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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女人的“战术”

　　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在抗战爆发之初，戴笠为军统立下了一条规矩：抗战期间不准结婚！对这样一条规定，梅乐斯感到很奇怪，他问戴笠：

　　“为什么要定这样一条规矩？对一个拥有数万人的团体来说，不结婚不会发生问题吗？”

　　“战时物价飞涨，唯恐同志背上家庭包袱，形成拖累，小之影响个人精神，大之妨碍团体工作。”戴笠如是回答，又补充说，“特务工作性质特殊，很难要求每个人的结婚对象都是团体中人，无形中会给保密工作带来很大麻烦，甚至会造成无谓牺牲。”

　　至于会不会出问题，戴笠没有正面回答。抗战时间长达八年，除了戴笠特批的极少数几人公开结婚外，偷偷结婚并受到处分者近200人。戴笠也曾一度想撤销此条禁令，却又固执地认为，很多人为抗战掉了脑袋，不结婚又算得了什么？所以坚持将此命令贯彻到抗战胜利。

　　当然，梅乐斯感到好奇的还有戴笠本人。

　　梅乐斯没有见过余淑恒，并不知戴笠的生活中有一个准备作为填房的准夫人。但这时的戴笠，正遭遇了“被抛弃”的尴尬。

　　一年多前，还是在1941年春天，戴笠已开始为余淑恒安排出国留学事宜。一方面是军统需要外交人才，而余淑恒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外文系，在军统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另一方面，他也希望未来夫人成为自己事业上的贤内助，即使不能像“师母”一样出类拔萃，起码也要见多识广，任何大场合都不会给自己丢份。

　　但是余淑恒却有些等不及了。在出国迟迟不能落实的情况下，眼看着局本部几个漂亮女特工整天围着戴笠转，其中有个叫周志英的，更是直接到曾家岩公馆纠缠。偏偏有一天，余淑恒与她在公馆门口狭路相逢。

　　“你来找余先生？”

　　余淑恒的问话明显带着宣示“主权”的意味。戴笠化名余龙，无论在外勤单位还是局本部，大家都称他为“余先生”。看着余淑恒，周志英充满敌意，谁都知道这个“余龙”的化名不是随便取的。

　　但是，只要“老板夫人”这个位子空一天，梦想坐上这个位子的就大有人在。周志英就是其中一个，她在被戴笠公开斥责的情况下，仍主动上门。余淑恒猜测，一定是戴笠招惹了她，否则任何一个黄花大姑娘都不可能主动纠缠一个中年男人。

　　今天也不例外，如果不是余淑恒上门，公馆大门是不会为周志英打开的。

　　现在，周志英跟着余淑恒进到了公馆，这让戴笠十分吃惊。当着余淑恒的面，戴笠不便发作，只好让余淑恒先去阳台上看风景，他自己劝周志英离开。

　　可是，屋里有一个余淑恒，周志英哪里肯走？戴笠又气又急，又不敢大声斥责，只好耐着性子好言相劝，总算把这位“姑奶奶”请了出去。

　　余淑恒与周志英不同的是，明白自己的身份，不会死缠烂打，懂得迂回，而且懂得另辟蹊径，不会一棵树上吊死。但必须有所斩获，无论出国留学还是当“老板娘”，二者必居其一。所以在出国没落实的情况下，面对竞争者，她决定向戴笠“逼婚”。与周志英在这里相遇，为她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当戴笠来到阳台上，余淑恒回过头，直接说：

　　“我们结婚吧。”

　　余淑恒从来没有这样直接地提过结婚或者留学，戴笠显然有些意外：

　　“为什么？”

　　“这样拖延下去，我担心有一天你被别人抢走。”

　　“小傻瓜。”戴笠哈哈笑起来，伸手搂住余淑恒的肩膀，看着她的眼睛，认真地说，“以后不要再说这种傻话。”

　　“为什么一提结婚你就转移话题？”

　　“原因你还不清楚吗？我总得带头遵守规矩。”

　　“可是，毛人凤不是结婚了吗，毛森也结婚了。”

　　“情况不一样嘛。”

　　“有什么不一样？”

　　毛人凤与毛森都是1939年结婚的，与1943年3月魏大铭的结婚不同，他们的开禁是戴笠特批的，而魏大铭属于强行结婚，鉴于他的特殊身份，戴笠只好默认。但戴笠不能为自己开禁，当然他并没有想结婚的意思。

　　“毛森结婚是工作需要，沦陷区条件恶劣，有个家庭可以做掩护。善馀兄再不结婚就耽误传宗接代了。”

　　戴笠这句话实在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余淑恒当即就噘起嘴巴，使起小性子。虽然她没明说，戴笠还是很快明白说错话了。那意思明摆着就是自己有儿子了，不怕耽误，这怎么听都有点自私。于是他又补充一句：

　　“你还这么年轻，还没留学呢，怎么能先结婚？”

　　“留学？这么久也没消息，谁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很快就办好了。”

　　“真的吗？”余淑恒将信将疑。

　　由于戴笠从不轻易给她承诺，余淑恒很快转忧为喜。能出国留学，结不结婚就不重要了。何况她根本猜不透，戴笠是否真的会娶她。

　　当年（1941年）6月，戴笠终于为余淑恒办好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的手续，亲自将她送到了香港，送上了开往美国的邮轮。

　　可是这次他失算了。余淑恒赴美刚刚一年，1942年夏，竟然有了新的男朋友！

　　消息是驻美大使馆副武官萧勃发回来的，作为军统局美国情报站站长，余淑恒的留学手续是他代办的，余淑恒留学的一切费用是他代为转交的，余淑恒的留学生活也是他代为照顾的，对余淑恒的一切情况他都了如指掌。

　　看着萧勃发回的电报，戴笠的心情极为复杂。

　　他真想与余淑恒结婚吗？其实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自从余淑恒离开，或许是因为忙，他并没有怎么想到过她。如果他没想清楚一定要结婚，那么她等他越久，他越难以收场。甚至他在看到电报的一瞬间有种解脱的感觉。

　　但是，戴笠是极要面子的，被女人甩了，或被女人利用了，这对他来说实在有失脸面，尤其周围人都知道他为余淑恒所做的一切。

　　报复的方法很简单，用不着采取什么措施，直接停掉她的生活费、学费，停掉对她母亲、弟弟妹妹的供养，她不乖乖回来才怪！

　　可作为一个男人，这样的报复结果会体面吗？

　　正是基于面子的考虑，戴笠最终决定，一切照旧，权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这倒令萧勃有些看不懂了，自己的女人跟别的男人跑了，却还要供她读书，供养她的家人，未免也太窝囊了。

　　不过说到底，余淑恒毕竟跟了戴笠好几年，感情终归还是有的。

　　对待周志英，戴笠则采取了完全相反的办法。余淑恒出国后，周志英以为她的机会来了，三天两头往戴笠的曾家岩公馆跑，不让进门就在门口坐堵戴笠，被斥责后也不示弱，又哭又闹，非要嫁给戴笠不可。

　　人们有理由认为，戴笠起码与周志英上过床，让周志英产生了误解，以为戴笠看上了她。考虑到影响，戴笠担心有损自己的声誉，派人将周志英送到息烽监狱软禁起来，这一软禁就是一年多。却不料，一年多后周志英回到重庆，竟然以为戴笠回心转意了，仍然纠缠不休。戴笠一气之下，命令已经升任总务处长的沈醉将她再次软禁起来，直到戴笠殒命岱山，再也没有将她开释。

　　关于戴笠身边的女人，各种说法五花八门，细究起来，除陈华在回忆录中所记述的，其他大多属于望风捕影，出于史料记载者无几。这大概源自两方面原因：一是与他“特务头子”的身份不无关系，由于国民党内部对特工的偏见，人们便有了这样或那样的意淫；二是特务工作的隐秘性，容易让局外人产生无尽猜想。

　　而无论军统局本部还是外勤单位，都少不了女特工，这对于“团体即家庭，同志如手足”且“家规”多而严的军统来说，一些持有偏见的人更津津乐道于戴笠这个“大家长”“大老板”的各色花边新闻。同时由于戴笠对蒋介石的绝对效忠，反蒋派以及戴笠的对手们也会有意无意地给戴笠与其军统大泼脏水。

　　戴笠终其一生，有过婚姻关系或者谈婚论嫁的女人，除了他的原配夫人毛秀丛，就是余淑恒和后来的胡蝶。其他的女性朋友，除了因工作关系往来的，就是关系暧昧的红颜知己陈华、曾经关系不错的王映霞，以及有恩于他的王蒲臣的姐姐王蕉梅。

　　至于说戴笠进出皆左拥右抱数名女特工，遍翻史籍与当事人回忆录，并无确切记载，所见皆为戴笠出行带着男性副官或警卫或总务以及机要秘书，甚至临时抓差到渝的外勤人员。

　　当然，这并不是说戴笠的私生活如何检点。在那个笑贫不笑娼的年代，黄赌毒充斥着京沪平津等各大城市，许多达官贵人纷纷纳娼为妾，一些大家闺秀名曰抵制封建礼教，却走上另一个极端——广泛社交乃至随意结交或更换男友。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戴笠与什么人有染，显然不足为奇。陈华在回忆录中提到的罗二小姐——一个待字闺中的多情湘女，就是戴笠在南京金屋藏娇的名门闺秀。而非要跟随陈华去重庆看望戴笠的某银行总经理夫人，更是毫不掩饰曾与戴笠有过床笫之欢。

　　了解戴笠私生活的人，非陈华这个无话不谈的红颜知己，绝无他人。

　　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以今天的道德标准衡量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人们的私德。

　　行李被劫，诬陷他人

　　在余淑恒赴美读书一年半以后，戴笠一生中最钟情的女人出现了，这个女人就是著名影星胡蝶。

　　戴笠与胡蝶，一个特务头子，一个电影明星，完全不可能有什么交集的两个人，因为一件失窃案走到了一起。

　　还是在1942年深秋时节，有一天杜月笙给戴笠打电话，约他到刘航琛的汪山别墅，说有重要事情商量。

　　刘航琛曾为已故四川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刘湘的“财神爷”，也是杜月笙的好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杜月笙的家眷从香港辗转来渝，杜月笙就从交通银行招待所搬到了刘航琛的汪山别墅。这里环境清幽，是一个策划秘密活动或者谈论保密事情的最佳场所。

　　杜月笙要谈的事情无须保密，是一桩亟待破获的“公案”。他对戴笠说：

　　“胡蝶被洗劫了，连同她本人的行李一共30多箱，全部被抢走了。”

　　“什么时候？在哪儿被抢的？”

　　戴笠是胡蝶的铁杆粉丝，从20年代在上海打流期间，随着胡蝶在沪上影坛名声鹊起，他就迷上了胡蝶的电影。到30年代胡蝶红遍大江南北，他对胡蝶的电影几乎一部不落，每逢有新片上映他都会抽时间去一睹为快。听说胡蝶被抢，他的第一反应就像老朋友遭遇了什么不测一样。

　　“是陈志皋托人带信过来说的，让我们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把行李追回来。”

　　陈志皋是杜月笙的“学生子”。抗战爆发后杜月笙撤退香港，由负责中央赈济委员会的许世英提名、经蒋介石批准任命为该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港澳救济区特派员，分管第九救济区事务。第九救济区辖广东、广西、福建三省。杜月笙又将该救济区分为第七、第九两个区，第七区指派时为中央赈济委员会特派委员兼广东省政府委员的陈志皋为主任，常驻曲江，成立了“难民救助站”，负责抢运香港沦陷后滞留的重要人士及其他难民。

　　珍珠港事变后，滞留香港的一大批政界要人诸如陈济棠、陶希圣等，众多军统干部如王新衡、文强、连谋等，以及各界名流，皆通过杜月笙的第九救济区逃离香港，返回内地。这条解救众多重要人物的“地下交通线”，是由杜月笙与戴笠共同组建的“人民行动委员会”开辟的。

　　抗战爆发后，戴笠见杜月笙的帮会弟子无论在苏浙别动队掩护国民党军队撤退，还是在上海军统锄奸行动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便想把海内外的青帮、洪帮、四川袍哥等帮会组织起来，这个组织就是“人民行动委员会”。该委员会以杜月笙为“总龙头”，以军统干部赵世瑞（时任重庆卫戍司令部稽察处处长）为秘书长，由军统干部徐亮、金玉波（也是杜月笙的学生）及杜月笙的学生于松乔担任联络员。

　　珍珠港事变时杜月笙正在重庆，他与戴笠连夜商量救援方案，于是利用“人动会”所属帮会人员与其他杜氏门人、军统人员，多管齐下组织救援。

　　胡蝶原没有撤退的打算，但由于日本军方主管电影戏剧等艺术活动的部门要求她与日本电影公司合作，到日本拍摄《胡蝶游东京》纪录片，她因此决定逃离香港。

　　与胡蝶联系离港事宜的是曲江陈志皋的“难民救助站”工作人员杨惠敏，她一直在香港从事秘密营救各界爱国人士的工作。此次她要营救两位演艺界名人，他们一位是京剧大师梅兰芳，一位是电影“皇后”胡蝶。在梅兰芳不愿逃离（不久通过另外渠道回到上海）的情况下，胡蝶的迫切逃离令她十分高兴。

　　杨惠敏是拿着杜月笙打给胡蝶（杜与胡是朋友）的电报，化装成小鱼贩找到胡蝶家的。但她没有想到，胡蝶的行李竟有30箱之多。为了保证人员和货物的安全，她决定把人与行李分开走。不料人是平安抵达曲江了，行李却因太显眼被土匪抢走了。

　　而在胡蝶他们登船之后，杨惠敏仍留在香港联系下一批营救人员，并不知行李被抢之事。陈志皋在听取护送人员的汇报后，立即发电报要求有关人员在沿途设法追查。

　　胡蝶发现行李丢失后，找到难民救助站，要求陈志皋赔偿损失。

　　胡蝶的30多件行李中，其实只有几件是她自己的行李，绝大部分是帮会头子的阔太太们和国民党高官的小老婆们托胡蝶捎带的高级走私物资，诸如后方紧缺的昂贵的进口西药、化妆品等。这些东西在香港购买并不贵，运到重庆出售可以从中大获暴利。

　　胡蝶因代人捎带的货物被劫，担心在那些阔太太面前丢了面子，硬逼着陈志皋赔偿。陈志皋只好请杜月笙出面。

　　说到这些情况，杜月笙对陈志皋不无抱怨：

　　“这个陈志皋真是误事，要不是胡蝶逼牢，他还自个儿在那硬扛着呢！就凭他手底下那几个虾兵蟹将，有什么本事对付劫匪？就算查到线索又能怎么样？”

　　戴笠分析说：

　　“行李被劫不到一个月，赃物还来不及脱手，查找线索还来得及。”

　　话虽如此，戴笠也知道，猫走猫道狗走狗道，劫匪的套路军统特工未必能轻易解开，只能试试看。其实他主要在意的不是行李，而是丢失行李的人。他对杜月笙说：

　　“这样，我先安排将他们一家接到重庆，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对，还是向当事人了解最直接。胡蝶一个弱女子，丢失了一家子活命的财物，不知道怎么着急呢！”

　　于是，戴笠亲自发函邀请胡蝶一家赴重庆，在胡蝶欣然接受后，为胡蝶一家提供了机票。11月24日，胡蝶一家三口飞抵重庆，住进军统的“豪华宾馆”——漱庐。

　　漱庐的装修按当时的标准是比较上档次的，也有必要的生活设施，这对一路逃亡身心疲惫的胡蝶来说，的确是一个休养的好处所。

　　几天后，戴笠从罗家湾军统局本部来到漱庐，向胡蝶夫妇了解行李丢失的情况。本来这种事是用不着他亲自出面的，但客人来了主人总该慰问一下，看看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同时，戴笠也确实想亲自了解一下情况，以便向广东方面布置侦破任务。

　　没想到，胡蝶一开口大出戴笠所料。她一口咬定是杨惠敏伙同他人盗劫了她的行李。

　　“有什么根据吗？”

　　胡蝶拿不出直接的证据，却有自己的推理逻辑：

　　“是杨惠敏主动找上门来提出帮助逃亡的，也是她要把人和行李分开的。如果人和行李在一起，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尽管胡蝶是戴笠心中的偶像，戴笠对胡蝶既崇拜敬重，又充满爱慕，但他还是觉得这个分析未免片面。杨惠敏做的就是营救工作，首先要营救像胡蝶这样的大名人，怎能不主动找上门去？而30多件行李，显然占了抢运难民的位置，好船好位置自然要留给难民而不是行李。

　　更重要的一点，杨惠敏不是普通人。她是“八一三”淞沪会战中泅渡苏州河为坚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献旗的女“童军”。

　　杨惠敏是江苏镇江人，生于1915年，自幼在上海读书，淞沪会战爆发时参加了童子军战地服务团。在“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的时候，他们40名童子军在夜间冒着生命危险，将上海各界捐赠的慰问品沿苏州河北岸用卡车送到西藏路桥北堍东侧，用绳子将一麻袋一麻袋的物品送进四行仓库的侧门。

　　“八百孤军”战斗到最残酷的时候，杨惠敏“渡河献旗”，一夜成名。此后，她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到美国出席“世界青年和平第二届大会”，并“周游世界”，“谒见”过多位外国政要，包括罗斯福、荷兰女王、甘地、尼赫鲁等人。

　　回国后，杨惠敏曾数次拜见宋美龄。也是在这一时期，戴笠曾在军统局本部特别召见杨惠敏。说她伙同他人劫财，戴笠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

　　而杨惠敏参加救助工作之前，正在前往美国的途中。她在赴美出席“世界青年和平第二届大会”时，结识了美籍华裔工商巨子李国钦，李为她在哥伦比亚大学申请了奖学金。可她的赴美旅途刚刚从重庆启程抵达香港，还没来得及登船，珍珠港事变爆发了，紧接着香港沦陷，她随着一大批难民逃到惠州，从惠州转往曲江（时广东省政府所在地），被赈济委员会收容，受陈志皋邀请参加了赈济会的救援工作。

　　这样一个不计个人得失的女孩，说她密谋抢劫，谁会相信？但最后戴笠竟然“信”了。

　　财物“失而复得”

　　正如戴笠所料，军统广东有关外勤单位接到命令后，经过一番秘密走访侦察，一直没有找到胡蝶行李被劫的准确线索。很快，1943年的春节到了。

　　照例，除夕这天中午局本部聚餐，晚上是一场游艺会。游艺会上戴笠开了“小差”。

　　在除夕这个中国最为重要的传统节日，戴笠自然忘不了漱庐的重要客人，他邀请了回国述职的萧勃和刚刚加入军统的外交人才黄天迈及妻子作陪，与胡蝶一家三口共度除夕。

　　黄天迈是河北安次人，生于1907年，父亲是连续供职于前清、北洋、国民政府“三朝”的外交界元老。受父亲影响，黄天迈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界，一路顺风顺水。然而在驻法国巴黎领事馆总领事任上，他因经济问题奉调回国，被军法执行总监部拘捕，关进土桥看守所。

　　此时军统与美国海军的合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中，急需外交人才，军法局长徐业道（军统干部）向戴笠推荐了黄天迈。戴笠亲自到监狱做过考察后，向蒋介石保释并请求留用黄天迈。正是天不绝人，已贫病交加的黄天迈否极泰来，不仅有了住房、有了军统局总务处送钱送物的多方接济，而且一跃而成为戴笠身边的“红人”。

　　这顿年夜饭不仅是为胡蝶一家接风，也是为黄天迈夫妇压惊。此时的黄天迈在军统还是“客卿”身份，不久便被任命为处理英美等国合作业务的海外区长兼机要秘书。

　　请来这样两个人作陪，还有另外一层重要含义。胡蝶作为著名影星，见多识广，其生活品位及追求洋派生活方式定然不亚于陈华，戴笠自然要装点门面，不能给人留下一介武人之印象。两名驻欧大使馆外交人员为我所用，给戴笠撑足了面子。

　　由于胡蝶夫妇与黄天迈夫妇都带着孩子，这顿年夜饭既充满传统节日的喜庆气氛，又不乏家庭生活中的其乐融融。两位外交人员口才极佳，绝不会让宴席上出现片刻的冷场。倒是习惯了发号施令、在军统各种场合都是中心人物的戴笠，这会儿心甘情愿当起了绿叶，给胡蝶夫妇留下了亲和儒雅的印象。

　　对自己倾心的女人，戴笠一向有足够的耐心与细心，所以在推杯问盏、谈笑风生中，他还是捕捉到了胡蝶内心深处郁结的不快与无奈，他能理解一个受尽追捧的女人丢失财物、沦为难民、饱受颠沛流离之苦的种种不适。当然，还有寄人篱下对自尊心的伤害。也就在这一刻，他决定不惜一切手段，为胡蝶“找回”财物。

　　说到伤害自尊，或许用在胡蝶的丈夫潘有声身上更为确切。尽管戴笠并没有怎么注意潘有声，但他觉得，一个男人跟着太太寄人篱下，这其实是非常有伤自尊的。倘若这种日子延续下去，那岂不成了吃软饭的男人？

　　也是在这一刻，他决定在适当的时候为潘有声找个差事，最低限度能养活自己。或许这个打算的背后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从见到胡蝶的那一刻起，那个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女神”已然跌落凡间，变得近在咫尺，触手可及，这让他不能等闲视之。

　　但他很清楚，这个目的能否达到并不取决于他，因为胡蝶既不是周志英，也不是余淑恒。只能是姜太公钓鱼，上不上钩就看“缘分”了。总之不能伤害双方感情，大不了像陈华、王映霞，再收获一个红颜知己。

　　春节后不久，在萧勃返回美国的时候，戴笠开具了一份为胡蝶购置丢失物品的清单。他知道找回那些行李的希望十分渺茫，不如为她购置一些，一方面讨其欢心，另一方面也算是对行李被劫案做个了结。

　　因为胡蝶行李被劫地点的情况十分复杂，当时香港和珠江三角洲已经沦陷，在沦陷区与广东后方地区交界的三岔路口，经常有日军前来侵扰，更有形形色色的土匪歹徒专门在这一带抢劫难民的钱财，很多难民的行李在这个三岔路口被抢劫，包括胡蝶的行李。

　　在这样一个众多强人出没的地带，要弄清是哪一伙人抢了胡蝶的行李并非易事。在军统广东相关外勤单位侦察无果的情况下，倒是广西方面在桂林的市场上发现了走私的西药等货物。显然，除了胡蝶的那些阔太太朋友们走私这些洋货，一般难民是没有能力大批购置这些东西的。无奈这些东西的主人是谁却无法辨认，倒是一件貂皮大衣被认出是胡蝶的衣物，但销赃歹徒拿到钱后早就溜了，线索就此中断。

　　所以戴笠认为，与其花费人力物力盲目寻找行李，不如购置一些了事。当然这些东西不能太多也不能太贵重，否则被拒收反而会弄巧成拙，哪个女人不认识自己的心爱之物呢？

　　戴笠开具的购置清单，都是不太贵重而又是胡蝶喜欢且急需的物品，诸如法国香水、意大利皮鞋、丝绸睡衣等。与陈华接触多年，戴笠对这些洋派女人的喜好了如指掌。

　　3月2日，戴笠与梅乐斯乘飞机自重庆飞往桂林，然后赴湖南衡阳，福建建瓯、建阳等地中美合作所办事处巡视。这些物品运到重庆时，戴笠尚未返回重庆，他指派亲信秘书王汉光送到漱庐，交到胡蝶手中。

　　王汉光只说是寻找回来的物品，其他并不多说。胡蝶打开一看，这些东西虽然与自己被抢劫的大致相同，但都是全新的，并贴有美国商标，显然是新购置的。

　　胡蝶十几岁进入影艺界，风月场中男男女女那点事她比戴笠见识得多。军统不是警察局，不是破案单位，戴笠也不是赈济会成员，即使看杜月笙的面子，他也有大把的理由予以推脱。他既然应承下来，破案也就罢了，对她的种种照顾，她怎能不心领神会？她肯接受他的帮助，心甘情愿住进漱庐，自然有自己的想法。

　　可戴笠不在眼前，她连一份感激之情都无法表达。

　　“女神”跌落凡间

　　离开福建，戴笠前往湖北老河口视察缉私署豫鄂办事处，然后去洛阳视察，再启程赴西安，下榻西安玄风桥十四号。不料事情没办完突然咳嗽、发烧，全身无力，经诊断为肺病。

　　戴笠一向身体强健，根本不相信自己会得肺病，硬说是水土不服所致，但是全身无力，只好卧床治疗。

　　消息传到重庆，蒋介石发来手书慰问函，云：“贵恙如何，甚念，希珍重为盼。中正三月二十八日。”

　　这封慰问函让戴笠感慨万千。当时戴笠身兼多职，位高权重，将达到他一生中权力的顶峰。但他明显地感到与蒋介石之间有了隔膜，感觉到蒋介石对他的态度有了说不清道不明的变化，这变化的缘由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来自蒋介石身边人的影响。他与宋子文关系密切，宋子文却总是与蒋介石不合拍；他不想得罪孔祥熙，但军统涉足缉私、邮检、水陆交通检查等多个领域，想回避也回避不了。而宋美龄与孔家的关系远胜于宋家，蒋介石的耳边风里就有了对戴笠的诸多不利信息。正所谓“积羽沉舟，积毁销骨”，同样的声音听多了，不怕你不相信，何况是来自枕边的声音，尽管蒋介石对孔祥熙的贪腐心中有数。

　　何况，蒋介石身边还有一个分量足够重的毛庆祥。当初毛庆祥兼管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一直不肯放手军统电讯人才，至今仍巴不得一口吞并军统特技室，对戴笠自然不会有好看法。

　　何况，还有“二陈”。韦孝儒案成为“二陈”及中统对军统诟病的口实，加剧了双方的矛盾与争斗。

　　何况，军统的触角伸及各战区及经济、交通、货运等多个领域与部门，触及的不仅仅是孔门的利益，还与一些相关派系、团体、部门产生利益之争，蒋介石的耳边也就有了诸多不同的声音。

　　更何况，继平津特务组织大规模沦陷后，京沪特工组织全面塌方，尽管戴笠做了多方面补救，蒋介石的不满却是不争的事实。

　　所以这封慰问函对戴笠来说十分重要，不待病体痊愈，他便启程赴甘肃，部署在兰州建立机场航空检查所事宜。

　　而就在此间，胡蝶又收到一件重要礼物——一枚重1.1克拉、价值5000元的钻戒。

　　这件礼物并非戴笠所购，而是胡蝶自己的物品。在戴笠交给广东特务组织的寻找丢失物品清单中，这枚戒指被列在首位——这是胡蝶最钟爱的物品。凑巧，广东特工在江东一家寄卖店里发现了这枚戒指。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戴笠正在西安卧病在床，他立即指令购买那枚钻戒并秘密监视那家商店，以便顺藤摸瓜，挖出盗匪。

　　不料戒指买到后线索就断了，原来那家商店正是盗匪的销赃黑店，幕后老板正是盗匪本人。如此贵重物品这么快就卖出去了，引起了盗匪的怀疑。于是关门大吉，唯一的线索就此被切断。

　　当然，戴笠醉翁之意不在酒，紧要东西找到就好，破不破案并不重要。

　　拿到这枚珍贵的钻戒，胡蝶喜出望外。不用看，用手摸她都能知道这是自己的东西。可戴笠不在重庆，她实在无法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4月初，戴笠回到重庆。由于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与休息，一进家门（曾家岩公馆）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下子瘫倒在了床上。发烧、咳嗽，只得一边打针吃药，一边在病床上指挥军统局的工作。

　　没有通知胡蝶，尽管他心里一直在想着她。但是，不通知不等于隐瞒，有人说这是欲擒先纵，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对于心中的“女神”不敢轻易去碰触，就像桌上的花瓶，万一不小心碰掉摔碎，岂不鸡飞蛋打？

　　但是，胡蝶一直在打听戴笠的归期，一到重庆就病倒的消息怎能瞒得过她？有天中午戴笠刚刚睡着，胡蝶悄然登门，一直负责照顾戴笠的副官贾金南悄声告诉她：

　　“戴先生刚刚打过针，现在睡着了。”

　　贾金南是戴笠最早跑单帮时配备的勤务兵，多年来一直跟在戴笠身边，后来升为副官，仍然负责照顾戴笠的饮食起居，对戴笠的性格爱好了如指掌。戴笠对胡蝶的心意他心知肚明，所以见胡蝶上门，赶紧让到客厅，又沏茶又倒水，然后进到戴笠的卧室，见戴笠仍然闭着双眼，正要转身离去，却被戴笠叫住了：

　　“谁在外边说话？”

　　“戴先生，是胡蝶小姐看你来了。”

　　“噢。”仿佛是意料之中的事，戴笠轻声说，“让她进来吧。”

　　这是胡蝶第一次走进戴笠的卧室，她完全没有想到，戴笠举办宴会一掷千金了无吝色，且将漱庐装修得豪华考究，他自己常住的公馆却是另一番景象。如果说客厅的布置还说得过去的话，那么卧室就太过简单了，只有一张写字台、一把椅子和一张床。衣服很整齐地摞在双人床的一侧，文件码在写字台上，看来病中还在批阅文件。

　　戴笠自幼好面子讲排场，在外人面前绝不掉价，在外国人面前更是讲求“中国式”排场，中美所成立后宴请美国人极尽奢侈，这也成为许多知情人对他的诟病。但他个人生活却很随意，可以简单、简朴，但必须干净、整洁、卫生。讲求卫生是他自幼养成的习惯。

　　见胡蝶走进来，戴笠拿掉额头上的湿毛巾，想翻身坐起来。胡蝶忙按住他。

　　“你不要起来，躺着说话就好。”胡蝶边说边用手摸摸戴笠的额头，“这么烫！怎么会把自己累成这个样子？”

　　说着，胡蝶拿起戴笠随手放在床边的湿毛巾，在床边的盆里泡泡，拧干，给戴笠敷在额头上。戴笠的目光，就随着胡蝶的动作来回转，一直停留在胡蝶的脸上。待胡蝶在床边上坐下来，正是四目相对时。

　　两人静静地望着对方，戴笠动情地说：

　　“瑞华，当年在电影院看着银幕上的你，我做梦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你会坐在我身边。现在就是让我去死，我也死而无憾了。”

　　接下来，胡蝶天天到曾家岩公馆照顾戴笠。戴笠巴不得这个病多缠绵些日子，可他原本在外治疗得已无大碍，不过到“家”后精神一放松，才感觉没好利索，稍加治疗也就完全康复了。可身边有美女陪伴，他也就借机在公馆里多“窝”了几天。

　　快活神仙洞，落难女学生

　　由于抗战爆发后，沿海工业城市及较为富庶的地区相继被日军占据，海上交通断绝，后方物资日益匮乏，因而戴笠在两年前便向蒋介石建议，在财政部专门设立一个物资调解机构，统筹办理物资内运，设法争取沦陷区物资，以利抗战。由于财政部以种种理由搪塞，该机构直至1943年年初方尘埃落定，这就是当年4月正式成立的财政部货运管理局，蒋介石指派戴笠为管理局局长。

　　在胡蝶来曾家岩公馆探视的时候，戴笠将这一任命告诉了胡蝶。胡蝶一时没明白戴笠的意思，因为他的兼职太多了，多一个少一个在她眼里算不了什么，难不成要庆贺一番吗？

　　戴笠自我解嘲地笑笑说：

　　“这个货运管理局管的是货物的运进运出，潘先生是商人，对这一行应该比较熟悉。”

　　胡蝶恍然大悟，原来戴笠要给潘有声安排一个事做。这件事她曾经想过，只是在戴笠面前张不开嘴，如今戴笠自己提出来，自然是满心欢喜。

　　“只是，具体做这个工作的人员，都是分散在各地的。”

　　戴笠的言外之意是，给潘有声安排的这个工作不在重庆。这一点胡蝶自然能理解，军统人员无论公开身份还是隐秘身份，大多数都分散在各地以及沦陷区甚至海外，留在重庆的只是很少一部分人；管控沦陷区的货物进出，更不可能在大后方的重庆。

　　倘若没有戴、胡二人如火如荼发展的亲密关系，这个安排在当时的情况下不会有任何人产生疑问。但眼下，即使戴、胡二人，也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征得胡蝶同意后，戴笠任命潘有声为货运管理局广东区货运处专员。潘有声是商人，乐得得到一份肥差——有官做，有钱赚，有福享，没准还能借职务之便做回老本行，大发一笔。于是，很快乐颠颠地赴昆明上任去了。

　　潘有声走了，戴笠与胡蝶的关系也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这或许是戴笠平生第一次真正品尝到爱情的滋味，第一次有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感觉，也是自毛秀丛去世后，第一次有了结婚的念头。

　　但结婚并不现实，首先军统的规矩自己要率先遵守；其次双方都是名人，必须顾及影响，尤其胡蝶有家庭，离婚之事不能操之过急。而不离婚两人又要在一起，一旦传出去影响更坏，这就需要保密，直至抗战胜利。

　　漱庐是一个较为开放的环境，时间长了会有胡蝶文艺界的朋友前来拜访，为了保密起见，戴笠将胡蝶转移到了郊外的杨家山公馆，从此两人开始了长达三年多的秘密同居岁月。

　　由于杨家山山多地窄，胡蝶不喜欢这个地方，戴笠又选择在枇杷山神仙洞为胡蝶建造公馆。新公馆落成之前，戴笠偕胡蝶前往查看，十分满意地对胡蝶说：

　　“我最喜欢这个地方，神仙洞里住神仙！”

　　说到神仙，他不由自主地想到那对“富春江上神仙侣”，如今早已劳燕分飞，而王映霞回重庆后也已嫁作他人妇，郁达夫在新加坡沦陷后逃难到了苏门答腊，世事变迁之快，令人目不暇接。当然他这辈子也没有想到，他与胡蝶这对“神仙眷侣”竟也是来日无多了。

　　为了让胡蝶少走山坡路，戴笠吩咐同行的总务处长沈醉，修建一条可直达公馆门口的车道。并策划在公馆前面修一片花园，由他本人亲自设计和布置，在花园里种上各种奇花异草。

　　1944年年初，公馆竣工，戴笠将胡蝶移居神仙洞公馆，成为名副其实的金屋藏娇。

　　为保密和安全起见，戴笠特地从老家招来男女青年多名，男青年负责警卫，女青年负责照顾胡蝶的饮食起居，并请他在老家保安村的朋友柴鹿鸣做总管。

　　当年戴笠南下报考军校，柴鹿鸣协助他骗过母亲蓝月喜，在村头相送，鼓励他“扛面红旗回来”，对戴笠是一种很大的激励。

　　戴笠发迹后，特地将柴鹿鸣接到南京，做了特务处总务股股长。到重庆后，柴鹿鸣已年届花甲，做事情手脚已不是很灵便，况且戴笠也不会让他做粗活，特地安排他在公馆做内务管理，管管日常开支，指点一下女佣。如今，柴鹿鸣又跟随胡蝶来到神仙洞公馆做总管。

　　这些被带出来的江山老乡，从偏远的农村来到陪都重庆，既解决了温饱问题，又能得到薪水，他们都视戴笠为恩人，对戴笠忠心耿耿，对他的私生活都守口如瓶。加上四周设有岗哨，外人难以靠近，戴笠与胡蝶在重庆同居几年，也只有戴笠的少数心腹知道此事，大多数军统人员都不详其情。

　　照理说胡蝶丢失的东西得到了补偿，与戴笠也已同居，行李被劫案也该不了了之了，而实际并非如此。

　　尽管戴笠不相信杨惠敏是劫匪，却为了照顾胡蝶的感受，在无任何证据证明杨惠敏与江东抢劫案有关的情况下，命令下属将杨惠敏及其未婚夫赵乐逮捕并押解到重庆，关押在重庆石灰市看守所。

　　这个抗日女英雄，这个集骄傲与荣誉于一身的女孩，一生的命运从此被改写！

　　阴差阳错的赶上珍珠港事变，让这个前程一片光明的女孩留学梦碎；一片热心参加赈济会，不辞辛劳地抢救难民，又带来一场牢狱之灾。这个一向坚强的女孩，面对人格的巨大侮辱和人生的强烈反差，再也无法坚强，在大牢里终日以泪洗面。

　　虽然查无对证，虽然一次次审理均无线索显示杨惠敏与胡蝶行李被劫有关，但有戴笠压着，杨惠敏的案子一直不能结案，她本人也由石灰市看守所转解息烽，又从息烽押往重庆渣滓洞，直到戴笠殒命军统换了掌门人，她才得以释放。

　　1949年杨惠敏移居台湾，在学校当了一名体育老师。自蒙冤入狱，原本前程似锦的爱国女英雄从此默默无闻。

　　谈及自己的冤屈，杨惠敏说：“胡蝶把我毁了，她毁了我一生灿烂的前程！她杀死了一颗赤忱火热的爱国心，她侮辱了我冒险献旗给八百壮士的壮举，她以小人之心伤害了正人君子的自尊……我恨死这无知的演戏的女人！”

　　而胡蝶在回忆录中，却只字未提丢失行李之事，更无只言片语涉及戴笠，甚至将赴渝时间延后一年之久，其用意不言而喻。毕竟，昔日的“权贵”早已灰飞烟灭，何况戴笠又是一个极富争议的人物。

　　与虎谋皮抢运棉纱

　　松涛、鸟语、泉吟、风啸，是汪山别墅优美环境的写照。戴笠说这是个密谋什么活动的地方，杜月笙却坚称这里更适合“一赌为快”，是寄情樗蒲之人聚集的最佳场所。

　　同样的别墅有两栋，杜月笙作为客居之人，自然不能抢了主人的风头；刘航琛的别墅里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反正近在咫尺，只要得闲，杜月笙总要过去凑个热闹。如此一来，自家的别墅中倒真成了“密谋”的场所了。

　　偶尔来此“密谋”的人就是戴笠。

　　戴笠与杜月笙，就像与唐生明的关系，在军统中上层无人不知。但杜月笙从不去军统局机关，甚至连戴笠的公馆也极少光顾。原因两人从来不说，却都心知肚明。

　　杜月笙黑道出身，自从“四一二”政变追随蒋介石，就千方百计想洗白自己的身份；戴笠与杜月笙结拜多年，尽管关系密切，且介绍多名下属加入杜月笙的“恒社”，与杜月笙真正往来频繁和相互合作却是从“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的。

　　此次，仍然是杜月笙电话邀约，戴笠轻车简从，将随从人员留在一楼大厅里，自己进入楼上杜月笙的会客室。

　　这之前杜月笙曾做了为期三个月的川陕考察，亲眼看到西南西北大后方由于棉产不丰，亿万军民穿衣问题空前严重。在西北作战的军队，几年不曾发过新军装。严冬季节缺乏冬衣，有司到处搜购罗掘，却是杯水车薪，与实际需求相距十万八千里。而此时市面棉布价格已经暴涨多倍，各地民众无不叫苦连天。

　　其实不仅是棉纱，五金、橡胶、油脂、汽油、药品以及机械零件等都是后方十分紧缺的物资。货运管理局成立后，戴笠制定出一系列鼓励和奖励商民从沦陷区抢购抢运物资的方针，并于界首、龙泉、南平、韶关、柳州、三斗坪等多地设立货运管理处，派得力干员负责，除协助商民外，还分别向沦陷区较大城市进行捜购，组织运输队随购随运。然而，对这些地区的秘密搜购无异于杯水车薪，因为最大的市场在上海。

　　戴笠兼任货运局局长之初便开始与杜月笙探讨从上海抢购物资的问题，看来杜月笙有了成熟的想法或可行性方案。他对戴笠说：

　　“办法倒是有一个，虽说有一定的风险，可也不妨一试。”

　　“什么办法？”

　　“与虎谋皮。”

　　杜月笙所说“与虎谋皮”，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日伪允许或默认，公开或半公开地在上海购买棉纱，这听起来有点荒诞不经。

　　多年来日本千方百计对中国实施经济掠夺，以补充其本国资源之匮乏；“七七”事变后更是实施“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在其占领地区大量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搜刮物资，从森林煤矿以迄老百姓家里的五金用品，一口破锅一根铁钉，都在强迫征收暴敛之列。所以恶狼嘴里夺食，谈何容易！但秘密收购显然难解燃眉之急。

　　“月笙哥，说说你的点子，有多大风险，我们合计合计。”

　　“谈不上什么点子，是徐采丞那边有消息了。”

　　“哦，他怎么说？”

　　“基本可行，搜购6000件棉纱和布匹没问题，关键是运输，那就看你的了。”

　　“月笙哥，你手下真是能人辈出啊！”

　　徐采丞原本是追随史量才的，史量才遇刺后成为杜氏门人，渐次成为杜月笙的心腹。

　　徐釆丞商人出身，一直跟东洋人打交道、做生意。他和日本财阀三井、三菱都有关系；与日本驻沪特务机关长川本大作也很熟；上海沦陷后，他又与日本“兴亚院”的人搭上了关系，并通过兴亚院结识了日本海军、陆军、宪兵队及特务机关中不少重要人物。

　　徐采丞是杜月笙的驻沪代表。

　　他这次的工作对象是“松机关”，他首先向“松机关”的头脑下说词：

　　“重庆方面本来抗战意志坚强，现在愿意和日方做生意，就表明有缓和的意愿。日方应该就此做出让步。也就是说，第一笔生意日方应该吃亏一点，以表诚意。所以第一次应该允许重庆方面以钞票购买。”

　　当时日本方面急于与重庆讲和，徐采丞提出的条件虽说有些过分，但日本人为了动摇蒋介石集团的抗战意志，并非没有商量余地。徐采丞又加紧攻势，暗示“松机关”首脑：

　　“倘使你们不搭我这条线，重庆方面自会有另外的门路。”

　　言外之意，还有别的什么机关正在和重庆方面联络此项事宜。

　　由于日本海军、陆军、外务省等部门对侵华的具体细节主张不同，往往通过各自的途径与国民党接触，对蒋介石实行诱降政策。而那些特务机关，什么“梅机关”“松机关”“竹机关”等等，不但派系林立，而且相互嫉视，个个都想表演两手耍耍噱头。徐采丞正是抓住了日本人的这种心理，将“松机关”的人一记套牢。

　　谈判结果，日本人不但同意重庆方面在沦陷区采购棉纱，同时愿意提供车辆和军队，将货物送出沦陷区，在双方交界地交货。

　　“真是太好了！”戴笠兴奋地翘起大拇指说，“6000件棉纱要是运到重庆，你老兄可就立大功了！”

　　不料，杜月笙却收敛了笑容，抱怨地说：

　　“立不立功也就罢了，只要别被人说三道四就好。”

　　杜月笙说这话自然有他的道理，大后方物资匮乏，官商勾结囤积居奇大发国难财的大有人在。棉纱、纱布价格一涨再涨，6000件棉纱若运到重庆高价出售，无论杜月笙还是戴笠的军统都能大捞一笔。但是，一直千方百计洗白自己黑道身份的杜月笙，绝不会在这种招风惹眼的事情上算计钱，戴笠亦然。可犯红眼病者大有人在，无论你算不算计，都不可能避免别人说三道四，所以戴笠说：

　　“看到一块肥肉，大家都想分一杯羹，分不到就变成疯狗咬人，这个风气实在可怕。我们只管把这块肥肉买来运来，至于怎么做羹怎么分羹那不是我们的事。6000件棉纱、纱布，我们保证不开封，不私自拿一匹布，不私自做一件棉衣，原封交给花纱布管制局。别人怎么说随他们去，嘴巴长在人家身上我们管不了。”

　　虽说是安慰杜月笙，此话又何尝不是戴笠的牢骚。

　　在国民政府内部，利益之争早已司空见惯，一个油水丰厚的部门可使一伙人暴富，一个肥差可使一个人或者一群相关之人受益。而军统所把持的许多部门，诸如缉私署、运输统制局监察处、特检处（邮检处）、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货运管理局等，都是油水丰厚的部门，很多人瞪大了眼珠子盯着这些部门，巴不得一下子据为己有。戴笠得罪的不仅仅是一个孔祥熙，犯红眼病的也大有人在。

　　但作为抗战后迅速扩充的军统，在经费严重短缺的情况下，从上到下尚有大批编外特工与运用人员，这些人的薪水从哪儿出？活动经费从哪儿来？说到这一点戴笠不能不感激杜月笙，杜月笙任董事长的通商银行一直是军统的挪借大户，而且不计利息；军统上海的秘密单位也多次向通商银行挪借划拨经费。但借钱终归是要还的，能堵一些资金缺口的，还是掌控的这些油水丰厚的部门。因而不仅有利益之争者对戴笠严重不满，戴笠本人也为筹措经费不无牢骚。

　　其实根子还是在国民政府。政府的四分五裂是滋生这些乱象的土壤，尽管蒋介石痛恨贪腐，也曾决心治理贪腐，但仅仅一个孔祥熙就足以让他头痛欲裂，还何谈治理？

　　发过牢骚之后，戴笠与杜月笙开始商量具体运作事宜。由于戴笠得罪了孔祥熙，货运管理局成立后处处受财政部掣肘，各种预算内款项均难以到位，所以戴笠需要提前直接向蒋介石打报告审批。

　　6000件棉纱和布匹需要分两批发运，在第一批3000件落实的时候，几百万美金也已到位，运作这笔生意的公司也在重庆宣告成立。公司定名为“通济公司”，取“通达接济”之义。

　　与其他公司不同的是，通济公司不设股东，不收股本；只有转运开销，没有盈利收入；公司职员一律不拿薪水。

　　收购棉布的资金由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国家银行共同负担，因此四大国家银行分别派员参加通济公司的工作。

　　第一批棉纱运输较为顺利，由于徐采丞买通了日本人，货物由日本兵用卡车押运到日伪占领的亳州城交货。盘踞亳州城的伪军郝鹏举部已被军统策反，任由通济公司总经理杨管北等人组织大批人力，用架子车将3000件棉纱从亳州经过真空地带运到界首。3000件棉纱在界首装上卡车，首尾相衔驶向洛阳，然后调拨车皮经西安运抵重庆。

　　第二批3000件棉纱的运输则没有这么顺利。此时洛阳失陷，只好改走浙江淳安。没想到从上海到淳安这段水陆中，由于中途改道，不仅有敌伪哨卡拦截、有土匪强盗揩油，更有不明身份的游杂部队想雁过拔毛，从中分肥，甚至实施扣押、绑架，险些让杜月笙手下的两员干将丢了性命。好在有货运局人员及时照应，总算有惊无险，时经七个月才将这3000件棉纱运抵重庆，这一批3000件棉纱也全部成了国军的军装。

　　神秘的南京来客

　　还是在1943年3月戴笠外出巡视、大病归来之前，一个来自南京的重要人物走进了设于漱庐的军统局对外联络处，求见军统局负责人。

　　除了戴笠，他在局本部不认识任何人。这说明他既非黄埔军校出身，亦非“浙警”出身。他叫程克祥，是军统运用人员。

　　程克祥是江西浮梁人，生于1907年，出身书香门第，有深厚的旧学功底，毕业于上海大学，曾供职于上海东亚同文书院。

　　东亚同文书院是日本创办于南京（后迁往上海）的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高等学府，在日本对中国的渗透、掠夺和侵略中，它毫无疑问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这样一个机构中工作的中国人，被视为“汉奸”是必然的。

　　在“八一三”淞沪战役爆发、戴笠急组苏浙别动队之际，“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将程克祥与他的上海大学同窗兼东亚同文书院同事彭寿介绍给了戴笠，二人表示愿凭借与日本人的关系做些反间工作。

　　从某个角度来说，这未尝不是他们供职于汉奸机构的一种自我救赎。而对戴笠来说，又不能不谨防反间之计，所以这两人最初是作为运用人员为军统服务的。“八一三”沪战期间成立于上海的“文友社”，就是由程克祥主持、军统暗中掌控的对付日谍的反间谍平台。上海沦陷后，程、彭二人为军统正式接纳，被派到南京利用与日谍的联系开展情报工作。

　　在军统南京区，成立了以程克祥为组长的直属情报组，副组长除彭寿外，还有曾为东亚同文书院教授的台湾籍彭盛木。

　　直属情报组直接与戴笠联系。正是受戴笠指示，程克祥设法与周佛海及其妻弟杨惺华认识，藉此打入汪伪内部。他的公开身份是伪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总务处处长，彭寿是伪中央党部干部，彭盛木名义上为伪财政部参事，实际是周佛海的日文翻译。

　　在汪伪内部的派系中，这三人都是周佛海一派，与周佛海、杨惺华往来密切。

　　由于南京区区长钱新民落水，导致程克祥等三人身份暴露先后被抓捕，至1942年1月5日，直属通讯组所有组员全部被抓进了“七十六号”。

　　将三人及整个直属组成员先后救出“七十六号”的，是周佛海和杨惺华。程克祥来重庆，特地带来了周佛海托他转交戴笠的亲笔信。

　　与程克祥一起来重庆的，还有他的侄子、直属情报组书记程士大。

　　虽无人认识程克祥，但人事处档案中能查到他的信息，对比照片确系一人，局本部“内当家”毛人凤指派熟悉京沪情况的王一心（时任上海实验区区长）接待并安排程克祥在旅馆住下。

　　4月上旬戴笠回到重庆后，在肺病尚未完全康复的情况下，在公馆设宴招待程克祥。当天下午六时，人事处处长龚仙舫亲自驾车将程克祥和他的侄子程士大接到曾家岩戴公馆。

　　见到程克祥，戴笠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与他亲切握手，嘘寒问暖，频频嘉勉。

　　两人从吃饭前开始谈、六点半开饭后边吃边谈到饭后长谈，一直谈到夜里12点多。

　　戴笠首先关心的是程克祥及整个直属情报组是怎么获救出狱的。程克祥说：

　　“直属组掌握着汪伪组织的所有秘密，汪精卫与李士群是要置我于死地的。幸有周佛海、杨惺华营救于内，海上闻人徐朗西先生奔走于外，情况才有所缓解。”

　　周佛海首先保释出狱的是彭盛木。一则彭盛木的身份没有完全暴露，程克祥应讯时坚称他没有加入军统组织，只是偶然被利用而已；再则彭盛木作为周佛海的秘书兼日语翻译，周佛海许多地方都离不开他。他早日获释，对营救程克祥的工作也会有所帮助。

　　彭盛木被关押一个月零三天，程克祥与彭寿均被囚禁半年之久，经过周佛海在外一番运作，最终由杨惺华和徐朗西保释。其他组员程士大等五人也在程克祥获释后一月之内恢复自由。

　　周佛海作为汪伪集团重要头目之一，为何要对欺骗他的军统人员“以德报怨”实施救援呢？在程克祥看来并不难理解：

　　“一来大家相处不错，彭盛木又是他的得力助手；再则日本在二战战场形势不容乐观，他总得给自己找条退路；当然，人也会有良心发现的。”

　　恢复自由的第二天，程克祥由杨惺华陪同去见周佛海，当面向周佛海表示谢意。周佛海为营救程克祥等人，向汪精卫做出过承诺，所以要求程克祥“不要再做反对汪先生的工作”，让他们安心住在上海。

　　程克祥也表示除了谋生，绝不做有关政治的工作。可当他与全组人员在上海住了三个月后，就再也无法忍受这种苟且偷生的日子，他决定冒险一试：策反周佛海！

　　策反周佛海

　　“策反周佛海？”

　　戴笠反问一句，微微一笑，没有说什么。其实他心里最清楚，周佛海为何对军统潜伏人员网开一面。

　　还是在唐生明到上海不久，有一天闲聊，周佛海向他打听从湖南到上海的最佳路线，说准备派人去湖南老家将母亲、妹妹和岳父母等亲属接到上海。

　　得知这一情况，唐生明立刻向戴笠做了汇报，建议抓住机会，从周佛海的母亲和岳父（其岳母是其妻的继母）身上做文章，以期策反周佛海。

　　经蒋介石同意，戴笠于1941年5月，派人在湖南湘潭和沅陵等处找到周佛海的母亲、妹妹、妹夫及岳父等人，把他们接到贵州息烽县软禁起来。

　　周佛海很快接到亲友来信，知家人已被抓走，不知送到何处去了。周佛海能猜出是军统所为，但当一些报社记者向他采访求证时，他却委婉地表达：“我相信这不是重庆当局所为，一定是地方无知者干的，相信不久即可脱险。”

　　不知是出于对家人的保护，还是对重庆方面有藕断丝连的怀旧之情，当唐生明跑去安慰他时，他表现出的只是伤感和对母亲的愧疚。

　　这一消息反馈到重庆，戴笠决定趁热打铁，命王一心以周佛海母亲的口吻给周佛海写了一封信，内容为：自己已由政府招待在四川，盼望周佛海早早归来，以慰余年。最后，写了四句寓意双关的诗：“忠奸不两立，生死莫相违。知否渝中母，倚闾望子归。”

　　既然母亲告知已在四川被政府“招待”，盼他归来，那么对方是谁已不言而喻。要求他反正，这意思再明白不过了。

　　这封信送到息烽，由看守人员征得周佛海母亲的同意，由其岳父誊抄后带回重庆备案，再由重庆发到香港军统办事处，由办事处转到沪二区，区长姜绍谟派弟弟姜绍诚送到湖南路周佛海公馆。

　　这之后，周佛海对重庆人员开始手下留情，并酌情关照。

　　程克祥不明就里，出狱后萌生了策反周佛海的想法，却又不知周佛海内心究竟是怎么想的，一时不知从哪里入手。

　　戴笠反问道：

　　“你想过他会翻脸不认人吗？”

　　“想到过。在向组里同志说出这个决定时，大家都有这个担心，说钱区长和尚副区长都是释放后又被抓起来处死了……”

　　程克祥所说的钱区长就是原南京区区长钱新民。钱新民第一次被捕后叛变，株连多人，被释放后或许是良心发现，派员赴渝请示，得上级允许恢复工作关系，以伪特工总部所任命的上海虹口区区长身份为掩护，将与重庆通报之电台暗设于内，终致密码等件被查抄，成为第二次被捕后最终被杀的铁证。

　　至于原副区长尚振声，应该说从被捕到被杀，都是沾了钱新民的“光”。

　　第一次因钱新民出卖而被捕，又因钱新民获释而出狱，随即与组织恢复关系，并准予相机打入敌人内部，遂利用个人关系取得“清乡部队”某部第七旅参谋长一职，却因沪一区沦陷被与其联系的通讯员出卖，再次入狱。

　　与钱新民不同的是，尚振声虽然再次被捕，却并无证据证明他与重庆方面有联系。但是敌伪始终认为他与钱新民是同伙。

　　两人第二次被捕，自知难逃死劫，已抱定必死决心，因而在狱中开朗乐观，只等最后一刻！

　　1941年12月13日，钱新民被杀害。

　　1942年1月8日，尚振声与第三战区行政督察员平祖仁被伪特工总部执行枪杀。

　　说到尚振声与平祖仁的被杀害，程克祥眼含热泪，声音哽咽：

　　“据说那天尚区长是有预感的，早晨洗脸后，用放风时捡的一块破镜子照脸，随手抚眉，眉毛随之脱落。他回头对难友说‘真倒霉’。话音刚落，就听警卫在门口喊：‘尚振声、平祖仁！’料到‘时辰已到’，他遂将衣物分送同室难友，从容道别。在监室外被捆绑时，两人高声大骂汉奸汪精卫、李士群，被押赴沪西刑场就义。事后据刑者透露，两人临刑不肯下跪，并高呼口号痛骂汪、李。刽子手连发多枪，将两人胸腹射得如蜂巢。”

　　程克祥这番话，让戴笠对李士群更加恨之入骨。当初还对他抱有幻想，没料到他效忠日本人死不回头！倒是在汪伪组织内比李士群地位更高的周佛海，被歪打正着。

　　“好，说说策反周佛海的情况吧。”戴笠急于想知道这个策反过程。

　　“说实话，做这个事是捏着一把汗的，可心里也还是有些底气的。周佛海是孝子，他老母亲在我们手里，他要亲手把我们的人交给‘七十六号’处死，首先要掂量掂量后果；他既然亲自向汪精卫打保票保我出狱，我也按他的要求老老实实待了好几个月，他总不能因为我和他‘商量’个什么事就把我抓起来处死吧？再说，他和李士群矛盾很深，没必要把我抓起来交给李士群。”

　　这个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程克祥仍然没想到谈话竟出奇的顺利。仍是由杨惺华陪同去见周佛海，寒暄过后当他试探着提出“想回重庆”后，周佛海竟然像早有预料一样，平静地说：

　　“也好。”

　　程克祥做梦也没想到周佛海回答得这样痛快。他还没缓过神来，周佛海又接着问：

　　“你打算几时走？”

　　“周先生既同意，早点动身比较好。”程克祥抑制着内心的激动情绪，尽量做出平静的样子。

　　“你准备几时动身，先叫惺华替你办好通行证。”

　　“谢谢您，周先生，承您不杀之恩，又蒙照料。”程克祥停了一下，又说，“回到重庆，我要将这一切详细报告戴先生，希望将来能有机会报答您的恩情。”

　　话说到这，周佛海让杨惺华吩咐下去，三点以前不见客，开始与程克祥坦诚相见：

　　“我们相处这么久，可以无话不谈。我和雨农兄也是好朋友，请代我转告雨农兄，感谢他对我母亲和岳父的照顾与保护，今后如果有需要我的地方，只要我力之所及，我会尽力而为。”

　　“好朋友”三个字周佛海说得十分自然，这的确是他的心里话。尽管戴笠将他的母亲等家人作为“人质”，但何尝不是好事呢？何况待遇优厚！

　　其时周佛海已深知“和平运动必将告败”，并在日记中剖析进行“和平运动”的原因——基于两种错误认识，一是认为日军必将攻占重庆及西安、昆明等地；二是认为日美或日俄不会爆发战争。没想到，日本真的就不自量力地进攻英美了。

　　正愁回头无岸，军统对其母亲的“看护”，正好为他搭起一架通往彼岸的浮桥，他自然会利用好这个机会。

　　周佛海特地请程克祥转达一个口信，他说：

　　“我这次离开重庆，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事先报告委员长。我是委员长一手提拔起来的，请雨农兄代我向委员长请罪，只要委员长有所指示，我仍然奉命行事。”

　　这话程克祥听后无比激动，在戴笠听来却未免堂皇。当初若不是周佛海与陈璧君力劝汪精卫“出走”，在汪的心腹股肱陈公博的反对下，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或许不会走得这么远。如今见大势不好，又想起了“委员长”！

　　周佛海又当场给戴笠写了一封信，信很短，表示愿意悔悟前非，立功赎罪，听候驱策。虽然寥寥数语，传递的信息却十分重要。而程克祥的到来也已说明，周佛海是真心要与重庆合作的。

　　程克祥离开重庆时，戴笠给周佛海写了复信，命他努力报国，戴罪立功，并要求从速建立通讯联系；任命程克祥为京沪区长，选派文书、报务员、译电员及负责策反伪军的特工携带专用密码本与电台，与程克祥一起返沪。

　　5月底，秘密电台架设在杨惺华的上海住所。当年10月，日军发现该处有不明电波讯号，开始在周围地区侦察，程克祥将电台直接迁入周佛海的住宅。周佛海以与重庆交涉全面和平为由，与上海日军陆军部长川本芳太郎交涉，获准设立电台，指定周佛海的愚园路一一三六弄五十九号原宅三楼为电台地址。

　　从此，周佛海与戴笠直接建立了热线联系。

　　周佛海除了向戴笠转达日本有关“全面和平”的情况，报告南京、上海的日军及伪政府的动态外，更多传递的是江南新四军及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活动情报，同时接受各项指令，其中一个指令是——除掉李士群。

　　烟榻上的谋划

　　在对李士群下达必杀令之前，戴笠先向唐生明征询良策。

　　表面上看，唐生明与李士群、周佛海都相处得不错。对这两位桌子上面敬酒桌子下面使绊子、恨不能置对方于死地的汪伪大员，唐生明了解得还算透彻。他向戴笠提出上中下三策。

　　下策，由军统行动人员直接执行狙击。尽管李士群向来防范严密，可他的行踪从不对唐生明隐瞒。但唐生明认为，一旦狙击成功，其部下必然对军统实施报复，彼此杀来杀去会造成无谓牺牲。

　　其实此一时彼一时，在形势已逐渐明朗的情况下，李士群的部下未必会为他报仇；何况树倒猢狲散，忙着找新主子还来不及呢，哪里还顾得上给前主子报仇！对唐生明本人不利倒是真的。作为渝方代表，他的身份已经公开，必然会有人怀疑到他。最重要的一点唐生明没有说，作为私交甚好的朋友，他肯定不愿让李士群死在自己手上。

　　正是基于对唐生明的安全考虑，戴笠直接放弃了这一条。

　　中策，利用他与汉奸之间的内讧除掉他。

　　李士群从傍上晴气庆胤就有恃无恐，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为索官索财，不仅直接打压周佛海，借伪中储券在其辖区（江苏）推行之际向周大敲竹杠、无限制地索款，令周佛海一派对他恨之入骨；而且在清乡中与许多伪军头子争功争宠，结怨很深；不仅如此，李士群还通过“七十六号”，尤其利用行动队长吴世宝四处敲诈勒索、杀人越货，竟狂妄到直接抢劫其主子——日本人的黄金。为掩盖丑闻、取悦日本人，李士群将吴世宝保释后，于1942年2月4日将其毒杀，令其心腹打手人心浮动。

　　唐生明虽然与李士群的打手们搭不上话，与周佛海确实关系密切，与那些清乡的伪军头子都谈得来，挑动这些人去对付他，除掉他还是有把握的。

　　上策，是利用日军与李士群的矛盾杀掉他。

　　唐生明认为这是上上策，因为事成之后可以不留痕迹，不会有任何人敢找麻烦。同时可以杀鸡给猴看，给那些死心塌地追随日本人的汉奸一个教训，对以后的策反工作有利。只是这个上策执行起来难度要大一些。

　　戴笠也认为上策最好，可以做得干净利索不留后患。至于能不能做到，那就要看周佛海的了。

　　在戴笠看来，无论执行哪一条计策，周佛海的胜算几率都要大于唐生明，同时为了保护唐生明，他决定既不让唐生明参与，也没必要告诉他。于是，在下达对李士群的必杀令的同时，将这三条计策直接转给了周佛海。

　　然而，周佛海与唐生明已是无话不谈的朋友，尤其事关渝方，他都会与唐生明交换意见。他虽然对李士群恨之入骨，可无论怎么除掉他，以他一己之力对付有一帮打手的特务头子，都觉得心里没底。万一走漏风声，恐怕不等他动手就早已成了李士群的刀下之鬼。

　　周佛海将唐生明请到家中，在他抽鸦片烟的小房内，关好门，准备问计唐生明。可性命攸关，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风险，所以又犹豫不决。躺在烟榻上吞云吐雾半晌，还在犹豫着要不要说、怎么说。唐生明却忍不住了，直截了当地问：

　　“是不是为了木子（两人背后对李士群的代称）的事？”

　　周佛海吃了一惊，端着烟枪就愣在了那里。唐生明接着说：

　　“上中下三策，上策为佳。”

　　周佛海扔了烟枪，“腾”地从烟榻上跳下来，神色惊慌地问：

　　“你怎么知道的？”

　　“猜的。”

　　“猜的，怎么会这么准？”

　　周佛海瞪着唐生明，眼神既惊异又惊恐。显然，如此机密之事刚刚接到指令便已被泄露，意味着风险系数骤增。

　　唐生明只好和盘托出，并一再表示绝不会泄密，周佛海这才放下心来。

　　事实上，此时除掉李士群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有利条件，那就是李士群的靠山没了，晴气庆胤已于一年前（1942年夏）调往北平！

　　而日本人对李士群早已有了尾大不掉之感。当初取消警政部让李士群丢了警政部部长之职，就是影佐祯昭的主张。当时周佛海往访影佐，商量机构改革及人事安排问题，影佐提出“不可使某一人权太大”，称汪伪组织中有两大势力如同癌症，必须除掉，“一为李士群，一为任援道。任为害小，李为祸大，如不及早防止，将来必有大患，故主取消警政部”。而李士群恃其特务力量强大，以辞职相要挟。对此，影佐主张予以制裁，此主张正中周佛海下怀。却不料汪精卫出面袒护（畏惧其后台晴气庆胤，又不敢违背陈璧君的主张），影佐最终做出让步，以致丢了警政部部长的李士群，又得了个调查统计部部长。

　　这之后李士群仍不肯收敛，倚仗有晴气做靠山，出任伪江苏省省长后继续扩张，权力愈发膨胀，已成了日本人的心腹之患。在其失去靠山的情况下，由日本人出手顺理成章。

　　至于由谁出手，具体怎么操作，唐生明再无良策。

　　后来周佛海与日本宪兵司令大木繁少将密谋，决定由日本宪兵队特高课课长冈村适三中佐出面，以调解李士群与税警总团副团长熊剑东的矛盾为名，将两人请到寓所，对李士群实施毒杀。

　　熊剑东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八一三”淞沪会战时参加了戴笠组织的苏浙别动队，上海沦陷后任忠义救国军淞沪特遣分队长，留在敌后打游击，1939年3月被日军逮捕，1940年8月由周佛海保释，旋送日本“考察”，后赴武汉组织伪军（黄卫军），自任总司令。后在周佛海的要求下，日本宪兵队于1942年11月将熊剑东及其伪军调入上海，与周佛海的税警总团合并，被编为第二税警总团，熊任总团长，成为周佛海的亲信。

　　周佛海调入熊部的目的，就是为了扩大实力对付李士群。李士群早就想把税警总团据为己有，而周佛海及其心腹罗君强把这支武装部队看作自己的命根子，死活不肯放手。熊部调来后，对李士群来说无异于火上浇油，对熊剑东本人也充满嫉恨。而此时晴气庆胤已调离，李士群与日本宪兵队一向有矛盾，一时对熊剑东也奈何不得。

　　熊剑东在日本宪兵队却有一个十分可靠的靠山，这个靠山就是冈村适三。

　　熊剑东与冈村是“陆士”同学，熊在武汉时冈村也在武汉，任日本宪兵驻汉口分队队长，两人来往密切。熊调上海后，冈村也调到了上海。

　　熊剑东因原忠义救国军部下曹炳生父子被李士群所杀，对李士群早有宿怨。而李士群任江苏省省长后，愈发骄横傲慢，又与宪兵队有矛盾，对冈村也就有了几分不恭，相处自然不睦。

　　熊剑东按周佛海的部署游说冈村，很容易就达到了目的。

　　然而，胜算几率有多大仍是未知数，因为李士群不仅对同是汉奸的对手们警惕性极高，对日本宪兵队也早有防范。

　　谁毒杀了李士群

　　1943年9月6日，冈村适三得知李士群已由苏州返回上海，即约熊剑东和李士群到其住所谈话。下午三时，李士群与其翻译、伪调查统计部上海办事处主任夏仲明一同前往。

　　两人到达百老汇大厦七层冈村的住所时，熊剑东已经在座。

　　冈村在调解中说：

　　“两位为部下的事发生误会是很不幸的，这件事据李阁下说是别人的主张，据我知道也是这样的。这根本就是受人挑拨，更不是什么深仇宿怨……所以我本着和两位的友谊，邀请两位来替你们拉场，把误会解释明白……希望两位通过今天我们的友好会见，能尽释前嫌，成为好朋友，向大的方向进行合作……”

　　冈村的一番话带有很重的感情色彩，李士群看上去很受感动，表示愿意与熊剑东消除误会，摒弃前嫌，重结友谊。他首先向熊剑东解释曹炳生父子被杀并非他的责任，而是丁默邨的主张，并详细讲述了当时的情况。但他没有劝阻，对此表示十分抱歉。

　　熊剑东也表示了谅解，他说：

　　“我们都应该感谢冈村课长，没有他的邀请，我就不可能听到李先生这番话，也不可能知道当时的真实情况，我们之间的误会也就消除不了。我是一个军人，是个粗坯。唯其是个粗坯，自诩也是一个爽直的人。我们既已一言释嫌，化敌为友，我也就把佛海他们和我的关系，以及导致我和李先生今天以前的这种情况来谈一谈。”

　　熊剑东这番话，听起来皆肺腑之言。接下来开始讲述他与李士群结怨的前因后果，让李士群渐渐放松了警惕。

　　“曹炳生父子的事，此前我确实误会很深，佛海他们利用我们之间的误会，为他们做马前卒。我明知道他们在利用我，也乐于为他们利用。换句话说，我只把周佛海当跳板而已。我有自己的打算，这打算还没向别人吐露过。”

　　听语气，熊剑东已经不把李士群当外人。李士群也觉得，熊与周本无什么渊源，以他为跳板也在情理之中。良禽择木，凤栖梧桐，相比周佛海，他李士群更具优势。尽管他自知开罪了很多人，却也认为自己比周佛海风头更劲，手中把控的肥差更不在周佛海之下。尽管周佛海当着伪财政部部长，可论手中银子，周佛海不一定是他的对手。一向多疑的李士群也敞开心扉说：

　　“我们既做了朋友，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你的打算是否可说来一听？”

　　“我环顾我们的和平地区，只有浙东尚属软档。我的意愿是开辟浙东，再图发展。在政治上无论是盟方（日方）还是中方，都不成问题，最大的困难是经济。”

　　李士群一听，原来熊剑东缺钱。而他优势之一就是有钱，于是问：

　　“需要多少？”

　　“500万。”

　　这在熊剑东眼里是一个巨额数字，不料李士群轻松地说：

　　“我送你1000万。”

　　此话一出仿佛平地滚春雷，熊剑东与冈村都惊得一下子弹跳起来。熊剑东紧紧握着李士群的手，感激与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

　　“李先生，我一生没看到过像你这样豪爽之人，要不是冈村先生为我们安排了这个会见，我不但与一个好朋友失之交臂，而且……唉！不说了，惭愧！惭愧！”

　　“一星期后，你到苏州向黄敬斋（伪江苏省政府秘书长）拿钱。”

　　两人越谈越融洽，一直谈到了五点多仍意犹未尽。冈村提议大家共进晚餐，说难得有机会聚在一起，可以边吃边谈。

　　两人谈兴正浓，冈村作为“东道主”这个提议合情合理。

　　可李士群一向戒备心很重，来之前已与夏仲明约好，决不在冈村这里吃东西、喝茶、抽烟；甚至关照保镖，过两个钟点没下去，他们就冲上来。后来谈得投机，也就渐渐放开了，彼此敬烟、喝汽水，并由夏仲明下去关照保镖不必冲上来了。但留下吃饭，还是有些不放心。

　　为了消除李士群的担忧，冈村说：“楼下有大菜。”大菜，就是很多人一起吃的大餐。吃的人多，自然不会有什么风险。李士群不再反对，而是坐下来继续谈。

　　六点多的时候，一个日本女子把小桌和餐具推了进来。李士群顿生疑窦，立刻向冈村问：

　　“这是什么人？”

　　“请你吃饭，楼上比楼下安全。”

　　听冈村这么一说，李士群也就释然了。晚饭开始后，起初没有什么异常，吃鱼、喝汤、喝啤酒，大家边吃边聊。吃到牛肉饼时，李士群觉得不对劲，吃到一半就不吃了。冈村催他再吃，李士群又吃了一些，还是觉得牛肉饼有问题，准备到卫生间抠喉咙，将食物吐出来。

　　冈村见状，紧跟在李士群身后进了卫生间。有冈村跟着，李士群无法将食物吐出来，只好回去继续吃饭。这样又持续了20多分钟，才起身告辞。

　　一回到家，李士群立刻抠喉咙，把吃的东西全都吐了出来。

　　其实他本人并不能断定牛肉饼是否有毒，在返回的车上他也曾向夏仲明求证：“今天的牛肉饼很难吃，你觉得怎样？”又问，“你看今天宴会有没有什么问题？”

　　原本以为即使食物有毒，吐出来也就没事了，第二天也没感到哪里不舒服，李士群按原计划赶回了苏州任所。

　　这一天，平安无事。

　　第三天（9月8日），李士群突然上吐下泻，病情来势汹汹，身体很快消瘦下去，只剩下一把骨头。

　　第四天（9月9日），李士群暴毙，死后身体缩成了一团，像一只猴子那么大。

　　冈村所投并非一般化学毒药，而是一种生物病毒——阿米巴菌，是日本人专门研究的残害中国人的生化武器（细菌武器）之一，没想到用在了为他们卖命的汉奸身上。这种病毒是从患霍乱的老鼠粪便中培养出来的，一旦吃进去，就会迅速繁殖，但要36个小时之后才会出现症状，即上吐下泻，直至死亡，没有解药。

　　成功毒杀了李士群，总算为“七十六号”杀害的军统特工报了一箭之仇，也是为京沪地区军统潜伏人员除掉了一个巨大威胁，最高兴的莫过于戴笠。

　　通过这件事，周佛海彻底取得了戴笠的信任，也拉近了两人的关系，军统对周佛海家人的待遇也愈发优厚。1945年3月周佛海的母亲患病，戴笠“用英国最新最贵之药医治”，而且详细向周佛海电告治疗过程和病情变化，并称“周母即余母”，请放心。6月25日周母病情恶化，不治而亡，戴笠一边电告周佛海，一边遄赴息烽为周母料理后事，并的确将周母作为了自己的母亲，披麻戴孝为周母守灵，令周佛海大为感动，从此将戴笠视为知己。

　　当然，这时候大局已定，所有落水汉奸都忙着寻找退路，戴笠显然已成为周佛海的救命稻草。

　　而日本人毒杀李士群，无论有意无意，都起到了杀鸡给猴看的效果，恐怕除了深知内情的周佛海与熊剑东，其他大小汉奸都会有种物伤其类的伤感与担忧；头号汉奸汪精卫则更是兔死狐悲，不仅派伪行政院秘书长陈春圃赴苏州参加葬礼，拨治丧费五万元，而且亲自为李士群书写了“墓志铭”。

　　随着李士群的死去，汪伪政府的丧钟已经敲响。仅仅过了半年，即1944年3月，汪精卫便已病入膏肓，被送往日本治疗，于当年11月一命呜呼。汪精卫一死，伪政府愈发四分五裂，紧接着在一片混乱不堪中迎来了末日。 戴笠：黑暗时代里最黑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