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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一章 德博蒙2

　　德博蒙夫人在自己的卧室里，坐在一张路易十五式的床上，靠着四只小巧玲珑的绣花枕头。她已经是一位七十五岁的老太太，满脸皱纹，一头银丝，一双灰色的眼睛。她穿着一件白色绸料轻便上装，左手小指上戴着一只菱形黄玉宝石戒指。她的膝盖上摊着一本题名《万物虚空画集》的大画册，打开的一页正是一幅著名的斯特拉斯堡派万物虚空画：一个头盖骨，周围缀以表示五种感觉的象征物。与常见的典型作品相比，这幅画不大合乎常规，但是完全可以辨识：味觉不是用肥鹅或刚宰的兔子，而是用一只吊在梁上的火腿表示，并用一只精巧的白色陶瓷汤药罐代替传统的酒杯；触觉用骰子和一块角锥形大理石来象征，角锥体的顶端嵌着一枚琢成钻石形状的水晶石；代表听觉的是一只带孔的小喇叭，而不是用来演奏铜管乐的那种带直升式活塞的小号；按照这幅画的象征体系，视觉同时也代表对无情流逝的时间的感觉，除了用头盖骨本身来表示以外，还戏剧性地用一架精工细作的卡特尔挂钟相对照；最后是嗅觉，不是用传统的玫瑰花束或香石竹花束来表现，而是用一种矮壮的金鱼草，这是一种两年生花草，有一股浓郁的药香味。

　　从勒泰勒来了一位警察局分局长，负责侦破肖蒙-波尔西安双杀案。调查进行快一个星期了，不但没有弄清情况，反而增加了这个疑难案件的神秘色彩。调查表明，凶手并非破门而入，很可能是从厨房门进入布雷台尔的家。这扇门几乎从来不上锁，夜间也如此，凶手作案后又从这里出去，然后从外面把门锁上了。杀人凶器是一把刮胡刀，或者更可能是一把带活动刀片的手术刀。凶手把它带在身上，行凶后又带走了，因为在屋子里没有找到凶器，也没有发现指纹和其他任何线索。案件发生在星期日到星期一的夜间，具体时间难以确定——谁也没听见，没有喊叫，没有声响，最大的可能是弗朗索瓦和伊丽莎白还在睡梦中就被人杀死了——凶手的动作如此迅速，以致他们都没能挣扎一下。警方初步认为，凶手能如此熟练敏捷地割断他们的喉管，那么可能是一个职业杀手，一个屠夫，或者一个外科医生。

　　显然所有的材料都证明这次凶杀是有预谋的、经过精心策划的。但是无论在肖蒙-波尔西安或是在别的地方，谁也没有想到居然有人会谋杀像布雷台尔夫妇这样的人。这对夫妇大约一年以前来到这个村庄，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他们来自何方，或许从南欧来？但是说不准。在这里定居以前，他们似乎一直过着流浪生活。警察讯问住在阿尔隆的布雷台尔的父母以及维拉·德博蒙夫人，他们都没有提供新的线索，同德博蒙夫人一样，布雷台尔的父母也是好几年都没有儿子的音信。警方在法国本土和国外散发了大量登有被害者照片的公告，要求知情者提供情况，也如泥牛入海，毫无消息。

　　几周之内，公众舆论对这个谜一样的案件大感兴趣，数十名业余侦探和想捞新闻的记者纷纷出动调查此案。他们认为这件双杀案是很久以前发生的“巴祖卡事件”的继续。据某些人说，布雷台尔可能是科瓦奇手下的一名打手；也有人认为此案与“民族解放阵线”“红手”“雷克斯党”有牵连；甚至有人追溯到一段扑朔迷离的觊觎法国王位的历史：有个叫作索泰纳·德博蒙的人，可能是伊丽莎白的先祖，他是贝里大公的私生子，后来被承认为合法继承人。然而调查毫无进展，警察、记者、那些纸上谈兵的私人侦探和猎奇者都厌倦了。预审结果得出了一个破绽百出的结论，这是“郊区和村庄附近经常能够见到的那种流浪汉或精神失常者犯下”的罪行。

　　德博蒙夫人认为她有权知道她女儿的命运，对这个毫无结果的结果十分不满。她委托她的律师莱昂·沙里尼负责继续进行调查，她对沙里尼非常了解，知道他对凶杀案很有兴趣。

　　但是好几个月过去了，德博蒙夫人实际上没有从沙里尼那儿得到什么消息，只是有时收到他极为简短的明信片，告诉她，他正继续毫不灰心地在汉堡、布鲁塞尔、马赛、威尼斯等地进行调查。直到1960年5月7日，沙里尼终于回来见她。他向德博蒙夫人汇报说：

　　“所有的人，首先是警方，都认为布雷台尔夫妇的被杀，跟他们以前的遭遇和作为有关。但是到目前为止，谁也没有发现任何一点儿线索。表面看来，这一对夫妇除了结婚第一年到处旅行以外，其他的生活经历都是清楚的。他们1957年6月在塞兹河畔巴尼奥勒相逢，六周以后结婚。婚后，布雷台尔在马尔古勒做工，他妻子自荐到他用晚餐的那个饭馆当女招待。布雷台尔婚前的生活也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从他们结婚算起，倒回四年，他离开小城阿尔隆，当地人都认为他是一个不错的工人，一个未来的工头，可能当上小老板。但实际上他只是到了德国萨尔州萨尔布吕肯附近的一个小村庄新魏尔以后才找到工作。后来他去瑞士厄堡，又从那儿来到马尔古勒，为一位工程师建造别墅。在他经过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发生过致使五年以后还有人想杀死他的严重事件。唯一严重的事件是他在一个舞会的入口处同几位军人打过架。

　　“伊丽莎白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1946年她离家出走以后，1957年来到塞兹河畔巴尼奥勒。您女儿在这十一年里的情况人们一无所知，只知道她对饭馆老板娘自称她叫伊丽莎白·勒第昂。警方试图弄清伊丽莎白在这十一年里的生活情况，但也一无所获。他们审查了数以百计的档案，什么也没发现。

　　“在这毫无基础的基础上，我继续进行我的调查。我的工作假设，或者更确切地说，我的方案起点是这样的：伊丽莎白在结婚前几年曾经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致使她不得不逃走和隐藏起来；后来她终于结婚了，说明她认为已经完全摆脱了她所害怕的复仇者；然而，两年后，复仇者还是对她施加了报复。

　　“我的推论总的来说是合乎情理的，但是还有漏洞。于是我假设这个问题不是不可解决的，这桩严重事件总会留下一点儿可以捕捉的痕迹。我决心系统地审阅1946年到1957年期间的报纸。这个工作很乏味，但不是不可能的。我雇用了五个大学生，让他们在国立图书馆查找报纸上有关一位十五岁到三十岁妇女明显或不明显的新闻报道。只要某一篇新闻符合这条标准，我就再进一步地深入调查。我研究了几百条符合我的推测的第一阶段的新闻。比如有一位叫爱弥尔·D.，开着一辆蓝色梅赛德斯汽车，身边坐着一位金发女郎，在帕朗蒂和米米藏之间轧死了一个向他们打招呼要求搭车的奥地利野营者。又如在蒙彼利埃，一名化名维拉的妓女，在一次舞会的斗殴中用破酒瓶的碎片，划破了一个绰号‘鲁鲁先生’而真名叫吕西安·康庞的人的脸。我对这个事件很感兴趣，因为维拉这个名字符合您女儿的个性特点，请原谅，因为您的名字叫维拉，这个巧合令我非常激动。不幸的是，鲁鲁先生还在监狱里，维拉也还活着，在帕兰沙克经营一家日用杂货铺。第一条新闻也没有什么价值。爱弥尔·D.被捕，受过审理，被判罚一笔重金，监禁三个月，缓期执行；报上没有披露他的同车女伴的身份，以免引起一场丑闻，因为她是当政的一位部长的夫人。

　　“我所研究的每一条新闻都经不起进一步核实。我正打算放弃这次调查，然而我雇用的一个大学生提醒我，我们寻找线索的这个事件可能发生在国外！要考察全球所有的社会新闻可不是一件令人欢欣鼓舞的事，不过我们还是干起来了。如果您的女儿是逃到美洲，我想我可能早就灰心不干了，可是这次我们转运了。在1953年6月14日星期一的英国埃克塞特《回声快报》上，我们看到一条令人伤心的社会新闻：一位在伦敦工作的瑞典外交官夫人艾娃·埃里克森和她五岁的儿子在德文郡施蒂克利哈文她租用一个月的一幢别墅里度假。她的丈夫斯文·埃里克森因为英国女王加冕典礼留在伦敦，12日晚上要参加女王夫妇在白金汉宫举行的两千人的盛大宴会，要到13日星期日才能到别墅来看她。艾娃体弱多病，来别墅前在伦敦雇用了一个法国籍女佣，她唯一的任务就是照看孩子，又在当地雇了一位杂务女工，负责打扫和做饭。斯文·埃里克森星期日晚上到达时，看到的是一个可怕的场面，他的儿子浮肿得像一只羊皮口袋，漂浮在浴缸里，艾娃的双手手腕动脉被切开，躺在浴室的瓷砖地上。他们死亡的时间至少有四十八小时，也就是星期五晚上。人们是这样解释的，艾娃在自己的房间里休息，女佣给孩子洗澡，有意或无意，让孩子淹死了。她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后果，决定立即逃走。过了一会儿，艾娃发现了孩子的尸体，痛不欲生，自尽身亡。由于杂务女工星期一上午才上班，家里又没有别的人，于是这件事直到斯文·埃里克森来才发现，这位女佣有四十八小时的时间可以逃脱。

　　“斯文·埃里克森只见过这个法国女佣几分钟时间。艾娃在各处登招工启事：天主教女青年会、瑞典文化处、法国中学、歌德学院、瑞士之家、丹特·阿里奇里基金会和《美国快报》杂志等。第一个来应聘的就是这位年轻的法国女人，二十来岁，护士学校毕业生，是在校的大学生，高高的个子，金黄色的头发，浅色的眼睛。她说她叫韦洛尼克·朗贝尔，她的护照一个月之前被人偷去了。她给埃里克森夫人看了一张法国领事馆证明她护照被窃的条子，于是她被留下了。

　　“杂务女工也没有提供更多更确切的情况，显然她不喜欢这个法国姑娘的举止，平时尽量不和她说话。她只是提到朗贝尔的右眼皮下有一颗痣，使用的香水瓶上画着一条中国船，说话有点儿口吃。这些特征在英国和法国都发布了，但是没有什么结果。”

　　沙里尼接着说：

　　“在我看来，可以肯定韦洛尼克·朗贝尔就是伊丽莎白·德博蒙，杀人凶手就是斯文·埃里克森。证明这个结论并不困难。两周前我到斯蒂克利哈文去找那位杂务女工，想把您女儿的照片给她看。我首先获悉，斯文·埃里克森自那次惨案以后一直整年租用这幢别墅，可是从来不去住，去年九月十七日，也就是布雷台尔夫妇被人谋杀后的第三天，他回到这里，当天就自杀了。如果说这个人回到当初发生惨案的地方来自杀正好表明他是谋害伊丽莎白的凶手，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疑点：这位瑞典外交官是如何找到六年前造成他妻儿死亡的元凶的呢？我暗暗希望他能留下一封信解释他的行为，可是警察断然回答：尸体附近没有信，其他地方也没有。

　　“然而我的直觉还是对的。在最后一次询问杂务女工维德太太时，我问她，是否听说过肖蒙-波尔西安一个名叫伊丽莎白·德博蒙的女人被杀害的新闻？她当即站起身来，取出一封信交给我。她用英语对我说：‘埃里克森先生交代过，如果某一天有人来说起这个法国女人以及她在阿登省的死讯，我必须把这封信交给他。’

　　“我说：‘如果我没来呢？’

　　“她回答：‘那我还得等待。六年以后，我将按照信上的地址把信发出去。’

　　“这就是那封信，”沙里尼接着说，“这封信是写给您的，信封上有您的姓名和地址。”

　　德博蒙夫人坐着不动，身体僵直，一言不发，接过沙里尼递过来的信，打开看起来：

　　夫人：

　　总有一天，经过寻找，或让人寻找，您会发现这封信，或者六年以后从邮局收到这封信——六年，这是我报仇雪恨所花费的时间——您收到这封信以后就会知道我为什么以及如何杀死了您的女儿。

　　六年前，您的女儿化名韦洛尼克·朗贝尔，作为寄宿女佣，被我妻子雇用了一个月。我的妻子有病，希望有人照顾我们刚满五岁的儿子埃利克。1953年6月11日星期五，我至今不知起因何在，她有意或无意让我儿子淹死了。她逃避承受这个罪行的责任，似乎立即逃走了。过了不一会儿，我的妻子发现儿子死了，精神失常，用剪刀剪断了自己的手腕动脉。当时我在伦敦，直到星期日晚上，我才见到他们。我那时便立下誓言：拼上我的生命、财产和智力，必报此仇！

　　可是，您的女儿一到帕丁顿就和我的妻子、儿子一起上了火车，我只见过她几分钟。当我知道她用的是假名时，几乎绝望，以为永远也找不到她了。

　　我常常失眠，心力交瘁，一刻也不得安宁。在我无法入睡时，想起我妻子对我叙述的雇用前接见她的谈话过程，她提到两个无足轻重的细节：因为她是法国人，我妻子向她谈起阿尔勒和阿维尼翁，我们曾几次去那儿旅游，您的女儿说她正是在那个地区长大的；我妻子赞扬她英语讲得好，她说她来英国已经两年了，正在学习考古。

　　曾在我妻子租用的别墅里干活的杂务女工维德太太，一直到这封信交给您之前，将是保管这封信的委托人，她对我的帮助极为可贵。她告诉我，您的女儿右眼皮下有一颗痣，她使用的香水是“舢舨”牌，她有些口吃。我和维德太太一起，里里外外搜查别墅，想找到一点儿这个冒名的韦洛尼克·朗贝尔可能留下的线索，结果大失所望。她既没有偷首饰，也没偷其他东西，只是拿走了我妻子交给维德太太买菜的钱包，里面有三英镑十一先令七便士。她自己的衣物也没有完全带走，特别是她那周要换洗的衣物：一些廉价内衣、两块手帕、一条色彩艳丽的头巾和一件绣着“E.B.”两个字母的衬衫。这件衬衫可能是偷来的，也许是借的，但我还是记下了“E.B.”这两个字母，作为一条线索。我又在屋子里她留下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里寻找，她逃走前没敢进客厅，想必怕惊醒我的妻子，她睡在客厅旁边那个房间里。

　　在客厅里，我找到一本亨利·特罗亚 注释标题 Henri Troyat（1911－2007），法国小说家、评论家，1959年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 的小说《春种秋收》第一卷。这部书于几个月前在法国出版。书上有贝纳街20号罗朗蒂书店的标签，这家书店专门出借外国书籍。

　　我把书拿到罗朗蒂书店，从那儿得知，韦洛尼克·朗贝尔有这家书店的长期借书证；借书证上注明，她是大英博物馆考古学院的学生，住在博物馆后面的凯佩尔街79号寄宿宿舍。

　　我去她宿舍，结果白跑了一趟。我妻子雇用她时，她就把房间退了。从房东和其他寄宿者那儿也没有获得什么情况。在考古学院，我的运气好些，我不仅在她报名的材料中找到了她的一张照片，而且见到了她的几位同学。其中有一位男生，和她一起出去过两三次，他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几个月前，他请她到科文特花园 注释标题 Covent Garden，位于伦敦西区，因皇家歌剧院（Royal Opera House）与特色小商店而闻名。 听歌剧《狄多和埃涅阿斯》 注释标题 Dido and Aeneas，英国作曲家亨利·珀塞尔（Henry Purcel，1659－1695）作曲、爱尔兰诗人内厄姆·塔特（Nahnm Tate，1652－1715）作词的歌剧。 ，她说：“我讨厌歌剧！”又说：“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我的母亲就是一个歌剧演员。”

　　我委托了几家私人侦探所，在法国或其他地方查找一位二三十岁的青年妇女，特点是：高挑儿身材，金黄色的头发，浅色的眼睛，右眼皮下有一颗痣，有点儿口吃；她可能使用一种“舢舨”牌香水；她可能叫韦洛尼克·朗贝尔，而真实姓名的首字母可能是“E.B.” 注释标题 伊丽莎白·德博蒙名字的拼写是Elizabeth de Beaumont。 ；她在法国南方长大，旅居过英国，能讲流利的英语，有学历，对考古感兴趣；她的母亲是或曾经是歌剧演员。

　　最后的这条线索是决定性的。我们通过《名人录》以及其他专门通讯录，调查所有姓氏以B字母开头的女歌唱家，但是没有什么收获。我们又统计了所有在1912年到1935年期间有一个女儿的女歌唱家，这一次，您的名字出现在七十五人名单之中：维拉·奥尔洛娃，1900年出生于罗斯托夫，1926年嫁给法国考古学家费尔南·德博蒙，1929年生了一个女孩，名叫伊丽莎白·娜塔莎·维克多丽娜·玛丽。在进行了迅速的调查之后，我获知伊丽莎白是在加尔省莱迪尼昂由祖母养大的，1945年3月3日从您家里出逃，当时她才十六岁。这时我才明白，她是为了躲避您的追寻而改名换姓、隐瞒身份的。这同时也说明线索至此中断，因为您和您的婆婆，尽管在广播里和报刊上发过无数次呼吁，也已经有七年没有她的音信了。

　　这时已经是1954年，我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才弄清楚我要杀的人的真实身份，后来又花了三年多才重新找到了她的踪迹。

　　在这三年中，我愿意让您知道这一点，我雇用了几组侦探，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轮流监视您，只要您一出门就跟踪您，在巴黎监视您，在莱迪尼昂监视德博蒙伯爵夫人。这是一种守株待兔的办法，如果您的女儿试图来看望您，或去她祖母家藏身，就会落到我的网中。不过我们后来发现这越来越不可能，这种监视毫无用处。可是我不愿忽视任何一个环节。只要有一点儿可能，哪怕是极微小的可能性，我都系统地试验过。我投资组织了一个庞大的一般外国香水和“舢舨”牌香水市场研究机构；我让人调查所有在公共图书馆借阅过《春种秋收》小说一卷或数卷的读者的姓名；我个人给法国所有整容医生发了一封信，询问他们在1953年以后是否做过切除一位二十五岁左右妇女右眼皮下的一颗痣的手术；我走访了所有正音科医生和发音教授，了解是否有一位高个子金黄色头发的妇女来纠正轻度口吃；我还组织了几次假设的考古队，唯一的目的是在报上刊登小型启事，招聘一位英语流利的年轻妇女陪同一个北美科学考察团到比利牛斯山区进行考古发掘工作。

　　我对这最后一招寄予希望，但仍旧没有任何结果。每次都有不少人来应聘，可伊丽莎白始终没有露面。到1956年年底，我的调查还是没有什么进展。我已经花费了四分之三的财产，把证券、土地、庄园都卖了，只剩下我的油画和我妻子的首饰。为了支付我雇用的大批调查您女儿下落的侦探，我把剩下的一些财产也花掉了。

　　1957年年初，您的婆婆德博蒙伯爵夫人去世，我的希望又来了。我知道您的女儿是多么爱她的祖母，我派人监视公墓，想象她一定会来墓前献花；可是您和她都没有去莱迪尼昂送葬，我空等了几个星期。

　　这一连串的失败使得我越来越恼怒，然而我仍不甘心放弃调查。我绝不相信伊丽莎白已经死去，好像只有我一个人才有权决定她的生死，我宁愿继续相信她还在法国，我终于知道了她是如何不留痕迹地离开英国的。1953年6月12日，就是她犯罪后的第二天，她从托基坐船去诺曼底岛。她在领事馆证明她护照丢失的字条上把姓氏的第一个字母L刮掉，登记时用了韦洛尼克·昂贝尔这个名字，这样，她的卡片就排在字母A的行列中，于是躲开了沿海警察的搜寻。我很晚才知道这个情况，这对调查的进展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只是使我更加相信伊丽莎白就藏在法国。

　　那一年，我想我已经有点儿神经错乱。我开始有了这样的论断：我寻找伊丽莎白，也就是说寻找一个身材高大、金黄色头发、浅色眼睛、英语流利、生长在加尔省的妇女。然而伊丽莎白知道我在找她，所以隐藏起来了，显然，隐藏就意味着尽可能地去掉那些我可以指认她的特征。因此，我不应该寻找某一个伊丽莎白，不应寻找一个身材高大、金黄色头发的年轻女人，而应该找一个与伊丽莎白相反的人，于是我开始注意身材矮小、黑头发、说一口不流利的西班牙语的妇女。

　　有一次，我从梦中惊醒，冷汗淋漓。在梦中，我找到了解脱厄运的明确答案。我坐在一块大黑板旁边，黑板上写满了方程式，一位数学家在吵吵嚷嚷的听众面前论证著名的“蒙特卡洛定理”可以推广。也就是说，一个盲目押宝的轮盘赌徒至少和一个每次都下双倍赌注的赌徒的赢面相同。对我来说也是如此，假如我自己明天十六点十八分去兰佩马耶茶室喝茶，发现伊丽莎白的可能性与委派四百一十三名侦探找到她的可能性至少是相等的，也许还要多些。

　　我经不起诱惑，真的按照梦里的启示去做了。十六点十八分，我走进茶室。迎头碰见一位红头发高个子妇女向外走。我立即派人跟踪，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后来，我对一位为我服务的调查人员说到我的梦。他十分正经地对我说，我错误地理解了梦中的数字，我雇用的侦探的数目应该对我有所启发：413正好是314的颠倒，而314是圆周率π的数字，也就是说，不是在十六点十八分，而是在十八点十六分可能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总之，那时我甚至求助于耗神费力、荒谬绝伦的办法。如果您那位漂亮而神秘的美国女邻居还住在那儿，我一定会去乞求她那种令人心神缭乱的服务。可惜她不在了，我只好请人推盘招魂，我戴上镶嵌某种石头的戒指，在外衣的褶子里缀上磁铁、缢者的指甲，或装着草药、种子、彩色卵石的小瓶子。我求教过巫婆、神汉、阴阳先生、用扑克牌算命的人，以及各种各样的占卜者。他们有的掷骰子；有的在一只白色的瓷盆里烧掉您女儿的照片，一边仔细地观察着灰烬；有的用新鲜的马鞭草叶擦左胳膊；有的把鬣狗的肾结石放在舌头下面；有的把面粉撒在地上；有的根据您女儿的姓名或化名写成无数变换字母位置的词，或者用数字代替姓名中的字母，尽量凑成253；有的透过一个装满水的玻璃罐观察一支蜡烛的火焰；有的把盐撒向火中，倾听火苗发出的“噼噼啪啪”的声音，或者把茉莉花籽或丹桂枝条投入火中，观察冒出的袅袅青烟；有的把黑母鸡生的蛋的蛋清，或铅，或熔化的蜡，倒进一只盛满水的杯子里，然后观察这些物质在水中凝结的形状；有的在烧红的火炭上烘烤羊胛骨，把箩筛系在一根线上，让它们旋转；有的观察鲤鱼的精液、死驴的头颅、谷物经公鸡啄食后形成的圆圈。

　　1957年7月11日，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虽然德博蒙伯爵夫人已经去世，可是我派在莱迪尼昂监视她的侦探并没有撤回。这一天，一位侦探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伊丽莎白刚给市政府写了一封信，要求开一张身份证明。她给的回信地址是奥朗日的一家旅馆。

　　按照一般的逻辑——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允许提到逻辑的话——我应该抓住这次机会，果断地结束这个没完没了的事件。我在三年前就准备好了武器，决定用一把乡村医生常用的角柄手术刀来报仇。这种手术刀外表看起来像一把剃须刀，但更锋利。我一直学着使用这把刀，已经达到非常熟练的程度。这次我只要把这把刀从绿色皮鞘中拔出来，立刻闯到奥朗日去，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可是我没有这样做，我只是对我手下的人下命令，让他们找到您的女儿，严加监视。然而，他们在奥朗日没有找到她——那家旅馆实际上并不存在，她自己到邮局去索取回信，说她把地址写错了，负责处理死信的邮差把市政府的回信找出来给了她——不过几周以后，他们终于在瓦朗斯发现了她的踪迹。她在那儿结了婚，两位证婚人是弗朗索瓦·布雷台尔工地上的工友。

　　结婚的当天晚上，她就和丈夫一起离开了瓦朗斯。他们肯定猜到被人跟踪。此后的一年里，他们一直设法躲开我，他们竭尽心力，造假象，设圈套，制造了许多假线索。为了谋生，他们不得不去从事艰苦的劳作——当守夜人、在饭馆洗餐具、打短工帮人采葡萄、当淘粪工，什么都干过——而住的却是龌龊不堪的出租屋。我雇了四个侦探紧追不舍地跟踪他们，使他们的日子一周比一周难过，他们如同生活在老虎钳里，钳子越夹越紧了。我有二十多次机会可以杀死您的女儿而逃脱惩罚，但每次我都因为某种借口而坐失良机，好像长期的猎捕使我忘了当初为什么起誓进行这场追捕。报仇越是容易，我越是讨厌报仇。

　　1958年8月8日，我收到您女儿的一封信：

　　先生：

　　我早就知道您在竭尽全力地追寻我。当您的儿子死去的那一刹那，我已经明白了我想请求您和您妻子的宽恕或怜悯是徒劳的。几天后，当我听到您妻子自杀的消息时，我肯定您将终身追捕我。

　　当然，起初只是一种直觉，以后的几个月中，我感到非常害怕。我清楚地知道您对我几乎一无所知，但是，我肯定您将会充分利用您掌握的微薄材料来进行您的复仇事业。有一天，我在肖莱街上遇见一个调查员，他给我一瓶香水样品，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个陷阱。几个月以后，我在报上看到一则招聘启事，招聘一位英语流利的年轻妇女陪同考古专家，这件事说明您对我的了解比我想象的要更多些。从此以后，我的生活成了一个漫长的噩梦：我感到每时每刻每处都有人在窥视我，我开始怀疑所有的人——同我搭讪的咖啡馆男侍、找我零钱的女收款员、因我没有排队而指责我的那些肉铺顾客、碰撞我的行人；我感到警察、出租汽车司机、躺在街心公园长凳上的假流浪汉、卖栗子的小贩、卖彩票的售货员、卖报纸的报贩子，他们都在追踪我，监视我。一天晚上，我精神过于紧张，在布里伏车站候车室里，打了一个看了我一眼的男人。我被拘留了，送到派出所，差一点儿被送进一家精神病院。幸好有一对年轻夫妇当时在场，他们提出愿意照看我。于是我跟着他们来到塞文山一个偏僻的小村庄，他们在那儿替人修复倒塌的房屋。我在那儿生活了两年。我们与世隔绝，既没有报纸，也没有收音机，只有三个人、二十多只羊和一群鸡。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恐惧心理也消除了，我以为您已经放弃复仇，或者您已经死了。1957年6月，我又重新回到人间社会。不久，我认识了弗朗索瓦。当他向我求婚时，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他劝我不要如此神经过敏，我是由于自己的犯罪感而想象出这种永不间断的监视。

　　我逐渐恢复了信心，以至于不慎向市政府发了一封信，要求开一份身份证明书，这是办理结婚手续必不可少的。多年来，您一直躲在角落里等待我犯这样的错误。

　　从此，我们无法正常地生活，只能不停地逃跑。一年之中，我曾以为可以逃脱您的追拿，现在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运气和金钱，过去或将来，总是站在您这一边；我以为有一天能从您布下的网的网眼中钻出去，那不过是痴心妄想；希望您有一天会停止对我的追踪，也纯粹是一厢情愿。您有能力杀死我，您以为自己有权利杀死我，但是您再也不能迫使我逃跑了。

　　我和我的丈夫弗朗索瓦，还有刚刚出生的安娜，我们从此就住在阿登省肖蒙-波尔西安，不再动窝了。我平静地等着您。

　　此后有一年多时间，我强迫自己不再露面；我解雇了所有的侦探和调查员；我龟缩在自己的房间里，几乎不出门，只吃一些姜汁面包干，喝一点儿小袋泡茶，此外就是喝酒、抽烟、服用马克西顿药片，因此我总是发高烧，有时处于一种浑浑噩噩的状态。我敢肯定，伊丽莎白在等我，每天晚上睡觉时她都会想到第二天早晨可能再也不会醒来，每天早晨拥抱她女儿时她也会为自己居然还活着而感到惊奇。一想到这种缓期执行的方式对她来说是每日一次的刑罚，我感到一种复仇的陶醉，一种以为自己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恶毒的快意。有时我却处于无比沮丧的状态，常常连续几周昼夜都睡不上几分钟，我在走廊里和四壁空空的房间里踱步，发出嘿嘿傻笑，或者无端地哭泣，想象着我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在地上打滚，请求她的宽恕。

　　上星期五，9月11日，伊丽莎白寄来第二封信：

　　先生：

　　我在勒泰勒妇产医院给您写信，我刚生下第二个女儿，贝阿特丽丝。大女儿安娜已经一岁多了。我恳求您快来吧！或者就是现在，或者就永远也别来。

　　两天后，我把她杀死了。杀死她的时候，我才明白，死亡对她来说是一种解脱，对我也一样，后天，死亡也将把我解脱。依照我的遗嘱，等您的两个外孙女成人以后，可以分享我留下的微薄的财产。

　　于埃克塞特 1959年9月16日 注释标题 埃里克森写这封信的时间应是在1959年9月15日深夜至16日凌晨，于是以15日为时间基点，称自己将于“后天”——也即17日自杀，而信写毕时可能已是16日凌晨，于是他将落款时间写作“1959年9月16日”。

　　德博蒙夫人获悉女儿的死讯时，十分震惊，悲痛万分，这次阅读这封关于案件结局的书信时，却非常镇静，就像二十五年前她丈夫的自杀并没有使她过于哀伤一样。她对死亡表现得如此冷漠，可能与她本人年轻时的经历有关。1918年4月某日，由于革命而分散在俄国东南西北各地的奥尔洛夫一家居然奇迹般地团圆了，几乎一个人也不缺。突然一队红军进攻他们的住宅。维拉亲眼看到亲人被杀：曾被亚历山大三世任命为驻波斯特命全权大使的她的祖父塞尔日·伊拉利奥诺维奇·奥尔洛夫，曾经指挥过著名的克拉斯诺达尔骑兵营、被托洛茨基称为“库邦的屠夫”的她的父亲奥尔洛夫上校，她的五个兄弟（最小的才十一岁），统统在她的眼皮底下被枪杀了。她和她的母亲在持续三天的浓雾中逃生。她们恍恍惚惚地走了七十九天，终于到达邓尼金独立部队占领的克里米亚，从那儿再辗转到达罗马尼亚和奥地利。 人生拼图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