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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留娘女俩住下，每天早晚都用同样的方法亲手为她们洗沫。

　　二九一十八天之后，船家女德身上的疾患基本痊愈。三九二十七天过后，小礼身上的毒疮止溃。五九四十五天过后，小礼也痊愈了。

　　只是她的腿部依然结着两个大疤，但全身的皮肤复原，脸色更是红润如阳春三月的桃花。

　　母女俩感激涕零，太婆看着她们善笑，不再留她们长住。

　　小礼同母亲拜辞太婆，背着万家米回家。

　　太婆送她们上路，经过村前的千年老白果树时，母女俩再一次跪于太婆膝下，拜谢老人家的洪恩大德，她们虔诚地磕过头。可抬起头时，突然没有太婆的踪影。

　　两人诧异，转身寻那不知年数的老白果树。早没了去向，只有头顶有只小喜鹊儿呼啦地飞过，也在转瞬间消逝于天空。

　　毒症得到治愈，小礼跟随母亲往桂花坝返。

　　这路途上一边走着，船家女德一边悔怨，自己当初不应该把大礼打发出去。虽是去寻一条活路，却前途未卜，让人越来越揪心。

　　一路上，她们把自己治病的经验传授给同样的讨米人。那些人本是将信将疑的，见她娘女俩是现身说法，方药又不需要什么花费，只要到圣洁的山上采得白果叶就成，于是照着她们教给的方法，找到白果树叶洗澡。

　　治疗起到独特的效果，不少染疾的人病况好转，还有一些人像小礼和船家女德一样，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痒症消除，身体慢慢恢复。

　　这些人并不知晓，他们所患的痒症，并不是天花疮毒，大多的却是源自一种叫做碳疽菌的病毒。

　　这些可怜的平民百姓，不仅是火器战争的受害者，更是细菌战的受害者，前者残暴，后者恶毒，且遗祸子孙后代，造成人类精神的创伤更大而不得愈合。

　　可恨的碳疽菌病毒，是由日军从飞机上投放到战区的，用以对付抵抗的中国人，致以最为残酷的打击。

　　人极容易感染上碳疽菌病毒，一但感染上就会浑身骚痒，长时间不得安宁，久之全身溃烂流浓并向周围人群传染。

　　病毒进一步繁殖，传染会越来越广，而被感染者全身进一步溃烂，烂得人筋骨暴露在外，筋胶骨髓汩汩外流，恶臭难近，直至毙命。

　　可怜那些患过痒症，尤其是患痒症致死的先人，生命遭到残害竟然一无所知。

　　能够读到这个故事的人都知悉了何谓生物遗传，它是自然界所有生物都具备却又各自独特生成的生命密码。

　　这些人为作恶的碳疽菌病毒，已经进入到我们先人的血液里，会紧紧跟随着生命的遗传，流传到后代身上。

　　它们在过去随时随地残害了那些善良人的生命，现在正随时随地残害无数活人的健康，甚至于已经在将来那些，今天还无从知晓的活人身上，埋下了摧残他们生命的定时炸弹！

　　船家女德到步履蹒跚时才知道，当年所患下的痒症，并非自己惹怒天花娘娘所得的恶果，而是恶人所为。当年投下的碳疽病毒，对人的残害还在继续。据报道，有难以计数的国人受到碳疽病毒的残害，几十年来一直默默无闻做了细菌战的牺牲品。

　　这些崇高和平的善良人，一直以为自己患的是一种“痒症”或者“烂骨病”，总悔怨自己不应该得罪斤斤计较的天花娘娘。

　　不少幸存的受害者知悉了真相之后，自发地组织起来，结伴到日本国的法院去起诉军国主义的暴行，要为自己和死难的同胞讨回一个公道。

　　他们能否如愿不得而知，即便果然讨回到所谓的公道，对于那些屈死的生命，谁也没有回天之力啊！

　　侵略者应该反省。中国人对于他们的恶行虽然谅解，是一种伟大的的宽容。或许会出乎作恶者的料想。我们也不懊悔当年对于罪恶战犯的轻饶，正应合了凤凰楼门口那一副楹联上的话语：

　　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

　　这个时候，船家女德已是垂垂老矣。

　　她小腿肱骨上的两个小太阳毒疮疤，早在几十年前就像个铁戳刻印在了他儿子的小腿上，他那可爱的儿子早就通过遗传，从她身上接受到了那种特殊密码。

　　“烂骨病”对他的折磨，从不知事的童年时候就已经开始，他的后人是不是会得到同样的遗传，当然只是一个迷团。

　　小礼随着母亲往桂花坝赶路的时候，战乱正在加剧。

　　路途上逃难的人乱奔乱窜，时而碰到打听地名、村庄、人名的外乡人，也有本乡本土的人往外地躲的。

　　逃难的人没有任何目标，一会儿有人从东往西逃，说东边打得正紧，不逃就会丧命；有人从北往南逃，有人是从西边逃过来的，说只有向着太阳走才不会出错，老天爷总不能见死不救；有人从南边向北走，说是南方大战在即，北方打过仗了才算平安。

　　大家都似从樟树港逃出来的难民一样，一个个成了无头的苍蝇，无论内战或者外战，对于斯民而言，都是苦难的深渊。

　　国民党军队军退守到了桂花坝，大多的人家已是人去屋空。

　　桂花坝人知道这支国民军，本是一支拥有美式武装的嫡系精锐。无奈官长们贪污成风，军费只要调拨过来，大多就直接落入了高官个人的腰包。

　　中下层的官长就学着吃空饷，士兵纪律松懈。被抓过来的兵丁，不愿效命寻机逃跑的，一当被逮着了，必定会被竹扁担活活砍死或者生生活埋。

　　国民党军在笔架山同解放军决战，桂花坝一时成了国民党军备战的后方。

　　军队到处抓丁拉夫不消说，吃财东，抢民女，拆民房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大多的人家闻讯后早就弃家外逃了。

　　乡长鲁少爷必定最为忙碌，鲁老爷院落中的若干谷仓一时打开，放在仓里十数年的陈粮全都拱手做了军需。

　　仗只打了一天。开始还算激烈，枪炮声那个响，像煮一大铁锅烂粥，接着国民党军就抵挡不住了。

　　兵败如山倒，军只急着撤退，解放军趁机压过来，残余的国民党军举手投降，接受解放，加入到人民军队。

　　国军一退走，鲁少爷也没了踪影，鲁老爷舍不下家产，成了新生政权的瓮中之鳖，鲁少爷的二房媳妇因为有了身孕留在了桂花坝。解放军队继续南下，新政府的土改工作队也进驻到桂花坝。

　　那些身穿土布大褂，脚踏草鞋的干部，挨家挨户宣传参军、土改，帮着农家作事。

　　其中不乏女人，她们剪着利落的短发，穿着同男人一样的衣服，同男人一样活跃在村前院后。

　　这个时候，小礼和母亲回到了桂花河边的纸棚里。

　　认识共产党始于开会，小礼时常要跟着母亲去开各种名称的会议。

　　向她们讲话的人南腔北调，也有来自近处的干部，无论男女，都和蔼可亲，同原先谣传的长舌魔鬼完全两样。

　　从干部的宣传中，小礼和母亲知道现在不再是民国，而叫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城在北京。 树和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