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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战大捷，情报先行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者继卢沟桥事变之后，悍然发动了对上海的军事侵略。当日上午九时，日本海军陆战队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兵分两路向江湾、闸北地区进犯。在上海市委抗议无效的情况下，淞沪守军于当天下午发起猛烈反攻，“八一三”淞沪抗战拉开序幕。

　　翌日，日军海陆空全体出动，战况空前激烈。国军同仇敌忾，奋力反击，在江湾路、北四川路一带均取得胜利；虹口方向，亦曾进入公共租界，挺进至汇山码头，几乎使敌军无从退避；参战空军在浏河炸沉敌舰一艘，炸伤四艘，包括敌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

　　就在这天下午，戴笠风尘仆仆来到炮火轰鸣、硝烟弥漫的上海。与他同乘一辆轿车抵达的，有特务处机要秘书王蒲臣、副官贾金南、警卫人员王鲁翘等。

　　车到法租界枫林桥寓所，戴笠迅疾投入工作，一面了解上海战况，一面与有关单位及部门取得联系，以便调集力量遄赴上海全面开展对日谍报、肃清汉奸、协助国军作战等工作；同时在法租界拉菲德路三极无线电传习所设立秘密联络中心，由王蒲臣常住联络中心负责组织联络。

　　傍晚时分，“八一四”空战大捷的喜讯传进了联络中心。放下电话，戴笠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对王蒲臣说：

　　“温州台立了大功！”

　　原来，下午五时，日军派出空军精锐“木更津”轰炸机队，由台湾机场起飞，经闽浙沿海北飞，企图袭击我杭州笕桥空军基地。

　　18架轰炸机在没有驱逐机和歼击机掩护的情况下，旁若无人地沿海飞来。显然，日军对中国空军的实力根本不屑一顾。当时日本有飞机1500架，中国仅有战斗机和轰炸机300架，敌人占了绝对优势。

　　而日军压根儿没有想到，中国军队已建立较为完善的防空情报网。为拱卫首都与杭州空军基地，1935年11月，戴笠组织人力物力，在杭州建立了中央航校防空总台。后经扩大业务范围，在南京小营建立了航空委员会情报总台，设在杭州的总台改为支台，另在东南沿海增设了黄星山、崇明、滁州、徐州、海州、温州等多处航空侦察分台。

　　尽管中国空军实力远不能与日本空军相匹敌，然岳飞破“拐子马”以步制骑，中国空军加防空情报，何不能先发制人，以弱制强？

　　防空情报，为中国空军提供了先机。

　　不待敌机进入浙江空域，温州分台便已发现其踪迹，立即急电杭州支台，通知紧急戒备。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高志航立即率领飞机27架，从洛阳起飞，直抵杭州。

　　当敌机飞临笕桥上空的时候，我空军出其不意，迎头痛击，当场击落敌机6架，重伤7架，我空军毫发无损。后据敌台广播，18架飞机有13架失去联络，也就是说，受伤的7架飞机很可能已坠入大海。

　　“八一四”空战的胜利，是中国空军有史以来第一次大捷，对当时屈抑已久的民心士气，给予莫大的振奋与鼓舞，奠定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为纪念这次胜利，后来国民政府将8月14日定为空军节。

　　尽管人们极少将此次空战胜利与特务处相联系，甚至在国民党内部，很多人对特务工作不理解，对特务处颇多微词，但戴笠和他的部属们却不以为然。早在1932年特务处“四一”成立大会上，蒋介石就强调特工人员要甘做“无名英雄”；在每一位新进人员的宣誓典礼上，戴笠都要将丑话说在前头：“同志进来不容易，出去除非抬棺材，须终身做无名英雄。”

　　其实，是不是“英雄”另当别论，“无名”却是事实。本来就是隐姓埋名，又何必在意“功劳”被埋没、被抹杀。

　　由于上海五方杂处，社会复杂，极易陷入秩序混乱之中。特别是谍奸猖獗，对国军作战极为不利。8月15日，戴笠即派出上海招商局沪杭总队长喻耀离，带所部400人，组成巡查大队，分为100个小组，分赴淞沪各战场及大街小巷。巡查大队归京沪警备司令部指挥，负责侦捕汉奸敌谍，保护电话线、桥梁、渡船安全，以便于国军作战；并为新来部队做向导，使之顺利进入阵地；同时协助救护伤患、疏散民众等工作。

　　同日电召已调任宪兵司令部政训处处长的张炎元，由南京火速到沪，以京沪警备司令部联络参谋的名义，负责搜集战地情报。当时京沪警备总部设在南翔，铁路、公路已经中断，只能以脚踏车代为交通工具。在联络中心向张炎元交代任务时，戴笠有些担心地问：

　　“脚踏车你能骑好吗？要知道在炮火中，技术不过硬可不行。”

　　“放心吧，在洪公祠的时候我就学好了。”

　　果然，张炎元每天骑着脚踏车出入前线，往返总部，巧妙地躲过了一次次敌机的轰炸。

　　为了保证情报的迅捷、保密，戴笠指派王鲁翘与上海区行动人员刘戈青，以摩托车代步，轮流前往京沪警备总部与张炎元接头、收取情报。

　　8月15日晚上，随着浓重的夜幕降临，被炮火洗礼了一天的上海滩渐渐趋于平静，只剩下黄浦江中日军舰发出的零散炮声。夜幕中，一辆小轿车从拉菲德路联络中心驶出，车上坐着戴笠与副官贾金南，司机是已升任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的王兆槐。

　　王兆槐被临时召来，并不知去执行什么任务。

　　“戴先生，我们去哪儿？”

　　“华格臬路杜公馆。”

　　“杜公馆？”

　　王兆槐显然不明白，在这战火纷飞的上海滩，戴笠的工作千头万绪，为何要在这个时候去拜访杜月笙呢？

　　深夜入杜府

　　作为海上闻人、青帮大亨，杜月笙长袖善舞，上下通吃，关系四通八达，杜公馆无疑是不可替代的信息集散地。正因为如此，戴笠此前特派王兆槐与杜月笙联系，并授意他拜杜月笙为师，参加杜月笙创办的恒社。

　　戴笠本人向来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如今亲自上门，是为了一件十万火急的抗战大事！

　　卢沟桥事变之后，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抗战声明。当时戴笠亦在庐山，深感全面抗战已迫在眉睫，回到南京后，急令平津两地迅速组织便衣别动队，协助平津守军御敌；同时推荐并指派刚刚从德国返回的唐纵主持“随节办事处”工作，跟随蒋介石行动。特务处各地军事情报，均直接用电报发到“随节处”，由唐纵审校后直接呈报蒋介石。

　　“八一三”会战刚一打响，戴笠便迅即将早已考虑成熟的一个方案呈报蒋介石。该方案内容即：联合杜月笙，发动上海地方社会力量，组织一支苏浙别动队，协助国军作战。蒋介石当即应允。

　　戴笠正是为组建苏浙别动队而来。

　　车抵杜公馆门前，戴笠将贾金南与王兆槐留在车上，自己下车，递上了名片。

　　杜月笙也是刚刚回到公馆，屁股还没坐稳，见到名片，一跃而起，一路小跑着下了二楼。

　　戴笠已经笑容可掬地站在一楼大厅里。

　　“你来得正好，在这一起吃饭，有什么事边吃边聊。”

　　杜月笙知道戴笠是大忙人，又值淞沪大战爆发之际，戴笠夜晚登门，必有大事相商。

　　这么晚杜月笙还没吃饭，也在戴笠预料之中。他知道杜月笙是“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主席团成员，又负责着筹募委员会，这阵子组织民众捐款捐物支援前线一定忙得不可开交。

　　特务处成立以来，戴笠就养成了吃饭谈工作的习惯，只要不外出，只要手头工作能放下，就不会错过和部属一起吃饭的机会。长此以往，单独为吃饭而吃饭，反倒觉得毫无趣味了。

　　两人在小会客室坐下，管家万墨林亲自端上饭菜。拿起筷子，戴笠直奔主题：

　　“月笙哥，我想在上海组织一支武装游击部队，协助国军作战。”

　　“大概需要多少人？”

　　“至少10000人。”

　　“10000人？”

　　这个数字，让杜月笙十分吃惊。

　　“当年组织中华共进会，拉起来的队伍是16000多人，可大多是凑数的。虽说也配备了枪支弹药，进行了操练，可要说玩枪，真没几个能玩得麻溜。对手是工人纠察队，不是职业军人。对舞枪弄棒，可以说双方都是半瓶子醋。”

　　杜月笙说的，是1927年组织帮会弟兄协助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之事。当时杨虎、陈群都还在北伐军任职，两人奉蒋介石之命与上海滩著名的“三大亨”联系，最后选中以杜月笙为主，拉起队伍，武力攻击工人纠察队，把局面搅乱，然后在舆论及全国各界尚未反应过来之时，一举除掉上海工人纠察队，捣毁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总工会。

　　戴笠当然明白，与武器装备优越的日军作战，这些人要有个军人的样子，队伍拉出去得上得了战场。杜月笙的门生弟子、青帮弟兄以及恒社成员，很多都是大亨小开、富家子弟。黄浦滩头是纸醉金迷的地界，将吃着山珍海味的少年郎拉上火线，在日本人的飞机大炮下去打仗，那明摆着就是送死，所以戴笠说：

　　“我在京沪一带的部属，集中起来，组成一个支队和一个特务大队绰有余裕；还有在京沪办的两个青年训练班，都是高中以上学生，加起来有两三千人。实际还差六七千人。这六七千人的问题，有两个人可以解决掉百分之七八十，剩下的就好办了。”

　　“哪两个人？”

　　“你手下的两员大将！”

　　“我手下大将那么多，你指哪两员？”

　　“工会领袖。”

　　杜月笙一拍脑门，恍然大悟：

　　“哦哦，我怎么没想到！”

　　这两名“工会领袖”，就是杜月笙的学生陆京士和朱学范。这两人均长期从事工会工作，在工人中影响较大。由他们出来登高一呼，各厂工人必然会起而响应，转瞬成军不在话下。剩下的那点数目，由杜月笙的青帮弟子或者恒社学生充任，也就是小菜一碟了。

　　“你这样一说，我倒想起来了，各区的保卫团，都是受过一些军事训练的，他们的团长大多是我的学生，凑千把人不成问题。”

　　“这样看来难度并不是很大，这支武装游击部队就叫苏浙别动队，你看怎么样？”

　　“好！”杜月笙看看戴笠说，“你老弟念的书多，起名字这种事自然是你说了算。”

　　“月笙哥，这话也就关起门来说，要让那些留过洋的听到，我就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了。”

　　“留过洋的怎么着，还不得乖乖听你指挥？杜门弟子留洋的也不少，还不得看我这个老头子的脸色行事？”

　　“那是当然。”

　　“再说了，打日本鬼子和念书多少还真没多大关系。”杜月笙发觉走题，赶紧言归正传，“好，你接着说。”

　　“在这支武装游击队之上，要建立一个政治军事领导机构苏浙行动委员会，委员会下设别动队总指挥部，总指挥部辖五个支队和一个特务大队。”

　　“好，那就先拉一个委员会成员名单。”

　　两人边吃饭边酝酿，饭没吃完，苏浙行动委员会名单搞定。

　　“苏浙行动委员会”全部由军政要人和社会名流组成，包括时任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已被任命为广东省主席的吴铁城，京沪警备总司令张治中，国民党上海军警两界负责人吉章简、蔡劲军，金融工商界的贝祖贻、钱新之，赋闲上海的粤军将领刘志陆，以及宋子文、杨虎、俞作柏、张啸林、杜月笙和戴笠。

　　戴笠推俞鸿钧为主任委员，他本人兼任书记长，负实际责任。筹备地点设在法租界拉菲德路三极无线电传习所，离杜月笙的四太太姚玉兰的住处不远，杜月笙往来非常方便。

　　“月笙哥，我们分头组织别动队，委员会的高级干部有劳你去通知，最好明天上午开个筹备会。”

　　“这个不成问题，人到不齐也没关系。”

　　筹备工作商量妥当，戴笠这才想起车上还有两个人饿着肚子，赶紧吩咐佣人去把王兆槐和贾金南叫进来吃饭。

　　在返回枫林桥寓所的路上，王兆槐问：

　　“队伍组织起来，武器怎么解决，中央会及时拨给那么多枪吗？”

　　“等着中央调拨武器，淞沪抗战早该结束了！”

　　尽管蒋介石答应别动队成立后，所需番号由中央直接颁发，所有军械、粮饷由中央直接调拨，但戴笠十分清楚，值此战时，正规部队的武器装备尚不充足，哪里还顾得上游击部队？

　　“那怎么办？”

　　“办法倒是有一个，我正要和你商量这个事。”戴笠说，“日本三菱洋行和三井洋行的仓库里存放着大批武器、航空器材和油料，明天晚上，你带人去把这批武器抢运过来！”

　　王兆槐暗暗吃了一惊。从日本人的仓库里抢运武器，无异于虎口拔牙。白天战火纷飞，人来车往，不宜行动；夜间行动，必须躲过敌人的探照灯扫射。因为黄浦江里停泊的八艘日军兵舰，不停地用探照灯向四周扫射，而且轮番飞炮，火光四射，几乎与白昼无异。该仓库正在探照灯的扫射区域内，一旦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

　　但困难也要拿下，这是不容置疑的，王兆槐当即表示：

　　“好，我们明天商量一下行动方案。”

　　抢运日本军火

　　8月16日上午，戴笠先赶到拉菲德路筹备处，与杜月笙一起召集能赶到的委员开会，布置具体准备工作。会后，戴笠向招商局借了三艘驳船，下令喻耀离、许建业等人，将政府存放在浦东仓库的武器、汽油等重要军用物资，抢运到沪西一带。

　　这一支抢运物资的队伍，由喻耀离手持戴笠的亲笔信，商请浦东炮兵团发炮掩护，同时派兵接应，发动码头工人帮助搬运，终于在炮火前沿将军用物资抢运到沪西，交与军事当局。

　　另一支抢运物资的队伍，就是王兆槐带领的、赴日本洋行仓库抢运军械的队伍。这支队伍由王兆槐的部属——40名身强力壮的年轻人组成，于当天夜幕降临后，驾驶三艘驳船，利用探照灯扫射的空当，悄然驶向日本的洋行仓库。

　　队伍出发后，戴笠就开始了坐立不安的等待。枫林桥寓所的地板上，一直响着他沉重的踱步声。偶尔有流弹声从空中划过，脚步声会戛然而止。

　　这注定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夜晚。

　　这批武器能否抢运到手，直接影响到苏浙别动队能否在短期内武装起来，在淞沪抗战中发挥作用。一万多人的队伍，靠中央调拨武器装备根本没指望，洋行仓库这批武器正好解燃眉之急。可从日本鬼子嘴里掏东西，比在炮火中抢运政府的军用物资，难度要大得多。正因为如此，戴笠的心一直悬在半空中。

　　担心与焦虑让这个夜晚变得无限漫长，戴笠装在上衣口袋中的怀表不知被掏出看过了多少次，而时间，不过刚刚九点。

　　这个时候，余乐醒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份报告。他是奉戴笠之命，为别动队拟订了一份短期轮流培训计划。

　　关于成立短期训练班的事，有许多具体事宜需要商量，所以白天戴笠特地指示他晚上过来。可当他将报告递过去后，戴笠顺手接过，仿佛完全没有反应，只顺口说了句：

　　“放下吧。”

　　“关于短训班的事……”

　　“哦。”

　　戴笠愣了一下，好像刚想起来，他约余乐醒晚上过来，就是因为王兆槐的队伍出发以后，在等候消息的空当，正好讨论这个事情。没想到现在完全没有心思，武器若不能抢运过来，还谈什么短训班。

　　这个时候，王兆槐的队伍已经抵达目的地。虽说一路上为躲避探照灯走走停停，却也没遇到什么阻力。

　　日本三菱洋行和三井洋行仓库靠近黄浦江岸，位于一个小码头附近。三艘驳船在码头靠岸后，一行人上了岸，先摸掉看守仓库的日军哨兵，绕到仓库前门。没想到仓库的门锁大得出奇，竟然比饭碗还要大，锁环比大拇指还要粗。

　　为了不惊动周围日军的岗哨，他们用湿毛巾裹住锁环，轮流用钢锯锯锁环，其他人均躲在仓库四周隐蔽处，密切注视着敌人的动静。

　　大家心里都捏着一把汗，万一被敌人发现，他们将四面受敌，插翅难飞。

　　半个多小时后，仓库门锁终于被锯断。打开仓库大门，王兆槐高兴得几乎跳起来，戴笠说得一点没错，仓库里装满了崭新的马牌左轮手枪、轻机枪、三八式步枪、子弹和航空器材。

　　40个人开始马不停蹄地往外搬运，先搬手枪，再搬轻机枪，最后搬步枪、器材。大家踮起脚尖，一路小跑，将武器搬出仓库，搬到码头，装上驳船。

　　当探照灯扫过来时，所有人都就地卧倒，一动不动。

　　戴笠并不知道这个过程会多长，在余乐醒离开之后，他又数次拿出怀表看时间，可办公桌上的电话一直没响。他终于忍不住拿起了话筒，将电话打进了位于南市白云观的侦缉大队，得到的答复是尚未归来。

　　这时已经是深夜一点，等到两点、三点，仍然没有消息。好在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使不算顺利，也并没有出意外。因为一旦出事，必定枪炮声大作，那时候就不需要电话通知了。

　　凌晨四点，戴笠靠在沙发上小憩，刚刚进入蒙蒙眬眬的状态，电话铃声骤然响起。戴笠一激灵跳起来，一把抓过话筒，王兆槐兴奋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

　　“戴先生，枪弹运回来了，光枪就有六七千支！”

　　“太好了，这下解决大问题了！没遇到什么麻烦？”

　　“麻烦倒没有，就是躲避小鬼子的探照灯耽误不少时间。”王兆槐说，“从晚上九点多就锯断了仓库门锁，到装满三艘驳船，将武器安全运回南市，花了整整七个多钟头。好在天还没亮。”

　　“好，安全运回来就好！你们抓紧休息吧。”

　　放下电话，戴笠睡意全无，赶紧拿起余乐醒拟订的短训班培训计划，仔细研究起来。

　　有了这批武器，戴笠加快组建苏浙别动队步伐，从南京等上海临近地区调集的骨干力量相继抵达上海，在参谋本部乙种参谋业务训练班任政治指导员的文强、已调任特务处本部任机要秘书的毛人凤，以及特务处主管财务的张冠夫等人也由南京来到上海。

　　8月20日夜间，戴笠在三极无线电传习所二楼办公室召开紧急会议，组成以余乐醒为组长、文强为副组长的六人小组——参谋本部战地调查勘测组，连夜做好出发准备，翌日晨七时赶到上海劳动协会，由杜月笙的学生朱学范介绍的向导，如传递“接力棒”一般，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将他们送到浦东的川沙至金山卫及杭州湾沿海的不同地点，调查勘测，绘制图纸，以防日军偷渡登陆，危及我军侧翼及后方补给联络线。

　　9月4日，戴笠奉蒋介石之命，正式起草苏浙行动委员会组织名单、苏浙别动队组织行动大纲及编制预算书。

　　9月5日晚，在法租界赵主教路刘志陆公馆，戴笠与杜月笙等苏浙行动委员会委员，及特务处干部余乐醒、周伟龙、王兆槐、毛人凤、赵理君、文强等人，与杜门弟子陆京士、朱学范、万墨林、陶一珊等人，讨论向蒋介石呈复的行动大纲编制预算书及别动队干部人选。

　　不到一月，一万多人的游击部队正式成军，不仅缺少的部分武器由中央补齐，蒋介石还亲自为这支队伍颁发了“苏浙别动队”番号。

　　别动队下辖五个支队和一个特务大队。每支队编制相当于一个步兵团。

　　第ー支队由杜月笙的门生弟子组成，队长何行健（即何天风），毕业于黄埔二期；

　　第二、三支队主要由上海工人组成，队长分别是杜月笙的学生、邮电工会负责人陆京士和朱学范；

　　第四支队由京沪一带的情报人员组成，队长张业，毕业于黄埔三期；

　　第五支队由特训班青年学生和高中学生军训队组成，队长陶一珊，毕业于黄埔六期；

　　特务大队由京沪一带戴笠的部属、主要是行动人员组成，队长王兆槐，毕业于黄埔四期。

　　整个别动队共有官兵10800余人，由曾在粤军担任过师长的刘志陆任总指挥。

　　队伍是拉起来了，可这支万人队伍中，大多数人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甚至很多人没有舞枪弄棒的经历，如此仓促成军，又急于配合正规军与强敌作战，极有可能成为闯入虎阵之羊群，白白送死。

　　古人说“智者举事，因祸为福，转败为功”，即指事在人为。戴笠交代文强，一周内落实以下几件事：

　　首先，与南京黄埔毕业生调查处负责人黄雍联系，挑选尉、校级军校毕业生600名驰赴上海报到，按资历分批分配到别动队任职；再与南京中央警官学校联系，选拔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并受过警官正科训练的学员100名，速来上海报到，分批分配到各中队（五个支队中，均各辖大队、中队、区队若干）任政治指导员；同时，令特务处本部现任人事科长李肖白，抽调200名以上中高级干部援沪，以弥补中、高级军事政治干部之不足。

　　除此之外，班长一级军事人才凸显不足，培训显然来不及，而且非有实战经验者而不能胜任。为此，文强特地赶到浦东南桥第八集团军总部，向总司令张发奎求助，商调该军团具有班长、副班长能力的军士级人才600名，到别动队充任班长一职。

　　与此同时，青浦、松江两地技术干部训练班与佘山教导团迅速成立，对官兵进行轮流调训，主要训练侦察、行动、爆破技术。

　　为加强参谋作业，统一指挥别动队行动及训练班人员培训，苏浙行动委员会下设机要组、总务组、侦谍组、军事组、技术组、调査组、交通组、宣传组，选调潘其武、王兆槐、周伟龙、俞作柏、余乐醒、文强、张冠夫、陈旭东担任各组组长，王蒲臣任别动队总指挥部秘书。

　　别动队血洒疆场

　　随着战争的发展，战地情报工作也在不断加强。继派出张炎元赴京沪警备司令部任联络参谋后，戴笠又连续选调得力情报人员分赴各前线部队充当联络员，搜集战地情报，及时发送到唐纵的“随节处”，供蒋介石参考。

　　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戴笠每天都要抽出时间往返闸北、罗店、浏河一带前线视察。有一天在返回拉菲德路别动队总指挥部途中，突然天降大雨。由于一段时间以来的奔波劳累，淋过大雨之后，一向身体强壮的他当天夜里发起了高烧，以致昏迷不醒，嘴里胡话不断。

　　贾金南和警卫人员赶紧将他送进医院，没想到病情来势凶猛，三天三夜高烧未退。

　　就在住院后第二天，原任浙江警校书记长兼省会警察局总政治指导员汪祖华，奉调上海担任松江训练班副主任，抵沪后到医院请示工作，见戴笠躺在病床上双目紧闭，满脸通红，呼吸急促，还在昏迷之中，感到十分意外。

　　当时陪伴在戴笠身边的是上海区督察陈质平，汪祖华问：

　　“戴先生一向身体很好，怎么突然病成这样？”

　　不等陈质平说话，病床上的戴笠忽然睁开了眼睛，用飘忽迷离的目光看着西服革履的汪祖华，说：

　　“你这身衣服怎么上战场？赶紧去做套中山服。”

　　说着伸手从枕头下摸出60块钱，递给汪祖华。当时两块钱可以做一套中山服，汪祖华知道他发烧神志不清，只好礼貌地收下了钱。

　　戴笠又挣扎着从病床上爬起来，摇摇晃晃地走到写字台前，提起毛笔，写下“不怕死”三个字，作为训练要旨交给汪祖华，说：

　　“现在抗战，要同敌人拼命。我们训练干部的目的，就是训练他们不怕死，只有不怕死的精神，才能打倒敌人，获得胜利。”

　　汪祖华回到松江以后，将此“不怕死”三个字用镜框挂起来，作为班训。同时，这三个字也成了青浦训练班的“班训”和佘山教导团的“团训”。

　　戴笠赋予别动队的战斗原则，就是依据“不怕死”三个字制定的：

　　一、向最危险的方向行动。

　　二、国军前进时，别动队先行进入，以启胜利之机；国军撤退时，别动队负掩护破坏和潜伏搜集情报的任务，以减少撤退的困难与损害。

　　三、只讲战果，不顾牺牲。

　　由于别动队成立时间短，人员构成复杂，且大多队员非职业军人出身，又训练时间短，所使用的多为短枪、手榴弹、炸药等轻便武器，突然在战场上担负重任，困难和危险可想而知。

　　戴笠高烧甫退，便急着出院返回三极无线电传习所别动队总指挥部，指挥整个别动队行动。此时，除第五支队部署在南市一带执行维持治安、守护仓库、肃清敌谍任务，其他四个支队均部署在苏州河沿岸，配合正规部队抵御日军。为了鼓舞士气，戴笠亲临前线，躬亲督阵。

　　南京特务处的幕僚部属，知他积劳成疾，初愈后仍不得休息，函电交驰，请他离沪回京养病，暂请他人代为指挥别动队。徐亮则婉劝他应以自身所负重大责任为重，不必为此一隅之战斗，长此滞留前方，亲冒矢石。

　　他在给徐亮的回信中称：

　　“别动队多民间忠义之士，相从于危难之际，草创伊始，遽当大敌。彼辈既无薪俸之酬，亦无官职之荣，所凭以牺牲奋斗者，乃忠义之气使然。弟当以身率之，庶使聚心凝固，杀敌致果，岂可临危苟免，弃众而去？”

　　不仅如此，戴笠同时要求徐亮遄赴上海参加沪战。

　　戴笠的不怕死精神，极大地激发了别动队队员的斗志。他们与正规部队一起同日军血战，自动堵击阵地突破口的日军，尽管伤亡惨重，仍视死如归，前赴后继。文强曾到前线视察慰问多次，亲眼看到第一支队一名大队长李穰，周身捆上手榴弹，双手各持一柄德国造快慢机手枪，率领队员冲向敌阵，身负重伤后仍不下火线。

　　第三支队一名中队长毛勋，率领一个中队抵御日军，三昼夜不下火线，全队伤亡过半。中队指导员朱巨阵亡时，毛勋高喊：“为指导员报仇！”霎时一呼百应，全队同仇敌忾，杀声震天，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敌人阵营猛冲过去，压倒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毛勋身负重伤后，与幸存的队员们隐蔽在一座便桥下，被日本军机发现，遭到猛烈轰炸与扫射，队员们死伤惨重，毛勋全身起火，头发胡须全部被烧光，衣服烧得支离破碎，幸亏从桥边滚到水里才得以遇救生还。但此时他已被重度烧伤，双耳震聋。

　　10月26日，随着日寇大量增兵上海，上海保卫战第二阶段结束，闸北正规部队向苏州河南岸撤退，别动队第四支队张业部奉命由沪西挺进苏州河北岸，占领战场要点，死守不退，掩护部队撤退。该队全体队员凭着“不怕死”的爱国精神，深入敌军腹地，与敌人展开激烈巷战，逐街逐房抵挡日寇。在大部队顺利撤退之后，由于孤立无援，无法撤退，2000余名青年队员全部壮烈殉国。

　　11月5日，日军在杭州湾登陆，从后路包抄上海。

　　11月8日，国军决定弃守上海，以第五十五师的张旅固守南市，掩护主力部队向浙皖边境撤退，并令苏浙别动队配合张旅完成掩护主力部队撤退的任务。

　　接到命令后，戴笠即令侦谍组长周伟龙赶赴第五支队陶一珊部和第三支队朱学范部，命两部及二支队部分队员共5000多人由陶一珊统一指挥，掩护国军撤退，勉力苦守，争取时间，使南市同胞的生命财产，尽可能多地向法租界转移。

　　是日，苏浙别动队即按部署为掩护撤退投入战斗。

　　守军大撤退前夜

　　当晚，在这个国军大撤退的前夜，随着轰鸣了一天的枪炮声渐渐平息，弥漫的硝烟渐渐散去，一场不期而至的大雨从天而降，骤然间笼罩了整个上海滩。

　　风雨中，苏浙行动委员会侦谍组长周伟龙、总务组长兼别动队特务大队长王兆槐、人事科长文强等人，先后赶到法租界拉菲德路三极无线电传习所别动队总指挥部。

　　这是继第四支队掩护闸北部队撤退全部壮烈成仁之后，别动队面临的又一场规模更大的硬仗。对于这场硬仗的残酷性，戴笠已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他对周伟龙说：

　　“道三（周伟龙别号）兄，你今晚设法准备三万多个面包，派人送到南市，供紧急时食用。再送200面国旗，送到陶一珊处，让一珊派人插遍南市，以鼓舞士气。然后你留在陶部，监督协助陶部配合正规部队作战，坚持到底，没有我的命令，不得撤退。”

　　“好！”周伟龙拿起雨衣，转身离去。

　　“戴先生，我的任务呢？”王兆槐问。

　　“你的稽查处作为预备队，留在白云观稽查处，万一一珊他们防线被突破，你立刻带人顶上去，没有我的命令，不得撤退。”

　　王兆槐正要转身离去，又被戴笠叫住。戴笠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沓钞票，递给王兆槐说：

　　“任务完成后，你立即带领稽查队全体同志撤退，转道香港去武汉，这5000块钱足够你们的路费了。”

　　王兆槐小心翼翼地收起钱。虽说做着安全转移的准备，但在国军大撤退的前夜，在别动队乃至稽查处将接受最严酷炮火考验的时刻，心里难免有种生离死别的感觉。他向戴笠郑重地行了一个军礼，下楼而去。

　　就在这个时候，电话铃响了。守在电话机旁边的贾金南拿起了话筒，刚问了句“哪里”，就把话筒递给了戴笠。

　　电话是杜月笙打来的，他在电话里说：

　　“法租界已在12点关闭了所有与华界的通道，所有的铁栅栏门都已经上锁……”

　　戴笠知道，杜月笙担心别动队完成任务后撤退无门。在国军全部撤退、华界被日军占领的情况下，若租界大门关闭，就等于关闭了别动队的退路，孤立无援的别动队将在日军的包围中插翅难飞！但大敌当前，正是别动队为国家效命之时，又岂能为小我而不顾大我？

　　这固守南市的5000多名别动队队员中，有3000人是杜月笙的门徒。从战斗力上来讲，杜月笙的门徒弟子与戴笠的部属无法等量齐观，戴笠自然不会让他们做无谓的牺牲。只是战场上变数颇多，谁都无法保证避免牺牲。戴笠安慰他说：

　　“月笙哥你放心，这一点我已经考虑过，我们的同志有这方面思想准备。”

　　既然有思想准备，杜月笙也就不再多说。

　　这时候，雨下得更大了。暴雨的轰鸣声衬托得屋里格外宁静，惨白的灯光映照下，紧张与焦虑的气息在急剧流动。

　　放下电话，戴笠看到了不知什么时候走进来的文强。

　　文强，字念观，别号观涛，湖南长沙人，生于1907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时任上海三极无线电传习所所长，秘密身份是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长。

　　戴笠问：

　　“观涛兄，你认不认识谢晋元同学？”

　　“我们是同期同学，不但认识，而且交情很好。”

　　“那好，你去哈同路宋公馆，宋部长为我们准备了四部西门子电话机，你送三部到南市锦江公所，交给道三兄，由他一起转送给陶一珊；另一部送到四行仓库，交给谢晋元团长。这四部电话都可以接通我和宋部长的电话，也可以直接和外界联系。校长（指蒋介石）需要随时了解四行仓库的守战情况，我需要及时汇报，你抓紧办好。”

　　文强点点头，却又不无担忧地说：

　　“戴先生，我有种预感，上海已经鏖战三个月，精锐部队元气大伤，敌人如打过苏州河，上海市郊将腹背受敌，上海这座国际城市必将成为瘫痪的死城……”

　　文强所言正是戴笠所担心的，但在下属面前，他只能正面鼓励，不能讲出任何不利因素影响士气。

　　“老兄，我看是你多虑了，只要我们顶住日军进攻寸土不让，就能掩护大部队迅速撤退。”

　　文强曾奉戴笠之命，作为副组长，与余乐醒带领参谋本部战地调查勘测组到浦东的川沙至金山卫及杭州湾沿海调查勘测，他熟知那里的地形，他们在绘制出精确的勘测地图后，特地在勘察报告中提出建议：

　　浦东川沙县（现已撤县，并入浦东新区）尖端之白龙港外，停泊有敌舰多艘，炮火猛烈，有试图登陆之企图，且港口有硬滩地带，容易为敌军偷渡登陆，宜加强戒备；金山卫硬滩地带居多，港湾水深，乃明清两朝严防倭寇入侵之重点设防区域，建议加派重兵守护……

　　如今，他担心的正是金山卫。他说：

　　“日军若从金山卫硬滩地带偷渡登陆，直插松江、青浦切断京沪线，则我军退路全无，后果不堪设想。”

　　金山卫、杭州湾，这些敏感的地点，戴笠怎么会忽略？日军已经在杭州湾登陆，从后路包抄上海，截断国军退路，若再从金山卫登陆，正如文强的担心，后果将不堪设想。但是他说：

　　“金山卫方面是可虑的，不过相信校长也会想到，会有防御措施。我们要做的是完成掩护撤退任务，你快去吧，我还等着通话呢。”

　　文强立即坐上自备车，去了哈同路宋公馆。

　　不多时，两处电话均已接通。然而，当文强返回后，却带来一个并不乐观的消息：

　　“道三和一珊他们情绪有些紧张。”

　　这一夜凄风苦雨

　　原来，文强赶到锦江公所后，将三部电话机交给周伟龙，要他马上转交陶一珊安装好，说老板（戴笠）正等着通话，更重要的是老头子（蒋介石）等着了解情况。

　　周伟龙看上去精神紧张，接了电话后让文强不要离开，等找到陶一珊再说。这时候陶一珊闻讯赶到，一见到文强就要求他留在指挥部，一起指挥作战，说要死也得死在一起，周伟龙也随声附和。

　　但是文强还有十万火急的任务在身，他必须尽快将另一部电话送到闸北四行仓库，交给第五二四团团长谢晋元。

　　周伟龙与陶一珊十分清楚四行仓库的情况，前不久部分部队撤过苏州河转移，蒋介石决定留下八十八师固守闸北，拖住日军，以争取时间。但考虑到大部队撤退后，八十八师将四面受敌，撤退无路，极有可能全师覆没。为减少牺牲，保存实力，经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与最高指挥官顾祝同商量决定，留下该师第二六二旅第五二四团死守闸北，拖住敌人，掩护其他部队撤退。

　　将一个师的兵力缩减为一个团，显然压力骤增，而谢团兵力不足五百，为麻痹敌人，号称“八百”。

　　师部与大部队转移后，青浦大桥被日军飞机炸毁，切断了谢团的退路。谢团选择四行（大陆、金城、盐业、中南四家银行）仓库大楼为据点。当时，他们已被日军三面包围，而背后是苏州河对岸的公共租界。正因为背靠租界，日军不敢轻易使用重武器。但租界当局既担心炮弹落入租界，又担心中日军队闯入租界，因而在苏州河沿岸用一排装满汽油的坦克竖起一道屏障，以致谢团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军”。

　　谢团抱定必死决心，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杀，击退日军一次次疯狂进攻。他们的壮举赢得了上海市民的敬佩与感激，市民们冒着枪林弹雨千方百计为他们送去食品药品；十五六岁的女中学生杨惠敏游过苏州河，水淋淋地爬上岸，高举着一面中国国旗，送进四行仓库大楼，献给不畏生死的勇士，以表达上海市民对他们的崇高敬意。

　　提到谢晋元的“八百孤军”，周、陶不再“挽留”文强。而在他上车离开的时候，周、陶两人呆若木鸡的眼神，让他感到万分心痛。

　　戴笠沉吟一下问：

　　“谢团长那里的情况怎样？”

　　“谢团长的八百孤军斗志昂扬，我在四行仓库内巡视了一周，所到营房都整洁有序，井然不乱，间闻爱国歌声，雄壮激越，令人振奋。八百孤军都是谢团长亲自严格训练过的爱国志士，各级干部都是黄埔同学，同心同德，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但这八百孤军，举目无援，守护无期，若水电一断，后果难以预料。我离开时，谢团长取出袖珍日记本，写下两句壮语，‘永保万里长城在，留得丹心照汗青’，撕下来交给了我。”

　　文强说着，将那张日记本内页拿出来，交给戴笠。

　　“他们在退守四行仓库大楼之后，全体官兵已庄严宣誓，‘为国牺牲，抗战到底’！”文强又补充一句，“我和谢晋元是一同穿着草鞋入伍、后来又一同南征北战的老同学……”

　　戴笠知道文强心中难过，赶紧截断他的话说：

　　“他们身后站着上海人民，有校长的关心，有国际正义舆论的支持，有万国红十字会和上海市民、租界里的同胞踊跃为他们捐款捐物，提供给养，八百孤军并不孤单！”

　　“我接下来干什么？”

　　“你现在回去休息，随时会有任务。”

　　戴笠说完，自己率先下楼，乘车赶往锦江公所。他要找周伟龙、陶一珊谈话，要用“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的壮举鼓励他们，使他们放下思想包袱，轻装上阵，以必死决心固守南市。

　　戴笠突然深夜冒雨前来，令周伟龙与陶一珊大吃一惊。

　　陶一珊，字延基，生于1906年，江苏江宁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六期，抗战前任上海市公民训练联队总队长，属下队员都是高中以上的青年学生。他的第五支队，就由这些接受过军训的热血青年组成。

　　周伟龙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曾在战场上摸爬滚打，从排、连、营长一步步提升起来，是抗战爆发前上海区最后一任区长。

　　这样两位别动队的高层干部，怎会有临阵畏敌情绪？

　　戴笠一向重视军校毕业生，在别动队的中上层干部中，除了杜月笙的弟子陆京士与朱学范，其他都是清一色的黄埔军校毕业生。尽管队员大多没有经过正规军事训练，但从支队长、大队长到区队长、班长，大多是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专业人才，尤其从第八集团军抽调过来的一大批班长，都是与小日本拼过刺刀的军士级人才。戴笠相信，这支特务武装绝不亚于正规部队！带领这样一支队伍，何惧之有？

　　戴笠深夜冒雨前来，如一座镇山石，稳稳地镇住了周、陶波动的心绪。

　　戴笠如此这般侃侃而谈，语调轻松，信心十足，又有“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做榜样，周、陶两人深受鼓舞，悲观情绪一廓而空。

　　事实上，在一场大的战斗开始前心情紧张，并不代表开战后战场畏惧。第二天上午，当日本军队从空中、海上、陆上全方位向南市进攻的时候，这些热血男儿个个血脉贲张，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随着大部队的全部撤退，日军加大了对南市的火力攻击，飞机、重炮无间歇地狂轰滥炸，伴随着山崩地坼的爆炸声，整个南市硝烟弹雨，烈焰腾空。在强势炮火的掩护下，日军士兵端着三八式步枪加三〇式刺刀，潮水般涌向南市。

　　除了第五十五师张旅外，陶一珊的第五支队、朱学范的第三支队和第二支队部分队员，这仓促成军的别动队，利用熟悉的地形，与日本鬼子逐屋作战，殊死拼杀。

　　很难想象，这支速成的非正规武装部队，尤其是杜月笙的青帮弟兄、门徒弟子和工会工人，几乎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拉上战场后竟然个个冲锋陷阵，敢打敢杀。

　　正如戴笠所预料的，别动队和张旅将士一道，成功阻遏日军猛烈进攻达三天三夜，前仆后继，誓死不退，大有“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的非凡气概。

　　别动队安全归来

　　这三天中，身居华格臬路的杜月笙，食不甘味，目不交睫，瞪着布满血丝的双眼，一次次登楼远眺，但见南市、浦东，处处浓烟滚滚，弹道交织成密集的火网，在浓烟中飞舞跳跃。

　　在浦东抵御日军的，有他的弟子何行健带领的第一支队和陆京士带领的第二支队部分队员；在南市，有他的学生朱学范带领的第三支队和第二支队部分队员。杜月笙一向视他的门生弟子有如家人骨肉，那一道道火力网、一声声大爆炸，都如同击在他的心上。他多次派人前去打听消息，当听说敌军攻势越来越凌厉，南市守军情势危急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停地楼上楼下往返蹀踱，不停地站到窗前眺望南市、浦东。

　　在拉菲德路的别动队总指挥部，戴笠同样心急如焚，同样三天三夜目不交睫，每一个打进来的电话都牵动着他的心，都需要他采取应急措施。他同时还在做着另一项重要工作——制订特务处南迁与人员潜伏方案、别动队的调整与潜伏计划。

　　第四天清晨，当杜月笙再次登楼远眺，望着原本人烟稠密市廛繁盛，如今几乎夷为一片废墟的南市，他再也忍不住了，让万墨林接通了别动队总部的电话。

　　就在这天凌晨，大部队已经全部撤退，固守市南的五十五师张旅也已接到撤退命令，正向吴褔线转移。戴笠已乘车来到英租界哈同路宋公馆，正与宋子文商量撤退事宜。

　　杜月笙的电话随后打进了宋公馆。

　　戴笠接过电话，传来了杜月笙因焦急而变得嘶哑的声音：

　　“雨农兄，快下令让弟兄们撤吧，大部队已经撤出了上海，再打下去，弟兄们就全完了！”

　　“月笙哥，我和宋部长正在商量怎么撤退。现在他们三面受敌，除了法租界无路可退，宋部长正准备和租界当局联络。”

　　“租界方面我去疏通，你赶紧下手令，我派人给一珊送去，没你的手令他们不会撤退。”

　　“好！”

　　放下电话，戴笠当即写好一道手令：“苏浙别动队立即放弃阵地，向法租界撤退。”

　　这道命令，由宋子文派人送到杜公馆；杜月笙派出的人立刻拿着手令赶往南市十六铺招商局码头苏浙别动队指挥部。

　　与此同时，杜月笙亲自与法国总领事馆及法捕房联络。在杜月笙与宋子文的共同努力下，法租界当局终于同意放苏浙别动队进入租界。但有一个条件：退下来的队伍，必须按照国际公法规定，全部解除武装。

　　这时日军已攻进徐家汇以西地区，南市别动队已不是三面受敌，还有来自空中的飞机和海上舰艇的强势炮火封锁，情况已万分危急。

　　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戴笠当即下令，放下武器进入租界，最大限度地减少伤亡。但杜月笙仍不放心，生怕有个闪失，随即派出大批人马，布置在法租界与南市接壤的沿线，负责接应撤退过来的别动队队员。

　　11日下午，法租界的通衢要道、各个路口，均布满法国大兵和大批巡捕，杜月笙派去的弟兄站在他们后面。别动队队员撤退过来，一个个地通过路口，每跑过来一个，便解下枪支子弹，交给法国兵或巡捕，杜门中人立刻迎上去殷切慰问。

　　虽然连续战斗了三天三夜，可这些经历了炮火生死考验的别动队队员，一个个精神抖擞，亢奋振作，滔滔不绝地讲述着打日本鬼子的经过。

　　按照戴笠的部署，原有的五个支队，除第四支队全部阵亡，其他支队各有伤亡队员外，所剩队员，第一、二支队开赴浦东，在浦东开辟游击基地。此后，他们除开展对日谍报、上海锄奸外，也不断以游击战的形式打击日伪武装。

　　第三、五支队化整为零，一部分人跟随周伟龙潜伏上海，成为地下工作者；一部分人由俞作柏率领，辗转退到安徽祁门，后改编为“忠义救国军”，与日伪武装展开游击战；还有一小部分人，跟随陶一珊化装潜往香港，转道奔赴武汉。

　　在别动队撤退之前，戴笠得到情报，陶一珊上了敌特黑名单，日本特务已准备捉拿陶一珊。在别动队撤进法租界之后，戴笠立即召见陶一珊，在嘉勉他冒险撑持到最后的同时，特地为他发了一笔特别经费，让他迅速离开上海，到汉口报到。

　　此时，戴笠已侦获日军进攻南京的计划，不是沿铁路交通线一站一站地打过去，而是采取分头并进的迂回大包围：将主力放在苏南，一面经由皖南进攻芜湖，截断我长江运输，一面越太湖，经宜兴、溧水，由南向北阻我归路。在将此情报密报蒋介石后，戴笠下令将特务处本部直接由水路和铁路，西迁武汉、长沙，而以长沙为重心，同时对长期潜伏南京的秘密组织做出部署。

　　安排好京、沪两地的潜伏与撤退，戴笠撤至香港，由香港赴南昌聆听蒋介石的秘密指令，然后返回南京。其时杭州告紧，乃急奔杭州，作应变布置。

　　当时，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决定放弃杭州，并准备将杭州市（包括闸口、南星桥与湖墅拱宸桥一带）所有民房全部焚毁，以实行“焦土抗战”，命令已经下达，正等待当夜实施。戴笠下车伊始，闻听此讯，急电蒋介石，请求下令黄绍竑，制止这项关系80万居民生命财产而无益于抗敌的行动，杭州人民终于幸免于一场浩劫。

　　迨再返南京，日军已迫近南京城，特务处已在郑介民带领下分别迁往武汉与长沙。戴笠指导留守人员做好潜伏布置后，赴安徽历口主持别动队松江、青浦两训练班毕业典礼；然后沿长江西上视察，到安庆时城内秩序已经大乱。他化装成小贩，挤在难民群中，与特务处派驻当地负责人蔡慎初等人见面，指示工作，在日军进城前离去，经马当、九江等地转往武汉。 戴笠：黑暗时代里最黑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