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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精卫秘密出走

　　1938年12月18日，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兼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由重庆秘密出走，经云南抵达河内，迈出了投靠日本人的第一步。这一消息，犹如一枚重磅炸弹，在陪都重庆炸开，更令戴笠这个军统首脑目瞪口呆。

　　抗战前期，捣毁日伪汉奸组织、抗日锄奸成为军统的主要任务之一。开始于抗战前的制裁落水汉奸行动，随着沦陷区的扩大愈发艰巨。戴笠的目光，始终盯着那些不肯离开沦陷区，而与日本人眉来眼去关系暧昧的曾经的军阀政要、权贵名流，只要抓住他们落水的事实，立刻跟踪追击，予以严厉打击。

　　然而，他搜寻的目光却始终没有转到“天子”脚下的重庆，没有注意过蒋介石身边的政坛要角。汪精卫事件一出，戴笠这才意识到自己工作的失误。可是，像汪精卫这样的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的第二号人物，又有着显赫的革命历史，为什么要私自弃职出走？难道他真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去投靠日本人，做天下共诛之的汉奸吗？

　　其实，汪精卫对日抗战的悲观情绪由来已久。

　　在抗战爆发之初，蒋介石发表著名的“庐山谈话”，发出“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的全民抗战的号召后，汪精卫也在庐山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称“目前时局已临最后关头，因此，我们要有绝大的决心与勇气来牺牲……我们如果不牺牲，那只有做傀儡了”，并说“所谓抵抗，便是能使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为抵抗侵略而牺牲……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

　　尽管悲观，当时的汪精卫还是主张抗战的。而由“悲观”演变为“主和”，由“主和”演变为“傀儡”，并没有经过多长时间。

　　他身边聚集了一群与他观点相同的人，包括中央宣传部代部长、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周佛海、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外交部亚洲司日本课课长董道宁、国民党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梅思平、立法委员林柏生等。他们认为夺取抗战胜利是“唱高调”，给他们的小团体取名“低调俱乐部”。这些人聚在一起，以汪精卫为中心，开始酝酿“和平运动”。

　　两国交战，历来有主战派与主和派。主和并不代表投降，汪精卫也曾向蒋介石提出“和谈”意向，蒋介石并未断然拒绝。其时，通过德国大使陶德曼进行的调停也在秘密进行中。

　　但由于日本人野心膨胀，狮子大张口，蒋介石拒绝接受丧权辱国的停战条件，断然关闭了对日和谈的大门，陶德曼的调停宣告失败。

　　然而，汪精卫一伙人却不肯罢休，经过一番密谋，周佛海向蒋介石提出，派高宗武去香港搜集日本情报。蒋介石不知其中有诈，采纳了他的建议，使高宗武名正言顺地到了香港，并有了经费来源。

　　高宗武到香港后，做了两件影响历史的“大事”。

　　第一件，高宗武于1938年6月下旬悄悄去了一趟日本，先后会见了陆军省军务课课长影佐祯昭、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日本陆相板垣征四郎及陆军省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等人，并主动提出由汪精卫“出马”与日本人和谈。

　　从日本归来后，高宗武不敢再回武汉面见蒋介石，只好派与他同去日本的周隆庠回汉口，将其报告交给周佛海；周将报告交给了汪精卫，汪精卫看后让他转交蒋介石。

　　高宗武的报告，明确无误地传递了一个信息：日方要求蒋介石下野，由汪精卫出马和谈。蒋介石一怒之下，下令停发高宗武的活动经费。这之后，周佛海每月从宣传部的经费中秘密拨出3000元，支持高宗武在港继续与日本人联络。

　　高宗武显然担不起这个后果，吓得旧病复发，与日媾和的接力棒由梅思平接过。但在关键时刻，高宗武又做了第二件事——重光堂会谈。

　　11月中旬，高宗武与梅思平作为汪精卫的全权代表，在上海“重光堂”与日本人进行秘密会谈，内容涉及成立以汪精卫为首的新政权的具体措施、安排汪精卫离开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具体办法和日程。

　　有日本人撑腰，汪精卫开始做着从重庆出走的打算。当然，这个打算是在其夫人陈璧君与周佛海等一帮喽啰的推波助澜下做出的。

　　周佛海多次表示，只要汪精卫出山，竖起旗帜，云南的龙云、广东的陈济棠、四川的地方势力等等，这些受蒋介石排挤的实力派人物，都会聚集到他的旗帜下，支持他的新政权。

　　尽管如此，汪精卫对迈出这一步还是慎之又慎，正如其亲信陈公博的奉劝：“先生若离开重庆，将遭到全国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陈公博时任国民党中央执委、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是与汪精卫关系极深的亲信，对“言和”“出走”却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大局已定”才得到通知，急忙从成都赶到重庆，在上清寺汪公馆听汪精卫讲述对日“和平”的进展，直听得惶惶不安，背冒冷汗，当即表示强烈反对。

　　当时在座的除了汪精卫夫妇，还有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等人。待其他人离去后，陈公博力陈不能和、不能走的理由，规劝汪精卫改变初衷。两人争论到上午11点，最终被陈璧君叫停。

　　正是因为担心他会反对，作为汪精卫最信任的亲信，他才被瞒到最后。对此，陈璧君特地向周佛海、陶希圣解释说：“公博近来太忙，等到成功再通知他。到时我们都走，他是不会单独留下的。”

　　直到定好出走日期，陈公博仍在劝说汪精卫，陈璧君已经不耐烦了，直接对陈公博说：“我们是一定要走的。你不走，就一个人留在这里好了。”

　　后来陈公博评价汪、陈说：“汪先生没有璧君不能成事，但没有璧君也不至于败事。”

　　从重庆到国外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走香港；一条是走昆明。以汪精卫显赫的身份，无故乘机去香港，显然风险太大。而借道云南，必先征得“云南王”龙云的同意。为此，陈璧君亲自两赴云南。

　　在谈到“汪先生在重庆徒拥虚名”“很想换换环境”时，龙云表态说：“汪先生如果来昆明，我很欢迎；如果愿意由此出国，我亦负责护送，一切绝无问题。”

　　12月5日，周佛海以视察宣传工作为由，率先去了昆明。按计划，汪精卫于12月8日离开重庆，前往昆明与周佛海会合。但蒋介石突然在12月7日来到重庆，直到12月18日蒋介石要到行营作演讲，汪精卫可以不参加，这才找到出走机会。

　　汪精卫立刻打电话给交通部长彭学沛，要他预留18日飞往昆明的飞机客位，并直接将机票送到汪公馆。当时中枢要人非公离渝，须经最高当局批准。由于汪精卫系一人之下，地位特殊，彭学沛又是汪系人物，汪精卫的秘密出走便畅通无阻了。

　　12月18日上午，汪精卫从重庆珊瑚坝机场登机，直飞昆明。同行的除陈璧君外，还有他的亲信秘书曾仲鸣，陈璧君的侄子陈国琦、陈常焘与卫士。当天，陶希圣亦从重庆飞到昆明会合。

　　此时，高宗武、梅思平、林柏生、周隆庠都已在香港。除了陈公博，要“走”的人基本到齐。

　　12月21日，汪精卫一行十余人乘坐龙云代包的专机从昆明飞抵河内。一直不想参与“和平运动”的陈公博，不幸被陈璧君言中，大家都走了，他确实不会单独留下，只得“跟踪追击”，前往河内。

　　至此，由周佛海首倡并导演、高宗武牵线搭桥、梅思平奔走出力、陈璧君推波助澜的“和平运动”，在汪精卫的带领下，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到后来，除了“迷途知返”的高宗武与陶希圣，其他人均坠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坐镇香港布控

　　值此全民抗战的紧要关头，国民党副总裁弃职出走，这显然是长时间谋划的结果。可军统竟然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实在是一巴掌打在了戴笠的脸上，他立刻电话约见王云孙，了解汪精卫一行人离开重庆的情况。

　　王云孙是王兆槐的内弟，1933年由王兆槐介绍加入北平站，后任北平站书记。站长陈恭澍弃职逃跑后，王云孙与白世维、戚南谱被调到南京受训。培训结束后，王云孙被派到航检系统任职，如今在重庆珊瑚坝机场做航检工作。

　　军统局迁渝后，局本部设在罗家湾二十九号。王云孙来到局本部戴笠的临时办公室（后搬到罗家湾十九号办公），汇报了汪精卫一行人出走的情况。

　　“18日上午九时，先是陈璧君与曾仲鸣来到珊瑚坝机场，同行的还有两个不知姓名的人。在候机楼中，陈璧君不时地向外瞭望，还不时和曾仲鸣嘟哝几句，看样子很着急。

　　“在飞机起飞前几分钟，汪精卫在一名侍卫人员的陪同下来到机场。不知什么缘故，飞机没有按预定时间起飞，而是又延迟了好几分钟。

　　“在等候登机的这段时间中，陈璧君相当活跃，不时和熟人打招呼，并称是陪同汪先生去成都中央军校作讲演，停留一天就回来。汪精卫则格外沉着，且大踱其方步。

　　“汪等此行一共六个人，在机场里前后停留了半个小时以上。”

　　“半个小时，可惜了……”戴笠沉思着说。

　　王云孙明白戴笠的意思，无论作任何措置，即使逐级向上级请示，时间也来得及。

　　“可惜，我们的情报工作在这个地方是个盲点！”戴笠话锋一转说，“你回去务必注意，凡汪系的人进出机场，立即报告，不得延误。”

　　王云孙离去后，戴笠开始考虑如何对汪精卫一伙实施监控。尽管汪的“去向”尚未明朗，但凭着他一贯倡导的对日“和平运动”，除了投日不可能作其他之想。何况，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事值得他抛开职务、地位秘密出走呢？

　　果然，在汪精卫抵达河内的第三天，即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第三次招降声明，声称日本政府要“彻底击灭抗日之国民政府，与新生之政权相提携”，以建设所谓“东亚新秩序”。

　　汪精卫果然积极响应近卫的“招降公告”，亲自起草声明，于12月29日在汪派喉舌《南华日报》发表，即“艳电”。该“艳电”主张接受日本提出的条件，结束战争，“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复恢和平”。

　　在此之前，尽管高宗武、梅思平等人多次代表汪精卫与日方接触，尽管代汪精卫与日方签订了“重光堂密约”，但没有汪精卫亲自出面与日方公开媾和，一切均不足以成为他叛国投敌的证据。

　　即使秘密出走到了河内，也还有转圜余地。对汪精卫来说，稍不顺心拍屁股走人，逍遥海外，早已不足为奇；与蒋介石一语不合，立马玩失踪，也不是头一回。可这次性质变了，“艳电”一出，汪精卫一伙叛国投敌已是板上钉钉。

　　“艳电”一出，舆论大哗，谴责声铺天盖地，汪精卫已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这是汪精卫始料不及的。

　　戴笠已得到蒋介石指令：即赴香港，设法威胁、警告汪精卫在港亲信，阻止这些人公开进行投降活动；同时在河内组织力量，严密监视汪精卫的行动，多方侦察汪派人物的活动情况。

　　也就是说，眼下对汪精卫及其同伙采取的措施，只是监控、警告和制止公开进行投降活动。但戴笠也清楚，倘若汪精卫不肯悬崖勒马，对其予以制裁是迟早的事。

　　这无疑是一项艰巨而又棘手的任务，既要达到监视、警告的目的，又不能被抓住把柄，以免汪精卫狗急跳墙，造成无可挽回的局面。

　　考虑到河内不宜久留，否则容易引起外界注意。为慎重起见，戴笠决定将指挥中心设在香港。

　　香港是一个自由港，人员可以随时进出，不受签证等手续的限制；交通四通八达，调遣人员十分便利；距离河内不远，乘飞机坐轮船都很方便，乘海轮一个昼夜即可抵达；军统香港区人员等各方面配备齐全，调用十分方便。

　　还有关键的一点，汪精卫在香港设有重要的汉奸机构，包括高宗武组织的“日本问题研究所”、汪精卫的亲信林柏生主持的“国际问题研究所”，与该所下属的“蔚蓝书店”及由林柏生负责的《南华日报》等。

　　汪精卫一伙出逃后，除汪精卫及家人亲戚、秘书曾仲鸣驻河内外，其他人均驻香港，陈璧君则常来常往。将香港的舆论阵地作为“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的前沿，为推进“和平运动”摇旗呐喊。

　　1939年元月上旬，戴笠从重庆秘密飞往香港，随行的有警卫王鲁翘、秘书毛万里。毛万里原任北平区书记，后升任代理区长，不久前调任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秘书兼业务科长。

　　到港后，戴笠以铜锣湾晚景楼公寓为指挥部，安排毛万里住在指挥部办公，并以高街六号香港区的一个秘密联络站作为联络点。他本人在指挥部办公的时间并不多，大多时间在外边活动，也常于半夜在联络点会见工作人员，可谓来去无踪。他在香港下榻思豪酒店，据说还有其他秘密居住点，轮流居住。

　　香港区设有两部电台，戴笠指定报务员日夜值班，专门负责与河内、重庆的通讯联络。

　　此时，有一个重要人物正在乘水路赶往香港。这个人就是对河内汪精卫负有监视乃至“制裁”重任的陈恭澍。

　　而在香港，一个威胁、震慑汪精卫亲信的行动已经启动。

　　教训林柏生

　　戴笠选中的“恐吓”对象是林柏生。

　　汪精卫“和平运动”的舆论宣传，是以香港为根据地展开活动的。林柏生就是汪派喉舌《南华日报》的社长，汪精卫的“艳电”就是通过林柏生“拍板”发表的。

　　说他“拍板”，是因为这个过程有一点波折。

　　汪精卫起草的“艳电”稿件，是由周佛海、陶希圣、陈公博带到香港的。临行前汪精卫特地嘱咐陈公博，找顾孟余研究商量后再交林柏生发表。

　　顾孟余也是汪精卫的亲信，是改组派的主要头目之一，交通部部长卸任后去了香港，1938年4月在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上被任命为宣传部部长，因拒不到任由副部长周佛海“代理部务”。

　　但汪精卫与陈公博等人都没想到，顾孟余一看到汪起草的声明，立刻表示强烈反对，认为汉奸绝不可当，此电绝不能发，要求“电汪阻止”。

　　对此，陈公博不置可否，周佛海力主照发，林柏生则态度坚决，称：

　　“汪先生此电稿是指定交给我发的，你们不同意，我也要负责发出。反正不要你们署名，你们无权干涉！”

　　此电文一出，顾孟余从此与汪精卫及汪系人物一刀两断。

　　俗话说“打蛇打七寸”，在汪派的舆论阵地上，林柏生就居于“七寸”的位置，扼住林柏生就等于扼住了汪派的咽喉。汪精卫的主张都是通过林柏生之手，向国内外发表的。“艳电”发出之后，林柏生又奉汪精卫之命，在《南华日报》发表了若干附和文章。这一时期的重要社论，则由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轮流负责。

　　戴笠到港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亲自给林柏生打电话，指责他不该发表与国民政府抗战大计相悖的文章和言论，并称要烧掉南华日报社，以期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却不料，林柏生根本没把戴笠的“恐吓”当回事，照样我行我素，攻击国民政府和主张与日媾和的文章依旧源源不断地发表。

　　于是，戴笠开始布置以林柏生为狙击对象的行动计划。

　　元月17日，陈璧君邀请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和林柏生到其香港寓所吃午饭，正巧香港警察局政治部约林柏生下午四时谈话。政治部约谈，林柏生不能不去，毕竟他主持的《南华日报》和“国际问题研究室”都在对方管辖范围之内。

　　午后三时，林柏生径赴警察局政治部。具体谈话内容，林柏生在后来的回忆录中称，对方询问“和平运动”究竟是怎么回事，提醒他注意不要出事，“当心暗杀团，不能不讲求一点御防的方法。要是写封信到警察局来，可以准许携带自卫的手枪”。

　　这个“提醒”是否有作用不得而知，即使林柏生想“警惕”也来不及了。

　　这个时候，“暗杀团”的行动已箭在弦上。

　　午后，梅思平、陈春圃（陈璧君的堂侄）等人去了告罗士打酒店饮茶，约谈结束后林柏生也去那里会合。林柏生优哉游哉地漫步在大街上，完全没料到危险正在降临。

　　漫步到皇后大道时，有两人从背后蹿出，用铁棒袭击林柏生，两次击中其头部，林柏生当即受伤倒地，两名暴徒仍不肯罢手，继续向他的额部和面部痛打。

　　直到两名外国水手途经此处，两名暴徒一人被擒，一人逃逸。被擒者名陈林，最后被判刑15年。

　　林柏生被送往玛丽医院，幸亏伤口不深，不久治愈，头上留下两块伤疤。正是凭着这两块伤疤，汪伪政府成立后，林柏生得以大出风头，其势压倒了褚民谊、陈春圃等人。

　　林柏生挨了两棒，汪精卫自然明白这是对他的警告，警告他不要再有进一步的行动，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也就在这个时候，陈恭澍应邀来到香港。

　　约见陈恭澍的地点，就在高街六号的香港区联络站。

　　自从1935年年秋陈恭澍逃跑归来接受处罚，戴笠与他见过一面，至今已三年之久。戴笠显然不会意识到这个时间跨度有多长；陈恭澍则不然，内心纠结的不仅是时间的跨度，还有疑惑。

　　捅了那么大娄子回去受罚，结果戴老板什么都没问；解禁之后任命天津站站长，戴老板却不曾露面，这让陈恭澍感到十分失落。

　　赴港之前接到戴老板“十万火急”的电令，亦是寥寥数语：“克日来港……”

　　他将那张亲译的小纸片翻过来掉过去，不知看了多少遍，就是猜不透到港所为何事。又把小纸片拿给天津站书记曾澈一起研究，也研究不出个所以然。

　　他原是戴笠最为器重的下属，时隔好几年，他有一肚子的话要对戴笠说，或者想听戴笠说。尤其关于来香港，究竟是什么任务，时间多长，任务结束后是否仍回天津？他在动身前就想知道这一切，也好对天津站和家眷有个安排。

　　但对戴笠来说，特务工作有严格的保密性，该你知道的必然会告诉你，不该你知道的或许你一辈子被蒙在鼓里。譬如“箱尸案”，戴笠赴北平找王天木，由陈恭澍安排住宿与接送，陈恭澍始终不知“箱尸案”真相。

　　而且保密工作有严格的时间性，特别是准备制裁汪精卫是个绝密事件，除了戴笠，没有人事先知道整个行动方案与进展步骤。何况其中变数颇多，一切将根据汪精卫的动向来调整，采取什么措施将听命于蒋介石。

　　至于完成这项任务需要多长时间、任务结束后陈恭澍的去向，戴笠不可能事先去考虑这些，更不会想到陈恭澍急于想知道这些。

　　带着想法上的巨大落差，两人的见面没有出现久别重逢后的那种热情。陈恭澍在回忆中描述这次见面的时候说，两人握手后沉默了一两分钟，“我想他正在考虑另外的一件事”，“我心里虽急，也只有耐着性子等他先开口”。

　　然后戴笠说：

　　“我们一起去，该办的手续，香港区正在办理，具体情况你和王鲁翘联系就可以了。”

　　陈恭澍正要问去哪里，戴笠已经起身去了另外一个房间，这让陈恭澍感到一肚子的不满，只好去问王鲁翘。王鲁翘说：

　　“到河内去，这几天正在办签证，订机票，大概明后天就可以走了，我也跟你们一块儿去。”

　　陈恭澍还想问与他本人有关的事情，但考虑到王鲁翘比他小五六岁，两人仅在南京见过一面，也只是握手寒暄，并无交谈，只好作罢。

　　第二天，戴笠偕同陈恭澍、王鲁翘，乘飞机由香港直飞越南首邑——河内。

　　奔波在河内

　　一行人抵达河内，前来机场迎接的是军统越桂边区站站长方炳西。

　　抗战爆发后，戴笠料到日寇会入侵东南亚，很可能首先进攻越南，即着手在河内建立工作组织。为发展国际情报，军统在东南亚各国及美国、伦敦、巴黎等地均建立了外勤单位，所派人员多以外交人员的公开身份兼任，如美国站站长萧勃，公开身份为驻美大使馆副武官。越南当时是法国的殖民地，国民政府在河内设有一个总领事馆。1938年年初，戴笠推荐许念曾出任国民政府驻河内总领事，兼领军统河内直属组组长，组员有后来成为越南站站长的林金苏，电台台长是张亚民。

　　方炳西的公开身份，是国民政府驻河内总领事馆秘书。

　　戴笠已事先专程到河内，与许念曾商量组建“河内工作组”事宜。河内总领事馆亦成为戴笠本人的秘密活动据点，方炳西被指派为“河内工作组”总务人员。

　　在此后的两个多月中，方炳西承担了全部的后勤事务，包括对外联络以及电讯往来。当然这只是表面上的工作，事实上他承担的任务远不止于此，所承担的责任与任务并不在陈恭澍之下。

　　方炳西说一口流利的法语，这比会说安南话更吃得开，所以一切通关手续，办理得非常顺利。

　　为执行这次任务，方炳西特地买了一辆二手福特小轿车。就是用这辆车，方炳西将戴笠一行人接到事先租下的一幢房子里。

　　这是河内市区一处较为僻静的地方，房子格局不大，上下两层。楼上有两间卧室，中间夹一个厕所；楼下是客厅连饭厅，院子里另有厨房和工人房。

　　这就是“河内工作组”驻地。

　　戴笠首先将陈恭澍与王鲁翘带到河内，是因为在他的整个行动策划中，这两人是关键人物，一个是“河内工作组”组长，一个是制裁汪精卫的“杀手”。

　　但他们对河内的情况两眼一抹黑，戴笠必须为他们打通关节，安排好开展工作的接头人物。

　　戴笠在河内前后停留了两天，这两天中，他忙得不亦乐乎。当天晚上，把陈恭澍与王鲁翘留在驻地，便与方炳西外出办事，彻夜未归。

　　殊不知，陈恭澍一直处于郁闷之中。

　　自打见到戴笠，他就希望有一次畅谈，起码关于此次行动，能给他一个透底的交代。然而，在香港时没有，陈恭澍只好自我安慰，戴老板太忙，应该理解。

　　等上了飞机，陈恭澍与戴笠并坐一排，一路上有的是时间，戴老板总该说点什么吧，可他始终不曾开口。陈恭澍在回忆中谈到他“数次引起话题，他仍然嗯嗯两声，不肯多说”。陈恭澍只好表示谅解，称“这也许因为飞机引擎的声响太大，小声说总听不清，大声说又唯恐被人听去”。

　　到了河内，戴笠又是彻夜不归，陈恭澍更是因为“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而充满怨气。直到第二天近午，戴笠与方炳西才回到驻地，大家坐在一起吃了一顿中饭。陈恭澍以为饭后该与他谈工作了，谁知戴笠又与方炳西一起走了。陈恭澍感到戴笠有意冷落他，为此愤懑不已。

　　说起来实在是“小人长戚戚”，陈恭澍与王鲁翘在河内既不懂外语又不辨东西南北，戴笠需要将开展工作的一系列必要条件安排好。而作为上司，他完全没必要把个人行踪告知下属。

　　在整个刺汪行动中，陈恭澍处处表现出牢骚满腹，怨天尤人，甚至容不得其他人的行动方案。而戴笠完全没有注意到陈恭澍情绪上有什么不对劲，这也为陈恭澍不能很好地协调整个行动，最终导致失败埋下了隐患。

　　晚上，戴笠招呼方炳西、陈恭澍和王鲁翘一同出去吃广东小馆子。可晚饭过后，戴笠和方炳西又要走。为避免陈恭澍与王鲁翘迷路，戴笠特地将福特轿车留给他们，自己与方炳西坐三轮车离开了。

　　陈恭澍已经忍无可忍，一气之下将司机打发回去了，叫了两辆三轮车与王鲁翘在大街上兜风。结果因不识路，又语言不通无法与车夫沟通，再也找不到驻地了。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中国总领事馆，才问明方向，回到住处。

　　戴笠回来的时候已是夜静更深，他此次来河内的任务已全部达成，包括陈恭澍开展工作的接头对象、运送武器的通道及几套方案的基本落实。

　　还有几个小时就要离开河内了，戴笠在楼上房间稍稍休息了一会儿，就让方炳西去另外一个房间叫陈恭澍与王鲁翘到楼下客厅开会。

　　这是戴笠带陈、王到河内后召开的唯一一次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明确此行目的，下达任务。

　　他首先简单介绍了汪精卫背离重庆的经过，拿出登有“艳电”的剪报给几个人传阅；又介绍了与几个关系人碰面了解的情况，即汪精卫仍在与日方保持接触中；接着阐明这次任务的重要性，最后点明主题：

　　“我上午七点半乘飞机先回重庆，短期内是否回来还不一定。河内工作由恭澍兄负责，希望炳西兄和鲁翘尽心尽力协助。眼下任务有两点：第一，严密监视汪某的行动；第二，要多方注意汪派分子的活动动向。切记，现阶段的任务就是监视，不可采取任何制裁行动。”

　　戴笠还特地告知陈恭澍，随后将有电台和报务人员赶到；并抽调得力同志，火速前来协助。

　　会后，戴笠将陈恭澍叫到楼上单独谈话。一进屋，陈恭澍就提出：

　　“是不是把天津的王文他们调来？”

　　戴笠也考虑到王文作为陈恭澍的下属，合作起来会和谐一些。但是，王鲁翘早有“神枪”之称，在行动方面并不亚于王文与白世维（白已被派到蒋介石身边当侍卫）。而且王鲁翘正直坦率，相信与陈恭澍能够配合默契，于是说：

　　“发电报、候船期、办手续，耽搁太多，无法控制时间，我看不必了。我回去之后，会作适当的人事调派。”

　　他没有直接说出以王鲁翘为行动“杀手”，是想给陈恭澍留下考虑余地，特意叮嘱说：

　　“一般事务性工作，全部交给炳西兄去办，你无须分心；鲁翘的工作，看将来情况需要，由你来分派；随后到来的人员，由你根据情况统一分配任务。”

　　“好。”陈恭澍答应着，大概以为戴笠已交代完工作，话锋一转问，“此地的工作告一段落后，我是否还回天津去？”

　　突然提出一个私人问题，令戴笠十分意外又十分不快。执行如此重要任务，却牵挂着家中老婆孩子，这无论是戴笠本人，还是军统局本部戴笠身边的下属，都是绝无仅有。戴笠本人干工作是拼命三郎，要求身边人亦是如此。王蒲臣离开南京前探望戴笠，被挽留在特务处工作，连行李都没回去拿就开始了正式上班。南京撤退时，戴笠没回去看一眼老母亲，一家老小随着特务处撤到了武汉。为了工作不受影响，武汉失陷前，戴笠派人直接将他们送回了江山老家。而陈恭澍刚刚离开天津没几天，任务还没开始，就急着做安排家眷的打算，这让戴笠如何接受？

　　事实上，戴笠对陈恭澍的看法早在悄然改变中，不仅在石友三案与逃跑事件中，他的散漫无组织纪律性、无责任心与担当能力，令戴笠大跌眼镜；在个人生活方面的随心所欲，也让戴笠十分失望。如特务处规定，所有特工婚姻大事必须报告团体，不经允许不得成婚，陈恭澍则完全无视这些纪律，私自结婚。

　　凡此种种，戴笠以为，近半年的禁闭生活会让他有所反省，然观其解禁后任天津站站长的所作所为，多平庸而无所建树，在制裁汉奸殷汝耕、王克敏等案中，均连连失手。但戴笠对陈恭澍还是抱有希望的，毕竟他经过多年历练，主持制裁大案多起，即使是失败的教训，那也是“成功之母”。调他前来执行此项任务，也是给他一次机会，让他打个翻身仗。

　　所以在会上提到这次任务的重要性时，戴笠特别强调说：“这不是一件普普通通的工作，假如我们处置失当，后果将不堪设想。对大家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不但要好好地掌握，也应该做出表现，否则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

　　陈恭澍在回忆中说：“我懂，这是说给我听的。”

　　其实他未必真懂，否则也不会在难得的谈话中不谈任务，直接提出个人问题。

　　为了让他放下思想包袱，一心一意扑到工作上，戴笠还是安慰他说：

　　“放心吧，你的去向问题，在适当的时候我会考虑，事先会征求你的意见，但不是现在。你现在要考虑如何打开工作局面，如何与新来的同志协调好关系，做好监视工作，为最后的行动做准备。当然，没有明确指令，不得采取任何行动。”

　　戴笠拿出一张名片，交给陈恭澍：

　　“这是一个地位特殊的人，可以为我们提供高级情报，也可以提供行动线索。我已与他约好，指定由你亲自和他联络，不能由其他任何人去找他。你拿这张名片去找他，他就会接见你。”

　　戴笠又提醒陈恭澍说：

　　“注意，他不是我们的工作同志，对他既要有礼貌，又要保持分寸。”

　　陈恭澍明白，“保持分寸”就是说话要注意，不能泄露机密。

　　戴老板调兵遣将

　　给陈恭澍交代完工作，戴笠由方炳西陪同赶赴机场。回到重庆调兵遣将之后，戴笠又很快返回香港，坐镇香港遥控指挥河内工作组。

　　第一批派往河内的是电台与报务人员，第二批是派给陈恭澍的两名助手。当这两人抵达河内后，陈恭澍大失所望，他们竟然是余乐醒和岑家焯。

　　余乐醒在军统是有名的训练专家，在军统亦称得上“桃李满天下”，陈恭澍便是其“桃李”之一。陈恭澍在洪公祠特训班接受特工培训的时候，余乐醒是特训班教官，两人是名副其实的师生关系。

　　余乐醒赴法勤工俭学学的是机械与化学专业，不仅长于机械与兵器制造，更长于爆炸技术与药物的研究制作，在军统内素有“化学博士”“制毒专家”之称。

　　然而，见到老师，陈恭澍这个学生不仅没有感到亲切与兴奋，反而叫苦不迭。因为他要的助手是王文那样的行动人员，是持枪“杀手”，而不是一个“制毒专家”。

　　对于“毒杀”，陈恭澍早已谈毒色变，王子襄生前留下的那瓶“白色粉末”，还不知有没有作用，便在石友三案中闯了大祸，导致石的厨师老褚与副官先鸿霞生死不明，北平站被“连窝端”，他本人更是“畏罪逃跑”铸成大错；在殷汝耕案中，戴笠派来的尚小姐也是在投毒中功亏一篑，好在有惊无险没有造成更严重后果。

　　倘若戴老板就“毒杀”征求陈恭澍的意见，他一定会直接表示反对。

　　可余乐醒前脚迈进河内，戴老板的电报后脚即至，电报中指示陈恭澍称：“指定他（余乐醒）参赞机要与技术指导。”也就是说，余乐醒是河内工作组的“二号人物”“参谋长”兼“技术顾问”。

　　余乐醒思虑周密，处事谨慎，与陈恭澍的纪律性差、胆大妄为可互为补充；余乐醒精通法语，这在法属殖民地是大有用场的，这也是戴笠选派余乐醒的原因之一。

　　但无论戴笠考虑得如何周全，也还是没想到陈恭澍作为长期的外勤人员，不仅目无组织、散漫自由，而且处事霸道、独断专行。从洪公祠特训班一出来，就开始独当一面，无论属下有几人，都是他说了算，只会发号施令，根本无合作意识，亦无征求他人意见的习惯。因此，余乐醒这个二号人物一到河内就被打入“冷宫”，直接安排住到别处，这个“参赞机要与技术指导”直接成了局外人，偶尔被告知情况也就不错了。

　　与余乐醒同来的岑家焯，曾在洪公祠特训班任管理干部，说起来也是陈恭澍的师长。余乐醒尚且如此，岑家焯更成了多余的人。

　　随后，第三批人员到达。

　　其中，余鉴声毕业于杭州警官学校，与王鲁翘是同窗；另两人都曾是陈恭澍的老部下。

　　张逢义，山东人，与白世维同乡，又同时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七期，是早期北平站行动人员，后调特务处本部工作。陈恭澍对他的评价是：“有勇有种，浑身是胆，用枪比动笔尤为擅长，顺着他怎样都可以，惹翻了他可就不好收拾了，因为他有一股倔脾气，要好久好久才会平和下去。”

　　唐英杰，是令陈恭澍最为头痛的人，可以说是陈恭澍的克星。

　　陈恭澍在1936年被解禁后任天津站站长，第一件事就是申请将原来的老部下白世维、王文调到天津站。戴笠在批准的同时，还派了一名陈恭澍并不认识的特工唐英杰，协助行动工作。

　　唐英杰，又名张效良，四川人，时年30岁出头，身材矮小，貌不惊人。

　　有道是“人不可貌相”，论相貌难登大雅之堂的唐英杰，却身怀武功绝技。他在南京被关禁闭期间，曾被加戴刑具以防止逃脱，他竟能脱下手铐脚镣而皮肉丝毫无损。“缩骨术”只是他的绝技之一，他最拿手的绝活是“轻功”。陈恭澍说他“超距纵越的功夫，不仅穿房跃脊如履平地，就是十丈高楼，也能够上下自如”。有人曾亲眼看见他“手持一把普通雨伞，从三层高的楼顶一跃而下，落在地上飘飘然，仅发出轻微声响”。

　　戴笠发现唐英杰，是在特务处成立之初。此君时在上海大舞台登台献艺，武功绝活轰动一时。戴笠如发现瑰宝，立即罗致到团体中，加以训练并灌输政治知识，成为行动人员中的干才。他最大的缺点就是纪律散漫，时常闯点小祸，也多次遭受处罚。

　　但在京沪，此君尚有节制；来到天津站，面对陈恭澍这样一位唯我独尊的上司，他则完全不买账，而是随心所欲，我行我素，令陈恭澍大伤脑筋。

　　好在不到一年此君奉调回京，陈恭澍如释重负。却不料，在执行如此重要任务之时，又与此君相遇，真是“冤家路窄”！

　　戴笠调唐英杰的用意，就是利用此君轻功专负侦察任务之责。若无打入汪宅内部的线索，也只有由此君侦察宅中布局、汪氏卧室情况及生活规律，方能执行暗杀计划。

　　应该说，唐英杰是整个刺汪案中的关键人物，只可惜，陈恭澍未能很好地协调关系，组织侦察，导致误中副车，功亏一篑。

　　紧接着，又有两人结伴而来，他们是郑邦国和陈步云。

　　郑邦国，安徽人，善用枪，据说连发点射，足能打出花来。陈步云是江苏徐州人，这两人都曾在淞沪会战中参加王兆槐组织的抢运日寇武器的行动。

　　至此，河内工作组全部成员到齐，除余乐醒与岑家焯外，其他七人均住在工作组驻地。

　　其他协助人员，包括方炳西、电台人员、译电员等均由方炳西安排住在其他地方，平时的工作联络，亦由方炳西转达。

　　方炳西虽不是行动组负责人，却是一个责任并不亚于陈恭澍的重要人物，戴笠的所有指示，均由方炳西转达。也就是说，方炳西是连接戴笠与河内工作组的纽带。

　　但陈恭澍对方炳西知之甚少，甚至不知他住在何处。对一切事务性工作，不等陈恭澍开口，方炳西便都安排好了；许多陈恭澍想不到的事情，他都会给予提醒；更多的事情，他会想到陈恭澍前头，这让陈恭澍觉得他既神秘而又不可思议。

　　说他神秘，是在表面看来，他是“河内工作组”的总务人员，是“总指挥”陈恭澍的下属；而实际上，陈恭澍接到的每一个指令都是由他发出的。尽管是借他之口，但与陈恭澍相比，他显然掌握更多的河内工作情况，甚至包括戴笠的多套行动方案，以及此后戴笠到河内布置任务的情况等。

　　许多年以后陈恭澍回忆前尘，顿有所悟，猜测方炳西是负有秘密任务的“督察”，始终不知方时任越桂边区站站长。

　　然而，河内工作组基本人员到齐，监视任务却未能就此展开。因为这一帮人初来乍到，不仅人地生疏，而且语言不通，唯一熟练使用法语的余乐醒，还被陈恭澍边缘化了。如何找到汪精卫的住所，打开工作局面，成为陈恭澍的当务之急。

　　汪精卫要去哪里

　　更着急的是戴笠。

　　戴笠坐镇香港，正在想方设法将枪支弹药运往河内，以备制裁汪氏之用，同时也在筹划实施后备方案。就在这个时候，忽然传来汪精卫即将离开越南，或前往欧洲或赴港转日的消息。

　　为证实消息的准确性，戴笠立即电令陈恭澍，查明汪精卫一行人的行动迹象，速即报告。

　　在得到最后证实之前，戴笠不敢掉以轻心。倘若汪精卫旅欧，那是重庆方面所希望的最好结果；倘若汪精卫在军统的眼皮底下悄悄去了日本，或者拦截未能成功，将会造成无可挽回的严重后果，也是军统的严重失职。

　　蒋介石之所以令戴笠只监视、震慑而不得实施制裁，就是为了给汪精卫留有退路，使他迷途知返。

　　正因为如此，在近卫文麿第三次发出“招降”声明的翌日，孔祥熙在蒋介石授意下，特地给汪精卫写了一封信，提醒他看清“此时国际情势，爱恶益为明显”，切莫一时糊涂做出错事。但汪精卫看到此信已是十天之后，“艳电”已经发出，大错铸成，已是覆水难收。

　　眼看着汪精卫在叛国投敌的路上越走越远，蒋介石仍不死心，在1月30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闭幕当天，即指派与汪氏有着历史渊源的“改组派”成员谷正鼎为“专使”，前往河内会见汪精卫。

　　谷正鼎带去了为汪精卫夫妇及其秘书曾仲鸣办好的赴英法等国的签证护照，转达了蒋介石的意思：“汪先生如果要对国事发表主张，写写文章，发发电报，任何时候都很欢迎。汪先生如果有病，可赴法国等地疗养，可先送50万元，以后随时筹寄。但不要在上海、南京另搞组织，免得被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

　　关于50万元是否送了，历来说法不一，谷正鼎在后来的回忆中亦否认了此事。但汪精卫留下了护照。在谷正鼎转达蒋介石原话后，汪精卫的回应“不免有愤激之言”。

　　那么，汪精卫将何去何从？戴笠得到的消息是否可靠？

　　其实，汪精卫已陷入困境之中。

　　首先，“和平运动”无人响应。“艳电”发出后，不仅各实力派按兵不动，连协助汪氏一行出逃的龙云亦无任何响应迹象；而与汪氏关系更深，也是汪氏寄予厚望的张发奎，则与余汉谋等人发“微电”指责汪精卫“危害党国”，“请通缉归案明正典刑”；李宗仁、白崇禧亦电请中央，通缉汪精卫。

　　令汪精卫遭受更大打击的是，留渝的汪派人物皆不能与他共进退。诸如彭学沛、张道藩、甘乃光、王世杰等人，均不赞同他的主张；汪派大将顾孟余，更是愤而从香港返回重庆，从此与他割袍断义，视若陌路。

　　原以为登高一呼，“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不料情况完全不同，不仅景从者无，而且被全国上下一致斥为汉奸，甚至大有“树倒猢狲散”之势。

　　在此情况下，明智者自然是悬崖勒马。而且日本政局发生的变化，也让汪精卫措手不及。原来，汪精卫的“艳电”发出没几天，1939年1月4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突然下台了，继任首相平沼骐一郎乃“国粹派”首领，与参与“议和”那些人物均无渊源。而参与“议和”的影佐祯昭等人也都返回了日本。如此一来，汪精卫顿失凭借，被晾在河内，成了搁浅在沙滩上的鱼。

　　蒋介石不失时机地送来了签证护照，这对汪精卫是一个绝好的台阶，就坡下驴，离开河内，赴欧洲“养病”，也算最终未影响抗战大局，这是目前最好的选择。汪精卫既然留下了护照，说明他有赴欧洲的打算。

　　然而汪精卫心有不甘也是事实。在“艳电”发出的第三天，即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常会临时会议已将他永远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丢了国民党副总裁的身份，失去了赖以“领袖群伦”的依托，玷污了“革命元勋”的光荣历史，就这样放弃“和平运动”，灰溜溜地逃往欧洲，自然是有些太窝气了。

　　所以，汪精卫的行动迹象，成为重庆方面密切关注的焦点。

　　坐镇香港的戴笠，也在等着陈恭澍的“速即报告”。

　　而此时的陈恭澍，正坐在河内工作组驻地叫苦连天。因人地生疏，陈恭澍尚不知寻找汪精卫住所从何入手，何谈查什么“迹象”！

　　为了尽快做出回复，陈恭澍将余乐醒、岑家焯都找了来，会同工作组驻地的七人，共同协商，可是谁也说不出如何找到汪精卫的住所。

　　眼看着无法完成任务，陈恭澍想到了自己面临的严重后果：万一这个时候汪精卫去了欧洲，估计戴老板不会再追究责任；万一汪某到了日本，他估计自己“将会受到两种轻重悬殊的处分。轻，责备两句而已；重，立即扣押，交付局本部第三处（主管军法）以‘贻误军机’罪付诸审判，照军统的‘家法’，可被判处十二年、无期徒刑、死刑之罪”。

　　就在陈恭澍为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不寒而栗的时候，戴笠的又一封电报接踵而至。这封电报的内容，是询问联络徐先生的情况，更特别嘱咐：

　　“事无巨细均可酌情与之磋商，任何工作需求，亦无妨谘情办理。”

　　戴笠仿佛能掐会算；仿佛就在陈恭澍身边，目睹着他的一举一动；仿佛知道他并未与徐先生联络，特地发此电报提醒。

　　陈恭澍豁然顿悟，赶紧找出戴笠留下的名片，按图索骥，找到了徐先生的寓所。

　　问计徐先生

　　徐先生40岁左右年纪，五短身材，体形粗壮，戴一副高度近视镜，操一口普通官话。看外表，很难分辨其身份职业，也很难想象他原是一介文人。

　　后来陈恭澍才知道，徐先生是江苏无锡人，曾留学欧美。但其谈吐直率，气势豪迈，全无书卷之气。

　　见到陈恭澍，徐先生并无诧异，像见到了同乡故友，亲切而又热情地招呼陈恭澍到客厅坐下，并请出夫人斟茶招待。

　　不等陈恭澍开口，徐先生坦率而又诚恳地说：

　　“你们人生地不熟的被派到此地来，必然会遇到许多不方便，我当然愿意协助你们，不过也只限于幕后。万一传言出去说是有我参加在内，那就糟了，所以要请你们谅解这一点。总之，我做得到的一定做，还请放心。”

　　陈恭澍也就开门见山，要求徐先生“设法查明此事的端倪”。徐先生说：

　　“这容易，我去问问他们就知道了。”

　　“他们”是谁？如此重要、似一座大山压在陈恭澍心头的一件大事，徐先生说得如此轻松，反倒让陈恭澍有些不敢相信了。

　　不料，当天下午徐先生便派人送来了口信：

　　“汪先生住在高朗街二十七号。他确是有离开河内的意思，因为他已经向当地的主管方面有所说明；不过截至目前，汪本人尚未做出最后决定，也就是说想走，可没有决定什么时候走。至于准备去哪里，据透露，是先到西贡再搭轮船转赴法国。是否去香港或日本，他们并无所知。”

　　“他们”是谁？“他们”的信息是否可靠？

　　汪精卫果真去法国，这当然是最好的结局。这个“口信”已将陈恭澍要查询的事项给出了答案，但他必须确定这个消息的准确性，否则传错情报“贻误战机”，他就是有十个脑袋也不够砍的。

　　于是，他与前来送信的曾先生一同返回徐宅，亲自听徐先生将这个信息又重复了一遍。当然，他还想知道的，就是信息“来源”。只有弄清信息来源，才能确定是否可靠。

　　他用十分委婉的语气与措辞，向徐先生请教，信息是哪里得来的，其中包括：是谁说的，发言的人是干什么的，他怎么会知道，他和徐先生有什么关系，等等。

　　徐先生明白陈恭澍提出这一系列问题的原因，很耐心地将信息来源及他了解的情况，讲给陈恭澍听。陈恭澍终于明白了“他们”是谁，将他们的身份地位、社交层次及情报内容相对照，顿觉合情合理，“来源”可靠，情报真实。

　　“他们”，是徐先生的外国朋友，其中既有华侨，又有法国驻河内的官员。

　　徐先生虽不是闽粤人，却在当地华侨社会里广受尊重，与法国驻河内官员亦是往来颇多，与法籍警察总监尤为熟稔，且不时举行酒会或舞会以增进感情。

　　陈恭澍不得不佩服徐先生的社交能力与公关能力。

　　证实了情报的准确性，陈恭澍及时给戴笠回电报告。

　　其实，陈恭澍的报告与戴笠得到的情报并无什么差别。徐先生的情报来自驻河内的法国官员或华侨，戴笠的情报来自中国驻法国领事馆，都是第三方信息。这完全是基于安南管理上的权限。也就是说，汪派在河内的活动，照规定必须向当地主管机关报备，因而官方才会掌握汪氏在河内的行止，以及与汪氏有过接触的若干人物之活动，包括住在当地的和由外埠入境的人。至于汪氏与接触的人谈论什么，官方无权干涉，也就无从知晓了。

　　而这，才是戴笠急于想知道的内容，才是汪精卫行动的真正迹象！

　　将徐先生介绍给陈恭澍，不是为了让陈恭澍从徐处直接索取情报，若如此根本用不着陈恭澍。显然，是为了让他借助徐的关系打开工作局面——起码监控汪宅及进出人员等，最好潜入汪宅内部，探求虚实。

　　其实徐先生介绍给陈恭澍的关系，已经接近汪宅——守护汪宅的安南警探，只是陈恭澍尚未将注意力放到这里。

　　陈恭澍按照徐先生提供的情报，直接回复了戴笠。戴笠对这个回复显然不能满意，却也没说什么。而陈恭澍此时却是满腹狐疑，满腹牢骚。原来从徐先生那里，他得知了谷正鼎面见汪精卫一事。

　　谷正鼎到达河内后，直接打电话给中国领事馆，请总领事代找曾仲鸣。这在官方是非常简单的事，下午谷正鼎就见到了曾仲鸣，随后前往汪的住所。陈恭澍纠结的是，既然总领事许念曾知道汪的住所，总领事馆秘书方炳西就会知道，估计戴老板也会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告诉他？

　　这让陈恭澍徒增烦恼，完全忽略了自己的失误。倘若他及时拿着戴笠留下的名片去见徐先生，不仅早已知晓了汪的住所，而且利用徐介绍的运用人员，说不定监视工作业已取得一定进展。因为即使知道了汪的住所，不借助徐先生的人力，仅凭几个人地生疏、语言不通的外来人，也很难开展工作。

　　直到2月中旬，陈恭澍的监视工作仍无进展。而这个时候，犹豫不决的汪精卫已经做出了选择。

　　应该说，在汪精卫落水的道路上，陈璧君自始至终起着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在这个女人眼里，开弓没有回头箭，“和平运动”成功在即，岂能功亏一篑？在去欧洲还是去日本的两种选择中，强劲的枕边风起了关键作用。

　　汪精卫最终选择了继续与日本人媾和。而“议和”的日本人都已回国，只有去日本求和，才能得知日本官方的态度。汪精卫甚至想亲自浮槎东渡，无奈他的日语水平仅限于吃喝拉撒，谈“正事”离不开翻译。

　　以汪精卫的身份，显然也不适合亲自出马。很快，高宗武应召从香港来到河内。经过几天的讨论，几人做出对日“协商方案”。

　　方案提出的最终目标是：由汪精卫出面，在南京组织新的“国民政府”。方案同时提出，眼下汪氏仍留住河内，待“南京建立政府时，将乘军舰进南京”。

　　2月上旬，高宗武带着“协商方案”经香港转赴日本，3月16日回到香港。

　　高宗武的进出往返，河内工作组全然不知。

　　魏春风与阮小姐

　　如果说陈恭澍的工作尚未开展起来，对汪精卫的活动一无所知，尚可理解；那么军统香港区对高宗武的进进出出亦无察觉，着实有些说不过去。

　　抗战爆发后，香港成为内地与外界联系、转运的唯一口岸，戴笠及时做出调整，将香港站升格为香港区，人员及设备配置都有了大幅度提升。而且戴笠亲自坐镇香港遥控河内，特派专人监视汪派在港的汉奸机构和人员。

　　在这种情况下，高宗武去了一趟河内，又去了一趟日本，悄然而去，悄然而归，历时一个半月之久，达成了蒋介石最不愿看到的“和谈”意向——在南京建立伪中央政府，军统香港区竟毫无察觉，着实令人匪夷所思。

　　更匪夷所思的是戴笠，连春节都在香港过了，却没有发现汪派人物的动静。

　　谷正鼎送签证护照是2月初，到2月中旬不见汪精卫旅欧，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汪精卫执意一条道走到黑。他本人没有离开河内，不代表他的喽啰没有活动。

　　也就是这个时候，戴笠再次电令陈恭澍，即速查明汪精卫与日本方面的勾结情形，以及所商谈的内容，切实报告。

　　陈恭澍接到电报后，赶紧召集王鲁翘与徐先生介绍的魏春风商量。

　　魏春风20岁出头，个头不高，身材略显单薄，长得眉清目秀。第一次见到这个秀气的大男孩，很难想到他还能干特务工作。

　　魏春风祖籍福建，在安南长大。虽学历不高，却极聪明，不仅通晓法文，还能说一口地道的安南土话，对当地的社会情况、人情习俗都十分熟悉。

　　这正是河内工作组急需的工作人员，是徐先生按照戴笠的要求，特地介绍给陈恭澍，协助他开展工作的。

　　魏春风作为运用人员加入河内工作组后，首先带着陈恭澍与王鲁翘驾车到高朗街二十七号侦察。可是一连去了几次，都很少见到有人出入。该处院子不深，从街上可以清晰地看到窗户，但每一扇窗户都是窗帘低垂，无法看到屋里情景。

　　王鲁翘说：

　　“开着车不敢停留，这样侦察，就算有什么人出入，我们也很难碰上。”

　　“就算碰上了又能怎样，也还是无法知道谈话内容。除非能打入内部，弄到一竿子到底的情报。”陈恭澍说着，将目光转向魏春风。

　　魏春风对河内工作组的背景等情况知道得并不多，由于隐秘工作的特殊性，陈恭澍也没向他介绍过什么。他所知道的，应该就是徐先生介绍的有限的情况。但他工作热情极高，随叫随到，让干啥就干啥，从不多问一句。陈恭澍对他也就不再回避，直接将他带到了驻地，这样也就不用特地去徐先生那里找他了。

　　“有一个人倒是可以帮助蹲守，但需要想办法说服他。”魏春风说。

　　“是哪个？什么情况？”陈恭澍赶紧问。

　　“是个便衣警察，正好负责高朗街二十七号那一带。”

　　“这么巧。你和他什么关系，有什么办法可以说服他？”

　　“他是我女朋友的亲叔伯哥哥。”

　　“真是太好了！”陈恭澍像抓住了救命稻草，高兴地拍着魏春风的肩膀问，“这么直接的关系，你怎么不早说？”

　　“我也是刚知道的。”

　　魏春风的女朋友阮小姐是地道的安南人，陈恭澍觉得河内工作很需要这样一位本地女子做掩护，特地向魏春风做了侧面了解，得知两人青梅竹马，就向魏春风说明自己的想法。阮小姐没有直接参加到河内工作中，而是在魏春风的掌握及王鲁翘的指导下，在侦察掩护等方面，为河内工作助力。

　　阮小姐的叔伯哥哥阮先生在警察局当密探，也就是便衣警察，前不久被派在汪精卫住所附近一带巡逻、守护。他们一共三个人，24小时轮流值班。这个具体情况，是阮小姐参加河内工作组后特意打听的。

　　“既然是密探，是便衣警察，而且这个隐蔽岗哨刚设置不久，那应该是专为汪氏而设的。”陈恭澍分析说，“不管是汪氏要求保护、花钱驻卫以策安全，还是河内行政当局以保护为名特地派来监视的，他们对汪宅内进出的人都应该很清楚。”

　　但是，魏春风对能否说服这位警察没有把握，只能试试看。陈恭澍却不以为然，一摆手说：

　　“阮先生是安南公职人员，让这样一个外国人提供情报，最简单的方法莫过于收买。”

　　正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毕竟阮小姐与阮先生是同一祖父的亲叔伯兄妹，有阮小姐牵线搭桥，这桩“买卖”很快达成。

　　令陈恭澍遗憾的是，阮先生只是一名基层警察，他了解的情况仅限于职责范围之内，除了监视汪氏并负有保护责任外，其他情况并不清楚。至于汪宅进出人等，只是将情况随时告知戴春风，并不知这些人的身份与往来目的。

　　陈恭澍和魏春风商量，最好能“收买”这批人中一个小头目，也就是探长。魏春风和阮小姐做了一番努力，阮先生始终不愿多事，担心弄不好会丢了饭碗。

　　其实，即使收买一个探长，能得到的也还是官方渠道的信息，汪精卫不会将他的去向提前告诉安南警方。好在阮先生可以代替河内工作组在汪宅蹲守，让陈恭澍减少了很多麻烦。

　　武器源源到河内

　　虽然河内侦察工作无明显进展，戴笠的“制裁”计划仍按部就班地展开。在调兵遣将为陈恭澍配备各类助手的同时，也在筹划向河内运送武器并开始启动最初策划的后备方案，为此费尽心机地挖掘到一个特殊人物——曹师昂。

　　说他特殊，不仅因为他有留学法国的背景，更因为他有一位法国太太。

　　曹师昂生于民国元年，时年27岁，湖南益阳人，毕业于法国军事航空专门学校，曾任法国空军第三十五大队教官、法国格纳东南航空委员会委员等职。并于1935年参加法国举行的长途飞行比赛，获得第五名。回国后曾任参谋本部第一处航空科长，抗战后担任法国志愿空军大队联络官（或称特派员），曾驾驶法国制地瓦蒂式驱逐机对日军作战。这个志愿大队，与美国陈纳德将军的十四航空队属于同一性质。

　　曹师昂的太太是一位金发碧眼的白种人，这位二十出头的妙龄女郎，衣着朴素，举止大方，既无西方人的傲慢，亦无年轻女孩的娇气与忸怩。她能说几句简单的中国话，勉强可以达意，复杂句子由曹师昂做翻译。

　　戴笠选中曹师昂夫妇协助河内工作组，正是看中了他的法国留学背景和娶了一位法国太太。

　　由于安南是法国属地，法国人为提防安南民众的反抗，在安南境内禁止持有或使用武器，对武器查禁非常严格，尤其是出入境关卡及水路通衢要道，一旦发现，必予判以重刑，所以源源抵达河内的特工都没有携带武器。

　　戴笠交给曹师昂的第一项任务就是“送武器”。在为曹师昂夫妇举行的饯行宴席上，戴笠将一个公事皮包交给曹师昂，那里面装有三支美国造左轮手枪和子弹，让曹师昂带到河内后将其中两支手枪和一盒子弹交给陈恭澍，另一支手枪和部分子弹由曹师昂本人使用。

　　尽管曹师昂夫妇具有法国背景，但携带这三支左轮手枪和子弹仍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因而戴笠叮嘱再三：

　　“一定要小心防范，不可出半点差池。”

　　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对汪精卫的制裁，也关系到曹师昂夫妇的安全。曹师昂果然不负重托，将武器顺利带到了安南。

　　曹师昂作为非军统人员，也被戴笠编入河内工作组之列，以他的特殊背景与其夫人的法国人身份，为河内工作组提供帮助。也就是说，陈恭澍若有需要，曹师昂当全力帮忙。比如在侦察方面，曹太太若以法国记者身份进入汪宅采访或许更方便。

　　曹师昂夫妇肩负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戴笠策划的后备方案——利用曹太太的特殊身份展开侦察，以备万一陈恭澍行动失败，由曹师昂采取补救措施。

　　在临行前的饯行宴席上，戴笠特地叮嘱曹师昂：

　　“到安南后先与方炳西同志取得联络，再由方同志代约河内工作组负责人陈恭澍和你见面，河内工作组的问题，你们可自行商量。如果你有意见，最好打电报，他们一定会转给我。如有需要，也请你随时提出。”

　　然而，曹师昂的到来令陈恭澍产生了一些不快，问题出在最初见面的环节。曹师昂作为非军统人员，且另有任务在身，并没有从心里将陈恭澍看作上司，到河内便自行在外边住下了，然后由方炳西通知陈恭澍来见，完全忽略了陈恭澍作为“组长”的身份。

　　不知方炳西是否想到过不妥，当他告诉陈恭澍去见曹师昂时，陈恭澍拉着脸问：

　　“是老板派来的？”

　　“是。”

　　“有什么为证？”

　　陈恭澍这样问让方炳西很为难，戴笠派员到河内是会给方炳西发电报的，由方炳西接应并送到工作组驻地，以往陈恭澍也没有查问过证据。方炳西只好说：

　　“你们见了面，自然就会明白了。”

　　这个回答让陈恭澍心中更是不快。他干外勤多年，说一不二习惯了，什么时候听过下属指挥？尤其那个姓曹的，既是老板派来的工作人员，岂有让组长登门拜访之理？

　　无奈这里不是他的平津“老巢”，也只能跟着方炳西一起去见曹师昂，好在见面后谈得还算愉快。但是，陈恭澍收下了武器，却没有重视曹师昂夫妇的特殊身份，尽管他不知曹师昂另有任务在身，仍没想到给这个特殊组员安排什么任务。

　　紧接着，第二批武器送到了河内。这次是一名稽姓女特工将三支崭新的驳壳枪和20粒子弹从香港带到了河内海防，需要河内工作组去取。尽管海防离河内仅有几十分钟的汽车行程，陈恭澍还是犯了难：

　　“我们七个人中，没有一个是熟悉交通情况的。”

　　此时已是2月下旬，陈恭澍到河内已一月有余，对周边环境尚不熟悉，不能说不是一个特工人员的严重失职。尤其作为负责人，只强调自己是外来人员的客观因素，主观上不做积极努力，与他的戴老板拼命三郎的作风相比，实在是天差地别。

　　既然工作组内部派不出人，只能派运用人员。考虑到魏春风年轻缺少历练，难免沉不住气，陈恭澍只得求助徐先生指定为工作组帮忙的另一位运用人员——曾先生。最终由曾先生带了两名工作组成员去海防取回了武器。

　　与此同时，戴笠又派了两拨三个人抵达河内。第一拨是湖南人谭天堑，也有法国留学背景，带着他的法国女友，在河内也是单独居住。

　　戴笠在给陈恭澍的电报中介绍了谭天堑的任务：“密切联系，代转函电，如有情报需求，可商请该员办理。”也就是说，谭天堑与女友可代为刺探有关汪精卫的情报。

　　最后一拨两人是戴笠特地从昆明抽调来的。随着时间的推延，“制裁”已迫在眉睫，因担心人手不敷使用，戴笠特地就近抽调两名行动人员听候陈恭澍差遣。

　　然而戴笠不会想到，除了住在工作组驻地的七人，其他人都被陈恭澍边缘化了。最后到的两名行动人员，亦被列为“预备人员”安排在行动组驻地之外居住。

　　应该说，戴笠为此次“制裁”提供了充分的人力、物力和可资利用的关系，为河内工作组开展侦察和“制裁”准备了充足的便利条件，无奈陈恭澍不仅没有好好利用这些条件，反而猜疑重重，一味抱怨，而且将很大一部分精力和时间用于了玩乐消遣。

　　陈恭澍自己曾说起与徐先生见面后的情况：

　　“我和鲁翘同是北方人，既吃不惯西餐，也不喜欢成天吃广东菜，很想来一顿饺子、馒头一类的面食，好像才算真的吃饱了，可是此处没有北方小馆，也只好多咽几口唾沫了。巧的是徐夫人原籍北平，由她调教过的大司务也会弄点北方人吃的面食，就是为了这个，我和鲁翘反而常到徐公馆去做客。”

　　其实，仅仅做客打打牙祭也就罢了，关键是吃饭之后要和徐夫人玩两三小时的扑克牌。为什么不打麻将呢？陈恭澍说：“一来是有响声，怕人家听到会说闲话，再者是打麻将顶多只能容纳四个人，玩扑克牌有多种玩法，多至六七个人，也都无人向隅，大家同乐，岂不甚妙。”

　　陈恭澍他们玩牌，面子上是背着徐先生的。玩牌地点是在徐公馆楼上的阁楼里，尽管徐先生饭后一个人躲到书房里看书，阁楼里的动静不会听不到的。陈恭澍也曾打趣地问徐夫人：

　　“徐先生讨厌玩牌？”

　　“那才不呢，他是不好意思坐下来，如果有一天他不干这个了，他也许比你们玩得更起劲。”

　　徐先生受戴笠之托为工作组帮忙尚且能够自律，陈恭澍作为河内工作组组长重任在身如此放肆，听了徐夫人的话本应感到羞愧，他却强调说：

　　“可是我们还年轻，如果不装模作样，相信谁都免不了贪玩，这是真实的一面。不过，大环境和小天地都不允许我们为所欲为，所以也只限于我和鲁翘两个人一搭一档，连方炳西都不让他知道。有时可又不得不向炳西兄通融一点钱，次数一多数目一大，炳西兄也会估摸到我们是非嫖即赌。难得的是他厚道，仍然不肯伤害我们的自尊而加以道破。至于他是否把这种不大应该的事反映到上级去，那就很难说了。”

　　由此可见，戴笠的用人失察。如此重要任务，交给一个如此缺少责任心的人负责，不失败才是偶然。

　　其实从陈恭澍在制裁石友三案中表现出的作风，以及弃职出逃的做法，戴笠就应该有所警觉。可惜到刺汪失败，戴笠对陈恭澍仍然委以重任；后来陈恭澍在沪一区因嫖赌造成巨大亏空，戴笠也仅仅是派人暗中查账；直至陈恭澍叛变投敌，戴笠仍没有彻底对他死心。

　　高朗街二十七号

　　随着武器弹药送到河内，派往河内工作组的各路人马业已到齐。

　　至此，戴笠派到河内来的军统干部及挖来的曹师昂等共15人，加上河内的运用人员徐先生、魏春风和女友，以及为徐先生跑腿的曾先生，已19人之多。

　　3月初，戴笠电令河内工作组：“希作必要之准备，切切不可轻举妄动。”也就是做好“制裁”准备，只待一声令下，立即行动。

　　河内工作步入了新阶段——“备战”阶段。即在监视、侦察的同时，做好实施“制裁”的行动准备。

　　但陈恭澍对汪宅的侦察并无进展，仍然停留在蜻蜓点水式的侦察结果，如他本人所言：

　　“笔者偕鲁翘开车从门前来往过多次，却很少看见有人出入。”

　　以开车路过的方式侦察，即使车速再慢，看到的也只能是汪宅的外形：

　　一幢西式洋房，楼高三层，一面单边，一面连栋。正门临街，有大门，门却不大，一天到晚都是关着的。后面是小院落，围有矮墙，有后门，又有角门。

　　高朗街距离闹市区并不远，但很僻静，属于高级住宅区，住在这里的多半是外国人，以法国人居多。二十七号门前有一片草坪，可供儿童玩耍，也可供过路人歇息，只是平时很少有人涉足。草坪前是一条宽阔的林荫大道，大道两边植有一排棕榈树，其间几棵高耸的大王椰子十分突出。若从街道对面望过去，房子都被遮住了。由于大门进深不深，在街上可以看到窗户。如果不是有窗帘遮蔽，也许能看到屋里的情景。

　　遗憾的是，陈恭澍的观察只限于汪宅外观，对宅内乃至楼内情况一无所知。

　　来自魏春风的情报要细致很多，这不仅有他本人的侦察结果，更有来自阮小姐的堂兄、当地警探阮先生的信息。他们发现，住在高朗街二十七号的人相当多，男女老少都有，可是除了汪氏夫妇外，很难分辨出哪个是仆从、哪个是亲属、哪个是宾朋。

　　出入汪公馆最频繁的是曾仲鸣，他每天进进出出，有时候会多达四五次。据侦察，他一般不住在宅内，而是另在“大陆饭店”开了一个长期房间，以代表汪氏对外接触。所有前来会见汪氏的人，皆需先与曾仲鸣接洽，由曾仲鸣决定是否安排与汪见面。

　　此外，出入汪宅的常客，还有周佛海、高宗武以及日本人影佐祯昭等。

　　这些信息可以证明，汪精卫不仅在叛国投敌的路上越走越远，而且加快了建立傀儡政权的步伐。由此可以推测，“备战”时间不会很长。

　　然而，对实施“制裁”来说，仅了解这些远远不够，还需要了解二十七号院内及楼内建筑结构、人员居住情况、汪精卫的生活规律等。总之，需要一竿子插到底的情报。

　　阮先生作为警探，只能宅外蹲守，并无进入宅内的机会。

　　徐先生的关系，除了法国驻河内官员，就是华侨，并无接近汪派人物的可能。

　　其实，陈恭澍忽略了曹师昂金发碧眼的法国太太。在法属领地，汪宅周围住的又都是法国人，由曹太太出面自然便利得多。但直至“误中副车”后，曹太太假扮法国记者入汪宅采访，借机侦察汪精卫住宅内情，陈恭澍才恍然顿悟，却早已晚了三秋。

　　在将一半以上人员“边缘化”后，陈恭澍的目光只盯着住在工作组驻地的七名行动人员，思路再也没有离开过这个七人的小圈子，甚至对工作组“二号人物”余乐醒提出的毒杀方案也是嗤之以鼻。

　　眼下，若不尽快摸清汪宅内部建筑与居住情况，一旦“制裁”令下达，陈恭澍将束手无策。在工作组驻地的七名行动人员中，唯唐英杰有轻功特技，这项任务自然而然地落在了唐英杰身上。

　　唐英杰曾为陈恭澍下属，对这位唯我独尊的上司历来不买账。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陈恭澍理应放下身段，与唐英杰沟通协商，却不料，他依旧是高高在上，一味地发号施令，明令唐英杰：

　　“无论多么艰险，必须设法进入汪氏宅内察看。如果实无可能，最低限度也要跃登房顶，以倒卷帘的姿势，加以窥探。”

　　侦察，唐英杰当然要去，这是戴笠派他参加河内工作组的主要任务。侦察归来后他向陈恭澍如实做了汇报，只是侦察得并不彻底，或者说并不仔细、不到位，最关键的细节没有发现，即高朗街二十七号与二十五号同为汪宅，内部已经打通，而且汪精卫的卧室并不在二十七号……

　　总之，无论是唐英杰的“倒卷帘式”侦察，还是陈恭澍的“路过式”“蜻蜓点水”，抑或是阮先生的“蹲守”，都漏掉了最重要、最关键、最关乎成败的细节。

　　“备战”阶段持续了半月之久。

　　3月18日，刚刚从日本回到香港两天的高宗武，接到日本驻香港总领事田尻爱义的通知——日方同意由汪精卫出面“组府”。

　　同一天晚上，戴笠接到对汪精卫采取“制裁”行动的命令。

　　当天夜里，戴笠从重庆向河内工作组下达了“制裁令”。

　　“倒卷帘式”侦察

　　方炳西接到电报后立即赶往河内工作组驻地，这时已是次日凌晨二时许，陈恭澍料到有紧急任务，赶紧从床上爬起来，来到一楼客厅。

　　“有指令？”陈恭澍问。

　　方炳西点点头，递上译后的电文——一张写着一句话的小字条。不要小看这张小字条，上面的寥寥数字，可谓字字千钧：

　　“着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

　　这是戴笠在对汪精卫称谓上，第一次使用“逆”字。

　　陈恭澍自1月中旬抵达河内组建工作组，经历了四五十天的侦察阶段，和半月余的备战阶段。应该说，两个月的侦察备战，已是箭在弦上，如今终于等来了一声令下。

　　拟好回电，交与方炳西回复后，陈恭澍当即将住在楼上的王鲁翘、余鉴声、张逢义、唐英杰、陈邦国、陈步云六人从床上叫起来，召集到一楼会客厅，先传阅了电令，然后进行了简单的“动员”：

　　“遵照上级指示，决定采取硬性行动，对叛国者汪精卫予以严厉制裁；在尚无更适当的行动场地之前，暂以汪氏的住所为攻击目标。”

　　接着，大家开始“会商”行动方案。说是“会商”，实际就是陈恭澍宣布他早已设计好的行动方案：

　　由陈恭澍本人负责行动总指挥，王鲁翘负责实施“制裁”，余鉴声予以协助，其他人员予以配合。

　　宣布完后，陈恭澍征询各位意见，只有鲁翘说了一句：

　　“我们大家听你的！”

　　这时，天已蒙蒙亮了，陈恭澍叮嘱说：

　　“大家各自休息，养养精神，做些个人准备，千万不要走开，免得临时找不到人。”

　　布置完毕之后，陈恭澍想起应该向余乐醒、岑家焯通报一声。只是通报，压根没想过要征求他们的意见。其实，既然这二位也是河内工作组负责人，就应该在第一时间将他们请来一起会商。尽管他们不参加“制裁”行动，总还是能出谋划策，毕竟姜还是老的辣。

　　可惜，陈恭澍忽略的不仅仅是这二位负责人，在向曹师昂通报这一情况时，曹师昂再次表示：

　　“希望分配适当工作由我担承，我的法国籍太太早就答应不避任何艰险，很愿意尽一份心出一份力。”

　　曹师昂夫妇非军统干部，能如此主动请缨，陈恭澍深为感动，唯无此腹案，根本就没想过曹太太法国人身份的作用。

　　当天上午，陈恭澍召集王鲁翘、余鉴声和张逢义三人开会，商定3月22日夜间11时行动，此前再作最后一次侦察，这个侦察任务仍由唐英杰完成。

　　出乎意料的是，在如此关键时刻，唐英杰不见了。几人楼上楼下、住宅周围四处寻找均不见其踪影。

　　一直等到午后，唐英杰才迈着四方步优哉游哉地转回来。见到他这副悠闲散漫的样子，陈恭澍气不打一处来：

　　“刚刚说过不要走开，你怎能不报备就私自溜出去了？”

　　唐英杰本来对陈恭澍不买账，如今当着王鲁翘等人的面责问更令他心中不爽，回答起来自然振振有词：

　　“我肚子痛出去买点药，不想走了好几家也没有买到，所以耽搁了。”

　　陈恭澍也不想当面被顶撞，只好直接布置任务。

　　“你今晚再出动一次，侦察汪宅动静，特别注意汪氏的起居所在是否已有移动。”因担心唐英杰有情绪影响侦察，陈恭澍缓和一下口气说，“事关重大，请你多多辛苦，做得切切实实，顶好选一个有掩蔽的位置，尽可能的停留得久一些，静静地观察究竟。”

　　唐英杰点一点头，说了句“要好好睡一觉”，就转身走了。

　　这样的态度让陈恭澍很不放心，他回过头对张逢义说：

　　“你去陪伴唐英杰，有机会开导开导他，不必怄气。晚上你跟他一块去侦察，作为巡守掩护。”

　　唐英杰对这个临时安排很不满，明摆着是对他不信任。当天晚上两人一起出去侦察，至20日凌晨归来后，唐英杰对陈恭澍说：

　　“我去过了，是在张逢义监督之下进行的。我在楼顶停留了很久，一点动静都没有，夜里开着灯的还是三楼的那一间，不会错，他就住在三楼。”

　　“监督”二字，足以证明唐英杰的情绪之大。也因为有张逢义“监督”，陈恭澍对唐英杰的情报深信不疑，所以他说：

　　“我肯定了汪氏就住在高朗街二十七号三楼的那间卧室里，就是我们即将行动的最后指针！”

　　这个“肯定”，终至大错铸成！

　　追击中错失良机

　　3月20日，原本是筹备实施“制裁”的日子。也就是说，在确定了唐英杰的情报后，20日至22日白天都是做准备的时间。

　　却不料，一个突如其来的变化打乱了陈恭澍的部署。

　　20日上午大约九点半的时候，陈恭澍正与王鲁翘、余鉴声在饭桌上研讨唐英杰的侦察报告，魏春风忽然风风火火地跑进来，一进门便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汪家正在打点行装，看样子全家要外出，具体去哪里还不清楚。”

　　“不会是要逃跑吧？”陈恭澍蓦然一惊。

　　“这个很难说。”

　　“你与阮先生保持联系，无论发现任何举动，务必火速电话传讯。”

　　魏春风刚刚离去，徐先生的电话打了进来。徐先生的情报有了汪氏的去向：

　　“他偕同家属准备午前起程到大叻去，是否在那里住几天，或者转道西贡，就此放洋（指汪精卫赴欧洲“养病”），此刻还弄不明白。”

　　这两则消息来自不同的渠道，可以相互印证。可是汪精卫去大叻干什么？大叻是夏天游憩的去处，眼下初春天气，没有理由去那里游玩！

　　大叻位于河内与西贡中间，离河内有几个小时的车程，去那么远的地方是否就此不回来了？

　　“是不是走漏了风声，惊动了他？”

　　陈恭澍这个猜测不无道理，但眼下时间紧迫，这个问题已不重要，重要的是马上集合，准备跟踪狙击。

　　王鲁翘、余鉴声立即分头召集驻地的另外四人，各自带武器集合，做好出发准备。

　　陈恭澍电话通知方炳西，让他速去徐公馆，请徐先生设法利用河内警政当局的私人关系，随时了解汪氏的动态，随时电话告知。

　　上午十时许，魏春风打来电话说：

　　“有两部黑色大轿车，已经从汪家大门口开走，看样子是朝红河大桥那个方向驶去的。”话音刚落，魏春风又紧接着说，“看见了，里面有很多人，他们夫妇俩都在内。”

　　原来，魏春风一直守在汪宅附近，亲自监视着对方的动静。作为一名运用人员，其职业操守并不亚于军统特工。

　　放下电话，陈恭澍下令登车出发。七人中有三个大块头，前三后四挤进那辆福特小轿车，实在是满满当当，若路遇警察盘查委实不好交代，但当时已经顾不上这些了。

　　陈恭澍亲自驾车，朝红河大桥疾驰而去。

　　红河大桥在当地是一个最显著的目标，名气很大。车抵红河大桥桥头，并没有见到两辆黑色大轿车的踪影。时逢整修桥面，来往车辆只能走单线，首尾衔接缓缓前进。在焦急等待中，交通管理人员已经注意到了福特轿车内的异样，透过车窗注视着车内人员，这让陈恭澍心里敲起了小鼓。

　　好在车多路挤，交通人员没顾上过来盘查。过桥后，陈恭澍加大油门，连越数车，飞驰前进，终于看到了相距八九百米以外的两部黑色大轿车。这时，两辆大轿车正头朝公路停在路边一块空地上。

　　既然去大叻，为何中途停车不走了？这让陈恭澍几人百思不得其解。

　　车停在空地上，周围没有掩蔽物，无法抵近侦察。弄不清汪精卫在哪辆车中、坐在什么位置，即使车到近前亦无法开枪射击。

　　只能再次采取“路过式”侦察，陈恭澍驾车不便分散注意力，其余六人可利用路过的瞬间同时侦察两辆车车内情况。

　　距离越来越近，时间稍纵即逝。毕竟是在公路上，不能像“路过”汪宅那样放慢车速，陈恭澍一边把住方向盘，一边提示大家：

　　“注意，看清楚！”

　　到底是专业特工，一瞬间的扫视，即将想要知道的看了个大半，两辆车上包括司机共有九人或十人，其中三个人是汪精卫、陈璧君和曾仲鸣，而且看清了汪精卫所坐的位置。其他人是亲属？是随从？是侍卫？抑或是当地便衣警探？由于都不认识，一时难以判定。

　　照理说，机不可失，稍纵即逝，既然看清了汪精卫的位置，就应该马上返回杀个回马枪，就算对方有警探保护，也是措手不及。

　　但陈恭澍还在纠结，纠结有没有警探，王鲁翘、余鉴声坚持说：

　　“那几个人不像是警探……”

　　这时，他们的车已越过两辆大轿车数十米，有人偶然回头，蓦地发现两辆大轿车已经启动，正在转向准备返程，只听陈邦国大叫：

　　“他们要跑了，赶快掉头，追！”

　　陈恭澍紧急刹车，待掉过车头，两辆大轿车早已飞驰而去！第一个机会倏忽而逝。

　　“追！”陈恭澍加快车速，准备追到有效距离时，下令射击。

　　遗憾的是，黑色大轿车远比福特小轿车速度快，而且汪精卫坐在前面车上，直追到桥头，才拉近了相互距离。陈恭澍又在担忧：此处人车密集，事成后无法脱身，只能过桥后见机行事。

　　不料，两辆黑色轿车刚刚过桥，灯光一闪变成了红色。先机已逝，陈恭澍只有望灯兴叹。

　　过了桥，两辆黑色轿车已不见踪影。惋惜之中，福特轿车已行至商业区的一个十字路口，又遇上红灯。不料，峰回路转，又一个机会来了！

　　时值中午休息时间，路上车辆拥挤，停车远眺，竟望见两辆黑色大轿车就停在前边不远处，真是天赐良机。此刻掉头从另一条路绕到前边，正好出其不意，迎头痛击，事后趁行人惊恐杂乱之际，方可安全撤退。

　　可是回头一看，转瞬之间，后边已聚集多部车辆，退路已被挤得水泄不通，陈恭澍只能远远看着前面的两辆黑色大轿车，望车兴叹。

　　无奈何，也只有尾随其后，眼睁睁看着两辆车安然驶向高朗街，返回二十七号去了。

　　铩羽而归，陈恭澍有太多解不开的疑团。

　　首先，汪氏一行到底要去什么地方？去干什么？

　　为什么要中途停车？停在那里干什么？

　　为什么又中途返回？是发现有人跟踪，还是另有原因？

　　这些疑团，陈恭澍不仅当时没有解开，终其一生都没有找到答案。

　　而事实却是十分简单：

　　大叻素以湖泊、瀑布、松林众多而闻名，那里风光明媚，空气清新，百花盛开时，如诗如画。安南虽是热带季风气候，但北方四季明显，河内的夏季高温多雨，大叻遂成为夏季游憩避暑的最佳去处。

　　陈恭澍只知大叻是夏季避暑之地，忽略了中国人素有春游踏青之习俗。河内虽春季气候温暖，但四季如春的大叻，在万物勃发的季节，自然是美不胜收。只是陈恭澍没有想到，汪氏在此时此刻竟会有如此闲情雅致。

　　事实正是如此，汪精卫此行正是携亲友赴大叻春游。多年后寓居美国的汪精卫的大女儿汪文惺及其丈夫何孟恒，在接受采访中证实了这一点：

　　“于是两位老人家、十一姑丈夫妇、国琦、媺姑和我们两个，带着一个卫士，分乘两部汽车，趁天气还未太热，便赶早起程。”

　　两位老人家就是汪精卫夫妇，十一姑丈夫妇是曾仲鸣夫妇。

　　中途停车，则因当日出行的人太多，又赶上修桥，“过桥之后已经比平时慢了大半个小时，路途还远，见到有空地就停下来歇息”。也就是说，原因很简单，就是停车休息。

　　中途返回，并不是汪氏一行人的本意，而是有法国人提醒。这个法国人自称是警局人员，在出示证件之后，劝汪氏不要到偏远地方去，并说“接到情报说有人对汪先生不利”。

　　何孟恒在回忆时说：“在我们离开家门的时候，警方人员暗中就跟在后面，看见我们过了红河桥，果然是要远行，便赶上来想拦阻我们。我们将信将疑，不过他们既然是地主，只好接受他们的好意，不要令人为难。”

　　显然，汪氏一行不仅没有注意到福特小轿车，没有发现有人在尾随追击，而且并没有听到什么风声，因此他们对警方的提醒都将信将疑。

　　那么，是谁将“有人对汪先生不利”的情报透漏给了警方？知晓这次行动的，除了军统特工就是运用人员徐先生、曾先生、戴春风和警探阮先生，若有泄密发生，显然出在运用人员身上。

　　由于陈恭澍并不知汪精卫此行目的，不知是警方截回了汪精卫，以致他事后分析认为：

　　“即使原先未走漏风声，此番跟踪追击也已暴露，否则汪氏不会中途折返。”

　　这一判断，导致陈恭澍将定于22日晚11时的行动，提前了两天。

　　夜半枪声，损兵折将

　　其实，当天下午又出现过一个机会，一个比以往任何机会都易成功的机会——汪氏夫妇出现在了门外的草坪上。

　　这的确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是对汪宅监控以来从未发现的情景。但这不是陈恭澍或其部属所见，而是蹲守在汪宅附近的魏春风看到的。当天中午回到驻地，陈恭澍令王鲁翘开车接来魏春风，在告诉他追踪汪氏经过后，要求他再去汪宅蹲守，发现情况及时报告。下午四点，魏春风打来电话说：

　　“他们夫妻俩正站在门外的草坪上说话，好像在争论什么，你看怎么办？”

　　“你先走开，我来看看。”

　　陈恭澍放下电话，与王鲁翘、张逢义登车直奔高朗街。五分钟后，车抵二十七号门前，草坪上却是静悄悄杳无一人，那扇紧闭的大门，与往日侦察时无甚两样。

　　河内工作组人员并不少，不算被边缘化的七八人，仅工作组驻地的七人也完全可以轮流蹲守。但除了一个八百杆子打不着的安南警探阮先生外，陈恭澍始终未派特工到汪宅蹲守。而阮先生的岗哨是轮换的，阮先生换岗之后就没有人蹲守了。

　　如若换成特工蹲守，只要汪氏一露头，立即见机行事，岂不早已万事大吉！

　　又一次坐失良机，陈恭澍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决定不顾一切地就在当天夜里做一次突击性强攻——潜入汪宅直接实施枪杀。

　　当晚——3月20日晚11时40分，仍是驻地的七人，仍是乘坐那辆两个门的福特小轿车，一行人在夜阑人静中悄悄出发了。

　　车抵汪宅附近，在高朗街左侧的一条巷道中停下，这时候发生了一个小意外。就在王鲁翘等人下车的当口，突然出现了两名安南便衣警探，示意他们赶快走开。尽管魏春风及时出现，居间调停，以陈恭澍身上所有4500元钱做了了结，但这两人肯定仍在暗处窥视，这让陈恭澍多了一份担忧。

　　按原计划，陈恭澍开车等在汪宅外边，其余六人，下车后直奔汪宅后门。

　　这条街即使白天也常常人车稀疏，夜里愈发清幽静谧。高耸入云的大王椰子和棕榈树在夜风中不停地摇摆舞动，伴随着沙沙的响声，有如魔影怪手，让坐在车中等候接应的陈恭澍感到阴森可怕。

　　二十七号是一幢三层楼房，一边连接二十五号，一边是巷子。沿着巷子向后走，是二十七号的后院。后院不大，后门平时都是关着的。

　　围墙有一人多高，由会轻功的唐英杰翻墙入院开门，岂料里面被一把大锁牢牢锁死，根本无法打开，墙外五人只好相互用肩膀将王鲁翘、余鉴声和陈邦国送入院内。

　　按分工，王鲁翘等四人进入楼内，张逢义防守于后门外，陈步云则游动于巷子与街道之间。

　　陈邦国是大块头，体型粗壮，勇猛彪悍，他的主要任务是开路。楼内大门同样从里面上了锁，唯有砸门方能入内。只能寄希望于开门之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上三楼，速战速决。

　　陈邦国抽出别在腰间的斧头，“噼啪”两声，连劈带砍，又飞起一脚踹下去，门果然应声洞开。尽管用时极短，但这几声巨响，又值深夜，震撼效果可想而知。

　　不待唐英杰引路，担任“杀手”的王鲁翘一手持枪，飞奔上楼；唐英杰、余鉴声紧随其后；陈邦国留在底层，做防守掩护。

　　就在这个时候，陈邦国犯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错误。黑暗中，他发觉有人推开房门向外探头张望，于是举枪便射，且朝那扇房门连开数枪，嘴里还吆喝着：“再敢出来，我就要真揍了！”

　　对方缩回去再也没有出来。陈邦国并没有想到，先于执行枪杀任务的王鲁翘开枪，无疑会大大缩短有限的时间。如果说劈门声惊醒了楼内的人，在情况不明之时，他们能做的只能是窥视、探询；枪声则不同，不仅为楼内的人提供了报警依据，枪声本身就是警报。提前惊动警方，将严重影响任务的完成和撤退。

　　况且，一楼没有开灯，光线昏暗，在对方身份不明，是亲属、佣人还是警卫未知的情况下，完全可凭借高大威猛的优势制服对方，没必要开枪。后来证实，开门探头的是汪家佣人。

　　此时王鲁翘刚到二楼，这个率先响起的枪声，毫无疑问会增加他的紧张情绪。

　　二楼的楼梯口亮着一盏灯，幽幽的灯光下，只见所有房间房门紧闭。正待他转上三楼之际，一个年轻人赫然出现在他面前。这人是从楼梯后面钻出来的，突然两人就面对面站在了一起，登时都目瞪口呆。

　　王鲁翘迅速打量一下对方，见他面带惶恐，手中没有武器，又不是行动目标，遂用枪口指着他，压低声音说：“不要喊叫，赶快回去！”不等这人做出反应，他已转身跨跃登上了三楼。

　　王鲁翘登上三楼时，余鉴声已到二楼楼梯口，刚才那人已不见踪影。王鲁翘已无后顾之忧，直奔右首靠近前端的那间主房。

　　这是经过多次侦察，并由唐英杰潜伏在房顶以“倒卷帘式”复勘过两次，始终确认的汪精卫夫妇的卧室。

　　门推不动，门把手扭不开，王鲁翘后退两步，借着一股冲劲一脚踹去，门纹丝未动。他迅疾转身，到楼梯口向余鉴声打手势，示意他把斧头传上来。当余鉴声准备纵身跳下去的时候，唐英杰已从一楼飞一般地将斧头带上了三楼。

　　随后，余鉴声来到三楼，唐英杰回到二楼警戒。也就是说，进到楼内的四人，均按事先部署各就各位——陈邦国警戒一楼，唐英杰警戒二楼，王鲁翘、余鉴声在三楼执行刺杀任务。

　　王、余二人三下五除二，很快在房门中劈出一个一尺见方的洞。由于门上了锁，无法打开。借着走廊的灯光向里一看，只见床铺底下趴着一个人，一个裸露着一双大腿的男人。他上半身掩蔽在床下，无法看到相貌。但腰背以下暴露在外面，从体形看，王鲁翘断定这个人就是汪精卫。

　　显然，这个断定有先前的侦察结果做依据：在汪精卫夫妇的卧室，夜半三更，这个男人除了汪精卫还能是谁？

　　事不宜迟，王鲁翘举枪便射。

　　“砰！砰！砰！”三声枪响过后，床下那个人一动不动了。

　　由于距离太近，王鲁翘目睹粒粒子弹射入“汪氏”的腰背。他敢断定，“汪氏”即使未能当场毙命，也将无力回天，命不久矣。遗憾的是，打不开门，不能亲眼看看他的脸。

　　第二次枪声响后，楼下坐在福特轿车里的陈恭澍看了看表：〇时〇九分。已是21日凌晨。

　　远处响起尖利的警车声。

　　王鲁翘等人分头撤离。慌乱中大家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大门没有打开，撤离只能翻越围墙。而除了唐英杰，其他三人都没有独自爬上墙头的功夫。

　　好在王鲁翘紧跟唐英杰身后，由唐英杰拉上了围墙。

　　陈恭澍驾驶福特小轿车在汪宅附近的小巷子里接应，第一个看到的是王鲁翘。

　　王鲁翘上车后，陈恭澍开着车又缓缓兜了一圈，却再也没有人归队。警车的呼啸声由远而近，已能看到两辆警车载着大批武装警察风驰电掣般驶来，此地已不可留，陈恭澍迅速驾车驶离现场。

　　当时，陈恭澍并没有怎么担心其他五人，听到警车声他们自然会立即离开现场，而汪宅距驻地不过五分钟车程，相信他们会很快返回。

　　在车上，王鲁翘告诉陈恭澍：

　　“办完了，腰部中了三枪，两条腿颤动几下就不动了，整个身子都蜷伏在床下。所欠的，就是没有看到他的面孔。”

　　陈恭澍顿时如释重负，这应该是制裁汉奸张敬尧（实际是王天木主持的）以来，他干得最漂亮的一个案子。至于没有看到面孔，他压根儿没在意，多次勘查都证实那间屋是汪氏夫妇的卧室，看没看到又有什么关系。

　　兴奋的心情并没有持续多久，回到驻地七八分钟后，只有唐英杰与陈步云先后返回，这时已近凌晨一点半，另外三人却迟迟未归。

　　这三个人是：余鉴声、陈邦国、张逢义。

　　余、陈二人若是在院中相遇，一个踩着另一个的肩膀上墙，然后将下面的一个拉上去，逃出汪宅不成问题。问题是，慌乱中他们是否相遇，是否急中生智而合作？张逢义原本在后门外防守，根本没进院子，无论如何都没有理由不回来！

　　客厅里阒然无声，四个人静静地坐着，都不再说话，可每个人的心里都不平静。显然，无论“路过式”侦察还是“倒卷帘式”侦察，大家都看到了汪宅的院墙有多高，为什么没想到除了唐英杰其他人不可能一个人爬上院墙？为什么在策划中没有想到撤退环节？

　　这不能说不是陈恭澍的又一大失误！

　　损失三个人与铲除汪逆相比，或许责任不算重大。可这是在安南，戴老板本事再大也难以捞人，万一哪个经不起审讯兜了底，这个责任可就非同小可了！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三个人仍似泥牛入海，陈恭澍的心也在一点一点地往下沉。

　　4时50分，电话铃终于响起，陈恭澍迫不及待地拿起话筒，传来的是徐先生的声音：

　　“你们搞错了！那个人好好的一点事情都没有，受伤的是曾仲鸣……”

　　陈恭澍顿时僵在那里，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话筒亦从手中滑落。

　　王鲁翘忙问怎么回事，陈恭澍目光呆滞，半晌才说：

　　“打错了。”

　　紧接着，徐先生的又一个电话打进来：

　　“有三个人被逮去了！”

　　“误中副车”之谜

　　3月20日这天，戴笠无端的有些心神不宁。在罗家湾二十九号的办公室里，他坐立不安，围着办公桌来回踱步。

　　仿佛有种预感，要有什么事情发生。

　　眼下，制裁汪精卫是军统的头等大事，除此之外，没有什么事会令他这样牵肠挂肚。

　　对汪氏的“制裁令”已经下达，陈恭澍原定于22日晚11时行动，却因今日突发状况，跟踪追击，伺机实施制裁。——这个信息是方炳西报告的。

　　随机应变，方能立于不败之地，戴笠对陈恭澍何等信任，有什么可担忧的呢？

　　但午后传来的信息却是：铩羽而归！并定于当晚提前行动。

　　是否已经暴露，戴笠不在现场无法判断，可以判断的是：不在追击途中和红河桥上动手，而在晚间行动，已经失策。

　　戴笠所不知的是，“失策”并非偶然，而是陈恭澍的性格使然。常言说“疑行无成，疑事无功”，陈恭澍的优柔寡断，疑神疑鬼，磨磨叽叽，尤其过于担心个人安危，生怕事后逃脱不成落入敌手，焉有不败之理？

　　按照陈恭澍的推测，上午的行动已经暴露，既如此，汪宅必然加强防范，晚上的行动将更加艰难。万一不能成功，在已打草惊蛇的情况下，其他后备行动方案也将难以顺利实施。

　　这个晚上，戴笠几乎彻夜未眠。21日拂晓，“误中副车”的电报送进了曾家岩戴公馆。

　　看过电文，戴笠赫然震怒！

　　筹备了两个多月，亲自赴河内数次，联络各方面关系建立情报网络，调集了各路专业人才，费尽周折运送武器，可以说，戴笠为陈恭澍创造了一切所需要的条件，而陈恭澍率领一班人马侦察了两个月，竟然不知道汪精卫住在哪个房间，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

　　尽管曹师昂、谭天堑都肩负补救任务，可这些有法国背景之人，都首先是听从陈恭澍调遣的。戴笠根本不会想到，他们和余乐醒、岑家焯等人一样，统统被“靠边站”了；更不会想到，陈恭澍的侦察手段，除了他与王鲁翘的“路过式”，就是唐英杰的“倒卷帘式”；而负责蹲守汪宅的，竟然是用钱收买的安南警察！派去那么多专业特工，统统在住处无所事事，陈恭澍本人更是兴趣盎然地赴徐公馆吃饭、打牌，却没有一个人去汪宅蹲守！

　　不过，陈恭澍本人倒是承认，“误中副车”的原因，“在于侦察工作的不够深入，连两幢房子打通了合而为一都没有搞清楚，其他的也就可想而知了”。

　　那么，两幢房子的结构究竟是怎样的呢？为什么没有发现是打通的？

　　何孟恒在接受采访时详细讲述了两幢房子的结构与住宿情况。

　　高朗街二十七号和二十五号是相连的两栋三层楼，面积、结构完全相同，各有一个大门。汪精卫的内弟陈昌祖将两幢楼房租下后，将二、三层打通。

　　三楼各有两间卧室，一间朝阳，一间背阴。汪精卫夫妇住在二十五号朝阳的房间（冲着前门、面对高朗街），其女儿、女婿汪文惺与何孟恒住在二十五号阴面的房间（冲着院子后门）。

　　曾仲鸣夫妇住在二十七号朝阳的房间。

　　汪精卫夫妇与曾仲鸣夫妇的卧室，隔了一个楼梯间。也就是说，王鲁翘登上三楼后，向东，阳面卧室里是汪精卫；向西，阳面卧室里是曾仲鸣。楼梯是二十七号的，楼梯西面是二十七号的两间卧室，阳面一间是行刺目标，这是事先侦察好的，王鲁翘根本想不到向东看看两幢楼中间是否已经打通，而是直接向西，奔向二十七号阳面卧室。

　　早在唐英杰最后一次侦察归来，陈恭澍拍板时已大错铸成。

　　这些细节，戴笠在随后与相关人员的单独会谈中已详细了解，当然，这些人不包括陈恭澍。在火气未消之前，戴笠对陈恭澍的“惩罚”仍然是冷处理，让他独自反省。

　　那么，为什么唐英杰在侦察中会在二十七号看到了汪精卫？

　　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从未侦察过二十五号！既然曾仲鸣住二十七号阳面卧室，汪精卫找他谈事情也在情理之中。陈昌祖在回忆中证实了这一点：

　　“特务们想必已观察到四哥（汪精卫）经常使用仲鸣夫妇的寝室，他经常在那里与人研究问题，或是与一些重要的客人会谈。尽管有窗帘遮隐，特务们还是能透过网状窗帘，时常看到居住者模糊的身影。”

　　这是困扰陈恭澍多年的未解之谜。

　　对于戴笠来说，他要的是结果。其结果是，曾仲鸣21日下午不治身亡；军统特工余鉴声、陈邦国、张逢义三人被捕入狱。好在三人护照上都使用了化名，最后分别被越南当局判处七年徒刑。

　　戴笠紧急启动后备方案，下令谭天堑、曹师昂采取行动。谭天堑与法国女友由于运用不当，谋事不成，后来受到严厉处分。

　　曹师昂经过多方运作安排，终于迈出第一步——与汪精卫方面沟通成功，汪氏夫妇表示同意接受法国记者专访。而这个法国记者，就是曹师昂的法籍太太。

　　曹太太以法国记者身份，到高朗街二十五号对陈璧君进行了访问，借机侦察汪宅内部结构及人员住宿情况，以便制订行动方案，由曹师昂执行制裁任务。

　　然而，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高朗街血案”发生后，河内当局担心重庆方面再度派人暗杀汪精卫，增派了大批警探，对汪宅加大力量进行保护，日夜轮班防守，再想接近汪宅已十分困难；同时，汪精卫受此一惊，已加快与日方联系组建伪政权的步伐。

　　3月22日，日本政府接到其驻河内总领事的报告后，召开五相会议，指派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帧昭赴河内，将汪精卫护送到上海。影佐向日本内阁推荐犬养健偕行为助（犬养健是原日本首相犬养毅之子，与若干中国人士有旧），带军医、宪兵数人，租赁“北光丸”号货轮，于4月初启程，4月中旬抵达河内。

　　接此情报，戴笠知道在河内刺汪已无可能，继3月23日将陈恭澍调回重庆后，将河内工作组其他人员也陆续调离河内。

　　4月下旬，汪精卫与日方达成协议，在越、日双方配合掩护下，乘坐“北光丸”号离开越南，前往上海。一个出卖国家利益的傀儡政权，开始进入筹备组建之中。 戴笠：黑暗时代里最黑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