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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九章 在楼道里7

　　楼梯的顶端。

　　右边是加斯巴尔·温克勒住过的套间的房门。左边是电梯口，最里边是通往用人房间的小楼梯的玻璃门。一块破玻璃上贴了一页《侦探》杂志，上面刊登着“五个未成年男孩昼夜轮流，以满足野营部女主任”，文章下面附有这位女士的照片，一个五十来岁的女人，戴着插花草帽，穿着一件白大衣，不难猜测，她里面全身赤裸，只罩了这件大衣。

　　最初，顶楼的两层是专给仆人们居住的。仆人没有权利使用大楼梯，他们只能从公寓左边的后门进出，使用通向各层厨房或配膳室的小楼梯，小楼梯一直通到两层顶楼的长长的走廊两头。大楼梯顶端的玻璃门平常很少使用，只有当男主人或女主人要到仆人的房间去——比如为了“看看他的衣服”，也就是辞退仆人时检查一下他是否拿走了一柄小银匙或一对蜡烛盘，再比如让人给垂危的维克多老太太送一杯药茶，或做临终前的涂油礼——才从这里通过。

　　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结束，无论是主人或仆人从来都不想越轨的这条神圣不可侵犯的规定开始灵活松动了，主要因为顶楼的两层不再只给仆人居住了。是住在三楼左边的一位马赛橄榄油商人哈迪先生开的先例（他之后的住户先是阿邦泽尔家，后是阿尔塔蒙家），他把他顶楼的一间仆人住房租给了亨利·弗雷斯纳尔。亨利·弗雷斯纳尔也可以说是仆人，他是哈迪先生雇用的厨师长——为了宣传自己产品的优质和新鲜，哈迪先生在巴黎开了一家饭店（位于黎塞留路99号，大学食堂附近，著名的马赛鱼汤店，是政治家和记者聚会的地方）——可厨师长不是家仆，所以亨利·弗雷斯纳尔毫无顾忌地从玻璃门那儿进出，走主人使用的楼梯。第二个破例的是高龙先生，他把原来给他的管家居住、现在派不上用场的一间用人房间廉价租给了穷画家瓦莱纳，他的管家热尔瓦斯早就在他四层右边的套间里占了一席之地，也就是埃沙尔家楼下。高龙先生是个古怪的老头儿，他是在新杂技场演出的著名高空杂技演员罗多尔夫的父亲，又是一位出版专科年鉴的出版商。他同瓦莱纳的父母是并非深交的朋友。他把房间租给瓦莱纳，瓦莱纳有时就帮他编编年鉴，以抵房租。几年以后，那扇原来很少开启的玻璃门，每天都被年轻的巴特尔布思推开——他要上瓦莱纳屋里去学画——因此再也不能按照固有的方式以这扇玻璃门来划分等级了，他也没有上一代人那种以楼层划分等级的顽固观念。

　　起初，给仆人居住的房间都用刷字板印上了绿漆号码，朝大街这边的二十间是11－30号，朝后院那边的二十间是1－10，31－40号。现在这些房间中只有两间是在这幢公寓里干活的用人住着：一间是13号，住着斯莫特夫，他是巴特尔布思的老管家；一间是26号，住着一对夫妇，男的是巴拉圭人，女的是荷兰人，他们是于汀家的用人。当然还可以算上简·萨顿住的14号房间，她每天到罗尔沙斯家干两小时家务杂活，挣点儿付房租的钱，对于这么小的房间来说，房租是够贵的。此外还可以勉强算上15号房间，里面住的是奥尔洛弗斯卡太太，她会波兰语和阿拉伯语，在法国科学院《体貌特征公报》编辑部工作，但是薪金不够养活她和她的小孩，所以有时也干点儿家务杂活，不过一般不在这幢楼里干，只是偶尔到卢韦或马尔基佐家帮帮忙。顶楼的其他房间不再是仆人住的了：管理员买下了几间，装上自来水，作为单间出租；好几个人把几间小房间打通改成了大房间，这是原来房东的继承人奥利维埃·格拉蒂奥莱领头干的；于汀在顶楼改建了一处大画室，他不顾共同房产管理条例的规定，请客送礼，以巧妙的办法在程序上做文章，侵占了公共场所，把原来的走廊部分也划进去了。

　　现在，小楼梯一般只是送货员、送货商和在楼里干活的工人使用。电梯——在它正常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可以自由使用，但是那扇玻璃门仍然是可怕的划分等级的潜在标志。尽管有些住在上面的人比住在下面的人有钱，但从住在下面的人眼里看来，住在上面的毕竟低人一等：他们不是仆人，就是穷人、年轻人或艺人，他们这种人生活只需要这种小房间，只要能放下一张床、一个壁柜、一个放果酱的架子——用以对付月末拮据的日子——就足够了。当然国际著名画家于汀要比阿尔塔蒙一家阔得多，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于汀肯上阿尔塔蒙家做客，或者他们被于汀请到多尔多涅城堡或加蒂耶尔农舍度假，他们一定会受宠若惊。可是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提到：17世纪时，画家、作家和音乐家只是特殊的仆人，19世纪时，香水商人、理发匠、裁缝和饭馆老板也只是特殊的仆人，尽管现在这些人已经发了财，甚至出了名；何况一个裁缝或饭馆老板还可以凭他们自己的劳动成为资本家或企业家，而艺术家则永远是资本家的附庸。

　　对事物的这种看法，是爱德蒙·阿布于1879年提出来的，他在一本题为《劳动者的基本常识》的书里，做了一个严肃的、巧妙的计算：当帕蒂小姐到一个金融资本家的客厅里唱歌时，她一张嘴，就能产生出相当于四十吨每吨五十法郎的生铁的价值。当然，对事物的这种看法，不是全楼所有的房客都能接受的。有些人认为这是歧视或羡慕别人的借口，是傲慢或嫉妒的表现；另一些人认为这不过是一种民俗，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无论这部分人或那部分人，无论楼上或楼下的房客，都不能不受这种看法的影响。比如当卢韦谈到普拉沙埃时会不无讥讽地说：“他们改建了用人房间，还不错嘛。”而普拉沙埃则不得不故意强调说，他们的顶楼小房间非常可爱，改建时花费极少，并且影射说，他们不像莫罗老太太那样在冒牌的路易十五式椅子里过奢侈生活。于汀也同样为自己辩护说，他讨厌原来在奥尔良门的豪华画室，早就梦想着在一个安静的地区建一个宁静的小画室。大楼管理员在提到莫尔莱时就叫他莫尔莱，而说到西诺或温克勒时，则叫他们西诺先生或温克勒先生。有时马尔基佐夫人和奥尔洛弗斯卡太太一起乘电梯，马尔基佐夫人会情不自禁地表示出这是她的电梯，她宽容地让“别人”来分享，而“别人”到了第七层还得再爬两层楼梯。

　　顶楼上的房客和下面的房客有两次公开的对立。第一次是由奥利维埃·格拉蒂奥莱引起的，他要求共同房产主会议投票通过一项议案：把楼梯地毯一直铺到顶层。管理员支持他的倡议，因为在他看来，增加一块地毯，可以每月向每个房间多收一百法郎。可是大部分房客持消极抵制的态度，他们一方面说这个要求是合理的，另一方面却说，铺设地毯的费用不应由全体房客而应由顶楼两层的房客负担。管理员当然不同意，因为这几乎是等于让他一个人承担全部费用，因此他设法把这个倡议束之高阁。

　　第二次是关于送信件的问题。现在的门房诺谢尔太太尽管是个大好人，但是仍有等级偏见。以玻璃门为界划分等级，对她来说，绝对不是抽象的：她只给那些住在玻璃门以下的房客送信，玻璃门以上的房客的信件则必须自己到门房去取。这是老房主朱斯特·格拉蒂奥莱给首任门房阿拉尼亚太太定下的规矩，阿拉尼亚太太传给克拉沃太太，克拉沃太太再传给诺谢尔太太。于汀，尤其是普拉沙埃，强烈要求取消这条可悲的歧视人的规定，房东与房客联席会议不得不同意改变这种从19世纪留传下来的做法。但是诺谢尔太太断然拒绝执行，当管理员通知她给各层都要送发信件时，她请丹特维尔大夫开了一张诊断书，证明她腰腿有病，不能爬楼梯，七楼以下有电梯，所以她只能给七楼以下的房客送信。其实谁都知道，当电梯出故障时（这是常有的事），她总是爬楼梯送信的，而且她几乎没有一天不到顶楼去看望奥尔洛弗斯卡太太、瓦莱纳或克雷斯比小姐，同时也顺便把他们的信带上去。她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对于汀和普拉沙埃的莫名其妙的憎恨。她心里明白，这样做不会有什么严重后果，顶多于汀和普拉沙埃新年不给她送礼就是了。这就是公寓生活的一个侧面，不时地制造一些紧张气氛，微小冲突，指桑骂槐，明争暗斗，吵架骂街。有时这也是房东与房客联席会议上争论不休的内容之一，比如，雷奥尔太太的花盆放的不是地方，大卫·马西亚的轻便摩托车是否有权存在放垃圾桶的小院旁边的小屋里（这个问题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当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曾经咨询过六个法律顾问，都没有找到好办法），还有住在三层右边那个低能儿的令人讨厌的音乐癖（有时，也说不准是什么时候，他来了音乐瘾，一天里，特别是在半夜到凌晨三点，连续听三十七遍《嗨哩嗨啦》《莉莉·玛莲》或其他歇斯底里的音乐）。

　　公寓生活中还有一些几乎不易觉察的、更为隐秘的方面，比如房客类别的划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无论何时何地，凡有人群的地方，人们总喜欢把人分成这一类或那一类，但这分类的标准有时就很有些微妙。比如在这所公寓里，人们往往要分出老房客和新房客，但这老和新的界限有时就很难掌握：罗尔沙斯于1960年买下他的套间，被看作是老房客，贝尔热比他晚一年，则被认为是新房客；而实际上，贝尔热买好就搬来住下了，罗尔沙斯却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改建他的套间。有时人们会按家族势力来划分，比如以阿尔塔蒙家为一方，以德博蒙家为另一方。有时则按政治表现划分，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表现。在这所公寓里，有四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已成人或已经是可以自己拿主意的人，现在还活着。其中只有一位积极参加了抵抗运动，他是奥利维埃·格拉蒂奥莱，他在地下室里搞过地下印刷所，把一挺美式机枪拆开后放在食品袋里带回家，在床底下藏了一年。维拉·德博蒙则相反，发表过亲德言论，有几次和衣冠楚楚的德国高级军官在一起。另外两位，克雷斯比小姐和瓦莱纳，当时对政局麻木不仁，漠不关心。

　　一般来说，平安无事，只不过是诸如狗屎和垃圾桶的麻烦事。贝尔热家的收音机开得太早，他们的咖啡机把雷奥尔太太吵醒了；于汀对格拉蒂奥莱养的一只蝈蝈非常恼火；卢韦对莱昂·马西亚的失眠感到无法容忍——莱昂老人常常几小时几小时地在房间里踱步，有时还到厨房的冰箱里取牛奶，到浴室用凉水洗脸，或者打开收音机，听来自远方地区的发着噼啪噪声的节目，音量虽然开得很低，邻居们还是觉得声音太响。

　　在公寓的历史中，很少有重大事件发生。如果说有的话，也只有两次：一次是莫尔莱搞试验引起的爆炸；一次是1925年圣诞节，现在巴特尔布思搭拼图板的那个房间——当时是堂格拉尔夫人的客厅——发生了一次火灾。

　　那一天，堂格拉尔夫妇到城里去赴宴，仆人生好壁炉的火，也出去了，房间里没有人。人们估计火是由壁炉引起的，壁炉里的火星从油漆过的矩形金属大挡板的缝隙里窜出来，掉到放在一张矮桌上的花盆里，不幸的是花盆里放满了绚丽的假花，因而立即着火，然后引着了固定在地上的地毯和裱在墙上的茹伊印花布。布上是古代田园风光：一位人身羊足、头上长角的农牧神，一只手放在臀部，另一只手姿势优美地放在头上，正在做一个跳跃动作；一群羊在低头吃草，其中有一只深色毛的母羊；一位农妇在挥镰割草。

　　屋里的东西全烧光了，最可惜的是堂格拉尔夫人的一件珍贵的收藏品——一枚复活节彩蛋。这是著名的卡尔·法贝热的四十九个复活节彩蛋中的一个，由一块天然水晶石雕成，里面藏着一丛玫瑰花，打开彩蛋，玫瑰花便组成一个环形，并且突然从中现出一群会唱歌的小鸟来。

　　火灾后只找到了堂格拉尔先生送给他夫人的生日礼物——一对珠镯。他是在拉法耶特夫人的后裔拍卖遗产时买到的，据说镶在镯子上的珍珠是英国公主昂里纳特送给拉法耶特夫人的。存放珠镯的匣子没烧坏，可是珍珠都变黑了。

　　堂格拉尔的套间有一半被烧毁了，公寓里其他的房屋倒没受什么损失。

　　瓦莱纳有时幻想能发生一次大水灾、大雷暴、大旋风，把整座楼房像一根稻草一样卷上天空，让全楼的房客都吃点儿苦头，好使他们认识到大自然无穷无尽的威力；或者出现一道看不见的裂缝，从上到下地把大楼一劈两半，让它发着深沉而悠长的断裂声，慢慢地陷进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或者来一群怪物，红发绿眼的妖怪，铁嘴钢牙的巨虫，瞎眼睛的白蚂蚁，大肚子的大白蛆，它们占领大楼，蛀空木头，拱倒柜子，把石头变成沙砾，使一切都化为尘埃。

　　然而，除了一些关于垃圾桶、火柴棍和水池子的无聊争执以外，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在那扇永远紧闭的门后，只留下他那漫长的复仇计划的病态的烦恼，以及再三复述那些虚假故事和卑鄙阴谋的这位老朽的偏执狂患者的沉重负担。 人生拼图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