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人生拼图版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五十二章 普拉沙埃2

　　普拉沙埃家的套间中的一个房间。这是十三年以前，他们的孩子出生前一年时搬进来住的第一个房间。几年以前，特鲁扬去世了，普拉沙埃便向管理员买下了他住过的那个房间。后来，他们向马尔基佐买下了走廊尽头的那个房间：原来的老房客是特洛盖老头，他捡空瓶子，去退瓶换钱，他还留下一些空瓶，把他用软木雕刻的一些小人——酒客、拳击运动员、海员、莫里斯·舍瓦利埃、戴高乐将军等——放进瓶内，星期天拿到香榭丽舍大道去卖给孩子们。特洛盖实际上几乎过着流浪生活，经常不能按时交房租，于是普拉沙埃便趁机提出驱逐诉讼，并且很快打赢了官司，把老头赶走了。

　　普拉沙埃最早住进的那个房间，以前的房客是一位奇怪的年轻人，名叫格雷瓜尔·辛普森，他在这儿住了大约两年。他是某大学历史系的学生。有一段时间，他在歌剧院图书馆做副馆长的助手。他的工作并不是很有意义，不过这得从头说起。

　　一位有钱的歌剧爱好者，亨利·阿斯特拉，把他生前四十年收集的资料遗赠给歌剧院图书馆。亨利·阿斯特拉酷爱歌剧，自1910年以来，他从来没有误过一场首演，为了看演出，他毫不犹豫地越过英吉利海峡，甚至有几次穿越大西洋去听富特文格勒指挥的《拳击场》，苔巴尔迪演唱的苔丝狄蒙娜，或卡拉斯演唱的诺玛。

　　每次演出，阿斯特拉都要把有关的报刊文章收集起来，再加上这个剧的节目单——上面有很多乐队指挥和演员的签名，有时也收集一些服装和布景等。

　　亨利·阿斯特拉的遗赠还附有年金，用于资助继续这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特殊收集工作。为此，歌剧院图书馆专门建立了一个阿斯特拉文献部，下设有两人看守的三个展览和阅览室，两个办公室——一个是馆长占着，另一个是一位女副馆长和一位兼职助手合用。馆长是专门研究文艺复兴时期演出节目的艺术史教授，负责接见查阅阿斯特拉文献的专家、戏剧评论家、戏剧史学者、音乐专家、导演、布景师、歌唱家、服装师、演员等，有时也组织展览，如纪念歌剧《茶花女》上演一百周年展览等。女副馆长每天阅读几乎所有巴黎的日报和大量的周刊、杂志、画报以及其他刊物，用红铅笔把有关歌剧或某一具体节目的文章框上。兼职的副馆长助手负责把这些用红铅笔框过的文章剪下来，放进“临时资料”，用橡皮筋束好。然后不定期地（一般不超过六星期）把“临时资料”里的剪报拿出来，贴在21厘米×27厘米大小的白纸上，用红墨水在剪报上方从左向右双线大写写上歌剧的名字，再用单线大写写上剧种（歌剧、喜歌剧、滑稽歌剧、清唱剧、歌舞剧、小歌剧等等）、作曲家、乐队指挥、导演，以及剧场的名字，还要写上首演日期；把贴好的剪报再放入文件夹，不过不再用橡皮筋束，而是用细麻绳捆好，这就成了“待理资料”，放进副馆长办公室有玻璃门的柜子里。几周以后，直到看来关于这个剧目不会再有什么新文章了，就把“待理资料”送进展览室内用栅栏围起的大柜子里，这就成了“归档资料”，成了阿斯特拉文献的一部分，成了只有出示馆长颁发的长期使用卡或证明才能在馆内查阅的文献。

　　不幸的是辛普森的这项兼职工作后来被取消了。由于各图书馆，尤其是歌剧院图书馆年复一年的毫无理由的超支，财政部派了一位审计员来查找原因，他在调查报告中指出：用两个人看守三个展览室有些过分，每月支付七十五法郎十八生丁给专门剪报的人也属多余，一个看守坐在那儿没有什么事可干，完全可以兼做剪报工作。副馆长是一位五十岁的女人，长着一双忧郁的大眼睛，戴着助听器，生性腼腆。她极力解释说，在她办公室里进行的“临时资料”和“待理资料”工作搞不好，将会不断地严重影响展览室和阅览的“归档资料”——以后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可是馆长一心保住自己的职位，完全赞同审计员的意见，并“决心堵住他部门的长期财政亏损”。他决定：① 只留下一名看守；② 取消副馆长的兼职助手；③ 展览室每星期只开放三个下午；④ 副馆长亲自剪贴她认为最重要的文章，其余文章让看守剪贴；⑤ 为了节约，每张白纸都两面贴剪报。

　　这样一来，辛普森就失掉了一份必不可少的收入，他不得不寻找各种临时工作来完成他的学年：他带人参观要出售的房屋，请他们站在厨房的小凳上，只要稍稍低下头就可看到圣心教堂；他干过推销，在居民楼里推销艺术书籍或有权威人士写前言的大部头百科全书，或类似《你喜欢大学生吗？》那样的青少年报刊，以及摘掉商标的粗劣的处理品手提包、孤儿院生产的绣花小台布、盲人编织的门口擦脚垫；他的邻居莫尔莱刚出了一次事故，炸掉了三个手指头，他就请辛普森帮助推销他试制的肥皂、除臭剂、灭蝇纸、洗发液和地毯清洁剂。

　　第二年，辛普森获得了一份助学金，尽管不多，但足够他不当临时工也可以勉强生活。可是他不但没能专心学习以取得学士学位，反而得了一种神经衰弱症：总是呼呼大睡，谁也喊不醒他。当时见到过他的人都说他处于失重状态，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都无所谓——天气、时间、外界新闻，他似乎越来越不接受外界新闻——只是过着单调的生活。总是穿着同样的衣服，每天站在油炸食品摊前吃同样的食品——一份土豆牛排，一大杯葡萄酒，一杯咖啡——每天晚上在一家咖啡馆里一行一行地仔细地看《世界报》，整天玩纸牌算命，或在一个玫瑰色的塑料盆里反复地洗他三双袜子中的一双或三件衬衣中的一件。

　　后来他改为漫步巴黎。他盲目地行走，随着下班的人群走，沿着商店的橱窗走，走进每家艺术画廊，慢慢穿过九区有过街楼的人行道，在每家商店门前逗留，仔细地看家具商店里农村式样的订货——床脚、床垫的弹簧、送葬用的纸制花圈等等。

　　有时他干些可笑的事，比如统计十七区所有的俄国人开的饭馆，绘制一个去这些饭馆的没有重复且不交叉的路线图。有时他干些无聊的事，比如寻找第一百五十七个凳子，走八千二百三十七步。有时则在当菲尔-罗斯洛广场或夏多-朗敦街附近的某个狮掌形凳脚、绿色木条长凳上坐上几个小时，或如塑像一样一动不动地站在某个商店的装饰橱窗前，橱窗里不仅有细腰模特和商品陈列架，还有各种各样的白布窗帘、标签和商品降价的广告牌，他有时盯着看好几分钟，似乎想把这类不协调的橱窗变动一下。

　　后来他就一直待在家里，逐渐丧失了时间概念。有一天他的闹钟停在五点一刻，他没有再上弦。他房间里的电灯有时整夜地亮着。有时一天、两天、三天，甚至一个星期，除了到走廊尽头上厕所以外，他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有时晚上十点出去，第二天早晨才回来，看起来没有什么变化，也看不出他一夜未睡的样子——他在臭气熏天脏乱不堪的电影院里看电影，在那些夜里不关门的咖啡馆里混，好几个小时玩电子游戏，或用一只眼恶狠狠地从煮咖啡壶的上方看着那些高高兴兴吃喝玩乐的人、忧郁的酒鬼、胖胖的肉店老板、水手和妓女。

　　最后六个月，他几乎不再出门。有时人们在莱昂-雅斯特街——当时叫罗塞尔街——面包铺见到他，他往柜台的玻璃板上放一枚二十生丁硬币，如果老板娘询问似的看他一眼——开始常常如此——他只是向放长面包的柳条篮点点头，用左手做一个切的样子，表示他要买半根长面包。

　　他不再与人说话，别人和他说话时，他只是低沉地哼哼，别人也就没有兴致说下去了。有时他把门开一道缝，看看楼道的水池边是否有人，以便去把他的玫瑰色塑料盆装满水。

　　有一天，他右首的邻居特鲁扬清晨两点回家时发现年轻学生的房间里电灯还亮着，他敲敲门，没有回应，他又敲了一下，等了一会儿，把虚掩的门推开，发现格雷瓜尔·辛普森和衣蜷缩着躺在床上，双目圆睁，中指和无名指夹着一支雪茄烟，一只旧拖鞋当烟灰缸。特鲁扬进屋时，他连眼皮都没抬一下，旧书商问他是不是病了，要不要喝水，需要什么东西，他不回答。旧书商轻轻碰了碰他的肩膀，好像要看看他是不是死了，这时他才一下子翻了个身，脸朝墙壁，轻声地说：“别烦我！”

　　几天以后他失踪了，谁也不知道他的下落。大楼里一般人都认为他自杀了，有的人甚至说他是在卡迪纳大桥上卧轨自杀的，但谁也拿不出证据。

　　一个月后，公寓管理员，也是这间房子的业主，就在门上贴了封条。又过了一个月，他请法院的执达员来证明房间已无人居住，然后把里面的一些破烂扔出去：一张狭长的当床用的凳子，一只玫瑰色塑料盆，一面有裂纹的镜子，一些脏衣服和臭袜子，一堆旧报纸，一副揉皱的撕破的肮脏的扑克牌，几本教科书，一只停在五点一刻的闹钟……十六个月前从教育学院图书馆借的厚厚的《教会历史》，等等。

　　辛普森的姓很像英国人，但实际上他并不是英国人。他来自托农莱班。在他患病之前，他曾经告诉过莫尔莱，他小时候，在封斋期中期那天和马达加西埃人一起打鼓。他妈妈是一个女裁缝，亲自缝制了传统服装：红白格子裤，宽大的蓝上衣，白棉布流苏帽子。他父亲给他买了一个装在漂亮的阿拉伯图案的圆盒子里的假面具，好像是一个猪头。他如将军一样骄傲，如神父一样严肃，和大家一起走遍旧城的大街小巷，从城堡广场到阿兰日门，从里孚门到圣塞巴斯蒂安街，然后再到上城的平台那儿，大吃用刺柏子酒煮的火腿，痛饮如泉水一样透明、如火枪石那样火辣辣的白酒。 人生拼图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