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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刺蒋刺宋刺白川

　　王亚樵从什么时候开始反蒋的，戴笠与胡宗南并不知晓。湖州一别，三人各奔东西，戴笠若非考入黄埔军校，或许与胡宗南邂逅亦无机会，何况远在上海的徽帮帮主、“斧头党”首领王亚樵。

　　戴笠第一次听说王亚樵反蒋，是在1931年7月，因为6月下旬刚刚发生了庐山刺蒋案，尽管当时他并未介入此案调查，但职业使然，一向敏感的他还是悄悄弄清了刺蒋案始末——

　　6月，蒋介石前往庐山，准备策划发动对江西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当时山上无公路，上下山的交通工具只有滑竿。一日，蒋介石身着长衫，坐在由两人抬着的滑竿上，在庐山山南太乙峰山麓，沿着登山古道悠然下山。

　　十多名侍卫，分布在滑竿周围，跟随警戒。

　　四周一片静谧，除了大自然的天籁之音，便是一行人沙沙的脚步声。

　　古人称“匡庐奇秀，甲天下山”，仲夏的庐山，更给人一种“嗒然白云外，巾舃得清凉”的超凡境界。蒋介石微闭双目，完全没有料到危险已经迫近。

　　忽然“砰”的一声枪响，一颗子弹从蒋介石耳边飞过，蒋介石蓦然睁开双眼。

　　立刻有数名侍卫冲到蒋介石身边，将蒋介石保护起来。

　　更有侍卫手疾眼快，不等杀手发出第二枪，当即朝着杀手的方向“砰砰砰”连发数枪。在一棵参天古树后面，杀手应声仆地，倒在血泊中……

　　戴笠秘密调查后得知，杀手名叫陈成，是王亚樵派出行刺蒋介石的数名杀手之一。尽管杀手已死，但王亚樵手下杀手众多，他的“斧头党”成员个个身手不凡，是一群地地道道的亡命徒、暗杀党。倘若王亚樵不肯罢手，那么处在明处的蒋介石将防不胜防，这令戴笠十分担忧。

　　果然，一个月后，另一桩行刺案在上海发生，不过这次行刺对象不是蒋介石，而是掌握国民政府财政大权的宋子文。

　　案发于7月24日，上海北站。

　　当天清晨八时左右，从南京开往上海的客车徐徐进入北站，在普通旅客下得差不多的时候，从卧铺车厢里下来几名身穿中山装的年轻人。这几人下车后，分别站在车门口两边，随后下车的是两名身着洋装的人。

　　这两人看上去35岁上下，都身着笔挺的白色西装，头戴太阳帽；都是中等身材，高矮胖瘦不相上下。

　　这两人就是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和他的机要秘书唐腴胪。

　　宋子文和唐腴胪下车后，身穿中山装的一群人便跟在他们身后，向出站口走去。

　　就在这时，枪声骤然响起，“砰砰”两枪，宋子文与唐腴胪几乎同时扑倒在地。不同的是，唐腴胪是中弹倒地；宋子文则是听到第一声枪响时当即倒地，就地十八滚，滚到站台的一根大柱子后面，躲过了随后飞来的子弹。

　　几乎与此同时，有杀手抛出烟幕弹，整个站台瞬间烟雾弥漫。

　　这是杀手为安全撤离放出的烟幕弹，他们以为刺杀目标宋子文已经被击毙，于是迅速撤离，宋子文因此侥幸逃过一劫。

　　连续发生的两起暗杀，矛头直指蒋介石集团，直接刺蒋失败后实施刺宋，使蒋介石极为震惊与震怒。而当局久未破案，令蒋、宋等人寝食难安。

　　1932年4月特务处正式成立不久，戴笠奉命接手两案，很快查出，两起案件均由王亚樵幕后策划与组织实施；王亚樵此举，与“西南派”密切相关。

　　早在1931年年初，胡汉民与蒋介石发生“约法之争”，2月28日，蒋介石一怒之下囚禁胡汉民。为此，西南派派人携26万元巨款到上海，找到王亚樵，想借王亚樵的“斧头党”，暗杀蒋介石。

　　随后，王亚樵对蒋介石组织了多起暗杀行动，均未得以顺利实施。直到庐山刺蒋失败，蒋介石加强了戒备，王亚樵更是难寻下手机会，只好退而求其次，遵照西南派“倒蒋必先去宋，乱其经济组织”的方针，改刺宋子文，却错杀了宋子文的机要秘书。

　　当时戴笠的密查组（十人团）尚未成立，戴笠身边除了贾金南一名勤务兵外，无正式特工人员，虽查出两案来龙去脉，却苦于势单力薄，一时抓不到证据。

　　考虑到与王亚樵是结拜兄弟，戴笠也想将王亚樵从“西南派”阵营中拉过来，因而在特务处成立之初，曾向蒋介石举荐王亚樵，但蒋介石说：

　　“这个人招摇，不能用。”

　　后来戴笠多次警示属下不要“招摇”。他对招摇的解释是：

　　“凡是好名好胜，不实在，不守本分，外表弄得很大，内容却很空虚，侈言标榜，而事实上没有做到，这些都是招摇。假特务工作之名，而以特务工作掩饰一切，也是招摇……非常时期的工作，切不可用流氓，就是因为流氓行为招摇，不切实际，用之未有不败也。”

　　然而，1932年4月发生的一场爆炸案，改变了蒋介石对王亚樵的态度。

　　4月29日是日本“天长节”——日本天皇诞辰之日，这天上午，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组织日军与日侨举行“祝捷大会”，地点在上海日租界虹口公园。白川大将亲任大会主持人，日本驻华大使重光葵、第三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日本侨民行政委员长河端贞次、日租界商会会长岗村洋勇等军政要员皆在检阅台前排就座。

　　就在祝捷大会进入高潮的时候，一枚水壶炸弹飞向检阅台，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检阅台上血肉横飞，哀号一片。

　　白川大将当即倒在血泊中，随后被送往医院，三天后不治身亡；

　　河端贞次、岗村洋勇等当场毙命；

　　重光葵、植田中将大腿被炸断；

　　野村中将眼球被炸飞……

　　整个检阅台上非死即伤，无一幸免。其中，白川义则是抗战期间被击毙的日军最高长官。

　　爆炸案发生后，国际舆论一片哗然，日本朝野为之惊骇，南京国民政府更是为之震惊，同时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由于实施爆炸的“韩人爱国团”成员尹奉吉当场被捕，承担了全部责任，表面看来，这起由韩国人实施的爆炸案与中国无关。那么，事实又是怎样的呢？

　　对这起长中国人志气、灭侵略者威风的爆炸案，蒋介石尤其关注，为查清幕后策划人，当即命令已升任特务处处长的戴笠彻查此案。

　　戴笠亲赴上海，很快查出此案的幕后策划人，仍是他的结拜兄弟：王亚樵。

　　四兄弟分道扬镳

　　原来，“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国际联盟行政院于3月3日做出中日双方停战的决议。在英、美、法、意等国的调停下，中日双方代表开始进行停战谈判。但日方倚仗其军事优势，无理要求中国军队退出上海及周边地区，由日军驻守。

　　此要求激怒了一手创办十九路军的陈铭枢，以及参战的第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为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几人商量后决定，在日军举行“祝捷大会”这天采取特别行动。

　　陈铭枢找到王亚樵，向他交代实施特别行动的计划。王亚樵与陈铭枢交往甚深，又素有爱国情怀，听说有行刺日酋的机会，当即一口答应。

　　然而，一了解情况才知道，白川义则为防不测，已经对外宣称，“祝捷大会”严禁中国人入场，只有日本人和朝鲜人可进入虹口公园参加庆典。

　　不能进入会场，即意味着行动尚未开始，便已宣告失败。正为此寝食难安之际，王亚樵的弟弟王述樵忽然提醒说：“大哥你想想，有没有熟悉的朝鲜人？”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王亚樵立即与流亡上海的韩国临时政府要员安昌浩联系，商议由安昌浩担此重任。

　　安昌浩是韩国独立运动的元老，多年来一直从事反日活动。接此任务后，连夜召集韩人爱国团成员金九与尹奉吉，在其寓所策划了周密的行动方案，并于“祝捷大会”这天由尹奉吉成功实施了爆炸。

　　戴笠了解此案来龙去脉后，向蒋介石做了详尽汇报。

　　尽管蒋介石认为王亚樵“招摇”，此时也不得不承认，王亚樵的活动能量与社交手段不可低估；尤其这起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的爆炸案，南京政府的军警、宪兵、特务等，恐怕无人能做出如此壮举。

　　蒋介石决定改变初衷，即对戴笠说：

　　“听说你与王老九是结拜兄弟，可有此事？”

　　“是的，校长。”

　　戴笠不知蒋介石为何突然问起这个问题，以为蒋介石仍不能接受王亚樵，不满他与王的结拜。不料蒋介石却满意地笑了：

　　“好！既然这样，事情就好办了。”

　　蒋介石吩咐戴笠速去上海，登门拜访王亚樵，说服王亚樵归顺南京政府。

　　戴笠领命之后，即携带四万元巨款，与已在特务处任职的胡抱一赶往上海。

　　化敌为友，这不仅是戴笠的希望，也是胡抱一的希望。当年四兄弟结拜，如今三人在蒋介石手下任职，唯独王亚樵站在反蒋派一边，戴笠、胡抱一与胡宗南，都希望能将这位大哥拉到南京政府一边。

　　然而，事与愿违，当戴笠与胡抱一走进拉都路王亚樵的住宅，说明来意后，王亚樵冷笑一声说：

　　“道不同不相为谋，昔日的结拜兄弟，如今已分道扬镳，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说的了。”

　　任凭戴笠怎样分析形势，分析追随“西南派”，即追随胡汉民等人没有前途，王亚樵均不为所动。

　　不过，王亚樵拒绝归顺南京政府，却在第一时间毫不客气地收下了四万元巨款，以为其暗杀活动充实经费，令戴笠颇有些哭笑不得。

　　戴笠铩羽而归，蒋介石以为戴、王关系不到，又派胡宗南前往说服。胡宗南专程从大西北赶回，前往上海劝说王亚樵，结果同样无功而返。

　　或许几位小弟辈分太低，王亚樵不肯屈就，考虑到照顾王亚樵的面子，蒋介石又派出重量级人物——杨虎。

　　杨虎已在“一·二八”事变后改任上海保安处处长，他不仅是国民党元老级人物、地方实力派，更是王亚樵的安徽同乡，两人久居上海，多有往来。只是后来杨虎追随了蒋介石，王亚樵追随了西南反蒋派，事实上两人业已分道扬镳。

　　杨虎给王亚樵带来的是中将官职，劝王亚樵到南京晋见蒋介石，以示与西南派脱离，从此为南京政府服务。

　　王亚樵乜斜着眼看着杨虎说：

　　“啸天，有道是人各有志，我王老九好歹也比你多吃两年咸盐，该走哪条路我心里有数！”

　　“九哥，我也是为你着想。唐生智实力怎样，李宗仁、白崇禧的桂军如何，冯玉祥的西北军、阎锡山的晋军，哪一个不是实力强大？还不是一个个败下阵来！常言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九哥你是个明白人。”

　　“啸天，你不要说了。我只能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事实上，王亚樵并非看不清形势，也并非一意孤行反蒋到底，而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刺蒋、刺宋都是他一人所为，若是有一天被蒋介石抓住把柄，他岂不是在劫难逃？因此考虑再三，也只有一条道走到黑了。

　　王亚樵不肯归顺，蒋介石也无可奈何。偏偏事有凑巧，王亚樵又干出一件差一点引起国际纠纷的惊天大案，最终促使蒋介石下了必欲除之的决心。

　　这件惊天大案发生在1932年11月，地点仍在上海。

　　日军占领东北后，在国际舆论的谴责下，国际联盟行政院于1932年1月下旬成立国际调查团，以英国李顿爵士为团长，赴中国做实地调查。该团先到东北，再到上海，经过数月调查，李顿写出了一份调查《报告书》，报告中虽在一定程度上揭露和谴责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径，但也表现出对日本的袒护。

　　《报告书》一经发表，国内舆论一片哗然，爱国人士纷纷予以强烈谴责。王亚樵出于义愤，决定采取极端行动——刺杀李顿。他吩咐手下干将龚春蒲组织行动组，定于11月10日行刺李顿。

　　10日下午，行动组成员唐明、尤林、刘刚等五人，每人领到一支手枪，随后住进上海华懋饭店。李顿的国际调查团便下榻于华懋饭店。

　　但不巧的是，这天晚上上海市市长吴铁城、保安处处长杨虎宴请调查团，唐明等人到饭店的时候，李顿一行人已被接走前去赴宴。

　　行刺对象不在，几名杀手在客房里闲极无聊，便乘隙外出闲逛，恰遇四马路春茂钱庄打烊，几人自恃手中有枪，决定就地干一票——打劫钱庄。不料，抢劫之后未能顺利逃脱，被及时赶到的四马路巡捕房擒获。

　　尽管事前王亚樵一再叮嘱他们，事成之后有重赏，万一失手被捕不得招供，一切家事、后事王亚樵自会妥当处理。但这五人经不住用刑，很快供出枪支来源，供出预谋暗杀李顿的秘密，并供出王亚樵一手策划刺蒋、刺宋等一系列暗杀内幕。

　　消息传来，蒋介石怒不可遏。幸亏这个意外变故使李顿幸免于难，否则引起国际纠纷，后果将不堪设想。蒋介石不再姑息，立刻命令戴笠赶赴上海，坐镇指挥抓捕王亚樵，同时下令上海军警宪予以全面配合。

　　王老九两次逃脱

　　上海，以其租界的特殊环境，成为各派政治势力的聚集地，不仅有国民党内部反蒋势力的军政要角在这里聚集，也有中共的地下组织在这里活动。因此，戴笠对上海特别重视，早在特务处成立之前，便派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三期的浙江籍翁光辉、同期毕业的上海籍陈志强、第五期毕业的广东籍王昌裕等人，赴上海开展情报工作。特务处成立之后，又首先在上海建立外勤单位——上海区。

　　如今上海区已升为华东区（不久又改为上海特区），辖上海、浙江、福建、徐海等地区情报组织。上海区已有四个情报组及一个行动组，有特工60余人，另有直属通讯员30多人。

　　时任区长余乐醒，本名增生，字乐醒，1901年出生于湖南醴陵县（今改市）浦口镇一个普通农家，早年留法勤工俭学，攻读化学与机械专业。系中共党员，北伐时任叶挺独立团政委，兼任黄埔军校教官，后被派往苏联学习情报。“四一二”事变后脱党，赴西安在杨虎城创办的兵工厂任职。1932年特务处成立后，被戴笠招致浙江警官学校任特训班教官。

　　戴笠虽终生反共，但对共产党人的工作作风、道德情操和严明纪律十分佩服，对余乐醒这个有过中共背景、有专业技能、留过洋、当过军校教官、学过“契卡”（苏联情报组织“克格勃”的前身）的特殊人才，十分重视，很快又将他调到上海，接替翁光辉任第二任上海区长。

　　戴笠一到上海，立即通知余乐醒，部署全体特工，对王亚樵展开全面侦察，对已掌握的王亚樵的几处秘密住所进行紧急搜索。结果不出所料，王亚樵早已不见踪影，就连其弟王述樵、得力干将龚春蒲也早已不知去向。只有王亚樵的母亲、发妻王淑英和几个孩子，仍留在拉都路寓所中。

　　抓捕王亚樵，谈何容易！

　　王亚樵的“斧头党”长期从事暗杀活动，为了躲避官府追捕，王亚樵本人早已养成小心谨慎、机警善变的个性作风，仅在上海的秘密住所就有十几处之多，也很少在一个住所度过一整天。其穿着打扮、交通用车，更是一日数变，就连最得力的手下干将郑抱真、龚春蒲以及胞弟王述樵，妻妾王淑英、王亚瑛等人，也很难掌握他的行踪。

　　他到每一处住所后与亲信的联络方式，皆随机应变。如果情况允许，便以电话联络，通话用暗语，外人即使听到也不知所云。若风声紧，电话方式被取消，行踪更是飘忽不定。

　　戴笠也是有备而来，他一面联络杨虎统一组织军警宪严密封锁对外通道，防止王亚樵逃离上海；一面对已发现的王的秘密住所，派便衣特务严加监视；同时开展秘密查访，即调动大批特工与运用人员，广泛联络与王亚樵的心腹干将有接触之人，调查王亚樵可能藏身的秘密地点。

　　与此同时，在征得蒋介石同意后，公开悬赏百万元捉拿王亚樵；凡通风报信、带领警宪人员前往抓捕的，奖赏十万元。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王亚樵手下杀手云集，却也良莠不齐，见利忘义者大有人在。很快，各种密报纷至沓来，其中有个安徽同乡会的柏藏芗，原本知道王亚樵的一些底细，又经过一番打探，摸清王亚樵在郊外赵主教路有一处重要藏身之所，立即向军警机关告密。

　　戴笠闻报后，迅速派人前往调查，得知该住所系原军长刘志陆的新建公馆，刘志陆与王亚樵素有交情，新公馆建成后即交给王亚樵秘密使用。

　　戴笠令柏藏芗带上海区一个情报组在刘公馆周围布网监视。十天后的一个深夜，急促的电话铃声将戴笠从睡梦中惊醒，电话那头传来情报组长激动的声音：

　　“戴先生，目标出现了，已乘坐云飞汽车进入住宅！”

　　“好！继续严密监视，有情况及时报告！”

　　戴笠随即将电话打进杨虎位于环龙路的宅邸。杨虎当晚与妻妾们打麻将到很晚，刚睡下不久。接电话后，立即调兵遣将，由保安处会同市公安局、法租界巡捕房，调四辆红色卡车，载着百余名警务人员，驶向赵主教路刘公馆。

　　刘公馆楼上有窗口亮着灯，楼下停着王亚樵乘坐的那辆云飞汽车。

　　特工人员严密监视着所有门窗，警察、巡捕将住宅团团包围。无论是戴笠，还是杨虎，都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次王亚樵将插翅难飞。

　　然而，特务、警察进屋之后，从楼下搜索到楼上，均不见王亚樵的踪影。搜到王亚樵的卧室，被筒里还是温热的，王亚樵所穿的黑紫色羊皮袍就放在床边。一切迹象表明，王亚樵刚刚逃走。

　　毫无疑问，警车呼啸而来的声音惊动了王亚樵。原以为王亚樵在包围中无路可逃，顺着楼梯爬上四楼才发现，四楼晒台栏杆外，有一条隔壁新造房的千斤坠绳索；公馆后面是一片用竹片围起来的建筑工地。显然，王亚樵是顺着千斤坠的绳索滑下楼、进入建筑工地逃走的。

　　建筑工地后面是郊外一望无际的菜田，远处有一片乱坟岗子。这天夜里，王亚樵在乱坟岗子的一具棺材中躲过了追捕。

　　尽管王亚樵成功逃脱，但他的藏身之处越来越少。随着秘密地点一个接一个地被发现，他的活动范围也一步步在缩小，行踪也越来越清晰，甚至有时刚刚转移到一个地点，军警便追踪而来；有时刚离开一个地方，特务们便破门而入……

　　尤其手下队伍被分化瓦解，有的人在利诱下叛变，有的人在威逼中屈服，有的人悲观失望开始动摇，这让王亚樵的处境愈发艰难。十几年来在上海打遍天下无敌手，连赫赫有名的青帮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都对他心存忌惮，如今却落得几乎无处藏身，他不得不承认：戴笠，绝非等闲之辈！当初，真是小看了这个拜把小兄弟。

　　戴笠却不敢掉以轻心，毕竟王老九神通广大。他在加紧破获王亚樵藏身地点的同时，也加紧了对陆海空通道的封锁。他相信，只要王亚樵不离开上海滩，一切便在掌控之中。

　　翌年3月初，正是春寒料峭的时节，王亚樵的藏身地点仅剩了其弟王述樵的一处秘密住宅和宠妾王亚瑛的秘密住所。

　　王亚瑛的住所位于赫德里，只是王亚瑛并没有发觉，已经有特务追踪而来，在这一带秘密侦察，并很快摸清这处住所的准确位置。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戴笠悄悄在王亚瑛住所周围撒下一张大网，专等王亚樵进入网中。

　　3月上旬的一天清晨，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王亚樵闪进赫德里，从后门进到了王亚瑛的家中。

　　王亚瑛本非等闲之辈，她不仅是王亚樵的宠妾，更是王亚樵手下一名重要杀手。王亚樵进屋之后，她立刻撩起窗帘观察弄堂里的动静。虽然没有发现可疑迹象，但还是不放心。安排王亚樵休息后，她提起篮子外出买菜，以观察周围动静。

　　不料，刚出门口，就看到弄堂那头有可疑身影，王亚瑛立刻折身返回，快步上楼，推醒刚刚入睡的王亚樵。

　　“快起来，有情况！”

　　王亚樵一骨碌爬起来，看到王亚瑛放在门口的菜篮子，急中生智：

　　“有了！把你的衣服脱下来。”

　　王亚瑛赶紧帮王亚樵换上自己的衣服，又找出一块头巾，给王亚樵扎在头上。

　　王亚樵原本个头不高，穿上一套女人衣服，提上菜篮子，佝偻着腰，活脱脱一个上海娘姨。下得楼去，迈着女人的碎步，跟在几位清晨买菜的娘姨身后，向弄堂口走去。

　　这个时候，戴笠的特工人员正一丝不苟地盯着王亚瑛的住宅，堵住了所有的外出通道，尤其看到“王亚樵”正斜靠在窗口旁边，更是咬住“目标”不放，等候军警到来实施抓捕。

　　而他们完全没有想到，斜靠在窗口的并不是王亚樵，而是王亚瑛。为了分散特务的注意力，让丈夫安全逃脱，王亚瑛穿上王亚樵的衣服，故意站在窗口特务能看到的地方。而王亚樵，就在特务的眼皮底下安然走出了弄堂。

　　刚出弄堂口，几辆红色卡车满载军警，呼啸而来。王亚樵回头看看，淡然一笑，若无其事地走了。

　　棋错一着，捅了娄子

　　王亚樵的再次成功逃脱，令戴笠三尸暴跳，七窍生烟。

　　为了这次行动，他放下杭州警校和特务处的多项工作，特地赶来上海，与杨虎研究抓捕方案，亲自指挥抓捕，却不料，再次以失败而告终。

　　在杨虎位于上海环龙路的宅邸，戴笠那张强颜欢笑的脸，使客厅里的气氛变得异常沉闷。

　　自从与杨虎缔结金兰，戴笠只要到上海，必会时常光顾杨公馆。杨虎的夫人和三位姨太太，对他都非常热情，照顾得十分周到，喝茶、用餐、吃水果、打麻将，都要亲自侍奉。只要进了这个门，戴笠就如同到了自己家。

　　尤其那位叫陈华的姨太太，对戴笠十分热络，虽比戴笠小了近十岁，却俨然一副长嫂的模样，操着吴侬软语，一口一个“雨农”，叫得甜甜腻腻，令戴笠听起来十分受用。

　　但是今天，杨家女眷都看出戴笠心情不好，又见杨虎朝她们使眼色，一个个都不敢多言，端上茶点，便都退下了。

　　杨虎哈哈一笑，安慰戴笠说：

　　“算了雨农，王老九他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我就不信他能插翅飞出上海滩！”

　　“啸天兄，我担心的正是这一点。如今老九在上海已无立锥之地，他唯一的出路就是飞出上海滩。”

　　“他要是能逃早就逃了，不会整天东躲西藏，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如今他手下的队伍已经七零八散，他本事再大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

　　“话是这么说，可一次次抓捕都让他溜了，真担心有一天他溜出上海，溜到西南，那可是巨蟒入大海，说不定会弄出翻江倒海的巨浪来，我们不得不防。”

　　“这倒是，你老弟有什么高招？”

　　“高招谈不上，笨法子倒是就有一个，就是把王亚樵的弟弟王述樵抓起来。”

　　杨虎一听，连连摆手：

　　“不妥不妥，王述樵是公开挂牌的律师，弄不好会节外生枝。”

　　“这我知道，所以我说这是个笨法子。”

　　尽管如此，戴笠还是解释了这个笨法子的可行性：

　　“王述樵比王亚樵小十几岁，是王亚樵唯一的弟弟。多年来王亚樵一直对他精心培养，供他读大学，学法律，当律师，对他十分疼爱。抓他，不过是为了做诱饵，引蛇出洞。再者，抓了王述樵，也等于断了王亚樵一只臂膀。”

　　杨虎不得不承认，这个办法有一定的可行性。两人经过一番研究后，戴笠派人持公文到法租界，逮捕王述樵。

　　当时，王亚樵的门徒也是其挚友洪耀斗正在王述樵家中，被同时逮捕。尽管这两人都没有供出有价值的情况，也没有起到引蛇出洞的作用，但他们的被抓，使王亚樵顿失左膀右臂，在其仅剩为数不多的亲信中，又失去两员大将。

　　戴笠知道，王亚樵既然不肯出面解救王述樵，那一定是在筹备出逃，好在陆海空各通道已加强封锁，不信他真能插翅飞出上海滩。

　　正所谓知己知彼，王亚樵已被追捕得走投无路，只得筹备远走高飞，而此时风声正紧，出走绝非易事。

　　就在这对昔日把兄弟一个志在必得、一个山穷水尽的时候，事情竟发生了意外逆转。这个逆转，登时使戴笠由主动变为被动，使王亚樵的危局得以缓解。

　　这个扭转局面的人，就是王述樵的恩师沈钧儒。

　　沈钧儒，浙江嘉兴人，是活跃于上海滩几十年的著名律师，全国律师公会会长。王述樵被抓后，沈钧儒以律师公会名义在报上发表文章，质问当局：

　　“王亚樵犯罪，其弟王述樵何罪之有？兄之罪不应罪及其弟。”

　　戴笠在第一时间看到报纸，顿时冷汗涔涔。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竟然忽略了王述樵的老师沈钧儒，完全没有料到沈钧儒会站出来为王述樵说话！考虑到沈钧儒在社会上的影响，戴笠如坐针毡，立刻拨通了杨虎的电话。

　　杨虎已看过沈钧儒的文章，正在家中对着姨太太陈华大发牢骚：

　　“这个雨农，就是不听劝，这下好了，捅大娄子了！”

　　“不就一篇文章吗？”陈华不以为然。

　　“一篇文章，说得倒轻巧，你也太小看姓沈的了！他要是登高一呼，律师界还不闹个倒海翻江！蒋先生要是怪罪下来，雨农可要吃不了兜着走！”

　　陈华这才知道事情不像她想得那么简单：

　　“可当初也没听你怎么劝他呀。”

　　“我也没想到姓沈的会站出来。”

　　两人正说着，戴笠的电话打了进来。杨虎拿起话筒，电话那头传来戴笠急切的声音：

　　“啸天兄，你看报纸了吗？都怨我操之过急，一意孤行，这次要闯大祸了！”

　　一听这语气，杨虎就知道，戴笠这会儿已经是肠子都悔青了。杨虎到底是古道热肠，适才的牢骚话早已抛掷脑后，对着电话大声说：

　　“怕啥，小河沟里的泥鳅，他还能翻得起什么大浪！”

　　戴笠那边却是急得火烧眉毛：

　　“老兄，不管他翻多大浪，我们现在要赶紧想办法制止事态发展。”

　　“好！好！你赶紧过来，我们好好商量一下。”

　　杨虎说完，刚要挂电话，又补充一句：

　　“雨农，没啥大不了的，天塌下来有高个儿顶着，蒋先生那边，我豁上这张老脸，他还能把我咋样！”

　　杨虎在上海警备司令任上时，曾巧取豪夺，大肆敛财，可谓脑满肠肥，宦囊丰裕。曾一掷千金连讨三房姨太太；更在西湖之滨建起一幢豪华别墅，金碧辉煌，美轮美奂，因此引起物议，被黜丢官。直到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杨虎方才复出，改任上海保安处处长。

　　对杨虎来说，家有万贯，不怕丢官。更何况凭他的资历，凭他当年在永丰舰上与蒋介石一起护卫孙中山的交情，根本不用担心没有官做，所以也就有了一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豪放。

　　杨虎的话，却令戴笠哭笑不得。

　　上庐山负荆请罪

　　事态的发展正如戴笠所料，沈钧儒登高一呼，即刻得到律师界的广泛声援。沈钧儒又亲自出庭为王述樵辩护，迅即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

　　戴笠作为复兴社特务处一个小小的处长，尤其作为一个秘密机构负责人，尚不为外界所知，所有舆论矛头，直指当局最高领导人：蒋中正。

　　戴笠知道闯了大祸，又无办法遏制事态发展，只有负荆请罪。

　　尽管有杨虎全力承担责任，戴笠仍自知难脱干系，毕竟抓捕王亚樵是他全权负责，其他人只是配合，一人做事一人当，没有必要连累他人。

　　但是，当戴笠赶赴庐山负荆请罪时，蒋介石几乎没有责备戴笠。

　　究其原因，既非杨虎的开脱，亦非蒋介石对戴笠的谅解，而是从戴笠离开上海到赴庐山负荆请罪，这期间发生了太多更重要的事情——

　　1933年年初的中国现状，可谓兵连祸结，内忧外患。日军为了完成建立伪“满洲国”的计划，于2月下旬进犯热河。由于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放弃抵抗，仅仅十天时间，热河全省陷落。

　　而在元月初，日军已开始进犯山海关。中国守军奋起抵抗，揭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日军占领热河后，继续向长城一线进犯，第二十九军在长城线上英勇拼杀，重创日军。

　　与此同时，以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为首的日本特务，已潜入华北，在平、津两地物色失意军阀政客，如前湖南督军张敬尧、前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以及齐燮元、石友三、王揖唐等人，以配合其密谋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进而为建立伪“华北国”铺路。

　　此时，蒋介石正集中兵力对江西红军进行第四次“围剿”，为全面掌握华北战况，蒋介石命戴笠选派重要干部主持华北情报工作。重要干部，莫过于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经报蒋介石批准，戴笠委派郑介民兼任华北区区长，以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上校参谋的名义，赴北平统一指挥华北各地情报组织，搜集战地情报。

　　然而郑介民根本没有深入前线跑情报的胆量，古北口战事发生后，远在江西的蒋介石得不到情报，严词斥责戴笠不分轻重缓急。戴笠急电郑介民，令其亲赴古北口了解军情，开展情报工作。郑介民这才携一个情报组，带一部电台，赶赴古北口。但他本人在古北口仅待了两三天，便悄悄返回北平。

　　戴笠知道郑介民持重有余，胆魄不足，担心贻误军机，立刻上报蒋介石，请求亲赴北平。相对长城抗战来说，王亚樵案等于芝麻与西瓜之对比。蒋介石“围剿”红军正焦头烂额，北方又战事吃紧，哪还顾得上纠缠王亚樵之事，立即批准戴笠驰赴北平。

　　戴笠放下王亚樵的烂摊子，偕已调任机要秘书的毛万里及译电员赶往北平，亲自组织华北各地情报站、组，深入长城抗战前线，全面开展对日情报工作。随后，他本人率领一个情报组，驻扎河北保定，通盘指挥，以确保战地情报的及时准确。同时组织平、津两站特工开展对日反间谍活动，部署平、津地区锄奸事宜。

　　待返回南京后，上海方面王述樵事件仍在沸沸扬扬之中，不仅抓捕王亚樵愈发艰难，仅王述樵事件就足以令人大伤脑筋。尤其人们纷纷指责当局，使蒋介石陷于被动之中，戴笠束手无策，只得硬着头皮赶赴江西，登上庐山，当面向蒋介石请罪。

　　虽是负荆请罪，戴笠却是做足了功课，有备而来，希冀能将功补过。这个“功”是多方面的，毕竟蒋介石对日方面的军事决策，其依据大多来自特务处的军事情报；戴笠返回南京后，平、津站又成功刺杀汉奸张敬尧；上海区也按照蒋介石指令，除掉了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杨杏佛；而特务处在通讯技术上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特务处初建之时，没有特工专用的小型收发报机，最小的军用收发报机是5瓦特手摇发电机式，体积很大；一般用的15瓦特充电发电机式，体积更是庞大。戴笠指派魏大铭搞技术革新，自己动手研制特工专用袖珍收发报机。魏大铭领命后，和康宝煌商量，康宝煌说：“把收报用的真空管的电压提高一倍，就可有讯号发出来，其电力虽微小，也可以试试看。”经过试验，果然制成了体积小巧的专用特工机，除电池、听筒、电键以外，机体只有两只小饼干筒大小，就是后来广泛应用于特务处乃至军统的2.5瓦特小型收发报机。

　　短短几个月时间，戴笠做了几大项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希冀蒋介石能看在他唯领袖之命是从，拼死卖力的分上，将功补过，谅解他在抓捕王亚樵事件上的失误。

　　为加强军事准备，蒋介石于当年7月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庐山与南京通报使用的是15瓦特充电收发报机。由于牯岭天气特别，常常大雾漫天，一切都埋在云堆里，电力损耗严重，发射十分困难，电报耽搁一两天是常有的事。

　　戴笠此行，是偕魏大铭一同上山的，其目的就是要魏大铭向蒋介石现场演示袖珍特工机的使用。但一上山就发现了收发报困难的问题，魏大铭帮助牯岭台改进了天线设备，提高了通讯效率与质量；又用2.5瓦特特工袖珍机向南京发报，果然又快出错又少，解决了庐山通讯不畅通的问题。

　　几天后，蒋介石在芦林三十四号官邸召见戴笠与魏大铭，对袖珍特工机给予了肯定。戴笠随后令魏大铭编造预算，呈请开办无线电制造厂，得到蒋介石批准。当然这是后话。

　　谈完特工机，戴笠垂首恭立一旁，等候蒋介石的训斥。

　　正是此一时彼一时，蒋介石尚能明察，“不以一眚掩大德”，尤其戴笠一片忠心可鉴，又看到戴笠一副惴惴不安的样子，反倒有些于心不忍。于是，关于王亚樵案，仅就事论事地说了几句，称百胜难虑敌，三折乃良医，教诲戴笠吃一堑长一智，凡事要考虑周全，谋远不失，并安慰戴笠说：

　　“王老九非等闲之辈，在上海经营了十几年，又有西南派做奥援，不是朝夕之间就可以除掉的。眼下要做的事情很多，没时间再与他纠缠，只要他不再与政府作对，过去的一切可以不再追究。”

　　听到“不再追究”几字，戴笠立刻心领神会，知道下一步的策略将是变剿为抚。果然，蒋介石说：

　　“你们兄弟三个再去找他谈谈条件，看他有什么要求。”

　　蒋介石所说的“你们兄弟三个”，是指戴笠与胡宗南、胡抱一。胡宗南已从甘肃天水赶来，参加军官训练团，胡抱一也已来到庐山。

　　几天后，戴笠与胡宗南、胡抱一一同飞往上海。

　　较量中再次败北

　　三人抵达上海后，直奔法租界，分头找尚被关押的王述樵与洪耀斗谈话，表示和谈诚意。王述樵冷眼端详着戴笠说：

　　“本人已被关押数月，与外界隔绝，不知王亚樵下落，更无条件为此事奔走。”

　　“那么，通过谁可以联系到九哥？”

　　“如果你们真有诚意，可以去找常恒芳。”

　　常恒芳也是安徽人，出生于1882年，早年加入同盟会，是安徽辛亥革命的领导中坚，与王亚樵相识多年，素有乡党之谊，自1928年起，多次追随王亚樵反蒋。

　　根据王述樵提供的地址，戴笠与胡宗南、胡抱一一起来到甘世东路常恒芳的住所。

　　戴笠等人突然登门，令常恒芳着实吃了一惊。待戴笠说明来意，他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答应尽快想办法与王亚樵取得联系，并一再强调：

　　“好久未与九光联系了，的确不知他现在何处，不过办法总会有的。”

　　戴笠自然不用担心常恒芳找不到王老九，于是留下胡抱一等候消息，他与胡宗南返回南京。果然，在胡宗南刚刚离开南京赴西北后，便传来了王亚樵的口信。王亚樵通过亲信郑抱真，将他的条件转达给常恒芳，表示愿意接受和谈，同时提出三个条件：

　　一、随我吃饭的人众多，要解散他们，非一百万元不可；

　　二、对南京、苏州、上海等地，凡因我被逮捕的人，一律释放；

　　三、如可保证办到上述两事，我将只身去南京向蒋先生请罪，用则用之，诛则诛之，表示我的诚意。

　　这些条件并不是十分过分，戴笠上报蒋介石后，根据蒋的指示，给王亚樵作出答复，称可以接受他的条件，但同时也提出三点要求：

　　第一，将其全家送往南京居住；

　　第二，请他对西南反蒋派胡汉民、李济深、陈铭枢、陈济棠、李宗仁等人，不管是谁任意打一枪，以表诚意；

　　第三，请他先出国，待国内空气缓和再行回国，必有重用。

　　通过常恒芳、郑抱真将这三点要求转达王亚樵后，得到的答复是接受全部条件。胡抱一立即赶赴南京鸡鹅巷，将这个好消息转告戴笠。戴笠听后却是满腹狐疑，盯着胡抱一问：

　　“三个条件全部答应了？”

　　“是的，全部。”

　　“没有附加什么？”

　　“没有。”

　　“这么干脆？”

　　“是啊……”这次轮到胡抱一疑惑不解了，紧盯着戴笠问，“有什么地方不妥吗？”

　　“以九哥的为人，与西南派合作多年，让他朝西南派打一枪，绝非易事。”

　　“此一时彼一时嘛，如今他陷入困境之中，西南派与他的徽帮、斧头党相比，自然是解救自家人更要紧。”

　　“祸莫大于轻敌，还是谨慎为好。你马上回上海去见杨司令，让他督促军警宪兵，海陆空封锁切不可放松，严防王老九乘机外逃。”

　　戴笠的担心没错，王亚樵用的正是缓兵之计。他将计就计，趁和谈期间对方放松警惕，一面抓紧联络出逃，托与日本人关系密切的朋友陈中孚，向日领事馆交涉，办理保险事宜，以乘坐日本轮船去港；一面着手解除后顾之忧，将全家老小送回了安徽乡下。

　　待家人安全离沪，王亚樵亲笔给戴笠写了一封信，信中称：

　　“……委员长礼贤下士，你就和颜悦色；委员长疾言厉色，你就疾恶如仇。我清楚你所提之条件均为委员长之旨意。其他条件尚能照办，但让我卖友求荣，我不能答应。如果你们因此而不释放我的人，我誓与之周旋到底。”

　　戴笠见信，虽心中恼怒，却也是不出所料，当即给王亚樵写了一封回信，严词称：

　　“你若敢伤害委员长，我必杀你！”

　　时值盛夏酷暑，烈日当头，戴笠持信遄赴上海，再次踏进常恒芳的宅邸，将回信与王亚樵的信一并交给常恒芳，不动声色地说：

　　“九哥这封信，请常先生看看。”

　　常恒芳正在吃饭，见戴笠突然来访，已预感到和谈进展不顺，看过王亚樵的信，登时脸色煞白，加上天气炎热，瞬间大汗淋漓，为故作义愤填膺之状，一把抄起桌上的饭碗，用力朝地上砸去，同时怒斥道：

　　“好你个王老九，真是不识抬举，让我们中间人为难，我发誓与你一刀两断！”

　　戴笠明白，常恒芳这番举动是为撇清关系，免受牵连。他既不是王亚樵的手下干将，自然没必要让他担惊受怕，赶紧安慰说：

　　“常先生不必多虑，此事与先生无关。”

　　事后，戴笠指示胡抱一，在报纸上刊登了一篇启事，题为《胡二问鼎》。由于胡抱一在四位结拜兄弟中排行第二，因而人称“胡二”；王亚樵曾化名王鼎，故为“胡二问鼎”。文曰：

　　“你如此下去，究竟怎么办？盼早日决定，不要罪及你的一班人。火速登报复我，以免我们老朋友担心。”

　　谈判不成，戴笠只得寄希望于王亚樵能够顾及众多属下弟兄的安全，适当妥协；同时加紧防范王亚樵出逃。

　　殊不知，王亚樵也加快了离沪准备，在通过陈中孚联络乘坐日本海轮赴港告败之后，又托上海华侨联合会会长许冀公与英国领事馆联络，最终以一万元保险费的价格，被允许乘坐英国海轮离沪赴港。

　　8月中旬是上海最闷热的一段时日，在一个暑气未尽的夜晚，一艘停靠在上海太古码头的英国海轮开始装船。在一群扛着货物的码头工人中，有一个身材瘦小的搬运工，肩扛货件，一步步走向轮船货舱。

　　朦胧的灯光下，没有人注意到他的相貌、年龄。

　　与其他搬运工不同的是，他肩扛货件直接进入了轮船底层货舱。

　　他就是乔装打扮的王亚樵。

　　在他之前已有两名“搬运工”进入该舱，之后又有数名“搬运工”肩扛货件陆续到来，最后锁上了舱门。

　　这几人便是王亚樵的秘书戚皖白，亲信郑抱真、许志远、蔡克强等人。

　　第二天清晨，海轮即将起航。照例，警特们持王亚樵的照片登船，逐一对照检查。全船通舱、房舱、官舱全部搜查一遍，唯独没有去底层货舱。

　　海轮很快启碇，徐徐通过黄浦江，驶离吴淞口，进入烟波浩渺的中国东海，直航香港。

　　王亚樵，终于跳出了“如来佛”的手掌心！

　　翌日，一封署名“九光”的来信送进南京鸡鹅巷五十三号，贾金南急忙呈送正在处理机要文件的戴笠。戴笠接过信，一看寄自上海，顿生不祥之感。展信阅读，只见信中言：

　　“亚樵与当局无归顺与否之存在，愿诸君代达。如执政当局苟能改变国策，从而停内战，释私怨，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亚樵当只身抵阙，负荆请罪。亚樵何去何从，在于当局，否则誓必周旋到底，悬首都门，又何足惜。”

　　看罢信，戴笠勃然大怒，嘴里一声叱咤：“真是一群废物！”顺手抓起桌上的杯子，一把向门口掼去，只听“啪”的一声脆响，杯子在地上开了花。

　　恰巧胡抱一进门，被这骤然一声脆响和迸飞的玻璃碎片惊得目瞪口呆。 戴笠：黑暗时代里最黑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