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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兄难弟相助

　　5月的广州繁花似锦，到处是红红绿绿的革命标语，随处可遇三三两两身着军装的年轻人。更有无数投考军校的青年，一个个热情洋溢，聚集在旅馆、街头与军校门口。戴春风一踏上这片热土，便被一种充满生命活力、洋溢着革命热情与蓬勃生机的气氛所感染。

　　不巧的是，第五期的考试已经结束，新生刚开始入校。第六期的考试时间尚未确定。

　　由于手头旅费有限，戴春风不免暗暗着急。他按照毛人凤给的地址去找周念行，得知前三期黄埔军校毕业生，已经被拉到野外接受训练，准备参加北伐战争，连姜超岳也没找到。胡宗南是第一期，更是无处打听他的消息了。

　　戴春风到广州当天，下榻一家较为舒适的旅社，如今一看不会像想象的那么顺利，第二天便从旅社搬出，住进一家专门接待穷学生的小客栈——宏信学旅。

　　该客栈设在广州司后街一条经营水鲜海味的小巷里，巷子里终年潮湿腐败，臭味扑鼻。客栈里四壁肮脏，桌、凳、床铺均破旧不堪。客房里空间狭小，两张上下铺的床将屋里塞得满满的，几乎透不过气来。5月的广州天气已经很热，客房里憋闷得令人窒息。

　　好在价钱便宜，每天只收住宿费两角，加上吃饭不过三四角钱。为了节省费用，一向爱干净的戴春风只好在此将就。尽管如此，他口袋里的钱也撑不了多少时日。

　　一个多月后，戴春风即将囊中金尽，他几次拿出那支金簪想去卖掉，又几次放回包裹，他实在不舍。每次看到这支金簪，他就会想到妻子那张泪流满面的脸，想到妻子对他的牵挂与希望，想到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母亲，还有一个弱女子在牵挂着他。

　　想到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戴春风再也坐不住了。他收好金簪，放下正在复习的数理化课本，走出小客栈，准备找份零活干。

　　然而光阴似箭，弹指一挥间，他已不再是那个沪杭打流时放浪形骸的小青年。年届三十的他面容清癯，身材瘦削，又多了一些饱经风霜的沧桑，看上去更像一名儒雅乡绅。他走遍大街小巷，码头上的重活没人找他干，到店铺当伙计没人敢雇他。加上投考军校的青年成千上万，大多是20岁上下的年轻后生，囊中羞涩者大有人在，哪个不想找个活干，打零工的机会便再也光顾不到他了。

　　没钱交食宿费，客栈老板停止了他的伙食。他只好默默地咬牙挺着，实在挺不住了，就去小摊上花两个铜板买一包荷叶饭或腊味饭充饥。这天他正要外出继续找活干，刚走到客栈门口，就被一身肥肉的老板娘堵住了去路。老板娘双手往腰间一叉，气势汹汹地说：

　　“戴先生，你已经欠下店里五块毫洋了，今天再不清账，就别想从这里走出去！”

　　“老板娘，请你再宽限几日，钱我一定会还的。”戴春风只好低声求告。

　　“你以为这里是济贫院吗？今天交不上钱，就用你的行李抵押了，你立马从这里给我出去！”

　　老板娘的吵嚷声招来一群住店的年轻人，她的用意就是杀鸡给猴看，以免这些穷学生欠账。

　　戴春风历来爱面子，在一帮年轻后生面前被老板娘羞辱，一时觉得无地自容。他决定立刻上街把金簪卖掉，于是对老板娘说：

　　“好吧，你现在让我出去，我一会儿给你还钱。”

　　“你想溜？没那么便宜！现在就把钱拿来，不然别想站着出去！”老板娘见人越聚越多，爽性把声音提高了八度。

　　“你不要吵了，不就五块钱吗？我替他付了！”

　　这时从门口传来一个声音。接着，一个身材瘦小的青年从人群中挤过来，当即拿出五块钱朝老板娘面前的桌上一拍。

　　戴春风当众受辱，狼狈不堪，他原本是个火爆脾气，这会儿简直给气蒙了，连给那位青年道谢都忘了，竟然一甩袖子气哼哼地走了。

　　卖掉簪子，戴春风返回客栈，这才想起刚才的失礼，他竟然连男青年的相貌都没有记住，赶紧向同屋的人打听，原来那个青年就住在隔壁。

　　当晚，戴春风叩响了隔壁的房门，开门的正是那个小个子青年。他热情地将戴春风迎进屋里，自我介绍说：

　　“我叫徐亮，浙江人。”

　　一听是老乡，戴春风一肚子的烦恼烟消云散：

　　“哈哈，真是天涯何处无芳草！我也是浙江人，老家衢州江山县。”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虽然没找到周念行、姜超岳，也没有胡宗南的消息，不过总算遇到一个老乡，让戴春风心里有了些踏实的感觉。徐亮又向戴春风介绍了与他同住一室、结识不久的青年王孔安，三人分别自报家门，很快了解了相互情况。

　　徐亮字为彬，浙江青田人，生于1903年，时年23岁。

　　王孔安别号敬宣，陕西咸阳人，时年24岁，毕业于武昌师范大学外文系，曾在成都大学任助教。

　　虽然徐、王两人都比戴春风年轻了五六岁，但三人聊起来却是十分投机，从此一见如故，几乎形影不离。

　　7月上旬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后，一路势如破竹，捷报频传。受此影响，前来报考黄埔军校的青年更是激增，军校终于决定于9月初招考第六期第一批学员。

　　终于就要考试了，三个人兴奋不已。尤其是戴春风，从1915年失学到现在，11年岁月的蹉跎，使他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感。对于这唯一一次正确的选择，他寄托了后半生全部的希望。金簪已经卖掉，所得银两也已所剩无多，妻子那张泪流满面的脸时时在他眼前晃动，他必须给出一张满意的答卷，才能对得起母亲、妻子，以及柴鹿鸣大哥……

　　为了勉励自己，他在填写报名表时，没有用学名“戴徵兰”，而是启用了一个新的名字：戴立。

　　三十而立，这是戴春风对自己的要求。这一年他刚好虚岁三十，他要从此建功立业，开始新的人生。

　　考试的日子很快到了，考场设在中山大学，考试分口试、笔试两步进行。

　　口试题目因人而异，戴春风凭着自己对革命的理解，对答如流，顺利过关。笔试科目有作文、数学、物理、化学等。虽然戴春风做了一些复习，心中仍不免忐忑，毕竟他只念了三个月的中学。

　　从考场出来，戴春风自我感觉考得不错，一颗悬着的心总算稍稍安定了一点。

　　张榜那天，三人一起去看榜。当徐、王找到各自的名字欢天喜地又蹦又跳的时候，戴春风的头正在嗡嗡作响。

　　他将榜上的名字从头到尾看了两遍，也没有发现那两个熟悉的字：戴立。

　　中榜的考生都在欢呼雀跃，现场一片喧嚣，这一切都已远离了戴春风的世界，猝然降临的打击令他感到一阵天旋地转，席卷了他的全部意识……

　　改名，再考一次

　　木然地走回客栈，看看跟在身后的两位朋友，戴春风有些不好意思。他们本该开心快乐的，却因为自己名落孙山，让他们跟着沮丧。事情已经这样，沮丧又有什么用呢？如此大的打击也不是第一次经历，反正天塌不下来。在朋友面前，戴春风历来不愿意丢面子，只好强打精神，对两位朋友说：

　　“干吗都这么低头耷拉脑袋的？走，今晚大哥做东，为你们俩庆贺。”

　　这倒让两位小兄弟弄不懂了，满怀希望而来，结果榜上无名，这事搁谁身上一时半会儿都接受不了，哪还有心思给别人庆贺！徐亮提议说：

　　“徵兰兄，我们还是一起想想办法吧。”

　　“是啊，徵兰兄，还有那么多刚来的没参加考试……”

　　王孔安的话说了一半，猛然意识到了什么。几乎与此同时，三个人异口同声喊出了一句话：

　　“还会有第二批考试！”

　　原来，黄埔军校实行分批考试，最后再按录取时间分期。由于考生激增，在第六期第一批刚刚考完之后，军校伍生部已决定9月底10月初招考第六期第二批学员。这个消息，戴春风等人是知道的，但由于都把希望寄托在第一批的考试中，根本没在意第二批的考试。

　　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戴春风当时的大喜过望，似乎并不亚于范进中举。但他随即想到落榜的原因，即使再考一次，文化课能过关吗？面对两位诚挚的朋友，他终于抛开面子，说出自己的担忧：

　　“不瞒二位兄弟，我在文溪高小是有名的江山才子，因此也就自命不凡，心比天高。可事实上，我只读过三个月的中学……”

　　“这没关系，我们可以帮你补课，凭你的聪明，肯定没问题！”王孔安说。

　　“从明天开始，我们轮流帮你补课，月底上考场，保你过关！”徐亮也鼓励说。

　　戴春风一肚子的晦气终于烟消云散，由衷地说：

　　“常言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遇见你们两个，真是我的福气。”

　　“大家彼此彼此，以后我们兄弟无论谁有困难，都要互相帮衬。”

　　听徐亮如是说，戴春风收敛笑容，郑重表示：

　　“我们兄弟以后无论哪个发达了，都不要忘了提携大家。”

　　这话，在浙江纵队四兄弟结义时王亚樵说过，在战场送别时胡宗南说过，如今戴春风说出口，连自己也是陡然一惊。四兄弟各奔前程，尤其胡宗南音讯皆无，难免令戴春风心生黯然。好在巧遇徐、王二人，给了他莫大安慰与帮助，甚至可以说，是他们给他带来了绝处逢生的契机。

　　也正是由于这种患难见真情的友谊，五年后戴春风成立特务处，首先将两位旧友招致麾下，两人也从此成为戴春风一生的亲信。

　　不过在徐、王面前，戴春风由小弟变成了大哥。经过多年的摔打，戴春风看上去已不乏老成持重，但骨子里那种敢为人先的不羁，那种与生俱来的豪气与霸气，在两位小弟面前，不时会有所流露。两人既尊重他，又愿意与他互为知己。

　　没了心事，戴春风又恢复了活力，一贯的豪侠本性又显露出来：

　　“走，去酒馆，为你俩金榜题名，也为我的峰回路转，喝一杯！”

　　此时戴春风变卖金簪所得银两已将告罄，但他仍是少年时代那副“家无四壁不知贫”的样子，只图一时花钱痛快，完全不去考虑下顿饭饿肚子怎么办，不去考虑万一再次落榜的后果。

　　接下来，在徐、王二人的轮流辅导下，戴春风开始踏踏实实地复习功课。10月初转眼即到，再次报名时，因担心被考官认出对考试不利，戴春风决定再次改名。他想起《太平御览·风土记》中的几句话：

　　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

　　我虽步行卿乘马，后日相逢卿当下。

　　言朋友相交不以贵贱相论，不因贵贱而渝，其中“戴笠”者指贫贱之人。

　　宋代孔平仲也有诗言朋友之交不分贵贱，诗云：

　　万事倏忽如疾风，

　　莫以乘车轻戴笠。

　　回想当初与挚友胡宗南相识，胡是教书先生，戴春风是杭州打流的“浪里白条”，而胡宗南并没有因身份差别看不起他；眼下徐、王二人“金榜题名”，也没有因他落榜而疏远他；还有家乡的柴鹿鸣、高小同窗毛人凤等人，他们都不以戴春风一事无成而小看他……

　　因而戴春风决定，改“戴立”为“戴笠”。

　　尽管从字面上看，他本人成了“戴笠之人”，但他的用意就是纪念与这些朋友的友谊；同时警醒自己，交友不可有贵贱之分。

　　当年戴春风沦落宁波郊外关帝庙，母亲千里迢迢寻子，曾在宁波街头算卦摊上为他算卦，算命先生按五行八字推算，说他命中缺水：

　　“双凤朝阳格乃大富大贵之命，然五行中金、木、火、土齐备，唯命中缺水，呈偏枯之象。补救方法也很简单，即在名字中加入含水之字便可。”

　　戴春风原本迷信命相，迷信摇卦、占卜、抽签、看风水之类，如今想来，忽然间为自己多年来的不顺找到了注脚，那就是自己命中缺水，却一直没有改名字！

　　于是，他给自己的名又加了字：雨农，姓戴名笠字雨农。

　　改名字后重新报考，这次果然一路顺畅，发榜之日，不仅榜上有名，而且名列前茅。

　　戴春风庆幸这个名字改对了，认为这个含水的名字的确是他的福星。后来他一步步走向“辉煌”，一直没有忘记“命中缺水”说和这个名字带给他的好运，在近30个化名中，时不时会用到带“水”的字，如“金水”“淼”“涛”“雨”“雷云”“江汉清”等。然而巧合的是，20年后他乘坐的专机一头撞上岱山，他本人则葬身“困雨沟”，“命中缺水”的戴雨农，最终的归宿也是“水”中。倘若他地下有知，不知对自己所改的这个名字做何感想。

　　从入校第一天起，戴春风开始使用新名字：戴笠、戴雨农。

　　军校第六期原计划招收一个团，下辖三营12连。后由于报考人数远远超出预计，增为四营16连，仍不能容纳，最后增为19连，共招收4400人。按录取时间顺序，徐、王二人被编入第六期入伍生团二营七连，戴笠被编入直属团第17连。

　　穿上苏式黄色咔叽布军服，戴上大壳帽，配上宽皮带，往镜子前一站，看到的那个戴笠，煞是英姿飒爽。而今天的戴笠，已不是11年前的戴春风，不仅没有了当初考中浙一中时的趾高气扬，及此后高中衢师榜眼的狂傲，就连当年那种争强好胜与出风头，在今天看来也有了些幼稚可笑。

　　看着那些十七八岁、20岁上下的学生娃，一个个兴高采烈、欢蹦乱跳，戴笠在冷静地思考一个严峻的问题：年届三十，自己的优势在哪里？

　　古人云，“莫言三十是年少，百岁三分已一分”，30年光阴倏忽而过，与这些年轻后生相比，他白白蹉跎了十多年岁月。倘使毕业后与他们一起从见习官做起，从排长到连长，何时才能有出人头地之日？

　　想好友胡宗南，第一期黄埔生，尽管戴笠此时并不知胡宗南在两次东征及北伐等一系列战争中屡立战功，已升为上校团长，并在不久后的1927年5月升任少将副师长，成为“天子第一门生”，但仍佩服胡宗南独具政治眼光，抓住了最佳时机。

　　值得庆幸的是，戴笠最终乘上了黄埔军校“末班车”。

　　遗憾的是，“末班车”与“首班车”相比，失去了太多机会与优势。扛一面红旗回去，谈何容易！

　　转折，在那天清晨

　　乘坐“大南洋”轮船抵达黄埔长洲岛，戴笠踏上码头，迎面便看到了悬挂在黄埔军校大门门楣上的校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终于踏进了黄埔校园，带着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戴笠全身心地投入到紧张的学习和训练中。

　　此时北伐前方捷报频传，戴笠既心急如焚，又心情沮丧。作为30岁的他，只有战场立功，火线升迁，才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但是作为第六期学员，他已与北伐无缘。

　　常言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正当戴笠为错失了诸多机会而焦急的时候，一个人的出现，给他的命运带来了另一种转机，将他一生的军人生涯引向另外一个方向——隐形战场。

　　尽管这主要取决于他本人的追求与奋斗，且通往成功之路荆棘密布，但那个人的出现，无异于为他打开了另一扇窗户，让他看到了另一片天空和另一条通往成功彼岸的捷径。

　　这个人就是胡靖安。

　　胡靖安，字中道，江西靖安人，生于1903年。虽比戴笠年轻六岁，却资格甚老，曾在江西都督李烈钧卫队充马弁四年，由李保荐入广东警卫军讲武堂学习，于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步科，毕业后加入孙文主义学会，成为该学会骨干分子，时任黄埔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候补干事，黄埔同学会办公处主任。

　　1927年年初，由于前几期学员大都开赴前线，第六期入伍生肩负起了广九沿线的治安，戴笠所在十七连奉命开往东莞，边维持治安边进行军事训练。

　　有一天连长带着两个人来到营房，向大家介绍说：

　　“这二位是军校入伍生部监察干部，特地下连队走访，同学们有什么建议和想法，都可以向他们反映。”

　　这两人一高一矮，高个的叫陈超，矮个的就是胡靖安。胡靖安虽个头矮小，却看上去结实有力，干起工作来也是雷厉风行。与同学们见面后，两人立刻分头找同学谈话。

　　戴笠自进入军校后，总结屡次碰壁的教训，一改过去的张扬与外露，开始韬光养晦，不露圭角。他平日里敦默寡言，处处谦退，给人留下了朴讷敦厚的印象，甚至有人觉得他像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

　　暗地里，他却在密切注视着校园内的一切动静。因为入校伊始，他便敏锐地嗅到一场尖锐的政治斗争，正在表面红火的训练背后波涛暗涌。

　　从国共合作开始，孙中山先生的联俄容共政策，在国民党内部便产生了极大分歧。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内部更是急剧分化。随着廖仲恺遇刺，胡汉民、许崇智相继出走，蒋介石逐步掌握了国民党党权与军权。1926年6月，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1927年春，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两党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愈演愈烈，黄埔学生中亦是壁垒分明。

　　戴笠表面不动声色，内心却是从个人感情出发，本能地站到了蒋介石一边，尤其听说戴季陶是蒋介石坚定的支持者，对这两人的好感，以及出于同乡的观念，完全左右了他的政治立场。

　　胡靖安、陈超到来后，由于不知其根底，戴笠一如既往地保持沉默，公开场合绝不发表个人看法。胡靖安找他谈话，开始时他只是恭恭敬敬地听这位学长发表见解，或者提出一些较为敏感的问题，寻求答案。

　　渐渐地，他听出了其中端倪。

　　胡靖安与陈超赴粤之前，蒋介石正坐镇南昌，恰是羽檄旁午之时。而雪片般飞来的情报中，不仅有军事战场上的，更有政治战场上的。3月中旬，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蒋介石被免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军人部长等职务。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为控制广东局面，控制他借以起家的大本营，特派胡靖安与陈超返回军校，调查情况，联络忠实于蒋的军校学生，为清党做准备。

　　这一切情况都使戴笠感到政治斗争的严峻与严酷，也坚定了他站在蒋介石一边的立场。

　　当胡靖安谈到“校长派我们回来……”时，戴笠蓦然感觉，他离校长其实并不遥远，从上海交易所偶然邂逅之日起，冥冥中似乎早有定数。

　　而胡靖安看上去不过二十四五岁，却已是第二期老大哥，成为校长身边的人，令戴笠这位年届三十真正的老大哥自愧弗如，崇拜得五体投地。

　　戴笠开始敞开心扉，在胡靖安面前畅所欲言，将了解的情况毫无保留地告诉胡靖安。然后按照胡的吩咐，留心搜集连队中中共党员的情报，随时上报。

　　4月15日清晨，各连队入伍生像往常一样，跑步到操场集合。

　　与往常不同的是，学员们在操场排好队列后，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开始训练，操场四周有武装士兵在走动。灰蒙蒙的晨雾笼罩着操场上空，犹如沉重的阴霾压在每个人的心头。

　　山雨欲来风满楼。在死一般的沉寂中，骤然响起连长的声音：

　　“共产党在东莞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密谋暴动。奉校长指示，进行全面‘清党’，凡共产党员，请自动出列！”

　　透过浓雾，连长的声音沉重而冷峻，令每个人如雷贯耳。

　　在难挨的沉默中，没有一个人站出队列。

　　“谁是共产党员，在场各位心里都清楚，最好是自己站出来，免得连累大家！”

　　连长软中带硬的话发挥了作用，平时已经暴露身份的几名共产党员相继走出队列。

　　“还有，请主动站出来，不要等我点名！”

　　见大家无动于衷，连长拿出名单，点了十几人的名字。连同原先站出队列的，一共二十几人，被武装士兵带走。

　　这二十几人的名单，就是戴笠提供给胡靖安的。

　　连队“清党”之后，戴笠结束蛰伏状态，开始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公开发表旗帜鲜明的政治言论。

　　时值北伐军所向克捷，进展极速，很快将北洋军阀吴佩孚所部消灭殆尽，将统辖东南五省的孙传芳打得落花流水，控制了长江下游各省，转向中原挺进，直逼奉系军阀张作霖及其直鲁联军。为适应平原作战需要，蒋介石命令黄埔军校成立骑兵营，戴笠被选入该营，由上等兵晋升为中士。

　　这时军校政治部主要领导已在“清党”后调整，改由拥蒋的国民党人士担任，黄埔一期毕业、赴苏留学归来的邓文仪为政治部主任，胡靖安任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各级党部也重新改组，戴笠当选骑兵营党部执行委员。

　　不久，骑兵营奉命开往苏州驻防。一路北上中，戴笠已然是“春风得意马蹄疾”。

　　他是有理由对前途充满希望的，营党部执行委员虽不是什么重要官职，但他毕竟迈出了第一步；他本人又极受营长沈振亚赏识与器重；而骑兵营亦是国民革命军中一支独一无二的队伍，必然会深受总司令蒋介石的偏爱；他作为营党部执行委员，又与蒋有着上海交易所的渊源，加之胡靖安已赴南京，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副官，自然也会替他美言……

　　天时地利与人和这种种的因素凑到一起，倘若在战场上再小露身手，那结果岂不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部队驻扎苏州后，戴笠沉浸在美好的遐想中，企盼着早日开赴前线。不料就在这时，营长沈振亚告诉大家一个意外的消息：

　　“校长下野了。”

　　当时戴笠正在营部，营长的声音并不高，在他听来却犹如五雷轰顶。

　　“为什么会这样？”

　　愣怔半晌之后，戴笠瞪着血红的眼睛反问营长。在他看来，蒋介石已经成功清党，并已在南京建立政府，北洋军阀已是强弩之末，蒋氏已坐稳江山，怎么会突然下野？

　　“8月13日，校长在上海通电下野。”

　　营长又重复说。这对刚刚见到一线曙光的戴笠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由此带来的打击，较之他本人任何一次铩羽而归，更为蚀骨锥心。

　　他颓然地跌坐在椅子上……

　　雪窦寺，校长可识戴徵兰

　　当时，像戴笠这一级的黄埔军校学生，包括第三期毕业的营长沈振亚，并不了解国民党高层的复杂内幕。

　　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后，即形成宁汉对立的局面。汪精卫为达到倒蒋目的，既同意与宁方合作，又不放弃承认武汉为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的“正统”地位。为此，一方面兵分三路东征讨蒋，一方面与桂系暗通款曲，以达内外夹击逼蒋下野之目的。

　　在宁方，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的嫡系将领第一军军长何应钦达成一致，双方为各自目的，在军事上拒绝出兵抵制汉方进攻，形成逼宫之势。

　　蒋介石腹背受敌，被迫下野。

　　在饱尝国民党派系纷争之苦后，下野，不失为避开各派锋芒以退为进的权宜之计。

　　事实也正是如此，没有了共同的敌人，宁、汉、沪三派，即南京的李宗仁、武汉的汪精卫、上海的西山会议派，由同一战壕的战友旋即反目，互相倾轧，开始了重新洗牌。

　　尽管宁汉合流已经拉开序幕，但无可否认的是，桂系李宗仁绝不会让汉方汪精卫坐上第一把交椅；胡汉民、吴稚晖也以反共“先进”身份，借口武汉“清共”无诚意，反对汪精卫以“正统”自居；上海的西山会议派更是以反共“先进之先进”的资格，要求重新在国民党中央占有重要席位……

　　蒋介石下野后，北伐战争陷入停顿状态，孙传芳组织残部，联手直鲁联军张宗昌，伺机反扑。奉系张作霖已于当年6月在北京建立安国军政府，自封陆海军大元帅，加紧了对冯玉祥部，乃至阎锡山部的进攻。

　　黄埔学生一片呼声，吁请蒋校长复职，继续北伐。戴笠自然是其中最积极者之一。然而人微言轻，这呼声是否有作用也未可知。

　　正在苦无良策中，营长沈振亚交给戴笠一项重要任务：

　　“校长下野后已回奉化溪口，你挑选几人同行，速去溪口，向校长请命！”

　　沈振亚的话，令戴笠豁然开朗，急问：

　　“什么时候启程？”

　　“越快越好。你知道骑兵营在校长心中的位置，此行代表着骑兵营300人的心愿，见不到校长不能回来！”

　　“好！保证完成任务！”

　　戴笠深知此行的重要性，不仅代表骑兵营300名官兵当面恳请校长复职，更代表全体官兵向校长陈情，国民革命军中这唯一的骑兵部队，已面临弹尽粮绝的境地。

　　自蒋介石下野后，骑兵营便成了没娘的孩子，经费补给无处落实。与黄埔军校校总部联系，得到的答复是骑兵营已经离校，所需经费不在军校计划之中。与总司令部联系，更是无处接洽。眼看全营官兵就要断炊，沈振亚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特地挑选他认为骑兵营学生中能力最强、口才最好的戴笠，前往溪口晋见蒋介石。

　　与戴笠同行的，有骑兵营的刘艺舟与赖云章。

　　蒋介石的老家奉化县（今奉化市）溪口镇，位于宁波西南39公里处。当戴笠三人赶到溪口蒋氏老宅丰镐房时，蒋介石已去了附近的雪窦寺。

　　雪窦寺是浙东第一名刹，位于雪窦山山顶平地。雪窦山是四明山脉在奉化七十峰中最负盛名的一座山峰，因高于诸峰正中的乳峰，下面有一石窦，喷薄而出的泉水色白如雪，故称乳窦或雪窦，此山、此寺之名，盖源于此。

　　蒋介石母亲王氏与发妻毛氏均是虔诚的佛教徒，他本人也是礼佛甚恭，每次返乡游雪窦，都要去寺中与太虚法师长谈。此次下野后，更准备在那里休憩一些时日。

　　戴笠原本担心，他们几人皆为黄埔军校普通学生，万一校长不接见怎么办？但见到校长同父异母的兄长蒋介卿后，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蒋介卿不仅热情地安排他们在丰镐房住宿，而且答应派人带他们去雪窦寺晋见。

　　第二天一早，蒋介石的一名卫士便带领戴笠三人，赶往11公里外的雪窦寺。

　　这是自上海交易所相识后，戴笠第一次面见蒋介石。卫士通报后，戴笠三人穿过大雄宝殿，走进一间方丈室。三人向蒋介石行过军礼后，恭恭敬敬站在一旁。

　　蒋介石身着便装，端坐在香案的一侧，正在翻阅手中文件。时隔五年，看上去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只是略显清瘦与憔悴，但英武凛然之气依旧，器宇轩昂如初。那种不怒自威、不彰自刚的神情，令戴笠一目了然：校长绝不会因下野而消沉。

　　当蒋介石放下手中文件，将目光移向三名黄埔学生的时候，戴笠双手捧着沈营长及全营学员给蒋介石的陈情信，毕恭毕敬地递到蒋介石面前，然后“啪”的一个立正，向蒋介石举手行礼，朗声说道：

　　“报告校长，骑兵营全体官兵恳请校长收回成命，尽快复职，带领我们继续北伐！”

　　蒋介石看着戴笠，微笑着点点头。

　　戴笠心中一阵激动，但他无法判断，蒋介石是否能认出站在他面前的，就是上海交易所的戴徵兰。

　　蒋介石仔细地看完陈情信，然后问：

　　“现在骑兵营情况怎么样？”

　　戴笠如实汇报了骑兵营的困境，表示了对骑兵营前景的担忧。蒋介石听后说：

　　“回去转告沈营长，困难是暂时的，一切很快会好起来。”

　　蒋介石的话给三人吃了定心丸，大家都相信蒋介石很快就会复出。三人兴致勃勃地离开雪窦寺，返回苏州。

　　向沈营长汇报晋见校长的情况后，沈营长同样深受鼓舞。尽管他们皆不知校长下野内幕，不知宁汉对峙以及桂系李、白联手何应钦与汉方呼应逼宫内情，仍一致认为，校长复出指日可待。无奈远水不解近渴，兴奋过后，沈营长还是免不了发愁：

　　“眼下难关怎么渡过？营里已经揭不开锅了。”

　　为了营里不至于断炊，沈营长已让妻子变卖了全部首饰，但对300人来说，那点钱无异于杯水车薪。

　　“不如让大家暂且自谋生路，待校长复出后，立即归队。”戴笠提议说。

　　“话虽如此，只是此事责任重大……”

　　沈营长最终不敢下令遣散学员，只是无以糊口，学员们不得不自谋生路，纷纷离开了骑兵营。

　　戴笠本不愿在部队如此困难的情况下离去，尤其觉得对不住沈振亚的信任，但留下来也是于事无补，白白增加一张嘴。正在左右为难之际，忽而接到家中来信，说他的族侄女戴学南因涉嫌加入共产党，在杭州被捕，随时有生命危险，让他赶快想办法营救。

　　戴笠立即向沈营长请假，遄赴杭州。

　　然而连他本人也没有想到，此一别，他便再也没有返回骑兵营。

　　当年11月黄埔军校迁往南京，更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暂时离队的骑兵营学员全部返校，继续完成学业，唯独戴笠未归。

　　直到第六期学员举行毕业典礼，仍未见戴笠身影。

　　戴笠去了哪里？对他来说，还有什么事情比完成军校学业更为重要？

　　老同学出手救援

　　戴笠知道，族侄女因“共产党嫌疑”被抓，要营救她只能到浙江省党部清党委员会找关系。可是省党部那个级别对戴笠来说，实在是架起云梯也够不着的高层机构。作为黄埔军校未毕业的学生，戴笠充其量只能算个大头兵，到哪里去找这么高层的关系呢？

　　涉嫌加入共产党，是个很严重的“罪名”，随时会有生命危险。戴笠心急如焚，一到杭州就在同乡中打听，有没有在省党部认识的人。事情还真有凑巧，浙江省党部不仅有江山籍老乡，而且不用任何人介绍戴笠便可直接登门求助，他就是戴笠的同窗好友姜绍谟。

　　自从在张冠夫的婚礼上与姜绍谟邂逅，转眼七年过去了，有关姜绍谟的消息戴笠知之甚少。姜绍谟从北京大学预科到升入北大政法系直至毕业，一共要读六年，这是戴笠早就知道的。至于姜绍谟北大毕业后去了哪里，戴笠报考黄埔军校前没有听说，进入军校后就更无从知晓了。

　　姜绍谟没有南下广州，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为此戴笠还曾为姜绍谟感到遗憾，如今一打听才知道，姜绍谟在北京时就已加入国民党，毕业后回到浙江，如今已经是浙江省党部委员、省防军政治部主任、省党部清党委员会委员。可以说，姜绍谟已是名副其实的成功人士，是浙江青年中独一无二的领军人物，可谓前途无量！

　　令戴笠如释重负的是，姜绍谟正好在“清党”委员会负责情报和审查工作，看来族侄女有救了！

　　但转念一想，若族侄女真的加入了共产党，姜绍谟能为他网开一面吗？这毕竟是个原则问题。再说，如今两人地位悬殊，姜绍谟是否顾念旧情也未可知。怀着忐忑的心情赶到省党部，找到姜绍谟之后，戴笠却被眼前这位衣冠楚楚的青年干部惊呆了——

　　姜绍谟身着中山装，身姿挺拔，温文儒雅，俊朗帅气逼人，哪里还有当年那个胖乎乎的腼腆少年的影子！

　　姜绍谟正与两位同事谈论着什么，偶然回头，看到了站在门口的戴笠，惊喜地大叫起来：

　　“徵兰兄！”

　　他随即迎过来，紧紧握住戴笠的双手。

　　戴笠激动万分，面对这位年轻的省党部高级官员，当年一起畅游仙霞岭形影不离的岁月恍如隔世。亲不亲故乡人，尽管两人地位已是云泥之别，不变的乡情与同窗友谊让姜绍谟同样“不以乘车轻戴笠”。

　　“次烈兄，你的变化太大了，要是在街上碰到，我真不敢认你了！”戴笠无限感慨。

　　“你的变化也不小，看上去虎虎生风。”

　　姜绍谟当即与同事打个招呼，与戴笠一起来到附近茶楼，两人边饮茶边聊天，小半天时间倏忽而逝。当戴笠准备告辞返回临时住宿的黄埔同学会时，姜绍谟说什么也不同意，非要戴笠住到他的家里不可。

　　“反正骑兵营也散了，你在这里先住些日子，然后看看安排个什么事做。”

　　盛情难却，戴笠便暂时在姜绍谟家住了下来。三天后，族侄女的事情有了消息。姜绍谟经调查认定，这个北师大毕业的女生只是一时“糊涂”，并非真正的“共党分子”，于是亲自下令释放戴学南，并购买船票将她送回江山老家。

　　姜绍谟又征求戴笠的意见，是否愿意在他管辖的部门任职。戴笠考虑再三，他的确需要一份差事，聊以糊口，只是他不愿轻易依附朋友。他认为只有自己闯出一条路子，才有资格与朋友平起平坐。他心中已有一个打算，那就是追随胡靖安。

　　早在骑兵营开赴苏州之初，胡靖安因与代理校务的方鼎英不和，便已返回南京总司令部，任侍从室副官。戴笠知道胡靖安的工作离不开情报，必然需要擅长情报工作的助手，在广东他与胡靖安相处不错，也颇得胡靖安赏识，投靠胡靖安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只是溪口之行未见胡靖安，也打听不到他的消息，心里十分担忧和牵挂。

　　有天晚上吃饭，姜绍谟告诉他：

　　“听说蒋先生已离开奉化，经杭州到上海去了。”

　　“什么时候？”戴笠急问。

　　“就在今天。”

　　正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戴笠当即决定：

　　“我明天去上海。”

　　尽管胡靖安没有去溪口，但作为擅长情报工作的侍从室副官，戴笠断定他不会离蒋介石太远，说不定就在上海。第二天一早，戴笠即动身赶往上海。

　　在上海拉都路二十号蒋介石下榻的公馆外，戴笠连续蹲守三天，眼见校长的汽车进进出出，却没有发现胡靖安的身影。他自知无资格晋见校长，而又无其他线索寻找胡靖安，只好继续在此蹲守。

　　第四天晚上，随着蒋介石的汽车驶进公馆，四周归于宁静，戴笠也愈发疑虑重重：难不成胡靖安真的不在校长身边？这样一想，心中不由得茫然懊恼起来。

　　他垂头丧气地向回走，在灯光昏暗的弄堂中，差点儿与一个人撞个满怀，就在猝然一惊间，一个足以令他振聋发聩的声音当头响起：

　　“戴雨农！”

　　这个声音太熟悉了！戴笠登时喜出望外，一肚子的忧急沮丧瞬间烟消云散……

　　甘当义务情报员

　　来人正是胡靖安。

　　在此处邂逅戴笠，胡靖安也是一脸的讶异：

　　“戴雨农，你怎么会在这里？”

　　“主任，我是来找你的。”

　　“找我？”胡靖安愣了一下，接着笑起来，“刚还提到你呢，只是没人知道你的下落，没想到，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主任有何事，尽管吩咐。”

　　“校长明天东渡日本，要我留下来组织一个情报联络组。”

　　“情报联络组？”

　　戴笠激动得眼珠子都瞪圆了，心里更是庆幸不已，幸亏自己在这个时候赶来了。但是胡靖安说：

　　“我知道你有做情报工作的特长，是联络组的最合适人选，只是……”

　　胡靖安斟酌着，因为蒋介石尚未复职，联络组实际是一个“黑”单位，除了他本人有地方领取薪水外，其他成员以及活动经费，都要各自负担。他既欣赏戴笠的才干，又担心戴笠生活无着，不愿接受这份工作。

　　听胡靖安说明情况后，戴笠当即表示：

　　“为校长效力，有无报酬无关紧要，生活的问题我自己想办法解决，这一点主任尽管放心。”

　　胡靖安听了非常高兴，当即递给戴笠一张名片，让他明天上午按照名片上的地址到联络组报到。

　　可是戴笠说过大话之后，面临的困难却无法解决。由于手头拮据，食宿无着，他到上海后，仍然硬着头皮住到张冠夫家里。张冠夫自然没有二话，只是表妹王秋莲，对他的态度比上次更差。这也难怪，王秋莲原本因为他“不务正业”而拒婚，上次流落上海已证实王秋莲没看错他；如今好不容易考上军校有了点起色，不料再次回落到原点，这让王秋莲对他更加蔑视，与他似有不共戴天之仇，轻则冷嘲热讽，重则直接把难听的话说到他脸上。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钱！

　　张冠夫在商务印书馆做会计，是普通的小职员，收入有限。王秋莲精打细算，日子总算还过得去。可她这位表哥一而再再而三地来蹭饭打地铺，让她觉得无端地增加了一份负担，她本人又狷急任性，自然冷言冷语不断。

　　这不，戴笠一进门，就听到她又在数落：

　　“别人考上黄埔，哪个出来不是呼风唤雨，最差也能混个连排长当当。他倒好，还是打流混日子，这样的人，你接济他，啥时是个头？”

　　“连排长！”这话让戴笠恨得牙根疼：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若在姜绍谟手下任职，又岂是连排长能望其项背的？他虽屡遭失败，又何曾看得上连排长？惟眼下，马瘦毛长，人穷志短，只得厚着脸皮住在这里，任凭表妹挖苦奚落。

　　他闷声不响地走进屋，在地板上拉开铺盖，倒头便睡。心里暗暗盘算着，明天到胡靖安那里领了任务，然后就离开这里。他原本也是打算住三五天，工作的事有了着落就离开。即使下一步没有地方住宿，也不会再打扰表妹。

　　第二天，戴笠按照胡靖安名片上的地址，来到拉都路二十号胡靖安主持情报工作的住所。当时胡靖安已联系了多名黄埔学生，其中有蔡劲军、成希超、许宗武、王兆槐、东方白等人，后来第六期的乔家才也加入其中。

　　戴笠在黄埔军校期间交友极为慎重，往来较多的同学除徐亮、王孔安外，就是乔家才。戴笠当选营党部执行委员后，需经常到黄埔特刊党部去接洽党务，由此结识了担任特刊党部常务委员的乔家才。乔家才是山西人，后来戴笠出任复兴社特务处处长，乔家才被派往山西，出任山西情报站站长。其他在军校期间有往来的，还有河南的刘艺舟、湖南的劳建白、广西的何莪芳、江苏的东方白等。

　　联络组成员的任务是利用亲戚、朋友、同学等关系，搜集共产党与一切反蒋势力的情报，交到胡靖安手中，由胡靖安整理后寄给蒋介石。

　　戴笠多年打流，都是在沪杭一带活动。考虑在杭州同学同乡比较多，又有姜绍谟那样身处高层的好友，因此他决定先去杭州，由姜绍谟给介绍一些朋友，他觉得来自高层的信息应该更有价值。

　　返回张家后，戴笠将张冠夫叫到一边，向他说明情况。

　　张冠夫对戴笠的看法与王秋莲相反，他一向认为戴笠非等闲之辈，佩服他敢闯敢干、敢于冒险犯难，相信他“一朝遇雷雨，绝非池中物”。在张冠夫看来，凭着戴笠的善交游，头脑灵活，办事执着，一定能干好这份情报工作。又是给蒋介石搜集情报，说不定这就是那个“遇雷雨”的好机会，因此极力支持戴笠的选择。

　　有无报酬不要去计较，这也是张冠夫的观点。只是张冠夫囊中羞涩，倾其所有，也仅能凑出几块钱，悉数交给戴笠权作川资。

　　随后，戴笠跑到楼上，向他的另一位好友——文溪高小同学王蒲臣告辞。

　　戴笠与王蒲臣并非同窗，王蒲臣比戴笠小五岁，两人在文溪高小交叉时间仅一年，这样一头一尾两个年级的同学，犹如两条永不交叉的平行线，照常规连相识都无可能，偏偏戴笠爱管闲事，这一管就管出了个莫逆之交。

　　王蒲臣是江山县城关人，出生于1902年，进入文溪高小后，由于在新生中年龄最小，常常被人欺负。有天被一个叫姜润才的同学当马骑，在地上边爬边哭，恰巧被戴笠看到。戴笠一个箭步冲上去，一把将姜润才从王蒲臣背上揪下来，痛加斥责。当时戴笠是毕业班的优等生和班长，在全校同学中有一定影响。从此有戴笠保护，再也没人敢欺负王蒲臣，两人也成为好朋友。

　　为此，王蒲臣的姐姐王蕉梅与戴笠的妻子毛秀丛拜了干姐妹，两人的友谊变成了两个家庭的友谊，后来王蕉梅嫁给了戴笠的同窗好友，两个家庭的往来更加密切。

　　巧合的是，王蕉梅随夫移居上海后，与张冠夫同住一幢楼，王蕉梅住楼上，张冠夫住楼下。戴笠每次到张冠夫家，王蕉梅都会在经济上给予接济。戴笠发迹后时时不忘报答救济之恩，直到退居重庆，仍由回沪人员给王蕉梅带送礼物。

　　时逢王蒲臣来上海找工作，就住在楼上姐姐家；戴笠在楼下张冠夫家打地铺的这几天，王蒲臣正在楼上姐姐家打地铺。

　　见到王蒲臣，戴笠告知了自己的情况，王蒲臣当即拿出20块银元交给戴笠。

　　与王蒲臣告别后，戴笠遄赴杭州，仍然住在姜绍谟家。次日上午，戴笠骑着姜绍谟提供的脚踏车，赶往位于昭庆寺的黄埔同学会，会见朋友，搜集信息。刚踏进寺院大门，忽然传来一个久违了的声音：

　　“徵兰兄！”

　　戴笠转身一看，一个个头矮小却精干威武的年轻军官，正笑吟吟地向他走来。

　　定睛一看，这不是他的结拜兄弟胡宗南吗？可是，他明明佩戴着少将军衔！

　　难不成，短短三年时间，寿山兄已晋升少将？

　　而他戴徵兰，还仅仅是个未毕业的黄埔学生，陆军中士！

　　浙省青年两精英

　　来人正是胡宗南。

　　正所谓山不转水转，在黄埔军校寻不到胡宗南，想不到在这里意外邂逅，戴笠一时乐得嘴巴都扯到了耳朵根，连声问：

　　“寿山兄，你怎么会在这里？快说说，你都参加了什么战役，什么时候晋升的少将？”

　　“徵兰兄，你还是这个急脾气。跟你说吧，我这个少将差点就胎死腹中。”

　　这句话让戴笠吃了一惊，他还以为是胡宗南的少将军衔胎死腹中呢，原来是胡宗南在黄埔军校的复试中差一点被拒之门外。

　　两人借用黄埔同学会的一间办公室，一边喝茶，一边叙起了别后各自的经历。

　　湖州一别，胡宗南赶往广州，在黄埔军校复试前参加体检时，由于他身高不到1.60米，被负责体检的考官刷了下来。

　　这太让他出乎意料了，倘若就此罢休，这个未来“天子第一门生”真的就胎死腹中了。如此满怀希望而来，岂有不进复试考场就给打回去的道理！胡宗南据理力争，当即与考官发生激烈争辩。恰在此时，军校党代表廖仲恺由此经过，听到胡宗南说话慷慨激昂，极富革命热情，又知其通文墨，有文化，便写了一张字条交给考官：

　　“国民革命，急需大批人才。只要成绩好，身体健康，个子矮一点是不应该不录取的。”

　　这张字条，让胡宗南的命运须臾之间峰回路转。虚惊一场之后，胡宗南参加了文化课复试，顺利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

　　胡宗南虽个头矮小，却作战勇猛，不畏生死，在以后的东征、北伐中，屡次战场立功，火线升职。如今，胡宗南已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第一军第一师少将副师长代理师长职，驻扎杭州，并刚刚以代师长身份参加了龙潭大战。

　　听了胡宗南的经历，戴笠佩服得五体投地，更是感慨万千，连连笑称：

　　“寿山兄，我如今改名戴笠，字雨农，没想到真成了‘戴笠之人’。我的朋友一个个都高升了，成了‘乘车之人’。在浙江同乡中，最出人头地的，除了寿山兄，还有我在文溪高小的同窗好友次烈兄。”

　　“古人云：莫以乘车轻戴笠。戴笠者，必大器晚成，后来居上。”

　　“好，寿山兄，借你的吉言！”

　　说罢，两人哈哈大笑。

　　有胡宗南、姜绍谟这样来自军政界高层的朋友，戴笠相信，他这个情报员的工作，必会很快打开局面。对胡宗南如此这般一说，胡宗南连连叹息：

　　“哎，还想请你去我那里当个副官呢，看来没希望了。”

　　“你和次烈兄都想给我个饭碗，我心领了，还是先帮我把这个没报酬的工作做好吧。”

　　“那还用说。校长很快就会复职，这一点毋庸置疑。给校长做情报，说不定就是一个好机会。目前各派系争斗激烈，形势复杂，情报工作至关重要，雨农兄的工作，于公于私，我都义不容辞，定当全力支持。”

　　对眼下时局，胡宗南自然比戴笠掌握的情报更多。

　　当时抵制孙传芳反扑的龙潭大战结束之后，以桂系为首的南京政府却无意北进，只是一味地扩军，以备武力征讨武汉，打开南京与广西老巢的通道。武汉方面即使在刚刚结束的与北洋军阀的作战中，也并未用心，而是一门心思经营自己的地盘，扩充实力，随时准备与南京方面抗衡。

　　尽管宁、汉、沪三方终于合流，三个国民党中央于9月中旬组成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宁、汉两地国民政府也已合二为一，但由于特委会与南京政府被桂系与西山会议派把持，汪精卫被剥夺了“合法”领袖地位，不肯善罢甘休。而控制了南京政府的桂系，急于打通宁、桂通道，对两湖地盘虎视眈眈，巴不得立即发起进攻。于是，新的战争迅速在宁、汉之间酝酿与展开。

　　“如此混杂且瞬息万变的局势，对远在日本的校长来说，情报的准确性与及时性，直接关系到对时局的掌控，也关系到我们黄埔学生的命运。”

　　胡宗南这一番话，令戴笠大开眼界，大有“共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更感到自己肩负的使命远非有无报酬那么简单，但情报工作尚未打开局面，不由得有些着急：

　　“这个情报工作怎么做，我现在还没摸出门路。”

　　“会有办法的，介绍我见见次烈兄，我们一起商量一下。”

　　“对呀！我倒忘了，你们两人一文一武，堪称浙籍青年的楷模，若强强联手，必将事半功倍。”

　　胡宗南来黄埔同学会，就是为了联系同乡、同学，坚定地站在蒋介石一边，为蒋介石复出做准备，联络姜绍谟这样的省内高官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浙江省党部，两位浙江青年中的佼佼者见面了，经戴笠一番介绍，两人都有相见恨晚之感。随后，三人到附近一家茶馆，边饮茶吃点心，边畅谈时局，并为戴笠的情报工作支招。

　　为了帮戴笠解决生活问题，胡宗南决定介绍他去南京黄埔同学会毕业生调查处工作。这项工作工作量不大，每月有十几元报酬，不仅可以解决基本生活费，同时也有了广泛联系黄埔同学的机会，便于他搜集各方面情报，对其情报工作大有裨益。

　　胡宗南强调说：

　　“南京毕竟是国民政府所在地，信息比较集中，尤其眼下桂系控制大局，相关情报更为重要。去南京，宜早不宜迟。”

　　戴笠不得不承认，胡宗南的政治嗅觉远比他敏锐得多。

　　“浙江这边军政界情报，我和次烈兄会及时传递给你，你就放心去吧。”

　　“好！两次杭州真是来对了！”戴笠不无感慨与庆幸。

　　第二天一早，戴笠便登上了北去南京的列车，下车后直接赶往黄埔同学会报到，从此一边工作一边广泛结交黄埔同学，搜集各方面情报。晚上，便将搜集到的情报，以及胡宗南、姜绍谟、张冠夫等人发自浙江和上海方面的情报，进行整理，抄写清楚，寄到上海胡靖安处，由胡靖安筛选后寄发给蒋介石。

　　由于结识的人越来越多，搜集的情报及有价值的情报也越来越多，戴笠的情报工作渐入佳境。但就在这个时候，胡靖安的一封来信打乱了他的计划。

　　“速回沪……”

　　看着胡靖安的寥寥数语，戴笠一头雾水，有什么事这么急，要打断他刚刚打开局面的工作？

　　元老与晚生

　　胡靖安并无特别紧要之事，而是他要离开上海返回家乡一段时间，联络组的工作需要有人负责。

　　尽管联络组成立时间不长，但戴笠在情报工作方面所表现出的天赋和他对情报工作的热衷与执着，以及所做出的成绩，都是其他人无可企及的。尤其他不计报酬的态度，深得胡靖安佩服。也正因为没有报酬，已有多人先后离开联络组。

　　胡靖安要找人代理组长职务，自然就想到了他最信任的戴笠。他对戴笠说：

　　“校长复职以后，联络组肯定要扩大，我会为你申请一个不错的职务。”

　　胡靖安言外，自然有提拔戴笠之意。戴笠何尝不明白胡靖安的意思，即使不被提拔，他也愿意做这个代理组长。

　　胡靖安又把组里仅剩的几名成员蔡劲军、许宗武、乔家才等人找来，向他们交代任务，答应以后为他们每人在总司令部申请一个正式职位，并在离去前给他们留下一笔生活费。

　　随后，戴笠辞去南京黄埔同学会的工作，与几名联络组成员一起，搬进拉都路二十号情报联络组住所。

　　戴笠知道，要想取得重要情报，首先需要与高层打成一片。他流落沪杭多年，对上海的熟悉程度并不亚于杭州，可以说每一条弄堂几乎都能叫出名字，唯独不知上海的庙堂大门朝哪开。按常规出牌是无法在上海打开局面的，只有剑走偏锋，他决定单枪匹马闯庙堂，直接去龙华拜见上海警备司令、上海清党委员会主任委员杨虎。

　　杨虎，字啸天，安徽宁国人，生于1889年，早年加入同盟会，先后追随陈其美、黄兴、孙中山、蒋介石，曾官拜护法军政府参军、非常大总统府参军、大元帅府参军，是国民党元老级人物。

　　杨虎与上海渊源甚深，早在同盟会时期便经常往来于租界，辛亥年曾追随陈其美攻打高昌庙江南制造局；后曾出任苏军总司令、海军陆战队司令兼代海军总司令，在护国战争中发起肇和兵舰之役，率部起义，干得惊天动地，其大名在上海滩无人不晓。而“四一二政变”“清党”之役，杨虎、陈群等人借助帮会势力，捣毁了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总工会，将3000工人纠察队全部缴械。由此可见，杨虎与帮会，亦是渊源甚深。

　　而杨虎，也是蒋介石义结金兰的把兄弟。

　　对杨虎这个元老级人物来说，戴笠这个黄埔军校第六期的学员，实在是晚辈中的晚辈。当卫兵进去通报后，他站在门外的台阶上足足等了有20分钟。无论怎样，他相信杨虎不能不见，因为他打出的第一张“王牌”足够分量：校长的学生！

　　果然，卫兵让他进去。

　　戴笠有礼有节，不卑不亢，郑重其事地对这位元老说明来意。杨虎听后放声大笑。

　　戴笠自然知道杨虎所笑为何。且不说自己辈分如何低，就目前身份，他不过是一个除胡靖安之外，没有任何人认可的义务情报员。但他相信，他的第二张王牌也足够分量，那就是：为校长搜集情报！

　　他相信，蒋介石这个交换过金兰帖的把兄弟，毫无疑问会为蒋介石的复出尽力。

　　他也了解过杨虎，自幼读书不多，不失为勇冠三军的赳赳武夫，为人坦荡豪爽，虽居上海警备司令高位，仍不改江湖犷悍之风。

　　他不动声色，依旧面容严峻，双目炯炯，执着地盯着杨虎等待答案。杨虎终于收敛笑容，走到戴笠身边，一巴掌拍在他的肩上：

　　“好，戴雨农，我为你开这个先例，这个忙我会一帮到底的。不过，在上海滩做情报，有一个人你不能不拜。”

　　“谁？”

　　“杜月笙！”

　　戴笠一下子愣住了。

　　“怎么，大名鼎鼎的青帮大亨杜月笙杜先生，你不会没听说过吧？”

　　戴笠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

　　他自然想到过拜访杜月笙，也知道杜月笙会有求必应，但杜月笙当年的话犹言在耳：

　　“辛亥年以前，上海滩的青帮以‘大’字辈当家。这些‘大’字辈的老头子，都是身份地位极高的。……但自从‘大’字辈以下，则是泥沙俱下了。帮会在上海滩势力的确很大，可在这个洋人的地界里，又怎能不涉及烟、赌、娼呢？一涉及这些，必然就和‘黑’字沾了边……”

　　连青帮起家的杜月笙都对这个“黑”字讳莫如深，极力在“四一二政变”“清党”之役中卖力，以期将“黑”洗“白”，戴笠又怎能主动向帮会靠拢呢？

　　“杜月笙，他是我的结拜兄弟。”

　　杨虎的话，再次令戴笠大吃一惊。

　　说话间，一位文雅书生模样的中年人走进来，杨虎指着中年人对戴笠说：

　　“这位是我的搭档，陈群陈先生，大号陈人鹤，我们都是杜先生的结拜兄弟，也是杜先生介绍我们加入青帮的。”

　　这番话令戴笠更为震惊，堂堂的国民党要员，与帮会有来往也就罢了，为什么要加入青帮呢？杨虎却颇为得意，接着说：

　　“要知道，杜先生他本人才是青帮‘悟’字辈，却介绍我和陈先生拜了威望极高的‘大’字辈张仁奎老太爷，成了‘通’字辈，说起来比杜先生还高一辈呢。”

　　见戴笠一脸惊愕的表情，细心的陈群笑着对戴笠说：

　　“革命，不以先后论资格，不以出身论贵贱。帮会是时代的产物，帮会中不乏仁人志士。我们加入帮会，就是为了团结帮会中的进步势力，将这部分人拉入革命阵营。”

　　戴笠头一回听到这样的理论，惊愕得半晌说不出一句话，陈群接下来的话，令戴笠更是大跌眼镜。

　　“租界巡捕房的黄金荣黄老板，称得上青帮教主了吧，他可是蒋先生的恩师；早年孙中山先生也曾登门拜访，并亲自书写扇面赠送黄老板，感谢黄老板在法租界对革命党人的保护。”

　　陈群时任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政治部主任兼“清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与杨虎这番话，令戴笠大长见识。戴笠当即决定登门拜访杜月笙，当他说出这个想法后，杨虎说：

　　“稍等，还是先打个电话预约一下，我陪你一道去。”

　　说罢，杨虎拿起了电话。

　　后来杨、戴、杜杭州三结义，谈起第一次见面，杨虎说：

　　“雨农一个军校后生，初次见我这总司令就不卑不亢，态度恭谨坦诚，说话得体，要言不烦，我哪还敢小看你呢，哈哈哈！”

　　春申门下三千客

　　1927年的杜月笙，正处在一生命运中由“黑”洗“白”的转折点，杜月笙及青帮与蒋氏政权的结合，正是开始于“四一二政变”“清党”之役。此前，随着黄金荣的退休归隐，杜月笙在法租界的势力早已取黄金荣而代之，其影响也远远超出了黄金荣的鼎盛时期，势力也已由法租界扩展到公共租界、华界，涵盖了整个黄浦滩头。

　　两年前，杜月笙在华格臬路盖起一座中西合璧的豪宅，将已进门的一妻二妾，分别从钧福里、民国里两处住宅中，搬到新公馆居住。

　　华格臬路在大世界附近，与跑马厅隔两条街，地点适中，闹中取静，气派非凡。

　　杨虎的电话打到杜公馆的时候，杜月笙正在书房里练习写字，管家万墨林接电话后转告杜月笙，说杨司令要带一位朋友登门拜访。杜月笙一听，高兴地回答：

　　“杨司令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让他们过来吧。”

　　说完，杜月笙放下笔，来到大厅恭候。当看到杨虎与一位年轻军官一前一后从天井里走进来的时候，杜月笙欣然迎出门外，朗声高喊：

　　“杨司令大驾光临，愚兄可是倒履相迎啊！”

　　“倒履相迎”，此情景确是十分贴切。戴笠默默打量着杜月笙，只见他满面春风，一脸的欢喜表情，想必杨、杜之交，并不亚于东汉人蔡邕与王粲吧。

　　杨虎哈哈大笑着说：

　　“月笙兄，自家兄弟，你还是直接喊我啸天吧，我听着顺耳。”

　　“好，啸天兄，这位是……”

　　杜月笙刚要请杨虎介绍戴笠，不料一看戴笠，猛然间就愣住了，这位英姿飒爽一表人才的年轻军官，不就是当年那个落魄的戴徵兰么！

　　戴笠则一脸微笑地看着杜月笙。

　　杨虎忙指着戴笠向杜月笙介绍说：

　　“这位是骑兵营党部执行委员、总司令部情报联络组负责人戴雨农先生。”

　　“戴雨农？哈哈哈，他明明就是戴徵兰！”

　　杜月笙哈哈笑着迎上去，热情地握住戴笠的手：

　　“戴先生，杜某果然没看错人！”

　　“承蒙杜先生当年指点迷津，慷慨相助。”

　　“哪里哪里，都是戴先生气度不凡，令杜某不敢小觑。”

　　两人一阵寒暄，倒把杨虎看得莫名其妙，好半天才弄明白。

　　“好，既然你们认识，事情就更好办了。”

　　三人在会客室落座，万墨林亲自侍奉茶点，然后扃室密谈，很快为戴笠拟定出一套搜集情报的方案。

　　此时的杜氏门人、弟子，上至上海警备司令部、“清党”委员会、上海市党部、社会局、工会，下至茶楼酒肆、烟馆赌场、戏院堂子等，可以说遍布上海滩的各行各业。上海滩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在最短时间内传进杜公馆。

　　而当时的上海，以其租界的特殊地位和水陆码头等有利条件，自民国以来，便成为微妙的政治中心，各派势力的头面人物、下野政客、过气军阀等等，无不聚集租界。在这里，几乎每天都在进行着政治军事的策划、交易，与各种情报的交换。蒋介石下野后，各反蒋势力更是云集租界，汪精卫也翩然抵沪，在这里与其同党策划、密谋与桂系及西山会议派等进行政治较量与交锋的各种方案。

　　因此，上海的情报，应该说是重中之重。而走进华格臬路杜公馆，就等于打开了获取重要情报的大门。遍布整个黄浦滩头的杜门弟子，会将各种情报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地汇集而来。

　　春申门下三千客，

　　小杜城南五尺天。

　　告辞离去时，戴笠看到了这幅悬挂在会客室两楹的对联。

　　上联写战国时期春申君，仗义疏财，交游广阔，以门下食客多达三千而著称；下联指唐朝京城长安南郊的杜曲地方，盛唐时为贵族住宅地。因簪缨世胄，门第高贵，大有去天尺五的显赫气势。以此典故暗喻杜月笙有如春申君仗义疏财，朋友、门生遍天下；杜公馆富埒王侯，财势熏天，往来皆权贵，门厅煊赫。

　　此联出自前总统黎元洪的秘书长饶汉祥之手。1923年6月黎元洪下野后抵沪，在杜美路二十六号杜月笙新购置的那幢美轮美奂的小洋楼中，一住就是三个月，一切饮食起居、出行警卫，全部由杜氏门生承担。

　　出于对杜月笙的感谢，黎元洪安然离沪时，其秘书长饶汉祥特地题写此对联，赠予杜月笙，以彰显他的慷慨好客，杜门的群贤毕集。

　　看看这副对联，再看看笑吟吟的杜月笙，戴笠心中暗自庆幸：结识如此挚友，实乃人生一大收获。当然还有这位杨司令，虽不免有些大而化之，却又极富热心，为人豪爽，有这些手眼通天的朋友相助，这个情报工作岂有做不好的道理！

　　在杜月笙、杨虎等人的帮助下，戴笠在上海的情报工作很快打开局面，得到了许多其他人难以得到的重要情报。乔家才多年后在台湾发表《为历史作见证》一文，回忆当时情况说：“供给情报最多的，就是戴笠，每天都交给我很厚的一个信封。”并感慨称，“戴笠真有本事，不知从哪里找来那么多的情报，假如没有他帮忙，胡靖安每天的报告恐怕就成问题，无法交卷了。”

　　尤其在胡靖安离开上海、戴笠主持联络组工作期间，情报工作收获甚丰。

　　但是，胡靖安给情报联络组留下的生活费不多，没几天便花光了，几人的吃饭成了问题。尽管戴笠经常出入华格臬路杜公馆，却轻易不愿向杜月笙求助，最后还是在乔家才等人的劝说下，为了联络组不致解散，戴笠才不得不向杜月笙张口。

　　杜月笙听后，望着戴笠，半晌没有言语，然后摇摇头一声长叹，令戴笠一时摸不着头脑，却听杜月笙说：

　　“戴先生，你我相识这么久，我杜某人何曾把你当过外人？何况你是为蒋先生做事，为政府做事，做的都是大事！”

　　杜月笙的态度，令戴笠十分感动。在杜月笙的帮助下，联络组的困境迎刃而解。

　　此后不久，戴笠在拉都路二十号接到万墨林的电话，称杜先生已到杭州杜庄，约戴笠前往杜庄，有要事相商。

　　杜月笙在浙江曾建造两幢别墅，一幢在莫干山，一幢在西湖之滨。西湖之滨的别墅便是杜庄，是一幢两层楼的西式洋房，内部装修中西合璧，陈设考究，古董字画，琳琅满目。

　　戴笠料理好手头工作，旋赴杭州，来到位于西子湖畔的杜庄，一进门便看到了坐在大厅里的杨虎，既惊诧又惊喜：

　　“杨司令何时到此？”

　　“已经来两天了，专等着你老弟大驾光临呢！”

　　杨虎这声“老弟”，让戴笠着实吃了一惊。对于这位国民党元老，戴笠这辈子也不敢主动称兄道弟。原来上海“清党”不久，宁波方面为借鉴上海“清党”经验，时任宁温台防守司令的王俊，与宁波警察局长蒋鼎文，邀请杨虎与杜月笙等人赴宁波协助“清党”。如今宁波“清党”已告结束，又邀请二人前往宁波小聚，共商嗣后大事。去宁波不能不到杭州，两人决定在这里了却一桩大事。

　　这桩大事与戴笠有关，东道主杜月笙见戴笠发愣，神秘地一笑说：

　　“戴先生，我们今日在此相聚，是有几桩大事要办，只是事出匆促，没来得及与你商量。这头一桩要办的大事么，还需要先请你定夺。”

　　杜月笙说着，递过来几张兰谱，戴笠接过一看，立马就明白了，杨、杜要与他交换金兰帖。从今日起，他与这位上海滩大亨及这位国民党元老，将再无辈分之分。

　　杜月笙与杨虎，早在“四一二政变”“清党”之役的前夜缔结金兰。当时是六兄弟结拜，是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与三位国民党高层杨虎、陈群、王柏龄，在杜公馆一楼的大厅里，歃血为盟，结为异姓兄弟。

　　如今，为了结交戴笠这位新弟兄，杜月笙与杨虎又在杜庄一楼会客厅，于当天下午与戴笠焚香结拜，海誓山盟。三人按年龄长幼排列，杜月笙长杨虎一岁，为长兄；杨虎排行第二；戴笠排行第三。

　　三人结拜异姓兄弟，是戴、杜真正结合的开始，在此后戴笠一生的特工生涯中，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在“八一三”抗战和此后上海锄奸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戴笠：黑暗时代里最黑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