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讲 将道:动态环境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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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讲 将道:动态环境的领导
再好的取胜原则也需要优秀的领导去实施。在复杂、残酷、危险、紧张的战争环境中,将军必须展现出卓越的领导力,才能率领士兵去取得胜利。
同样,在复杂、动荡而充满压力的商业环境中,优秀的领导者也需要强大的领导力,才能赢得下属的信任,打造出有凝聚力的团队,释放出组织的能量,全力以赴,赢得竞争。
孙子提出将军应该具备“五德”,避免“五危”,此外还提出了“进不求名,退不避罪”“上下同欲”“与众相得”“静以幽、正以治”等具体要求。
将道
进不求名,退不避罪
读《孙子兵法》,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孙子写作不像我们今天,写东西一定会有一个主题,一路围绕主题写下来。孙子的十三篇,往往每一篇的前面,讲的是作战原则,也就是仗应该怎么打;后面紧跟着往往就会讲领导力,讲为了这样打,将军应该注意什么样的原则,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养。
这也是孙子高明的地方。不管是战争还是商业竞争,再好的战略理念都需要领导者来实施,而需要什么样的领导力,一定与特定的作战情境密切相关。
战争是最好的领导力课堂。所有的将军都明白,他们的首要职责,就是在复杂、残酷、危险、紧张的环境中,率领他的士兵取得胜利。用孙子的话来说,“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将军之事也”。
这就必须要展现出卓越的领导力。
战争中,好的将军从来是打出来的,而不是你选出来的。什么是战争中的领导力,你到底有没有领导力、你的领导力水平高还是低,一上战场,就会看得一清二楚。
商场如战场,在复杂、动荡而充满压力的商业环境中,优秀的领导者也要像优秀的将军一样,赢得下属的信任,打造出有凝聚力的团队,并带领团队全力以赴地去争取竞争的胜利。这同样需要强大的领导力。
所以孙子特别重视领导和领导力的作用。在决定战争胜负的五大要素“五事”中,第四条就是“将”。
他说:“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懂得用兵之道的将军,是民众生死的掌握者,是国家安危的主宰者。
关于孙子的“为将之道”,我们在前面已经讲了不少,包括讲过将之“五德”,领导者应该具备的优秀品德;将之“五危”,领导者应该警惕的致命性格缺陷;等等。
孙子还有很多深刻的理念。除了上面的内容之外,还有三条“将道”的原则值得花些时间去体会,这就是“进不求名,退不避罪”“上下同欲”“与众相得”“静以幽,正以治”。
能不能做到这三条,也是识别好的将军最核心的三个特征。
本节先看第一条:“进不求名,退不避罪”。
这八个字是什么意思呢?我还是先从故事讲起吧。
第七讲“击虚”中,我们讲过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时,日军五十六师团利用远征军的大意,占领腊戍、切断滇缅路,导致战局逆转的故事。
其实这个故事还没有完。
1941年4月29日,五十六师团占领腊戍之后,接到了它所隶属的日军第十五军军部的最新命令:以师团主力沿滇缅公路向东面的怒江方向,追击正在向云南撤退的远征军新二十八师、新二十九师。
接到命令后,五十六师团的师团长渡边正夫分析了师团面临的形势。他认为,新二十八师、新二十九师这两支中国部队战斗力差,又缺乏战斗意志,并不值得以整个师团全力追击。
相反,中国远征军在曼德勒地区仍有杜聿明三个师的主力,这才是远征军的精锐。腊戍被占后,他们要想回国,只剩下了一个选择,就是向密支那和八莫方向突围。五十六师团是所有日军中离八莫和密支那最近的一支。如果师团能向八莫、密支那方向突击,切断远征军主力归国之路,对于战局发展显然将有更大的价值。
于是渡边正夫决定,一边向军部报告,一边开始按自己的意图行动。他下令师团兵分两路,向两个方向同时出击。他用差不多一个联队的兵力组织了一支快速部队,向怒江方向追击新二十八、二十九师,以完成军部所交的任务;同时组织师团的主力,全力以赴,向西北方向的八莫和密支那两地突进。5月3日,五十六师团占领八莫,5月8日又占领密支那。
密支那是缅北战略要点,也是腊戍失守后,中国军队回国的最后的道路。至此,缅北地区中国远征军回国的道路均被切断。
日军十五军军部马上意识到了五十六师团行动的价值,不但认可了五十六师团的机断专行,而且利用五十六师团的突破所造成的机会,下令五十五师团和三十三师团也向这个地方集中,与五十六师团会合。日军由此就在密支那地区形成3个师团的优势兵力。
得知五十六师团占领密支那的消息,杜聿明一开始并没有绝望。日军虽占密支那,但兵力不会太多。杜聿明手中有3个成建制的师,仍可与日军一搏,强行打开密支那,重新打通回国的通道。
然而,当杜聿明率领远征军主力即将赶到密支那时,却得到了消息:五十六师团已经得到了增援,日军已经在密支那地区形成了兵力上的优势。
杜聿明只好放弃进攻密支那的计划,被迫一步步转向西北,最终走进了野人山。
回顾这场战役的过程你会发现,渡边正夫的独断专行,看似违背了军部的命令,但恰恰更好地实现了日本军部的战略意图。由此,一个本来是战术层面的行动,却最终发挥出了战略层面上的作用,从而最终决定了远征军的命运。
从全局的高度去思考自己的任务,而不仅仅局限于上级给我的命令。一切都是为了组织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得失。
这就是“进不求名,退不避罪”。
再讲一个相反的例子:滑铁卢之战中的格鲁希元帅。
滑铁卢之战的前一天,也就是1815年6月17日,拿破仑交给格鲁希元帅一个命令:追击去向不明的普鲁士军队,以防止普军回头与威灵顿公爵率领的英军会合,保证拿破仑歼灭英军。拿破仑给了格鲁希3.3万人,占法军主力的1/3。
格鲁希按照命令,开始向预计方向发起了追击,但始终没有发现普军的踪影。
6月18日上午,正在用早餐的格鲁希听到远处的炮声。所有的人都意识到,皇帝那边发起了进攻,一场重大的战役打响了。他的副司令热拉尔急切地要求:“立即向开炮的方向前进!”第二个军官也赞同说:“赶紧向开炮的方向转移,只是要快!”
格鲁希很不开心。他说,在皇帝撤回成命前,他绝对不能偏离自己的职责。
热拉尔只好请求说,至少让他率领自己的部队和若干骑兵,赶到那边的战场去。
格鲁希考虑了一下,他只考虑了一秒钟。用斯蒂芬·茨威格在他的《人类群星闪耀时》中的话说,那是决定他的命运、拿破仑的命运和世界命运的一瞬。
格鲁希说,再分散兵力是不负责任的,我们的任务是追击普军,而不是其他。
军官们沉默了。部队继续往前走。普军始终没有出现。远处传来的低沉的隆隆炮声震颤着大地,好像在呼救一样,每一炮都像打进人们的心里。人人都已明白这绝不是什么小小的遭遇战,而是一场大的战役,一场决定性的战役。
格鲁希心里也越来越不安。他骑着马,在自己的军官们中间惶惶惑惑地行走。军官们都避免同他商谈,因为他们先前的建议完全被他置之不理。
可他还是抱着原来的命令不放。他继续等待消息,等待皇帝要他返回的命令。可是没有消息来。
这个时候,他离滑铁卢战场只有4小时的路程。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普军赶到了滑铁卢,得到增援的威灵顿取得了胜利。
6月19日上午,也就是滑铁卢战后的第二天,格鲁希得到了法军大败的消息。不再拘泥于皇帝命令的格鲁希,突然焕发了全部勇气,他率领他的军队不顾一切冲到了滑铁卢战场,要去拯救法兰西帝国。
但是一切都已经太晚了。战场上早已没有了皇帝和法军的影子。
历史学者感慨道,如果拿破仑赢了这场战役,他很有可能会重新控制欧洲。
故事讲到这里,问题来了:
如果你是领导,你希望有什么样的下属呢?格鲁夫这样的,还是渡边正夫类型的?
孙子的回答是:“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
需要进攻就果断进攻,不是为了追求个人的名利;需要撤退就坚决撤退,哪怕要因此承担撤退的罪责。一切都是从整个组织的角度出发,从组织的根本利益、同时也是领导的长远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这样的人,才是组织中最宝贵的财富。
上级都喜欢忠诚的下属,战争环境中忠诚尤其重要。但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两种忠诚。
一种忠诚是对上级的话言听计从,上级叫干啥就干啥,丝毫不敢违背上级的决定。这是僵硬的忠诚,是低级的忠诚,是平庸的忠诚,是缺乏担当的忠诚。本质上,这种只对上级的命令负责的忠诚,是一种最自私的忠诚,是一种伪忠诚。
还有一种忠诚,不是简单地忠诚于上级的决定,而是从整个组织的角度考虑问题。他可能未必事事顺着上级,可能他的行为会有违上级的指示,但是他的所作所为,是从组织长远的角度考虑问题的。
这样的忠诚,才更符合组织的利益,才更有利于达成上级期待的目标。
就像渡边正夫一样,他确实违背了上级的命令,但是他不是为了个人求名,不怕承担违令的责任,他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实现日军整体作战意图。
这种忠诚才是最可贵的。这种人真正把自己的命运与组织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休戚相关、荣辱与共,因而把组织的利益看得高于个人的得失。
这种忠诚,才是真忠诚。
太听话的下属,从来就不是最好的下属。
事实上,在战争的环境中,哪怕是最高决策层,也不可能拿出完美的行动方案和绝对正确的作战命令出来。因为一切都是动态的,一切都是不确定的。
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就不再是上级具体的方案与命令,而是如何实现上级的整体意图。方案与命令只是实现整体意图的手段,方案和命令本身就是需要随机应变的。
下级所要理解的,就不应该仅仅是方案和命令本身,而要透过方案和命令,真正把握上级的意图。
据说阿里的彭蕾曾经说过一段话:当老板的命令是正确的,我们要不打折扣地执行。当这个命令是错误的,我们要把它正确地执行。
正确地执行,就是要理解你所受领的任务背后的上级意图,并根据这个意图来思考最佳的行动。
即使没有上级的命令,即使超出了自己的职责范围,也主动采取行动,帮助领导和组织实现战略意图。这是好的下属最有识别性的一个特征。用孙子的话说,这样的人,才是组织的财富。
用张预的话说,是“见义而行,不待命也”。
所以好的上级,看重的一定是能够达成自己意图的下属,而不是全无原则、只知顺从自己的下属。好的下属,追求的首先是全力达成上级的整体意图,而不是一味拘泥于上级具体的方案与命令。
对于上级来说,这需要格局,需要胸怀,需要境界,需要坦然承认自己也会犯错,坦然接受有时候下属比自己更了解情况,因而下属的意见有可能会比自己更正确、更英明。
而作为下属来说,则需要站在全局的高度,去全力理解上级的真正意图并融会贯通,从上级的角度,来理解自己所受领的任务在战役或战斗中的地位与作用。
所以美军对下级的要求是,所有的指挥官,都必须对高出自己两级的指挥官的意图有充分的了解。也就是说,你不但要了解你的指挥官的意图,还要了解你指挥官的指挥官的意图。
这样才能更好地从组织意图的角度理解你所受领的任务的真正含义,你也就不仅仅拘泥于任务本身,而是会更富有创造性地去帮助实现指挥官的意图。你也就不会像格鲁希那样,坚决执行了命令,却最终伤害了领导与组织。
对于上级来说,只要你的下属行为是为了更好地达成组织的整体意图,哪怕没有遵守你的命令,你也要学会容忍,甚至肯定、鼓励和支持。就像日军十五军军部那样。
而对于下级来说,你就一定要保证,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更有利于实现上级的意图。
当你决心不按上级命令行事的时候,你必须做好一个准备,这就是如果因此产生了问题,你必须要承担全部责任,接受相关的处分。
所以,好的上级需要格局,用孙子的话说:“将能而不御者胜”;好的下级需要担当,用孙子的话说:“君命有所不受。”
格局和担当,反映的都是领导者的品格。战争是最考验领导力的场所,而高贵的品格是战争中所有其他领导原则的前提。
只有具备这样的前提,你的组织才能真正形成“进不求名,退不避罪”的文化。也只有这样的组织,才能在动态和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下,始终去做最明智的战略选择。
上下同欲,与众相得
谈到领导力,孙子说过一句人人熟知的话:“上下同欲者胜。”
军队靠什么打胜仗?上下之间,有共同的欲望和追求。
关于领导力,其实孙子还说过一句更重要、至少也是同样重要的话:“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为什么你的命令马上就可以得到有效的执行?很简单,因为你跟大家打成了一片。
也就是同甘共苦,同生共死。
军队面临的是最险恶的环境,战场的军人每天都在直面生死。用吴子的话说:“凡兵战之场,立尸之地。”凡是两军相接的战场,都是尸横遍野的地方。
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死与共、至死不渝的感觉,对于战争中的团队来说,从来都是至关重要的。
不能期望下属去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分享下属的苦难,和下属一起战斗,与下属同甘共苦这样的行动,在战争的环境中比任何言语都重要。所以几乎所有的兵书都强调同甘共苦、同生共死在将军领导力中的重要性。
《三略》是秦汉时期的一部兵书,在谈到带兵时,有一段话:“夫将帅者,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敌乃可加。”
同滋味,就是同甘共苦;共安危,就是同生共死。作为将军,一定要跟下属同甘共苦,同生共死,这样你才可以打败对手。
《将苑》也讲:“夫为将之道,军井未汲,将不言渴;军食未熟,将不言饥;军火未燃,将不言寒;军幕未施,将不言困;夏不操扇,雨不张盖,与众同也。”“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同寒暑,等劳逸,齐甘苦,均危患,如此,则士必尽死,敌必可亡。”
带兵人的规矩,军中的水井还没有打上水来,将军不能说自己渴了,因为士兵还没有水喝;军中的伙食还没有做熟,将军不能说自己饿了,因为士兵还没有饭吃;军中的营火没有点起来,将军不能说自己冷了,因为士兵还没有火烤;军中的帐篷没有搭起来,将军不能说自己困了,因为士兵还没有地方休息;夏天不打扇子,因为士兵没有扇子;下雨不打雨伞,因为士兵没有雨伞。将军跟所有的人都一样。士兵还没有坐下,不要自己先坐下;士兵还没有吃饭,不要自己先吃饭。将军要跟士兵“同寒暑,等劳逸,齐甘苦,均危患”,这样你的手下才会拼了命为你作战,再强的对手也不在话下。
历史上那些优秀的带兵者,确实都是这样做的。
先看一个楚庄王的故事。“楚人有馈一箪醪者,楚庄王投之于河,令将士迎流而饮之,三军皆醉。”
楚庄王身为国君,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统帅。当年楚庄王带兵打仗,有楚国人送了他一坛美酒。楚庄王特别希望把这坛美酒跟三军一起分享。可是那么多人就一坛酒,这怎么分呢?
楚庄王下令把酒从河的上游倒下去,让大家迎着河流,去喝河里的水,结果“三军皆醉”,三军都像喝醉了一样。
一坛酒倒到河里面,河水哪里还有什么酒味呢?
三军醉的是什么?是你的心。你把最好的东西跟我分享。
再看一个李广的故事:“李广历七郡太守,前后四十余年,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卒共之。家无余财,终不言生产事。将兵乏绝处见水,士卒不尽饮不近水,士卒不尽食不尝食。士以此爱乐为用也。”
李广当过七郡的太守,前后40多年,得到了赏赐就分给自己的手下。吃的东西都是跟普通士兵一样的,家中没有什么多余的财产,从来没有谈起过积累家产这样的事情。跟匈奴作战,经常要穿越沙漠和戈壁地区,作战环境极其缺水。他带兵作战,看到有水的地方,哪怕有一个士兵还没喝水,他就不靠近水源。哪怕有一个士兵还没吃饭,他就连一口食物都不尝。所以士兵都愿意为他所用。还有吴起。吴起带兵,跟最下层的士兵穿的、吃的都是一样。晚上睡觉时没有席子,因为士兵没有席子。行军的时候不骑马,因为士兵没有马骑。亲自背自己的粮食,与他的士兵们分担劳苦。
滑铁卢战役之后,拿破仑曾经反思过他失败的原因,他说:“因为我好长时间没有跟我的士兵一起喝汤了。”
历史学家们肯定不会认为这是拿破仑失败的根本原因,但这是拿破仑发自内心的自责。拿破仑带兵,非常重视与士兵同甘共苦。几次历尽艰辛的远征,他都走在风尘仆仆的行列里,置身于枪林弹雨的前线。在埃及作战时,部队穿越气温高达50多摄氏度的沙漠,他下令把所有马匹和车辆全部拨给伤病员乘用,其余的人一律步行,包括他这位总司令。
当可怕的“黑死病”在军中蔓延的时候,他不顾被传染的危险,去视察设在教堂中的医院,看望那些生病的士兵,还亲自帮着抬尸体。当食物供应不足的时候,他就和士兵一起用餐——用他的话说,就是“一起喝汤”。
法军士兵为什么作战那么勇敢,即使是在以少敌众的情况下也不后退?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对自己的统帅有近乎崇拜的热爱与信赖。有人说,拿破仑到一个地方,就相当于增加了4个师的战斗力。
而这种热爱和信赖,一是靠拿破仑的指挥艺术,二是靠拿破仑亲近士兵的行动。拿破仑很清楚:你一旦疏远了自己的士兵,也就失去了最主要的制胜力量。
从这个意义上讲,拿破仑的自责,是很值得后人深思的。
毛泽东对成吉思汗铁木真有个评价:“只识弯弓射大雕。”其实这是诗人夸张的说法。铁木真如果只是一介武夫,绝对不可能建立起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世界性帝国。他能成就这样的伟业,靠的是强大的团队。而他的团队的形成,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同甘共苦。
1203年,铁木真突然遇到了他的盟友克烈部的袭击。来自盟友的袭击往往是最具有毁灭性的。铁木真的部队一下子被打散,最后他手下只剩下了不到3 000人。为了躲避攻击,铁木真率领他的残部往东退。当他们退到班朱尼河的时候,已经完全没有东西吃了。
这个时候,一个下属射死了一匹野马,大家就在那里烤野马吃。河流已经基本干了,只剩下一些浑浊的泥水。
铁木真为自己的这些部属历尽苦难但依然愿意跟他走而感动,一下子跳到河里面,捧起一把泥水一饮而尽,并对天发誓说:“使我克定大业,当与诸人同甘苦。苟渝此言,有如河水!”
每个人都非常感动,大家都纷纷跳下去喝浑浊的泥水,一边喝一边流泪,纷纷发誓一定要对铁木真忠心耿耿。班朱尼河上空顿时欢声雷动,战败的压抑气氛一扫而光。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班朱尼河之盟。
班朱尼河之盟的重要性,当然并不在那几口泥水,也不在于盟誓本身,而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共饮班朱尼河水的经历,让铁木真和他的手下之间的感情,真正达到了至死不渝的地步,真正建立了同生死、共命运、超越血缘关系的手足情谊。
对于一个成长中的团队来说,这种体验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班朱尼河之盟为什么在历史上具有那么神圣的意义。
再看红军,为什么红军那么苦的情况下还不溃散?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时候,曾经给中央写过一个报告,他说:“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
我们小时候学过一篇课文——《朱德的扁担》。朱德作为军长,要亲自挑自己的粮食。军长这样的举动,对于士兵来说,本身就具有强大的感召力。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也想到敌后打游击。为了培训打游击的军官,还专门组织了游击干部训练团。共产党是打游击起家的,所以国民党专门请共产党的教官,给这些准备打游击的军官讲课。像叶剑英等人都给他们上过课。
当时是国共合作抗日,民族大义当前,所以共产党的教官都是倾囊而授,把我们多年打游击的经验全部讲了出来,国民党的军官一个个听得津津有味,大开眼界。
但是每当共产党的教官讲过最后一个环节的时候,国民党的军官就傻眼了。所有的共产党教官最后都会讲:要想打游击,第一要跟老百姓形成鱼和水的关系,第二军队内部要同甘共苦。
国民党的军队中,军官四菜一汤、四皮五金,都是标配。打骂、呵斥士兵是家常便饭。不用说军长与士兵,就是连长与士兵,都无法做到同甘共苦。
所以国民党派出了几十万人打游击,结果一部分被消灭,一部分跑了回来,一部分投降做了伪军。
历史不是没有给国民党机会,国民党没有办法把握住。
《美国陆军领导力手册》中有一段话:“好的陆军领导者,即便在最高战略领导层,也不会把战士推出去战斗而自己安坐在后方。他们会和战士一起深入实地,在第一线进行领导。”
一起哭过,一起笑过;一起流过血,一起流过汗;一起摸爬滚打,一起经受战火;一起分担失败的压力,一起分享胜利的喜悦。这样的体验,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命运共同体的感觉,对于军队来说,比什么都重要。
静以幽,正以治
战争环境最大的特点是复杂而危险。在极大的心理压力下,人性的弱点会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这个时候,领导者身上强大的领导力,就比什么都要重要。
不能允许情绪和心理压力主导你的决策以及你的队伍。
从战争史上可以看出,战场上指挥官坚定而沉着的领导力,本身就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它可以迅速渗透到整个组织之中,尤其是在极端的环境中。这样的领导力可以帮助下属克服怀疑犹豫,同时减少下属的焦虑。
强大的自信,加上坚强的意志和自律,往往可以使指挥官在很容易导致无所作为的情况下,去采取必要的行动。
二战时期英国著名的元帅蒙哥马利在他的回忆录中曾经说:“一个指挥官最宝贵的品质之一,也许就在于他在计划与作战行动中传播信心的能力,尽管在他内心对结局并没有太大的把握。”而这就需要指挥官必须具备坚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
克劳塞维茨也说:“如果综观一下形成战争气氛的四个要素,即危险、劳累、不确实性和偶然性,那么就很容易理解,要想在这种困难重重的气氛中确有把握地顺利前进,就需要在感情方面和智力方面有巨大的力量。我们发现,战争事件的讲述者和报道者根据这些力量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表现形式,把它们称为干劲、坚强、顽强、刚强和坚定。”
克劳塞维茨解释说,所谓的干劲,就是强大的动力,包括强烈的荣誉感;所谓的坚强,就是指意志对猛烈打击的抵抗力;所谓的顽强,则是指意志对持续打击的抵抗力。
克劳塞维茨重点分析了刚强和坚定:所谓的刚强,是指在最激动或热情奔放的时候也能听从智力支配、保持镇静的能力;所谓的坚定,指的是有坚定的信念。
提到军人应该有的坚强与镇定,几乎所有的军事领导力文献,都会讲到一场经典的战役中的一个著名人物,这就是葛底斯堡战役中的张伯伦上校。
人们经常用这个故事来告诉后来的领导者,在关键的时刻,一位称职而又自信的领导者,是如何在看来已经毫无希望的情况下率领军队转败为胜的。
葛底斯堡战役是美国内战中的关键一战。李将军率领的南方军队向葛底斯堡的北方军队发起猛烈的进攻。北方军队形势危机,指挥官紧急调集所有可以调用的军队赶赴葛底斯堡战场进行增援。
1863年7月1日,约书亚·张伯伦上校所率领的缅因第二十志愿步兵团接到了命令,要他们立即赶到葛底斯堡。
张伯伦率领部队以急行军的速度奔赴葛底斯堡。当他们到达战场时,已经是7月2日的中午。他们到达后,立即加入了斯特朗·文森特上校所指挥的旅。
对于文森特上校来说,张伯伦来得正是时候,因为北军的阵地刚刚出现了一个大漏洞。
北方军队战线的最南端,有一座小山,名字叫小圆顶。这座小山对北军的阵地形成俯瞰之势。如果南方军队在这个地方部署火炮,所有的北方军队将全部处于南军炮火的轰击范围之内。这也就意味着战役只会有一个结果,就是北方军队被迫全部撤出战场,接受战败的现实。
要命的是,由于指挥上一系列的失误,北方军队事先竟然没有想到要在这座山上设防。
形势十分危急。意识到危险后,文森特命令所在旅占领小圆顶。他把由张伯伦的缅因第二十志愿步兵团部署在他的旅的左翼,同时这也是北方军队整个防线的最左翼。文森特要求张伯伦“不惜一切守住阵地”。
张伯伦显示出了一名优秀的领导者所拥有的卓越素质。他在脑海中就可能发生的所有情况以及相关的对策进行了反复的演练,然后迅速做出了部署。
他将部队分成左右两翼。他命令右翼的连队与文森特上校手下的宾夕法尼亚第八十三团连在一起,左翼的连队则以一块巨大的圆形岩石作为依托。
他最担心的是他部队的左翼。军队作战,暴露的翼侧从来是最容易受到攻击的。而他的左翼既是他自己的左翼,也是文森特旅的左翼,进而也构成了北军整个防线的左翼,因而注定会成为南方军队攻击的目标。
他派出莫瑞尔上尉的B连担任左翼的警戒,并要莫瑞尔上尉“根据作战的需要采取行动”。莫瑞尔上尉根据张伯伦的指示,将其连队部署在一堵石墙后面,面向南方军队可能发起攻击的翼侧。
张伯伦的部队刚刚就位几分钟,南方军队就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一场激战开始了。
就在双方打得最激烈的时候,张伯伦的一名军官跑来向他报告:发现大批南方军队的士兵,在南军正面进攻队形的后面,进行侧向运动。张伯伦立即爬上了一块岩石进行观察。果然,一支南军的部队,正在向他暴露的左翼运动。
张伯伦明白,一旦敌人对自己形成侧翼包围,他的部队就会丢掉阵地。而他的部队一旦丢掉阵地,整个北军的防线就会崩溃。
他必须立即拿出办法。他以前所学过的所有的战术条令,都只适用于机动作战,并不适用于阵地战。他必须找出新的对策——一个他的士兵们在巨大的压力之下还可以立即执行的方案。
张伯伦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的防线原来由两列纵深构成,这也是当时常规的防御部署。他决定把防线从两列纵深改为一列纵深,这样就能最大程度延展他的防线,覆盖无人防守的那部分阵地。
但这样一来,他的部队就必须边作战边调整:一边要保持着正面稳定的射击,挡住南方军队正面的攻势,一边还要完成向左延伸的机动。
这是战场上最忌讳的火线侧向机动,很容易导致军队陷入混乱。这样的战术非常复杂,他的士兵们也从来没有演练过。但它也不是全新的,它是张伯伦以前让士兵们反复进行的其他战术操练的综合性运用,所以士兵们对此也并不完全陌生。
炮声、枪声、鼓声、厮杀声,混杂着双方的指挥口令。受伤的士兵在痛苦地喊叫,双方都不断有士兵倒下。硝烟弥漫之中,南方军队在不断地发起新的攻势。
张伯伦沉着地指挥他的部队有条不紊地行动。他成功了,一条新的防线由此形成。
迂回进攻不成的南方军队发动了更猛烈的进攻,试图突破张伯伦因为拉长而变得更加薄弱的防线。张伯伦的阵地一次又一次被南军突入,但他的士兵们一次又一次地打退南军的进攻,并顽强地重新组织起队形。
经过五次激烈的交火,他的士兵们每人都只剩下了一两发子弹了。而这时候,打红了眼的南方军队正在重新集结,准备发起又一波进攻。
张伯伦意识到,他的部队再也没有力量挡住这波攻势了。
他不能消极等待,更不能下令撤退。他决定发起进攻。在他看来,他的部队在山顶上,因而有沿着陡峭的山坡往下进攻的优势,而这一举动,南方军队根本就不会预料到。
但是张伯伦遇到了又一个难题:所有的战术教科书从来就没有讲过如何能使军队从当前的防御部署转换成进攻阵形。
张伯伦的大脑飞转,又一个大胆的方案形成了。
他冒着猛烈的炮火,集合了他的指挥官们。他解释说,全团的左翼,将“如同安装着铰链的谷仓大门一样”大幅度旋转,直到与右翼处于平行的位置。然后,整个团上好刺刀,向山下发起冲锋,并保持与右翼宾夕法尼亚第八十三团的策应。
形势十分危急,但解释却非常简单清晰。所有的指挥官立即明白了他的意图。张伯伦的命令一下,左翼的F连就一跃而出,冲下山坡,冲向猝不及防的南方军队。
张伯伦稳稳地坐镇于位于展开进攻中心的大圆石上。当其部队左翼与右翼形成并行之势时,他跳下岩石,大喊着率领右翼冲下山坡。
正如他设想的那样,现在他的团形成一条线发起冲锋,如同一扇打开的谷仓大门。
面对突然发起进攻的北方军队,南方军队目瞪口呆,在一片混乱中撤了下来,撤到他们后面的阵地。到了那里,张伯伦的进攻部队就无法再往前突破了。
然而就在这时,也正如张伯伦预料的那样,莫瑞尔上尉的B连向南方军队的侧翼与后翼开火了。南方军队以为他们陷入了北军的包围,一下子溃不成军,纷纷四散而逃。
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其实他们只需要再发动一次进攻,就可以夺下这个山头,并决定这场战役的命运。
张伯伦守住了关键的阵地。他的部队损失了1/3的人,但他们挽救了整个北方军队的命运。原因就在于,他们有一位沉着、冷静、果断而富有创造力的指挥官。
在谈到战争中的领导力时,孙子有一句名言:“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静,就是沉着冷静;幽,就是思虑深远;正,就是公正严明;治,就是有条不紊。
王皙解释说:“静则不挠,幽则不测,正则不渝,治则不乱。”沉着冷静,心理就不会被对手扰乱;思虑深远,意图就不会被对手识破;公正严明,下属就不会违背命令;有条不紊,调度就不会出现混乱。
静、幽、正、治,就是中国人通常讲的大将风度。
四者之中,“静”尤其重要,它是“幽”“正”“治”的前提。
所有的决策都是人做出来的。兵凶战危,人的心理很容易在瞬息万变的战争中失去平衡,从而导致决策出现混乱。所以王阳明说:“凡人智能,相去不甚远。胜负之决,不待卜诸临阵,只在此心动与不动之间。”人的智能差距并不太大。决定胜负的要素,是你内心镇定自若还是慌张混乱。
湘军名将罗泽南也说:“乱极时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学。”
真正的高手,可以在任何复杂的环境中,都能保持冷静的头脑,从而在极其混乱甚至极其不利的环境中,能以沉着镇定的心理,进行清晰而合理的计算,从容不迫,谋定后动,从而传递出强大的自信和对混乱局面的控制能力,进而一举奠定胜局,或者扭转乾坤。就像张伯伦所做的那样。
军队行动的背后,是双方决策的对抗;决策对抗的背后,是决策者心理素质的较量。
只有体现出“静幽正治”这样品格的领导者,才能在混乱和危险的环境中体现出强大的领导力,从而赢得下属的信任与忠诚,并制定出正确的决策,最终带领组织去赢得胜利。
从这个意义上说,再好的战略理念,也需要强大的领导力,才能真正落地。 全球战略思想研究合集(套装共8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