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国家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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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国家行动指南
迈克尔·波特
大国根据本身需求努力发展经营的产业环节，即使只算是大国的次要市场，照样可以为小国带来产业上的竞争力。
相比拥有庞大市场的国家，小国的自强之道是完全开放市场和采取全球化战略。
“未来的行动指南是什么？”每个国家最关心的经济课题，不外乎是经济发展能力。经济能发展，企业才能产生更强的竞争优势和更高的生产率，生活水平才能持续提升，经济也才能不断繁荣。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本国企业需要不断改善自己的技术、能力并调整战略，在面对领先的国际级竞争者时，才能维持自己的竞争优势。政府则扮演了奠定基础的角色，制定人力资源、科技和基础设施的政策，使经济具有发展的条件。政府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鼓励、挑战甚至给予压力，使企业不断追求进步。
无论处于何种阶段，每个国家都面临生产力和竞争优势发展的压力。如何迎接这项挑战，是当前每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中心议题。设定并探讨这些议题，可带动企业努力，提升国家经济竞争力更上层楼。各国之间，由于产业形态的不同、竞争优势条件的差异，以及根据不同环境发展出的不同战略等因素，所面对的发展议题也必然不同。处于投资导向阶段的国家，渴望进入创新导向的新境界，进入创新导向阶段的国家，则须严防富裕导向国家的弊病。
每个国家都有它的历史文化、社会结构和政府体系，因此在经济发展方面，不但做法有所不同，所面对的课题也有其独特性。完全抄袭其他国家的企业战略和政府政策，或许对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产业和国家有帮助，不过要凭此跻身先进产业或发达国家之林，却鲜有成功的。本书曾介绍过各国企业和政府政策的特性，它们之间的差异才是最关键的因素。此外，政府政策和企业战略应该随国家进步而时时调整。
本章所要讨论的，是利用钻石体系理论检视并确认政府和企业在提升竞争优势过程中，将面临的问题，使它们有长期发展的依循方向。首先，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前面对各国的研究，思考它们所面临的障碍。只要这些国家希望经济继续蓬勃发展，就应该找出自己特有的发展课题。曾在第10章出现过的图13-1是以下讨论和诊断的基本依据。
图13-1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竞争力的发展情形
本书的目的是指出各国的问题所在，而不是说服或建议这些国家应该采取哪些方法。解决国家所面临课题的政策工具，需要参考各国特有的环境，考虑本身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需求的平衡才能决定，绝非外人可以任意论定。毕竟，产业发展离不开大环境中各项机制和它们之间的关联性。经济繁荣有时也会被国家的其他目标所取代。此外，一个国家应该选择哪些经济活动，怎么发展，发展进度快慢等事情的决定权，应该掌握在这个国家的人民手上。
本章因为无法涵盖经济发展的所有层面，所以列举的议题是有所选择的。处理这些问题的困难在于，在这些问题之间，有些是相互矛盾的，过分注意解决问题的处方，将会模糊思考竞争优势的本义。不过，我们将协助决策者和企业对自身问题作更多的讨论。
如果产业发展的限制能够松绑，每个国家都可以改善本身的经济，达到繁荣的境界。现代人往往把国家竞争视为竞技，胜者的战果必须来自败者的付出。这是一种片面的竞争观点。笔者一再强调，国家竞争绝不是一个零和游戏。新产业不断出现的同时，既有产业也不断有新的需求。先进技术是每个产业的生产力能够不断提升的原因，而创新与变革也将造成市场大饼越来越大的情形。每个国家的进步，除了一方面使经济活动向下、向外延伸外，同时也会促成世界经济和全体人类生活水平的改善。
韩国的行动指南
韩国是一个经济发展成功的例子。和“二战”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比较，韩国已经大步超前，正走向创新导向阶段的门槛。韩国的产业规模明显地不同于其他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其中，表现比较出色的是中国台湾，其竞争优势主要是建立在产品的初级生产要素上面。中国台湾的产品能够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是通过日本和欧美国家的贸易商，许多台湾产品也不是当地设计的。
韩国则早已脱离国家竞争优势中的生产要素导向阶段，进入投资导向阶段。它的企业大多积极投资于现代化的生产流程和生产规模，并开始全力发展自己的生产技术，培训高级工程师与研发人员，及建立自己的产品品牌和国际营销渠道。这些都是发展高层次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另外，韩国企业也已开始在海外设厂。
然而，韩国的产业虽然努力朝创新导向阶段迈进，它们在本质上还是处于价格竞争的状态。和发达国家比起来，韩国在产品和流程创新方面的表现仍然落后一截。韩国产业如果没有出现重大变化，并且能持续成长进步，是有可能成功跻入发达国家的领先行列的。不过，如果韩国要成为第二个日本，它的产业就必须作重大的调整。种种迹象显示，韩国政府和企业正在抗拒未来进步所需要的变革。
韩国的情形有助于我们了解国家和企业要从投资导向进入创新导向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以下就是韩国企业和政府的主要问题所在。
技术发展刻不容缓 韩国在人力资源和科技基础上，已具备了一个好的开始，这是它经济发展和发展创新的主要动力。但是，如果韩国想掌握更高层次的竞争优势，它的课题是如何在特定产业上落实更精细的培训，发展技术和增强国内的科技研究活动。韩国的企业应该主动设立和支持高水平的研究机构，加强发展专业性生产要素的能力，并增加企业内部的培训与研发活动。除非韩国能在人力资源与技术能力上赶超日本或西方国家企业的水平，否则它将很难脱离在低价位产品领域竞争的局面。
加强创新，调整战略 当产业快速发展时，随之而来的是生产成本上涨和货币升值的压力。许多国家遇到这种情形时，往往倾向于抑制这些市场机能，以减少短期可见的损失。然而，工资上涨和货币升值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正面的。它们会鼓励企业加强创新并重新合理调整战略。同时也由于这种形势，韩国企业必须扮演主导的地位，要求更高质量的材料，而使得上游不得不求发展，以提供更好的设备及零件材料。
工资上涨还有其他相关的好处。它会带来创新的压力，因为它会改变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需求态度，及扩大新产品的需求层面，因此促使更高质量和多元化产品的发展。另外，由于工资上涨增加劳动者购买力的诱因以及提高员工上进的动机，企业加速了改善的步调。
然而，和其他国家情形相同，韩国正在对市场进行干预，试图压低工资与生产成本，并抗拒货币升值的压力。以工资为例，韩国政府和企业对工资的底线似乎有某种程度的默契存在。可是近年来韩国工人与资方为工资和工作条件而爆发的一连串冲突显示，政府和资方继续压抑生产成本，已经形成经济的危机。显然，通过渐近的方式，让工资和币值调整步调配合现今产业的状况，绝对是韩国经济想有进一步收获所不可缺少的条件。
维持有效率的资本市场 韩国如果要使有潜力的企业获得资本的支持，进而带动经济的发展，其资本市场的机制必须更有效率。资本市场有效率才能确保竞争和新产业的持续发展。在本书研究的国家中，韩国的利率是最高的（见表7-3）。传统上，韩国政府就以贷款与补贴等方式，直接主导资本投资，但这些资本大多流到财阀手中。相反，某些产业因为不被韩国政府列为重点产业，所以往往缺乏渠道取得资金，造成原本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想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随着外债由赤字转盈，民间储蓄率居高不下，资金大量积累，韩国政府应该引导这些资金到更有效率的市场，并发展健全的股市。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多元化后，政府不可能继续扮演资金分配者的角色。资本市场也应该开放，由所有具有潜力的企业进入角逐，而不是继续由财阀垄断。这样的资本市场，政府只需要注意它的结构，并做些适当的规范，确保投资人与企业家对此资本市场的信心即可。
创造需求面的优势 当一个国家试图进入创新导向阶段，钻石体系内所有的关键要素都必须动起来才行。在这方面，韩国还缺少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强劲的国内市场。如果本国市场对各类产业的需求程度不够精致，韩国企业很难真正走入创新的境界。韩国产业由于传统上与市场的距离，以及无法掌握真正的需求特性，因此无法产生对新需求的敏感度或发展新产品市场的能力。
韩国要使国内市场朝高级和精细的方向发展，最有潜力的项目是已具有国际竞争实力的工业与服务业。这些产业的供应商也将是韩国未来竞争优势中的主要候选者。
同样，韩国政府要使消费者趋于精细化，国内市场必须有丰富的产品种类，以及较高的消费信息流通率（包含其他国家产品发展的新闻）。韩国的消费者必须能对新产品耳熟能详，并且还能实际接触到那些产品和服务。要达到这个目标，韩国政府必须先放宽进口与外商在本地生产或营销的限制。
对韩国和大多数希望进入创新导向阶段的国家而言，国内需求的精致化是优先发展条件之一。但是，韩国政府和企业一直积极发展外销市场，反而忽略了这方面的需求。如前几章所提到的，国内市场要精致化，政府应该依序提高国内的需求水平，避免高级产品或先进产品的课税过重。以汽车业为例，除非韩国取消对中、高价位汽车的重税，否则韩国汽车业将很难在这些市场上竞争。可喜的是，韩国已经展开这方面的解禁动作。
深化产业集群 韩国和其他处于投资导向阶段的国家一样，它在相关产业的相互支持上做得不够。如果韩国希望进入新的阶段，它的产业集群就必须深化。韩国企业目前在机械设备与零件材料方面仍依赖进口，但是却很少有人正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纵使零件成本或汇率损失表面上并未伤害韩国经济，它们却会影响创新的进展。韩国企业如果缺少强有力的上游供应商提供支持服务，它们将在生产流程上继续落后，即使有心研发新产品，也将因缺少必要的零件材料而半途而废。
另外，韩国的机械设备和其他上游产业应该独立于财阀之外，否则，集团内部的保证销售将减少创新的诱因。单靠企业集团内部自行发展上游体系，也将限制国内市场的竞争规模，减少其他供应企业的发展空间。韩国由于财阀的规模太大，其所占的产业比重过高，因此在这方面的改善尤其重要。
有些迹象显示，韩国的造船、汽车等产业已逐渐正视这个问题，并在机械设备与上游产业方面进行加强工作。但是，大多数韩国企业的注意力还在下游成品上面。和日本企业相比，韩国在自行发展生产设备的意愿上，显然不够强烈。韩国想要在零件材料和机械设备等产业上成功，不但需要新而突出的专门性技术，产业本身也需要进行垂直整合。在这些方面，韩国产业的发展尚未成型，也未经历真正的考验。
重新设计企业战略 产业竞争优势要从投资导向阶段迈入创新导向阶段时，企业应该摒弃过去看重成本竞争的做法，采用层面更广的竞争战略。韩国企业在价格敏感的产品环节中进行成本竞争的获利率通常不高。而且一旦劳动力成本更低廉的国家兴起，或类似马来西亚、泰国等政府主动补贴现代化大型工厂的情形出现，这种战略就不堪一击。
韩国企业目前千篇一律地奉行低价竞争战略，它们应该学习在产品差异化的领域竞争，才能提高竞争优势。要做到这个程度，可能需要花上数十年的时间。不过，韩国企业不能再一味模仿日本与其他竞争对手的产品和生产流程。它们的要务是发展自己的创新能力，并同时加紧展开区分自己和其他同业的战略。过去，韩国人倾向于一窝蜂地彼此抄袭，并在相同的产品上竞争，拖延了韩国企业创造更持久竞争优势能力的脚步。
调整多元化企业方向 韩国的企业集团已经演变成不灵活的大财阀。它们想在未来成为全球性的竞争者，必须先砍掉一些并无太大关联的多元化产业，专心发展具有整合效果的战略。每家企业集团都应该要有自己的目标，在更明确的领域中发展，使自己成为在技术、营销或客户方面的世界领先企业。
企业要砍掉周边产业，发展核心产业时，必须评估本身的资源，并将资源用在改进技术，发展产品知名度，加强生产能力并巩固海外营销渠道等领域。这些是企业从成本优势走到创新和差异化优势的基本步骤。这样调整战略，不但对企业集团有好处，韩国的经济也将受惠，如日本的经济便是在大财阀解散后开始繁荣的。韩国的财阀一旦调整战略，也将为韩国带来相同的好处。
经济的分权化 无须讳言，韩国的经济能够有今天的成就，企业集团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它们有能力灵活地获取资源，承担一般企业担不起的风险，并且成功地为韩国在一些产业领域攻下桥头堡。其企业集团之间激烈的竞争，更是韩国经济活力的根本源头。
不过，处于当前阶段，韩国经济如果希望继续快速进步，企业集团的角色不但要改变，还要分权化。如果韩国出现独立性较高、更重视专业领域能力的企业，将有助于产业创新，并成为提升竞争优势的力量。未来韩国的经济发展必然要以更富有原动力，能提供潜在客户新产品及新服务，以及较不依赖政治影响力的中小规模企业为主。这种情形在机械、特殊零件材料、半成品、消费日用品与服务业等产业尤其重要。
发展国内市场竞争力 韩国与许多先进的经济体一样，产业的成功来自于自然、激烈的国内市场竞争。竞争不但助长韩国经济的活力，也使得它不同于以国有事业或垄断型企业为主的国家。
但是，韩国也不能完全免除抑制激烈竞争的因素。尤其是企业集团的规模、企业集团与政府的密切关系，往往阻碍其他企业进入相关产业。韩国政府必须要承受国内竞争所造成的短时间的“无效率”，并时时提醒自己，竞争对经济发展的根本贡献。不仅如此，韩国还需要强有力的《反托拉斯法》，以及防止产业集中化。韩国政府尤其应该禁止有些产业因为不断的并购，只剩下一两家大企业的情况发生。
1981年时，韩国通过了《反托拉斯法》与《公平贸易法》，此举显示出韩国政府努力取缔联合价格或其他妨碍公开竞争的商业行为。然而，前述的法案执行效果不佳，并常常对特殊利益低头。因此，维持并开展更自由的竞争，将是韩国未来发展很重要的一步。
政府角色的转换 韩国要转入创新导向的另一个前提是，政府的角色必须重新调整。第l0章和第12章曾讨论过，在产业处于发展初期时，政府对个别产业直接干预，依赖企业集团带动产业活力，进行广泛保护措施，强调生产成本或对特定企业直接融资等做法，是可以接受的。不过，考虑到今天韩国产业的表现，前述做法就不合宜了，政府应该重新拟定政策优先顺序。
韩国要形成下一阶段的竞争优势，经济问题的决策权必须下放到各个产业中。政府的角色要从直接干预，调整为奠定良好资源的发展基础，使企业在更有挑战性和创造力的环境中竞争。政府应该是规则的制定者和信息的发布者，而不再是决策的主角。今天韩国政府的主要工作包括：努力刺激产业界投资于高级而专业化的生产要素、提升国内需求程度、引进世界级的产品和环境标准，并将经济权力分散以保持竞争活力，如此才能使产业进入创新导向阶段。韩国政府过去习惯担任生产要素的创造者，今天，这个角色应该尽快交棒给产业或与产业有密切关联的大学和研究机构。
政府要从主动角色转为无为而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韩国政府能不能做到还是未定之数。作者想要强调的是，韩国的整个未来将取决于韩国政府如何自我调整。
意大利的行动指南
意大利的经济在短短几十年间，从依赖廉价工资、普遍补贴、广泛保护，发展到挺进创新导向阶段，不少产业甚至还具有独特、活跃的动力。转变的媒介来自工资上涨与员工解雇不易所激发的创新压力，以及政府停止里拉贬值的政策。意大利的产业是在逆势的环境下，被迫在产品和流程上努力发展，而且如愿以偿。
在产业创新和精密制造等技术能力上，意大利的中小企业威力十足。国内精细而高级的客户与世界级的供应商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激烈的国内市场竞争，加上企业对企业的长期忠诚度，对产业的快速变革提供了宝贵的动能。更重要的是，由于意大利的环境有利于新企业滋长，产业因此在开发新产业环节与延伸相关产业的表现上很有成效。
意大利的环境具有推动产业努力向前的条件，但是同样也存在妨碍产业发展的限制。这些限制不但会影响到已成型产业的未来竞争优势，还将使已在国际上成功的产业类型受到限制。意大利的经济体制本身缺乏生产力和竞争优势，这也会限制它的繁荣，并消耗民间的资本。其比重过高的失业率如果不解决，生产力如果不能提升，这个国家的竞争地位要想更上一层楼是很困难的。
意大利的经济问题来自于欧洲单一市场与自由化的趋势。自由化的浪潮会使不少意大利产业受惠，但是其他依赖保护、缺少竞争优势的产业，却将面临严重的威胁。在自由化的浪潮下，过去存在于意大利大企业、员工和政治人物之间的相互包容气氛将难以维持。因此虽然欧洲市场的自由化将为意大利带来机会，并将产生新的产业秩序，但问题是，意大利的产业政策尚未开始有应对措施。
意大利的进步障碍反映出当一个国家的政府未尽到它应尽的责任时，该国企业必须更加辛苦地适应时局。如果意大利希望经济有更进一步的表现，以下的议题是从政府到企业都必须重视的。
发展人力资源 在意大利，成功产业的人力资源大多来自于非正式的教育和培训体系。像纺织、成衣、家具、机械等产业所拥有的专业知识，大多来自企业家族的祖传秘方，或当地产业集群的技术扩散效应。
如果意大利要使现有的产业发展，它必须加强人力资源的培训；如果意大利希望继续提高工作质量，它应该加强在数学、电脑和其他基本领域的能力；特别是如果意大利产业要继续向新的产业环节推进，拥有更多受过正式教育的人力资源是先决条件。此外，像受过完整训练的工程师、科技人员，以及其他专业人才的需求，也都是迫切的问题。
意大利想要让产业继续进步，它的公私立教育水平必须大幅提升，同时也可能需要像日本和德国般鼓励创办私立大学。在大学与研究生院方面，意大利的教育体系还有很大的改革空间。这个国家虽然有技术学校和科系，数量却不够多。大学开设的课程质量也良莠不齐，对新技术或新产业的反应也太慢。另外，在研究生院方面，硕士班的数目太少，博士班简直是凤毛麟角，而关键性技术的研究正处于严重短缺的状态中。
意大利要发展人力资源，不能只靠政府，企业也应该在公私立教育的投资或赞助上尽更多责任，企业更应该开始进行内部培训课程以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一般而言，公立教育应是传授原理原则，企业内部培训与同业公会的活动则应重点针对产业需要传授技能。
重视研究发展 发达国家中，意大利的研发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最低，远远落在德国、英国、瑞典、荷兰之后（见表13-1）。意大利表现突出的产业，大多是不需要大量研发经费的产业。但在改善现成技术方面，意大利企业表现得积极而成功。
假如意大利要持续提升竞争优势，并且在新的产业中有良好表现，企业和研究机构必须对正式的研发工作投下更多心力。一味改善外国技术只能使意大利产业的表现平平，业界更多需要的是基础领域的创新能力，以及带动新产业的新技术。
表13-1 1975～1987年各国（地区）研发总支出占该国生产的比例（%）
* 1984年的资料
** 1986年的资料
注：“全国生产”对一些国家和地区而言是指其国内生产总值，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则指国民生产总值，实际上，两者差异不大，也不会影响各国（地区）之间的研究发展比较。
资料来源：《最新国际科学与技术资料1988》，美国华盛顿特区：国家科学基金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STIID数据库，1987年4月。
和其他发达国家比起来，意大利现有的研究能力无论是在经费还是发展上都严重不足。大学的研究方向不但零散、无规划，使用的设备也差世界水平一大截，而民间企业对研发的投资金额也大幅落后于其他国家。顶尖的意大利科技人才通常转往其他国家发展。
因此，意大利的研发情形，尤其是大学方面的研发能力迫切需要加强。有些意大利企业热衷于半导体、超级电脑、生物科技等所谓“高科技”的研发活动，但是把研发重点放在这些上面是不对的。因为它们不见得符合意大利的产业关联性，反而使意大利亦步亦趋地跟在其他国家之后。第12章提过，“泛欧大计划”并不是意大利企业提升研发能力的最好方式。
意大利要使经济有更好的表现，要普遍提升产业的水平和技术能力。可行做法之一是把焦点放在软件、信息系统、新材料、先进制造技术等跨行业的技术领域上。当大学积极发展这些领域的研究时，出来自组公司的教授和学生将刺激新企业的产生。意大利如果把研发重点放在与现有产业集群或已经成功产业的关联技术上，也会对产业发展产生催化的作用。像自动成衣机械、机床生产控制系统等类型的研究计划，对提升意大利产业的既有地位是有效的。
意大利企业如果希望达到更持久的竞争优势，必须更加投入研发工作。前面提过，意大利的研发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但是意大利政府在研发预算的支出比例却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其间的差值就在于民间部门投入研发的表现太差（见表12-1）。与意大利相比，美国民间研发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要高出2.6倍，德国、瑞典高出3倍，而日本更高出4倍。意大利企业要确保现有地位，并和亚洲、西班牙等后起直追的竞争者抗衡，就必须拥有抢先发展新技术的能力。意大利的企业需要更多正式的研究计划，并且应该通过行业协会赞助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委托研究，而官方现有的对产业和学术研究机构合作的限制，更应赶快废除。
基础设施不足 落后的基础设施是很多意大利产业发展竞争优势的一大障碍。老旧的港口、机场、电信设备，以及跟不上时代的金融体系，已经使产业深受其害。另一方面，频频出现的罢工活动造成工厂无法正常运作，公司成本毫无理由地提高，而且产业成功所需的物流支持效率与其他基础设施也相当欠缺。
因此，意大利经济是否能继续进步，其中很重要的一环是举国上下是否有改善基础设施水平的决心，而做法之一是增加投资。例如，在1989年，意大利政府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签订了一项数十亿美元的计划，分年全面淘汰意大利的电信系统，在改进基础建设上，这是一个很好的起步，并且还可以进一步推广。如果意大利的硬件设施被快速改善，将会带来更多的竞争，因为新加入的企业会主动挑战，并带动国有企业的改革，使意大利的企业家很快出现另一种积极的面貌。开放电视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意大利的电视网对民营企业开放后，不但增加了消费者选择的机会，也促使国有电视台走上改革之路。
另一个形成基础设施大幅改善的可行途径是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这一点对意大利尤其重要。但是除非民营化能带来竞争，否则民营化不一定等于进步。
落后的资本市场 意大利的资金虽然充沛，但是资本市场却是未来意大利产业发展的一大障碍。米兰的证券市场既落后又无效率，几个大户或少数财团就能在股价上呼风唤雨。绝大多数的意大利企业家根本无法从大众化资本市场中取得资本，他们的企业也无法上市。由于海外投资、多元化发展相关产业都需要大笔资金，意大利现有的中型企业要延伸它们的竞争能力，看来是困难重重。
资本市场的落伍对意大利的经济伤害很大。它不但限制现有产业的进步，还影响新的资本密集产业的发展。这种新的资本密集产业除具有吸收失业劳动力、提高生产率等效果外，还是意大利和快速崛起的新兴工业国家竞争的主要战场。如果意大利只有国有单位或少数控股集团有能力进入这些新产业领域，在政府的保护伞下，它们或许能在国际上称霸，但绝不可能成为国际级的竞争者。
同样需要改善的是意大利的银行体系。绝大多数的意大利银行不得办理长期放款业务，它们主要的经营项目是短期贷款。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包括，既有银行法规的约束、外国银行加入竞争的限制，以及公立银行的老大性格等，结果造成银行之间没有竞争，缺乏运作效率，更别提创新了。意大利银行在国际上的评价不高，如果再不出现国内市场竞争，它们的前景也不乐观。由于意大利银行害怕冒险，所以它们的资金多数流向政府计划或大型集团。这也使得大多数有活力并需要长期资金的意大利企业受到限制。
令人遗憾的还有意大利在风险基金方面的表现。风险资本市场虽然已经在意大利出现，但它的表现远不如英、美等国，只能算处在幼稚期。事实上，绝大多数的意大利风险资本因为担心风险而未流向新企业。
意大利的菲亚特集团、De Benedetti集团和弗兹公司等大企业或控股公司，正逐渐出现财团的架势。然而，这些大企业在多元化过程中却发展出太多不相干的子公司。公司的高层管理者时时玩弄着并购和出售的伎俩，一般股东却没有发言的权利。这些企业集团若继续如此发展下去，虽然在资金运作上很方便，但是对竞争优势却毫无帮助。
除非意大利能在金融市场的表现上有所进步，否则它想发展更精致的竞争优势使经济更上一层楼是很困难的。意大利的资金配置过程需要更合理、更广泛，而资金的获得层面也应该更开放，银行法规应该允许长期贷款。如果意大利希望保持现有的竞争能力，它必须在欧洲市场自由化时，刺激产业间的竞争。其股市也应该加快脚步，朝更有效率的方向发展，并增加每天的交易服务。股市应该开放共同基金和其他有自由化效果的业务。证券交易委员会应该对内幕交易、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进行更严格的监督，以保障投资人和吸引更多企业上市。另外，风险性基金的适用范围应该扩大到民间投资人，而不是一味在政府计划中打转。
一个管理良好、开放，并具有自主性的债券市场，将为意大利新一波中大型企业带来生机。然而，这样的变革必须注意避免经营良好的企业被并购，并要鼓励大企业进行合理的多元化经营。欧洲市场的自由化虽然有助于意大利大型企业对外吸收资金，但是健全的本国资金市场将使中小企业受益无穷，而后者才是意大利经济成长的主要动力。
资金成本过高 中小企业的资金成本过高，是意大利产业未来发展的主要障碍。在意大利，中小企业向银行贷款的利率往往比大企业高很多。意大利如果开放资本市场，将会使产业的资金成本大幅降低。然而，如果意大利政府不努力降低财政赤字，也会破坏经济进步的成果。意大利的民间储蓄率虽然很高，但是它的效果却已经被财经法案中不断出现的赤字，或庞大的公共开支所抵消，而意大利合作基金的市场规模太小，又只有少数大企业可以自由进出。这种种情况显示，只有政府紧缩赤字以释放国内资金，使它们能理想地被配置在产业的生产力上。
降低国有事业比例 意大利产业的一个特殊现象是，不论哪一种产业，只要是政府在其中扮演供应商、客户或制造商角色的，几乎都缺乏国际竞争力。国有企业在意大利产业中占的比重不轻，前面已经提到它对意大利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所造成的问题，而意大利政府经营的制造业也鲜有国际竞争力的表现。这些国有制造业大多来自政府接收的无法经营的民营企业。后者之所以经营不善，往往是因为缺乏竞争优势。
国有企业为意大利产业竞争带来了三类问题。第一类问题是它的效率低，缺少活力，使经济生产率更加萧条；第二类问题是无效率的国有企业会把相关民营产业拖下水；第三类问题是政府所扮演的客户角色表现并不佳。意大利的国有企业如医疗保健、运输设备、电力和传输系统，以及电信和国防等，并未成为国际级的竞争者，原因在于它们常常违反好客户应有的原则。它们的创新速度太慢，在专业化和需求水平上落后于其他国家，每笔采购案的背后都有大量政治干预，而大多数采购案更是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进行的。
意大利的经济要快速进步，必须降低产业中国有企业的比重。国有企业的民营化也应该朝创造良性的国内竞争方向发展，而不是将国有企业让给大财团，形成另一波的民间垄断。这也意味着，意大利政府不能再把国有企业卖给它们在市场上的竞争者，或是会造成它们丧失竞争力的对象。如果意大利有意维持它的国有企业，第12章所列的政府采购原则将有助于它与民间产业进行良性互动。
法规：产业创新的障碍 国家法规是意大利产业另一个不必要的成本，它甚至形成产业创新的障碍。令人觉得讽刺的是，意大利的法规虽然多如牛毛，产品却并未因此而更安全，环境也没有受到更多保护，消费者也没有得到更好的服务或选择。意大利的法规只是降低了产业的竞争力，并养成产业的依赖心理。
为了社会整体的利益，意大利的法规应修正得更有效率，以诱导企业开始行动，并减少政府对企业行为的直接干预，如此才会产生更高的效率。法规如果要反映国家利益，不应该只是成为现有产品或企业的保障，而是应该对创新、竞争等行为进行松绑。意大利的立法部门必须建立自己的权威，保留一些政治角力以外的空间，在法律的执行上也需要加把劲。
以国内竞争带动国际竞争 意大利是一个以国内竞争带动国际竞争成功的典型。它的瓷砖、皮鞋、成衣、纺织、家具、餐具等产业，能够在国际上具有高度竞争优势，原因就在于它们在国内市场的竞争都非常激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国有企业、银行业等缺乏国际竞争或受到政府保护的意大利产业，鲜有国际竞争的实力。这些产业在保护的环境中主导国内市场，收益率虽然很高，但是国际竞争能力却非常薄弱。
除非意大利的产业能够扩大竞争层面，否则要想迟一步发展将很困难。在发达国家中，意大利是极少数没有立法禁止托拉斯行为的国家之一。但是今天的意大利，其当务之急就是取消限制进入市场的资格或导致卡特尔形成的法规。除此之外，应该禁止产业龙头之间的相互并购，而国有事业民营化的目标也应该放在刺激全体产业发展而非淘汰竞争上。例如，菲亚特买下阿尔法·罗密欧，这种做法事实上是在伤害意大利汽车业的生命力。
当前意大利的产业政策将使产业发展趋于恶化。当产业全球化的趋势，以及欧洲市场的整合程度越来越高时，许多意大利企业振振有词地强调，要扩张产业规模才有利于竞争。意大利各种产业的龙头也在进行并购行动。由于国内市场的并购行动只会淘汰有效率的竞争，所以，意大利企业的做法是个重大的错误。事实上，意大利的企业要扩张它们的规模，比较好的做法是并购外国公司以打开国际市场。毕竟，当企业在激烈的国内市场竞争上建立了竞争优势的基础，其在国际化过程中的竞争优势才能持续有力。
发展产业集群 许多国家在经济发展和繁荣之后，出现城乡差距的问题。意大利也不例外。长期以来，意大利政府一直根据资源条件制定区域政策，试图借此缩短南北差距，但是效果一直不佳。问题主要是出在政府喜欢用补贴手段吸引企业到南部设厂，锁定的目标又放在汽车、化工、钢铁等大型产业上。然而，在当地缺少产业集群，及符合产业需求的人力资源、基础设施，以及供应商的情况下，光是靠一两家企业单打独斗就想产生竞争优势的机会，几乎是微乎其微。
意大利政府如果要扩张并刺激产业在南部生根，更有效的做法是发展产业集群。成功的产业必须要有现成而集中的企业、技术以及相关产业。在意大利南部，具有发展成为产业集群的产业包括食品相关工业、旅游业等。虽然目前此地可能发展的产业只此两种，但若政府的协助朝设立专门性教育研究机构、当地大学和研究所、配合产业需求的基础设施以及出口促销等方面进行，一旦本地的产业成型，它自然会刺激供应商、相关产业等的发展。
还有一项能提高产业发展效率的做法是，意大利政府可以取消补贴政策，而以根据企业获利而定的减税措施替代，因为接受补贴的企业往往在发展效率上交白卷。
改变企业的战略和结构 如果意大利的企业要延续它们的竞争优势，它们在管理战略和做法上必须更进步，尤其是前面提过的人力资源和研发方面的管理。传统的意大利管理模式很适合中小企业，它的一些特色如强调对公司的高度忠诚、家族企业结构以及弹性等，至今仍应保留。不过，今天的意大利企业已经不能再依赖领导人的个人魅力，或由领导人掌握全局，今天的意大利企业需要引进受过职业培训的经理人，更优秀的管理技巧，以及现代化的信息技术，以应付更复杂的局面。如果意大利的企业在组织结构上缺少职业经理人，其核心业务在发展过程中会出现很严重的问题。现代化的企业结构也将使意大利的企业家更有效率。
意大利的企业也需要应用更多的全球化战略。如果它们想要延续并扩展现有的竞争优势，很多企业需要发展健全的国际营销渠道，有时，它们也应该在国外设厂从事制造加工。由于资金不足，许多意大利企业在国际化时必须与外国公司联盟。不过就长期而言，这种做法不见得很有利。如果意大利的企业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从国内发展出攸关竞争优势的技术和资金，单靠借用外力并不能真正解决它们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意大利企业可以把联盟当成自己转型的一个过程，或是利用它达到更高层次的特定目标，但不能把联盟当成长期的战略。
意大利的企业正在重复其他国家在多元化经营上的错误。企业在不相干的领域发展多元化经营，已被证明会导致长期的失败。今天的意大利虽然也有财团，但它们是在过去无效率的资本市场与人为的竞争限制下形成的。由于时代已经不同了，意大利的金融集团应该尽快把发展目标从财团转为少数紧密相关的核心事业，并在这些领域中扮演世界级的角色。它们必须认清，竞争优势与规模大小并不相干。在发展新企业方面，尽管有些新企业的成长速度很快，令人心动，可是如果与本业不相干的话，中等规模的意大利企业不应该盲目投入，而应集中力量守住本业和相关产业领域。在意大利企业多元化活动中，贝纳通走进金融服务业、贝卢斯科尼从制作电视节目转战零售业，都是有争议的做法。反过来说，弗兹公司从核心业务出发，逐步向周边进行多元化，并进军全球市场竞争的做法，则是比较理想的产业发展模式。
瑞典的行动指南
在21世纪初，瑞典因为在某些领域技术突破，产生比较精致的竞争优势后，就已进入创新导向的发达国家之林了。瑞典因为在制造业等产业的生产率持续提升，带来经济的繁荣。它的产业已经高度集群化了，这使得瑞典的企业在很多产业中维持它们的竞争地位。而且，由于研发方面的稳定投资和全球性营销渠道的建立，更使得这个小国拥有许多跨国公司。瑞典在生产成本上的敏感度和产业结构上的重组速度，要比其他国家来得快。
然而，瑞典的经济仍然有它发展上的陷阱。比如，即使和瑞士等小国相比较，它在消费性产品、国际市场服务或其他大型产业部门的竞争上，都有不足之处。经济扩张动力关系到生产力的发展，但在瑞典，这股动力却在日渐衰落中。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瑞典就鲜有新企业能在国际市场称雄。瑞典在创新方面的过程日渐缓慢，并且局限在极少数的产业领域。对于产品生命周期短的产业，它更是一筹莫展，而瑞典的公共部门更限制了相关领域民间部门的发展。
在瑞典，传统型产业已经停止成长，部分以天然资源为基础的产业更是开始萎缩。发达国家当中，瑞典是极少数依赖生产成本竞争的国家。尽管它利用货币贬值使很多家居用品产业勉强维持出口能力，产业重组中所释出的劳动力也被政府部门吸收掉，但是，瑞典最大的威胁来自于它的平均主义造成发展失衡，其整体生产力的发展情形正处于贫血状态中。
瑞典的情况说明，当一个国家的社会价值、产业政策以及未来经济发展不协调时可能产生的后果。瑞典所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避免这种失衡趋势继续下去，继而造成全国生活水平的降低。以下则是一些瑞典政府和企业必须面对的课题。
修改产业政策架构 瑞典政府帮助产业改善国际竞争地位的主要工具是货币贬值，许多产业也依赖这项政策维持出口。除了货币贬值外，另一个瑞典人关心的而且与竞争力有关的问题是他们的工资和电价。可是，如果将问题局限在这些方面，似乎是过于重视生产成本，也把国家竞争优势的模式看得太狭隘。
在瑞典的经济中，原材料产业所占的比重确实很重要，但是只拘泥于生产成本等问题，将会延缓瑞典扩张和提升经济基础的过程。瑞典要提升和扩张竞争优势，它的政府与产业应该思考更大的产业计划。如果不修改产业结构，威胁产业的压力会继续存在。
投资创造生产要素 像瑞典这种发达国家，除非加速提升生产要素质量，使其与其他发达国家并进，否则要维持它在经济上的相对繁荣，本身就是件困难的事，所以瑞典应该加速它的投资步调。和其他国家相比，瑞典在教育体系上的表现已没有领先的优势。它需要更专业化的培训计划，特别是像电脑、软件、新材料等跨产业的技术领域，更需要马上着手进行。如果瑞典缺乏高级技术劳动者和专业人才，必然影响到它的经济发展。
瑞典政府虽然倾向于扮演解决问题的主角，但这不是它能独力解决的。瑞典政府应该把大部分政府主导的计划经费转移到大学，而瑞典的企业则应该增加它们在技术和人力资源发展上的投资，形成客户、供应商、相关产业的联手行动。这种创造生产要素的联合投资应该增加。
改善国内的需求条件 瑞典如果不改善国内在消费性产品和服务方面的需求条件，它在发展新形态的事业上将很辛苦。瑞典的税收政策并未鼓励采购高级消费产品的能力，因此这些产业在国内的需求性相对减弱。而瑞典政府在服务业部门扮演主导的角色，又限制了消费者的选择权，以及新事业发展的可能性。雪上加霜的是，瑞典政府还禁止广告及其他现代销售技巧。
事实上，瑞典有发展商业以及消费性服务方面的潜力。它的优势在于瑞典人的语言能力、国家的中立立场、过去在自动化服务功能上的突出成绩，还有大量瑞典籍跨国企业可以提供国外需求等。宜家这样的国际级家具零售商，正是瑞典借制造能力发展出国际性服务业优势的例子。如果瑞典能够提升国内需求条件，培养新事业的发展气候，它的经济基础是可以继续扩张的。
公共部门的角色 瑞典人对“大政府”的共识，使公用事业要大幅民营化很难。然而，瑞典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改善公用事业的表现，使这些公共部门的活动为产业发展带来最大利益。因此瑞典的每一项公共企业都应该具备刺激产业活力和创新能力的功能。以医疗采购为例，它就应该强调、鼓励企业发展新的医疗产品和服务。
瑞典要继续提高它的经济生产力，首先必须大幅提升国有服务企业和其他领域的生产力。长期而言，引导这些企业朝民营化发展是唯一的办法。民营化才能保证这些企业持续提升它们的生产率，并加强它们在国际市场的活力。从这个角度观察，Procordia这家国有企业近年来正逐步民营化，这是瑞典公用事业积极改变的一大步。瑞典的社会民主党对民营化的重视，以及修正其他公共服务部门的做法，也有它的重要性。
瑞典应该削减公共部门的比重，除了基于生产力的考虑外，还有其他的理由。例如，公共部门的生产率低，却吸纳大量劳动人口，已经造成瑞典企业面临本地称职员工不足，必须求助海外的现象。这显示，瑞典政府的事业不但限制了国内的生产力，甚至还威胁到民间提升生产力的能力。瑞典如果真的希望经济能够发达，必须重新调配公共部门的资源。
鼓舞企业家 在瑞典的大环境中，经济上的成就并不受到鼓舞，人民和企业的目标也因此受到影响。瑞典的所得税率高得惊人，社会规范也不鼓励人民通过经营企业而致富。因此，瑞典的经理人与工人虽然重视纪律、能力强而且有效率，但是很多时候却缺乏冒险、开疆辟土及创造竞争优势的意愿。
要改善这种工作心态，税制是最容易着力的地方。瑞典在税制方面已经出现很多建设性的讨论，不过要降低税率，重要条件之一是必须缩减公共部门的支出。其他可行但困难度较高的做法包括，鼓励企业积累更多财富，突出个人薪资与能力成就的关系等。有些瑞典企业把净值变成可转让公司债卖给员工，这种做法虽然遭到工会反对，但不失为一种积极的方式。另一个进步的征兆是，瑞典人已开始讨论限制企业准备金免税额度的问题，这对瑞典企业的经营也会产生正面的压力。
国内市场竞争日渐衰落 瑞典产业的最大障碍，可能来自于日渐衰落的国内市场竞争。在瑞典的产业中，虽然有些已经走到开放市场与全球化战略，取代一部分国内市场竞争。但是总体来看，瑞典的国内市场竞争活力正在衰退中。如果国内市场垄断，或竞争者之间相互合作的情形不能扭转，瑞典在产业发展与加速创新的步调上并不乐观。瑞典对企业并购、贴牌生产或技术合作的尺度过于宽容，原因是他们相信合作达到一定程度时，对大家都有好处。产业因此常直接买下国内竞争者，而不是以竞争带动创新，但是后者才是造成整个国家产业都获得改善的途径（有关竞争对生产要素的快速创新、供应商的发展以及其他方面的好处，可以参考第3、第4章）。
瑞典的《反托拉斯法》只管制国内的产业，而不管制其跨国企业，主要是为了保障瑞典企业能以规模经济在国际市场竞争。这个观念并不正确。即使是小国，也不应以成为产业盟主为目标。瑞典应该了解，维持国内竞争，以及开放服务业等原本封锁的市场，才能确保它的竞争优势。
培养新企业 瑞典产业的另一项重要挑战是，如何激发既有企业与新企业，以形成新的产业。即使是已经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的瑞典产业，也应该提高它们的层次，因为如果瑞典缺少新产业与新的就业需求，它既有的繁荣必将受到伤害。
前面提过，若要鼓舞企业家，瑞典必须大幅修正税率。瑞典的企业家目前的税后所得通常不足以冒险再成立新公司，社会对创业活动的评价也不高。更糟糕的是，瑞典的税法不但影响企业家成立新公司的意愿，甚至还鼓励企业主将小公司卖给大公司。
瑞典政府必须把政策焦点放在小企业而非大企业的需求上。创业诱因很重要，可行途径也很多，例如成立一个完全的民间风险资本市场。目前，瑞典的风险资本体系是由政府主导，免不了官僚化和无效率。瑞典需要由政府和企业领袖联合发起运动，教育社会大众认识培养新产业的重要性。这些做法会改变这个国家的一些既定观念，并鼓励更多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出现。一些迹象显示，今天的瑞典大学毕业生，对于自行创业的兴趣正在提高中。这个趋势应该被强化而非遭到社会压力的扼杀，以免萌芽中的新一代企业家纷纷出走，到海外寻找机会。
建立母国基地 瑞典企业的高度国际化，使它们能在国际市场上维持既有的竞争优势。不过，潜伏的危机是，在瑞典企业热衷于国际化的同时，它们往往忽略了母国基地的重要性。企业发展全球化战略，有助于竞争优势的加强与延伸，但并不能创造竞争优势。真正的创新还是来自于健康的本国环境。
瑞典企业倾向于在海外市场活动，并且减少投资于国内企业的发展。部分原因是国内缺乏熟练的劳动力（前面已讨论）。但是这种情形若继续发展下去，瑞典的创新能力会受到更多的限制，造成更多新企业发展的障碍。无论国际化的程度有多高，企业需要母国基地以保持它的活力。对于总部仍在瑞典，但形态已经高度国际化的企业，这一点尤其重要。
选择社会价值观 这里所提出的变革建议，基本上与当前瑞典的社会价值冲突。今天的瑞典强调的是收入的再分配、平等主义、高度关心社会福利、合作取代竞争，以及大政府角色等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因为经济的繁荣而持续不断。然而未来的国际经济发展趋势必将迫使瑞典人在维护这些价值观与保持现有生活水平之间作抉择。
瑞典的社会价值观是它避开走上富裕导向阶段后所面临的严重问题，它也在削弱维持创新导向经济所需的活力。在瑞典的社会价值观中，重视安全与环保等观念对它的产业在国际竞争上是有帮助的，但是如财富再分配、平等主义、政府经营服务业等观念，则会限制该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当前，瑞典已开始针对变革进行规划，这也使它的产业出现了另一波高峰的可能性大增。
日本的行动指南
“二战”后的日本，很成功地由生产要素导向阶段，长驱直入创新导向阶段。日本企业已经从产品价格的竞争，进步到高级产品和流程方面的竞争，这样的成就没有其他国家可与之相比。在日本，由于钻石体系的各个关键要素充分运作，许多产业在创新与活力上有非凡的表现。当整个钻石体系积极自我强化的效应出现后，日本产业间产生良性竞争，彼此刺激而进步，并促使国内需求不断发展。这些源源不绝的动力，使得成功的产业还在不断扩大它们的基础。
另一波提升日本产业竞争优势的冲力，是日元升值。受到日元升值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开始朝高科技、产品差异化以及提高生产力的方向发展；更重要的是，日元升值的震撼促使日本企业终于走上全球化战略之路。过去，很少有日本企业尝试全球化。如今，许多已经是国际级的日本企业开始在海外直接投资，而且动作越来越快。它们将简单的加工产业移到海外后，国内的生产力大幅提高。全球化的行动不但有助于日本企业打破其他国家的保护主义，同时日本也得以摆脱自己经济发展上的弱点，更大大增加了日本企业在投资国的竞争力。
另一方面，虽然日本的国民收入正在不断增加，但是由于日本人的居住条件不佳，并且缺乏休闲时间，许多产品因而无法在日本国内市场推广。在日本政府的鼓励下，这种现象已渐有改变。许多日本大企业开始减少员工的工作时数，这对国内休闲产业的成长也有实质性帮助。另外，像购买第二栋房子，以及重新装潢现有住宅的风气也在增长（日本人称为“翻修”）。这些趋势也将创造家具和家居用品方面的新需求。日本的国内市场因为受到外商投资、洋货大量进口、本地生产力提高的影响，就业机会一直在增加，也吸收了其他产业溢出的劳动力。更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政府正大幅减少它对经济的直接干预。
若是日本经济继续维持这样的优良基础，要保持稳步成长应该没有问题。然而，日本当前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在产业奇迹以外的其他无效率的产业部门。因为后者可能会拉下整个日本的生产力。长期而言，日本所面临的挑战是本质性的问题，像如何保持活力并避免走向富裕导向阶段的弊病。目前日本正处于利润不断积累、债务快速清偿、财富不断增加的阶段，然而这些现象所形成的力量往往会使经济走向德国、美国、英国的发展模型。今天的日本，制造业及整体生产力的提升速度已经明显减缓。
日本是一个高度成功的国家，它的挑战是如何维持成功的基础并持续发展。以下就是日本将面对的课题。
再提升教育质量 经济发展需要人力资源的同步发展。日本需要大幅改善的是它在中等教育（尤其是职业学校教育）以及大学教育的体系。到目前为止，日本的教育体系充分支持了产业的发展与提升。然而，日本未来将需要更多高级技能的劳动力、新而专业的技术，以应对越来越多的新产业竞争及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日本若要通过这个考验，无论是员工还是经理人都必须具备电脑、国际企业、外语、市场营销及其他未来产业所应有的基本能力。但是以电脑教育为例，日本在1987年时，小学拥有电脑超过两台的，仅占总数的14%，中学方面也只有36%；同时期的美国，拥有两台以上电脑的小学占85%，中学更高达92%；英国在1984年时，不但小学的电脑普及率已达99%，中学更是100%。
日本的在职员工培训只在少数大型企业中才有，因此受过良好培训的劳动力只占全体劳动力的一小部分。日本当前应以加强学校教育来填补劳动力市场上的需求，因为企业的在职培训虽然重要，却并不能取代一流大学或优秀的技术职业教育，后者才是培养专业人才、迎合产业需求的主力。
日本的教育体系强调中央控制和标准化。这种做法目前还能满足产业的需求，但会是未来经济进步的阻力。面对未来的趋势，日本教育的课程必须越来越灵活，并考虑学生和地方需求。日本的大学虽然已有基础，但是表现的标准应该再提高，教学的质量应该再改善，课程内容（尤其是非技术性领域部分）也应该更完善、更广博。目前最急切要解决的，就是如何改善大学电脑方面的课程设计。另外，日本的技术职业学校虽然还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但可喜的是，成长速度很快。但是技术职业教育应该往培养专业性产业的专业技能员工方向发展，以弥补公立教育无法满足市场需求的部分。对日本人而言，发展与提升技术职业教育质量，应该是他们努力的首要任务。
奖励大学研究 国家的经济要进步，必须不断提升基础研究与新科技研究的能力。日本的研发体系因此必须减少对大企业的依赖，创造出更宽广的空间。可行的做法就是增强原本薄弱的大学研究计划。如果日本企业要持续其高级技术研发能力，以及提升基础领域的创新能力，日本的大学便需要大幅增加在基础科学方面的研究。因为大学研究是产生新企业的摇篮，也是培养一流产业科技人才的温床。
另一方面，日本企业也需要和大学进行更多合作。目前彼此之间的合作研究计划实在太少。日本企业应该对大学研究提供更多的财力赞助及更多的配合，例如TRON系统的研究计划，即是彼此开始合作研究的象征。东京大学也已经开设企业赞助课程，这样的合作活动绝不嫌多。
日本如果能提升它的大学教育课程与研究计划，将促进培养公立大学和教师研究能力。日本教育部和通产省一样，都需要学习扮演更灵活、更少干预的角色。同时，政府也应该鼓励私立大学更自由的实验和创新。
国内市场需求不断提升 国内市场是引导经济进步不可缺少的条件。日本的国内市场也正在创造和扩大对高级产品与服务的需求。政府有责任排除这个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障碍。例如，当日本人的休闲时间已增加，并刺激了新产品与服务的发展时，政府和企业都应该作自我调整，跟上这个具有积极意义的发展脚步。引导今天日本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还有住宅翻修趋势，因为它将打开很多新产业的市场需求，为家庭自动控制系统或小型卫浴设备等日本产业提供在国际市场扬威的新机会。基本上，当产业发展重点放在改善生活质量时，它具有双重利益。比如运输、电信、医疗保健、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努力，不但可改善人民的生活品质，也会激发产业的创新能力。
消除营销体系的障碍 在日本产业迫切追求于国际上的成功时，它的批发与零售体系中不合时宜的部分将成为主要的障碍。对日本企业而言，经营国内市场的企业（例如日用品）必须能应用世界级的市场营销手法，跨不过创新难关的落伍产业可能每况愈下。为了激发国家生产力以及鼓励更多外国产品进口，日本应该取消对批发和连锁店体系的人为限制。
医疗保健有待加强 基本上日本的医疗保健体系，不利于相关产品和服务项目的创新。日本人应该了解，医疗保健体系不仅关系到全民的健康，也在国家生产力上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国家的进步，它的重要性更是与日俱增。目前日本是所有发达国家中医疗保健问题最严重的国家。除非提高医疗业的采购和服务效率，增加弹性和多元化，否则医疗保健问题将成为日本经济的弱点。日本要改善医疗保健，先决条件是取消中央控制作业，如此才能使供应商接触到并了解何谓高级需求，进而培养它们的国际竞争力。
取消服务业的限制 在国际竞争中，发达国家依赖服务业优势的比重越来越高。许多日本的服务业虽然已经发展成型，但是缺少国际化，这也将限制产业集群的深化和经济发展的潜力。越来越多的日本公民及企业跨国发展，他们将是日本服务业国际化发展的主要潜在力量。但是已抓住这个趋势的日本服务业，例如银行业和贸易业，对争取当地客户的努力仍不够积极。
日本想让服务业在国际上发展成功，不仅需要扩展对非日本客户的服务，也要加强语言能力，并且要建立更系统化的服务流程、更精致的信息系统（这方面日本落后尤其多），并对海外据点和工作人员素质作更多的投资与培训。
此外，日本政府应该取消在营销、建筑、金融服务等其他国内服务性产业的限制。过去的限制只会降低那些产业的竞争与活力，妨碍它们在国际竞争的能力。这样的原则同样适用于日本制造业，因为如果本国制造业缺少活跃的竞争者与自由创新的能力，服务业根本不可能在国际上有所发展。
振兴缺乏生产力的部门 本书曾提过，日本同时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形态。一方面，它拥有一些全球最具生产力、发展能力最强的产业；同时，它也存在很多生产力极低的产业，例如营销和零售业。其他像建筑业等广大的服务性产业领域，日本员工的生产率普遍相当落后。卡特尔等妨碍竞争的结构在这些产业中更是司空见惯。
日本的农业与制造业也有相同的情形。它们的生产力和产品质量落后世界一流水平一大截。它们大多避免国内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像化工相关产业、炼铝业、烟草业、食品业、造纸业、人造纤维业和塑胶产业等比比皆是。这些产业能够继续维持不变，是因为它们大多处于通产省有效防止进口或“合理化”卡特尔的保护政策下，结果造成产业界毫无竞争力与效率可言，几乎可说是没有打入国际市场、争取一席之地的条件。
事实上，这些范围大又缺乏生产率的产业领域，已降低日本经济的整体生产力。从总体经济观察，日本的平均生产力落于美国、德国等国家之后。以1985年为例，日本制造业的平均产能落后美国32%。对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而言，这些落后产业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只会日渐扩大，甚至难以克服。如表7-1所显示的，日本国家生产力的提升速度已渐减缓，日本人的生活水平也将受到伤害。
日本要改善这个问题，处方之一是开放这些缺乏生产力的产业部门，让它们自由竞争。如果日本希望继续提升国民生产力，势必要扩大进口规模。第1章所探讨的内容说明了一个事实，进口不但会刺激本国产业改善生产力，还会释出劳动力和资本等资源，使它们转入更有生产力的部门。日本在1987年时，进口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9%，这个数字是本书所研究的10个国家中最低的（即使美国都有9.5%）。过去几十年间，当其他国家都在快速开放进口产品时，日本市场却交了白卷。然而，加紧开放市场不仅会帮助日本解决它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问题，还将保证本身经济的持续改善和繁荣。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的进口贸易虽然开始增加，但举国上下却对此举抱有不满的情绪。日本人民应该认清的一点是，日本经济要进一步提升，前提之一就是克服这种偏见。
转变发展目标 国家经济一旦成功，几乎无法避免国民、投资人与企业转变发展目标的趋势，而当这个趋势蔚然成风后，又会危及产业的活力。今天的日本便存在着目标转向的危机。
今天日本国民的工作意愿正随着收入提高、国家财富快速积累而改变。许多日本人都指出，年青一代的日本人对生产线工作以及对公司的忠诚度都降低了。中年转行的现象则在不断增加。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从1986年以来，日本理工科大学毕业生选择制造业的意愿正在持续下降，而投身财务管理、保险或房地产等行业的人数却增长了两倍。日本人的个人理财态度，也从创造财富转为享受财富所带来的最大利益。目前市场投资选择的自由化更使得这样的转变日渐火热。日本人在工厂现场的工作意愿，正在逐渐消失。
日本的新一代管理人，也正替代那些战后白手起家的企业创办人而入主产业核心。第一代企业家敢为前景冒险的精神，正被职业经理人与保守主义倾向所冲淡。
另一方面，日本企业也发现，从股票市场或房地产上赚钱似乎更容易。并购其他企业，也比创新产品与流程来得轻松。事实上，一项最近的调查发现，东京股市的1 010家上市公司中，竟然有55%在玩所谓的“金钱游戏”，这也是历年来调查中比例最高的一次。这样的转变显然将减少日本企业对生产和创新的投资。经济要持续增长，财富必须用在生产力上。
由于全球金融市场的变革，日本的资本市场也在发生变化。这样的转变也将对日本的投资者和产业目标产生重大影响。在日本的债券市场中，过去没有经营权的法人投资者，正在扩大他们的影响力。他们一改过去几十年消极的心态，开始关心企业的投资回报率，并成为改善企业经营的压力源头。在东京股市，野村、大和、山一和日兴这日本四大证券商就占了整个交易量的80%。它们不同于一般银行或保险公司，它们的兴趣主要在于交易以收取佣金。一些迹象显示，这种法人投资者之间的债券、股票买卖正在增加。
日本股市的持续成长已带来可观的股票利润。不过，日本资本市场的发展，加上外商持有日本企业股票的增加，将会降低日本企业对持续投资的意愿。
在资本市场的规范上，日本政府应该避免步美国的后尘，形成鼓励企业一味追求短期利润的偏执行为，或纯粹就财务表现进行企业并购活动。日本的税制更应该保证投资人维持合理的投资意愿。在现行日本法规中，对长期资本收入课税就是抵消生产力的行为。
全球化战略 日本企业已经脱离成本竞争的格局，转入追求产品差异化，以及更高级的技术创新阶段。它们的下一个挑战将是实施全球化战略。全球化战略的第一步是将本国的产品销往海外，第二步是分散生产活动，尤其是将加工层次较低的项目移到海外据点生产。前面提过，日元升值是日本企业全球化的媒介，不过全球化的风险是，一旦建立海外据点，它们很快就会成为高度自主性的个体。这种情况在美国和欧洲的跨国企业中屡见不鲜。因此，全球化战略下的日本企业必须解决的一大问题是，如何协调与整合海外子公司之间的活动。
日本企业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未来如何多元化。日本产业过去创造的竞争优势，大部分来自于产业循环，以及由核心事业跨入相关产业的内部多元化。然而有迹象显示，这种多元化形态正受环境的冲击而在改变中。
会出现这种变化，一部分原因是财富快速积累，使日本企业正加速发展不相干的新事业。传统上，日本企业因为将投资的利润再投资，以维持事业成长，所以实质获利并不高。如果获利无法增加，公司的股票价格又主导公司形象的话，企业朝不相干领域的多元化及财团化发展的步调必然加速。这种现象已经在日本的大企业中出现。例如，索尼公司涉足保险业，新日本钢铁发展邮购服务。在企业进行多元化的同时，日本企业的并购活动也越来越多。在日本，企业并购的数目已经从1984年的140件，增加为1988年的223件，同一时期，日本企业在海外进行并购的案例也由44件增加为315件。
如果这个趋势不断扩大，根据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经验，日本经济的创新速度将开始减缓，企业的重点也将从创造竞争优势的投资转为资产买卖。日本人应该牢记，绝大多数不相干的并购活动，最后多以失败收场。前面提到的几宗日本并购案例不是已经宣告失败，就是前景暗淡。
维持产业的活力 在整个日本产业版图中，具有国际竞争力，并在国际竞赛中站稳脚跟的产业还是不多的。更值得关心的是，已经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也积累了相当多资源和能力的企业，却开始失去竞争的动力。对处于成熟期的市场，日本企业习惯性地要求政府保护以减轻竞争压力。今天的日本，所看到的是并购日渐普遍，股市压力日渐扩大，产业也开始僵化。1989年时，三井银行与太阳神户银行合并成为日本第二大银行，充分显示了日本产业发展的未来趋势。同时，日本经济的其他部门因为长久以来受到保护与竞争隔离，也在抗拒变化。
过去，日本因为许多产业的内部激烈竞争，《反托拉斯法》似乎可有可无。但是绝不能因此认定日本不需要《反托拉斯法》。不久前，日本产业界在大型产业集团主导下，刚刚出现讲求效率的产业联合体系。最近日本政府更试图对一些重要产业设立进入门槛，促成集团化的活动。通产省的原则还是倾向于以设立门槛或封杀，以保障有序竞争并防止垄断。不过，例证清楚显示，这类政策对产业发展生产力并无帮助，更不可能促使产业在国际上成功。
日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有《反托拉斯法》，以今天的产业现象来看，该法中有关并购的规定非常重要，但是其中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竞争限制应该取消。日本要维持产业的活力，还可以借由打破政府或非关税的贸易壁垒达成。但今天的日本绝不能忽视过去的竞争形势。维持竞争是它克服挑战的依据。
降低贸易摩擦 日本在出口上的辉煌成绩，与其产业在国内市场竞争激烈有关，但也导致它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对于贸易摩擦，日本惯用的解决方式是通过谈判达成“市场秩序协定”，或对个别国家限制出口。最典型的做法就是根据日本产品在该国的市场占有率，制定出口“配额”。
日本这种做法是有瑕疵的。它维持产业现状，减少了日本产业内部竞争。这种做法如果流行起来，日本在竞争活力上将受到威胁。同时，日本市场还是个相对封闭的市场，与欧美国家相比，它的非关税障碍明显误导进出口贸易情形，也导致它在欧美国家的强烈抨击下无法招架。
相比之下，日本要解决贸易摩擦的最好对策是开放进口。原因是开放进口不但能堵住外国保护主义批判的声浪，也会导致日本经济生产力发展。日本人排斥进口的因素很复杂，最棘手的是日本上下普遍视“开放进口”为平息外国人怨气的工具。事实上，以日本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来看，它确实具备迎接进口产品的本钱。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进出口银行史无前例地对进口商贷款，日本政府也以减税鼓励消费者采购进口商品，这显示出进口活动已经活络。因此，类似的政策应该列为优先推动项目。
日本不乏充满好前景的产业，例如竞争力非常旺盛的进口产业部门、投资人也是股票长期持有人的产业，或一些经理人宁可持续投资、巩固企业，也不愿意跳入追逐短期利润的产业。不过，没有人能保证这种好前景能够一直持续下去。
日本人对他们的竞争体系作过许多假设，同样的假设也曾在美国出现。然而美国人在国内外竞争环境日新月异的情况下，反应却过于迟缓，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只要日本希望产业持续进步，它的政府政策和企业战略就必须配合环境，随时修正。
瑞士的行动指南
瑞士很早就进入创新导向阶段，也因此繁荣了数十年。其国家经济实力带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辽阔的国际市场成为瑞士经济的基础。在瑞士企业中，许多已经高度国际化，这又使得它们能应对生产成本和汇率的变化。
瑞士的企业在需求条件方面的优势会持续存在，是因为瑞士国内市场不但高度精致化，也能接受其他发达国家的产品趋势。当国际市场的需求被区分得更细微，且对产品质量、销售服务等要求越高时，瑞士企业的实力更得以发挥。像正在国际上兴起的环保概念与员工福利措施，瑞士企业早就接纳实施。在瑞士，劳资关系一直维持着和谐与灵活。
然而，瑞士的产业活力不是没有问题，这些问题甚至可能导致产业成长趋缓。例如，太多瑞士企业保守地维护既有成就，而不去开拓新优势；它们也抗拒变化或以妥协方式抵消变革的冲击；更致命的伤害是，瑞士产业正集中力量在并购活动上，创业动机逐渐减弱，冒险家和企业家精神也减弱了。其人均国民收入与生产力的成长速度长期趋于缓慢。
瑞士的整体情况是，这个国家正奔向富裕导向阶段，而这个阶段的弊病将使国家繁荣的现状受限，再者，随着欧洲自由化风潮兴起，欧盟其他国家也加快它们的竞争步伐，瑞士的产业可能将大幅落后于德国、意大利等国家。
瑞士的例子说明，一个国家即使在持续繁荣中，也会面对许多危机。以下就是一些会限制瑞士未来发展的课题。
人力资源 瑞士产业在过去如此成功，关键在于它拥有提升产业的能力，还有在精致化和差异化的产业环节中竞争的能力。瑞士本身是个天然资源缺乏的国家，要做到这一点，主要是因为它的人力在技术与专业能力上举世无双。
虽然传统上瑞士很重视提升人力资源素质的投资，但在今日的变局中，它的教育体系仍显得过度僵化和官僚化。它能否迅速回应信息科技、新材料、现代化制造技术和电信科技等领域的崛起，值得观察。
瑞士必须重视的另一个问题是，它的劳动力严重短缺。虽然外籍劳动者可季节性地在瑞士打工，但是瑞士移民法在技术人力的移入上，依然维持严格的限制。往好的方面想，这种做法会强迫产业走上发展之路，也减少对廉价劳动力带动生产力的依赖。
基础科学不敷所需 本书所研究的国家中，瑞士政府的研究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最低。虽然瑞士的企业扛起大部分的研发工作，但是在基础科学的发展上，瑞士的步调显然不如其他发达国家积极。这会导致新领域的技术发展过慢，也造成教育体系所培养的科技人才和工程师不敷产业需求。
更有效率的公共服务 国有企业部门也是瑞士发展的一大障碍。瑞士的国有企业不但生产力低，还吸收了原本有限的、企业殷切需求的人才资源。
庞大的瑞士国有企业造成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整个瑞士必须为高成本、低创新的电信、交通及其他公用事业付出代价。由于政府介入太深，瑞士的劳动者几乎等于公务员。因此，瑞士有必要重新检讨政府的角色，很多领域也应该开放给民间。国有企业民营化不但会改善服务质量，还将带动国内市场的需求质量。
法规限制了创新 瑞士的法规强调稳定和维持繁荣，但逐渐减缓了产业创新和发展的速度。著名的例子是它的员工法规限制加班，还允许员工在年轻时就可以申请退休。另外，像金融服务业的交易税也适用于海外的瑞士企业，更控制产品价格等。瑞士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将法规还原到“不干预政策”的老传统。
企业垄断减损了竞争力 瑞士传统上就对企业垄断行为持比较宽容的态度。虽然有时它也会以“君子协定”来约束企业之间的合作活动，但这方面的法律一直不很严谨。例如瑞士政府设立各项非关税障碍以保护本国工业，又如允许本国企业直接采购等。最近，以并购来创造优势的行为正威胁瑞士的长期利益和竞争能力（例如，在瑞士国内市场中苏乐司买下鲁迪及苏尔的纺织机业务部门，威尔第和肯恩的测量设备部门合并）。因为这会降低企业的创新速度，也会因此暂缓改善生产力的动作。
瑞士要有新的竞争政策，态度上必须作180度的调整。瑞士人必须认清的是，即使是小国，卡特尔和并购行为都不一定会带来竞争力。瑞士的企业必须有所体会的是，国际上的常胜军建立在良性竞争的基础上。随着欧洲竞争者的增加，培养这种认识也更加迫切。
调整发展目标 大约十多年前，瑞士企业的发展目标就从发展壮大改为保护防御。传统上，瑞士的银行与其他法人投资者有权影响企业运作，企业经理人因为受限于此，倾向于保守地发展。因此虽然造就了长期的繁荣，却也相对地减少了企业间的竞争。公司不担心竞争问题，大量的盈余转增资本，还有股票被少数人把持，使企业在不知不觉中身处险境。许多企业的管理层以安全为由拒绝任何实质改变。
因此，使竞争活跃起来是瑞士制定产业政策时最应优先考虑的。政府借着降低企业的保护和持股身份的限制，以及要求企业在财务报表上公开资产中的准备金数量，将使企业的活力因而复苏。瑞士不应该学习美国或英国的资本市场形态。如果瑞士增加投资人对持股的管理权责，将有助于产业的实质改进。
瑞士人的工作动机不佳由来已久，原因包括劳动市场僵化，休闲意愿高于工作动机，还有产业对冒险的消极态度等。瑞士要提高国民的工作动机与产业活力，应该将所得税的级距降低，以工作表现反映工资收入（目前瑞士的经理人薪资虽高，但是没有分红），企业也应该奖励员工的特殊表现。
恢复企业家精神 比较瑞士和美、日、意、英、韩等国家的环境，它的新企业发展条件最差。原因之一是瑞士没有风险性资本市场，它的银行作风保守，毫无发展风险资本的意愿。另外，瑞士人天性不喜欢冒险。这种国民性格造成许多瑞士企业稳扎稳打，不大起大落，不利于他们抓住变革的机会。当不变就是死路一条的时代来临时，这个问题尤其严重。
如果瑞士不能在新企业上有好成绩，它将无法创造新的工作机会，支撑国内市场竞争，并为未来产业打基础。恢复企业家精神是瑞士政府与企业的共同责任。
德国的行动指南
19世纪末的德国，科学和技术都是世界一流的，它那时已经是世界产业发展的发电厂。它的经济也是从那时起进入创新导向阶段的。德国的竞争优势表现在广泛的产业上，这也使得它的经济在国际竞争中健康而强劲。德国企业的竞争力，是靠产品的差异而不是成本低的优势。德国因为许多产业已有坚实的基础，例如国际营销服务网络健全，并已形成国际分工制造形态，因此它一直在国际市场上扮演抢先创新的角色。另一方面，德国拥有快速创造生产要素的能力，加上化弱点为优势与需求的压力，形成了它产业的生命力。
不过，德国经济的活力正面临几项威胁。德国经济已经持续繁荣30年，人民生活水平多已达到世界最高的层次，但是目前仍保有世界盟主地位的产业，在市场占有率上却是不进反退。同样，它创造新企业的能力，赶不上国内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企业在商品化技术和科学上的突破也越来越少。甚至在新的消费性产品或服务产业方面，德国人只能靠边站。
此外，在德国的企业内从上到下的事业目标正在改变。例如德国人越来越关心生活，每周工作的时数较之从前相对减少。德国的投资人与经理人对分享利润和并购等兴趣也在增加，竞争则相对衰落。德国企业内部弥漫着自满的情绪。当德国照相机产业面对日本竞争时，它的反应异常迟钝，而钢笔和铅笔企业更是已经失去了创新产品的能力。
随着自满而来的是对变革的抗拒。世界大战造成德国经济的解体，但也打破了既有的结构，刺激德国在全球经济中不断创新而独树一帜。长期成功的滋味，使德国全面恢复到战前状态。持续的繁荣更使工会抬高姿态，一味追求维持现状，抗拒变革，仿佛德国以外的世界并不存在。由于劳资双方无法建立共识，德国企业在董事会的决策流程上也越来越不顺畅。
这些现象都指出德国正走入富裕阶段的陷阱中。表7-1的数据显示，20世纪80年代的德国经济，不但国民收入增长缓慢，生产力提高迟缓，就连投资也在下跌。这些都是经济活力松弛的征兆。如果德国想在未来几十年中保持产业发展的步伐，它的政府和企业必须认真面对下列课题。
掌握新科技领域 许多德国产业的根本威胁是由于缺乏半导体、电脑、软件、生物科技等新科技的人才与技术，使它们无法继续创新。德国产业要易守为攻，只靠企业在海外取得相关技术，再应用到本身专门领域的做法是不够的。德国政府和企业必须针对这些新科技，进行从教育到基础研究的全面投资，并在新产业中开花结果。
德国想让新科技在国内生根，不但需要举国上下对它们的肯定和重视，还要克服几十年来只专注物理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偏见。以生物科技为例，由于当前德国的法律对生物科技有严格的管制，巴斯夫和赫斯特等企业必须把相关研究计划移到美国子公司进行，还有一些德国药厂则在英国发展生物科技研究。
德国和其他国家的一个相同处境是，由政府资助主要企业进行的大型研究计划很少能够成功，即使泛欧的跨国研究计划也不例外。因此，德国推动新科技的最好做法，是让企业彼此间活跃地竞争，并促使它们与大学及独立的研究机构密切合作。
加强服务业 德国跨国服务企业的发展迟滞不前，国内市场对服务功能的需求落后于各国，各项服务活动也多倾向在国内执行；要设立新的服务公司，也面临了重重问题。雪上加霜的是，德国的教育在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方面很薄弱，而政府的服务性事业又阻碍民营企业的发展。
德国缺少具有国际竞争水平的服务业，所以很多产业以及国家经济的发展速度将不会有明显的突破。
缺乏现代营销工具 德国如果缺少现代化市场与营销工具，它的企业想在最高级的消费性产品和服务上发展差异化产品，事实上是非常困难的。今天的德国，无论是在精细化的市场调查、消费者行为研究还是其他营销技巧上，都显然落后。原因之一是大学在社会科学和管理训练上的薄弱；此外，德国的法规限制电视广告、商店的营业时间和邮递速度等，也造成德国经济不能大步向前。
强化企业动机 各种迹象显示，德国的投资人、经理人和员工对事业的忠诚度正在衰退。这种情况如果持续下去，将会伤及德国产业发展的能力。几十年的繁荣，德国上下都有一动不如一静的情绪，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工会的态度。德国工会过分强调维持现状，已成为产业发展的绊脚石。今天的德国人享有全世界最少的每周工作时数，这固然与社会繁荣有关，但也会影响到未来生产力的发展。
德国的经理人和投资人对事业的态度也不如前。他们越来越注意短期的股票价格，财务管理成为大多数企业中最重要的一环，而通过并购发展的企业多元化，有时也会出现在毫不相干的领域中。从几家毫无关系的企业合并成AEG公司这个案例来看，德国企业进行与本业不相干的多元化，必然以失败收场，这种现象举世皆然。
对德国而言，这些变化已出现一段时间了。德国在税制上的变革，对投资人与企业的发展将有更不利的影响。从1990年1月1日起，德国取消对长期资本所得的免税规定，此举造成投资人在投资时间上的缩减。新税制已导致好几家德国企业卖掉自己的企业，并使产业内部的并购风气滋长。这种民营转国有的变化，会降低投资的速度，也将削弱德国人对核心事业的忠诚度，市场上的风险性资金与民间资金更因此而裹足不前。如果德国希望在减税的同时增加国库税收，与其提高资产所得税率，不如提高短期资产所得税，取消累进级差距以扩大税基，并缩小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的规模。
挽救竞争颓势 今天的德国产业，尤其是大企业，很容易令人想起美国产业未走下坡前的情景。在许多重要的德国产业中，扩大规模的行动正不断进行着。德国人过于热衷并购与联盟战略，有时甚至会威胁到整个欧洲的产业竞争形态。德国产业另一个逐渐浮现的问题是，由于每家大银行在各大产业的重要企业中都有决策席位，不论动机如何，它们绝不希望所投资的重要企业处于相互竞争的局面。这种由财务考虑出发的现象，也助长了前面提到的企业相互并购的风气。德国企业的经理人正为了争取董事会上的发言权而奋斗。
“不求战”的文化会使德国产业很快失去原有的国际市场地位，无论政府官员还是企业决策者都应该正视这项危机。补救之道是，不但不能放松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严格执行的《反托拉斯法》，还应该鼓励放宽更多竞争行为。涉及竞争者之间连锁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应该明确于法律中确定，人为的进口限制措施应该取消，而产业内部主要竞争者之间的联盟行为必须禁止，某些情况下允许卡特尔行为的相关法律也应该修正。如第12章提到的，垄断国内市场并无助于德国的竞争力。最后，德国人应该反对欧盟在高科技产业上合作与集中发展的趋势。
自由化与民营化 德国要保持现有的产业竞争优势与创造新产业的竞争力，现成的工具是自由化和民营化。德国在民营化上已经小有成绩，但类似电信、交通等方面还有很大的发挥空间。民营化不仅会刺激这些产业直接竞争，还会带动相关领域的供应商或客户也跟着进步。不过，预备要民营化的国有企业绝不能卖给该产业中的主要企业。
发展新企业 德国在发展新企业方面的表现并不理想。它的大企业鲜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成立发展的。部分原因是德国人天性不爱冒险（这一点与瑞士一样）。对德国人来说，失败是件难以接受的事，人民更倾向于在已经制度化的企业中找份安稳的工作。德国人并没有意大利企业家独立经营的活力，更缺少像美国人那种突破限制的冲劲。此外，20世纪70年代以来，受到当代哲学思潮的影响，德国人不但不认为企业家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反而视他们为剥削其他人财产的恶霸。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德国缺少运作良好的风险性资本市场，无论风险投资、民间投资还是银行体系都过于保守。如果往深层分析，这些问题部分源于德国法律为了保护投资人，不当地限制了这些机构对新企业的投资活动。
德国发展新企业的另一个障碍，是它缺乏在新科技领域的突破性成就。在现有领域的技术改善上，德国人的能力是令人钦佩的，然而他们在新领域的技术方面并不突出。在德国，因为技术扩散效应形成新企业的情形并不多见。如果德国提高它在新科技上的投资，不但对现有的产业有帮助，还会带动新企业的发展。
过去几年当中，德国已经开始发展风险资本市场，这对德国是重要的一步。此外，各主要大学在新科技的研究也促使一些新科技的公司产生。如果这些起步的措施能延伸，并扩及重要科技领域，德国产业会出现转机。同时必须进行的是，限制风险投资的法规应该放宽，鼓励长期投资的诱因应该恢复。
重建经济活力的课题看似庞杂，但德国具有一项一般人常忽略的资源。从两德统一后，政治变革所激发的活力正成为德国经济上难以估计的新力量。今天的德国，无论产业还是劳动力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例如迎接新市场需求等）。德国究竟要选择开放竞争、重新起步，还是寻求政府干预、实施经济集中措施，决定权掌握在德国人自己手中。
英国的行动指南
英国进入富裕导向阶段后的弊端困扰已有一段时间了。这也导致英国人尤其是一般工人的生活水平每况愈下。在英国，竞争优势的失落甚至已经形成一种惯性，从一个产业传染到另一个产业。人民收入减少又侵蚀到需求方面的质量。国家税收不足更导致政府在创造生产要素、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上的投资减少，进一步减损了未来的竞争优势。这种逆向的惯性一旦发动，很难停止。
不过，一些蛛丝马迹也显示，英国的竞争优势在某些方面正在复兴。它在石油、化工、制药、软件、出版、金融服务、消费性产品等方面的地位仍然维持着。企业在这些产业的零售实力正在增强，制造能力在回升，生产力在提高，投资情况也在改善。
英国政府的政策明显偏向刺激经济复兴，所以使经济发展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动力。另外，社会价值改变、经济挂帅、国有企业民营化或转向等风潮，或多或少也有助于英国产生新的力量。
不过，英国的产业复兴仍然是脆弱和零散的。它的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许多产业中的复兴行动也有局限性，它们只是一个小战略的改变，或是生产成本的降低，或是劳资双方开始寻求更合理的权力平衡而已。并购活动虽然盛行于企业之间，但是对产业发展竞争优势的效果却不显著，尤其在制造业方面，并没有令人刮目相看的表现。英国的企业虽然已不再犯一些过去的错误，但并未因此发展出有利于未来竞争的新基础。英国真要脱胎换骨，它的产业需要新的产品和流程。简单说，英国需要创新。
促成英国就业率提升的一个因素是外商投资，但是绝大多数的外商着眼于降低生产成本，因此重点放在以低工资、非专业性工人进行产品装配作业上。这种类型的外商投资对改善英国经济虽不无助益，但是过度依赖装配加工的外商，同样会限制英国生产力的提升。
英国的案例，显示出一个国家要想重返经济发展过程所遭遇的问题。如果英国想要维持它在发达国家的位置，它必须解决下列问题。
投资于人力资源 英国想重返创新导向阶段，必须具备世界一流的教育体系。这里面包含社会经济学科、科技领域以及技术职业教育。要做到这一点，英国现有的教育不但需要社会财力的大幅支持，教育水平也必须提高，技术领域也要得到更多的关注。这是英国目前最迫切需要改革的地方，却也是政策反应最慢的部分。
撒切尔夫人在任的时期，英国已经开始提高教育的水平。在1988年的教育改革方案中，英国政府负责制定教育标准并且设计部分核心课程的统一教材，是一项很大的进步。教育改革方案也要求一些城镇的技术学院提高职业技术教育的水平，不过真正付诸行动的学校不多。
英国的教育改革，最大阻力来自决策层本身。或许是基于新体制尚未成形，不敢贸然投入太多预算，政府已经裁减教育改革的经费。这种做法对处于清贫状态而且人才严重不足的教育界，不但没有帮助，还会造成优良师资的淘汰，造成教学与研究的质量更难提升。重建教育体系，对英国来说已是刻不容缓的课题。
英国企业同样面临严重的人力资源问题。英国企业必须明白，没有充裕的、受过良好培训的人力资源，它们的竞争优势会持续地受到限制。在拥有大学学历的各级管理人才中，英国在各发达国家中的比例最低。如果英国企业能和当地大学密切合作，共同制定课程，赞助学校发展相关领域的研究，并网罗大学毕业生到企业服务，企业本身将获得莫大的帮助。到目前为止，英国企业对大学的投资非常有限，它们对新的职业技术学院的补助也是若有若无。和其他发达国家比较，英国企业更应该对员工作更多的在职培训。这些都是英国应做而未做的事。
英国不但应该提升它的人力资源素质，还需要改善管理模式。基本上，英国的劳资关系对双方都不利，他们之间互相猜忌，同一家公司内部甚至有好几个工会组织，劳动力的怠工战略只会妨碍企业的改善和创新，使英国产业持续衰退。
增加研发预算 英国在研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上，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英国政府所编列的研发预算虽然不逊于本书研究的其他国家，但是这笔预算的半数投入了国防科技研发工作，产业界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因此，英国固然应该继续维持研发方面的投资，做法上则必须放弃直接补贴，改由通过大学和专业性研究机构进行研究。
英国企业投入研发的比例较政府更低。英国想要重返成功者的行列，就要打开产业和经济发展的大门，政府或企业都应该重新部署它们的商品化研发工作与资源分配。
提升需求品位 英国产业如果缺少要求质量高而精致型的客户，它们的创新和活力必然受到影响。今天的英国，对高级商品和休闲相关产品的需求品位并不差，主要挑战是如何提升一般消费者和产业面的需求，并提升整体需求品位，形成产业发展压力。前面提到的加强劳动者与经理人的教育培训，就有助于达成这个目标。
英国如要发展新的消费者需求条件，繁荣的伦敦和东南地区的市场是有利的桥头堡。如果国有企业垄断局面能逐步打破，限制消费者选择的法规能逐渐取消，则将创造更多的需求。
解除金融市场的限制 伦敦的金融市场曾在英国产业兴起时，扮演重要的角色。它一方面为新企业的成长提供所需的资金，同时也帮助老企业更新本身结构。然而，今天的伦敦金融市场，对产业发展竞争优势却是限制大于帮助。
英国的法人投资者和美国一样，对所投资的企业没有忠诚度，也不介入管理经营。英国的税制更鼓励企业之间主动合并，使企业的经营目标一直绕着短期财务表现打转。这种情况下，英国已经出现了好几家大型财团，它们不断买卖毫不相干的企业，然而积累的财富对英国产业的长期竞争力却毫无帮助。大财团当中如英美烟草公司（世界最大的香烟公司）和罗荷集团拥有800个以上子公司的英国综合企业集团）已经遭到社会强烈的批评。
1988年时，英国纳税人的长期资产所得税率（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和正常所得税相等，这使得英国投资人对持续投资特定企业的意愿大减。英国向美国模式看齐的结果，使它的经理人笼罩在短期获利的压力下。长期下来，这种偏差已严重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利益。英国政府必须通过政策来扭转这种现象。
国有企业是绊脚石 英国的产业发展也避免不了其他国家的毛病。在电信、健康保险、交通等重要活动或垄断性事业方面都有法规保护，导致这些领域的创新活动不但迟钝，还伤害到与它们相关的其他产业的竞争优势。
虽然有些可喜的是英国国有企业民营化的脚步正快速迈开，但问题是，国有转民营并没有改变它垄断的本质，而这些本质仍是竞争的绊脚石。以航运业为例，英国航空公司的民营化只是和英国金狮航空公司进行合并而已。
如果缺少有效的竞争，国有企业民营化政策只会造成更多经济问题。英国政府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因此英航民营化还保留了一些其他竞争者的发展空间。电力系统民营化更针对发电厂性质，将电力公司拆成两个独立的公司。这种维持竞争力的做法应该持续下去。
刺激国内市场的活力 要打破英国企业积累数十年的自满心态，唯一的办法就是促使它们进行激烈的国内市场竞争。在英国，当一个产业出现一两个企业独大的局面时，要求政府干预或保护的压力就升高了。今天，英国企业界掀起的接管和合并的风潮并没有巩固产业的现有地位。美国的经验正是前车之鉴。
近年来，英国国内反托拉斯的态度开始出现。1989年，英国政府曾努力地推动法律业务和健康保险等领域的竞争力，然而，在执行过程中，核心产业的竞争力被严重地忽略掉了。例如，英国政府允许GEC和西门子买下普利西，造成英国原先实力强劲的竞争者反而被消灭。
不能再依赖外资 除非英国能以更快的速度发展新企业，减少国内的失业问题，否则它的经济将很难达到真正的繁荣。既有产业要重振，往往凭借裁员行动，而非增加就业机会。新企业要发展则需要技术能力、创意、正确的意愿目标、主动的竞争精神、资金，以及突破传统的教育等条件。这也是为什么英国急需提升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的理由。英国绝不能再依赖外商投资创造就业机会。
美国的行动指南
美国的经济已进入一个未来数十年内很难有重大变化的阶段。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经济就处于富裕导向阶段，许多高级产业已经开始萎缩，企业和投资人也不再以持续投资为目标，产业的竞争状态越来越弱，贫富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明显。美国的企业一开始时为了疏解竞争压力而寻求政府协助，如今则视政府协助为常态。在美国，整个产业的发展已经由攻势转为守势。
虽然有迹象显示，美国最近在生产力增长和出口方面皆有改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有根本上的改进。美国在生产力方面的增长只是零星产业重整的结果。整体而言，更多产业是处于负增长的状态。有关数字更显示，现阶段的增长虽然创下历史新高，但是好景却不会持续太久。美国产业界的产能虽然已接近完全发挥，但它在投资净值上还是落后于其他国家。另一方面，美国在出口方面有增长是美元急剧贬值与实际工资下跌的结果。长期而言，这两点对生活水平都将产生不良影响。美国经济复苏所需要的生产力，迄今尚未出现。
美国的竞争优势是由许多领域支撑起来的。它拥有一流的大学、在某些市场上具有独一无二的需求条件、国民冒险精神以及活跃的新企业创造能力等特色。另外，美国的人口结构也促使这个国家拥有高生产力。它在技术变革上的快速步伐，则催生出许多创造发明与企业的发展机会。虽然，这些条件都足以使美国有机会再次进入持续繁荣的时期，但是不可忽视的是，过去20年来，腐蚀美国竞争地位的负面因素，也同样正在限制它进步的力量。
美国本身也在辩论自己是否还是超级大国，赞成与反对的声浪都很大。问题是，这个辩论的方向是错误的。从美国的规模、资源以及前面所列举的种种条件来看，它毫无疑问是个超级大国。但是，美国的经济似乎并没有继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活力。换个角度看，这个国家的部分领域似乎也逐渐被其他国家超越。美国能否采取方法努力恢复它在精细型产业或其他产业环节上的竞争能力，或是它将以牺牲工资水平、出口天然资源的加工品并以货币贬值等方式解决它的贸易问题——经济未来的兴衰，将系于此刻产业政策的抉择。
美国政府与企业正面临重大的抉择。这个国家也走到了建传统价值还是回到保护、防御和闭锁经济的十字路口。以下就是目前美国所面对的最重要的几项课题。
错误的政策模式 过去数十年来，美国的政策隐含着一种推论：造成美国产业不振的原因是美元升值、政府管得太多，以及外国的不公平竞争。以这种观点看美国的竞争问题，得到的答案是片面的。用这种观点制定产业政策，必然也环绕着放宽法规标准、允许水平式合并等做法。它们对美国产业的伤害事实上远大于帮助。更重要的是，按照这种政策模式，美国在推动许多更重要领域上的政策反被延误了。美国应该马上改变这个观点，但是目前连边都未沾上。
当然，天底下没有一个能形成完全共识的政策。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美国产业出了问题，但是美国人却浪费了太多力气来辩论究竟哪里出了问题。因此，要谈美国竞争优势的基础，从美国政府到企业都需要一个更新也更宽广的视野。美国人必须了解，一个国家成功的核心不在于低工资、宽松的法规或频繁容易的并购。美国要成功，真正的关键是改革与创新。
教育问题在质量，而非经费 美国必须认清，除非它的人力资源能够和其他发达国家齐头并进，否则它不可能重返领先创新之林。美国虽然在高等教育方面的实力强大，但它的总体国民素质却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当产业竞争走向国际化，需要更多知识条件时，缺少技能的美国工人必然发现，他们正受到低薪资的发展中国家的威胁。因此，美国需要从基础教育开始检讨，建立人力资源素质必须提升的信念。
如果将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作比较，它的公立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并不低（1987年时，美国是6.8%，德国是4.5 %，日本为5%）。不过，美国教育的问题在于质量，而非经费。美国需要提高教育质量的标准，它必须超越或至少与其他发达国家并驾齐驱。美国的学生每周上课的时数应该增加，教师的待遇、权威以及能力必须提高，培养专业化产业人才的技术职业教育，更需要倾注国力立刻展开。在教育结构上，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责虽然应该维持，但是联邦政府的角色应该合法地加强，以弥补州及地方政府的不足。国家标准对教育体系在最短时间内达成预定目标有帮助，联邦政府的资源更是改善师资和教育质量的重要媒介。
不过，仅仅提高美国的一般教育体系并不够。产业的竞争优势需要针对特定产业培养专业人才。因此，美国企业应该认清它们是在与国际对手进行竞争。长期而言，决胜关键不在于资金成本或美元价位，而在于人力资源的素质。根据这样的思考，美国企业必须更积极地发展员工教育培训，提升员工素质。美国企业也必须与公司所在地的教育机构进行更密切的合作，或参加与产业有关的、全国性高水平的研究计划。美国企业与当地大学或一般学校进行合作计划不但会改善计划本身的质量，也可增加地方与产业的关联。另外，行业协会也必须在发展人力资源，设立培训中心或与教育研究机构合作等事务上，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事实上，美国在人力资源素质方面也有它可圈可点的一面。形成美国人力资源素质不佳的情形，基本上与美国产业的发展变化有关。过去几十年间，美国产业快速成长、人力需求迫切，企业自然渐渐地忽略了人力资源的素质问题，对提升员工技能，改善生产力的问题也不那么在意。但是未来的数十年里，美国劳动力的增长将快速减缓，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是不具备技能的少数民族与外国移民，劳动力短缺的现象逐渐浮现。
然而，这股压力将促使美国民间部门动员全部资源去解决这个问题。企业必然将员工视为公司的资产，会对员工做更多的投资。另外，战后婴儿潮的下一代已经达到入学年龄，他们的父母接受过完整的美国教育，深知今天美国教育的利弊所在，自然成为改革教育的主力。未来数十年间，家庭和企业将扮演重要角色，去改变美国人力资源的发展状态。美国政府也应该善尽职守，鼓励与支持这股改革的力量。
研发投资转缓 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大力投资于大学教育和研发，实力非常强大。问题出在它们的素质、方向、分配比重和发展优先顺序上。美国虽然在研发方面投下大笔经费，但是一枝独秀的国防科技研发工作并不能满足全国的研发需求。例如，1988年时，联邦政府对民间研发的补助只有14%，这个数字事实上还低于1980年。
要鼓励企业进行更多研发工作，美国政府必须在刺激创新性产品需求方面多加努力。其他国家的经验显示，要刺激本国供应商加强创新，政府必须为本国客户提供更多采购高级产品的诱因。达到这种效果的做法也很多，例如政府可以在企业引进先进的工厂和办公室自动化设备时，予以抵税，或是加速通过与新产品相关的法规等。
美国在大学校园的研发体系上具有独特的实力，大学也成为产生新企业的温床。不过今天美国大学的研究经费与20年前差不多，研究设备更亟须更新，原因是设备经费一再被巨幅削减。要扭转这种现象，美国联邦政府的科技预算不该再一味投到联邦研究机构，而应该通过国家科学基金会，辅助大学进行研究活动，毕竟大学研究成果的扩散效应大于联邦研究机构。同时，美国政府也应该发展更多与产业技术相关的研究计划。扮演配置研究经费角色的国家科学基金会，过去太过强调基础科学的研究工作了。
美国的企业与大学之间，也应该提高彼此的交流层次，以刺激大学进行更多应用层面的研究。今天的美国，学术社群屡屡质疑大学与产业合作的密切关系，在程度上已经超过维护学术独立与学术自由的范围。事实上，德国和瑞士的经验显示，大学和产业的合作常常使双方都受益。
美国的大学研究是培养企业竞争优势的有利资源。美国企业虽然就近拥有这份得天独厚的资源，但在应用上却常落于外国企业。美国企业应该先确认关系本身产业的技术研究重点，主动投资，使研发成果萌芽，进而获得领先或优势的产品差异性。一个可行的做法是，由行业协会出面资助大学或研究机构，或进行委托研究，以便所属企业都能分享研发成果。如第12章所提到的，研发效果无法由主要竞争者进行联合研究计划产生。
不过，企业本身是加快美国产业创新步伐的关键角色。如果企业想要维持竞争优势，它们投资于研发活动的比重必须提高。和其他发达国家比较，美国企业研发投资的增长越来越低。1989年的数字显示，美国企业的研发经费占投资的比例是负增长。
尽管研发活动非常重要，不幸的是，今天美国从政府到企业的兴趣是保护“昨天”，而不是创造明天的研发成果。美国近年来一连串的动作，从努力延长专利权年限，推动严格限制模仿产品设计和造型的法案，坚持以输出技术来收取专利费等，在显示美国缺乏创新的信心，还无形中降低了竞争的力量。历史经验指出，前述的做法没有一项能达到持续竞争优势的效果。创新需要强大的诱因配合，而各国历史与美国产业发展的经验证明，一味防止创新成果的扩散，正是创新诱因的致命伤。美国人必须认清，高级技术的快速推广是产业集群内部技术扩散造成的，它需要经济持续繁荣，生产力不断提高等条件的配合。最好的做法是从培养活跃的竞争力、建立持续投资的事业目标，以及改善人力资源等活动着手。
民间储蓄率低 美国因为民间储蓄率过低、政府预算赤字太高，不但利率因此长期居高不下、股价低迷，同时也妨碍到企业的投资。美国企业在全球市场的地位不断下滑，原因之一就是美国企业持续追逐眼前利益，凡事皆以获利为满足。美国在这方面的问题，明显高于德国、日本与其他本书所研究的国家。
由于形成民间储蓄率低的因素还不清楚，美国想要一下子大幅提高民间储蓄率是有困难的。然而，美国政府应该有效利用税制，例如限制利息支出免税额，提高采购信用的级距，对定期存款提供更多诱因等，持续努力吸引国民储蓄。另一方面，由于政府赤字会妨碍到降低利率、提高股价、刺激投资等行为，美国政府必须在降低赤字上下工夫。许多学者已认识到，预算赤字会危害到国家经济和下一代的幸福。不过，更深一层来看预算赤字，它对产业发展的动因也伤害很大。
改善国内市场的需求条件 如果美国产业想要重新掌握创新的秘诀，国内市场的需求条件必须全面改善。以下是一些立刻该有的行动。
• 检讨相关法规 由于一些似是而非的错误观念，美国在产品安全、环境质量、能源效率、工作条件等方面的法规，不但未能从严立法并领先国际，反而大开倒车。例如里根政府时代，美国进口能源的比重虽然越来越高，石油造成环境污染的问题却越来越严重，联邦政府竟然还放宽能源运输的标准（老布什政府时又重新评估这项错误的政策，并针对环境问题提出比较正面的改革方案）。如果美国缺乏进步的民生法规，它的产业在相关领域的创新速度将会裹足不前，产品也出不了国门，打不进需求越来越精细的高级市场。对美国而言，严格的产品标准、环境质量等法规不但与社会质量有关，更是关系经济生死存亡的课题。
制定法规的目标应该是鼓励社会对新产品、新技术的需求，但是大多数时候，美国的做法正好背道而驰。因此从联邦政府以下，各级地方政府都应该检讨产品创新过程的相关法规。
与法规标准同样重要的是立法与执行法规的过程。如果美国政府在产业标准、批准新产品、新流程的态度上一再反复、犹豫不决，不但浪费产业的时间和资源，更会成为侵蚀产业创新的毒药。美国要谈竞争发展，就应该对法规的制定过程、执行过程、产品批准流程、监督机构和司法裁决等环节作通盘性检讨。好的立法过程可以包含足够的安全法则，使标准没有模糊不清的问题，并能缩短建立新标准和通过产品上市时间，减少叠床架屋的管制。美国的法规如果能够明确规范产品上市时间表，并将所有法律的议题放在立法过程解决，对美国产品将有非常积极而正面的影响。
技术标准的情况也一样。在目前的美国法令中，技术标准的各个环节常有不同的法规考虑。合理而有效的做法是，建立一个超越地域性分歧并可在基础技术上增进竞争优势的标准。它将加速产品改善和发展，也将使美国货更容易打入国外市场。
• 减少依赖国防采购 近几年来，美国国防部为了支持产业复兴，不断扩大它对产业的采购行动。但是前几章已经指出，政府以国防考虑支持本国产业固然有其必要性，但是做法上必须要符合一定的原则。一国的经济要发达，绝不能过度依赖国防采购这项政策工具。国防采购的目标也常会误导国内的竞争者，削弱国内市场竞争。它本身就有保护主义的危险性。更重要的是，对大多数产业而言，国防需求与民间需求是有差异的，国防需求的角色扩大，也会打乱产业的目标。
• 加强产品可靠性 目前也是全盘检讨美国产品可靠性的时机。重视产品可靠性的企业，可获得较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表现。不过，美国人频频诉讼、企业动辄挨告，必须付出巨额赔偿金的情形，已经违背保护消费者、提升产业的目标。
美国现行体系在处理产品可靠性的问题上，经常窒息产业创新的意愿。以第5章讨论过的医疗检测仪器产业为例，当各国都在积极开发闭环控制系统或病人自行检验的产品时，唯独美国企业受制于法规而无法投入。其他国家对这类产品可靠性都有一套既可保障消费者，又不影响企业创新的检查制度，企业在发展新产品上，并不会有问题。美国要改善这些问题，可行的做法是产品诉讼速审速结，建立合理的损害赔偿标准，淘汰不必要的司法诉讼程序等。
永续经营，降温并购活动 美国投资人、经理人和员工的事业目标，也是产业诸多的重要课题之一。在美国，投资人、经理人和员工的事业目标，可以说严重打击了产业的发展。美国的投资人因为金融市场变动而改变他们的投资目标。法人投资者虽然握有企业的所有权，但无法插手企业的经营管理。外界对他们的绩效判断指标，是以他们买卖企业的能力而非是否能够持续投资特定企业来判定。由于企业当下的营运状态会影响股价，逢高卖出不但可以赚得更多，也是法人介入企业经营的唯一途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经理人竭力避免企业走上合并之路的同时，拆除并购障碍、无意支持企业长期战略的主要力量，就是法人投资者。
美国投资人的态度主要受到资本利得课税增加的影响。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地区为了个人与社会的利益，不但鼓励企业投资，甚至不对资本利得课重税（参见表13-2）。
另一方面，美国企业的经理人由于所得包含企业每年的运营红利，加上经理人大多任期不长，他们关心的焦点多半只是企业的年度表现而已。为了使企业壮大，经理人很难抗拒不必牺牲太多既有眼前利益的并购诱惑。其次，经理人的薪资依企业规模（而非利润）决定，这更增加了并购行动的吸引力。即使不希望企业被并购的经理人，也必须时时留意企业在股市的表现。至于建立竞争优势所需要的持续投资、承担风险，反而乏人问津。
美国人对所属企业或职业的忠诚度也在下降。由于美国的教育培训投资不足，一般员工晋升发展的机会不在于技术方面的投资，而是不断跳槽，抬高身价。美国企业对员工的责任感也不够，它们随意雇人，任意裁员，在发展人力资源方面的投资严重不足。
如果美国想加快产业发展和创新速度，国民的事业目标一定要加强。如前几章所讨论的，要修正企业所有人和经理人的目标，并购活动只是火上浇油。积极稳健的做法是，鼓励企业盈余转增资，5年以上的长期资产所得应该得到减税优惠，并将此项优惠从一般投资者延伸到企业的工会等现行免税的法人单位。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不超过一年的短期资产所得税率则应提高，以激励他们持续投资而抵消赋税损失。
表13-2 领先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利得税制
注： 1. 资本利得与一般所得同一税率。美国许多州和部分城市也向资本利得课税。
2. 最高的长期税率和短期税率于1988年4月6日提高至40%，等于是一般所得的最高税率。资本利得被当做通货膨胀的指标。
3. 很多类资产的税率在5年后降至0。
4. 资本利得税率计划调至一般所得的税率水平。到1990年之前，长期与短期的最高税率将达到53%。
5. 意大利也正计划对资本利得课税。 资料来源：《华尔街日报》，1988年3月8日；作者的补充和整理。
此外，美国的企业管理也应该从其长期需要着手，例如放宽银行持有企业股票的限制，有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提供者间的长期合作关系。不过，美国应该继续投资人接管企业不受限制的做法，因为这个模式有助于管理纪律。
重新检讨企业战略 美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每况愈下，企业战略是亟待检验的一环。美国企业的最大问题是投资和创新方面的焦点不清。它们应该投资，却走上并购之路；它们应该创新、改善国内技术，却一味在海外采购产品和零件；它们应该加强对关联企业和当地大学的投资，但是力气却用在游说国会制定严格的贸易法案、防止外商的挑战上；它们应该在企业内部发展技术，结果却走上了看似方便但好处却不多的联盟之路。
美国企业一直以多元化为主要战略。数十年来的证据显示，不相干的并购无法增加企业利润，但是美国产业仍在持续并购中。美国企业经常舍弃公司现有技术进行内部创业，而追求徒劳无功的同化异质公司的行动。
如果美国企业想要拥有真正的竞争优势，它们必须重新调整方向。第11章所列出的各项步骤值得它们参考。美国企业应该对竞争有全新的认识。
竞争萎缩 竞争萎缩是美国产业走下坡的最重要因素。美国企业过去长期缺乏外商竞争压力，又处于供小于求的市场状态，结果导致竞争活动的寂静。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企业之间的并购活动巩固了许多产业的市场秩序，政府对托拉斯行为的松绑，更导致产业盟主直接并购主要竞争对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基于提高竞争优势的理由，这种交易行为最近还被正当化。主要竞争企业之间的联盟动作日渐频繁，同样也不被质疑。
企业并购严重违反企业反托拉斯的理念，甚至还会伤害到美国近年来一些自由化的成效。以航空运输业为例，自由化的最初目的是增加这个市场的竞争者，带动创新。但是企业之间相互并购的结果，使得美国的航空版图出现以区域为基础的“准”托拉斯集团。
20世纪70和80年代充满保护主义倾向的美国贸易政策，使得美国产业的竞争活动更加萎缩。在贸易法案中，国际市场被切割成各种特殊协议与交易的对象，而1988年的《贸易法案修正案》，更使任何产业一旦竞争受挫，无论是否遭到不公平对待，都可以寻求政府保护。这种做法的结果是国内市场竞争的快速消退，企业对来自国外的竞争压力更加麻痹，产业发展和创新过程的速度更为缓慢。以半导体产业为例，美日谈判所达成的协定，只造成产品价格提高，日本企业的利润增加，而美国产业缺乏芯片供应的情形更严重。
美国亟须重视对竞争的坚持。在美国产业在国际市场上节节败退之际，国内市场的竞争尤其重要。要恢复竞争，产业中主要竞争企业间的并购与联盟行为应该被禁止。这个原则也适用于外商并购美国企业的行动。当外商是以并购方式进入美国，并造成妨碍竞争时，这类活动应该不被允许。同样，主要竞争企业间的直接合作也不应该被鼓励，企业联合开发计划则该按照前几章所提示的原则进行。如果为了促成主要竞争企业合作生产而放宽《反托拉斯法》，基本上对产业发展并没有帮助。此外，除非抵触原则，同业公会的活动形态或产业上下游的合作不应被限制，因为这些活动与反垄断概念没有冲突。
破除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 和其他国家一样，美国贸易政策非但挡不住国内保护主义的压力，而且对国际市场有许多不当的干预。这套政策逐渐发展出来的“市场秩序协定”是对竞争本质的实质伤害。美国想要以这种方式解决贸易上的困境，从根本上就出了问题。长期来看，美国企业一味依赖国外保证销售，或维持国内市场占有率的做法，只会造成创新速度的减缓。美国人应该认清，以人为力量操控贸易活动，基本上就是贸易的卡特尔行为，这样解决不了问题。另外，第12章提过，政府如果为协助产业界转型，进行“暂时性”保护，成功的情形也不多。
美国如要改正错误，贸易政策应该针对其他国家的不公平补贴和贸易障碍而发，并对这些行为提高进口关税，限制那些国家在美国的投资活动，一步步迫使对方让步，停止它们的不当行为。同时，美国也必须特别注意国内市场是否因此出现垄断行为。贸易政策要有效果，美国对贸易的态度就必须更明确。和其他国家比起来，美国贸易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过程显得笨拙，太多联邦政府单位带着彼此矛盾的观点在里面运作。贸易相关法案因此常成为企业争取保护、避免投入竞争的工具。如第12章所列出的一些原则显示，美国的贸易政策需要作重大的整合。
新的企业哲学 要重回产业发展与竞争之林，美国人的人生哲学也必须改变。美国人现在已逐渐丧失自信心，在美国产业和政府中，只防御不攻击的情绪正在滋长。此外，美国人心中充满利用美元贬值、放宽法规、鼓励垄断、主要竞争企业间互相合作、针对特定技术进行垄断，以及“暂时性”保护政策的念头。这些想法除了短期有用外，只会使美国的竞争优势遭受更长期的损失。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希望政府出面解决竞争力的问题，但是只要政府出手，它就不会自动停止，以至于造成产业自信心的全面崩溃。以今天而言，时间虽已稍迟，但美国人应该回归一些逐渐被忽略的传统价值。它们是个人创业、重视教育、竞争、长期投资、严格标准，以及自由贸易等。
新世纪，新课题
每个国家都有它独特的问题、机会与解决问题的限制。但是在本书的研究中也发现，即使有差异，各国之间仍有清楚而相同的部分。每个国家创造生产要素和发展速度的表现，基本上决定了这个国家的经济能不能进步；国内市场竞争的程度又与产业潜力能否发挥有密切关系。当一个国家走到繁荣的境界并想持续下去时，它面对的挑战是如何保持竞争状态。这些又回归到这个国家的企业和员工在事业目标上的正确性。同样，要使企业能够时时察觉客户的新需求与新挑战，国内市场需求条件就必须持续改善。
企业要竞争，它的战略就必须不断进行修正。企业必须克服投入不相干产业多元化经营的诱惑。如果资本市场发挥良好的功能，它应该培养投资人既不见利思迁，还能有打死不退的事业忠诚感。矛盾的是，许多国家为了追求资本市场的效率，却为企业投资带来危机。最后，政府的政策同样必须持续修正，以为创造一个更高级、更进步的经济体打好基础。政府应该要了解，政策修正必然遭遇希望延缓的政治压力、利益团体的抗拒，以及无视国内外竞争形态时时在变而只抱着狭隘观点的人士的阻挠。
本章所分析的这些国家的情况中，每个国家都有它的不利条件，同时它们也往往会寻求保护，或主张经济集中化与追求稳定等方式去解决问题。不管全球经济如何进步，不论各国竞争命运如何，它们的成败事实上取决于抗拒这些趋势的能力。 全球战略思想研究合集（套装共8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