纱参加运输的杜门弟子，也先后来到淳安，听候杜月笙差遣。

　　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中美英三国联合发表《波茨坦公告》的消息。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如果日本不投降，将遭到彻底覆灭。这个消息让西庙所有人欢欣鼓舞，戴笠与杜月笙更是抓紧了迎接美军登陆、战后接收的准备工作。

　　可没几天，风云突变。8月上旬，杭州、富阳一线的日伪军突然大举南侵。日本鬼子面临灭亡，为什么又疯狂反扑？

　　还是在江西铅山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的时候，杜月笙听顾祝同亲口所说，近日美军出动1000多架轰炸机空袭日本本土，日本与中国、南洋一带的联系已被切断。自1944年11月下旬美军首度轰炸东京，至目前美机已持续不断地轰炸日本本土八个月，日本的工业生产已全部瘫痪；在5月8日德国继意大利宣告投降后，日本这个法西斯小弟早已独木难支，且日本海空军在太平洋上已遭受毁灭性打击，不投降只有遭到彻底灭亡！

　　显然，日本在做垂死挣扎，借着临死前的回光返照，在中国战场大举进攻。不几日，富春江上连失重镇，眼看敌军顺流而下，离淳安越来越近，在昌化县河桥镇活动的戴笠与梅乐斯已经数日未归，急得杜月笙与他的弟子们如热锅上的蚂蚁。

　　西庙中一夕数惊

　　一开始，杜月笙还强作镇定，以稳住弟子们惊慌的情绪。8月6日桐庐失守后，杜月笙再也坐不住了，眼看日伪军逼近淳安，淳安既无守军亦无忠义救国军，杜月笙的一众人均手无寸铁，只有任人宰割。

　　这时候陆京士正在雄村，曹沛滋担心杜月笙的安全已闻讯赶回护卫。

　　8月7日，风声越来越紧，西庙中众人一夕数惊。可戴笠与梅乐斯杳无音讯，杜月笙无法与他们取得联系，却又不能擅自率弟子撤退。

　　下午，陆京士的电话打了进来，杜月笙正在见客，接电话的是参加抢运棉纱的其门人朱品三。朱品三将淳安的情况告诉了陆京士，陆京士越发替杜月笙担心，决定马上返回淳安。在通话即将结束的时候，就听大庙里一阵欢呼：

　　“戴先生回来了！”

　　戴笠并未带回一兵一卒，与他一同返回的只有他的几名随行人员，却仿佛带回了千军万马，让等候在大庙中的所有人精神振奋，好像有了安全保障。

　　但是，戴笠压根儿没把日伪军是否会打到淳安当回事，抗战爆发后他几乎马不停蹄地各地奔走，或乘车或乘船或乘坐运输机甚至步行，与敌军遭遇已是家常便饭，且数次化装成难民逃脱，因而在他看来，就算日伪军打进来，大家也能化装成老百姓撤退。

　　当天晚上，戴笠与大家共进晚餐。

　　庙宇里原本浓荫蔽日，即使中午也没有北方的燥热与重庆的溽热，即将立秋的晚上更是清爽宜人。大家把餐桌搬到院落里，围在一起边吃边聊。

　　话题依旧离不开日伪军会不会打到淳安。自打戴笠进门，这个问题已经被不同的人问过多次。可他一去多日都在忙着部署迎接盟军配合盟军作战事宜，在几天前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虽然也下令从淳安到严东关前线沿江各线忠救军严加部署，紧急应变，一面遏止敌人的攻势，一面注意各地军民和物资的疏散，但他没到前线，不能做出准确判断。

　　想到没去前线，戴笠放下了饭碗，准备马上去前线视察。

　　见戴笠又要走，杜月笙着急了。大庙里这帮人刚刚稳定下来，他一走又没主心骨了。杜月笙到底多吃了九年咸盐，心里着急表面上还是沉稳得很。他拉一把戴笠，让他坐下，然后说：

　　“视察也不差这一个晚上，小鬼子也不会黑更半夜打过来，要视察也得先歇歇天亮了再走。”

　　戴笠一想也对，在他重新拿起筷子的时候，杜月笙又说：

　　“论年轻力壮能跑能颠你比不上沛滋，论能说会道他比你也差不到哪儿去，我看就让沛滋跑一趟，你要说的他会给你传过去，你要看的他也能看清楚。在这种情况下，你应该坐镇总部通盘指挥，跑腿的事让别人去干。”

　　这番话说得头头是道，把戴笠说得一边点头一边笑。他的确应该坐镇总部指挥，他也知道杜月笙他们被日伪军这个阵仗吓到了。他主要是担心马志超等部的安全，怕他们不能随机应变造成伤亡。中美所成立后，忠救军已全部装备了美新式武器，这支武装部队是他的命根子，是他出任海军总司令的资本，他可不舍得让他们跟小鬼子硬碰硬。

　　向曹沛滋交代了任务，曹沛滋又找了一个年富力强的杜门弟子陆惠林同行，这件事就定下来了。

　　为了给大家吃颗定心丸，戴笠通过从各方面得到的情报，分析说：

　　“小鬼子突然发动突袭，目的只有一个：掩护撤退。如此看来，大局会在四日之内发生重大变化。”

　　听了戴笠笃定的判断，满桌子的人忍不住面面相觑。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但经历了八年抗战的漫长岁月，突然在四日之内发生变化，没有人敢相信。

　　果然，8月9日晚上，一封密电打进了忠义救国军总部。

　　当时曹、陆二人刚刚视察归来，正在戴笠的办公室汇报情况，杜月笙、顾嘉棠等人也坐在旁边，译电员悄然走进来，将一封密电递到戴笠手上。戴笠打眼一看，立刻开怀大笑：

　　“哈哈！我的预料果然没有错！”

　　戴笠将密电递给了杜月笙。杜月笙一看，是一则电讯，说8月6日美国空军将最新研发的原子弹投放到日本广岛，对日本造成毁灭性打击；8月9日又将第二颗原子弹投放到了日本长崎。

　　看完电报，杜月笙笑了：

　　“这样看来，东洋人的兔子尾巴真的是长不了啦！”

　　“岂止是长不了！”戴笠兴奋地说，“我敢保证，不出三天，小鬼子就会无条件投降！”

　　果然不到三天，8月10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消息传来，全国上下一片欢腾。

　　可是，戴笠却有些茫然若失。

　　美军还没登陆，小鬼子就投降了。也就是说，中美合作所正式成立两年以来，为迎接美军登陆所作出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更重要的是，失去了这个与美国海军协同作战的机会，会不会影响到下一步的合作——这才是戴笠最担心的。

　　紧急部署，接收京沪杭

　　茫然也罢，担心也罢，毕竟这突然的变化不是戴笠个人能左右的。好在，他为战后接收京沪等大城市所做的准备没有白费。

　　就在日本表示投降尚未正式投降之际，蒋介石为阻止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收复失地，于8月12日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出三道命令：一道令人民武装“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勿再擅自行动”；一道令其嫡系部队“加紧推进”，“勿稍松懈”；一道令日伪军维持现状，并维护地方治安。

　　蒋介石对军统的命令尚未下达，戴笠便已开始行动起来。

　　他当即与杜月笙商量，由杜月笙下令在上海的杜氏门人，立即通知已联系好的杜门落水汉奸及伪军头目，掌握部队，把控局势，等候中央军队接收；通知帮会兄弟协助稳定局面；同时由陆京士下令已抵达雄村的150名上海工运干部，尽速返回上海，与其他工运干部一起，带领工人保护工厂及公用设施，协助维持社会治安。

　　杜月笙指派身边部分弟子先行启程，赴沪部署；陆京士也分派部分下属同行。杜、陆两人暂留淳安，等候戴笠的命令。

　　戴笠连夜赶到浙西行署驻地昌化县汤家湾，就近调度部署接收事宜。为了赶在共产党的部队之前接收长江下游沦陷区，他一面下令潜伏在江浙一带及上海周边的各路忠义救国军，立即分头向上海、南京、杭州、宁波等大城市进发，抢在第一时间接防，一面与日伪方相关人员联系。

　　常言说擒贼先擒王，“抓住”了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就等于扼住了贼首，让他乖乖向国民党投降。虽然戴笠本人与冈村宁次以及他身边的人皆不相识，但他手中有一张王牌，这张王牌就是忠义救国军调查室主任刘方雄。

　　刘方雄也是江山人，与毛人凤、毛万里兄弟同属一个乡——吴村乡，生于1909年，毕业于江山县师范讲习所第三期，又当了几年小学校长。在既无军校背景又无“浙警”背景，亦无同乡“二毛”提携的情况下，于1935年由军统汉口站周伟龙介绍加入汉口站，成了周伟龙的手下。

　　1939年刘方雄任香港区副区长期间，曾参与一场“谋略”战，就是所谓“桐工作”。“桐工作”的另一头是冈村宁次的副参谋长今井武夫。今井深得冈村器重，虽官阶悬殊，但私人关系密切，情同手足。

　　也就是说，“抓住”了今井武夫，就等于“抓住”了冈村宁次。

　　在“桐工作”的一次次“谈判”中，刘方雄与今井各为其主，却未伤和气，如今正好打出刘方雄这张牌。

　　刘方雄此时就在昌化县河桥镇。戴笠打电话通知刘方雄，即刻赶赴南京见今井武夫，联系受降事宜，要今井武夫将京沪杭保护完整，等候移交国民党中央。

　　他又任命周佛海为军统上海行动总队队长，令其指挥伪中央税警总团、伪保安部及所有警察与伪军，维护上海及沪杭沿线治安，阻止中共地下党在上海进行活动，抵制共产党及新四军接收，保护好伪中央储备银行的全部财产。

　　他同时联络伪浙江省长、省党部主任委员、省保安司令丁默邨。此前丁默邨为谋后路，曾主动与戴笠联系，通过戴笠向蒋介石保证，以原样的浙江归还国民党中央，决不让共产党的队伍在浙江活动。戴笠向他下达了保护浙江、立功赎罪的命令。

　　8月15日，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蒋介石的命令旋即抵达：责令戴笠全力接收上海并维持京沪杭等地区治安，整肃汉奸，处理伪军，等候中央军队到来。

　　戴笠十分清楚，此时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大都集中在西南、西北一带，很难在短时间内赶到东南地区；而新四军、游击队在东南地区已具有一定的实力，眼下日伪军已成了死老虎，就算冈村下令拒绝向新四军缴械，士兵们有没有士气出来挡枪子也未可知。

　　只有以最快速度全面发动接收京沪，才能保证顺利完成任务。

　　他首先急电忠义救国军淞沪地区指挥阮清源，令其率部队连夜启程赶赴上海。当时阮清源部驻扎在浙江曹娥江一带，早就在等候抢夺上海的命令；戴笠又电令忠义救国军温台地区指挥郭履洲，率部驰赴上海，会合军统海上行动总队，进占崇明岛、浦东；电令军统京沪行动总队等向南京近郊挺进……

　　下达一系列命令后，戴笠来到安徽歙县雄村中美所第九训练班，挑选800名官兵，改编为中美所教导营，配发美式装备，连夜乘船驰赴杭州，接收抗战胜利果实。

　　随后，戴笠返回淳安，指派中美所淳安办事处中将处长张性白，三日内赶制500套军装，发给各路聚拢而来的军统人员，每人配发左轮手枪一支，赴沪杭监守汉奸和日伪财产。

　　调兵遣将之后，戴笠下令将带来的100多张空白委任令填上职务姓名，发放给包括京沪杭在内的各地被策反汉奸、伪军头目。别小看这张看似填写随意的“委任令”，由于有军事委员会的大印，对大势已去的汉奸们无异于救命稻草。

　　至此，一场由军统特务、日伪汉奸、帮会成员组成的接收“大军”，率先在京沪杭拉开了抢夺抗战成果、联合反共的序幕。 戴笠：黑暗时代里最黑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