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章 巴特尔布思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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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章 巴特尔布思3
1887年10月在爱丁堡举行英国皇家历史学会和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主持的第三届历史科学国际联盟代表大会之际,两篇学术报告大大震动了国际学术界,在公众舆论中连续几周引起广泛的反响。
第一篇论文是斯特拉斯堡大学扎普芳策普教授用德语宣讲的。论文的题目是《关于阿美利加洲》。作者在圣迪埃检查从主教管辖区地下室搬上来的档案资料时,发现了一批可能来自1495年杰尔曼·路德创办的著名印刷厂印刷的古版书籍。他在这些古书中发现了一本地图册,很多16世纪的文章都提及过这本地图册,可是谁也没有见过这本书:这是著名的圣迪埃学校地图学家的作品。在这本心形的地图册上,第一次出现克里斯托夫·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他自己称新大陆为西印度,在地图册里命名为“阿美利西与阿美利加土地”(TERRA AMERICI VEL AMERICA),地图册里标明的时间——1507——结束了长达三个世纪有关阿美利戈·韦斯普奇的争论:有人认为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一个正直而又谨慎的探险家,他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会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一个大陆,他从来不知道此事,或者临终前才知道此事(几幅浪漫主义版画——其中有一幅托尼·约翰诺特的作品——画着一位年老的探险家,于1512年,在塞维利亚临终的场面:他当着自己的亲属,把一只手放在一本打开的地图册上,一个人含泪跪在他的床头,托着这本地图册,让老人临终前最后看一次展开写在新大陆的“阿美利加”这个词);但是另一派人认为,他是属于平松兄弟类的冒险家,耍尽手段排斥哥伦布,把哥伦布的发现归为己有。多亏扎普芳策普教授的发现,最终证明,韦斯普奇生前已经称新大陆为“阿美利加”,尽管报刊和信函都从来没有提及此事,韦斯普奇可能知道这情况:他从来没有辟谣,这个名称一直使用,说明他对以自己的名字来命名一个大陆并没有什么不高兴。他认为他比“热那亚人”对这个大陆更了解,后者只是探索了几个岛,并不了解该大陆本身。尽管“热那亚人”后来在1498年到1500年第三次探险时,参观了奥里诺科河的河口,才发现这个广阔的水文系统无疑是一块新大陆的标记。
但是第二篇论文更加惊人。论文题目是《关于阿美利加第一次命名的新论点》,作者是一位西班牙档案管理员胡安·马利亚那·德·扎卡利亚,他在哈瓦那的马埃斯特腊,从事过两千张地图的收集工作,大部分地图来自圣卡塔利娜城堡,他在那儿找到一张1503年的世界地图,地图上明确标明新大陆为“哥伦比亚土地”(TERRA COLUMBIA)!
这时,旧学院大阶梯教室庄严的圆形穹顶下响起经久不息的欢呼声,有的惊讶,有的狂喜,有的怀疑,有的感到幸运,会议主席、喀里多尼亚协会常务秘书、以无动于衷的冷静而著称的年老的斯密格尔·科勒克胡纳勋爵,好不容易使欢呼声平息下来,大厅里恢复了与真正学者应有的尊严、公正和客观相适应的肃静。扎卡利亚接着发言,他把整张地图的照片和局部放大的照片分发到听众席传看,这块局部地图有点儿残缺,图形很简略,但明显可以认出是新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中美洲,安的列斯群岛,委内瑞拉和圭亚那海岸——沿图形在几厘米宽的长度内有一行也有点儿残缺的字母:
扎卡利亚成为那一天的主角,各大报刊——《苏格兰人》、《苏格兰每日邮报》、格拉斯哥的《苏格兰每日快报》和阿伯丁的《新闻杂志》,当然少不了《泰晤士报》和《每日邮报》——的驻外记者把这条消息发至全世界。但是,过了几周,当扎卡利亚回到哈瓦那,打算最后修改文章寄给《美国地图学学报》——他答应让这家学报发表他的文章,而这家学报将全文刊登这份珍贵的文件作为中间折叠插页——的时候,他收到迪耶普博物馆馆长弗洛朗丹·吉莱-布尔纳奇寄来的一封信。弗洛朗丹·吉莱-布尔纳奇偶然在一期《世界箴言报》上看到该代表大会简报,尤其是扎卡利亚的论文概述以及附件——作者据此认定1503年新大陆即命名为哥伦比亚(COLOMBIE)的那份破碎残缺的局部地图。
弗洛朗丹·吉莱-布尔纳奇在信中引用了一位叫作屈韦维尔先生的话:“感情冲动不是一位历史学家应有的精神状态。”他对扎卡利亚引人注目的论文表示赞赏,但同时认为他的发现还不能称为革命,因为它经不起仔细推敲和严肃批评。
的确,把
理解为
是很有诱惑力的,这反映了一般感情:当发现一张地图上西印度被命名为哥伦比亚(COLOMBIE),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觉得纠正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几个世纪以来,西方世界都不满意阿美利戈·韦斯普奇篡夺了克利斯托夫·哥伦布的名字,后者本该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他首先发现的土地:代表大会为扎卡利亚鼓掌时,认为应该为热那亚航行家恢复名誉,结束近四个世纪的不公正。
但是,博物馆馆长提及,在15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中,十几名航行家,从卡博到卡布拉尔,从戈姆到韦拉扎诺,都在从西方寻找通往印度之路——他们都想去印度——而迪耶普稳定地拥有这个传统,一直流行到18世纪末期。他认为是迪耶普一位外号“无畏库赞”的航行家让·库赞发现“美洲”,这位航行家可能于1487年至1488年探险于安的列斯群岛,比“热那亚人”早五年。迪耶普博物馆继承了大船东让·安戈下令制作的部分地图,这些地图与德斯利埃和尼古拉·德利安使得迪耶普地图绘制学校成为当时最优秀的地图绘制学校。该所学校正好拥有一张1521年的地图(也就是说,明显比马埃斯特腊的地图晚一些),在这张地图上,洪都拉斯湾——克里斯托夫·哥伦布所称的“深海湾”——被称为“库索海”(MARE CONSO),肯定是“库索布利尼亚海”(MARE CONSOBRINIA)的简称,意思是“库赞之海”[而不是勒布朗-布雷蒂尔愚蠢地论证为“库索拉特利海”(MARE CONSOLATRIX)]。
因此,弗洛朗丹·吉莱-布尔纳奇无情地分析道,扎卡利亚认为,
即
但是最后三个字母距离远,也可能是:
最后,他归纳说,扎卡利亚应该仔细研究一下1503年地图的出处,如果这张地图是葡萄牙、西班牙、热那亚或威尼斯风格,
可能是指哥伦布,即使他用了“印度”这个词。总之,这不能证明这组字母是指让·库赞——他只是在迪耶普非常出名,在附近的特雷波尔、圣瓦莱里-昂科、费冈、埃特雷塔和翁费勒尔处处都有水手一个比一个“无畏”地开辟新航道。但是,如果1503年地图是迪耶普学校的——这很容易辨识,所有迪耶普学校地图的罗盘方位标中央都标有小小的“d”交织字母——那么“TE RA COI B I A”一定是指“库索布利尼亚土地”(TERRA CONSOBRINIA)。
最后他在附言中补充说,如果交织字母是两个“R”,说明这幅世界地图是雷诺·雷尼埃的作品,他是学校第一流的地图学家,他好像陪同让·库赞一起航行。雷诺·雷尼埃航行几年后,1520年左右,制作了一张北美洲海岸的地图,特别巧的是他命名它为“玛丽亚土地”(TERRA MARIA)。这块土地一个世纪以后,由于法兰西亨利四世之女、英格兰查理一世之妻昂里埃特-玛丽的缘故,被命名为马里兰(MARYLAND)。
扎卡利亚是一位诚实的地理学家。他原本可以不顾吉莱-布尔纳奇的信函,或利用世界地图的残缺,毁掉可以查证出处的可能性,然后对迪耶普博物馆馆长说,这是一张西班牙地图,他的批评是没有根据的。但是他仔细考证出这是一幅雷诺·雷尼埃画的地图,通知对方,并建议一起写一篇澄清的文章,署上他们俩的名字,以结束这个地名的难题。他们的文章于1888年刊登在《名称学》杂志上,但是文章的影响远远没有在第三届代表大会那篇论文那样轰动。
可是1503年的地图是唯一的美洲曾称为“库赞尼亚”(Cousinie)的地图。詹姆斯·舍伍德获悉这一特别消息后,在一年后从哈瓦那大学校长处买下了这张地图,不知他花了多少钱。现在这张地图挂在巴特尔布思房里的墙上。
巴特尔布思并不是因为这张地图独一无二而珍惜它,他小时候在庄园大厅看到这张地图时,是因为它很特别:北部不在地图上方,而是下方。这种方向上的差异——在当时比较常见——使巴特尔布思非常着迷:这种颠倒的方向,并不是180度,有时是90度或45度,每次都改变对空间的习惯感觉,例如,一般人只要上过学,哪怕是上过小学,都很熟悉欧洲的图形,然后向右转向90度以后,西在上,欧洲就像是丹麦。在这小小的转向中,也隐藏了他拼图板活动的形象。
巴特尔布思从来不是一个传统意义的收藏家,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他寻找或让人寻找类似的地图。他的房间里另外还有两张地图。他在德鲁奥拍卖行发现的那张地图是阿姆斯特丹的雷尼埃·奥坦地图册的一部分,印制十分精细的日本国地图。专家很重视这张地图,并不是因为北在右边,而是因为日本的六十六国首次使用日本汉字和拉丁字母转写同时表示。
另一张地图更奇特。这是一张太平洋地图,它是巴布亚湾沿海部落使用的地图:一个极细密的竹竿网标示着洋流和主要风向,似乎偶然地处处有贝壳,贝壳表示岛屿和暗礁。和现在所有地图学家使用的标准相比,这张地图很荒唐,初看起来,地图没有方向,没有比例尺,没有距离,没有周边,而实际上,这张地图使用时非常有效。一天,巴特尔布思解释说,同样伦敦的地铁图和伦敦城市地图绝对不能重合,只要地图简明,乘坐地铁时使用方便就行。
这张太平洋地图是巴顿船长在19世纪末带回来的,他当时研究新几内亚一个部落的航行记——即莫雷斯比港的莫图部落的航海记——其中提到特罗布里恩人的库拉。巴顿回伦敦后,把他的发现交给澳大利亚银行,银行部分出资支持他的考察。银行把地图放在总部的一间接待室,后来作为礼物送给南半球开发国际基金会——一家为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招聘移民的半私营机构。20世纪20年代末期,基金会破产,司法清算时拍卖这张地图,巴特尔布思知道后收购下来。
巴特尔布思的卧室里几乎没摆什么家具,房间明亮,刷着白漆,厚厚的高级密织薄纱窗帘,一张床放在中央。这是一张英式床,铜架上覆盖着印花蓝布,两侧放着两只帝国时代式样的床头桌。左边床头桌上放着一盏灯座是一棵蔬菜状的灯,一个里边放着两块糖的八角锡盘,一只玻璃杯,一个勺和一个瓶塞形如松果的水晶冷水瓶。在右边床头桌上放了一个长方形小座钟,钟匣是桃花心木,镶嵌乌木和金色金属,一个有交织字母的银水杯和一张放在椭圆相框内的照片——巴特尔布思的外祖父母和祖父的合影,詹姆斯的兄弟威廉·舍伍德和他的妻子埃米莉以及詹姆斯·阿洛伊修斯·巴特尔布思,三个人都穿着礼服,站在普里西娅和乔纳森后面,年轻夫妇相依坐在许多系着绸带的花篮之中。在下层放着一本黑皮精装大记事本,本上印着“1952年办公目录和房屋互助协会联盟”的金色大字,下方是人字形条纹纹章、蜜蜂和金色圆形图案,还有一个题座右铭的卷轴状框框,座右铭下方附有英文翻译:“家是最可靠的堡垒。”
把巴特尔布思计划中的漏洞和矛盾都列举出来,未免令人乏味。但是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正因为有了这些漏洞和矛盾,才终于使他的计划在贝桑德尔坚定不移的进攻之下,败在加斯巴尔·温克勒隐蔽而巧妙的进攻之下,当然,他的失败首先应当归咎于他没有能力回击这些进攻。
对于完成这项计划来说,这些漏洞和矛盾并非微不足道的小事,它们不仅给他增添了无穷的烦恼,设置了严格的束缚,而且潜藏着危机。例如,巴特尔布思决定在二十年内画五百幅海景画,他选择这个数字,只是为了凑成整数。如果他决定画四百八十幅画就好了,这样就是每个月画两幅,或者严格一点儿,决定画五百二十幅,也就是每两周画一幅。可是现在呢,为了确切地完成五百幅海景画,他不得不有时每月画两幅,有时每月画三幅,或者大约二又四分之一周画一幅,再加上旅途中可能遇到的各种特殊情况,这样在时间上就会轻微影响计划的进行。事实上,加斯巴尔·温克勒大约每隔十五天收到一幅画,有时差几天,有时甚至差几周。尽管这一点加上巴特尔布思自己在拼图时出现的些微延误,都不足以从整体结构上影响计划的完成,但是这样一来,海景画在产生它的原地“销毁”,就不是正好在二十年以后,而是在大约二十年以后,或者二十年零几天之后。
如果说这个计划全部失败,还不只是因为这些时间上的微小误差,实际上,更具体地说,是因为巴特尔布思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设想和他所定下的准则进行工作。他希望他的全部计划自我循环而不留下任何痕迹,如同一个油海,在一个人跳下去淹死后,又恢复原状。他希望一无所有,除了纯净的空间,纯洁的白色,及毫无用处的、非理性的完美以外,绝对地一无所有。然而他在二十年中画了五百幅海景画,尽管这些海景画每幅都被加斯巴尔·温克勒分割成七百五十块的拼图板,但是他未能把所有的拼图板都拼好,所有拼好的拼图板也没有都在二十年前作画的原地销毁。
即使这个计划是可行的,即使各个环节都能按时完成,它也会在内部矛盾的压力下和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自身消耗中垮下来。甚至即使巴特尔布思没有失明,他也无法完成他决心以毕生精力投入的这项计划。
1972年最后几个月,巴特尔布思发现自己成了瞎子。几周前他就觉得头疼,脖子酸痛,视觉模糊,当他做了一整天拼图游戏以后,他会感到眼睛什么也看不清,看到的东西上都模模糊糊地蒙着一层雾。起初,他只要在黑暗中躺几分钟就好了,可是不久,这种视觉模糊的现象加重了,而且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厉害了,在稍微暗一点儿的地方看东西都是重影,好像他总是喝醉了酒一样。
医生们诊断是双白内障,并且成功地给他做了手术。他们给他配了隐形眼镜,禁止他多用眼睛。他们认为他只能看看报纸上的大标题,晚上不能继续工作,看电视时间不能过长。他们谁也没想到巴特尔布思竟会重新开始弄他的拼图板。仅仅一个月以后,巴特尔布思便又坐到工作台前,并且打算把损失的时间弥补回来。
不久,他的视力又模糊了。这一次,他总觉得左眼旁有一只苍蝇在不停地飞,他总想伸手把它赶开。他的视野越来越缩小,最后只剩下一条细缝,如同黑暗中微微打开的一扇门,透进一缕青蓝色的亮光。
他请来的医生都在他床边摇摇头,表示无能为力。有的医生说是黑蒙,另一些医生说是色素视网膜炎。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他们都已不能妙手回春,失明是不可避免的。
十八年来巴特尔布思每天都用手拿着这些拼图板上的小拼块,触觉对于他来说和视觉一样重要。他自我陶醉地以为自己还可以照常进行拼图工作,只不过对他来说,拼出的将是无色的水彩画,那时候他还能区别出物体的不同形状。到1975年年初,他开始什么也看不清了,只能感觉到远处不停晃动的微弱亮光,于是他决定请人帮忙,请人和他一起根据主要颜色、不同色调和不同形状分选拼图板块。找谁呢?温克勒已经去世了,即使他活着,也肯定不会同他合作,斯莫特夫和瓦莱纳都过于年迈,不得已,他让克莱贝尔和埃莱娜试着帮忙,结果不甚满意。最后他找到了韦洛尼克·阿尔塔蒙,他从斯莫特夫那儿知道——斯莫特夫又是从诺谢尔太太那儿听说的——她正在学水彩画,又是拼图游戏的爱好者。从此以后,几乎每天,瘦弱的少女便和这个古怪的老人一起度过一两个小时,她让他一块一块地摸那些小木块,轻声细语地向他描述每个木块的细微不同的颜色。 人生拼图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