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章 巴特尔布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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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章 巴特尔布思2
巴特尔布思实际上已经不再使用餐厅。这是一间长方形的严整房间,深色地板,挂着高高的轨制天鹅绒窗帘,摆着一张红木大桌子,铺着缎纹亚麻桌布。房间尽头那张长长的餐具桌上摆了八只饰有法鲁克国王头像的圆柱形盒子。
在去非洲长途旅行之前不久,1937年年底,巴特尔布思在葡萄牙的圣维森特角逗留时,认识了一位里斯本的进口商。这位商人获悉巴特尔布思想去亚历山大城,便委托他把一个小电暖炉带给其埃及笔友法里德·阿布塔利夫。巴特尔布思仔细地把那位商人的地址记在他的小记事本上。1938年春末他到达埃及后找到这位商人,把葡萄牙商人的礼物交给了他。尽管天气很热已不需要这只小电暖炉,法里德·阿布塔利夫仍然非常高兴收到这份礼品,他请巴特尔布思转交给葡萄牙商人八盒咖啡。他请人对咖啡进行“电离”处理,即能使咖啡永保芳香的技术处理,经专家鉴定肯定。巴特尔布思一再说,他在今后十七年中不一定能再遇见那位葡萄牙商人,埃及人仍然坚持请他转交这份礼品,还说如果那么久以后咖啡仍然保持芳香,那就更证明试验的可靠性。
后来,这几盒咖啡给巴特尔布思带来了无穷的烦恼。每次过边境时,他都得打开盒子,让海关人员检查,而海关人员却生疑,用舌头舔,用鼻子嗅,有时还要泡一杯咖啡尝尝以确信这不是一种新的毒品。1943年年末,这几个盒子已经凹凸不平,咖啡也没有了。可是斯莫特夫坚持不让巴特尔布思把盒子扔掉,他用来放各种硬币或他在海滩上捡的稀有贝壳——他每次回国都带些贝壳以作纪念。他把盒子放在餐厅的餐具桌上,巴特尔布思任其放在那儿没有过问。
温克勒制作的每一副拼图板对于巴特尔布思来说,都是一次独一无二、无可代替的新的历险。每当他在无影灯下打开乌卡德太太做的黑纸盒上的封条,把由他的水彩画变成的七百五十个小木块倒在他桌子的呢桌布上时,他总感到他五年、十年或十五年来积累的经验毫无用处,每次他总要遇到一些难以预料的困难。
每次他都打算有条不紊地进行他的工作,不要急躁,不要试图立即在那些小木块中找到他所记得的原水彩画中的某一特征部分,每次他都告诫自己:这次不要过于激动,不要被梦想或焦急所支配,而要以笛卡儿那样严谨的方法来拼图。首先分解问题,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然后按照一定的顺序接触这些问题,排除一切不可能的组合方式,像一个象棋大师那样按照一种不可抗拒和不可抵御的战略来摆置那些分割好的小木块。他把所有的木块正面朝上摆在桌子上,先把所有表示长方形边缘的木块挑出来,把拼图板的边框拼好。然后,他一块一块地按顺序检查剩下的木块,拿在手里向各个方向转着端详;把那些某一图形或某一细节比较明显的单独放开,把余下的按不同的颜色排列,同一种颜色的再按深浅排列。这样,在开始拼合图案的中心部分以前,他已经识破了温克勒设下陷阱的四分之三。最后一步只要有耐心就行了。
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保持中立、客观,尤其要随机应变,而不要有成见。加斯巴尔·温克勒往往利用成见来设下陷阱。巴特尔布思逐渐熟悉了这些小木块,他以某种显著的特征为轴心来辨认它们,好像它们都在按照一定的方位自动集中,按照一种他能感觉到的方式自动定位。他情不自禁地把那些小木块看成是某种形象、某种形状,或某些熟悉的影子:一顶帽子;一条鱼;一只神形兼具的鸟,长尾,下面有凸起的短而弯的喙,他记得好像在澳大利亚见过这种鸟;或者正好是澳大利亚、非洲、英国、伊比利亚半岛、长靴形意大利地图的形状。加斯巴尔·温克勒就像给孩子们制作大拼图板一样,故意把那些小木块搞得千变万化。巴特尔布思有时可以从中找到各种动物的形象,好像把整个动物园都搬来了一样:一条蟒蛇;一只旱獭;两头完整的大象,一头是长耳朵的非洲象,一头是短耳朵的亚洲象。有时他又从中发现各种别的形象:卓别林(圆顶礼帽、手杖、弧形腿,应有尽有),西拉诺的头像,一个侏儒,一个巫婆,一个戴圆锥形女式高帽的妇女,一支萨克斯管,一张咖啡桌,一只烤鸡雏,一只螯虾,一个香槟酒瓶,吉卜赛舞女牌香烟盒上的跳舞女郎或高卢牌香烟盒上带翅膀的头盔,一只手,一根胫骨,一朵百合花,各种水果,或者是一套几乎完整的字母表,有J,K,L,M,W,Z,X,Y,T。
有时三块、四块或者五块小木片拼起来十分容易,可是接着就拼不下去了:巴特尔布思觉得空着的那个位置很像包括锡兰在内的黑印度的形状(正好这幅水彩画是在科罗曼德尔海岸的一个小港画的);然而,如果不是几天以后,也是几个小时以后,他发现,适合这个位置的小木块不是黑色的,而是浅灰色的——如果不是过于激动,他原是应该预料到这种色彩变换的——这个木块不是别的,正是他一开始就固执地称作“阴险的阿尔比翁”的那一块,但是要把它顺时针转上九十度;这样一来,那个空着的位置固然不再像印度,用来填补它的木块便也不再像英国。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问题是巴特尔布思不能把某个小木块继续看作是一只鸟、一个人、一枚纹章、一副尖顶盔、一条看着主人眼色行事的狗、一个温斯顿·丘吉尔,这样他就无法使这个小木块和其他木块连接起来,而真正需要的是把这个小木块换个方向,反转过来,或者斜着放,也就是说,要排除它的象征意义,完全改变它的形象。
在设计这些拼图板的时候,加斯巴尔·温克勒主要的幻想建立在这样的原则上:迫使巴特尔布思用一些表面看来不足为奇的,形象豁然、容易辨认的图块去填补空缺,同时从完全相反的意义上使他觉得这些木块天生就应该是填在这里的。因此他把那些小拼块的形状弄得似是而非,如同W.E.希尔的一张漫画,在这张漫画里,作者用一个人物表示两个形象:老妇和少女,少女的耳朵、面颊、项链分别是老妇的一只眼、鼻子和嘴巴,看侧影是老妇,看到四分之三半裸的肩膀就会认为是少女了。这样,巴特尔布思如果要找一个近似直角其实不是直角的拼块,就不能从找带尖的三角形入手,也就是说,他要推翻自己的直觉,从另一个角度去观察对方想让他看到的东西。比如他想找一块暗紫色的有四瓣小叶的三叶草形状的拼块填补一个空缺,可总是找不到,后来发现,他拿在手里摸了半天的一块类似非洲形状的黄色小木块放到那里正合适。答案是明显的,就同问题在没有解决之前显得难以解决一样明显,这如同在填字游戏的一个定义中——罗伯尔·西庇翁用十一个字母表示的“旧和新”的微妙之处——一般人将到处寻找,不是在定义本身明确指出处寻找,实际上全部工作在于进行“移位”,这种“移位”使板块的定义恢复了其本意,同时使得任何解释都是枯燥乏味和多余的。
对于巴特尔布思来说,还有个更复杂的问题:他是水彩画的原作者;他已经精心地销毁了所有的草图、底稿,显然也没有留下照片和笔记,但是在作画之前,他仔细地观察了海边风景,以至二十年以后,只要看到加斯巴尔·温克勒贴在盒子上的小标签——“苏格兰,斯凯岛,1936年3月”,或“突尼斯,哈马马特,1938年2月”——他马上就会想起一位穿着鲜艳黄色毛衣的海员,头上戴一顶苏格兰贝雷帽,或是在岸边洗羊毛的阿拉伯妇女,穿着带金红色斑点的长袍,或是远方山岭上的一朵轻云,状如飞鸟。问题还不在于这类记忆本身,因为这类记忆已经变成了水彩画,后来被制成拼图板,将来还会荡然无存;问题在于这会使他想起画中的形象,想起铅笔画出的线条,橡皮留下的擦痕以及画笔运用的笔法。
几乎每次巴特尔布思都想找到这些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特殊记号。可是过分依赖这些记号是错误的。有时加斯巴尔·温克勒能把这些记号去掉,比如这个红黄点,他把它分在好几块小木板上,不知怎么回事,红色和黄色几乎都看不见了,都悄然消失在那些过分细巧的分割之中。再如某些极为细小的误笔,在看整幅画的时候往往不易察觉,而温克勒那耐心的锯工居然把它们夸张地突出出来。他好像猜到这些误笔已经深深地印在巴特尔布思的脑海中,所以经常采用一种更刁钻的方法,把一朵云,一个身影,一个彩色的斑点,单独做成一个小拼块,且与周围的色彩明显不同,因而看来毫无用处,不知放到哪里好。
温克勒的狡猾还表现在他首先在拼图板的边上搞名堂。和一般的拼图板一样,他的拼图板的边也是细细的、笔直的、白色的,但是按照惯例和常识,做拼图游戏就跟下围棋一样,从边上就开始斗智。
有一天,完全和一个围棋棋手一样——他把第一颗棋子下在棋盘中心,使得对方十分惊愕,不知所措,终于赢了这盘棋——巴特尔布思在拼他1948年11月在加利福尼亚的圣卡塔利娜岛作的一幅画时,突然心血来潮,一开始就把一个带闪亮黄斑——这是太平洋上的落日——的拼块径直放在中心位置上,结果他只用三天而不是两周,就把整幅图画拼出来了。可是后来当他再用这个计谋拼另一幅图画时,却整整用了一个月。
当加斯巴尔·温克勒把水彩画贴到木板上时,他使用的蓝色胶水有时会从图画纸的四周稍稍溢出一点点,这样就在拼图板的边上留下一道几乎看不见的微蓝色痕迹。几年来,巴特尔布思就利用这道边缘痕迹作为依据:如果两块板块看起来很吻合,可是边缘的微蓝色痕迹对不上茬,他就不敢把它们拼在一起;反之,两块板块看起来毫不相干,但是边缘上的微蓝痕迹一脉相承,他就试着把它们拼到一起,结果严丝合缝。
然而等他养成了这个习惯,而且很难改变的时候,巴特尔布思发现这些“偶然巧合”有时也会变成陷阱。拼图板的制作者在约一百个拼图板块上留下了这种微小的指示痕迹——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诱饵——只是为了以后把他引入歧途。
从加斯巴尔·温克勒这方面说,这还只是初步的斗智,才刚刚进入正题。这个手段有两三次使得巴特尔布思在几个小时之内晕头转向,但是这种效果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不过这已足够说明加斯巴尔·温克勒设计这些拼图游戏的原则:每次都要使巴特尔布思不知所措,即使使用最严谨的方法,把七百五十块小板块都列出卡片,甚至使用电子计算机或其他科学的、客观的手段,也无济于事。加斯巴尔·温克勒在制作这五百副拼图板的时候,是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的,即把每一副由七百五十块小块组成的拼图板,当成由五百块小块组成的一副大拼图板中的一块,这样一来,在拼合每一副拼图板的时候,都需要有不同的进攻点、不同的思路、不同的方法和系统。
有时巴特尔布思凭直觉发现答案,比如有时看来毫无根据地从中间入手,有时则根据上次的经验推断这次的方法。可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他花三四天的时间寻找答案,结果感到自己绝对是一个傻瓜:他连拼图的边框都找不到,一开始,他把十五块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形状的拼块拼在一起,组成一个穿着斗篷登上通往海堤的三个台阶的阴暗身影,半转体面向画家(这是他1952年10月在塔斯马尼亚岛的朗塞斯顿画的一幅画),可是后来整整几个小时内,他一块也拼不上去了。
然而正是在绝境中他发现了自己爱好的本质,就是在一种麻木不仁、冥思苦想、混混沌沌的状态中,寻找一种他甚至说不出形状的畸形的东西:一个与凹缝相配的鸟嘴,一个类似黄色小鱼钩钩线的东西,一块稍微有点儿圆的锯齿状缺口,橘红色小点,一小角非洲图,一小角亚得里亚海岸,模模糊糊来自一个古怪、贫乏而不幸的梦境中的种种声音。
有时,几个小时毫无进展以后,巴特尔布思也会毫无理由地突然发火,脾气大得厉害。对于全楼居民来说,他是冷静、谨慎、客套和文雅礼貌的象征,从来没听到过他说话声高过别人,这时却变得十分粗暴,好像怒火几年来就积压在心头。有一天晚上,他一拳把一张大理石面的小茶几砸成了两半。又有一次,斯莫特夫冒冒失失地走进他的房间,像每天早晨一样给他送早餐——两颗荷包蛋、一瓶橘子汁、三片面包片、一壶奶茶——外加几封信和三份报纸(《世界报》《泰晤士报》《国际论坛报》)。巴特尔布思使劲地把餐盘一推,茶壶像子弹一样几乎笔直地飞出去,撞碎了无影灯的厚玻璃,又掉下来落在拼图板上(冲绳,日本,1951年10月),摔得粉碎。巴特尔布思用了八天时间,把七百五十块拼块从茶壶碎片中拣出来,幸亏加斯巴尔·温克勒在上面涂了一层清漆保护,才没有被滚烫的茶水弄坏。不过这次倒没白发火,当他重新排列拼图板时,终于找到了正确的答案。
幸好在那些等待的时刻里,他通常还能控制自己,度过了焦躁和烦恼的阶段以后,便进入第二状态,一种呆滞和迟钝的状态,如同一个射箭手进入竞技状态时一样,完全忘记了要射的人体或目标,脑子里空空如也,一片空白,思想开放着,不受任何束缚,他摆脱了成败荣辱的观念,注意力高度集中,而又超越在拼图游戏的烦琐和制作者设下的陷阱之上。在这种时候,巴特尔布思不用看就能发现这些小木块的细巧接缝正好连接在一起,有时拿起两块他一直不曾注意到的,或者几个小时以来一直认为不可能拼合的木块,一下子就成功地把它们拼在一起了。
这种兴奋的感觉有时能延续好几分钟,这时,巴特尔布思觉得自己是一个通灵者:他什么都看得到,什么都懂;他能看到青草生长,雷电击树,山岭风化——如同金字塔被一个大鸟的翅膀缓慢地磨损一样;他可以迅速地拼出图案,并且一点儿也不会出错,只要放眼一瞧,就能找到所有向他提示答案的细节或掩盖细节的假象,比如一道极细的爪痕,一条几乎看不见的红线,一个黑色边缘的茬口。在这种自信和兴奋的自我陶醉之中,他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拼好以前连续几小时或几天都一筹莫展的拼图游戏,好像突然之间一切都变了样:整个空间都连接起来了,天空和海洋都各就各位,树干长出了树枝,飞鸟变成了波浪,阴影变成了海藻。
这种特殊时刻是不常有的,也是令人陶醉的,是灵验的,然而也是十分短暂的。很快,巴特尔布思又变成了一袋沙子,一块石头,纹丝不动地坐在桌子旁边,头脑迟钝,双目无神,视而不见,连续几个小时漫无目的地呆坐着。
他既不饿也不渴,既不冷也不热;他可以四十个小时不睡觉,把没有拼上去的板块一块一块地拿起来,翻翻,看看,又放下去,试着摆一摆,好像怎么摆都不会成功似的,除此以外便什么都不干。有一次他连续坐了六十二个小时——从星期三早上八点到星期五晚上十点——看着一副没有完成的拼图游戏:埃尔西诺沙滩上灰色的天空和灰色的大海之间一条灰色的缝隙。
又有一次,1966年,他在头三个小时内完成了一般要两周才能完成的一副拼图板的三分之二以上:佛罗里达的里波勒松海水浴疗养地。可是接下来连着两周,他都没有完成余下的部分:他面前摆着的是一个近乎荒凉的沙滩,在海堤的一端有一家饭馆,另一端是花岗石山岩;左边远处有三个渔夫,正向渔船上装一网褐藻;中间是一位老年妇女,穿着带小花点的连衣裙,戴一顶纸折的宪兵帽,正坐在海滩的卵石上织毛衣,她身旁有一个戴着贝壳项链的女孩,趴在植物纤维编织的毯子上吃干香蕉;右边尽头,一个穿着战地服的男人正在收拾太阳伞和长椅子;最远处地平线上冒出一个梯形船帆和两个黑色小岛;还有缺少起伏的海浪和一小块蓝天白云,它们由两百块同一蓝色和略带不同白色的拼块组成,他拼每一块都用了两小时。
偶尔有几次他不能按计划在两周内拼完全图,但是一般来说,尽管有时自我陶醉,有时垂头丧气,有时兴奋,有时绝望,有时狂热地等待,有时丧失了自信,拼图工作总还是如期完成,向着一个必然的结局发展:一切问题都得到解决,又变成了一幅忠实的、有点儿像学生作业的海景水彩画。在失望或者狂喜之中,他的精神得到满足,他的欲望也就消失了;但是没有别的出路,他只好重新打开一个黑盒子,倒出另一副拼图游戏。 人生拼图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