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钻石体系的四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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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钻石体系的四大要素
迈克尔·波特
国家是企业最基本的竞争优势，因为它能创造并保持企业的竞争条件。国家不但影响企业所制定的战略，也是创造并延续生产与技术发展的核心。
国家常常是在企业努力创造、持续全球竞争优势的过程中逐渐现身，发挥功效的。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所扮演的角色相当复杂。首先，国家的竞争优势与以下几个前提有关：
1. 竞争的形态会随不同的产业及产业环节而改变。因此，国家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必须放在一个产业或产业环节中来看，而非广义地囊括所有“产业”。研究方式也不是依赖广泛、单一的劳动成本或经济规模，而是依各种产业不同的竞争资源来评断。由于发展产品的条件会随产业性质而有所不同，因此企业与国家环境的关系远比单纯的成本差异更重要。
2. 跨国企业的价值链不一定全放在母国。全球竞争虽然可能改变企业母国的角色，但不意味着母国将丧失它的竞争优势，因此，我们研究的重点不在于探究为什么一个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企业会从母国出走，而是为什么这个国家被跨国企业选为竞争的“基地”。在这里，基地的定义包含了企业在此制定竞争战略、开发核心产品和生产流程、研究最关键的技术，基地也是企业的母国整合本身优势、朝向全球发展的舞台。
3. 在国际竞争中，企业的竞争优势来自改善、创新和升级。企业在技术和管理上的创新包含了新产品、新流程、新营销手法、新客户群等。长期的努力对创新的催生效果绝不亚于灵机一动。
企业一开始要掌握竞争优势，是通过不断主动改变竞争优势的基础。要做到这一点它就必须迅速改善以保持领先。这表示企业不仅要更有效地保持现有优势，而且要随时间持续扩大并提升竞争优势，也就是要往更精密的产业环节发展。企业若要创新和升级，就必须先觉察产业的变迁趋势，并全力以赴。
熊彼特在几十年前就强调过，竞争是一种丰沛的动能，经济竞争的本质不是为了平衡，而是为了无止境的变化。因此，改善和创新也绝非一劳永逸的事，而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对企业与国家而言，今天的任何一个优势可能很快就会被超越或淘汰。因此国家与产业竞争力的关系，也正是国家如何刺激产业改善和创新的关系。 我们必须分析解释，为什么一个国家能提供产业快速持续改善和创新的环境，并使它能摆脱国际竞争对手的纠缠。基本上，创造并保持竞争优势绝非一蹴而就。换句话说，我们必须了解国家环境如何帮助企业克服惰性和依赖保护的心态。
最后，要建立竞争优势，单凭察觉一个新的市场需要或新科技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企业必须能更果敢地抢先运用这些条件。产业结构转变时，新的结构往往颠覆原本领先者的优势，并给予迅速行动的企业绝佳的竞争机会。要讨论国家竞争优势，我们也必须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的企业在回应国际市场的需求时，能以行动敏捷而著称。
本书不仅承认各个国家之间有不同的竞争优势，同时还要合理解释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一般而言，贸易的条件来自经济规模、技术领先和独特的产品，拥有这些条件的企业就有出口能力。 问题是，前述条件只是竞争力的结果而非原因。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哪一个国家的企业能拥有这些条件。有些国家的企业拥有高级技术能力、能够生产高质量产品并能抓住客户需求，但我们的问题是：这些能力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钻石体系打造国家优势
一个国家为什么能在某种产业的国际竞争中崭露头角？答案必须从每个国家都有的4项环境因素来讨论。这些因素可能会加强本国企业创造国内竞争优势的速度，也可能造成企业发展停滞不前（见图3-1）：
1. 生产要素——一个国家在特定产业竞争中有关生产方面的表现，如人工素质或基础设施的良莠不齐。
2. 需求条件——本国市场对该项产业所提供产品或服务的需求如何。
3. 相关产业与支持性产业——这些产业的相关产业和上游产业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
4. 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和同业竞争——企业在一个国家的基础、组织和管理形态，以及国内市场竞争对手的表现。
图3-1 国家优势的关键要素
这些单一或系统性的环境因素都关系到企业的产生与竞争模式，例如企业是否能拥有资源和技术以在产业中形成竞争优势；能否取得相关信息以捕获商机和趋势，并妥善运用本身的资源和技术；能否建立管理者、经营者、员工的共同目标，并促使员工发挥竞争力；以及最重要的，推动企业持续投资和创新的压力。
企业对国家的责任感，通常是因为母国环境能提供快速积累形成的技术和资源，进而使得企业获得竞争优势。企业竞争优势的增加也要依赖母国提供更多有关产品和流程的信息与洞察力，而经营者、投资者与员工也必须持续投资所属的产业，拥有强烈使命感。最后，一个国家能成功发展某项产业，是因为该国环境的活力与挑战力最强，促使这项产业中的企业持续升级并扩大它的优势。
由上述4项关键要素形成的“钻石体系”，关系到一个国家的产业或产业环节能否成功。但是这并不意味只要是属于该国的企业就都能成功。事实上，即使在最有活力的国家环境中，资源和技术也不是平均分配使用，部分企业的失败是必然的。然而一旦能够在一国之内脱颖而出，则必然会成为国际竞争中的赢家。
钻石体系也是一个双向强化的系统，其中任何一项因素的效果必然影响到另一项的状态。以需求条件为例，除非竞争十分激烈，可以刺激企业有些反应，否则再有利的需求条件也不一定形成它的竞争优势。而当企业获得钻石体系中任何一项因素的优势时，也会帮助它创造或提升其他因素上的优势。
对于高度依赖天然资源或技术层次较低的产业而言，可能只需具备钻石体系中的两项因素就能得到竞争优势，但问题是，这样的优势通常会因产业的快速变化或其他国际竞争者的先发制人而无法持久。即使是以知识密集型产业为核心的先进经济实体，也必须先贯通钻石体系内部的各项因素，才能保有其竞争力。拥有钻石体系中的每一项优势，不一定等于拥有了国际竞争优势。要能将这些因素交错运用、形成企业自我强化的优势，才是国外竞争对手无法模仿或摧毁的。
在国家环境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上，还有“机会”和“政府”等两个因素。产业发展的机会通常要等基础发明、技术、战争、政治环境发展、国外市场需求等方面出现重大变革与突破。“机会”通常非企业或政府所能控制。这些“机会”因素可能会调整产业结构，为一国的企业超越另一国企业提供机会，因此，机会条件在许多产业竞争优势上的影响力不容忽视。
构成整个竞争力拼图的最后一片是政府。各层次的政府部门在这方面的影响力，最容易看到的就是政策对钻石体系造成的作用。比方说，反托拉斯法有助于国内竞争对手的崛起，法规可能会改变国内市场的需求情形，教育发展可以改变生产要素，政府的保护收购可能会刺激相关产业兴起等等。漠视经济政策对国家优势的影响，正如过度夸大或过度贬抑国家与企业的关系，都是不切实际的。
本章将探讨，钻石体系中的各项因素分别会对企业在某个产业内追求竞争优势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结合起来又会造成什么影响。下一章将研究这些因素如何相互影响，并形成一个动力系统。
产业是研究国家竞争优势时的基本单位。一个国家的成功并非来自某一项产业的成功，而是来自纵横交织的产业集群。一个国家的经济是由各种产业集群所组成，这些产业集群弥补并提供竞争优势（当然也可能造成竞争劣势），反映了经济的发展。至于国际竞争中的国家经济发展，将会在稍后的篇幅讨论。
生产要素：互通有无的根本
每个国家都拥有经济学家所称的生产要素。生产要素如人工、耕地、天然资源、资本与基础设施等是任何一个产业最上游的竞争条件。各派经济学者对生产要素的用语也许不同，但这是探讨经济学与贸易理论的前提，也是横贯本书的重要概念。
贸易理论通常以生产要素为基础。根据贸易理论，每个国家有不同的生产要素，国际上之所以会有贸易活动，就是因为每一个国家会出口本身生产要素相对充沛的产品。 以美国为例，由于它拥有广阔的土地和可耕地，因此它成为了农产品大宗出口国家。
国家的天然条件明显地在企业竞争优势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像近年来的泰国就是以低工资缔造快速成长的制造业竞争力。不过，生产要素的角色通常还有更深层的意义。大多数产业的竞争优势中（尤其是对先进经济体中最根本带动生产率的产业而言），生产要素通常是创造得来而非自然天成的，并且会随各个国家及其产业性质而有极大的差异。因此，无论在任何时期，天然的生产要素都没有被创造、升级和专业化的人为产业条件那么重要。更有趣的是，不虞匮乏的生产要素可能会反向地抑制竞争优势，而不能提供正向的激励作用。因为企业在面对不良的生产环境时，才会激励出应变的战略和创新，进而持续竞争成功。
细分资源类别
要了解生产要素与国家竞争力的关系，最直接、最有意义的方式就是观察产业竞争。生产因素通常被广义地细分成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因此很难看出它与每一个产业竞争优势的关系。 事实上，生产要素可以被归纳成下列几大类：
•人力资源 要考察工作量和技术能力、人力成本（含管理层），同时也考虑标准工时和劳动伦理的表现。人力资源又可以作金字塔形的分类，像是工匠、电子工程博士、电脑程序员等不同的劳动层次。
•天然资源 这个范畴包含先天资源的充沛与否、质量优劣、土地价格、水力、矿藏、林产、水力发电、渔场及其他有形资源，例如气候与国家的地理位置、面积。一个国家和其他国家间的地理位置关系会影响到它对市场、供应、运输成本、文化与商业间的适应性。例如瑞典的产业就长期受到比邻的德国的影响。全球同步通信的发展趋势也使得国家的时区位置变得更重要。英国由于介于美国和日本之间，因此它的金融业可同时面向美、日两国从而获益甚多。
•知识资源 一个国家在科学、技术和市场知识上的发展，也会关系到产业产品和服务的表现。知识资源来源于大学、政府研究机构、私立研究单位、政府统计部门、商业与科学期刊、市场研究报告与资料库、行业协会及其他来源。一个国家的科学与相关知识资源可以再细分为金字塔形的学科层级，例如专业音响、材料科学和土壤化学等。
•资本资源 每个国家金融产业的资本成本、可运用的资金总额有很大的差异，可以通过信用贷款、抵押贷款、垃圾债券（junk bonds，指高风险、转让频繁的股票）和风险资本（venture capital，又称创业资本）等形式运作。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以及使用它的形式，又受到国民储蓄率和资本市场结构的影响，因此随各国国情而有所不同。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以及巨额资金在各国间流动的情形，使得各国在资本方面的条件日趋一致，不过，各国在资本资源上的实质差异仍然存在，并且可以辨认区分。
•基础设施 像运输系统、通信系统、邮政和快递、付款、转账、健康保健等都属于基础设施的内容。它们的形态、质量和使用成本都会影响到竞争。基础设施也包含如房屋供给和文化机构等因素，因为它们会影响到这个国家的生活质量以及人民工作、居住的意愿。
这些生产要素通常是混合出现的，每个产业对它们的依赖程度也随产业性质而不同。在有些产业中，企业只要能掌握低成本或独特高质量的生产形态，就能巩固竞争优势。如新加坡位在中东和日本的航运中途点，自然成为修船中心；瑞士境内拥有拉丁语、法语、德语三个语言区，因此具有能够处理复杂语言的文化能力，使得它在银行、贸易和维修等服务业上占有特别优势；德国和瑞士因为拥有充沛的光学技术工人，因此光学相关产品能蓬勃发展。一般比较优势理论所讨论的，就是这种国家内部产业和生产要素上的竞争。
然而，这些资源还有更复杂的一面。上述生产资源是否与竞争优势有关，要看它们被应用时所发挥的效率与效能。这又与企业在应用生产资源与技术（包括流程和工厂事务）时如何抉择有关。 事实上，光是技术一项，若有不同的选择，就可能大大改变某些资源的价值。专业人才与高水平的人力可以应用到各种产业上，因此，这些人力资源在哪里使用反而比如何使用更重要。单看国家是否有这些资源并不足以解释竞争的成果。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一些资源是完全未被开发或使用不当甚至是错置的情形。通过钻石体系中其他关键要素的影响，将可以看出生产要素配置得当所产生的国际竞争效果。
如前所述，今天绝大多数新兴工业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基础设施方面的资源应用已成果显著，受过中高等教育的劳动人口也比较充沛。以韩国为例，其国民就业率几乎达百分之百，全国有近200所大学。同时，产业活动的全球化，也使得一些传统的国内生产要素重要性降低，现代的跨国企业可以通过采购与海外设厂方式取得本身所欠缺的生产资源。产业活动全球化绝不仅是为了取得生产要素而已，更重要的目的是，提高生产要素的应用以增进本身的竞争优势。
最后，生产要素中的人力资源、知识和资本是可以在各国间流动的。高级技术人才正如科技知识般高度流动，这种人才流动随着国际通信的发达而更显著。 当一国任凭它拥有的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离去时，这一部分生产要素也就不成为该国的优势。能有效应用这些流动的生产要素、提高本身生产率的国家，通常也是国际竞争中的赢家，这一点可在讨论钻石体系其他关键要素时清楚地看出。
初级生产要素的没落
要了解竞争优势中生产要素所占的重要性，必须先将生产要素分门别类。生产要素基本上有两种分类方式。第一种分类方式是将它们分为初级生产要素（basic factor）和高级生产要素（advanced factor）。初级生产要素包括天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非技术人工与半技术人工、资本等；高级生产要素则包括现代化通信的基础设施、高等教育人力（如电脑科学家和工程师），以及各大学研究所等。
一个国家的生产要素中只有极少数是先天得来的优势，绝大多数必须通过长期技术开发，而且每种生产要素所需的投资情况又有极大的差异。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的区别在于，前者是被动继承的，或只需要简单的私人及社会投资就能拥有。但是在国家或企业的竞争力上，这类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低。
初级生产要素已不再重要，主要是因为对它们的需求减少，供给量却相对地增加，而且跨国企业已能通过全球市场的网络取得这些生产要素。因此，初级生产要素的回收周转速度减慢，其地理位置也不再重要，薪水压力则使得缺乏技能的工人身价日降，不论这些人工所属的国家有无竞争力，都无法担保他们在就业市场中的地位，这些考虑又让初级生产要素的重要性更为下降。初级生产要素的没落正说明了，一些企业为压低生产成本而在各国分工活动的贸易现象。但这部分理论还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大多数产业仍以母国为基地。
在以天然产品或农业为主的产业（像林业或黄豆业），以及对技能需求不高或技术已经普及的产业而言，初级生产要素仍有其重要性。公寓或学校等民间建筑业就是一个例子，韩国因为人工成本低、纪律佳，因此一度成为国际建筑产业的一员。然而，当其他发展中国家以更低廉的人工（意大利则改用印度等地的外籍人工）迎战时，韩国的优势随即消失。结果是，韩国建筑业在中东市场一蹶不振，迅速走下坡，这也说明初级生产要素本身的浮动不定。
高级生产要素对竞争优势的重要性就高多了。企业若要以独树一帜的产品或独特的生产技术等换得高层次的竞争优势，非得借此高级生产要素不可。高级生产要素不如初级生产要素普遍，原因是它需要先在人力和资本上大量而持续地投资。作为培养高级生产要素的研究所或教育计划，本身就需要更精致的人力资源和技术。想由国际市场或海外子公司取得高级生产要素也很困难。如同创新能力，高级生产要素是融合在一个公司的产品设计和发展过程之中的。当高级生产要素是由母国发动并且切实符合企业的整体发展战略时，它的价值也很高。
对许多产业而言，高级生产要素的重要性不容置疑。以丹麦为例，若不是有精密的发酵科技为基础，丹麦无法成功发展出发酵工业。丹麦各大学所培养出来的家具设计师更是该国家具工业的骨干。美国在电脑软硬件方面的人才和技术，不但使得它在电脑业上称雄，同时也提升了其金融服务业和电子医疗产业的竞争力。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对产业界投下比同期其他国家更多的工程师人才，他们对日本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意义绝非当时低薪的日本人工所能比。
但必须注意的是，高级生产要素仍必须有初级生产要素作为基础。例如国家要培养博士级的生物学家，先决条件是发展大学相关领域的科系和研究生院，这也意味着初级生产要素虽然缺乏持久力，但是它的数量与素质却是创造高级生产要素所不能缺少的基础。
生产要素的第二种分类方式是根据它们的专业程度。一般性生产要素（generalized factor）包括公路系统、资本、受过大学教育而且上进心强的员工，它们可以被用在任何一种产业上。而专业性生产要素（specialized factor）则限制在技术型人力、先进的基础设施、专业知识领域，及其他定义更明确且针对单一产业的因素。专门研究光学的研究机构、化工业专用码头、汽车模型设计群或是凭借风险资本而创业的软件公司等都属专业性生产要素。 一般而言，前述高级生产要素多半有专业化的倾向，但也有例外的情形，例如，专业的高级电脑程序设计师现今已普遍适用于很多一般产业中。
专业性生产要素提供产业更具决定性和持续力的竞争优势基础。一般性生产要素虽然能提供最基本的优势，但是这些优势很多国家都有，效果相对不甚显著。如劳动力密集的装配业等依赖一般性生产要素的产业，往往很容易在海外找到更理想的基地。
专业性生产要素要求更明确、通常风险也更高的私人或社会性资本。很多例子显示，专业性生产要素是由一般性生产要素发展出来的，这也使得它们更为难得。越精密的产业通常越需要专业性生产要素。拥有专业性生产要素，产业也会产生更高级的竞争优势。专业性生产要素通常能经由整合而达成创新。
一般来说，企业的母国基地比海外据点更需要专业性生产要素，而专业性生产要素到了海外，也不容易发挥作用。外商若想在当地培养专业性生产要素或高级生产要素，也比本地企业困难。例如，在日本，外商要找到高级日本工程师或使用大学研究成果的困难程度远大于日本企业。
一个国家想要经由生产要素建立起产业强大又持久的竞争优势，则必须发展高级生产要素和专业性生产要素。这两类生产要素的可获得性与精致程度也决定了竞争优势的质量，以及竞争优势将继续升级或被超越的命运。以光学产业为例，德国企业能持续在光学产品上改善与提升质量，就是靠当地大学的光学物理研究计划成果，以及相关技职教育所提供的高级技术工人。
反之，当国家把竞争优势建立在初级与一般性生产要素时，它通常是浮动不稳的，一旦新的国家踏上相同的发展阶梯，也就是该国竞争优势结束之时。 了解生产要素的复杂，事实上也解释了前面提过的矛盾问题：当一个国家的企业要保持它的国际竞争优势时，它应该主动摆脱当时的初级生产要素优势。至于用什么方式刺激企业主动摆脱对初级和一般性生产要素的依赖，是接下来必须讨论的重要问题，钻石体系中的其他关键要素也可以提供一些解答。
生产要素优势有它重要的动力特征，像知识、科学或产品改善等高级生产要素的标准就是持续发展的。例如一位1965年时的电子工程师，其所掌握的识在20世纪90年代几乎被完全淘汰。这位工程师只有不断接受培训和充实知识，才能在专业领域中继续发展。长此以往，现场生产线的问题可能需要硕士或博士程度的训练才能解决。
专业性生产要素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今天的专业性生产要素到了明天就成了一般性生产要素。在过去，一个大学毕业的电子工程师就是一个专业因素，能够让他发挥的产业领域也不多。今天，几乎各式各样的产业都需要这样的生产要素。这种生产要素的专业性会随时间而丧失的情况，在科学领域最为明显，原因是科学知识正不断出现更细的分支。人力资源、基础设施甚至资金来源也同样面临这种现象。
生产要素如果不能持续升级和专业化，它对竞争优势的价值就会越来越低。知识与技术型人力资源虽是提升竞争优势的两大条件，却也是贬值最快的两个条件。这也指出，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拥有的生产要素优势，并不足以成为国家持续成功的理由。
如何创造生产要素
生产要素的另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它们是自然而成的还是由国家主动创造出来的。专业性和高级生产要素通常是创造出来的。一套完整的国家电信系统或培养为数众多的微生物学家，是靠点点滴滴的投资换得的，包括个人追求技术的进步、企业对竞争的要求，甚至社会机构或政府重视社会公益与经济发展等都可以算是投资的一部分。 有助于创造生产要素的环境包括公私立教育机构、技职训练计划、政府与民间研究机构，以及社区医院和港务局等基础建设。当全球的生产要素标准普遍提高之后，借生产要素发展竞争优势绝不能再一蹴而就，而必须持续投资，并以提升质量、避免被淘汰为目标。 要刺激专业性与高级生产要素的发展，有待国家对环境中最不利的部分进行最大、最持续的投资。
产业表现卓越的国家经常也是创造生产要素或提升必要生产要素的高手，因此，能拥有高级研究环境的国家，其竞争力也将提高。 对国家而言，能创造出生产要素的机制远比拥有生产要素的程度重要。它们之间的差别将在稍后的篇幅举例说明。
进一步观察，若要创造对产业有利的生产要素，民营部门绝不能缺席。专业性与高级生产要素对创造竞争优势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企业也必须认清它在产业竞争中最有利的位置。但政府在投资生产要素时，往往偏重初级和一般性的项目，例如投资研究基础科学。基础科学也许是创新科技商业化的种子，但是除非产业界能将有关的研究成果转换应用成产品或服务，否则基础科学不会形成竞争优势。若是政府创造高级、专业性生产要素的动作不能和产业界衔接，或是因为政府本身组织庞大、对外界需求反应慢、无法认识某些产业的特定需求，则往往使投注在创造生产要素上的努力以失败收场。由企业、行业协会或个人共同大力投资创造生产要素，才是催生国家与产业竞争优势的主力。
因为不同国家投资不同的生产要素，因此所架构的环境也有多样的质量与形态。比如说，丹麦的两家糖尿病教学研究医院，分别由诺和工业与诺德胰岛素公司两家世界级胰岛素大公司投资拥有（两家公司现已合并为诺和诺德制药公司）；德国技术职业教育专门针对印刷、汽车组装、工具制造等领域发展；在美国，到处可见的农学院通过农会组成产学网络，进而带动农业科技的进步；另外，无以计数的研究计划和教育课程也带动了美国电脑科技的发展与进步。这种环境上的差异，也会延伸到产业中。日本就偏好将生产要素的创造环境建立在民间部门，而瑞典则是公共机构的比重较高，意大利有许多创造环境是非正式的，并且蕴藏在家族之中。一个国家生产要素的创造机制，必须回溯到这个国家的历史传统、政治与社会价值功能上，而这些因素多少会限制一国可以竞争的产业种类。
没有一个国家能完全创造或提升所有形态的生产要素。在诸多的生产要素当中，哪些是必须提升或创造的、如何进行才有效率等问题，则与内需市场的情形、相关产业表现、企业发展目标和竞争对手等钻石体系里的其他关键要素有关。即使是政府的投资方向也同样深受这些关键要素的影响，这也显示出一个国家的高级与专业性生产要素，不仅是形成该国竞争优势的成因，也是竞争优势出现后的附带效果。
不利的生产要素
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其实还可以从不利的生产要素中形成。在狭义的国际竞争中，竞争优势是源自于丰富的资源，并将科技视为外部条件。然而，在实际竞争中，丰富的资源或廉价的成本因素往往造成资源配置没有效率。 另一方面，人工短缺、资源不足、地理气候环境恶劣等不利因素，反而会形成一股刺激产业创新的压力。国家汇率持续升值也会产生相同的效果。 不利的生产要素使企业的竞争优势升级，并持续下去。由此看来，狭义的竞争劣势甚至可能成为形成竞争优势的源头。
意大利的钢铁业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产业面临资金成本与能源成本过高、本地资源缺乏等问题，由于国有钢铁企业集中在南部，靠近海港，民营钢铁企业如Gruppo Lucchini等就被迫聚集在北部伦巴底省的布雷西亚。当地世界一流的小型炼钢炉技术就是在成本高、距离海港远、国有运输系统欠缺效率等不利条件下产生的。布雷西亚钢铁企业的小型炼钢厂，不但成本和能源消耗量较低，还能回收废钢再次提炼。这种技术也使得当地的钢铁企业能以小规模生产、接近客户与应用废料等优势而获利。意大利钢铁企业如达涅利公司（Danieli）等，不但是最重要的小型炼钢厂，也是全球小型炼钢炉的设备供应商。
一般性、初级生产要素的竞争优势（如本地原料或半技术型人工）通常会被创新流程所取代淘汰。生产自动化将使得人工无用武之地，而新材料更将取代传统资源的优势。 此外，创新通常也有降低成本的效果。它所形成的高级生产要素对降低产品不良率、提升产品质量方面的价值，更是难以估量。
企业可以利用创新来弥补基础设施、材料或劳动力形态等方面的劣势。创新对产业的影响，不但有提高资源利用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创新会使产业摆脱初级生产要素的限制，向升级之路发展。当企业解除不利的生产要素所带来的威胁时，会努力寻求更高级的优势（如科技授权、以自动化设备发展规模经济等），而使竞争力更持久、更有可能抬高产品价格；与此同时，升级和专业化的压力也会使企业加速培养高级人力资源和发展基础设施。
这种效应也可以用体育运动来说明。如瑞典等著名的弯道滑雪国家，本身并没有适合建大弯道滑雪道的高山环境，于是它们因地制宜，把小山丘和小滑道设计得更有挑战性，选手们的技术水平便因而提高。
因此，生产要素中不利部分的作用，必须先看产业界如何应对、改进才能判断。企业创新的途径很多，其中变数也不少。然而，创新一旦出现，就会改变现有状态。 当企业集中力量持续创新时，成果会越来越多，尤其可以减轻原先可能构成的严重压力。
对企业而言，利用创新弥补本身弱点所得的成效，远大于增加新的优势。企业创新的重点往往在于改善不利的生产要素，因为不利的生产要素是看得见的瓶颈，也是明显的威胁，更是为了提高竞争地位亟待克服的问题。这些不利的生产要素也会刺激企业寻找新的解决办法。而贯穿本书的主题就是：如何化劣势为优势，而非一味依赖充沛的资源和舒适的环境来发展竞争优势。
不利的生产要素也会刺激企业脱离成本竞争等初级生产要素，寻求高层次的竞争优势。换句话说，充沛的环境资源会使企业在小康格局中自满，延迟引进先进科技的速度。这两者最后的差距就在于由生产率提升所产生的竞争优势上。
环境太舒适固然会造成企业不求进步，然而不利的生产要素太多，同样会使环境成为逆境，使生产活动瘫痪。因此，一个企业应选择性地逐渐改善它所面对的不利生产要素，而非试图一次完成全面改造。进步和创新的最佳环境组合是：企业面对的压力适中，环境条件利弊参半，并有步骤地处理它所面临的不利因素。
对企业竞争优势而言，不利的生产要素如果能化成使企业认清环境的信号，就已经算是有所贡献。因为，如此一来，企业会及早面对问题并积极地进行改善，并将效果扩散开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瑞士可能是全球第一个出现人工短缺但又极力排斥引进外国劳动力的国家。这种情势逼迫瑞士的企业必须及早应对，它们努力提高员工的生产率、产品的附加价值、寻找更长远的市场和产业环节。当瑞士努力改善本身竞争劣势时，其他国家还未出现人工短缺的现象，也就不再把注意力放在这方面。
本地企业的生产成本高于外国竞争对手，是产业竞争中最常见的不利因素。很多产业都遭遇过地价昂贵、工厂不易取得土地等不利状况。日本产业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创造了零库存和其他节省生产空间的工艺流程，而奇迹般地解决了库存量的问题。跟生产成本过高的情形一样，匮乏的生产要素、不易取得的资源、生产要素的使用方式受到严格限制等现象，通常也会刺激产业的创新与应变能力。
企业改善不利生产要素的动力，主要受制于它对问题的注意和努力。因此，假如企业能比其他国家竞争者更早感受到成本因素的变动趋势，就会走上创新的途径。当本地企业面对明显且快速的成本变化或自知条件不如人时，也会努力创新改革。
最后，企业即使在成本上绝对优于其他国家的竞争者，仍应该努力创新，改善生产相关成本的不利之处。例如，本地的工资虽然比其他国家便宜，却占生产成本的比重过高，企业可能还是应该选择放弃或避开需要廉价人工的产业，这种情况在意大利的产业中就曾出现。意大利的产业不但是全球自动化生产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重要的自动化设备出口国。
本书所调查的产业中，企业选择性地克服不利生产要素的情形相当普遍，这也是它们争取到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过程。例如20世纪以来，德国的巴斯夫和赫斯特长期研发人工靛青染料，目的就是克服该国不生产天然靛青而由外国进口原料、使得成本过高的不利因素。英国因为可以从所属殖民地进口廉价的靛青原料，所以没有成本压力，对于创新的意愿就相对较低。这也可以看出，原料的缺乏常是一个国家产业创新的原动力。
创新的另一个动力来源是人工匮乏、工资过高，或难以解雇等问题。德国、瑞士、瑞典、日本、意大利等国都有这些问题。终生雇佣制或不得随意解聘员工的限制使这些国家的企业不敢轻易扩充人力，偏好自动化作业。它们也快速朝向更独特的市场细分迈进。气候和地理环境上的不利情形也会刺激企业创新。瑞典的企业在修建房屋方面有强大竞争力，部分原因是该国建筑工作天数较其他国家少，建筑工人的薪水又奇高无比；这些问题都使得企业重视高效率的建筑方法。另外，瑞典和日本因为处于国际市场边缘，它们的企业也在物流系统上特别下工夫。
然而，要使不利的生产要素转换成创新的动力，还需要其他竞争要素的配合。例如产业要创新，企业必须有充分的人力资源，再加上国内市场需求的配合。忠诚和永续经营的产业目标是另一项先决条件。如果企业经营缺少对产业的忠诚度，抱着捞一把就走的态度，就不会认真面对不利的生产要素，更不会用心创新。同样重要的是，国内的竞争气氛会刺激企业追求更长远的优势，以超越本地竞争者。
面对不利的生产要素时，钻石体系的其他部分往往也会影响产业的抉择： 到底是应该花时间改善现有的不利因素，还是用偷懒方式、干脆到国外去寻找较好较便宜的资源？美国消费电子企业面临当地人工成本增加的窘境时，就把产品、生产线和工厂通通搬到中国台湾和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这个做法虽然化解了人工成本的压力，但是对提升竞争优势的意义并不大。相较之下，日本的竞争者同样有国内市场竞争激烈并趋于饱和的难题，但是日本是通过自动化来减少劳动成本，因此淘汰了低层次的产品零部件，改善了产品质量，日本企业进而在美国对手已放弃的美国本土设立装配厂，成功地攻下竞争对手的大本营。
荷兰虽然不在本书研究的10个国家之内，但是荷兰的鲜花业却充分表现出化劣势为优势的转换效果，很值得提出来讨论。 荷兰这个国家虽然长年低温、湿寒，但是每年出口的鲜花价值高达10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一大鲜花出口国。
荷兰的竞争力源自该国鲜花企业能化不利的生产要素为竞争优势。这些花卉企业发展温室，培养新品种花卉，并找出节约能源以及其他能延续花卉产业竞争优势的技术。创新过程中，荷兰企业利用当地丰富的天然气资源，充分化不利因素为竞争条件。由于气候恶劣，荷兰的花卉企业没有遵循传统改善耕作技术的思考方式，而是特意在提升产品的竞争优势上下工夫，它们强调钻石体系中各个关键要素的配合，发展花卉培育、包装、运输等方面的支持产业。例如该国有施普伦格中心、阿勒斯米尔研究院等研究机构，也有高效率而完整的花卉处理和空运网络 。荷兰一年四季鲜花需求不断，带动了企业家投资花卉业的兴趣；单是在荷兰，就有10家拍卖公司，而种植企业、营销人员、对市场竞争的推波助澜、专业温室设备的出口等条件，又反过来推动该国花卉业在技术上的升级。
需求条件——产业冲刺的动力
国内需求市场是产业竞争优势的第二个关键要素。本书所研究的每一种产业几乎都可以看到母国市场的影响力。内需市场借着它对规模经济的影响力而提高了效率。 不过，内需市场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产业发展的动力，它会刺激企业改进和创新。这可以从以下3点看出：（1）国内市场的性质，如客户的需求形态；（2）国内市场的大小与成长速度；（3）从国内市场需求转换为国际市场需求的能力。后两点又是第一点的延伸。从竞争优势的观点来看，国内市场的质量绝对比市场需求量更重要。
在产业竞争优势上，国内市场的影响力主要通过客户需求的形态和特征来施展。 这种市场特征会影响企业如何认知、解读并回应客户的需求。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企业可以及早发现在国内市场中的客户需求，这是外国竞争对手所不能及的地方。 产业或产业环节的竞争优势也是从这里产生。同样，如果国内市场的客户要求较多，本地企业会在市场压力下努力改善和创新，形成更先进的竞争优势，进而成为这个国家的产业竞争优势。这种市场与竞争力的微妙关系，就在各国不同形态的内需市场中表现出来。
全球竞争乍看之下似乎减少了国内市场的重要性，实则不然。国内市场深深影响了企业认知与诠释客户需求的能力。导致这种情形的原因有很多。 第一点是注意力。企业对周遭需求的注意力是最敏感的，所需的成本也最低。新产品开发部门或研发计划的负责人作决策时，很少会考虑本地市场以外的需求。企业的产品如果能在本地市场取得成功，它所获得的自我肯定与掌声也是最多的。此外，国内市场的客户压力是企业最直接的压力，而文化和地缘的一致又使彼此间在沟通过程中可能造成的误差降到最低。
但国内市场的重要性不只在吸引企业的注意力而已。了解客户的不二法门是接近客户，而国内市场除了为企业提供对客户更多更充分的认识、行动上更多的自信外，还可以让客户与公司的技术主管、管理层直接面对面沟通，以便充分掌握客户的处境等。 如果企业是和外国客户做生意，可能很难有这些好处，因为如果企业的决策层与当地无法融合也不熟悉当地客户群，即使该公司在当地的分公司获得充分授权、完全本土化，其仍会遭逢一项困扰，例如，如何把当地市场的变化和客户需求的状态充分传达到总公司。基本上，产品是根据母国市场的需求而设计的，所有的考虑都指向母国市场。 在产业的国家竞争优势中，母国市场的客户形态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企业若无法掌握母国市场的损失，就无法完全靠出口来弥补。本国市场要能产生国家竞争优势，还必须具备以下3项特色。
细分市场需求的结构 第一个条件是需求的结构，也就是市场需求呈现多样细分。在绝大多数的产业中，市场需求可以被细分。以民航机产业为例，它的产业结构可以分成很多环节，从飞机的规模大小到航线长短等，本身结构相当复杂，而且与环境关系十分密切。其中有一些产业环节会显得比较有国际市场。
因此，当一个国家的内需市场和国际市场的主要需求相同，而其他国家却没有这样的条件时，这个国家的企业就比较容易获得竞争优势。瑞典能在远程高压电传输设备产业中领先全球，原因就是该国的钢铁、造纸等能源密集型产业与发电厂所在地、人口密集的南部地区距离甚远。地理特色刺激了瑞典在这个产业环节中的需求。
很多人认为，产业的竞争优势应该与它的国内市场大小有关，因为市场会影响规模经济的大小。 然而，国内市场对某个产业环节的需求量，不必然与这个产业的国家竞争优势相符。而企业的国内市场规模就算不大，照样可以进军国际市场，撑出规模经济来。
细分市场需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调整企业的注意方向和优先发展顺序。比较大的产业环节通常比较早受到注意。换句话说，企业对比较小、比较不吸引人的产业环节，无论在产品设计、制造与市场营销等方面，都会推后发展顺序。这种现象在新崛起或正在发展中的产业里尤其明显。抢先进入的企业往往把注意力放在标准型产品上，努力满足市场的成长需求。企业也会忽略利润较低的产业环节，例如，技术层次较低、需求过于特殊难以配合，或不可能借附属的服务中获得利润的产业环节。因此，这一类产业环节通常很容易被外国竞争者抢占；即使外国企业没有前来角逐，国内企业终究会放手让国外企业来填补这类市场的需求。
空中客车在民航机产业中的崛起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空中客车的航程短、载运量大，它的设计基本上是为了满足美国波音公司等传统航机企业所忽略的市场环节。欧洲地区因为各国首都距离近、航空公司少、航程短，因此需要较高载运量的飞机。相反，美国的大都市之间距离较远、载运量比较分散，所以一两百个位子的民航机就可以符合美国航空公司的一般需求。因此，欧洲国家联合开发的空中客车公司，正是美国民航机企业视为次要的产品环节。
另一个例子是微波通信设备。日本多山，使得微波通信比传统铜线电缆通信更有吸引力。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重建时期，当其他受战火波及的国家还把注意力放在传统电缆制品上时，日本电话电报公司已倾全力发展微波通信。日本的国内需求也使得微波技术在日本站稳脚跟，进军国际，取得竞争优势。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建筑设备方面；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不同，它的建筑业普遍使用水力挖掘机，因此在国际市场上，日本水力挖掘机的竞争力已远超过美国卡特彼勒公司，卡特彼勒虽然号称建筑设备业的盟主，但是一直忽略了水力挖掘机方面的产品。
市场细分结构的重要性说明了一项事实：小国根据本身需求所努力发展经营的产业环节，即使只算是大国的次要产业市场，照样可以为小国带来产业上的竞争力。瑞士的企业在隧道开挖工程设备上的竞争力长盛不衰，因为这个产业在全球市场上虽然不起眼，但是对多山的瑞士而言，却是非常重要的产业。同样，瑞士企业根据该国矿业的地质条件努力发展，也在矿场凿岩机方面居全球领先地位。美国则因为石油和天然气的相关产业规模庞大，而自然会形成对探测石油、天然气所需的轮转式采矿设备的需求。小国如果能建立某个产业环节的实力，通常会继续采取国际化的竞争战略，因为一旦放眼全球市场，相关领域中竞争经验丰富的可能就是它们自己。
如果国内市场的各个产业环节能联结起来，也会为国家带来竞争优势。企业如果能成功地将国内市场中需要高度工程或开创技术的产品与服务结合起来，就算是获得了进军国际市场的基石。例如，空调设备的机型必须随着气候条件而设计，美国能够在这个领域中称雄，原因是美国的本土气候复杂，几乎各种类型的气候都有。拥有丰富的国内市场经验，美国空调企业要打入其他国家的市场，自然是事半功倍。
当产业环节联合成更大的产业部门时，该国产业会因此产生更先进的竞争优势。整合过的产业环节会指引本地企业提升竞争优势的路径，企业也会认清自己在该产业中最有持续力的竞争位置。
欢迎内行而挑剔的客户 与产业环节的结合情形相比，本土客户的特质又更重要。假如本土客户对产品、服务的要求或挑剔程度在国际上数一数二，连带会激发该国企业的竞争优势。这个道理很简单，只要能满足这些难缠的客户，企业就可能满足其他发达国家的客户需求。而企业与这类客户在地理和文化上的相近，使得企业更容易察觉新的需求，并与发展创新密不可分。假如客户本身也是企业，更会创造出彼此共同开发的机会。这些都是外商公司难以追赶的地方。
内行而挑剔的客户是本国企业追求高质量、完美的产品造型和精致服务的压力来源。以日本为例，由于音响是社会地位的象征，日本消费者对音响器材的选购十分讲究，他们信息丰富、货比三家，而且要最新、最好的款式。制造商为了迎合消费者对质量的期望而快速改善产品，为满足消费者对机型的需求又密集推出新产品。 因此，挑剔型客户既有助于维持企业的竞争优势，更是创造竞争优势的动力。当企业长期被刺激着不断改进、不断开发新领域时，势必会迫使它们在流程上的竞争优势升级。
环境特色也会造成客户对某些产品特别苛刻。美国高密度的公路网和分散的人口，为独特的重型柴油发动机车辆提供了表现的机会，也造就了康明斯发动机、卡特彼勒机械和底特律柴油公司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日本能以轻薄安静的家用空调打进国际市场，则是因为日本夏季炎热、潮湿，住房狭小，根本不可能接受庞大嘈杂的空调，再加上节约能源的考虑，日本空调企业成为了省电的回转式压缩机的先驱。类似情况也可以在日本其他产业中看到。企业在国内市场的压力下，不断朝生产“轻薄小巧”的产品努力，结果日本产品因为多具有轻便、精致、多功能的特性而容易被国际市场接受。
有时，产业界的客户因为要改善自身的竞争缺点，也会对其支持性产业施加压力。美国石油产业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美国本土因为探油热潮而被密集钻探，比邻而设的油井和油田使得连续的钻探困难度极高。这种困境就形成了美国石油钻探器材业的一大压力，它们一方面要减少客户在特殊地形上的钻探成本，一方面又要保证当地地形能够复原。这些压力使它们的技术已接近完美境界，也因此能在国际上持续占有强有力的竞争地位。企业协助该国客户克服缺点，可以为双方建立相关的竞争优势。影响本国客户会有特殊需求的因素很多，像地理环境、气候、天然资源、税制、法律规范和社会标准等都是可能的原因。以欧洲为例，当地对汽油课以重税的结果，使传统的汽车发动机被高马力、低替换率而更省油的发动机取代。当市场从垄断或高度规范的状态转为各家竞争的局面时，客户对产品的要求也会增加，因为竞争压力使他们更注意发展新产品和降低更多成本，并将这股压力转嫁到供应商身上。以美国高度民营化、分散式的医疗保健系统为例，激烈的竞争是美国医疗器材供应商不断创新和持续竞争力的源泉。公用事业的民营化过程通常也会刺激企业更大胆地向上游采购。
挑剔型客户通常是最终买主，但也可能只是下游经销商 。以美国为例，眼镜行业组成强有力的网络系统，刺激了当地隐形眼镜企业朝降低成本、创新服务、快速推出多类新型产品等方向努力。意大利的情形也一样。和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意大利当地的皮鞋、服装、家具、照明等产业，大多数会将产品送到专卖店销售，因此各专业店的零售商督促制造商持续推出成本更低、样式更新、价格更便宜的产品，成为一股主要的压力。
一个国家是否有这种挑剔型客户，可以从这个国家的国民偏好观察而得。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人就以拍照记录旅游和家庭活动出名，因此他们可以算是挑剔的照相机顾客，今天日本相机业才会有领先全球的实力。日本的制笔产业出名，是因为日文难以用机器打出，重要文件多是手写，书法又是他们教育和文化中的重要一环。在这么多条件配合下，日本企业自然成为全球制笔工业中的创新者和佼佼者。
同样，如果了解德国人会在星期天没有速度限制的高速公路上驾驶爱车，追求无拘无束的感觉，自然能领会“自由人享受自由速度”这句响亮的广告对该国驾驶人所透露的信息。而美国人对体育、电影、电视、录像带等大众娱乐的狂热，使上述产业能够在全球各地独领风骚。英国人以园艺出名，他们的园艺器材业则是世界一流；意大利人讲究服装、食品和跑车，其相关产业也驰名国际。国民偏好通常刺激产业的规模并引发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这种国民偏好不仅是国家产业具有高度竞争力的原因，有时也是产业竞争力带来的效果，这方面的因果关系将在第4章中进一步分析。
预期需求 如果本土客户的需求领先其他国家，在未来可能带动各地同类型的需求，这也可以算是本土企业的优势。如果本土需求先反映出市场上的客户偏好，则是一种敏锐的预告指标。本土需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协助企业掌握新产品信息与走向，而且这个持续的过程可以刺激企业的产品不断升级，增长面对新形态产业环节的竞争能力。有时候，预期需求（anticipatory demand）可以算是挑剔型客户带来的好处之一。由于挑剔型客户通常也是首先尝试新产品、新服务的人，因此会带动其他地区的相同需求。
例如，由于日本政府的大力宣传，加上法令的规范，日本消费者很早就重视到节约能源的问题。日本企业因此被迫面对这种趋势，极力改善产品的能源效率。其他国家则要到第一次能源危机后才警醒到问题的严重性。在这方面表现最差的是美国，能源成本更是被漠视。
但这所有的前提是：本地客户必须能以客观公正的态度挑剔产品，才能真正带动产业的国家竞争力。假如客户是爱用国货的死硬派，反而会降低本地企业的竞争优势。如果国内需求无法快速反映新的需要（尤其是精密层次的需要），该国企业反而会因此而处于不利的局面。
有时候，这种预期需求可能会因该国政策或社会价值而起，进而成为其他地区的共同需求。例如，瑞典一向关心残障者，这促成该国的相关产业达到了世界的一流水平。此外，一国的本土需求若是超前或落后于世界趋势，部分原因与它的文化是扩张型还是内敛型有关。因为美国人对便利的需求符合全球各地的趋势，连带造成美国的快餐、家庭用品和其他产业在国际上的成功。美国人对信用的重视，又形成美国运通卡、威士卡、万事达卡、大来卡（Diners Club）等信用卡公司、读卡的信息技术产业横扫全球。北欧人对社会福利和环境的重视超前于美国，并且与今天各国的需要相吻合，因此丹麦、瑞典的环保企业（尤其是在污水处理设备方面）已成就卓著。
生产要素有时也在需求时机上扮演一定角色。传统依赖进口能源的丹麦，因为气候条件和政府支持开发新能源，很早就研发出风力发电，相关产业因此很早就成为生产及出口风力发电机的强棒。
较其他国家领先的法规制度也会有助于形成竞争优势。以瑞典为例，该国的森林和矿产位于地形崎岖的北部，因此很早就开放生产大马力的重型卡车，以使北部开采的原料能经得起长途颠簸的运输。这是该地法律充分反映当地价值和需求的典型例子。当其他国家取消对卡车体积、吨位的限制规定时，瑞典生产长程、耐久、重型卡车的绅宝、沃尔沃因而优先取得国际竞争力。
需求规模和成长模式
本土的预期需求可能催生产业的国家竞争力，而市场规模和成长模式则有强化竞争力的效果。在讨论国家竞争力时，我们讨论过母国市场大小的问题，不过关于这方面众说纷纭，没有明显定论。 有些学者认为，从规模经济的角度来考虑，母国市场越大越有竞争力，但也有些学者持相反论调，认为母国市场越大，越不利于企业的进出口活动，因为大型内需市场相对降低了它与其他跨国企业间的竞争力，像瑞士、瑞典、韩国，甚至日本都是在国内市场不够大的压力下才发展出口的。 因此，母国市场规模似乎不如其他的市场需求因素那样，可以提供确切的竞争力关系。
母国市场规模 如果说大型的国内市场对产业的竞争力有利，是因为这会鼓励企业大量投资大规模的生产设备、发展技术、提高生产率。不过，必须特别注意的是，除非保护主义或禁止出口的闭关浪潮卷土重来，否则跨国企业在大规模生产和研发上的投资，不会只是为了迎合母国市场需求，因为跨国企业通常是把许多国家当销售对象。瑞典和瑞士有很多世界级产业也证明：高度国际化的企业可以从许多别国的市场积累本身的规模经济。
具有规模经济的产业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到底哪一个国家的企业可以抢先生产出既能满足国内需求，又能符合国外市场需求的产品？这个问题涉及其他竞争要素，尤其要探讨国内市场的功能问题。毕竟，对某些产业而言，国内市场规模有其重要意义。在服务于本地市场时，本国企业通常比外商多一些语言、法规与文化亲和力等地缘条件（这也造成外商不得不本土化的趋势）。照顾本地大客户的偏好是企业投资的一大动力。对企业而言，国内市场在感觉上更真实、更容易预测。因此，尽管本地企业已具有对外的发展能力，但对掌握国外市场的自信心总不如对国内市场有把握。我们的研究也发现，在产业发展的初期阶段，企业的投资决定多从照顾国内市场的角度出发。
对某些产业或产业环节而言，国内市场规模和国家竞争力更是息息相关。这些产业通常需要大量研发、大量生产，并且是技术差距大或具有高度风险的产业。由于地缘因素，这些产业的企业觉得投资国内市场时比较有安全感。
然而，除非其他国家对相关产品或产业环节有相同的需求，否则大型国内市场不见得有助于产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以美国农机业为例，美国丰富的农业资源和农地面积，导致农业联合收割机产业的崛起。但是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地形、气候、法令规定，甚至农家结构上的不同，导致适合大型农场使用的美式联合收割机并不受欧洲国家欢迎。美国农业机械业虽然试图把触角延伸到欧洲市场，但德国克拉斯公司（Claas）却以体积较小、效率较高、适合在欧洲复杂地形工作的联合收割机反击，终于成为欧洲农机业盟主。举另一个例子来说，商用客机强调市场规模，而美国企业正是因为美国市场地广人稀，才会向国外拓展。
有时候，小国如能善加发挥本身的环境条件，照样能在特殊产品的规模上称王。芬兰生产的破冰船和具备破冰力的货轮数量，就与这个国家本身的市场规模不成比例。芬兰造船业在世界造船业的总吨位上并不起眼，但是凭借其气候条件、贸易导向及掌控俄罗斯市场的门户位置，再加上针对特殊功能船只设计的船坞等基础建设，和芬兰海运业对破冰船质量的严苛要求，芬兰造船业最终得以在这个领域中举世闻名。
国内市场规模有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具有激励企业投资、再投资的动力，因此是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一大优势；另一方面，庞大的国内市场所带来的丰富机会，也可能导致企业丧失向外拓展的意愿，这就形成了不利于国际竞争的因素。因此，必须把国内竞争者的其他竞争要素放进来一并考虑，才能看出市场规模对产业竞争力的可能利弊。
客户的多寡 国内市场的客户越多，对产业竞争力的帮助就越大；反过来说，如果国内市场被一两家大客户垄断，则对产业的竞争力有害而无益。因为客户的数目多时，每家客户都有其产品需求，并且有彼此竞争的压力，这种情形很容易促成市场信息快速流通，并增加创新点子。相反，若市场只被一两家大客户垄断，那么供应商虽然有好看、量大的订单数字，但却缺少创新的动力。
同样，有限而强大的客户使买卖双方的谈判空间缩小，进入市场的门户封闭。产业的脉络、投资风险与进入障碍的降低，还是要靠众多客户之间的竞争。
母国市场的需求成长在竞争优势中，国内市场需求的成长率和市场需求的规模，是一体的两面。产业的投资率可以反映出市场规模的成长。快速的内需成长，可以鼓励企业投资、勇敢而果断地引进科技、更新设备，并兴建更大型、更有效率的厂房。 反之，如果一个国家的市场成长趋缓，企业的扩张也会趋于保守，并担心引进新技术会造成现有设备、人力的闲置。不过，当产业科技发生重大改革、企业需要更强的信心才能投资新产品或新设备时，快速的内需成长更凸显其重要性。
我们可以看看意大利五金工业的例子。比起其他欧洲国家，意大利的五金工业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开始发展。但是在短短10年间，却已经成为欧洲五金产品出口大国。原因之一是20世纪50年代的意大利，五金产品的需求蓬勃。五金市场的快速成长率使企业纷纷投资大规模、自动化的工厂，生产个人用小型五金制品，再贴上公司的标签，走进国际市场，建立品牌的营销网络。另一方面，欧洲其他国家的五金企业却受制于既有设备及稳定的内需市场，对扩张持保留态度，不愿彻底改善整体生产方式。此外，意大利企业的成功也是因为根据本国消费者的偏好，生产低价位但精致的小型五金用品——这个产业环节向来被其他国家的竞争者所忽略，意大利才能乘隙而入。因此，在思考产业竞争力时，内需成长必须和需求的组成内容同时考虑，才能呈现竞争优势的意义。
日本是另一个因强势的国内需求而带动其余很多产业发展的例子。比起美国和其他原本领先的欧洲国家，日本的钢铁、轮船、叉车等产业能够后来居上，都是因为经过了快速的国内市场成长期。当日本企业在急速成长期大量投资最新自动化设备时，西方的企业却满足于已饱和的内需市场和既有的设备，而缺乏汰旧换新、更上一层楼的意愿。
国内市场的预期需求 本国市场最先对某项产品或服务产生需求，会使本国企业比外国竞争对手更早行动，发展该项产业，进而产生满足其他国家客户需求的能力。 及早发现需求的竞争优势是，企业可以因此抢先建立大量生产设备并累积经验。此外，本地客户对产品需求的形态改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变数，因为这种改变会促使企业成长，产生竞争能力，一旦产业环节逐渐明朗、投资直接进入后，竞争优势便开始建立。然而，要再一次提醒的是，就竞争优势而言，国内市场的素质绝对比规模重要。因为国内市场的产品价值必须能转换成国际上的需求，先发现需求的效果才能成为企业的竞争优势。
美国国防预算正是分析国内市场先后需求与产业竞争力关系的例子。美国许多先进产品的第一个市场经常与国防用途有关，美国举世无双的庞大国防预算也是美国企业的一大优势。但是国防需求成为产业竞争优势的前提是，它必须能呼应往后美国和海外的民间需求，企业的投资和技术能力才能转换成民间的实际用途。以喷气机为例，波音公司之所以能成为世界民航机的盟主，与美国空军采购它第一架喷气运输机有关，后来民用707运输机就是同一形式的飞机。波音747的情况也是一样，它原本是依军事用途设计，但在大型军用运输机竞标时，却败给洛克希德公司的C5A。所幸后来波音747转为民用客机，依然大有收获。
然而，并非所有产业都像美国航空业这么幸运。以电脑控制机床为例，美国军方和民间的需求差距很大，企业能转换利用的经验就有限。反观日本，由于企业与政府技术没有这种差距问题，因此双方集中力量发展一般用途的电脑数控机床，很快就成为这个领域的领先者。
对美国企业而言，国防需求究竟是一种动力或是阻碍，还是必须归结到“需求内容和技术性质能否转换成商业用途”的问题。在这方面，每个产业的情况并不相同。依目前发展趋势来看，军事需求和商业需求的相似与重叠处正在逐渐减少。
国内市场提前饱和 与国内市场的预期需求同样重要的是，国内市场可能会提前或突然饱和。母国市场的预期需求虽然给企业提早行动的机会，不过它的提前饱和则迫使企业继续创新和升级。一个饱和的国内市场会带给企业高度的压力，迫使它们降低售价、创新产品造型、加强产品功能，并在推出新一代产品时，增加更多客户购买的诱因。市场饱和强化了竞争的冲突，强迫价格更为合理，并淘汰最差的企业。能够存活的本地企业通常不多，但是它们的体质较强，创新能力也较佳。
国内市场饱和所带来的另一个影响是，企业将被迫从本土走向国际市场，以维持成长或消化丰沛的生产能力。在本书的研究中，无数产业都是在本国市场饱和后才开始国际化的。美国和日本在这方面的表现最为突出，其他国家或多或少也都有相同的经验。例如，意大利的建筑业者能成为国际上成功的竞争者，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国内的建筑市场突然饱和的刺激有关。
如果国内市场饱和、国外市场需求展开的时间能正好衔接，产业的竞争优势便格外显著。因为这种形式会带给本地企业强烈的出口动机，而同时间的外国竞争对手却无力因应自身的市场变化。许多产业的盟主就是利用这种时机奠定了领导基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崛起并成为世界盟主的美国建筑业就是个绝佳的范例。大战期间，美国建筑业因军需计划而大量扩充设备。战后的美国本土基础设施完好如初，而其他国家却是在瓦砾中亟待重建，再加上马歇尔计划，美国建筑企业几乎是在没有敌手的情况下大肆向海外扩张。到了70年代后期，世界经济回升，由于美国电子产业反应迟缓，蓄势待发的日本半导体产业因此获得突破的契机。当时，美国企业将注意力放在传统的二极管技术上，日本企业则斥巨资发展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技术，终于取得领先的地位。
消费电子产品是另一个范例。日本消费者对质量、功能特别挑剔，而喜欢的产品形式又差不多，造成日本消费电子产品生命周期短、市场饱和快，因此日本企业一方面必须更努力开发新一代产品，现有跟不上潮流的产品则刚好可以输往需求晚一步的海外市场，旧货新卖。日本业者善用快速饱和的国内市场与轻薄小巧、多功能的新产品，轻易地在海外市场淘汰外国对手。
如同预期需求的市场，提前饱和的市场能帮助企业产生竞争力的前提是，市场需求的各要素必须能引导企业生产符合国际需求的产品。
开拓海外商机
内需市场的特征是国家优势的根源，而市场的大小、开拓模式则会借助投资、时机和进取心来强化这种依附在内需市场下的优势。不过，还有一种形态的国内市场也对竞争优势有帮助，就是国内市场的国际化，可以自然而然地将该国产品和服务推往海外。
机动性高的跨国型本地客户 假如某国的客户是跨国企业，机动性高，该地的供应商会因此受益，因为这类客户身兼本地客户及海外客户，只要能巩固这一类型的客户群，就相当于在国外市场中打下基础，获得忠实的顾客。更重要的是，通过跨国企业客户的协助，本地企业可以在风险降低的情况下打造海外知名度。这种关系可以从美国旅馆业、租车业、信用卡公司与旅游产业共同获利中看到，快餐业的情形也相同。
另一种说法也可以解释跨国型客户所带来的附加好处。历史悠久的跨国企业通常倾向将重要的采购、服务活动放在母国，因为母国具有容易联系沟通、风险少、方便掌握上游产业效率等条件。这种倾向就为上游产业提供了提前发展海外市场的动力。
挖土机产业是个很好的例子。美国的卡特彼勒机械走向国际化，缘于美国在建筑、矿产和伐木等产业拥有世界性的影响力。同样，生产大马力发动机的康明斯发动机，因为有美国石油钻探、矿产、建筑等产业的提携而在国际市场崛起。美国的汽车零件业随汽车工业打进加拿大、欧洲等地区的市场，而近年来，日本的汽车零件业也随日本汽车的出口而国际化。
国外需求的影响 另一个利用国内需求来带动国际需求的方法，是将国内需求转移到外国客户身上。最常见的情况就是，利用外国客户前来培训观摩的机会。培训过程中，外国学员接受了本地的产品和价值标准，回国后通常会引介并继续使用相同的产品或价值标准，因此产生推广效果。美国代训外国医生就达成了这种效应，因为美国企业提供医疗代训所需的器材设备，往往就随着这些外国医生不断扩张它们的国际版图。
这种示范效益也反映在竞争激烈但价值标准相同的科技社群中。科技研发的领先国家通常是其他国家科学界竞相超越的目标，领先国家在研发过程中使用的设备和程序，往往随着论文在期刊上发表，或在科学家的讨论中向国际科技社群传播。显微镜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蔡司等德国企业能在国际上称雄，部分原因是它和世界一流的德国科学家之间的合作关系。当世界一流的产业中出现旗鼓相当的竞争局面时，外国竞争者也会引进相同的设备和流程，以跟上竞争步调。
以示范效果协助本国产品出口的途径还有很多，像通过移民潮带动国外市场对母国特定产品的认识与需求；发展旅游事业，使外国游客亲身前来体验本国的产品风貌。不过，这些示范效果的前提是，本国需求必须更先进、更精致，否则不会形成预期中的竞争优势。
此外，国家之间的政治联盟或历史渊源也会使本地的需求跨疆越界。这种效应会深入被影响国家的立法制度、生产或技术标准，以及消费偏好。英国产业的竞争力，绝大部分源自它在1800年到1950年间经营殖民地的成功。今天，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结盟或经济援助也能达到相同的效果。像日本和意大利就善于运用海外援助来带动企业在国外的生产和服务。不过，一个国家如果过于依赖外商，将降低改进和创新的压力，不利于培养自己的竞争优势。
需求条件的交互作用
至此，我们应该可以清楚地看到，国内市场的各种条件可以彼此相互强化，并在产业的各个演化阶段中，发挥其特有的重要性。电视机产业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见“电视机产业的内需市场”）。
国内市场最大的贡献在于，它为企业提供发展、持续投资与创新的动力，并在日趋复杂的产业环节中建立企业的竞争力，例如挑剔型的当地客户、可以带动其他国家的需求、快速成长的市场以及提前饱和的市场等，都会促使企业提升竞争力。
比起从市场规模而来的短暂优势，由上述条件产生的竞争优势更具决定性、更能长久延续。这些条件当中，有些可以帮助产业在一开始建立优势，有些则帮助产业强化或保持既有的竞争力。
钻石结构的其他关键要素也会影响到国内市场的竞争优势。比如说，缺少强而有力的国内竞争对手时，不论内需市场再大，市场成长速度再快，企业仍可能产生自满心态而不肯加紧投资。若少了相关产业的支持，企业又可能无力回应国内市场客户的需求。钻石体系内的力量是整个系统互动而生的力量，各关键要素无法单独发挥其影响力。
电视机产业的内需市场
电视机产业的例子足以说明：一个产业的市场需求条件是前后关联而又相互强化的。与率先发明电视机的美国相比，日本的电视机工业发展较迟，而且由于当时日本的国民收入不高、居住空间狭小等因素影响，所以一开始就朝体积轻薄小巧、可携带，甚至使用后可以收起来的机型发展。这种走向截然不同于美国市场的偏好，美国企业受市场影响，致力设计大体积、大显像管，甚至造型如家具的电视机。因此，日本电视企业宁愿付大尺寸显像管的专利费，甚至必须向美国购买大型显像管，也仍将研发主力放在美国电视机企业所忽略的轻薄型电视上。
随着电视机从客厅摆设品变成生活必需品，轻薄短小的机型逐渐广受世界欢迎，加上前面提到的，日本消费者在选购消费电子产品时的丰富信息与挑剔态度、日本市场容易提前饱和，迫使日本企业一再在产品质量、造型、价格等方面更认真地下工夫。
因此，当美国电视机企业还沉迷于该国市场的利润时，日本企业已经在国内市场饱和的压力下，努力降价、开拓海外市场，进而在20世纪80年代末，成为全球的电视机产业王国。日本电视机产业的竞争优势，主要是在产品与众不同的特色上。
相关产业与支持性产业：休戚与共的优势网络
形成国家竞争优势的第三个关键要素——当这个国家和其他国际竞争对手比较时，能提供更健全的相关产业与支持性产业 。日本机床产业能够在国际上称雄，是因为日本的数字控制器、马达、相关零部件产业也是世界一流；瑞典在钢珠、刀具等钢制品的强势地位，来自该国专业炼钢产业的成就；瑞士企业在刺绣机械方面的名气不亚于它们的刺绣产品业。图3-2进一步显示，全球驰名的意大利制鞋业背后包含了形形色色的相关产业的竞争力。在很多产业中，一个企业的潜在优势是因为它的相关产业具有竞争优势。因为相关产业的表现与能力，自然会带动上下游的创新和全球化。像一个国家的半导体、电脑软件和贸易等产业就会影响到许多其他产业的表现。
一个国家因为相关产业彼此牵动而刺激竞争力是很平常的。瑞士制药业的成功与它的发酵工业在早期就取得国际竞争优势有关；日本的传真机工业能够称王，必须回溯到它在复印机上的杰出表现；而日本的电子琴产业能领先全球，同样离不开它在音响器材、消费电子产品类所展现的能力；图3-3显示了意大利制鞋业中的相关产业在竞争力上所展现的关联效应。
图3-2 在国际市场上成功的意大利鞋类供应商产业
其他产业同样有这种由供应商的竞争优势促成相关产业受益的机制，这部分是本书接下来要探讨的重点，相关产业与其他关键要素的互动将在第4章讨论。
图3-3在国际市场上成功的意大利鞋类相关产业
由上而下的扩散流程
当上游产业具备国际竞争优势时，它对下游产业造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下游产业因此在来源上具备及早反应、快速、有效率，甚至降低成本等优点。意大利能持续金、银首饰业的主国地位，部分原因是意大利的珠宝加工机械产业产量达全球2/3，该国同时也是稀有金属再加工设备方面的领导者。因此，意大利珠宝企业一方面在取得最新设备上毫无困难，同时，设备供应商为满足本地客户的需求也激烈竞争，客户就可享受到更合理的价格与更高的服务效率。
不过，假如下游的相关产业缺乏有效应用相关产业的能力，单靠上游企业的竞争力，不足以形成该国在这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因为在国际竞争中，零部件、设备和其他相关性与支持性活动可以在国际市场中寻找替代的来源，比较重要的还是企业如何运用它们。
发展相关产业除了可以使应用元件、机械设备等支持更容易取得外，本土相关产业还有更重要的一项优势——能持续与多方合作。前一章已经提过，企业和供应商形成的价值链对竞争优势的意义。这种价值链的建立，需要借助各供应商的资深管理人员密切合作，并通过实质活动才能养成。假如供应商是外商，即使到客户所在地设有分公司，还是很少能替代本地的相关产业。
本国供应商是产业创新和升级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这也是它最大的优点所在。因为产业若要形成竞争优势，就不能缺少世界一流的供应商，彼此之间也必须维持紧密的合作关系。在这种合作关系中，一方面供应商会协助企业认知新方法、新机会和新技术的应用；另一方面，企业则为供应商提供新点子、新信息和市场视野，带动供应商自我创新，努力发展新技术，并培养新产品研发的环境。企业和供应商之间的交流与共同解决问题的关系，也会使它们更快、更有效率地克服困难。当供应商成为各下游企业之间信息传递的渠道时，整个产业的创新步伐也会迈得更加迅速。当供应商是同属一国的企业时，这种正向效应最大。
意大利产业就有很多这样的情形。以皮鞋业（参见图3-2）为例，意大利的皮鞋制造商会定期与皮革商会面，讨论新的鞋样和制造技术，顺便了解上游的新皮料和染整技术。皮革商则在沟通过程中掌握了市场流行趋势，作为接下来规划产品的基础。然而，这个例子也提醒了我们：竞争优势与本土供应商之间并非理所当然就配合得这么天衣无缝。这类竞争优势需要企业与本国供应商共同配合形成，这一主题也会在下一章一并讨论。
事实上，与外国供应商相比，本国供应商的稳定性较高。这是因为本地市场更真实、较容易预测，甚至在成功之后所带来的社会地位对本地供应商的激励效果也较大，而企业与供应商在文化和地缘上的一致，也使得它们的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背景相近、设备和信息网络的发展更相容，进而降低沟通和执行时的成本。
供应商本身的实力也是它与企业型客户关系的一个重要参考。如果供应商有世界一流的实力，不断朝提升竞争优势的过程发展，就能提供本国客户所需要的最新技术。供应商若能打进国际市场，它对市场的洞察力就更强，提供的客户信息也会有更高的参考价值。若禁止本地供应商服务于国外的竞争者，只会逼迫企业走向毁灭之境。因为靠民族情感或兄弟情谊“掳获”而来的供应商，对企业改善和升级的帮助不大。
即使下游产业不在国际上竞争，只要上游供应商具有国际竞争优势，它对整个产业竞争优势的影响仍然是正面的。广告媒体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电视、广播和杂志等大众传播媒体大多属于本土型多国涉足的产业，全球化的脚步比较缓慢。不过，美国长期发展创新能力高和经验丰富的媒体公司，并积极进行多媒体的整合，下游产业因此受益良多。例如，美国在世界一流的本土广告公司的带动下，营销企业通常敢尝试最新的营销手法，而这些新的媒体营销模式又很快扩散到世界各地。先进媒体对市场营销企业的重要性，又可以从一个反面的例子中看出：德国和瑞典对广告的限制很严格，因此这两个国家的企业必须到其他国家学习营销技术，而它们在消费产品上的国际竞争力也不高。如果缺乏进步的民间媒体做后盾，一个国家想要发展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消费品产业，实有先天的困难。
不过，因为产业的上游有很多创意不高的部分其实可以在海外取得替代品，所以国家不必苛求国内所有的供应商都具备国际水平。而有一些基本的科技虽有应用范围，但只占每一种产业中的一小部分，也可以考虑采用进口资源。例如瑞士和德国的助听器、塑胶喷射成型机，都是产品项目繁杂的产业，而企业根据本身对先进电子技术和电脑软件工程的需求，不约而同地在相关技术较强的美国成立分公司，以争取竞争优势。这种现象显示，德国和瑞士的企业不把自己局限在本国上游现有技术，而是灵活地思考哪里有发展竞争优势所需的关键技术。当下游产业已健全发展而且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时，母国上游产业的不足之处，并不构成明显妨害。
相关产业内的“提升效应”
竞争力强的产业如果有相互关联的话，也会有“提携”新产业的效果。因此，有竞争力的本国产业，通常也会带动相关产业的竞争力，因为它们之间的产业价值相近，可以合作、分享信息，甚至在电脑、设备和应用软件等方面都能互补。这种关系也形成相关产业在技术、流程、销售、市场或服务上的竞争力。例如，复印机产业和传真机产业的技术大部分是重叠的，连使用的零部件和下游配销系统也几乎相同。在世界各国，产业带动相关产业竞争力的情形很普遍，表3-1就是一些参考例子。
表3-1 10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相关产业
图3-4更详细地说明，日本产业集团如何因彼此的关联性而产生竞争力。日本在人造纤维工业的长丝合成织品上独占鳌头，可以回溯到过去它一直发展纯丝织品和大量出口仿丝织品的产业历史；而碳纤维产品能迅速表现出竞争力，是因为碳纤维技术与人造纤维技术很接近，甚至有不少竞争企业同时涉足这两种产业。而且，日本虽然不是全球纺织机械的盟主，但日本企业制造梳理长纤维的喷水式织布机的技术却领先全球，这种国内相关产业相互提升竞争力的情形是很正常的。
正如本地供应商和下游企业的关系，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提升相关产业的竞争力后，彼此在信息和技术方面的交流增加，它们的交流成本也因地缘的关系和文化上的一致而低于外商。产业的“提升效应”（pullthrough effect）会使企业认识更多新机会，也让有新点子、新观念的人获得机会投入这个产业（见第4章）。相关产业中的本地企业通常并肩行动，有时还因此结盟。 以润喉糖著称的瑞士利口乐公司（Ricola）长期利用生产巧克力的托杰公司的营销渠道，在国际市场扩张。在瑞典，生产凿岩机的山特维克公司（Sandvik）和矿场机械的阿特拉斯 · 科普柯公司不断利用正式、非正式的机会合作，建立营销联盟，更是历史悠久。当国内的产业竞争力相互关联后，又会加速它们上游产业的发展。
图3-4 日本在纤维和织品方面的相关产业
若一个产业在国际市场中竞争成功，将提升其互补产品或服务的需求。例如，美国电脑业横扫国际市场，连带打开了电脑外围设备产业、资料库产业和软件业的国际空间。当一个国家的服务业走上国际化时，必然带动该国相关产品的销售量，反之亦然（详见第6章）。当企业间建立互为表里的关系之后，其产品和服务的成本效益可能也是最高的。因为当其中一方向客户推荐另一方的产品或服务时，它是以本身的满意经验为基础，并确信所推荐企业的表现不会伤害到自己的产品信誉。产业发展出互补产品的亲密关系时，可以同时提升双方的业绩。
提升效应通常与产品的互通技术比例的高低有关。不过，提升效应最强的时机通常是在产业生命周期的初始阶段，受益最明显的是那些行动快的企业。例如，英国能成为贸易强国，与它在世界贸易刚发展时就采取行动、参加许多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关。而英国人迄今仍维持着贸易服务业的竞争力，更是与这层历史的渊源息息相关。
如果想成功地培养一项产业的国家竞争优势，最好能先在国内培养相关产业的竞争力。这种竞争优势主要建立在产业的创新能力或分享相关经验上面；以前面提过的传真机产业为例，日本在传真机问世前，已经是复印机、办公设备、照相器材、通信器材方面的产业大国，这些产业也提供了发展传真机所需的主要技术。
不过，无论是本地供应商还是相关产业，都必须与钻石体系的其他关键要素搭配。若掌握不住先进技术、国内市场无法及时反映市场变迁，或缺乏强而有力的本土竞争者以激发斗志，就算供应商的水平世界一流，它对下游企业竞争优势的贡献仍然相当有限。电视机产业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美国虽然在半导体产业领先全球，但是电视企业专注于发展大尺寸电视，忽略了整个世界趋势，更缺乏改善技术和自动化生产的压力，上游供应商的竞争力终究于事无补。
企业战略 · 企业结构 · 同业竞争：最后的三角习题
在国家竞争优势对产业的关系中，第四个关键要素就是企业，这包括该如何创立、组织、管理公司，以及竞争对手的条件如何等。企业的目标、战略和组织结构往往随产业和国情的差异而不同。国家竞争优势也就是指各种差异条件的最佳组合。本国竞争者的形态，更在企业创新过程和国际竞争优势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国家环境会影响企业的管理和竞争形式。每家企业的管理模式虽有不同，但是和其他国家比较之后，依然会显现出其民族文化的特色。以意大利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企业为例，它们大多是中小型规模、私人经营，甚至具有家族渊源的公司。在德国，许多公司的高层主管必须具备技术和工厂经验，企业的组织和管理呈现明显的层次化。这种现象也使得企业管理模式成为研究国家竞争力的热门学问。美国式管理曾一度是学界研究的主流，但是自1980年后，日本式管理取而代之。
不过，管理模式并非通则。产业成功的前提是，企业必须善用本身的条件、管理模式和组织形态，更要掌握国家环境的特色。例如照明、家具、制鞋、毛纺、包装机械等有国际竞争优势的意大利产业，大多由经济规模较小、以合作代替结盟的企业所组成，避开标准化、利润低的产品，战略上则力求遵循满足各种客户的不同需求、开发造型特殊的产品。这些企业讲求个人创意，因此能不断发展新产品，抓住市场趋势，并且具备随时调整的弹性。
德国的情况则正好相反。该国的企业中，具有工程和技术背景的高层主管比较喜欢发展系统化的产品，改善流程，并避免尝试高风险的竞争。这种特征使德国在光学、化工、综合加工机等需要高度技术和重视工程的产业上非常成功。由于德国产业重视复杂、精密加工和完善售后服务的产品，因此管理结构也服从高度的纪律。至于消费型产品和服务方面，因为需要高超的市场营销技巧，必须能迅速推陈出新，所以德国人不甚在行。一些关于日本的研究则发现，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产业在管理和操控生产线时，擅长在劳资之间建立牢固的合作关系。
民族文化对管理模式的影响，也反映在教育、训练、培养领导人才、团队与组织的关系、个人创造力、决策方式、企业和客户关系、公司内部的合作能力、对国际化的态度，以及劳资关系等方面。 它们对竞争优势的影响因不同的产业形态而各有利弊。 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可能是劳资关系，因为它与企业的改善和创新能力有关。
民族主义对企业管理和组织形态的影响，很难找出通则，其中比较重要的层面包括：人民对权威的态度、人际交往的形式、员工对主管的态度、主管对员工的态度、社会对个人或组织行为的规范，乃至于专业标准等。这些文化源自于教育系统、宗教和社会的传统、家庭结构，乃至于其他无形但具有独特意义的民族特征。意大利的小型企业和家族企业，就反映了当地人反对权威的观念。意大利人强调高度的个人主义，真正能产生约束力的是家庭或家族。因此，直到今天，意大利人还保留着紧密的家庭结构，多半也喜欢在家庭附近活动。家庭成员同在一家公司工作是很平常的事，新公司的成立往往也是为了配合子女的创业需求。
第2章中曾提到，推进企业走向国际化竞争的动力很重要。这种动力可能来自国际需求的拉力，也可能来自本地竞争者的压力或市场的推力。另一个重要条件则是管理者的态度；例如管理者对旅游的态度，就是民族特性对国际观或国际化的影响因素之一。在瑞士和瑞典，旅行是当地人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且已经形成传统。本书所研究的一些瑞士产业中，部分企业的创办人甚至是在国外生活或受训后才回国创业，因此当它们的企业要发展海外子公司时，第一个考虑的必然是当初所住过的国家。另外，瑞士和瑞典的企业很懂得如何规划需要长期发展的产业、如何培养这类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在与外国政府和客户接触时，也能很有技巧地维系良好关系。
形成企业国际观的另一个因素是当地人对外语的态度。乍看之下，日本人在学习西方语言时好像困难重重，而且日本文化也不是外向型文化。但日本企业还是能够实现国际化，原因是日本人拼命学外语，在背后驱动这种学习态度的正是国内市场饱和与同业竞争者带来的压力。
政府政策也会影响企业的国际化。政府管制外汇或限制外国人投资就是最直接的一种。长期以来，意大利政府对外汇或外资的限制很严，结果导致意大利企业很少能在外资竞争激烈的产业中成功。然而，政策工具也可以成为一些产业国际化的推动力。瑞士和瑞典的中立国角色，使得该国企业在发展政治相关产业的国际渠道时，阻力大为减小。此外，有些国家的政府通过政策控制企业管理阶层的国籍比例也会影响企业在海外发展的能力。
设定发展目标 各国不同的发展目标，也会影响到企业和劳资双方的工作意愿。 如果一个国家能将发展目标和本身竞争优势充分结合，产业成功的希望将会很大。比方说，持续投资是很多产业维持竞争优势的条件之一，假如国家能激励人民对产业的忠诚与奉献，也会培养出国家的竞争优势。
企业目标 影响企业发展目标的因素包括股东结构、持有人的进取心、债务人态度、内部管理模式，以及高层资深主管的动机等。上市公司会反映一个国家的资金市场特色，像各国资金市场对持股人条件、地方税制，以及周转率的标准都不同，甚至对公司持股人或债务人介入公司事务的态度也不同。 在德国和瑞士，公司股票大多由公司长期持有，很少买卖，银行通常是大股东，它们控制董事会，并主导公司的投资战略。另一方面，政府又规定长期投资可以抵税，鼓励小股东不做短线交易。当地法律也允许公司设立准备金，应付不景气时的需要，因此避免董事会的经营政策受每天起落的股价影响。在这种运作方式下，公司每年的获利虽然不会太高，但是处于产业成熟期的企业，也不担心在研发和设备更新上的资金来源。
美国则是另一种极端类型。企业股票大多由投资人拥有，企业本身则专注每年、每季的股票升值，短期效益模糊了企业长期发展的方向，投资人追逐行情看涨的股票，每一季都要看到利润的增长。在美国，公司股票则是反映竞争优势的工具，买进卖出的频率也十分惊人。而且，由于长期持股的所得税率与短期交易一样，交易手续费也低，则又缩短了投资人的股票持有时间。这种类型的市场基本上是鼓励效率和交易的。
另一方面，因为董事会不干预管理事务，美国企业的股东对公司的直接影响力很低。改善公司运营不良的唯一有效方式就是撤换经理人。经理人在活跃的股市和撤换的压力下，对公司的股价也特别敏感。和其他国家比起来，美国专业经理人的最大诱因是企业规模和红利多寡，后者又与企业每年的赢利表现有关。由于专业经理人在同一个位子所待的平均时间不长，红利逐年增加的例子也不多。在投资人影响力有限的情况下，企业也很难扭转发展趋势。笔者在研究中也发现，基于前述理由，发达国家当中，美国是最重视投资回报率的国家。
不过，美国除了前述资金市场与企业形态外，已同时开发了先进的风险资本市场，后者在其他国家则比较少见。在美国的风险资本市场中，新兴高科技产业和成长中的企业就很容易吸收到资金，这对创业人的帮助很大。而投资人也给予这些产业中的企业较宽裕的亏损期限，有时甚至超过5年以上。生物科技产业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在过去10年间，美国生物科技公司赚钱的例子不多，但仍吸引了数十亿美元的民间资金投入这个产业。
与美国资本市场相似的是英国资本市场，而瑞典和日本的资本市场则较接近德国和瑞士的模式。在瑞典和日本，包括银行在内的大型集团是产业长期投资的主力，这与德国银行本身就是长期投资人的角色相同。另外，意大利的产业发展中，资本市场的重要性比较低，国际化成功的企业大多是由私人经营。韩国虽然在资本市场中的发展落后，但是韩国政府在资金流动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一般而言，韩国政府的政策倾向于长期支持重点产业。
在国家环境与产业竞争优势的关系上面，投资人对企业和管理模式的影响虽然很显著，但私人企业本身发展目标的影响力也不能忽略。这方面的情形事实上更复杂，如何激励员工持续不懈就是个很重要的课题。一般而言，企业家对产业的投资时间比较长，共享荣华忧患的意愿也比较高，而且会从不同的利益角度去考虑投资。在我们的研究中，许多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企业就是由私人或类似蔡司镜片、诺和公司、嘉士伯研究中心（Carlsberg Institute）等机构所主持。它们成功的原因来自股东可以有效控制股票，利用赢利转而增资。这种持续投资与对该产业的忠诚态度，合理解释了它们在相关领域的成功。
另一个影响企业目标的因素是债权人的态度。每个国家对债权人同时持有公司股票的规定并不相同。以日本、德国、瑞士为例，它们的法律允许债权人控股，因此债权人可以直接在董事会中决定企业运营的方向。而银行经常身兼企业大股东和债权人的双重角色，因而对公司的考虑往往着眼于长期的良性经营，而非短期的利益表现。
企业股东结构、资本市场特色、运营模式对国家竞争优势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第一大方面是，它们会影响这个国家的企业在寻求资金时的态度，对风险性利润的评估、投资时间的长短，以及投资回报率的考虑。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也会影响产业的发展趋势。由于每种产业的性质都不相同，资本市场的形态必然对有些产业特别有利，并对其他产业不利。
举例来说，在德国和瑞士，大环境使得风险性资金需求较少，而必须大量持续投资的产业则较有发展机会。美国的资本市场条件有利于高风险性的新兴产业，美国投资人的态度又使像服务业等年年有高收益率的产业容易生存。美国能在电脑、软件、新型服务业等新兴产业表现卓越，或在消费品、特殊电子产品等不断有新手加入国内市场竞争的产业中维持强大竞争力，就是这个道理。不过，当产业日趋成熟或光彩不再时，资本市场的压力与重视短利的经营模式，相对使得美国企业缺乏持续改善和创新的资金。一般而言，步入成熟期的美国企业往往走上并购、多元化经营非相关产业等可以快速影响规模、绩效或吸引投资人注意的道路。
第二大方面是，资本市场的影响随产业对资金的需求程度而定。例如，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可能效率落后，但因为私营企业发达而照样弹性十足，原因是影响竞争优势的还包括钻石体系中的其他关键要素。
个人事业目标
个人的事业进取心也会影响产业发展的强弱。产业竞争力也离不开个人的努力动机和工作态度。
奖励是提高个人努力和进步意愿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奖励因素也受到社会价值观和税法的相互牵制。瑞典的个人所得税非常重，因此个人努力就不只是为了财富，还有追求职务和社会地位的目的。这种动机使他们的决策谨慎，对风险的态度保守，注意力只集中在某一些产业。美国情况截然不同，除了薪水和升迁诱因之外，还以入股、分红来奖励表现优异的人才。这种奖励模式使一些产业相当成功，但是碰到需要密切合作与长期经验积累的产业，就未必能见效。
事实上，各国人民对财富的观念也不一样。对于美国人来说，财富是个人事业最主要的诱因，而瑞典人则很少为薪水多寡而跳槽。瑞典在人才流动频繁的产业上，竞争力就不强。
另一个影响个人事业目标的因素是劳资关系及员工对企业的向心力。很多产业需要靠持续的投资、技术升级与密切合作，来创造长期的竞争优势。为了做到这点，劳资之间往往实行终身聘用制。在劳资关系功利化的国家，强调个人表现的产业较容易出头，例如金融类与专门的服务、电影、娱乐、电脑软件、集成电路等先进科技产业。职业、技能训练也影响个人对事业目标的态度，进而反映到产业的竞争优势上。德国人不管劳资多寡，通常把一生的精力放在同一个专业领域，这使德国企业的技术不落人后，产业的技术深度也必然与日俱增。另外，个人事业目标也受乡土偏好影响。本书研究的国家中，意大利人的乡土情结，常使他们以打一场保卫圣战的态度经营产业。影响个人事业目标的最后一种因素是冒险精神。前面提过产业创新过程中，“外来者”的因素很重要，原因即在于“外来者”比较敢冒险。个人的冒险精神也受到历史传统、社会价值或对财富的态度所影响。在德国、瑞士、新加坡等国家，失败被视为是个人的灾难。其他国家的人则把失败看得比较淡。每个国家进入一个产业时所采取的战略，也反映出该国人对失败的态度。
移民是典型的外来者。他们通常比本地人更敢于冒险，因此在美国、英国、瑞士等移民人口占相当比重的国家中，新企业自然占了产业的相当比例。
民族荣耀与使命感所带来的诱因 最后，民族荣耀或使命感也会影响产业精英、持股人和资金的走向，进而带动特定的产业发展，因为这种荣誉感会使产业心甘情愿地投注无穷的精力。一旦某项产业成为受敬重的行业或该国的代表，这项产业的优越地位也会带动竞争优势的提升。
无论国家规模大小，精英永远是相对稀少的资源，而一个国家的成功也需要通过教育引导精英选择最具竞争优势的工作。假如国内的优秀人才都投入科学和工程领域，对经济的影响力将难以估计，因为这些高级人才将会带动产业创新。当一个产业是该国第一优先的发展目标或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时，优秀人才必然蜂拥而入，并且以极高的忠诚度努力工作。
以美国为例，受到苏联抢先发射斯普特尼克人造卫星（Sputnik）的刺激，美国的一流人才纷纷投入太空科技，相关企业也在商业以外找到更高的成就动机——民族荣誉感。另一个例子是德国的化工业。早期德国科学家在化学理论领域的不断突破，使得化工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直是德国优先发展的产业，并且在短时间内取得惊人的成就。直到今天，化工业依然是德国人心中的骄傲。日本的钢铁业和消费电子产业能有今天的成就，同样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举国上下全力投入发展有关。
产业竞争优势和民族骄傲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很复杂的。有时候，一个当初未受注意的产业突然在国际上成功，它在本国的地位自然水涨船高，人民对它的认同进而又形成持续该项竞争优势的动力来源。
一国发展的优先目标也会通过非产业部门影响到产业，并产生提升竞争力的效果。日本产业在举国上下节约能源和改善质量的风潮下，积极在省电特性和产品质量上下工夫，抢先发展这些方面的技术，对日本在国际上的成功贡献很大。历史传统、地理特色或社会结构等，都可能是一个产业成为民族骄傲的因素。当举国注意力集中在某一产业时，这股力量的涟漪效应非常可观。不过，假如民族的注意力与产业无关，或观念偏执，产业受到的打击也很大。英国的传统社会中，教会、公共服务、军职和教职的地位很高，制造业相对被贬低，这种心态使得英国制造业一直为无法吸引第一流的人才而苦恼。
如果把视野再拉远一些，社会心理则是另一种形成民族荣耀的因素，这种“英雄崇拜”对一个国家的产业竞争优势影响甚巨。例如，意大利人就很崇拜服装和家具的设计师，瑞士的银行家和制药企业的地位崇高，美国人则对会计师和电影、流行音乐、职业运动员等娱乐产业心向往之，而以色列人一致尊敬国家最需要的农业人才和军人，这些受欢迎的产业刚好在各国也是表现最优秀的产业。民族情感对企业竞争模式的影响事实上不亚于市场的需求程度。产业的竞争优势也在一流人才不断投入的过程中建立。
保持忠诚度的重要 个人和企业追求的目标会反映出一个社会的资金和人力资源对职业、劳动价值、企业和产业的忠诚与投入程度。经济学家一般认为，资源是流动的，会快速由一个产业移到另一个产业，以追求最大利益。本书的研究则发现，这个论点太武断。事实上，为逐利而快速流动的资源很少能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传统市场决定论的瑕疵是，它假设一个产业资源所使用的生产率是一定的，因此，资源必然向回报较高的产业流动。现实环境里，产业创新所带动的生产率通常高于资源的重新配置。同样，专业知识和经验建立后，还将带动升级和竞争的持续力。这种创新模式需要人力和资金的持续投资。
本书研究的各国产业中，投资人或员工对企业或产业的忠诚度越高，产业的竞争优势就越大，进而与钻石体系的其他关键要素形成良性互动。保持优势也意味着，即使回报少、有风险，所有可能资源还是应该持续投入主要结构的再调整工作。创新是获利率下降时最不可少的补剂。因此，产业在面对困境时，只要有改善和创新的可能，就不该轻易选择“放弃”。相对地，若一遇到困境，资源就开始在产业间流动，那么该项产业想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机会就微乎其微了。
意大利的毛纺业是个典型的例子。当其他国家的毛纺业面对新兴工业国家竞争而相继放弃时，意大利的企业反而继续投资、带动技术升级、维持竞争地位。企业这里对产业的忠诚度是借着历史传统、家族化企业经营以及乡土色彩等因素。
当然，并不是每次努力都能带来预期的成功，企业更不乏失败关门的例子，人力资源和技术可能该来而迟迟未来。这些现象反映了事业忠诚度不是企业竞争的万灵丹。问题是，缺乏对事业的忠诚度而妄想成功，同样是不可能的。
企业多元化经营的形态是反映资源配置和产业忠诚度的指标。企业对产业是否忠诚，要看它是否能认真地专就本行或相关领域发展。因为企业触角即使延伸到本行相关的产业，员工受激励的程度仍大于不安。假如企业一味朝不相干的领域进行多元化经营，这个国家的产业竞争优势更是不进反退。因为这种情况显示，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战略只是榨取利润，而非为了增强竞争优势的投资。
当然，为了促进经济升级，避免资源陷于无止境的消耗中，资源流动有其必要性。不过，资源流动时又要持续竞争优势的前提是，资源重置必须以实战经验为基础。资源重新配置的原则是调整而非放弃。唯有如此，资源才可能在重组或重新定位之后，产生新的生产率，而非陷入管理人员士气沮丧、工会强力反弹的恶性循环。
垄断非长久之计
笔者在实证研究过程中发现，创造与保持产业竞争优势的最大关联因素，是国内市场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这项发现也挑战了很多传统的经济学观念，诸如： 国内市场如果竞争太激烈，资源会过度消耗，妨碍规模经济的建立；或者，最佳的国内市场状态是由两家企业独大，以规模经济和外商抗衡，并促进内部运作的效率化，还有一些观念则认为，国际型产业并不需要国内市场的竞争对手。
但是，本书所研究的10个国家里，强有力的国内竞争对手普遍存在于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中，即使小国如瑞士和瑞典也不例外。 单一产品的产业是如此，强调规模经济的产业也不例外，像瑞士制药业中就有罗氏（Hoffmann- La Roche）、汽巴嘉基、山德士，瑞典的卡车汽车产业有绅宝、沃尔沃，德国化工业有巴斯夫、赫斯特、拜耳等，以及美国的电脑业和软件业。这种国内竞争现象又以表3-2所列的日本产业最为激烈。
表3-2 1987年日本下列产业的竞争企业数
资料来源： 实地访问；《 日本工业新闻 》、《 日本工业年鉴 》，1987年；矢野经济研究所（Yano Research）的《市场占有比例事典》（Market Share Jiten）；各研究者的预估。
* 表企业数因产品领域而不同。最少的是生产推土机的企业，只有10家；生产铲土机、吊车和铺柏油设备者有15家；日本特别擅长的水压开凿机，则有20家企业。
** 表示其中有6家企业的年出口量超过1万吨。
*** 为集团企业。
这些例子推翻了“产业的全球盟主必然是两家垄断国内市场的大企业”的观念。国际竞争中，成功的产业必然先经过国内市场的缠斗，迫使彼此进行改进和创新。海外市场则是竞争力的延伸。对国家竞争优势而言，整体产业规模的重要性不在个别企业规模之下。
我们的研究也发现，放眼国内没有竞争对手的“超级明星企业”，通常并不具有国际竞争力，因为它往往是政府补贴和保护下的产物。 像在太空工业、电信工业等国内市场一家独大的企业中，政府介入的痕迹明显，而且扭曲了竞争的局面。
从产业竞争优势的观点看，国内市场竞争对手之所以重要，并非是它激励了静态的效率，而是它能提供企业改进和创新的原动力。企业在国内市场成群厮杀为该国所带来的好处，远超过它与外国企业的对抗。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中，垄断市场的企业获利很高，但是到了全球竞争中，面对从开放产业环境来的竞争对手时，垄断型企业或卡特尔组织（企业集团）可能不堪一击。
与所有竞争者一样，国内竞争者会创造企业进步和创新的压力。这种竞争更会使企业彼此竞相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和服务、研发新产品和新流程。企业没有永久的优势，但是竞争者的压力会使它时时有落后的忧患意识及超前的欲望。
另外，技术等其他形式的竞争也会使国家竞争优势更能持久。德国许多产业不降价竞争，而在产品性能、造型和服务上比赛，这对保持产业竞争优势的帮助极大。
国内市场竞争之所以重要的理由还有很多，其中之一是：对企业而言，激烈的国内市场竞争是显而易见的压力，自我的改善也迫在眉睫，其他竞争者的成功不但证明了进步不是口号，还会吸引更多竞争者投入这个战场。
国内市场的企业竞争也常常超出经济利益本身，演变成情绪或面子之争。企业无时无刻不在较劲，自然把这个产业引领到国际上的成功。本书所研究的产业中，有很多企业视国内竞争者为它的最大劲敌。自身的尊严使公司的管理者和员工密切注意其他竞争者的动向，加上媒体报道和投资分析报告经常比较企业之间的表现，也使国内竞争不再只注意市场占有率的高低，而进入白热化的人才争夺战、技术突破，甚至自我吹嘘之中。外国竞争对手所受到的待遇正好相反。企业往往以理性判断外国竞争对手的举动，外商所带来的刺激或压力也不那么显著，因为外国竞争对手纵使成功，给人的感觉也比较遥远，或者可以用一句“不公平竞争”就带过去。自家人竞争就没有借口可言。
激烈的国内市场竞争不但强化了本地优势，更加重了企业以出口追求成长的压力。当产品需要以量取胜时，本地竞争者会相互影响把目光移往国外，以获得更大效能和获利率。以德国铅笔业为例，居第二位的施德楼公司（Staedtler）因为第一位的辉柏嘉公司（Faber-Castell）刻意围堵，很早就走上国际化，它在国际市场上的成功，又刺激辉柏嘉公司随之国际化。少了国内的竞争对手，企业常沉湎于国内市场而无意向外观察。
同样，本国市场竞争者越强，企业国际化的成功机会越大。如果没有本国市场的实战历练，企业想击败强劲的外国对手，事实上很困难。假如DEC公司能守住它与IBM、数据通用（Data General）、Prime、惠普之间的战争，它与欧洲公司如西门子、ICL、布尔机械（Machines Bull）等的竞争也不会那么艰苦。国内竞争会造成一些企业破产、竞争者合并的现象，但整个过程是为了洗炼真正的强者。
这种竞争不但会产生创新的压力，也提供了一条竞争优势升级的新途径。本国竞争者会使国内竞争优势的条件淡化，无人能在成本因素、本国市场地缘、上游供应商关系、进口原料成本等方面占到便宜。比如说，韩国企业在国际上以廉价劳动力和便宜的资本竞争，但是在韩国国内，彼此的处境完全相同。这种情形驱使一个国家的企业寻求更高层次及更具持续力的竞争优势。企业必须找到更适合的技术，才能建立规模经济，建立自己的国际营销网络，或是比邻街的竞争者更有效地运用本国资源。由于大家的起跑点相同，竞争激烈的本国市场可以协助企业摆脱对低层次优势条件的依赖。如果少了本地竞争者，企业往往仅就现成的本国竞争资源发挥或（更糟糕地）滥用这些资源。
区域特色浮现 另外，由国内竞争过程所形成的竞争优势会使整个国家的相关产业受惠，而不是哪一家企业所能独享的。由一群国内竞争者激发出各式各样的产品和服务的战略，不但有助于创新，更能形成防范外国产品侵入的保护网。如果外国竞争者无法长驱直入，本国产业优势将会更持久。当竞争者互相激发好的点子并改进本身缺点时，整个产业的创新能力就会逐渐成长。人才在企业之间的流动，又带给企业模仿对手长处的机会，同样有助于相关产业在信息和技能方面的流通和整合。企业垄断信息和技能的阶段结束时，也正是整体产业进入良性快速创新的时期。这类产业信息通常较少在国外流通，原因是外国公司仅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 当创新不再只是个别企业的独门武器时，这个国家的产业也迈入比外国竞争者更快的进步期，进而带动企业获利能力的提升。
在国内竞争下，城市和区域的特色会浮现，进而强化国家的竞争优势。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例如，意大利的珠宝业大多集中于阿雷佐和瓦兰扎波两个城市；在当地，数以百计的珠宝商集中在某几条街上。瑞士的巴塞尔是制药的重镇，德国索林根和日本的涩谷则是餐具业中心。另外，日本的摩托车业、乐器业集中在滨松，美国波士顿市的128号公路因迷你电脑企业云集而举世闻名，纽约麦迪逊大道更是全球广告业的心脏。这些城市的午餐时间，一家小餐馆里可能就同时有几位同业者光顾。他们亦敌亦友地交换着市场的流言，信息飞快地流通，每一家企业因此都必须加紧脚步才能维持本身的竞争优势，整个产业也随之活力十足，把缺少这种环境的外国竞争者远抛在后。
国内市场竞争可以创造竞争优势，同时也协助企业克服生产要素的不利部分。当一群本国竞争者被迫各显神通以求生存发展时，政府的干预、妨碍创新的政策会引起业界的反弹。当一个国家只有两家大企业竞争时，情况刚好相反。企业发展的主要障碍反而是补贴、市场保护、封闭式上下游关系等各种伤害活力的“协助”，因为这些协助并不能引导出企业的创新和竞争优势（见第12章）。
国内市场的激烈竞争也会促使政府建立更公平和超然的立场。因为政府订单不再是市场的保证，每家企业的各式国际竞争战略也会向保护政策开火。政府若能致力于打开国际市场，投资增强本国条件，形成有竞争力的网络，对产业的影响会较为有益。
这种环境现象不只存在于商业竞争，在艺术、科学或运动等领域中同样也见得到。当一个城市成为艺术家云集、科学家比赛或运动员竞技的环境时，往往能形成该国在特定时空中的辉煌文化。以网球为例，20世纪60年代的澳大利亚和80年代的瑞典在网球运动上的实力横扫全球无敌手，原因是一群年轻而富潜力的选手彼此相互挑战并带动整体的技术水平。在这两个国家里，一位网球选手的成功吸引了更多年轻人的仰慕跟进，而他们在各国公开赛上的杰出表现，又带给后进者“有为者亦若是”的勇气。
强劲的良性国内市场竞争与随之而来的长期竞争优势，事实上是外国竞争者无法复制的。本国竞争可以化劣势为优势，刺激挑剔型客户的出现、建立进步与有创意的世界级供应商系统。这种强化效果一旦形成，竞争优势所需要的本地供应商体系、充沛的高级人力资源及钻石体系的其他部分自然能水到渠成（见第4章）。
批量生产未必取胜 日本是把国内竞争效应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国家。激烈的商场内战使企业把市场占有率视为优先目标，获利率反而退居第二位，因此企业无时无刻不在为超越对手努力。这样的竞争反映在日日消长的市场占有率、报纸电视的显著报道，甚至大学生就业排行榜的排名上。日本企业推出新产品和新工艺流程的速度着实令人吃惊。
国内竞争的企业数目随产业规模而定。产业不同，竞争所需的企业数自然也不同。不过，产业规模会随创新带来的竞争优势而扩大，如前面再三提到的，产业龙头不一定就是创新的发动者。 企业规模一旦变大，自然会依循惯例运作，经营也倾向保守。相较过去，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的技术发展也已不在量的方面下工夫。
比起拥有庞大市场的国家，小国的发展之道是完全开放市场和采取全球化战略。 尽管产业成熟时，竞争企业的数目会有递减的趋势，但是当产业刚启动时，竞争企业的数目应该越多越好，因为它们所带动的国内竞争是一项难以衡量的国家资产。
必须注意的是，竞争者多并不代表产业竞争力就大。若是企业之间的竞争手法拙劣，反而会抵消本国的竞争优势。 同样，国内竞争必须和钻石体系其他的关键要素结合，否则未必会成功。英国的胰岛素产业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英国的胰岛素市场，主要是由威康（Wellcome）和伯兹（Boots）两家公司供应。但是一方面，胰岛素并非这两家公司的主力产品，加上英国严格控制健康保险支出，使健康保险局成为市场上唯一的客户。这两家企业因此不但未能成为世界级的企业，其中伯兹还在80年代初期就退出这个产业。
竞争者之间必须能以确定的模式进行合作，才能减少重复或避免为了规模经济而厮杀，不然就会妨碍到国家竞争优势的发挥，因为合作会阻碍企业朝多元化方向发展，压抑创新诱因，并会减缓产业革新的速度。本书第12章将讨论竞争者之间应该如何进行贸易或其他方面的合作。
新兴商业形态 国内的密集竞争与新的商业形态会产生新的竞争者。新的商业形态会带动创新，是提升产业竞争优势不可缺少的条件。新的市场需求往往暴露出老公司反应迟钝或疲于应对的窘境，也给新兴企业适时加入、填补空当的机会。如前面介绍的，新兴的企业往往是产业的外来者，它们敢以突破传统的方式竞争。新的商业形态更是各种竞争条件的整合结果（见第4章），例如，竞争会延伸到上游供应商或其他相关产业。一般而言，每一部扬威国际的产业史中都少不了新形态竞争者对这个产业的影响。
国家的产业竞争优势和新形态商业的关系密切。形成新形态商业的力量有两种。第一种是出现新企业。新企业的产生可能源自现有产业的扩散效应，由供应商或客户的离职员工创业形成，或由大学的实验室、专业培训班产生。每个国家形成新企业的模式并不相同。
产业扩散效应是形成国内市场竞争的主要来源。一般而言，市场上充满了受到挫折或雄心勃勃的员工，他们由于理想无法实现，毅然离开东家，就近自组公司，这种例子层出不穷，循环不已。这种产业动力通常是良性的。它会带动更多的竞争，释放出创造力，让可能因抵触企业现行战略或惯例而无疾而终的新产品、新工艺流程浮出水面，也迎合了新的市场需求与过去被忽略的产业环节。
扩散效应的过程会随国情、产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同。 不过，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无不经历这个过程。通用自动化公司（GA，General Automation）是许多美国迷你电脑公司的老祖宗。数据电脑就是通用自动化的员工自行创业的例子。数据电脑公司的员工又自行创立数据通用公司。而在超级电脑领域中，今天的世界盟主克雷研究所（Cray Research）萌芽于早期的领先公司数据控制公司（Control Data）。而位于意大利博洛尼亚的近200家包装机械公司，若追溯它们的发展历史，都直接或间接地与ACMA这家老字号企业有关。
产业内要出现新的企业，需要依赖各种竞争条件的运作和搭配，大前提是市场上的技术人才和高级人力资源必须来源充沛。不过有志创业却缺乏资金的人也需要风险基金适时地拉他们一把。当市场需求出现时，会有更多人被吸引到这个产业里，个人创业动机也连带推波助澜。当这个产业已成为本国人民骄傲的象征时，又将吸引更多一流人才的投入。另一方面，研究发展的角色也不容忽视。在美国，新点子往往是由大学或研究所的实验室想到的。但在日本，新点子通常来自大企业的研发人员的团队合作。至于客户、上游供应商和关联产业，则成为新企业的人力和智囊团。
形成新企业的第二股动力是公司内部的多元化经营。依这种方式组成的新公司一般没有资金上的困扰。 当企业由本身的领域跨到相关产业时，这个国家的产业竞争优势会连带增强。企业内部发展的多元化经营通常是由彼此关联性最强的部分开始。在现实状态中，企业不可能筹足所有资源才开始行动，但是就近发展多元化可以使企业本身的知识和资产转移较为顺利，进一步强化既有的竞争优势。由企业内部主动多元化，也是提升国家竞争优势的有力方式。
企业的多元化，除了受本身目标的影响外，也与组织特色有关。韩国、日本、德国都很流行企业多元化经营，因为这些国家在创业和资金取得上有历史传承的包袱。以日本为例，因为生产率方面的提升使得人力精简，企业希望能为多出来的员工安排新职，但旧有的习惯并不鼓励企业并购别家公司，因此企业不得不从内部继续发展扩张。这就是为什么在日本，新公司的诞生一般由企业主导的原因。美国在民生用品、服装、医疗产业等几个领域也倾向由公司内部多元化的发展模式。不过，由于市场资金容易取得，一般美国企业在转换目标时，未必与企业的核心领域有关。
钻石体系的功能之一，就在促使产业内部形成多元化的新企业，这部分将在第4章有更多的讨论。
机会角色：可遇不可求
当国家竞争优势的各种关键要素改变时，产业的竞争环境也会发生变化。在本书研究的产业成功史中，“机会”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作为竞争条件之一的机会，一般与产业所处的国家环境无关，也并非企业内部的能力，甚至不是政府所能影响的。可能形成机会、影响产业竞争的情况大致有下列几种情形：
• 基础科技的发明创新
• 传统技术出现断层（例如生物科技、微电子科技）65
• 生产成本突然提高（例如能源危机）
• 全球金融市场或汇率的重大变化
• 全球或区域市场需求剧增
• 外国政府的重大决策
• 战争
引发机会的事件很重要，因为它会打破原本的状态，提供新的竞争空间。这些事件使得原来的竞争者优势顿失，创造了新的环境。凡是能取代旧势力、满足新需求的企业，就能获得现身的空间。微电子科技出现后，美国、德国在传统电机产业的优势纷纷被打破，日本及其他国家的企业却乘此机会加入竞争。全球海运需求量突然大增，带给韩国造船业与日本对手一决雌雄的机会；而西方国家对中国香港、日本的成衣进口处处设限，无形中使得新加坡成衣业蓬勃发展；冷战期间，美国对中国大陆的经济制裁与禁运，则是韩国假发制造产业领先全球的重要契机。
引发机会的事件也会影响到钻石体系各个关键要素本身的变化。例如，当材料成本或汇率发生重大变化时，产业发展固然会出现危机，但同时也是推动产业进行创新的大好时机。战争会加快本地科技投资的脚步，但也是客户关系等需求条件的障碍。德国化工业及制造阿司匹林的拜耳制药公司，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丧失了该公司在海外市场的资源和商誉；美国、英国、瑞士等战胜国家的化工业则因此戏剧性崛起。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瑞典和瑞士坚持不结盟的中立态度，使得这两个国家的产业在海外通行无阻，大有收获。
对不同国家而言，“机会”所造成的影响有好有坏。两次石油危机对依赖进口石油的国家造成了深远的冲击。战争对战胜国和战败国的影响也不相同。身为战败国的德国、日本、意大利可能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产业发展最成功而且在国际市场上最有收获的国家。 国家如果重视引发机会的事件，往往会先发制人，并且妥善面对问题。因此，由于日本在能源成本上有其弱点，石油危机对日本的最终影响是促成它产业的升级，大步迈向节约能源的境界。引发机会的事件虽然会影响到产业的竞争优势，但是国家的角色并非完全消极被动。国家的钻石体系如果健全，往往能化危机为转机，原因是环境本身具有寻找资源、产生新优势的能力。压力也会促使企业更努力地去争取新的资源。
当发明奇才遇上企业家精神
国家优势的核心是“发明”和“企业家”。有人认为发明和企业家只是一种随机条件，想象力丰富的人到处都是，若单靠发明就能成功，任何地方都可以孕育出世界级的产业。这些人认为产业的诞生要靠运气。不过，我们的研究却显示，企业家和发明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在这里把机会列入考虑并不代表产业的命运无法预测。例如，数十家美国企业在医疗技术和医疗服务产业上的表现可以归功于环境的优势。这种环境上的特色，甚至吸引外国企业到美国发展医疗产品。
在有些产业中特别容易看到企业家、发明等因素的地域关系，因为有些国家对相关产业的需求比其他国家强。国家本身的状态又会影响到高级人才和知识方面的培养。这些变数又影响到上游产业所提供的必要服务和新加入企业的机会。依此类推，机会的背后事实上是国家环境差异的结果。事实上，要预测哪一个公司或哪个人比较可能创新并不容易，还不如预测哪一个国家适合创新更实际可行。
发明有时候必须与国家的特征一并考虑。加拿大是发明胰岛素的国家，但是加拿大本身缺乏胰岛素的内需市场，基础科学的整合能力不足，产业中的相关企业也是零星分布，因此无法把领先推出的发明转换成能够在国际上竞争的产业。一个国家的产业要有竞争优势，还是要靠环境中的钻石体系。因此，丹麦、美国等具有胰岛素市场需求的国家，很快就赶上了加拿大，而且建立起强有力的胰岛素产业。
政府角色：干预与放任的平衡
国家竞争优势的最后一个因素是“政府”。政府一直是产业在提升国际竞争力时的热门话题。不少人认为，政府即使不是时下产业国际竞争中最重要的条件，至少也是必要的考虑条件。持这种论点的人最津津乐道的例子就是日本和韩国的政府政策与该国产业的关系。
因此政府这项变数在国际竞争中，也会影响到前面提过的其他四项关键要素，它们之间的系统关系可以参考图3-5。
事实上，政府与其他关键要素之间的关系既非正面，也非负面。政府的补贴、教育和资金市场等政策会影响到生产要素，对国内市场的影响也很微妙。一方面，政府制定本地产品规格标准之后，必然会影响到客户的需求状态；另一方面，政府本身也常常是该国市场的主要客户之一。这些角色使得政府既可能是产业发展的助力，也可能是障碍。
政府也有很多影响上游和相关产业环境的方式。它可以规范媒体的广告形式或产品的销售活动方式。它拥有的政策工具如金融市场规范、税制或《反托拉斯法》等，又会影响企业的结构、战略和竞争者的形态。
另一方面，政府的政策也受到环境中其他关键要素的影响。比如说，本地竞争者的数目多寡会影响政府对教育的投资态度（见第4章）；国内市场如果对某项产品需求强烈时，也会导致政府提前规范先进的标准。
这种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在产业上看得最清楚。日本政府因为该国的传真机市场需求强劲，因此提前采取了一些有利于传真机产业发展的措施。例如日本的法院承认传真文件的合法性。日本也是全球最早将传真机和电话线路连接的国家之一。这些措施都有助于建立传真机产业的竞争优势。然而，如果国内市场的早期需求被政府扭曲，导致反常发展，政府就限制了本地企业的国际市场。在这类情况中，政府的影响力就是负面的、封闭的。例子之一是意大利，由于意大利政府的政策影响，该国市场处于保护的封闭形态，它的金融业便一直无法在国际上竞争。
图3-5 完整的钻石体系
产业创造竞争优势的过程中，政府的角色是正面还是负面，要看它对钻石体系的影响，它的意义也要根据公共政策的表现加以观察。因此，政府政策的成败效果，必须参照其他关键要素的状态加以考虑，而非绝对的。比如说，当产业在科技层面保持领先时，政府如果试图贬值货币以制造有利的成本条件，会很容易引导产业走上以规模取胜的竞争领域，相对忽视了社会压力和技术创新等条件，进而失去克服传统生产要素的意志。因此，货币贬值事实上延缓了产业的升级动力，无法在价格敏感的市场上保持长期后续力，最后落得竞争能力全失。检讨结果，可能是政府当初试图协助企业减轻改善和创新的压力过大，结果却适得其反。
政府政策的影响力固然可观，但也有它的限制。 产业发展如果没有其他关键要素的搭配，政府政策再帮忙，也是扶不起的阿斗。若政府政策是运用在已经具备其他关键要素的产业上面，就可以强化、加速产业的优势，并提高企业的信心，但政府本身并不能帮企业创造竞争优势。这个问题将在第12章详细讨论。
解剖“关键要素”
本章特别强调产业若要建立国家竞争优势，必须先能善用四大关键要素，加上机会、政府角色，彼此互动。通过这些关键要素，我们可以评估国家环境对产业竞争的可能效果，它们也会引导企业创造并保持本身的竞争优势。钻石体系由四项关键要素组成，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各条件的状态，也可以评估该国如何创造并转化这些力量，使之成为企业的竞争优势。这四项要素是分析竞争优势必备的工具。
钻石体系中的每个关键要素都是相互依赖的。因为任何一项的效果都是建立在其他条件的配合上面。假如一个产业缺少充沛的高级人才，空有挑剔型的本地客户，也无法满足客户需求，市场本身也无法带动产业发展先进的产品。同样，如果竞争形态不健康、企业缺乏持续投资的目标，环境中不利的生产要素就无法激励出创新的动力。一般而言，一个产业的任何一项关键要素出问题都将伤害它升级的潜力。
每个国家的社会与政治的历史背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也都会影响到产业的竞争优势。例如，价值观会渗透到社会形态的各个层面中，该国的企业组织形态和管理者的事业目标，也离不开既有价值标准的规范。历史传统也会左右一个国家对积累产业技术的态度，或该发展何种结构形态的研究机构才有利于竞争。这些现象通常被称为一个国家的文化，它不可能脱离经济面独立存在，它与经济因素更是互为表里。像日本的劳资和谐就不只是一个文化现象，维系劳资和谐文化的是企业终身雇佣制度。这套深具凝聚力的制度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劳方通过对资方艰苦的抗争而促成的。
文化因素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会展现在关键要素上面，进而加强环境与企业的关系。文化的演变需要很漫长的时间，外国竞争者无法模仿复制，因此它对竞争优势的影响力非常重大。每个国家都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社会价值和政治历史，这也是为什么国家在许多产业竞争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理由。本书在第三篇将会继续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一般产业史或关于国家盛衰分析的文章中，很流行讨论“领导人的角色”，本书却很少提及这个议题。这么做并不是刻意抹杀领导人的重要性，而是希望提醒读者注意，领导人和很多变数一样，并不是独立于产业竞争优势的关键要素之外。国家环境的状态、挑战和机会是每个领导人必须面对的事，但是每个国家关键要素的功能作用，会使各国领导人所关心的问题有所不同。日本成功的领导人如松下幸之助、索尼的盛田昭夫在消费电子产品领域，戴上他们的桂冠；美国企业家如IBM的托马斯 · 沃森，发明超级电脑的克雷，小型机之父、DEC的创始人奥尔森、苹果电脑创始人乔布斯等，则在电脑业享有荣耀。他们正是产业受到环境特色影响后寻找本身竞争优势的例子。领导人要成功，需要洞察先机，预备迎战的武器。这一方面已有不少讨论。
事实上，领导人的定义是：他们比别人更了解也更相信竞争优势的关键要素；领导人相信动态和变革的重要；他们不肯受制于客观环境，相信自己能改变看似理所当然的结果；他们所站的位置能见人所未见，而且有勇气付诸行动；当两家企业所面对的环境相同时，领导人的因素将是决定成败的关键。
本书把钻石体系的各个关键要素分别描述分析，不过要再三强调的是：钻石体系是一个互动的体系，它内部的每个因素都会强化或改变其他因素的表现。下一章主要讨论的是一个产业如何应用这种动力，强化本身的竞争优势。换句话说，当竞争优势的关键要素逐渐消失时，产业本身的竞争优势也同时在退化。 全球战略思想研究合集（套装共8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