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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了组长，成了光杆司令

　　就在戴笠负责的情报联络组工作顺利开展的时候，11月10日，蒋介石自日本回到上海。当时局势已渐趋明朗，蒋介石复出已是指日可待。

　　此前，桂系于10月20日以南京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宣布讨伐武汉唐生智，汪精卫见唐生智控制的两湖局势不稳，遂南下广州。桂、唐战争很快以唐生智战败而告终，两湖落入桂系之手。而桂、唐军事对抗结束之后，随着汪精卫的南下，又形成了宁粤政治对峙的格局。

　　蒋介石一到上海，立刻采取联汪制桂的策略，邀请汪精卫“赴沪共商召集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事宜”，表明与汪精卫合作反对“特委会”的立场，并很快与汪精卫达成默契。12月3日国民党各派在上海召开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汪精卫首先提议请蒋介石复职。当时北方的冯玉祥、阎锡山正处于奉军与直鲁联军的威胁之下，急切盼望国民党内部结束纷争，尽快北伐，以解其危局，而能统一局面的只有蒋介石，故而联名通电请蒋介石复职。

　　在此情况下，请蒋介石复出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而反蒋阵营的中坚力量——西山会议派，受“一一·二二”枪杀中央党务学校游行学生的南京事件影响，已陷入被动之中，无力再与蒋介石公开对抗。

　　反蒋阵营中只剩了桂系孤军奋战。李宗仁审时度势，立刻调转“枪口”，将矛头对准另一个政敌汪精卫，向报界声明，汪精卫拥蒋反蒋无常，而桂系及他本人一贯拥蒋。

　　于是，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通过了蒋介石复职的决议。

　　1928年1月8日，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2月2日，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当选中央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等职。

　　在蒋介石归国之初，胡靖安已闻讯返回上海，联络组提供的重要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到蒋介石手中，为蒋介石复出提供了重要决策参考。而这些情报，主要出自戴笠之手。

　　蒋介石复出后，胡靖安带着情报联络组返回南京。胡靖安履行承诺，为戴笠申报并获批准为总司令部上尉参谋，同时正式任命戴笠为情报联络组组长。

　　在联络组的碰头会上，听到胡靖安宣布这两项任命后，戴笠激动的心情，绝不亚于在黄埔军校录取名单上看到“戴笠”二字的那一刻。

　　这是戴笠第一次名正言顺地任职政府军官，也是平生第一次有了定时领取薪水的地方。

　　然而他很快明白，联络组组长不过是个徒有虚名的职务，总司令部并没有“联络组”这个单位，他本人的薪水是从总司令部特勤处领取的。如同当初胡靖安一样，只有他一人是正式在编人员，其他人都没有正式身份。好在胡靖安仍任职侍从室副官，负责联络组情报的递交工作，答应继续找机会为大家解决身份问题，相信假以时日一切都会好起来。

　　偏偏天不遂人愿，胡靖安很快被派往德国留学。胡靖安是联络组与总司令部的唯一纽带，胡靖安一走，一切的工作联络都中断了。戴笠这个徒有虚名的组长连情报交给谁都不知道，更不用说为其他组员解决身份了！

　　组员们纷纷离去，最后蔡劲军、乔家才也走了，只剩了戴笠一个光杆司令。

　　恰在此时，戴笠接到骑兵营通知，通知他赴中央军校继续完成学业。此时黄埔军校已迁往南京，更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学员全体返校。

　　戴笠知道，他一走，“情报联络组”也就不复存在了，他为之奋斗四五个月的情报工作，也将前功尽弃。

　　走，还是留，让他伤透了脑筋。

　　十年打流，他蹉跎了太多的青春岁月，面对那些比自己年轻的同窗，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无时无刻不在鞭策着他；而胡宗南、胡靖安这些军校一二期毕业生，很多人已成为国民革命军的高级将领，或蒋介石身边的高级幕僚，对他更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

　　人生不贵尺之璧，而重寸之阴，宝贵的光阴既已失去，他必须抓住一切机会，用超越常人的步伐赶上去，弥补流失的岁月。

　　从确认蒋介石即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蒋志清那一刻起，他就抱定了追随蒋介石的决心，但作为黄埔军校第六期学生，他与蒋介石的距离太过遥远，胡靖安的出现，毫无疑问缩短了这个距离。如今胡靖安一走，连接他与蒋介石的那条路被隔断。若为此放弃学业，一旦情报工作无果，将会落得鸡飞蛋打。

　　返校完成学业，是稳妥的选择。无奈毕业后要从见习官做起，一步步按部就班地晋升，其结果，注定一生难有大的发展，因为国民革命军初创时期大批提升军官的机会已经错过。

　　疑事无功，疑行无名，他决定赌一把。情报工作是一项新兴职业，尤其直接为蒋介石服务，只要做出成绩，相信即可一步登天。

　　他最终放弃返校，从此开始了孤军奋战的艰难历程。

　　然而，纵是有思想准备，他仍然没有想到递送情报之难，难于上青天，他为此几乎搭上性命，差点丧身在蒋介石侍卫的枪口之下……

　　拦车投书险些丧命

　　以戴笠当时的身份，既没有资格将情报递交到总司令部，更没有资格直接递交给蒋介石。而且除了胡靖安，在总司令部根本无人知道这项秘密工作。

　　蒋介石复出后，各反蒋派的活动并未停止，有关此方面以及各反蒋派的军事动向，都是十分重要的机密情报，如果找陌生人递交，戴笠担心被搁置贻误时机，更担心被泄密，因此不愿假陌生人之手。而在总司令部，除去胡靖安，他既无熟人更无可靠之人，只好等候在总司令部门口，乘蒋介石的汽车进出之时递交。

　　递送情报，实际上成了整个情报工作的最困难环节。由于不了解蒋介石进出时间与规律，常常守候竟日不见蒋介石行踪。而一旦遇到蒋介石外出或归来，不等他上前，便被侍卫长王世和一通呵斥：

　　“闪开闪开，这里不是你来的地方，快走开！”

　　亲手递交没有机会，戴笠退而求其次，决定请侍卫长王世和转交。岂料，王世和一见到他就火冒三丈，根本不给他说话的机会，而是对他直接呵斥甚至辱骂：

　　“小瘪三，快滚开，再来捣乱休怪我不客气啦！”

　　戴笠也是年过三十的人了，为了递送情报被人当众羞辱，心里实在窝火，也曾想豁出去跟这个侍卫长一拼高低，说不定还能闯出一条“血路”。不过如今的戴笠不会再蛮干，动手之前他决定先调查一下王世和的来历。这一调查把他吓出一身冷汗，王世和的来头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原来王世和是蒋介石的表侄！

　　王世和出生于1899年，原籍奉化葛竹，是蒋介石母亲王采玉的娘家堂兄的嫡孙。

　　王采玉的堂兄年轻时在奉化溪口蒋肇聪的玉泰盐铺做账房，蒋肇聪的夫人病逝后，他牵线将堂妹王采玉嫁给了蒋肇聪。其子王良鹤也迁居溪口。二次革命时，王良鹤曾随蒋介石外出当兵，葵丑讨袁失败后回到家乡。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前，曾约王良鹤一同赴广州，王良鹤不想再离家，建议蒋介石带走他的儿子王世和。

　　赴粤之初，王世和在蒋介石身边当勤务兵，不久入读黄埔军校第一期。尽管不再是勤务兵，王世和仍每晚搬着铺盖卷睡在蒋介石的宿舍门口，说是要保卫“阿叔”，令蒋介石颇为感动，待北伐军进攻沪、宁，王世和已晋升为蒋介石的上校警卫团长。

　　对这样一位出身的“前辈”，戴笠自然不敢硬拼。何况王世和以保卫“阿叔”为使命，不让陌生人靠近蒋介石也在情理之中。可是情报不能不送，唯一的办法只有“拦车投书”了。

　　“拦车投书”极具生命危险，突然从暗处跑出来拦车，必然会引起侍卫们误会，误以为有人行刺，极有可能开枪射杀。但除此之外已无任何办法，戴笠决定冒死一搏。

　　在司令部附近守候一天，傍晚时分终于等来了蒋介石的汽车。当王世和开路走过去之后，戴笠手举着情报不顾一切地冲出来，直奔蒋介石刚刚停下的汽车。

　　侍卫们一见，果真以为他是刺客，立刻有人举枪瞄准。

　　戴笠已经豁出去了，对侍卫的一切行动视而不见，只顾向前冲去……

　　好在开路的王世和反应快，一个箭步“射”回，几乎与戴笠同时站在了蒋介石的车头前。一看是戴笠，王世和没有下令开枪。

　　也因为有侍卫近在咫尺，即刻扑上去将戴笠拦腰抱住，不由分说，便是一通拳打脚踢。

　　挨打，早在意料之中，未被射杀已实属万幸。戴笠不做任何反抗，只是高举着情报大喊：

　　“我是校长的学生戴笠，是来给校长送情报的！”

　　见此情景，王世和只好接过情报，转呈蒋介石。但蒋介石一进司令部，王世和便大声对部下说：

　　“这个小瘪三再来捣乱，立即押送宪兵部严惩！”

　　这话是说给戴笠听的，怎奈戴笠连死都不怕，还怕送宪兵部吗？

　　对于蒋介石来说，正在下车的时候，斜刺里骤然杀出个“亡命徒”，自是吃了一惊。

　　尽管戴笠被打得鼻青脸肿，蒋介石仍能认出这个学生似曾相识。他或许记不起上海交易所的戴徵兰，但对前往雪窦寺拜见的骑兵营学生戴笠不会没有印象，尤其那一份份署名“学生戴笠”的情报，其价值是不可否认的。只是他没想到，递交情报竟如此艰难。

　　戴笠的亡命之举，令蒋介石看到了这个学生的忠心可鉴，他正需要这种忠诚果敢又具有天赋的情报人员。

　　当戴笠正在为下一次“拦车投书”做准备的时候，传来了蒋介石召见的命令。

　　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戴笠激动万分，却丝毫不敢喜形于色，侍卫们的厉害他已深有领教，深知蒋介石身边的人万万得罪不得。经侍卫通报，戴笠第一次走进蒋介石的办公室。虽晋见时间不长，所谈内容却令他精神振奋，蒋介石不仅对他的工作给予肯定，而且允许他随时进来递交情报。

　　侍卫长王世和就站在旁边，蒋介石对戴笠的突然召见，使他大出意外。他真没看出来，这样一个没有军衔的散兵游勇，竟然能受到蒋介石的青睐。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当着戴笠的面特地吩咐他说：

　　“以后戴笠有事面报，准其随时来见。”

　　有总司令发话，王世和自然不敢怠慢。

　　戴笠对王世和也愈发恭谨有加。地低成海，人低成王，多年的磨难使他学会了隐忍、谦卑，纵然王世和一次次为他递交情报挡驾，纵是他心里恨得直骂“狗仗人势”，对这样一位身世的“前辈”，也不敢有半点造次。无论如何，王世和在看清是戴笠之后，没有下令开枪，戴笠在深感侥幸的同时，亦知应怀有一份感恩之心。

　　对蒋介石身边所有的人，戴笠都是恭恭敬敬，这为他以后的工作提供了诸多方便。

　　为了保证戴笠的情报及时送达，蒋介石又特地指定专人负责与戴笠接洽，这个人就是蒋的机要秘书毛庆祥。

　　毛庆祥更非一般人物，在奉化溪口，毛家与蒋家为世交，毛父毛颖甫与蒋父蒋肇聪关系甚笃，蒋介石对毛颖甫历来执子侄礼，尊称“毛老”。毛庆祥曾留学法国，资质甚高，北伐前应蒋介石之召赴广州，任总司令部机要秘书，工作严谨，深受蒋介石器重。指定这样一位重要人物与戴笠接洽，可见蒋介石对戴笠的情报工作之重视。

　　戴笠受宠若惊，自知其中深浅，工作愈发卖力。

　　马血还是人血

　　蒋介石复出之后，二次北伐随即进入紧锣密鼓部署之中；4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北伐宣言》；4月7日，蒋介石下达总攻击令，开始了针对奉鲁军阀的二次北伐。

　　作为总司令部情报联络组组长，戴笠已在3月末赶赴徐州，以徐州“戒严司令部上尉参谋”的名义，搜集军事情报。

　　为便于开展工作，总司令部为戴笠配备了一名勤务兵，名叫贾金南。

　　其时津浦沿线战事激烈，为掌握第一手资料，戴笠带着贾金南，冒着枪林弹雨，出入前沿阵地。他手提一只旧木箱，肩背一只旧挎包，贾金南扛着行军床，两人风雨无阻，往返于徐州总部与前沿阵地之间，常常一去就是数日，栉风沐雨，风餐露宿，忍饥挨饿更是家常便饭。

　　有次砀山前线发生激战，为及时了解战况，戴笠将贾金南留在某部营地，自己借了一匹战马，连夜骑马赶往砀山。因日夜兼程马不停蹄，到达砀山县城时，战马在骤然停下来之后几乎累趴在地上。看着战马难以站稳的样子，戴笠只好牵着战马进城，寻找驻军给战马喂料饮水。

　　说来也巧，一进县城，戴笠就遇到了黄埔军校第六期同窗好友徐亮。

　　自打戴笠随骑兵营开赴苏州驻防，便与徐亮、王孔安断了音讯。他们已在蒋介石复出后返校，并于二次北伐中开赴战场，此时徐亮正在砀山驻军某部任上尉副官。这天正好从街上走过，远远地看见戴笠牵着一匹疲惫的战马走过来，一时间恍若梦中。

　　戴笠望见徐亮，高兴地大喊：

　　“为彬老弟！为彬老弟！”

　　徐亮如梦方醒，喜出望外，一路小跑地迎过来，边跑边大声问：

　　“雨农兄，真的是你吗？返校的时候你怎么没回去，你去哪里了？怎么一个人到这里来了？”

　　“说来话长，先帮我找个地方喂喂马，它都快累趴下了。”

　　“好！好！”

　　徐亮接过缰绳，顺手拍了拍马鞍，不料黏糊糊地沾了一手鲜血，这才发现马鞍上一片殷红。

　　“雨农兄，你受伤了吗？”

　　“没有。”戴笠回头看看，也很惊讶，“这种木头鞍子太硬了，是不是把马背磨破了。”

　　“马背磨破血在鞍子下边，老兄，还是看看你的屁股吧！”

　　戴笠一摸屁股，果然裤子上黏糊糊的。低头一看，灰色军裤已经浸湿了一大片。

　　徐亮不由分说，拉起戴笠就走，戴笠急了：

　　“马还没喂呢，你拉我去哪儿？”

　　“放心，饿不着你的马。”

　　徐亮将戴笠拉进一家旅馆，吩咐伙计烧水。他知道戴笠爱干净，条件多么简陋都要先洗澡。然后他对戴笠说：

　　“饭我会让伙计送来，你吃完饭洗完澡先歇着。马我会找人喂，然后找个医生来给你疗伤。”徐亮说完就出去安排了。

　　这天晚上，戴笠总算痛痛快快洗了个热水澡，吃了顿热乎饭。医生又给他的伤口消了毒，敷上药。徐亮一直守在旁边，看着他睡下才离去。

　　徐亮知道戴笠这几天跑得太累了，想让他多睡一会儿，第二天早上特地九点多才去旅馆。可当他走进戴笠休息的房间时，发现早已人去床空。向茶房询问，才知道天没亮戴笠就骑马走了。徐亮又生气又无可奈何，后来与人谈起此事，他说：

　　“人称戴笠是英雄，我以为是怪物。他因连日骑马，臀部为马鞍磨破，血迹殷然，竟不自觉，我见他状至疲惫，强留他于旅社，为他延医治疗。他原答应为我暂留，以待伤愈。不料他乘我外出，夤夜离去，复往前线工作。这种人醉心工作，连皮肉痛苦都能忘却，非怪物而何？”

　　此说虽不乏溢美之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戴笠当时的拼搏状态，戴笠身上确实有一种拼命三郎的劲头，这在其后（1929年）各地方军阀轮番上演的反蒋战争和1930年的中原大战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得到有价值的军事情报，他甚至不惜玩命，完全不计个人生死，蒋介石第二次复出后能在众多有资格的学生中，选中这个“晚辈”出任复兴社特务处处长，就足以说明他有其他学生所不具备的特点，其中就包括敢拼搏敢玩命的拼命三郎的拼劲。

　　徐亮也成为最早追随戴笠从事情报工作的同窗好友之一，在特务处成立之前的“十人团”时期，便已加入这个不为世人所知的秘密特工组织，成为戴笠特工组织最早的班底成员。

　　升迁，从候车室到办公室

　　事实上，那点皮肉之苦对戴笠来说实在微不足道，比起十年打流所遭受的磨难根本不值一提。当时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交通工具，交通工具决定了传递情报的速度，能骑马、骑自行车奔赴前线实在难得，他岂敢因为自己的一点皮肉之伤耽搁时间。

　　而更多的时候是靠自己的两条腿奔赴前线的，由于往返路途遥远，不仅延误情报的传送，而且途中十分艰辛。如能遇到村庄讨一餐热饭，住进遮风避雨的农舍，算是十分幸运了。更多的时候是走在荒郊野外，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两人实在走不动了，只好就地休息，有剩干粮还好，没有的话，只能饿着肚子睡觉。

　　即使返回徐州，到北伐军司令部参谋处递送情报，也没有休息和住宿的地方，司令部根本不会为他们这些流动的下级军官准备住处。

　　戴笠与贾金南在徐州均无亲友，无处投宿，戴笠的薪水每月只有十几元，没有专门的活动经费，他只好写信给母亲，由母亲寄钱予以补贴。即使如此，他的日子仍然过得十分紧巴，因此一般情况下不敢住旅馆，常常在火车站候车室支起行军床休息。

　　火车站候车室是一个云集各色过往行人的地方，肮脏、嘈杂，在这种地方根本无法得到很好的休息，尤其对一向爱干净的戴笠来说，比起野外的安静与清新空气，这里唯一的好处就是能够挡风遮雨。

　　有天晚上戴笠正蜷缩在车站的一个角落里看书，被途经这里的司令部参谋处上尉参谋王兆槐发现。

　　王兆槐，别号铁庵，别字恩贻，出生于1906年，浙江遂安（今淳安）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步科，与戴笠相识于胡靖安组建情报联络组初期。由于江山与遂安相距不远，两人在徐州相遇，自然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王兆槐比戴笠年轻九岁，却是黄埔第四期老大哥，令戴笠自愧弗如。

　　王兆槐的任务是负责传递总司令部的命令，在戒严司令部有休息与办公的地方，各方面待遇比戴笠要好得多。在参谋处，王兆槐多次遇到戴笠前来递送情报，却压根没想到戴笠竟在这种地方休息，第一眼看到他时还以为认错了人，揉揉眼睛再看，没错！

　　“雨农兄，若不是你面相肖马，在这个地方，我可真不敢相信是你！”

　　见到王兆槐，戴笠也有些意外，只好故作轻松地说：

　　“这个地方是乱了点，不过，不像旅馆里有臭虫、跳蚤……”

　　戴笠爱面子，贾金南可不管那些，不等戴笠说话，就嚷嚷着说：

　　“什么臭虫、跳蚤，还不是罗锅子上山，前（钱）短。”

　　王兆槐当然明白，自费住旅店的话，那点薪水远远不够开销。他摇摇头对戴笠说：

　　“雨农兄，我一向佩服你身上那股子韧劲，可有一点我不佩服，就是什么事都闷在心里自己扛。人多点子多，说出来总会有办法解决。”

　　王兆槐如是说，是因为他对徐州比较熟，略一思忖便想到一个地方——一个空置的厂房。

　　“那是个早已关门的小印刷厂，厂房虽然破旧，但比这里强多了，起码能安安静静睡个囫囵觉。我和看门的认识，让他给房主打个招呼就行了。”

　　“兆槐兄，我要知道你如此神通广大，早就跟你说了。哈哈，承蒙关照，真是太感谢了！”

　　从这天开始，戴笠与贾金南在徐州有了固定落脚点，也为戴笠书写情报提供了方便。

　　不久，戴笠因所递情报重要、准确、及时，成绩卓著，被晋升为“徐州戒严司令部少校参谋”，并配给一间办公室，同时兼做住宿之用。

　　这个小小的晋升与待遇的改善，为戴笠开展情报工作解决了最实际的困难，这对戴笠来说无疑是莫大的鼓舞。多年后向下属提起这段经历，他总是鼓励大家说：

　　“一个人在最恶劣的环境中，才可能取得最大的成就。”

　　当然，对戴笠来说，改变命运的契机是追随了蒋介石。从上海交易所的偶然相遇，到奉化雪窦寺晋见，到上海总司令部门口“拦车投书”，冥冥中，似乎有一种力量的牵引，将他一步步带到蒋介石身边。

　　如今这一步小小的升迁，愈发坚定了他效忠蒋介石的信念。在他心目中，蒋介石就是中国革命独一无二的领袖，凡是追随蒋介石的人，他都视为同志、朋友；反之则是不共戴天的仇敌。

　　找了个私人助手

　　戴笠善交游，见面熟，个性豪爽，从报考黄埔军校到加入骑兵营，到从事情报工作参加二次北伐，一路走来他结识朋友无数，但渐渐地，他有了交友的标准，这个标准便是忠蒋与否。他与戒严司令部上尉副官邓展谟的相识，并结为好友，以致情同手足，便是由“忠蒋”开始的。

　　邓展谟字侃如，生于1905年，时年23岁，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五期炮科，曾以入伍生随师北伐，参加过湖南汀泗桥之役、湖北武昌之役、江西牛行车站之役，后服务于第六军第十九师。这天作为上尉副官到徐州戒严司令部报到，与到司令部汇报工作的戴笠相遇。

　　出于职业使然，见到一副新面孔，戴笠便想了解一二，于是主动上前打招呼，两人随即攀谈起来。对于这位年轻学长的经历，戴笠既钦佩又羡慕。

　　“侃如兄，你这么年轻就是我的学长，又有作战经验，为什么要离开第十九师呢？”

　　“说起来原因很简单，军长程潜对校长不恭，在纪念会上诽谤校长，我一气之下就离开了。”

　　邓展谟直言不讳，戴笠听后连声叫“好”。

　　“做得好！做得好！我们是校长的学生，就是要维护校长的威望。”见邓展谟连连点头，戴笠高兴地拍拍他的肩膀，问，“你还没找到住处吧？若不嫌弃，就住我那里去吧。”

　　邓展谟初来乍到，遇到戴笠热情相邀，当然求之不得，欣然答应。多年后邓展谟在《早年追随忆往事》一文中提起最初对戴笠的印象时称：

　　“我对戴先生的初步印象：两眼炯炯，蓄有神光，与人谈话或者独自寻思，头部常做偏状，遇事仔细精明，而气宇非凡，精神倍于常人。”

　　邓展谟所说的“精神倍于常人”，是指戴笠每天都工作到很晚。每当他半夜醒来，总会看到戴笠在灯下奋笔疾书，问他在写什么，总是回答两个字：情书。但见他那副严肃认真的样子，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哪里是在写情书？

　　为消除心中疑窦，邓展谟趁戴笠早晨起床后洗漱之机，突击检查了戴笠的文件。这一检查才发现，戴笠每天夜里写的，全部都是军事情报！原来他是以少校参谋的名义做掩护，秘密从事情报工作。

　　这一发现令邓展谟对自己的行为充满愧疚，待戴笠回到室内，立刻向戴笠说明情况，表示歉意。原以为会受到指责，不料戴笠并未在意，只是叮嘱说：

　　“即使在总司令部，除了接洽工作的相关人，亦无他人知晓这个事情，在这里就更需要注意保密。”

　　其实戴笠在见到邓展谟第一天起，就把他当作了自己的“同志”，之所以邀他同住，并如此“大意”，其实都是事出有因的。此时他奔波于津浦、陇海铁路沿线，经常十天半月回不来，在徐州一些需要接洽的工作无人打理，就想找一个可靠的人帮忙。他见邓展谟因“忠蒋”离职，政治上可靠，便决定做些考察，因此对他并不避讳。

　　如今事情说开，戴笠即邀请邓展谟做他的私人助手。邓展谟爽快答应，从此成为戴笠在徐州的全权代表，不仅帮助处理情报的接洽，一些事务性工作包括戴母从江山老家寄钱支应其工作之需等，亦由邓展谟负责收转。

　　戴笠每次从前线回到徐州，必做东道主，邀请邓展谟及同在司令部任少校副官的黄埔第三期高长发等人，外出聚餐，餐后一起去澡堂淴浴。

　　随着北伐军一路北上，相继占领保定、沧州，6月上旬，张作霖通电退出北京，在回奉途中被日本关东军炸伤殒命。6月中旬，北伐军相继占领北京、天津，北伐胜利大局已定，徐州戒严司令部宣布撤销。

　　这天晚上，戴笠自外面归来，静坐不语，仿佛心事重重。

　　邓展谟看在眼里，暗自思忖，恍然明白，此时戴母汇款日期未到，戴笠一定是急欲回南京而手头缺少川资。邓展谟将自己的余薪及编遣费连同一枚镌有“侃如”二字的金戒指拿出，递到戴笠面前，说：

　　“雨农兄，这钱你先拿去用吧，你的开销大。”

　　正所谓锦上添花无人记，雪中送炭情意长，这笔钱对戴笠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戴笠接过钱，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感谢的话却一句也说不出，最后叮嘱说：

　　“这里的工作处理完，赶快回南京找我。”

　　由于邓展谟在编遣人员之列，下一步的工作便成了悬念，戴笠因此决定将他推荐给结拜兄弟胡宗南。

　　二次北伐期间，戴笠的诸多重要军事情报，来自胡宗南所在部队前线。胡宗南时任第一军第二十二师师长，为戴笠搜集军事情报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徐州戒严司令部撤销后，南京政府为“统一军政”“实行训政”，对全国军队进行缩编，胡宗南由第一军第二十二师少将师长改任第一师第二旅少将旅长。

　　戴笠返回南京后，首先与胡宗南联系，将邓展谟介绍到第一师第二旅任职。次年戴笠策反唐生智部周伟龙，由周伟龙与胡宗南部里应外合打击唐部，邓展谟在联络与接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三年后复兴社特务处成立，邓展谟又转投特务处，负责总务工作兼副官，与戴笠由朋友成了长官与部属关系。

　　“富家公子”入信阳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中国长达16年之久的北洋军阀时代从此结束，中国进入了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

　　然而，战争并未因此结束。

　　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纷杂，国民革命军内部四分五裂，在北伐战争中发展壮大的各地方实力派，对于南京政府的“统一军政”，明里暗里实施抵制，在1929年1月全国编遣会议召开之后，新的战争便在国民革命军内部拉开序幕。

　　首先打响的是蒋桂大战。当时桂系首领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总部设于武汉，李宗仁以“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的名义，越权将南京国民政府任命的湖南省省长鲁涤平免职，同时派两师兵力由武汉进入长沙，将鲁涤平赶往江西，桂系随即控制了湖南省。

　　“湘案”，成了蒋桂战争的导火索。

　　蒋桂战争，亦成为1929年国民党内部各军事集团之间一系列战争的导火索。

　　在桂系败北之后，蒋冯（冯玉祥）战争、蒋张（张发奎）桂战争、蒋唐（唐生智）石（石友三）战争相继爆发。

　　在这一系列战争中，戴笠以“军事杂志社记者”的公开身份，带着贾金南，深入战争前线以及交战各方防区，秘密搜集军事情报。在这一年的情报生涯中，戴笠提供的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情报，莫过于唐生智所部的异动及军事部署；最惊人之笔，亦为策反唐部周伟龙。

　　唐生智，字孟潇，湖南东安人，生于1890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湘军将领，北伐初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宁汉对立时期作为汉方军事实力派人物，出兵讨蒋。蒋介石下野后，桂系为占领两湖，打通南京至两广的通道，出兵讨伐唐生智。唐生智兵败下野，所部被桂系收编。

　　蒋桂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起用唐生智，助其收回所部，并任命唐生智为第五路军总指挥，率部参加蒋冯战争。然而在蒋冯战争尚未结束之时，唐生智谋变倒戈，悄然加入反蒋阵营，与叛冯投蒋的冯部旧将石友三，约定举兵反蒋。

　　唐军发生异动时，戴笠正远在潼关，得到消息后，为掌握第一手情报，探清叛军虚实，侦察唐部兵力部署和内部情况，旋即从潼关出发，日夜兼程赶往信阳。

　　信阳为河南军事重镇，在唐生智所部控制之下，设有军警督察处，由第五路军总指挥部宪兵营营长周伟龙兼任处长。戴笠在启程之初便已做出决定：会会周伟龙。

　　周伟龙，字道三，湖南湘乡人，生于1899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北伐时加入唐生智的第八军。

　　戴笠与周伟龙并不相识，但有一个人与周伟龙私交甚好，这个人就是曾在胡靖安的情报联络组工作的东方白。胡靖安的情报联络组存在时间不长，却由于情况特殊，每个成员也都处于特殊时期，相互之间都相处不错，戴笠与东方白也建立了较为深厚的个人感情，因此透过东方白，戴笠对周伟龙的情况略知一二。

　　贸然登门拜访，打的就是东方白这张“王牌”。

　　但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赶到信阳城外时戴笠才发现，信阳城已经实施戒严，城门口军警林立，逐一盘查每一位过往行人。

　　此时天近黄昏，戴笠没有冒险进城，而是带着贾金南来到城外小李庄，找到李庄小学。

　　贾金南很是不解，进不了城应该先找个地方住宿，然后再想办法，跑到城外的小学堂干什么，难不成戴长官在这远离沪杭的中原偏远小村，还会有同乡故旧、结拜兄弟？

　　戴笠在这里自然不会有同乡故旧，更不会有结拜兄弟，但却不乏新交契友，李庄小学的李校长，就是他前不久在徐州新结识的朋友。尽管尚无深交，戴笠对李校长却是非常信任的，那是因为李校长同样“忠蒋”。当然，李校长的“忠蒋”与戴笠不同，李校长的观点极为朴素，即反对地方军阀争夺地盘，占地为王，希望他们归顺中央，熄灭战火，让老百姓过太平日子。

　　李校长正在油灯下批改作业，忽听门扉轻轻响了一下，蓦然回首，发现戴笠悄无声息地走进来。

　　戴笠原本面色偏黑，又经年风吹日晒，皮肤愈发黝黑。屋里灯光昏暗，戴笠笑吟吟地站在面前，面黑齿白，令李校长错愕良久。

　　“雨农兄，你这样像幽灵一样，胆子小的真让你吓死了。”看清是戴笠后，李校长不无嗔怪地说。

　　“你老兄不信神不信鬼，想必吓不到你。”戴笠嘿嘿笑着，接着话锋一转，“听说信阳城里到处都在抓奸细。”

　　“岂止是城里，连城外都在挨家挨户清查户口，搜查过往旅客、行人，悬赏捉拿蒋军密探。”

　　“哦，有这么严重？”

　　“道路已经封锁了，你进来容易，出去就难了，还是先在这里避避风头吧。”

　　“避风头？等风头过后，再有价值的情报也是废纸一张了。”

　　“不管怎样，我先安排人给你们准备晚饭，有什么打算，吃完饭再计议。”

　　李校长说话干脆，办事利索，很快为戴笠准备好晚饭。当晚，戴笠与贾金南就住在了小学堂，并与李校长商量出一个混进城去的好办法。

　　第二天一早，戴笠打扮成在京城读书的富家公子模样，穿上绸面皮袍，戴上金丝眼镜，胸前别一枚清华大学校徽，坐上人力车，由贾金南拉着，直奔信阳城门而去。

　　李校长则先一步进城，化装成大户人家管家的模样，从里面接应。

　　在城门口，李“管家”对把守城门的士兵稍作打点，又与回家过年的“大少爷”一唱一和，“大少爷”便顺利通过了城门。

　　进得城来，发现气氛果然非同一般，四处军警林立，戒备森严。如果仅仅是侦察敌情，搜集情报，倒也不会有什么大的风险，偏偏戴笠要去会见周伟龙，这毫无疑问增加了危险系数，甚至吉凶难测，凶多吉少。

　　做过一番侦察后，戴笠叮嘱贾金南：

　　“天黑前不见我回来，你立即设法出城，连夜返回徐州，报告信阳城内部署情况与我的殉职经过。”

　　安排好后事，戴笠径直来到军警督察处，拿出预先准备好的东方白的名片，交给卫兵进去传报。须臾，里面传来兴奋的喊声：

　　“快请！快请！”

　　不等卫兵跑过来通报，一位身披大衣、与戴笠年龄相仿的军官已迎出门外。

　　军官看到戴笠，猝然止步，倏地拔出了插在腰间的手枪……

　　深入虎穴，策反唐军

　　常言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只身入虎穴，凭的不仅仅是胆量，否则只能付出无谓的牺牲。

　　尽管周伟龙也是黄埔军校学生，与蒋介石有师生之缘，但周伟龙在入黄埔之前便已加入湘军，是由湘军保送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周伟龙与唐生智同为湖南人，本有乡党之谊，加上本人清高倨傲，根本不会将一个素不相识的小情报员放在眼里。

　　这一点戴笠早已想到，尤其他打着东方白的旗号混进来，相信会激怒周伟龙。而周伟龙的警惕性与防范意识也在情理之中。

　　眼见周伟龙拔出了手枪，戴笠坦然地两手一摊，表示自己并未带武器。

　　周伟龙迟疑片刻，收起手枪，返身回屋，戴笠跟着走进屋去。

　　“说吧，你是谁，为什么要冒充东方兄大名？”

　　周伟龙正襟危坐，一副审判犯人的架势。

　　“在下戴笠，字雨农，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六期，东方兄之挚友。”

　　听到这里，周伟龙紧绷的神经总算稍有松弛，严厉的面容也有所缓解。

　　“好，我暂且相信你。你现在哪里任职，来这里有何贵干？”

　　“我戴雨农明人不做暗事，既然来了，就跟你直说了吧，我的公开身份是军事杂志社记者，实际是总司令部秘密情报员。”

　　戴笠的坦荡反倒令周伟龙暗暗吃了一惊。他虽然没把这个黄埔六期的小学弟放在眼里，却也不得不佩服戴笠的胆量。

　　“你就不怕我把你抓起来治罪？”

　　“如果学长想拿我邀功请赏，这确实是个不错的机会。”

　　“你以为我不敢吗？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不能怪我不客气！”

　　“好，既然学长追随唐司令如此坚决，学弟乐于成全。不过，学长可否想过，唐军有获胜的可能吗？”

　　这正是周伟龙的心结所在。戴笠此话一出，周伟龙气势骤减。他想反驳，却想不出恰当理由。这也在戴笠预料之中，于是他加大攻势，说：

　　“桂系背靠两广，盘踞两湖，触角延伸到华北，实力何其强大，结果还不是战败；西北军实力如何，结果又怎样？唐、石相约倒戈，石部也曾隔江炮轰总统府，扬言率十万大军直捣南京，结果怎样？还不是干打雷不下雨，然后发表通电，表示拥护中央政府。如今唐军孤军作战，大雪封路，请问唐军的补给能支撑多久呢？”

　　“别说了！”周伟龙猛地一擂桌子，恼怒地吼了一声。

　　“我们都是校长的学生，于公于私我都要把话说完。”戴笠趁热打铁，一口气说下去，“前几年学长分到唐部的时候，唐司令已归顺中央，如今他出尔反尔，作为黄埔学生，应该站在中央一边，不应为叛军服务，所以我个人认为，学长现在应该离开唐部。”

　　戴笠这最后一句话，令周伟龙陡然一惊，他抬起头定定地看着戴笠，深有感触地说：

　　“离开唐部，我何曾没有想过。可是，唐司令对我不薄；还有，即使离开，我的出路在哪里？”

　　“你是黄埔学生，何愁没有出路？至于唐司令那边，自然是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

　　见周伟龙已动心，戴笠随即将自己的打算和盘托出，那就是策反部分唐军，与胡宗南部接洽，里应外合……至于周伟龙的去向，至少有两种选择：首先，蒋介石不会亏待这个为效忠自己战场倒戈的学生；其次，有胡宗南这样一个铁杆兄弟，戴笠还用担心周伟龙无处安排吗？

　　在戴笠的策动下，周伟龙将唐军部署情况悉数相告，并与戴笠一起，商定了策反唐军里应外合的计划。

　　当天，在周伟龙的亲自护送下，戴笠带着唐军的重要军事情报，与贾金南一起离开了信阳。

　　不久，周伟龙策反部分唐军成功，在戴笠的指点下，前往漯河与胡宗南的第二旅联络归顺及里应外合攻打驻马店事宜。当时胡宗南因故外出，接待他的正是在旅部担任警卫连长的邓展谟。邓展谟听说是戴笠介绍前来接洽的，料定事关重大，不能耽搁，遂将周伟龙直接带到师部，与第一师副师长徐庭瑶接洽。

　　驻马店战役打响后，中央军由于从周伟龙处得到准确情报，又有倒戈部队里应外合，一举取得成功。

　　战斗结束后，周伟龙赶往南京，由戴笠联络，晋见蒋介石。此后出任中央宪兵第一团第一营营长。1931年戴笠正式成立情报组织，周伟龙遂成为其“十人团”成员之一，以学长身份成为戴笠的部下，也由此奠定了他日后在军统中的地位。

　　后来回忆这段经历，周伟龙对戴笠十分佩服，他说：

　　“当时我见来访者，为一陌生人，冒东方白之名，甚为愤怒。继而见他和我亲切握手，自称是戴笠，英气逼人，令我极为惊异。及至听他一番说辞，正义凛然，又不觉肃然起敬。既佩其才气，又服其胆量，遂不由自主地听命于他。”

　　戴、张、吴北平三结义

　　1930年元月上旬，唐生智兵败下野，蒋唐战争落下帷幕。但更大的兵燹之灾，已呈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在过去一年连续爆发的战争中，所有与中央军交战的地方实力派，都不同程度地大伤元气，唯有晋系例外。正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阎锡山拿出“山西九尾狐”的看家本领，周旋于交战各方，不仅保存了实力，而且借机扩大了地盘，成为盘踞晋察冀绥和平津地区的北方巨枭。

　　而这一年的战争皆为南京政府编遣裁军统一军政而起，如今晋系一枝独秀，阎锡山深知，南京政府既不会允许晋系分去“半壁江山”，更不会允许晋系分庭抗礼。而阎锡山也自认为具备了分庭抗礼的实力，当然这个实力是以各反蒋派为后盾的。

　　于是，阎锡山登高一呼，以“和平统一”为口号，要求蒋介石下野，组建新的国民党中央。

　　各反蒋势力纷纷响应，冯玉祥的西北军率先出潼关，迅疾占领洛阳；阎锡山同时在辖区清除南京政府派驻机构。4月1日，阎锡山在太原宣布就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分别在潼关、桂平宣布就任副总司令。

　　已元气大伤的西北军、桂军以及唐生智部、石友三部等，均与晋军摒弃前嫌旧怨，联合结盟，卷土重来，组成约70万兵力，向中央军发起进攻，准备最后杀进南京。

　　面对汹涌而来的反蒋大军，蒋介石沉着应战。5月1日，蒋介石就任讨逆军总司令。

　　5月中旬，声势浩大的中原大战拉开序幕。

　　在军事倒蒋的同时，各反蒋势力也加紧了政治倒蒋的步伐。早在3月，改组派便在北平与阎锡山频频接触；5月，在天津召开倒蒋会议，通过了由汪精卫起草的联合声明；8月4日，“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在北平召开，阎锡山被推为“国民政府主席”。9月9日九时，阎锡山在北平怀仁堂宣誓就职；阎锡山、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等七人就任“国民政府”委员。——这就是人称“四九小朝廷”的短命“政府”。

　　这是一次反蒋政治势力与军事势力全面联合的倒蒋行动，其声势之浩大可谓空前绝后。

　　然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原本为利益驱使大动干戈的各反蒋派，既会为各自利益统一到反蒋旗帜之下，亦会为各自利益而反目，乃至兵戎相见。为促使其分化瓦解，以达不战而屈人之兵之目的，情报工作便显得尤为重要。为加强情报工作，经蒋介石批准，戴笠雇请了多名助手，分别潜入各反蒋派内部搜集情报，同时进行策反活动。他的第六期同窗好友王孔安就是其中之一。

　　王孔安在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后，入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做见习官，旋升连长、营附、团指导员及政训主任。中原大战爆发后，王孔安受戴笠指派，潜入北平，打入反蒋集团内部，秘密参加“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了解会议情况及各派政治态度，随时呈报蒋介石，成为蒋制订安抚与收买策略的重要参考。同时，戴笠又派出李丹符、柯玉珊等潜往冯军，策反冯部的邓宝珊与赵冠英……

　　而反蒋势力组建“四九小朝廷”之时，即召开“扩大会议”的8月，也正是他们走向衰败的开始。8月初，蒋军全面反攻。由于反蒋实力派们各怀异志，钩心斗角，以致配合不力难以协同作战，致使战局急转直下。

　　在胜败已趋明朗之后，9月18日，一直坐山观虎斗的张学良通电拥蒋，东北军主力入关。在中央军与东北军的联合攻势下，蒋方在各反蒋势力中进行的策反工作，旋即大见成效，晋军将领、西北军将领纷纷倒戈；其他杂牌军更是迅速易帜，掉转枪口；“倒戈将军”石友三在戴笠的策反下，迅疾投靠了张学良部。

　　10月下旬，历时半年之久的中原大战，以中央军的胜利而告结束。

　　东北军主力入关后，进驻平津，收编晋军，张学良接手华北地区政事，就任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登时位高权重。为笼络张学良，同时掌握东北军情况，蒋介石指派戴笠作为他本人的私人代表，赴北平拜会张学良。

　　戴笠深知此行事关重大，张学良手握重兵，占据东北、华北，此行不仅要了解东北军情况，更要与东北军高层建立长期关系，以便随时掌握东北军动向，使南京政府在与东北军的关系中，始终掌握主动。

　　数年的情报生涯，使戴笠养成凡事必先掌握情报的习惯，因此到北平后，他首先对张学良身边的人做了一番考察，然后先去拜见在警卫旅任团长的张学良的亲信吴泰勋。

　　吴泰勋字幼权，张学良的警卫团团长，其父吴俊升是奉系军阀的主要头目之一，也是张作霖的忠实部属。在张作霖从北京退兵关外时，吴俊升前往山海关迎接，与张作霖一起在皇姑屯被炸身亡。为照拂其家人，张学良与吴泰勋缔结金兰，拜为异姓兄弟。正是父辈子辈的双重关系，使张、吴两人的关系非比寻常。

　　吴泰勋年仅19岁，当戴笠以总司令部少校参谋的身份出现在面前时，这位年轻的警卫团长甚为惊讶。并不是因为戴笠本身的职位有多高，而是因为戴笠以蒋介石私人代表的身份前来拜会张学良，竟然先来会见他这个警卫团长，令他深感戴笠此人为人低调、真诚，是个值得交往的朋友。

　　两人一见如故，畅谈甚欢。随后，由吴泰勋引见，戴笠前往拜见张学良。

　　蒋介石的私人代表由警卫人员引见，倒也不足为奇。奇的是，看上去成熟稳健的戴笠，竟与他十九岁的小兄弟如此谙熟，因而张学良颇有些诧异地问：

　　“雨农兄与幼权是故友？”

　　戴笠与吴泰勋相视而笑，继而回答：

　　“是刚结识的契友。戴某以区区少校参谋之职晋见少帅，自觉冒昧，故而请幼权兄代为引见。”

　　戴笠的坦诚低调与作为蒋介石私人代表毫无仗势骄矜的态度，令张学良顿生好感。在随后的接触中，两人逐渐热络起来。此时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关系尚属蜜月期，张学良自然也想借戴笠之口增进与蒋的关系，消除蒋对他的戒备，因而张、戴关系急剧升温。

　　戴、张关系反过来又促进了戴、吴关系的发展。通过吴泰勋，戴笠很容易便掌握了大量东北军内部情况，返回南京后向蒋介石汇报，极得蒋介石重视，戴笠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也愈发重要，此后对东北军的工作，蒋介石基本交给戴笠去处理了。

　　不久，在戴笠的提议下，戴、张、吴三人结为拜把兄弟。戴笠比张学良年长四岁，张学良比吴泰勋年长十岁，戴笠为兄，张学良为二弟，吴泰勋为三弟。

　　三人缔结金兰，为戴笠的情报工作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戴笠的特工组织建立后，吴泰勋曾推荐多人到特务处任职，这些人都是其父吴俊升身边的人，乃至西安事变之后，戴、吴关系一直保持如初。

　　张学良本是豪爽之人，他既认定了戴笠这个朋友，对戴笠也就放松了防范。在明知戴是蒋介石耳目的情况下，一些事情对戴笠也并不避讳；戴笠对张学良也是留有分寸，只要不违反大原则，总是能够灵活变通，对有中共间谍嫌疑的张学良的谋士黎天才网开一面便是其中一例。而特务处草创之初办公场所紧张，张学良亦是慷慨相助，将洪公祠一号一幢老式花园平房交给戴笠无偿使用。

　　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关系，或者说特殊的友谊，戴笠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冒死赴西安，才得以在张学良的保护下安然无恙。 戴笠：黑暗时代里最黑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