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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重建德意志

　　1945年的德国

　　1945年5月7—8日，德国宣布投降，标志着二战的欧洲战场落下帷幕。德国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希特勒、戈培尔、希姆莱、鲍曼等纳粹领导者要么已经自杀，要么即将自杀。在征服了欧洲的大片土地以后，德军开始受到反制，并且最终惨败。截至此时，约有700万德国人失去性命，他们当中有纳粹士兵，有死于炮弹之下的平民，还有在流亡途中遇害的难民。他们的敌人主要是从东边不断挺进的苏联军队，后者为了报复之前德军对苏联平民的暴行而大开杀戒。

　　数百万幸存的德国人在经历这番狂轰滥炸之后深受创伤（见插图6.1）。目光所及之处，德国所有的主要城市几乎都在轰炸和对战中化为瓦砾与灰烬（见插图6.2）。德国城市中有1/4~1/2的房屋被摧毁。

　　德国领土的1/4被划给了波兰和苏联。剩下的德国领土在二战后被4国分区占领，后来，这些分区被合并为两个不同的国家。

　　大约有1 000万德国人成了无家可归的难民。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在战乱中与亲人失散，多年后，其中一些人奇迹般地得以与亲人团聚，而大多数人的亲人自此杳无音信，生死未卜。1954年，我的第一位德语老师尚未结束自己的流亡生活，他曾提到自己有一个儿子。当我天真地问起他这个儿子的去向时，我的老师悲痛不已：“他们把他带走了，我们自那时起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我初遇这位老师的时候，他和他的夫人已在这种惴惴不安中熬过了10年的时光。和这位老师相比，我后来结识的两位德国朋友要“幸运”一些：其中一位朋友在父亲失踪“仅”一年后，便得知父亲可能已经离世；另一位朋友则是在弟弟失踪三年后获知了弟弟的死讯。

　　1945年，德国经济陷入全面溃败。通货膨胀令德国的货币迅速贬值。在此之前，德国人民经历了整整12年的纳粹政府时期。在此期间，基本上德国所有的政府官员和法官要么是纳粹分子，要么与纳粹分子串通一气，因为他们要想保住自己的铁饭碗，就不得不宣誓效忠希特勒。彼时，权威主义笼罩着德国社会。

　　今天的德国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民主国家。德国的经济总量在全球排名第4，德国还是世界领先的出口型经济体之一。在俄罗斯以西的欧洲，德国是最强大的国家。德国先是发行了稳定的国家货币（德国马克），随后又积极参与了欧洲共同货币（欧元）的制定和欧盟的成立，并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在今日的欧盟，德国与那些昔日在战场上与自己兵戈相见的对手和平共处。德国很努力地去直面自己的纳粹历史，权威主义色彩在如今的德国社会中已极大地淡化。

　　那么，1945年5月至今，是什么事情导致德国发生了这些变化？1959年，我第一次去往德国；1961年，我在那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此后我又多次到访德国。现在，我来谈谈我所目睹的二战后的德国在5个方面的变化。其中两方面（分墙而治和联邦德国的经济复苏）在我到德国之前已几近完成；另外两方面（德国直面纳粹遗留问题和开展的社会变革）在当时已经步入正轨，不过后来加快了速度；还有一方面（德国的重新统一）发生在几十年后，这对身处1961年的我和我的德国朋友来说是无法想象的。以本书的危机与变革框架来看，德国的案例在很多方面均表现得非常极端，例如，它所面临的地缘政治约束，还有非凡的领导者（包括极其优秀的领导者与极其糟糕的领导者）所起到的作用。最重要的是，德国所面临危机的严重程度是其他国家未曾经历的。明治时代的日本仅仅面临可能受到攻击的威胁；芬兰和澳大利亚确实受到了攻击，但它们都没有被占领。而1945年的德国和日本不但受到攻击，还被征服和占领，经历比本书中讨论的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要悲惨得多。

　　1945—1961年的德国

　　在二战中取得胜利的4个同盟国将德国分区占领：美国占领了德国南部，法国占领了西南部，英国占领了西北部，苏联则占领了东部。德国的首都柏林虽然位于苏联占领区的中央，但它同样没有逃脱被上述4国瓜分的命运，仿佛成为苏联占领区的一座孤岛。1948年，为了让美国、英国和法国放弃其在柏林的飞地，苏联封锁了三国通往柏林飞地的陆上通道。在接下来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美国、英国和法国通过空运向柏林投递物资，直到苏联于1949年解除了封锁。

　　1949年，美国、英国和法国将其在德国的占领区合并，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简称联邦德国。苏联占领区成了一个独立的整体，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简称民主德国。如今，民主德国经常被当作共产主义政体的反面例子，因为它后来走向崩溃，最终被并入联邦德国。现在，人们很容易忽视的一点是，除了苏联的强大势力，德国人的理想主义也是促使民主德国成立的因素之一，许多德国知识分子主动选择从联邦德国或是从海外去到民主德国。

　　可是，生活在民主德国的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自由程度远远落后于联邦德国。在来自美国的大量经济援助流入联邦德国之际，苏联要求民主德国提供经济补偿，其完整的工厂被拆散并被搬到苏联，而且民主德国的农业被重组，实行集体农庄制。在1990年德国重新获得统一前，两代民主德国人民在成长中越来越缺失的，是西方民主国家的人民所熟知的、为更好的生活而奋斗的动力。

　　这种趋势带来的结果是，民主德国的民众开始逃往联邦德国。1952年，民主德国封锁了与联邦德国的边界，可是民主德国的民众还是可以经东柏林去往西柏林，然后从西柏林乘飞机到达联邦德国。柏林在战前建设的公共交通体系（地铁和城际列车）连接了东柏林和西柏林，因此，只要跳上列车，任何人都可以从东柏林到达西柏林。我在1960年第一次到柏林，和其他西方游客一样，我搭乘地铁游览了东柏林，并依照原路返回西柏林。

　　1953年，日益不满的民主德国民众发动了一场罢工，这场罢工升级为一场暴乱，随后被苏联军队镇压。民主德国的民众继续通过柏林的公共交通体系逃往联邦德国。终于，在1961年8月13日夜里（当时我还住在德国），民主德国政府突然关闭了东柏林的地铁站，并在东柏林和西柏林之间筑起了一道围墙，由边防警卫队进行巡逻，射杀试图翻跃围墙的人（见插图6.3）。我依然记得翌日早上，我在联邦德国的朋友看到柏林墙时不可置信、震惊乃至愤怒的心情。民主德国政府给出的借口是，这道围墙是用来阻隔那些来自联邦德国的间谍和罪犯，他们不愿承认其建墙的实际目的是要阻止民心溃散的民主德国民众逃往联邦德国。西方势力不敢打破这道墙，因为它们知道自己对被民主德国和苏联包围的西柏林无能为力。

　　从那时起，民主德国便保持着独立国家的形态，试图逃往联邦德国的民主德国民众在边境被杀死的概率非常之大。（有超过1 000人死于这一过程。）当时，由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阵营与由美国和西欧国家组成的阵营之间两极分化严重，德国重新统一的希望十分渺茫。这就仿佛是美国被密西西比河一分为二，东西两边分别为共产主义美国和民主主义美国两个阵营，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看不到重新统一的希望。

　　二战之后，获得胜利的西方盟国在联邦德国实施了“摩根索计划”，旨在防止这个国家重建自己的产业。在该计划下，联邦德国的经济回归以农业为主导的模式，并且像一战结束后那样，西方盟国在德国攫取了大量的战争赔款，苏联也对民主德国实施了同样的政策。这一计划起源于同盟国间广为流传的观点，即德国人不仅要为在希特勒时期挑起二战负责（这种观点获得了广泛的认同），而且必须要为在恺撒·威廉大帝二世时期引发一战负责（这一观点则饱受争议），允许德国重新进行工业化将可能导致另一场世界大战。

　　随着冷战的进展，西方盟国改变了主意，因为它们逐渐意识到，有可能带来另一场世界大战的真正风险来自苏联而不是德国。正如我在第四章中解释美国对智利的政策时提到的，这种恐惧构成了二战后数十年间美国外交政策背后的主要动机。那些早被苏联军队占领的东欧国家纷纷建立了共产主义政权，苏联成功研发了原子弹和氢弹，并在1948—1949年试图封锁西方盟国在柏林的飞地，某些西欧民主国家（尤其是意大利）也出现了强劲的共产主义势力，以上种种都预示着，在西欧，冷战很可能会升级为下一场世界大战。1961年，我正打算在德国居住一段时间，我的父亲十分严肃地劝告我，一旦欧洲出现了危险的征兆，我要随时准备好逃往瑞士的临时避难场所。

　　从这一层面来看，地处欧洲中心腹地、毗邻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联邦德国对西欧的自由来说至关重要。西方盟国需要联邦德国再次变得强大，成为对抗共产主义势力的一座堡垒。除此之外，西方盟国想让联邦德国变强大还有其他的动机，包括尽量防止一个脆弱且失意的联邦德国再度堕入政治极端主义（正如一战后发生的那样），减轻西方盟国为养活及扶持一个虚弱的联邦德国所需的经济成本。

　　1945年之后，西方盟国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最终形成这种观念，在此期间，联邦德国经济状况持续恶化。最终，在1948年，美国开始将马歇尔计划的经济援助延伸至联邦德国，早在1947年美国已经在其他西欧国家实施该项计划。与此同时，联邦德国将疲软且持续通胀的货币替换为联邦德国马克。当西方盟国将其在德国的占领区合并为一体化的联邦德国时，它们保留了对联邦德国立法的否决权。然而，联邦德国的首位总理康拉德·阿登纳聪明地利用了美国人对共产主义势力崛起的担忧，使盟国默许联邦德国获得越来越多的主权。阿登纳的财政部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将改良后的自由市场政策制度化，并且充分利用马歇尔计划的援助资金，使联邦德国的经济复苏格外成功。后来，联邦德国的这场经济复苏被称为“经济奇迹”。联邦德国废除了定量配给制，工业产出急剧增加，人们的生活水平快速提升，买得起汽车和房子的梦想变为现实。

　　当我从英国搬到联邦德国的时候，联邦德国给人的感觉比英国要更加繁荣和舒适。我的英国朋友经常会苦涩地谈起这一饱含讽刺意味的现实：二战中被打败的是德国，赢家是英国，然而创造出经济奇迹的却是联邦德国而非英国。在政治领域，到1955年，联邦德国重新获得了主权，被盟国分区占领的时代终结。在西方盟国为打败和解除德国的武装而打了两场世界大战之后，联邦德国开始重新武装自己，重建了军队——这并不是出于联邦德国自己的意愿，甚至与联邦德国国会的投票意见相左，而是出于西方的要求（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如此以来，联邦德国便和西方盟国一起承担起西欧防务的重担。对比1945年时，这件事代表了美国、英国和法国在对德政策方面最令人震惊的转变。

　　联邦德国经济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劳工关系相对良好，罢工运动不甚频繁，就业市场较有弹性。雇主和雇员之间心照不宣地达成了战略性共识——雇员不罢工，则商业继续繁荣，那么雇主就能够和雇员分享商业繁荣带来的好处。德国产业的发展建立在学徒制之上，这种制度已延续至今，年轻人成为公司的学徒，在公司学习工作所需的技巧，与此同时，公司会支付给他们薪水。学徒期结束之后，他们将在该公司正式入职。今天，德国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

　　德国人的自我审判

　　在二战结束后，反法西斯同盟在纽伦堡以战争罪为名处决了24名幸存的纳粹主要领导者。有10人被判处死刑，其中职衔最高的两人分别是德国外交部前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和前空军元帅赫尔曼·戈林（后者在计划行刑的前夜服毒自杀）。有7人被判处长期监禁或终身监禁。纽伦堡法庭还对众多低级别的纳粹犯人做出短期监禁的判决。盟国还要求对更多的德国人进行“去纳粹化”改造，包括审查他们的纳粹历史，并对他们进行再教育。

　　但纽伦堡审判和“去纳粹化”改造并未解决德国人的纳粹遗留问题。仍有数百万底层的德国人昔日曾身为纳粹分子或曾听从纳粹分子的指示，可他们未被审判。由于此次审判是由盟国而非德国主导，那些要为德国的行为负起责任的德国民众并未被审判。在德国国内，这些审判被视为“胜利者的正义”：不过是胜利的一方对被击败的一方展开的报复而已。联邦德国自己的司法体系也实施了判决，但是这些判决的范畴从一开始就极为局限。

　　无论是盟国还是德国人自己，要建立一个能够正常运转的战后德国政府均面临一个实际问题，即需要配备有经验的官员。可是，在1945年，大部分具备政府工作经验的德国人都曾供职于纳粹政府，这便意味着二战后所有适合担任德国政府官员（包括法官）的人都曾是纳粹政府的一员，或者至少曾和纳粹分子合作过。唯一例外的是那些流亡在外或者被纳粹分子送进集中营的德国人，而这些人没有机会习得政府治理的技巧。例如，二战后联邦德国的第一位总理是康拉德·阿登纳，他在任职科隆市市长之时便被纳粹分子驱逐，没有成为纳粹分子。就任总理后，阿登纳实行了“特赦和融合”政策，其实这就是一种委婉说法，指的是对德国民众在纳粹时期的那段历史不再追究。相反，德国政府把重点放在当前要务上，那就是解决上千万名食不果腹且无家可归的德国人的温饱问题和住房问题，重建被炸毁的德国城市，重振一落千丈的经济，以及在结束长达12年的纳粹统治后重新建立民主政府。

　　最终，大部分德国人逐渐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纳粹的罪行应归咎于一小部分邪恶的领导者，广大的德国群众是无辜的，那些曾经英勇对抗苏联军队的德国普通士兵没有罪，而且截至此时（20世纪50年代中期），关于纳粹罪行的进一步调查也应该截止了。联邦德国政府无法进一步审判纳粹罪犯的更深层原因是，二战后该国很多政府检察官本身就是前纳粹分子。比如，在联邦德国设立的联邦刑事犯罪调查局的47名官员中，有33名曾是纳粹狂热组织党卫军的成员，联邦德国情报部门的许多成员也曾属于这个组织。1961年，我住在德国期间，曾偶然听到一些老人为纳粹辩驳，他们曾在三四十岁时亲历了那个时代。因为我和他们的关系处得不错，他们在私下与我谈论了这些话题。例如，我曾和一位女音乐家一起弹奏大提琴和钢琴鸣奏曲，她的丈夫曾跟我说，几百万犹太人被灭族这个说法在数学上根本说不通，这就是一个最大的谎言。另外一名年长的德国人后来为我播放了一段希特勒演讲的录音，她在聆听之时充满了愉悦与欢乐。

　　1958年，联邦德国各州的司法部部长终于设立了中央办公处，开始集中调查并审判那些发生在联邦德国境内和境外的纳粹犯罪案件。其中的领导者是一位名叫弗里茨·鲍尔的犹太裔德国律师，他曾是反纳粹的社会民主党成员，1935年被迫从德国逃往丹麦。1949年回到联邦德国后，他便马不停蹄地开始处理这些案件。弗里茨·鲍尔从1956年开始担任联邦德国黑森州的首席检察官，直到1969年离世。弗里茨·鲍尔在职业生涯中坚守的一项中心原则是，德国人应当对自己进行审判。这意味着要审判普通的德国民众，而不仅仅是审判那些已经被盟国处决的纳粹领导者。

　　鲍尔在后来被德国人称作“奥斯威辛大审判”的庭审中一举成名，在审判期间，他起诉了那些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纳粹德国时期最大的灭绝营）中相对活跃的基层德国纳粹分子。那些被鲍尔起诉的奥斯威辛工作人员属于底层工作人员，比如寄衣室经理、药剂师和医生。接着，他还对以下人群提起诉讼：纳粹政府的基层警官，曾经对犹太人和反对纳粹的领导者做出不当裁决或是下令对他们执行死刑的德国法官，曾经迫害过犹太商人的纳粹分子，参与执行安乐死的医生、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德国对外办事处的官员，以及在东部前线犯下暴行的德国士兵。对最后这类人的审判最让德国人感到不适，因为大部分德国人一直坚信，只有诸如党卫军之流的纳粹狂热团体才会犯下如此暴行。

　　除了对以上人员提起诉讼，鲍尔还试图追踪那些最关键、最邪恶的纳粹分子，战争结束后，他们都销声匿迹了，比如希特勒的助手马丁·鲍曼、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医生约瑟夫·门格勒（他直接在囚犯身上做医学实验，人称“死亡天使”），还有阿道夫·艾希曼，他是执行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即种族灭绝）的负责人。鲍尔未能成功找到门格勒和鲍曼，前者于1979年死在巴西，后者后来被证实早在1945年和希特勒在差不多时间自杀了。

　　不过，鲍尔成功获得了艾希曼所在位置的信息，原来他逃到了阿根廷。鲍尔决定，他不能直接把这一信息告知德国的情报部门，以使其对艾希曼实行追捕及惩处，因为他担心德国情报部门会暗中向艾希曼通风报信，从而使艾希曼逃走。于是，鲍尔将艾希曼的下落转告以色列情报部门，该部门最终成功地在阿根廷抓捕了艾希曼，用一家以色列航空的飞机将其秘密运送至以色列，对其进行公开审判，并最终将其绞死。这件事不仅让世人把目光聚焦于艾希曼，还使人们开始正视那些对纳粹罪行负有责任的所有个体。

　　鲍尔对纳粹分子的起诉在德国国内引起了广泛关注。最重要的是，他通过这一行为向生活在20世纪60年代的德国人揭露了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德国人在纳粹时期都做过些什么。那些被鲍尔起诉的纳粹分子为自己辩护时所用的借口如出一辙：我当时不过是听从命令；我只是遵守了那个时候我身处的社会的准则和法律；我不应该对受害者负责人；我仅仅参与了把从犹太人运往灭绝营这件事；我不过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一个药剂师（或者保安人员）；我本人没有杀害任何人；我因为信任权威，被纳粹政府宣扬的意识形态蒙蔽，所以当时无法意识到自己做了错事。

　　在庭审现场和其他公开场合，鲍尔再三对这些辩解做出回应。他指出，那些被他起诉的德国人犯下的是反人性的罪行，纳粹当局颁布的法律是非法的。因此，一个人不能以遵守这些法律为由为自身的犯罪行为开脱。没有任何一项法律能够允许反人性的罪行。无论一个国家的政府宣扬什么，每个人都必须要有明辨是非的意识，并坚守这种意识。在鲍尔看来，类似奥斯威辛集中营这样的杀人机器，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都是有罪的。不仅如此，诸多被鲍尔带上法庭的被告都宣称自己是被迫行事，但实际上，他们在做出那些行为时并未受到强迫，而是出于自愿。

　　回到现实，鲍尔起诉的案件中，许多（或者可以说大部分）都未成功：哪怕是在20世纪60年代，那些被告还是通常会被德国法庭宣告无罪释放。鲍尔则频繁地成为大众言语攻击的目标，甚至他的人身安全都受到威胁。不过，话说回来，鲍尔做出的努力的意义在于，作为一名德国人，他一次又一次在德国的法庭上，通过揭示那些痛苦的细节，向德国民众展现了纳粹时期德国人的信仰与所作所为。纳粹政府的斑斑劣迹并不仅仅是几个邪恶领导者的“杰作”。相反，大量的德国普通士兵和官员（其中包括许多后来在联邦德国政府身居高位的人）执行了纳粹的命令，他们因此犯下了反人性的罪行。鲍尔的这些努力形成了1968年德国学生运动的一个必要背景，下文将会详细讨论这一事件。

　　1982年，距离我上一次旅居德国过去了21年后，我猛然直面了德国人对纳粹时期的观念变化。那一年，我和妻子玛丽到德国度假。正当我们驱车沿着高速公路向着慕尼黑行进时，前方的公路出口标识指向了城郊的达豪，那是之间一个纳粹集中营的旧址，后来被德国人改建为博物馆。我俩之前都没有参观过纳粹集中营旧址，但通过玛丽的父母（他们都是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讲述的故事和我在童年时代看到过的新闻片段，我们对纳粹集中营也算有一些了解。尽管如此，这“区区”一个博物馆的陈列展依旧让我们深有感触。万万没想到，我们会被德国人对纳粹集中营的解释（或辩解）方式打动。

　　事实上，这趟前往达豪的参观经历可以说令人惊心动魄——至少跟我们后来去参观更大、更臭名昭著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时一样令人印象深刻。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展览不是由德国人布置的，因为它是在波兰。照片和德语文本栩栩如生地刻画和描绘了达豪集中营当年的场景及其背景：1933年，纳粹势力崛起；20世纪30年代，纳粹对犹太人和非纳粹德国人进行处决；希特勒步步为营，开启战火；达豪集中营本身的运作，还有其他纳粹集中营系统的运作。丝毫没有推诿责任，这场展览印证了弗里茨·鲍尔的格言——“德国人要对自己做出审判”。

　　我和妻子在达豪的所见所闻正是德国的孩子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都要了解的内容。在学校里，学生会从老师那里详细地了解到纳粹的暴行，许多孩子在学校组织的郊游中参观了像达豪这样的、后期被改造为博物馆的前纳粹集中营。能对自己国家过去的罪行做到这般的举国正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实际上，在我的认识里，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哪怕能稍微像德国这般严肃认真地承担起历史的责任。印度尼西亚的学生依然对1965年发生的大屠杀（见第五章）一无所知；我认识的日本年轻人告诉我，他们的教科书里没有提到过日本的战争罪行（见第八章）；在美国，没有哪一条国家政策规定，老师应该向学生详细认真地讲述美国人对越南人、美洲原住民还有非洲奴隶犯下的恶行。在1961年的时候，我能感受到德国人对自己国家的黑暗过往并未有足够的认识。如果要问哪一年可以被当作德国人观念转变的标志性分水岭，那应该是我们接下来会看到1968年。

　　1968年学生运动

　　20世纪60年代，抗议和示威运动在自由世界里大行其道，学生在其中充当了尤为重要的角色。一开始是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反越战运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发起的言论自由运动，还有“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简称“学民社”）发起的“新左派”运动。学生示威运动在法国、英国、日本、意大利和德国呈现一片星火燎原之势。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发生的这些示威运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年青一代与上一代的对抗。然而，这种代际对抗在德国以尤为暴力的方式呈现出来，其背后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上一代的德国人经历了纳粹时期，这便意味着两代德国人之间的鸿沟远比美国人之间的要严重。其次，传统德国社会的权威主义色彩使两代人对彼此都嗤之以鼻。整个20世纪60年代，德国见证了引领自由主义的示威运动的生根发芽，1968年正是这些示威运动积聚到最高点，进而爆发的一年（见插图6.4）。为什么是1968年呢？

　　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美国，每一代人都因自己特殊的经历而获得了各异的称呼。在美国，我们常常会谈论婴儿潮一代、X一代、千禧一代等。不过，德国逐年发生的变化要比美国深刻得多。当你结识一位美国朋友，两人分享或比较各自的生活经历时，对方大概不会一开始就说：“我出生在1945年，光是了解到这一点，无须我多言，相信你就能对我的人生和我的人生态度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可是，德国人当真会用这样的话作为开场白，比如，他们会说“Ich bin Jahrgang 1945”，意思是“我出生于1945年”。这是因为所有的德国人都知道，出生和成长于不同时期的德国人有着迥异的人生经历。

　　我要举的例子是和我岁数差不多的德国朋友的经历。他们在1937年前后出生，他们的成长经历在我们美国人或者年青一代的德国人看来是非正常的。因为战争，在很小的时候他们便都经历了诸多不幸。比如，我有6名在1937年前后出生的最亲近的德国朋友：其中一人因为当兵的父亲牺牲，便成了孤儿；一人从远处眼睁睁看着父亲生活的街区被轰炸，好在他的父亲活了下来；一人因为父亲是战犯，从1岁到11岁期间都未能见到父亲；一人因为二战失去了两个哥哥；一人整个童年时期都在桥洞里过夜，因为他所在的小镇每晚都遭受炮轰，当地居民无处安眠；还有一人被自己的母亲指派，每天到铁路调车场上去偷煤，好让家人不至于被冻僵。由此可以看出，这些在1937年前后出生的德国人有着这样一种特殊的经历：他们的年纪足够大，曾亲身经历战争带来的创伤，也曾经历战后的混乱与潦倒，他们曾因战争而无法在学校接受教育；他们的年纪又足够小，因而尚未被纳粹青年组织——希特勒青年团用纳粹思想洗脑。1955年，联邦德国组建起新的联邦军队时，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太年轻，因此未被征召入伍。1937年生的德国人正好是被卡在征兵年龄线外的那一批人。

　　在不同时期出生的德国人经历了截然不同的人生，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德国会在1968年发生那样一场暴力的学生运动。算起来，参加1968年德国学生运动的示威者基本出生在1945年左右，正好是二战结束之际。他们是如此年轻，没有被培养为纳粹分子，没有经历过二战，对战后的混乱和潦倒也没有记忆。他们成长的大部分时间正是德国经济复苏之后、经济条件相对宽裕的时期。他们未曾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他们享受着充分的闲暇与安逸，因而有足够的精力投身于学生运动。1968年，这些年轻人正值20来岁。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他们还只是青少年，而弗里茨·鲍尔揭露的正是他们父母那一代人的纳粹罪行。这些示威者的父母大部分出生于1905—1925年。这就意味着，在1945年左右出生的德国人看来，他们的父母曾投票给希特勒，曾顺从于希特勒，曾为希特勒而战，或者曾被希特勒青年团控制下的学校组织灌输纳粹信仰。

　　青少年普遍会有批判和挑战自己父母的倾向。当弗里茨·鲍尔在20世纪60年代向大众公开他的调查结果时，大部分在1945年左右出生的年青一代德国人的父母对纳粹时期的那段经历缄口不言，他们往往选择躲在工作和战后经济奇迹的背后。要是他们的孩子问道：“爸爸妈妈，纳粹时期你们都在做什么呢？”他们的回答和1961年的时候那些老一辈德国人对我说的话是相似的：“你们这些年轻人啊，根本无法想象在极权国家中生存是什么样的体验，那时的人没办法随心而为。”当然，这般托词并未让年青一代的德国人满意。

　　结果是，1945年左右出生的德国人不信任自己的父母一代，认为他们是纳粹分子。这同样解释了为什么在二战中的另外两个侵略国——意大利和日本，也发生了由学生组织的暴力示威事件。相反，1945年左右出生的美国人视自己的父母一代为战争英雄。不过，这并不是说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青少年比起其他地方的青少年在挑战父母的权威方面有所收敛，而仅仅是说，前者不会以战争犯的说辞来讨伐自己的父母。

　　1968年的德国有一个被众人铭记的标志性时刻。一个名叫贝亚特·克拉斯菲尔德的年轻非犹太裔德国女性（比1945年左右出生的那代人要大几岁）嫁给了一名犹太人，该犹太人的父亲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中被用毒气毒死。1968年11月7日，贝亚特朝着时任联邦德国总理库尔特·基辛格尖叫一声“纳粹”，并往他的脸上扇了一巴掌，因为库尔特曾是一名纳粹党人。尽管1945年左右出生的德国一代视自己的父母为纳粹共犯，并因此而看不起他们，但这并不是导致1968年德国学生运动的唯一原因。德国学生更多的是与1968年的美国学生和“嬉皮士”抗议相似的主题：越南战争、权威、资产阶级的生活、资本主义、帝制，还有传统的道德观念。1968的德国示威者觉得当代德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法西斯社会，而老一辈的德国保守派则将这些年轻的暴力左翼叛乱者称为“希特勒的孩子”，因为他们仿佛是当年暴力且狂热的纳粹冲锋队和党卫军的化身。许多抗议者是极“左”分子，部分人实际上移居到了民主德国，从而为其在联邦德国的拥趸提供资金和信息支持。老一辈的联邦德国人这样回应那些叛逆的年轻人：“好啊，你们不喜欢这里，就上民主德国待着去吧！”

　　1968年，德国学生中的激进派比同时期的美国学生制造了更严重的暴力。部分德国学生前往巴基斯坦接受了恐怖分子的培训。在德国的恐怖分子群体当中，最为人熟知的是一个自称“红军旅”的组织，这个组织还被叫作“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以该组织的两名恶名远扬的头目乌尔丽克·迈因霍夫和安德里亚斯·巴德尔命名。这些恐怖分子起初是在商店里纵火，继而开始绑架，投放炸弹，大开杀戒。那些年间，被他们绑架或杀害的人中包括德国“建制派”的领袖人物，例如西柏林最高法院的一把手和西柏林的一名市长候选人，还有德国的联邦检察官、德意志银行的负责人，以及联邦德国雇主协会的会长。结果，甚至大部分的德国左翼人士都感受到极端左翼带来的威胁不断加剧，因此他们不再支持极端左翼。联邦德国的恐怖主义势力在1971—1977年达到顶峰。1977年，恐怖分子劫持了一架汉莎航空的客机，以换取被囚禁的恐怖分子的自由。此次恐怖主义行动失败后，安德里亚斯·巴德尔和另外两名“红军旅”成员在狱中自杀，把联邦德国的恐怖主义推向了一个高潮。随后，陆续有两波恐怖主义浪潮再次袭来，直到1998年，“红军旅”才宣布解散。

　　学生运动的余波

　　在某些场合，1968年的德国学生运动被形容为“虽败犹荣”。意思是，虽然学生激进分子的两个目标——以不同的经济体系代替资本主义体系和推翻联邦德国民主政府都失败了，但他们确实间接地达成了部分目标，因为他们呼吁的部分议程被联邦德国政府采纳，他们的许多想法也被主流社会吸收。时移世易，一些参加了1968年学生运动的激进分子后来成为联邦德国绿党中领衔的政治人物，例如约施卡·菲舍尔，他从昔日活跃的激进分子一跃成为西装革履、美酒在手的联邦德国外交部部长，后来还升任联邦德国副总理。

　　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来看，传统德国是权威型社会。这些特点早在希特勒之前便存在已久，但纳粹社会因强调“Führerprinzip”，即“领袖原则”，而使权威主义特点更为明显。在纳粹统治之下，全体德国人民不仅要向被正式称为“领袖”的希特勒起誓，而且要在政治上对他无条件服从，同时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也要对他无条件服从。

　　尽管在二战中的惨败使德国权威型政体的信誉有所下跌，但老一辈德国精英及他们的思想在战后德国仍发挥着重要作用。我1961年住在德国的时候，曾观察到一些与政治无关的现象。比如，体罚儿童在当时的德国是很普遍的，父母不仅可以打孩子，而且还将其视作一种必要的教育方式。我曾在德国的一所科研机构工作，那里有120名科学家，他们的职业生涯走向完全由该机构的主任一个人说了算。比如，要想在德国的大学找到一份教职，你首先得拿到一个博士以上的学位，这个学位叫作“特许任教资格”（Habilitation）。可是，我所在的那个机构的主任每年只批准这120名科学家中的一人获得这个特许任教资格，而且这个人选完全由他来决定。不管你走到哪里——大街上、草坪上、学校里、私人或公共建筑里，都能看到一些标语，上面写着禁止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有一天早上，我的一名德国同事气冲冲地来上班，因为前一天晚上他回家的时候发现公寓大楼前的草坪被带刺的铁丝网（在德国，铁丝网不禁会让人想起集中营）围了起来，而这片草坪原来是他家孩子玩耍嬉戏的乐园。当我的这位朋友质问公寓的经理时，后者毫无歉意地回应道：“禁止踩踏草坪，但是那些被宠坏的小孩还是在草坪上走来走去，所以我觉得自己应该架起铁丝网来阻止他们继续这么做。”

　　回想起来，在我结束1961年德国之旅时，德国人的权威主义行事方式和态度已经开始逐渐发生变化。一个著名的例子是1962年的“《明镜周刊》事件”。当时，经常对国家政府进行批判的《明镜周刊》发表了一篇质问德国联邦国防军实力的文章，阿登纳总理的国防部部长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以富有权威主义色彩的傲慢态度做出回应，逮捕了《明镜周刊》的编辑，并以怀疑其犯了叛国罪为由没收了他们的文件。该事件引发德国公众强烈的谴责，迫使政府放弃镇压政策，施特劳斯不得不下台。然而，施特劳斯依旧手握权势，1978—1988年，他一直担任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州长，还在1980年参加了德国总理的竞选（最终被击败）。

　　1968年以后的德国，自由化趋势日渐强盛。在1969年，这股趋势导致了保守党的落败，该党此前在德国已连续以联盟形式执政长达20年。今时今日的德国比起1961年的德国，在社会层面要自由许多，再也没有父母体罚孩子的现象了，实际上，现在体罚孩子在德国是被法律明文禁止的。德国人的穿着打扮变得更为随性，女性地位的不平等程度有所缓解（参见德国政坛中的常青树——女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在称呼上，人们更多地使用非正式的代词“Du”（你），而不再经常使用正式的代词“Sie”（您）。

　　然而，现在我去德国时还是会被那些铺天盖地的“禁止××”的标语困扰。我的那些德国朋友在去过美国之后的感受各不相同，他们中有的人认为如今德国的权威主义色彩比美国要淡得多，有的人则认为目前德国依然存在许多令人惊恐的权威主义行为。反过来，当我询问去德国旅游的美国人是否认为德国是权威主义国家时，处于不同年龄段的人给出了两种不同的答案。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或之后的美国游客，因为未曾见证过20世纪50年代的德国，凭直觉对今日的美国和德国做比较，得出的结论是：德国仍旧处于权威型社会。像我这样较为年长的美国游客因为见证过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德国，则会拿现在的德国和当年的德国做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今日德国的权威主义色彩已经大大淡化。我觉得这两组比较都很准确。

　　勃兰特与德国的重新统一

　　1968年的德国学生运动中，学生呼吁的许多目标在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任下通过和平政府加速达成。勃兰特总理出生在1913年，曾因政治观点不同被迫从纳粹德国逃亡，二战时期待在挪威和瑞典。1969年，在康拉德·阿登纳所属的保守党——基督教民主联盟（CDU）连续执掌总理之位20年之后，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SPD）一把手的勃兰特成为联邦德国第一位左翼总理。在勃兰特的带领下，德国开始进行社会改革，政府追求的目标涵盖了当年学生提出的一些主张，例如淡化德国的权威主义色彩、提高女性地位等。

　　不过，勃兰特最辉煌的成就是在对外关系领域。在他上台之前，联邦德国政府由保守党执政，政府拒绝承认民主德国政府的合法性，并坚持称联邦德国政府是德国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除了苏联，联邦德国政府未同其他任何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联邦德国政府拒绝承认奥得河与尼斯河以东的原德国领土已然丧失的事实——其中东普鲁士被划归苏联，余下部分则被波兰占去。

　　勃兰特采取了一种全新的外交政策，不再全然坚持上述的立场。他与民主德国政府签订条约，同波兰及其他被称为“东方集团”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建交。他承认奥得河–尼斯河线为波兰与德国的边界，也因此接受了该边界线以东的原德国领土都已无法收回的事实，这当中包括那些一直以来都属于德国并且对于德国的国家认同至关重要的区域：西里西亚、普鲁士的一部分和波美拉尼亚。放弃对这些区域的所有权是德国迈出的沉重一步，对德国国内的保守党——基督教民主联盟而言，这是无法忍受的，该党宣布，如果能赢得接下来1972年的大选，它将会在重新掌权后废除上述条约。事实上，勃兰特的所作所为正合德国选民的心意，他所在的政党以高于上一届选票的多数票赢得了1972年的大选。

　　勃兰特职业生涯中最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1970年访问波兰首都华沙之时。波兰是二战中国民丧生比率最高的一个国家。最大的纳粹集中营就位于波兰。波兰人有千万种理由去憎恨那些不知悔改的纳粹德国人。在1970年12月7日访问华沙时，勃兰特参观了华沙犹太区，这里的犹太人曾于1943年4月和5月发起反抗纳粹占领运动，但都失败了。在波兰民众面前，勃兰特情不自禁地双膝跪地，承认纳粹侵害了数百万受害者，并且为希特勒的独裁与二战中德国的所作所为请求众人的原谅（见插图6.5）。哪怕是那些后来仍然不信任德国人的波兰人也承认，勃兰特的举动并非有意策划，而是充满诚恳并且饱含深意的。在当今世界，外交声明无不是经过精斟细酌，再由领导者照本宣科地读出，而勃兰特在华沙犹太区下跪的举动无疑树立了一个典范，它代表着一国领导者为本国给他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痛苦而真心实意地道歉。想想许多国家的领导者从未做到这样：美国总统没有对越南人民这么做，日本首相没有对韩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这么做，斯大林没有对波兰人民和乌克兰人民这么做，戴高乐也没有对阿尔及利亚人民这么做。

　　勃兰特之举为联邦德国带来的政治收益在他访问华沙犹太区20年之后才体现出来，当时距离他辞去总理一职（1974年）已经过去很久。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对一位联邦德国总理来说，要想通过个人努力来直接推动德国的重新统一，几乎是一件难以实现的事情。勃兰特之后的两位联邦德国总理——社会民主党的赫尔穆特·施密特和基督教民主联盟的赫尔穆特·科尔，均延续了勃兰特的一系列政策：与民主德国进行贸易，与东欧国家寻求和解并与“铁幕”两边主要国家的领导者培养良好的个人关系。在美国与西欧国家眼中，联邦德国现在是值得信赖的民主国家和可靠的同盟。在苏联和它的东方集团伙伴眼中，联邦德国现在是主要的贸易伙伴，同时不再会对自己构成军事上或领土上的威胁。

　　勃兰特与民主德国签署的条约在施密特与科尔时期持续得到认可，这使成千上万的联邦德国民众得以探访民主德国，还让一小部分的民主德国民众得以进入联邦德国。两德之间的贸易渐增。渐渐地，民主德国的民众得以观看联邦德国的电视节目。这让他们开始对比联邦德国相对优质且不断提升的生活标准和民主德国相对较低且不断下降的生活标准。此时的苏联面临着经济层面和政治层面的困境，因此它对其他东方集团国家强加自己的意志变得不那么容易。在此背景下，民主德国开始走向终结，这是完全不受民主德国或联邦德国控制的一步：1989年5月2日，与民主德国南部相隔一个东方集团国家（捷克斯洛伐克）的另一个东方集团国家匈牙利，决定撤走自己与西方民主国家奥地利之间的围栏，而奥地利毗邻联邦德国。4个月之后，当匈牙利正式开放这一边界时，成千上万的民主德国民众抓住机会，经捷克斯洛伐克与匈牙利逃往联邦德国。（这一边界正式开放的日期为9月11日，恰巧与发生在智利的1973年皮诺切特政变和发生在美国的2001年世贸双子塔恐怖袭击事件是相同的日期。）很快，成千上万的民主德国民众在莱比锡的大街上对本国政府发起了抗议，民主德国的其他城市很快便跟上莱比锡的步伐。民主德国政府本想向民众宣布未来将会发放前往联邦德国的直接通行许可，以了结这件事。然而，负责在电视上宣布这一决定的官员把事情给搞砸了，跟原定计划不同的是，这位官员宣布，民主德国政府“即刻”开放前往联邦德国的通行许可。当天（1989年11月9日）夜里，数以万计的民主德国民众抓紧机会，马不停蹄地奔向联邦德国，没有受到边界警卫队的阻挠。

　　尽管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并非一手打造出这一局势的人，但他懂得如何谨慎地充分利用这一局势。1990年5月，他代表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达成了一项关于经济融合和社会福利一体化（但并未涉及政治统一）的条约。他殚精竭虑，巧妙地化解了其他西方国家与苏联不愿让德国重新统一的情绪。举个例子，1990年7月，在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进行关键会面时，科尔对苏联提出了一揽子财政援助计划，成功说服戈尔巴乔夫在同意德国重新统一的基础上，允许德国保留其北约成员身份。1990年10月3日，民主德国解体，各地区重新加入（联邦）德国，成为德国重新统一后新的联邦州。

　　地缘政治约束

　　通过本章的综述，我们可否依照此前在第二章至第五章中讨论前4个国家案例时使用的框架，对二战后的德国历史做有益的探讨？与前4个国家相比，二战后的德国历史显然大为不同。前4个国家均是在一日之内骤然爆发了单个危机：1853年7月8日，佩里船长在日本港口登陆；1939年11月30日，苏联对芬兰发动进攻；1973年9月11日，皮诺切特在智利发动军事政变；1965年10月1日，印度尼西亚突发政变，虽然结果并未成功。与上述案例的差别是，二战后的德国并未出现一次压倒性的主要危机，相反地，它在1945—1990年陆续经历了互相叠加而又渐次展开的数轮危机。我们将在第七章看到，二战后澳大利亚危机的发展进程也遵循了平缓渐进的德国模式，同样有别于我们在前4章中所探讨的突发式危机。将“危机”一词涵盖的范围从突发式案例扩展至渐进式案例，是否有误导之嫌？

　　事实上，这两类案例之间并不存在清晰的界限：它们之间不过是存在程度上的差别。德国也曾经历突发式冲击，而且事实上经历了三次：1945年5月7日和8日，德国正式投降，此时的德国满目疮痍，所面临的危机是本书谈到的所有国家中最严重的；1961年8月13日，柏林墙建立；1968年，德国学生运动持续数月。相较而言，佩里叩关和智利的皮诺切特政变事实上也并非毫无预兆的独立事件。相反，它们是先前好几十年间事态逐渐发展、累积，进而爆发的结果，而且要解决这些危机需要经过连续好几十年的努力：这两项特征同样也适用于二战后德国的历史。接下来我们将看到，我们在第二章至第五章中探讨的所谓“突发式国家危机”的影响因素与第六章和第七章中探讨的所谓“渐进式国家危机”的影响因素有相似之处。

　　因此，我察觉到，将两类不同的案例放在同一框架内探讨是有用的。特别是，二战后德国的历史不但体现了本书危机分析框架中的大部分因素，而且将其中4项因素的作用体现到极致。我们先讨论这4项因素，随后再考虑余下那些体现得不那么明显却仍然意义非凡的因素。

　　德国首先体现得最为明显的是地缘政治因素对于国家主动权的约束（表1.2中的因素12）。这一因素决定了一国是否有必要根据他国的行动等待对自己有利的时机。在第二章到第七章讨论的6个国家案例中，只有芬兰在独立自主行事方面受到的约束堪比德国。如果你不是德国人，一开始听到这个判断也许会觉得很荒谬，因为人们习惯性地认为，20世纪的德国享有充分的主动权，典型的例子是德国在威廉二世和希特勒治下采取果敢的军事行动，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但实际上，两次世界大战正好印证了我的结论：这两件事都为德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因为威廉二世和希特勒都没有等待有利时机的到来，而是主动采取行动，结果自食苦果。

　　要理解地缘政治因素对德国主动权的约束，只需参照近代的欧洲地图。如今，德国与9个国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瑞士、奥地利、捷克、波兰和丹麦）共享陆上边界，同时，德国隔着北海和波罗的海与另外8个国家（英国、挪威、瑞典、芬兰、俄罗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相望。除此之外，德国在1938年吞并奥地利之时增加了三个陆上邻国（意大利、南斯拉夫和匈牙利）。1918—1939年，德国的陆上邻国还多了一个立陶宛。1918年以前，上述部分国家是德国的两大陆上邻国（俄国和哈布斯堡王朝）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在近代历史上，德国总共曾拥有20个邻国（如果每个历史主体只算一次，而不把陆上邻国和水上邻国分开计算，也不把过去的国家和现代国家分开计算的话）。1866—1945年，这20个邻国当中有19个（除了瑞士之外）要么曾入侵或经由海路进攻德国，要么曾有德国军队驻扎或经过（指瑞典），要么曾遭到德国的入侵。这20个国家中，有5个国家是（或曾是）非常强大的国家（法国、俄罗斯、哈布斯堡王朝、英国和曾经的瑞典）。

　　并非只有德国才有邻国，大部分其他国家也都有邻国，只不过其他国家与邻国之间的边界通常都是具有防护作用的地理屏障。然而，德国北部属于一望无际的波德平原（见插图6.6），没有任何的天然防护屏障：这片平原上没有山脉（不像西班牙和法国有比利牛斯山脉为界，也不像意大利被阿尔卑斯山脉环抱），仅有历史上军队总能轻易跨越的、窄窄的河流。（即使是莱茵河从严格意义上讲对军队也构不成障碍。）当我和我的美籍波兰裔夫人玛丽一同乘飞机从柏林飞往华沙时，她从飞机上俯瞰德国和波兰共同所在的这片平原，用波兰人惯有的黑色幽默（正是这种幽默让这个民族在波折的历史中得以保持健全的理智）调侃道：“真是完美的坦克战选址啊！”她想到的是1939年，希特勒的坦克轧过波兰的领土。而一个了解历史的德国人看到这一幕则可能会想到那些从东边和西边浩浩荡荡地闯进德国北部的军队，包括二战时期的同盟军、两个世纪之前拿破仑率领的军队，还有在那之前的其他入侵者。

　　在我看来，德国这种被邻近国家包围的地理区位向来是德国历史中最重要的一项影响因素。当然，这样的区位也不乏优势：德国因此成了各方在贸易、技术、艺术、音乐和文化上的交汇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地理区位还在二战中便于德国入侵其他许多国家。

　　然而，德国的地理区位也为其带来了极大的政治和军事劣势。17世纪，西欧和中欧主要国家之间最重要的宗教与权力斗争——“三十年战争”的主战场便在德国，这场战争使德国失去了将近一半的人口，而且使其经济支离破碎，政治陷入倒退，影响持续了接下来的整整两个世纪。德国是最后一个（1871年）完成统一的西欧大国，这次统一离不开一位出众的外交家俾斯麦的领导才能，他拥有一种独特的能力，能够预期众多其他欧洲势力的反应，并做出万全准备。对统一的德国来说，被自己的东西方邻国（俄国及法国）两面夹击无疑是一个军事噩梦。这个噩梦确实发生了，并且让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均尝到了战败的滋味。二战后，德国被美国和自己的三个邻国瓜分。除了等待其他国家爆发事端，从而为自己创造出有利时机，联邦德国政府对于德国的重新统一无能为力。

　　德国与众不同的地缘政治约束条件意味着，比起那些在地缘政治方面不太受限的国家，糟糕的领导者对德国造成的影响会严重得多。举个例子，虽然德皇威廉二世和他手下的官员因失策与迂腐而臭名远扬，但美国、英国和其他的国家也不乏糟糕的领导者。有海洋作为保护屏障的美国和英国不会因为无能的领导者做了蠢事就惹祸上身，而威廉二世和他手下的官员确确实实在一战中给德国招致了灾难。

　　俾斯麦曾以一个比喻来总结那些成功的德国政治家所采取的外交政策背后的哲理：“我们应当尽可能地看看，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上帝大步流星地走过哪些地方，又要去往何处。然后，把握时机，抓紧他的衣摆，紧跟他的步伐，这趟旅程能走得越远越好。”这也是赫尔穆特·科尔总理在1989—1990年采取的政策，在维利·勃兰特于1969—1974年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之后，民主德国与苏联的政治走向终于为德国的重新统一创造了时机。美国的橄榄球赛场上有一个相同的战术，被称为“伺机而动”。对彼时处在实力巅峰的大英帝国来说，这样的哲理是难以理解的，对今日的美国来说（在外交领域而不是在橄榄球赛场上），这仍然是无法理解的。这是因为，无论是曾经的大英帝国还是如今的美国都期望掌握主动权，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国。

　　自我怜悯？

　　德国的案例还充分体现了另一个因素——自我怜悯和受害者心态（因素2）的影响。这是特别发人深省的一个讨论议题，因为德国实际上曾走上不止一个，而是两个极端：德国在一战和二战后的反应是截然相反的。

　　1918年10月，正值一战即将结束时，德国在西方战场上最后的军事进攻也失败了，协约国军队向前挺进，并且新增了百万名美国士兵，德国战败已不可避免，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德军依然在有条不紊地后撤，协约国军队也尚未到达德国边境。然而，随着一支德国舰队发生兵变，还有武装暴动在德国境内的爆发，停战协商的进程不得不加速，最后只能匆匆定论。这便为一战之后德国国内的煽动者，尤其是阿道夫·希特勒，提供了可乘之机，他宣称德军并未在军事上被击败，而是背信弃义的平民政客背叛了德军。获胜的协约国通过《凡尔赛和约》强加给德国的条款，包括声名狼藉的“战争罪责条款”，给德国贴上了挑起战争的侵略者标签，这激起德国人更深一层的怨怼。因此，尽管一战后不少德国历史学家致力于研究何种战前政治失策导致了德国在不利条件下陷入战争，但一战后的德国民众普遍认为，德国是受害者，国家的不幸并非领导者的责任。

　　现在，我们来对比一战后德国民众形成的受害者心态和二战后德国民众的心态。1945年5月，德国军队在各大战场上均被击败，整个德国被同盟国军队分区占领，德国提出无条件投降。德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都一致认为，二战的欧洲战场完全是由希特勒挑起的。德国人逐渐了解到，德国政府所实施的集中营政策以及德国军队在东部前线的所做所为给人类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灾难。德国的平民也承受了不少苦楚，尤其是汉堡、德累斯顿和德国其他城市均被轰炸。面对苏军的挺进，德国民众纷纷逃离家园，战争结束后，波兰、捷克和其他东欧国家政府对所有生活在东欧及前德国东部领土上的德意志族群进行驱逐。据估计，苏联的占领和驱逐行动使超过1 200万德国平民成为逃亡的难民，其中有超过200万人被杀害，有100万女性遭强奸。

　　平民遭受的这些苦楚在二战后的德国获得了一定的关注。不过，二战后，自我怜悯和受害者心态并未像一战后那样，成为德国人的主流心态。部分原因是，德国人意识到，俄罗斯、波兰和捷克之所以对自己施加恶行，是因为不久之前自己给这些国家的民众造成了痛楚。可是，我们不应该就此认为，德国人在二战后摆脱受害者心态、直面那段耻辱是理所当然之举，毕竟一战后的德国人和二战后的日本人（见第八章）均形成了受害者心态。这种直面自己过往历史的痛苦经历使今日的德国受益良多，不像一战后的德国或今天的日本，如今的德国更加安全，与其昔日的敌人之间的外交关系要好得多。

　　领导者与现实主义

　　还有两个在德国体现得最为极致的因素，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是领导者的角色，一个是能否进行诚实的自我评估（因素7）。由于地处欧洲的中心，不像有海洋保护的英国和美国，德国一直以来都面临更多的困难与危险，领导者优秀与否对德国的影响也远大于英国和美国。

　　在给国家带来消极影响的领导者队伍中，希特勒当属近代世界历史中的头号人物。有人可能会争辩说，即使没有希特勒，光是《凡尔赛和约》的签署和1923年德国货币的崩溃，还有从1929年开始出现的失业与经济萧条，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便足以促使德国为推翻条约而开战。也有人可能会反驳道，没有希特勒，德国挑起的二战会是截然不同的一场战争。希特勒异于常人的邪恶头脑、与众不同的个人魅力、果敢大胆的外交政策，还有消灭一切犹太人的企图，都是那个时代德国其他的修正派领导者所不具备的。尽管他在一开始取得了军事胜利，但不切实际的自我评估使他不断推翻自己麾下将领的策略，并最终导致德国的战败。那些致命的、不切实际的决策包括：在1941年12月无缘无故地对美国宣战，尽管当时德国正同时与英国和苏联打得不可开交；1942—1943年，当将领们申请让受困于斯大林格勒的德军撤退时，希特勒驳回了他们的请求。

　　在德国近代历史上，排名紧随其后的糟糕领导者便是德皇威廉二世，他统治德国长达30年之久，并导致了德国在一战中的落败。有人可能会再次争辩说，不管有没有威廉二世，一战都会发生。然而，同样地，倘若没有威廉二世，这样一场大战很可能会呈现完全不同的发展态势，因为就像希特勒，威廉二世也是一个异于常人的角色，尽管这体现在不同的方面。虽说威廉二世远不及希特勒强大，但他始终手握任命和废除德国宰相的权力，大多数德国人都效忠于他，而且他还可以指挥德国的武装力量。虽然他不是恶人，但他有很多缺点，例如情绪不稳定、不切实际、判断力弱等，他在很多场合行为极度不当，为德国制造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他的诸多不当政策最终导致德国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参与一战，并最终战败，其中一项政策是，他拒绝更新俾斯麦签署的德俄之间的条约，从而使德国因地理区位而导致的军事噩梦变为现实，即在东西两线上与俄国和法国同时开战。

　　与上述两者相反的是维利·勃兰特，他是一名成功的德国领导者，并且会对形势做出现实的评估。他承认了民主德国和其他东方集团国家的合法性，接受德国分别与波兰和苏联签署的条约，接受了奥得河–尼斯河线以东的原德国领土已经丧失的事实，扭转了联邦德国此前长达20年的外交困境。随后的联邦德国总理延续了勃兰特的政策，人们可以说，作为德国领导者的勃兰特确实扭转了乾坤。勃兰特的对手基督教民主联盟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持续反对他的上述政策。勃兰特接受奥得河–尼斯河线作为国界确实需要具备非同寻常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政治勇气，他的前任缺乏这样的品质，而他的继任者则缺少他在华沙犹太区之行中展现出来的令人信服且深入人心的个人魅力。康拉德·阿登纳、赫尔穆特·施密特和赫尔穆特·科尔也是二战后诸多德国总理之中的佼佼者。总体而言，二战之后的德国总理一直保持良好的判断力。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对此深感诧异，因为在同一时代，美国却出现了好几个失败或平庸的总统。

　　另一位带来积极影响的德国领导者是奥托·冯·俾斯麦，他是普鲁士王国的首相、德意志帝国的首任宰相，在1871年完成德国的统一。当时，德意志的统一面临着巨大的阻碍，特别是遭到除普鲁士之外的德意志小型邦国的反对，遭到强大的邻国哈布斯堡王朝和法兰西的反对（只能靠战争解决），遭到距离更远的俄国和英国的潜在反对，还要面对哪些德意志民族可以真正融入统一的德国这般恼人的问题。俾斯麦是一名超现实主义者，他熟知1848年德意志革命失败的缘由，了解德国统一所面临的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反对之声，然后一步步推进统一的进程，先以一些小的举措为开端，仅在小举措失败之后才采取更强力的手段。他意识到普鲁士在重要事件上的主动权受到地缘政治因素的约束，因此他必须等待有利时机，迅速行动。同时代的德国其他政治家在政治技巧上很难望其项背。但俾斯麦也常常为世人诟病，因为他没能培养出一个适合的继承人，没能解决德国存在的一些问题，而正是这些问题最终导致了在他的宰相任期结束24年之后一战的爆发。可是，在我看来，要俾斯麦代替威廉二世及其手下的官员受过，似乎有失公允。俾斯麦还被批判好战，可是，如果没有他发动的三场战争（而且其中两场历时非常短暂），被一众反对者包围的德国几乎不可能获得统一。（四场战争方才换来意大利的统一，然而意大利并没有被贴上好战的标签。）当德国在1871年实现统一时，还有数百万讲德语的人被划在边境之外，但俾斯麦足够理性地认识到，他已经尽己所能了，其他势力绝不会容忍德国的进一步扩张。

　　危机框架

　　我们接下来简单地讨论危机框架中其他与德国的案例吻合的因素。二战后的德国展示了选择性变革（因素3）的作用。在本书讨论的所有国家当中，德国在政治层面做出了最大的改变，它彻底重新审视了自己的纳粹历史。德国还实施了一些重大的社会变革，尤其是在淡化往昔的权威主义色彩和提升女性地位等方面。不过，德国传统社会的许多核心价值观几乎没有发生改变，其中包括政府对艺术的支持、对全民医保和退休福利的支持，还有强调集体观念高于个人权利。作为美国人，每当我重新回到德国，我都会惊喜地发现，即使在德国的小城市也有歌剧院，我年长一些的德国朋友在退休后依然能维持体面舒适的生活，村庄往往保留着当地特色（因为分区法规明确指出，居民房屋屋顶的样式要与本地样式相统一）。

　　在德国近代历史上，来自其他国家的援助（因素4）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区差异较大。联邦德国充分利用美国“马歇尔计划”带来的援助，在1948年后创造了经济奇迹。相反，因战败而被要求支付战争赔款，导致了二战后的民主德国和一战后的魏玛共和国的衰退。

　　强烈的国家认同（因素6）帮助德国人民熬过战时的惨败、被他国占领以及分墙而治的痛楚。（有些德国之外的人可能会认为德国人的国家认同过于强烈。）这种国家认同和民族自豪感的基础是德国举世闻名的音乐、艺术、文学、哲学和科学成就。马丁·路德以德语编纂的《圣经》译本促进了各种德语方言的统一。另外，尽管德国几个世纪以来在政治层面处于碎片化状态，但共同的历史印记让德国人始终认定自己是统一的整体。

　　德国展现了面对挫折和最初尝试失败时的耐心（因素9），还展现了从过往的成功中孕育而出的自信（因素8）。德国从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中恢复过来，它的成功离不开耐心。例如，它在1871年不顾重重困难达成统一，在1990年同样于复杂局势中等到重新统一的时机，还在二战结束后创造了经济奇迹。

　　二战后，德国的发展既有内部力量又有外部力量的作用。内部力量促使德国直面其纳粹历史，但也导致1968年国内学生运动的爆发。外部力量，例如匈牙利在1989年对奥地利开放边界，以及苏联的衰落，促使德国的重新统一被提上日程。

　　在不同于个人危机的国家危机影响因素中，德国很明显地展现了与昔日的对手进行和解这一点。德国承认自己的纳粹历史，标志性的事件是勃兰特在华沙犹太区下跪，这使德国有可能与毗邻的波兰和法国发展出相对平和、诚恳的关系。与之相比，日本与韩国或中国之间的关系要疏远得多（见第八章）。另外一个国家危机所独有的因素是，彻底的变革要通过暴力革命还是和平演进的方式来完成。近代德国经历了三次革命，或者说暴动（其中两次直接宣告失败），分别是：1848年德意志革命，试图实现统一和民主化，但最终失败；1918年德国革命，最终推翻了帝制；1968年德国学生运动，寻求以暴力方式改变德国社会、经济体系和政府形式。其中一次革命的宗旨最终通过和平演进的方式得以达成：1968年后，学生运动中的许多目标以和平的方式得以实现。1989—1990年德国的重新统一也是通过和平演进的方式实现的。

　　有意思的是，近代德国提供了4组有关一国遭遇惨败和随后试图反败为胜（两者之间相隔21~23年）的案例。这4组案例分别是：1848年统一革命的失败和1871年的成功统一（相隔23年）；1918年在一战中的惨败和1939年为扭转败局而发动的二战，但最终还是落败（相隔21年）；1945年在二战中的惨败和1968年的学生运动（相隔23年）；还有1968年的学生运动与1990年德国的重新统一（相隔22年）。当然，这4组案例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外部因素也影响了这些间隔的长短，尤其是1968年和1990年之间的间隔。不过，我认为这些平行的组合还是多少有些意义的：21~23年大致意味着人类一个代际的变迁。1848年、1918年和1968年的经历对当时德国的年青一代来说是决定性的，而20余年后，当他们成了国家的领导者时，会发现自己正试图完成年轻时未竟的事业（例如1871年和1990年）或试图消除年轻时不快的经历（例如1939年）。1968年学生运动的领导者和参与者并非四五十岁的、经验老到的政客，而是二十多岁、初出茅庐的激进派年轻人。正如一位经历过1968学生运动的德国朋友告诉我的：“没有1968年，就不会有1990年。” 中信出版2020年度好书-经济管理（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