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中信出版2020年度好书-经济管理（套装共12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七章 澳大利亚：我们是谁

　　探访澳大利亚

　　1964年，我头一次去到澳大利亚，在此之前我刚在英国度过了4年光阴。那时，澳大利亚给我的印象是，它比英国本身更像英国——仿佛穿越时间，回到好几十年前的英国的感觉。澳大利亚最大的城市是悉尼，那里的街景让人不禁联想到英国的一景一物：跟伦敦一样，悉尼也有海德公园、国王十字车站和牛津街。当时，澳大利亚人的祖先不仅大部分是白人，而且基本上都是来自英国的白人。澳大利亚人吃的也是单调的传统英式食物：循例出现的“星期日烤肉”、比比皆是的鱼薯快餐店，还有早餐必备的维吉麦酵母酱——这是在效仿英国人常吃的马麦酵母酱。那些年，澳大利亚有很多英式酒馆，效仿英国人的习惯，这些酒馆里有男士独享的酒吧间和男女共处的沙龙间，它们和英国本地的酒馆一样有固定的营业时间。除了英式食品，人们当时在澳大利亚能吃到的只有意大利菜和希腊菜，偶尔有几家中餐馆。

　　自这次的游历后，我又先后十多次前往澳大利亚，见证了这个国家所发生的变化。对我来说，在亲身经历的澳大利亚的诸多变化之中，最具象征意义的是在2008年，当时我带着儿子乔舒亚前往澳大利亚，在布里斯班的昆士兰大学进行为期半年的学术访问。当我俩走在校园中时，我感到自己所处的不再是我曾经认识的那个澳大利亚，而仿佛是我任教的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校园里，因为现在这里竟然有那么多的亚洲学生。澳大利亚不再是那个以英裔为主的“白澳”了。

　　在1964年，澳大利亚社会的根本现实依然是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与其人口构成、国民情感和文化纽带之间的矛盾。英裔在澳大利亚的总人口中占非常大的比重，这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国家认同（见插图7.1）。可是，澳大利亚和英国之间几乎隔着半个地球：澳大利亚地处南半球而英国位于北半球，两地之间相差8~10个时区。在人类宜居的所有大洲中，同时拥有袋鼠、卵生哺乳动物、笑翠鸟、巨蜥、尤加利树和沙漠的澳大利亚当之无愧是最特别的（也是最不像英国的）（见插图7.2）。从地理位置上看，澳大利亚距离中国、日本以及其他东亚国家比距离欧洲要近得多，澳大利亚和英国之间的距离是它和印度尼西亚之间距离的50倍。然而，走在1964年的澳大利亚街头，我丝毫感受不到澳大利亚与亚洲之间的亲近。

　　44年后，当我带着乔舒亚到布里斯班时，从这里亚洲人的数量之多（见插图7.3），还有鳞次栉比的日本餐厅、泰国餐厅和越南餐厅来看，亚洲和澳大利亚之间的亲近关系已变得显而易见。曾以官方明令的形式将亚洲移民挡在门外的“白澳政策”，还有设法打消非英裔欧洲白人移民澳洲的念头的非官方政策，均已退出历史舞台。不过，澳大利亚的官方语言依然是英语，英国女王依然被奉为澳大利亚象征性的元首，澳大利亚的国旗中也依然能看到英国国旗的元素。澳大利亚是一个很棒的国家，连续被评选为全球最理想居住地之一，还是居民满意度最高和居民寿命预期最长的国家之一。我曾认真考虑过移民到两个国家，澳大利亚便是其中之一。它与英国若即若离。在我断断续续探访澳大利亚的这几十年间，是什么让它出现了这些选择性变化？

　　接下来，我们将快速回顾澳大利亚的历史。与此同时，请思考，在我们讨论过的5个经历危机的国家中，澳大利亚与哪个国家最为相似。同上一章谈到的德国相似，但与第二章至第五章中的4个国家不同的是，澳大利亚经历的并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不过，在1941—1942年的71天里，澳大利亚遭受了三场军事袭击，这件事影响深远。）相较而言，澳大利亚所面临的危机就像德国曾面临的那样，部分是对二战时期的经历所做的回应。对这两个国家来说，二战证明了国家传统的解决方法已不再适用，可是，饱受战争摧残的德国证明这个结论的方式比澳大利亚要更为悲壮，也更有说服力。比起本书中其他国家的国民，澳大利亚人更关注有关国家认同的问题：我们是谁？自二战之后，澳大利亚人开始意识到，一直以来把自己的国家看作与英国相隔半个地球的“第二个英国”这种自我认知已经过时，已与周边变化的环境格格不入。可是，对大多数澳大利亚人来说，单单来自二战的影响并不足以让他们抛弃原来的自我认知。

　　即使是对个人而言，要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也是需要时间的。那么，对于一个由数百万人组成、且不同群体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持不同看法的国家来说，要回答“我们是谁”这个问题，需要的时间就更长了。因此，澳大利亚人至今还在与这个问题苦苦纠缠，便不足为奇了。颇为矛盾的一点是，虽然澳大利亚解决危机的进展极为缓慢——慢得让许多澳大利亚人压根儿就没觉得这是场危机，但在目前本书所涉及的6个国家中，澳大利亚曾在最短的时间内（在1972年12月的19天中），提出并执行了一套最具广度的变革方案。这些变革，还有尚未提及的其他情况，让我感受到了澳大利亚近代历史的迷人之处，这也正是接下来我们将要了解的内容。

　　第一舰队与澳大利亚原住民

　　最先在澳大利亚的土地上定居的是澳大利亚原住民的祖先，他们在此生活了大约5万年后，在1788年1月，第一批来自欧洲的殖民者搭乘由11艘船组成的舰队，从英国出发，到达澳大利亚。英国政府并不认为澳大利亚是个适合移居的绝佳选址，之所以派出这支舰队，是因为当时英国面临囚犯过多、无处安置的难题，只好将其中一部分人流放至远方。当时有人提议将囚犯流放至澳大利亚，也有人提议流放至地处热带的西非，但人们很快发现，对欧洲人来说，热带疾病肆虐的西非不是一个安全的选址。看上去，澳大利亚有好些优点：它比西非更加远离英国本土，未有证据表明居住在这里会影响欧洲人的健康（事实证明确实没有太大影响），这里还能为英国的海军船只、商人、捕鲸者、木材和亚麻供应商提供一个潜在的太平洋基地。于是，英国政府最终选定了澳大利亚——具体来说，英国选定的位置位于今悉尼市的近郊。

　　第一舰队载着730名罪犯、看守人员、长官、杂役和一名被任命为总督的英国海军军官到达澳大利亚。随后，英国派遣了更多的舰队和船只，陆续将更多的罪犯运至悉尼，后来还运往另外4个散布在这片大陆上的地点。很快，这些罪犯和他们的看守迎来了新的伙伴——没有犯罪记录的英国自由移民。然而，32年之后，也就是在1820年，澳大利亚的欧洲裔人口中，罪犯和曾有犯罪记录的人所占的比重仍高达84%。直到1868年，英国才停止向澳大利亚输送罪犯。在当时尚未开荒的澳大利亚，人们的生存和繁衍都是极其困难的，因此，那些祖先是流放罪犯的现代澳大利亚人并不会因自己的家族历史而感到羞耻——他们把这看作一种自豪的勋章，正如现代美国人为自己的祖先在1620年搭乘“五月花号”轮船到达美洲大陆而自豪万分一样。

　　人们觉得，这批罪犯和其他的移民得花上相当长时间才能学会如何通过种植作物来养活自己（他们预料得没错）。因此，第一舰队为移民提供了食物储备，并且直到19世纪40年代，英国才停止向新移民提供所需补给。过了好几十年，澳大利亚人才有能力开始真正往英国出口产品：一开始仅仅是那些通过猎杀鲸和海豹得到的产物；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有了羊毛；1851年开始因为“淘金热”的浪潮出现了黄金；直到19世纪80年代，随着可应用于长途海运的冷藏船的出现，澳大利亚人开始往英国输送肉制品和黄油。今天，世界上1/3的羊毛都产自羊群充足的澳大利亚，这个国家人均拥有5只羊。不过，自二战以来，矿业成为澳大利亚经济的主导力量，因为这片大陆蕴藏着各种丰富的矿产，它是铝、煤、铜、金、铁、铅、镁、银、钨、钛和铀的主要出口国。

　　以上便是对1788年以来欧洲人在澳大利亚殖民定居过程的简单描述，其中没有谈及在更早的时候便扎根在这片大陆上的原住民群体。在其他的英属殖民地，比如美国、加拿大、印度、斐济和西非，英国殖民者或是以和平谈判的方式与当地的酋长或首领达成协议，或是以军事手段与当地军队或者部落势力决出胜负。可这些办法在澳大利亚并不管用，因为当地原住民的聚集形式多为小型群居，他们没有军队，没有酋长，也没有首领。当地原住民过着游牧式的生活，没有形成固定的村落。在欧洲殖民者看来，这便意味着当地原住民不享有这片土地的“所有权”。

　　所以，欧洲殖民者就这么霸占了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土地，既没有同他们商量，也没有给他们报酬。殖民者也没有跟原住民势力开战：他们只同小部分的原住民之间发生过冲突，引发冲突的原因有时候是原住民猎杀了几只羊，因为在原住民的眼里，这些羊跟自己平常猎杀的袋鼠或者其他的野生动物并无区别。面对此类冲突，欧洲殖民者的回应方式是屠杀原住民，最近的一场大屠杀（遇害者共32名原住民）发生在离现在不久的1928年。当一名英国长官下令开庭审判，并对那些杀害澳大利亚原住民的欧洲人判以绞刑时，澳大利亚舆论的天平却倒向了凶犯殖民者那一边。远在伦敦的英国殖民当局意识到，自己已然无法阻止大英帝国的子民在遥远的澳大利亚为所欲为——譬如夺走当地原住民的性命。

　　由于以狩猎和采集食物为生，澳大利亚原住民跟有固定居所的农耕民不一样，澳大利亚的白人很是瞧不起自己眼中的这些“原始人”。让我感到震惊的是，直到现在，在受过教育的澳大利亚人当中，藐视原住民的观念依然很普遍。一名澳大利亚议员曾表示：“没有科学证据表明，他们（指原住民）属于人类。”当原住民因患病、被屠杀和被剥夺土地而日渐减少时，澳大利亚的白人开始相信，原住民要走向灭亡了。一名澳大利亚主教曾写道：“原住民正在消失。在最多两个代际之后，澳大利亚的最后一个黑家伙（即原住民）将面朝黄土，回归大地……到那一天，我们传教的任务将变得简单，那就是送这个即将灭亡的种族走完最后一程。”

　　后来，当地原住民在未经政府同意的情况下严禁与非原住民通婚。在20世纪30年代，澳大利亚出台了一项颇具争议的政策：强制要求将白人与原住民所生的混血儿童，甚至包括原住民儿童从他们的家人身边带走，放在寄养机构或寄养家庭中（声称是为他们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澳大利亚兴起了一项白人向当地原住民道歉的运动，但遭到强烈抵制。在2008年，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公开发表了正式的道歉言论，但其前任约翰·霍华德辩驳道：“这一代的澳大利亚人无须为国家的过去行为和政策感到愧疚或承担责任，他们控制不了已经发生的事情。”

　　简而言之，英属澳大利亚的“白澳政策”不只针对那些潜在的海外非白人移民，还针对那些土生土长的非白种澳大利亚人。对于后者而言，他们的土地被英国殖民者占领，他们的土地所有权被否认，他们还可能面临种族灭绝的危险（许多白人殖民者希望如此）。

　　早期移民

　　在澳大利亚被殖民的前几十年，自由移民和被流放的罪犯都来自英国（包括当时还属于英国的爱尔兰）。1836年，第一批大规模的非英国移民开始出现在南澳大利亚。不同的是，南澳殖民地不再被作为囚犯流放地，而是由地产开发公司建立，并且它对来自欧洲的移民进行了一番精心挑选。在这批移民中有德国路德教的教徒，他们到此是为寻求信仰自由，这一动机在美国早期的移民中更为常见。这批德国移民是受过技能训练的白人，他们开发了园艺农业和葡萄园种植业，迅速适应了澳大利亚的生活，并未引发先来者太多的反感。而引起较多争议的是，在19世纪50年代，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还有许多欧洲人和美国人）在第一波“淘金热”中接踵而至。这次移民浪潮带来的后果是，心怀不满的当地群众殴打、抢劫华人，甚至剥掉他们的头皮，最后不得不靠英国军队出动才平息了这场暴乱，这也是英国军队在澳大利亚土地上最后一次动用武力。

　　19世纪60年代，随着糖料作物种植园在昆士兰地区的发展，第三批非英裔移民到达澳大利亚。这些人均为太平洋岛民，来自新几内亚岛、马拉尼西亚群岛屿和波利尼西亚，来到澳大利亚后成了种植园工人。虽然其中部分人是自愿被招募来的，但还有许多人是从自己的家乡被绑架而来的，这一过程往往伴随着突袭和随之而来的经常性杀戮，后来被称为“打黑鸟”（因为太平洋岛民一般拥有深色皮肤）。当德属新几内亚和澳属新几内亚都相应地发展起种植园（尤其是椰子种植园）时，这种手法则再次被运用，目的是将太平洋岛民带到新几内亚的种植园。在新几内亚，这种“招募”劳工的手法一直延续到20世纪。1966年，我曾在澳属新几内亚遇到过一名澳大利亚人，他告诉我他是一名招工者，并不遗余力地解释自己只招募那些自愿前来的人，而且还会向他们支付现金报酬。他自豪地说，自己不是那种使用绑架的手段“打黑鸟”的人（他依然在用这个词），而有一些跟他存在竞争关系的招工者还在用着老一套。无论如何，这些在澳大利亚糖料作物种植园工作的深色皮肤劳工，不管是自愿前来还是被迫加入的，都未曾影响澳大利亚常住人口的结构，因为他们签订的是定期合约，在劳动期结束后，他们便会被赶出澳大利亚。

　　此外，一小批来自英属印度殖民地的非英裔移民也到了澳大利亚。二战结束前，除了上述这几批总数并不可观的德国人、中国人、来自太平洋岛国的合同工人和印度人之外，澳大利亚通过相关政策保持了以英裔白人为主导的人口结构。

　　走向自治

　　熟知本国历史的美国人会发现，虽然美国和澳大利亚同为英国殖民地，但二者试图与英国脱离关系的过程是有所区别的。在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北美的各大殖民地纷纷宣告独立，组成联邦，面对英军的强烈抵制，毅然斩断所有与英国之间的政治纽带。每年的7月4日，也就是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的周年纪念日，被定为美国的“独立日”，这是美国人一年之中最重要的节日之一。相较之下，澳大利亚人不会庆祝独立日，因为他们压根就没有这样的纪念日。在英国政府没有提出反对的情况下，英属澳大利亚殖民地获得了自治权，但它从未完全斩断与英国之间的联系。澳大利亚仍然是英联邦国家之一，也仍然承认英国君主为本国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为什么在处理与英国的关系方面，澳大利亚和美国会出现如此不同的操作呢？

　　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英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因而从中吸取了教训，从此改变了对其白人殖民地的政策，爽快地将自治权下放给自己在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地。事实上，在澳大利亚人提出请求之前，英国便已主动将许多的自治权赋予他们。其二，比起到美国东海岸，英国到澳大利亚的航行距离要远得多。第一舰队花了8个月才到达澳大利亚，19世纪初期，英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航行几乎要花费半年到一整年的时间。由于远距离导致的沟通延滞，远在伦敦的英国殖民当局无法对澳大利亚实行严密的管控，任何来自英国的决定和法律只能先到达殖民地总督处，再由总督将命令下达至澳大利亚各处。举个例子，在1809—1819年的整整10年间，英国驻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殖民地的长官甚至没有向伦敦报告过自己采用的新法律。

　　其三，澳美两国历史存在差异还有一个原因，英国殖民政府不得不在其美洲殖民地上驻扎军队，因而就需要养活这支军队。这支殖民地军队要与驻扎在北部加拿大的法国军队对抗，以争夺对北美大陆的控制权，还要和武器装备稍弱但人多势众的印第安人部落作战，这些部落人口众多，由酋长统领，实行集权管理。相较之下，在澳大利亚大陆上，没有其他的欧洲国家与英国争夺控制权，当地原住民人口稀少，未形成武装势力，且未实行集权管理。因此，英国不需要在澳大利亚驻扎大量军队，自然也不需要对澳大利亚人强征不得人心的税金以维持军队的开支。英国政府在未征得美国人同意的情况下向美国人征收税款，正是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英军驻扎在澳大利亚的最后一支小小的派遣队伍于1870年由英国主动撤回，而并非出于澳大利亚的施压。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和英属北美殖民地相比，英属澳大利亚殖民地收益甚少，英国没有那么重视，而英属北美殖民地则是不列颠人眼中的富庶之地，是一个重要的税收来源。对英国来说，比起在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其在加拿大、印度、南非和新加坡的殖民地获利更多，因此更受重视。最后一个原因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澳大利亚主要的英属殖民区域之间保持各自为政的习惯，对此我将在下一节做出解释。

　　澳大利亚殖民地获得自治权的过程如下。1828年，也就是第一舰队登陆澳大利亚的40年后，英国在其最早于澳大利亚建立的两个殖民地——新南威尔士和塔斯马尼亚设立了立法委员会，并任命其成员（而不是由选举产生）。立法委员会成员获得任命后，1842年，（在新南威尔士）出现了第一个由部分选举产生的澳大利亚代议制殖民政府。1850年，英国起草了英属澳大利亚殖民地的宪法，不过后来各殖民地可根据自身情况自由地修订这些宪法，这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各殖民地能够随心所欲地规划自己的政府。诚然，1850年制定的宪法和随后经修订形成的各殖民地宪法“保留”了英国政府对部分澳大利亚事务——比如防务、叛国罪的论处和入籍等问题的决策权，还在理论上赋予了英国驳回任何殖民地法律的权利。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英国鲜少使用这部分保留权利。到19世纪末期，英国保留的唯一一项重要权利，便是对澳大利亚外交事务的控制权。

　　在这些保留权利之外，整个19世纪，英国持续为澳大利亚提供重要事务方面的帮助，而这些都是澳大利亚应该独立解决的。其中一项帮助便是由英国战舰对澳大利亚提供军事保护，其背景是，在19世纪后期，其他欧洲国家还有日本、美国在太平洋事务上呈现出越来越独断的姿态。另一项帮助与英国向澳大利亚殖民地派驻的官员有关。这些官员并不是强势的宗主国派去镇压殖民地反抗者的角色。相反，澳大利亚各殖民地在走向自治的过程中时常会陷入政治僵局，而这些官员扮演了必不可少的沟通者角色。被任命的英国官员不得不频频为殖民地议会机构中意见不一的上下两院做调解工作，为议会联盟的组建充当掮客，更要肩负决定何时解散议会、何时进行选举的重任。

　　澳大利亚联邦

　　至此，我对澳大利亚殖民地历史的介绍似乎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它是顺风顺水地一路向前，变成了今天统一的澳大利亚。可事实上，澳大利亚的前身是6块不同的殖民地：新南威尔士、塔斯马尼亚、维多利亚、南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和昆士兰。它们之间的联系比起英属北美各殖民地（随后组成美利坚合众国的各州）之间要松散得多。这种松散的联系源于澳大利亚的地理条件，纵观整片大陆，肥沃多产的几片地域被广袤的沙漠和其他的不毛之地分隔开来。一直到1917年，其中5块殖民地的首府才经由铁路实现连接。（另一块殖民地塔斯马尼亚的首府霍巴特从未实现与其他首府之间的连接，这是因为塔斯马尼亚是距离澳大利亚大陆130英里开外的一座岛屿。）各殖民地采用的铁路轨距并不相同，从42英寸到63英寸不等，这导致火车无法从一块殖民地直接开往另一块殖民地。跟独立的国家一样，各殖民地之间设立了保护性的关税壁垒，在各自的边境设有海关，用于收取进口关税。1864年，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之间的边境差一点发生武装冲突。结果是，直到1901年，这6块殖民地才组成澳大利亚这个统一的国家整体，这时候距离第一舰队登陆已经过去113年。

　　一开始，各殖民地对统一没有展现出丝毫的兴趣。殖民者最初称自己是身居海外的英国人，后来他们自称维多利亚人或者昆士兰人，而不是澳大利亚人。直到19世纪后半叶，随着日本军事实力的增强，美国、法国和德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势力不断扩张，接连吞并了太平洋诸岛，对英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产生了潜在威胁，关于组建一个澳大利亚联邦的想法才逐渐萌生。然而，在最初阶段，各英属澳大利亚殖民地对将要组成的联邦的地域范围并不明确。于1886年举行的首届“太平洋中南诸岛”联邦议会的参与者包括来自英属新西兰的代表和远道而来的斐济代表，而组成今日澳大利亚的6个前殖民地中只有4个派出代表参会。

　　虽然《澳大利亚联邦宪法》起草于1891年，可直到1901年1月1日，澳大利亚作为一个统一的联邦才得以成立。这部宪法的序言部分指出，各前殖民地同意“在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女王的恩准下，联合成为一个不可分离的联邦国家”，由英国指派联邦总督；还有条款规定，由澳大利亚高等法院做出的判决可向英国的枢密院（相当于英国的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试想美国宪法中倘若出现这样的条款会是怎样的场景！这部澳大利亚宪法呈现出当时澳大利亚人对英国王权的拥护。弗兰克·韦尔什在《澳大利亚史》中称，他们“接受共同的价值观——法治、出版和言论自由、对个人自由的保障，享受由当时的超级大国派出的英国皇家海军的保护，为成为日不落帝国的一部分而感到自豪，甚至还对维多利亚女王本人心怀仰慕”。从那时沿用至今的澳大利亚国旗以英国国旗为主要元素，嵌以南半球夜空最明亮的南十字星座（见插图7.4）。

　　拒之门外

　　参与制定联邦宪法相关讨论的澳大利亚人在许多议题上各执己见，却在将非白人排除在本国之外的决定上保持意见一致。下面的引述代表了当时澳大利亚人意欲守住“白澳”的愿望。1896年，《墨尔本时代报》（Melbourne Age）刊文如下：“我们渴望见证澳大利亚成为同根同源的伟大白人的家园，这样方能全然避免让美国陷入内战的那些种族问题……如若我们准许来自远东的贫困劳工进入我们的国家，本国的劳动力便得不到保护。”1901年，新成立的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首先着手制定的法令之一便是《移民控制法》，这部法令被所有政党一致通过，其目标是确保澳大利亚的白人属性。《移民控制法》禁止妓女、心智不足者、饱受恶疾困扰者和罪犯移民至澳大利亚（尽管澳大利亚的前身便是罪犯流放地）。该法令还规定，黑人与亚洲人不得移民至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人应当是“团结一致的单一民族，并且要维护这种单一民族性，不混杂其他人种”。一名澳大利亚工党领袖曾为该法令辩护道：“外来人种的涌入将会大大降低社区群体的总体标准，在极短的时间内，社会立法将失去效力。相反，如果我们保持民族的纯粹性，并建立起自己的民族特质，我们将成为一个高度发达的民族，英国政府也将会为我们的长青长健而感到骄傲。”

　　在同一时期，澳大利亚联邦出现的其他观点还有：“外来有色人种与澳大利亚的荒野并不兼容”；中国人无法“达到澳大利亚几个世纪以来所传承的文明程度”；“要是那些到教堂去做礼拜的衣着华丽的女士想到她们端坐的位置可能不久前刚被一个又大又肥、浑身散发臭气、携带着来自横滨的各种病菌的（不宜刊印的词语）坐过，想必她们脸上的神色会很精彩”。甚至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首位总理埃德蒙·巴顿也曾写道：“种族平等是不存在的。那些（非白人）种族无法和白人种族相提并论，前者是更低等的。人人平等的说法从来都不适用于英国人和中国人之间……我们没法通过教化、改良或任何其他手段来使某些种族获得与其他种族平等的地位。”澳大利亚的另一位总理阿尔弗雷德·迪肯曾宣称：“民族的统一是澳大利亚团结一致的绝对必要条件。”

　　英国的殖民部大臣反对澳大利亚联邦如此露骨地打出种族这张牌，部分原因是，当时英国正试图与日本达成军事同盟，澳大利亚的种族排外主张成为其谈判的阻力。因此，澳大利亚联邦避免直接谈论种族问题，而是试图通过其他方式达到相同的目的——控制其他种族的移民流入。它要求进入澳大利亚的移民必须通过一项语言听写测试——不一定是英语测试，至于要考哪种欧洲语言，全凭首席移民官来决定。当一整船劳工从位于地中海的各族混居的英属殖民地马耳他岛来到澳大利亚时，那些有可能通过英语测试的劳工会收到进行荷兰语（无论是马耳他人还是澳大利亚人都不会这种语言）测试的指令，因为这样就有了驱逐他们的正当理由。对于那些早前以劳工身份被准许进入澳大利亚的太平洋岛民、华人和印度人，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对他们进行了遣返，唯独留下两种专业技能人群（来自阿富汗的赶驼人和来自日本的潜水采珠人）。

　　这些移民壁垒的设立一方面主要受到当时种族主义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澳大利亚工党想要通过禁止廉价劳动力流入的方式保护本国劳动力的高薪。但是，我无意将澳大利亚人描绘成极端的种族主义者。事实上，世界上与他们持有相同种族观的人广泛存在，唯一的区别是澳大利亚人将这种观点体现在移民政策中。而且，考虑到澳大利亚偏低的人口密度，其移民政策在排除外族的同时还鼓励英国人到此定居。同一时期，英国和欧洲大陆国家对于移民是全盘排斥的。二战后，许多非裔从英属西印度殖民地到达英国，最终导致了1958年发生在英国诺丁汉郡和伦敦诺丁山区的种族暴动事件。日本至今仍不接受大规模移民。美国虽然摒弃了澳大利亚对英国身份的那种忠诚，最终从欧洲大陆、墨西哥和东亚接收了大量移民，但也曾遭遇强烈的抵制。

　　一战

　　在二战结束以前，澳大利亚人的身份认同紧紧围绕着“英国的子民”这一关键词进行建构。这种身份认同最明显的表现是，澳大利亚军队在那些和本国利益没有直接关联的英国战争中无比热情地与英军并肩作战。例如，1885年（早在澳大利亚联邦成立以前），新南威尔士殖民地派遣军队加入英军在苏丹镇压反叛分子的战争，苏丹和新南威尔士可以说是天各一方，彼此间毫无关系。更有甚者，在1899年的布尔战争中，澳大利亚再次加入英国的阵营，在南非共同对抗荷兰殖民者的后裔，这一次战争和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也毫无相关性。澳大利亚士兵在此次布尔战争中表现出色，获得了5枚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英国表彰战士英勇行为的最高荣誉奖章），从而获得了荣光和忠诚的英国子民的声誉，只不过代价是约300名澳大利亚士兵亡于战场。

　　1914年8月，一战的号角刚刚吹响，英国对德宣战，未征询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意见。英国任命的澳大利亚总督仅仅将开战的消息转达给澳大利亚的民选总理，澳大利亚人就毫不犹豫地表示支持英国开战的决定，并且这一次澳大利亚提供支持的力度远远超过了布尔战争时或是英国与苏丹作战时。一名澳大利亚记者写道：“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国家。我们必须维护神圣的遗产免遭（德国）暴力的毒手。”不过，这场战争对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还是产生了一丝影响：参与一战给了澳大利亚军队一个借口，从而占领了位于新几内亚岛东北部的德国殖民地和俾斯麦群岛。但是，澳大利亚对一战的主要贡献是，这个国家派出了数量庞大的志愿兵——共40万人，占国内可服役男性的一半以上，当时澳大利亚的总人口不到500万。这些志愿兵跨越半个地球，到达法国和中东地区，为维护英国的利益而战。有超过30万澳大利亚士兵被派遣至海外，其中有2/3的人最终非死即伤。至今，几乎在每一个澳大利亚山区小镇的镇中心都还保留着阵亡将士的纪念碑，上面密密麻麻地刻满了牺牲于一战期间的士兵的姓名。

　　在一战中，澳大利亚军队参与的最广为流传的战斗便是澳新军团（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陆军军团的简称）登陆土耳其的加利波利半岛，对土耳其军队发动的战役（见插图7.5）。澳新军团于1915年4月25日登陆，但由于负责指挥行动的英方将军领导力不足，军团惨遭巨大伤亡，并在1916年撤出加利波利半岛，英国宣称此次行动失败。从此，为纪念加利波利登陆战，每年的4月25日被定为“澳新军团日”，这是澳大利亚最重要且最富有感情色彩的国家节日。

　　如果你不是澳大利亚人，你可能很难理解当地人对澳新军团日的重视程度。在历史上的这一天，澳大利亚的年轻男性被屠杀，被英军将领背弃，他们跨越大半个地球到一个半岛上，和土耳其人打了一场跟自己国家的利益毫无关系的仗，澳大利亚人为何还要庆祝这一天？然而，我已经学会了保持缄默，不去对这种理性的问题刨根问底。直到现在，每当谈论到一个世纪以前的加利波利登陆战时，我的澳大利亚朋友依然会热泪盈眶。我想，一个合理的解释是，没有任何一件事能够比在加利波利半岛上牺牲的年轻的澳大利亚士兵更能说明澳大利亚人曾经甘愿为自己的母国英国赴汤蹈火的心情。加利波利登陆战后，澳大利亚开始被视作一个国家，这反映出一种普遍观点：任何国家的诞生都免不了有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加利波利一役中的巨大牺牲体现了澳大利亚人的国家自豪感，因为在那一刻，他们是为自己的母国英国而战的澳大利亚人，而不是维多利亚人、塔斯马尼亚人或者南澳大利亚人——这一战役还代表了澳大利亚人公开认同自己作为忠诚的英国子民的身份和对母国的深厚情感。

　　澳大利亚人的这种身份认同在1923年得到加强。在当时的一场大英帝国成员国会议上，各成员国达成一致意见，自此之后大英帝国的自治领地可以自行任命其驻外大使或外交使臣，废除以往由英国大使作为代表的做法。加拿大、南非和爱尔兰都及时地任命了自己的外交使臣，澳大利亚却没有这么做，因为其国内公众对这一象征着澳大利亚脱离英国统治、获得民族独立的举动没有太大的热情。

　　尽管如此，澳大利亚和英国之间的关系不单单是顺从的孩子想要从受人尊敬的母亲那里获得认可那么简单，而是充满了爱恨交加的成分。举一个个人事例，我有一位朋友在澳大利亚的一家绵羊屠宰场工作，这家屠宰场的产品一部分留在国内销售，余下的都被冷藏并运往英国。羊胆汁的苦味让人终生难忘，而我的这位朋友和他的工友们时不时会将装满了苦汁的羊胆混进准备装箱运往英国的羊肝中。关于澳大利亚人对英国的怨恨，更明显的例子来自二战后澳大利亚总理的公开言论，我将在稍后提到。

　　二战

　　对澳大利亚而言，二战的意义和一战很是不同，因为在二战中澳大利亚是遭受袭击的一方，而且二战的熊熊战火已蔓延至澳大利亚附近的岛屿，澳大利亚人不再是隔着半个地球想象战争的场景了。英国在其位于新加坡的大型海军基地向日军投降的那一刻，通常被看作澳大利亚自我形象演化的转折点。

　　一战过后的20年间，日本逐渐加强陆军和海军建设，对中国不宣而战，并逐渐成为澳大利亚眼中的危险因素。以澳大利亚守护者自居的英国加强了其位于马来半岛南端的新加坡的海军基地，尽管这个基地离澳大利亚足足有4 000英里之遥。澳大利亚便是倚仗这个遥远的英国海军基地，还有更遥远的、集中在大西洋和地中海的英国舰队为自己保驾护航。不过，我们不能把“新加坡战略”的最终失败完全归咎于英国，因为在同一时期，澳大利亚也疏于增强自身的防务能力。澳大利亚于1930年废除了征兵制，仅保留了规模十分有限的空军和海军部队。澳大利亚海军既没有配备航空母舰和普通战舰，也没有比轻型巡洋舰更大型的主力战舰，要想保护澳大利亚及其海域免受日军的袭击，可以说是绝对无法胜任的。与此同时，英国自身面临着来自德国的更为严峻和紧迫的威胁，在应对日军袭击方面的军事准备也是不够充分的。

　　就如同一战打响时的场景，英国在1939年9月3日对德国再次宣战时，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甚至在没有和议会打招呼的情况下就迅速地公开宣告：“大不列颠已经宣战，因此，澳大利亚也准备（与德国）开战。”跟一战的情况相似，二战一开始，与澳大利亚相隔半个地球的欧洲战场与这个国家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欧洲战场上仅仅是德国与波兰、英国、法国以及其他西欧国家之间的对抗。然而，正如一战后续的发展，澳大利亚向欧洲战场派去了自己的军队，主要参加了位于北非和克里特岛的战斗。随着日军来袭的风险逐步加大，澳大利亚政府请求撤回在欧洲战场的军队，以作自我防卫之用。时任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对澳大利亚人再三承诺，英国和英国舰队将会通过新加坡基地保护澳大利亚免受日军的入侵，保护澳大利亚的海域不受任何日本战舰的侵扰。而事实证明，这些承诺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

　　从1941年12月7日起，日本对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荷属东印度发起了进攻。同年12月10日，距离日本宣布开战不过三天，日军的炮火便击沉了英国留在远东、用于保卫澳大利亚的仅有的两艘主力舰，一艘是“威尔士亲王号”战舰（见插图7.6），另一艘是“反击号”战斗巡洋舰。1942年2月15日，驻新加坡基地的英军总指挥官向日军投降，导致英国及其他英联邦国家的10万名士兵被送进了战俘营——这是英国有史以来遭遇的最惨重的一场军事失败（见插图7.7）。令人悲伤的是，这些投降的士兵中包括2 000名澳大利亚士兵，他们在同年的1月24日，也就是仅仅三周前才到达新加坡，只为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保家卫国的使命。1942年2月19日，在没有英国舰队保护澳大利亚的情况下，曾经对美国在珍珠港的海军基地狂轰滥炸的日本航空母舰开始对澳大利亚的达尔文市开火（见插图7.8）。这是日军对澳大利亚发动的第一次空袭，随后日军又对澳大利亚发动了60多次空袭，此外，一艘日本潜艇还试图对悉尼港发动袭击。

　　在澳大利亚人的眼中，新加坡基地的陷落不仅是一个冲击或一场令人胆战的军事挫败，而且意味着母国英国对澳大利亚的背弃。日军在向新加坡挺进之时，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约翰·柯廷曾向丘吉尔发去电报，指出此前英国已再三保证新加坡基地坚不可摧，如果现在英军从新加坡撤离，那对澳大利亚来说将是一场“不可原谅的背叛”。不过，新加坡基地的陷落实际上是因为英军在欧洲战场和远东战场之间跨度过大、战线太长，导致实力被大大削弱，还因为前来进攻的日军以高明的战术胜过在数量上取胜的防守方——英联邦军队。

　　疏于自我防范的澳大利亚也难辞其咎。尽管如此，它对英国的怨怼情绪还是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至1992年，距离英军在新加坡投降已过去50年，在一场国会演讲中，时任澳大利亚总理保罗·基廷尖锐地指责了英国的行为，言语中透露出他的怨恨：“当我还在上学的时候……我便已意识到澳大利亚要自尊自爱——而不要再低三下四地讨好那个曾经决定不再保卫马来半岛，对新加坡基地弃之不理，并且不把我们的军队还回来，导致我们无力抵抗日军侵略的国家。这就是你们（来自两大保守党派的澳大利亚议会成员）选择紧密相依的国家……即使它抛弃了你们。”

　　二战给澳大利亚留下了两大教训。第一个教训是，英国并无保护澳大利亚的实力。相反，在麦克阿瑟将军的指挥下，美国在澳大利亚建立了指挥部，大量部署了军队、战舰和飞机，成为澳大利亚国防所倚仗的力量。麦克阿瑟亲自指挥了大部分的行动，对澳大利亚军队也做出了部署：没有人会觉得此时的美国和澳大利亚之间存在平等的伙伴关系。尽管人们有所担忧，但日军在澳大利亚登陆的可能性并未变成现实。不过，我们很清楚，如果日军真的登陆澳大利亚，出力抗御的将会是美国而不是英国。在将近4年间，随着对日战争的渐次展开，澳大利亚军队在新几内亚岛、新不列颠岛、所罗门群岛以及加里曼丹岛与日军展开对抗。1942年，日军曾试图穿越科科达小径，占领澳属新几内亚殖民地的首府莫尔兹比港。在粉碎这次的日军行动中，澳大利亚军队在前线发挥了关键作用。但自此以后，麦克阿瑟越来越多地将澳军调配到远离前线的次级行动中去。这样一来，尽管澳大利亚在二战中遭受了直接攻击，但该国在二战中的伤亡人数还不到其一战伤亡人数的一半。

　　二战给澳大利亚留下的第二个教训是，尽管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澳大利亚都往欧洲战场派去了自己的军队，但二战的不同之处是，它使澳大利亚意识到近在眼前的、来自亚洲地区的威胁。因此，现在澳大利亚将日本看作敌手是合情合理的。二战期间，被日军俘虏的22 000多名澳大利亚士兵在战俘营中遭受了极其残忍的对待，有36%的澳大利亚被俘士兵因此身亡：比起德军战俘营中美国士兵和英国士兵1%的死亡率，还有英军和美军战俘营中德国士兵1%的死亡率，澳大利亚士兵的死亡率极高。对澳大利亚人来说，尤为令人震惊的是“山打根死亡行军”事件。2 700名澳大利亚士兵和英国士兵被日军俘虏并囚禁在加里曼丹岛的山打根，他们被迫行军跨越整个加里曼丹岛，在此过程中，他们忍饥挨饿，还不断遭到日军毒打，直到最后，几乎全部被虐待致死。

　　渐行渐远

　　二战结束后，澳大利亚与英国之间的关系日渐淡化，同时淡化的还有澳大利亚人作为“身居澳大利亚的忠诚的英国子民”这一自我身份认同，从而导致了“白澳政策”的瓦解。即使是那些并未对澳大利亚产生特别兴趣的历史学家也认为，这些变化为国家自我身份认同的转变提供了一个研究模型。对于由不同的利益群体组合而成的国家来说，这种转变肯定不如个人来得那么快。在澳大利亚的例子中，这种转变持续了好几十年的光景，而且如今还在继续。

　　二战给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带来了直接影响。早在1943年，时任澳大利亚总理便总结道：地广人稀的澳大利亚（1945年的总人口不到800万）根本无法与日本（人口超过1亿）、仅仅200英里之外的印度尼西亚（人口多达2亿）或者是中国（人口超过10亿）抗衡。和人口密度较大的日本、印度尼西亚或者中国相比，澳大利亚显得人烟稀少，很容易成为亚洲国家入侵的目标——当然这只是澳大利亚总理的想法，亚洲人自己并不这么想。另外一种鼓励移民流入的解释源自一种错误的观念——任何一个国家要想成为强劲的第一世界经济体，庞大的人口规模是必不可少的。

　　上面这些观点根本说不通。一直以来，澳大利亚的人口密度远小于日本或者印度尼西亚，其背后是有合理原因的。日本和印度尼西亚整体气候湿润、土地肥沃，岛上大部分地方均适合发展高产出型农业。然而，澳大利亚的大部分区域都是贫瘠的沙漠，只有很小一部分是丰饶的农田。至于大量的人口基数对建设强有力的第一世界经济体的必要性，看看丹麦、芬兰、以色列和新加坡，这些国家的人口仅为澳大利亚的1/4，却都取得了不俗的经济成就，这说明人口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其实是质重于量的。事实上，如果澳大利亚的实际人口比目前少一些，它会发展得更好，因为人口的减少能够降低澳大利亚脆弱的地形所遭受的人为影响，并且还会提高自然资源与人口之间的比率。

　　可是，20世纪40年代的澳大利亚总理既非生态学家，也非经济学家。因此，二战后的澳大利亚开启了一个鼓励移民流入的应急计划。不幸的是，来自英国和爱尔兰这两个最受欢迎的移民来源地的申请者数量远远不足以完成澳大利亚政府当时设定的移民接收目标，而且，“白澳政策”限制了澳大利亚在接收移民来源上的选择。鼓励驻扎在澳大利亚的美国军人留下永居也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这个群体当中有太多的非裔美国人。因此，在澳大利亚，北欧成为继英国和爱尔兰之后排在第二位的最受欢迎移民来源地。排在第三位的是南欧，来自这一地区的移民带来了我在1964年时常光顾的那些意大利餐厅和希腊餐厅。澳大利亚的移民支持者“惊奇地发现”：“若是经过精挑细选，意大利人也能成为绝佳的公民！！”澳大利亚还有一项重要举措，那就是允许那些被带回澳大利亚的意大利战俘和德国战俘留在这个国家。

　　亚瑟·卡尔韦尔于1945—1949年担任澳大利亚的移民部部长，他是一名公开的种族主义者。在他看来，那些在战时娶了日本、中国或印度尼西亚妻子的澳大利亚男性毫无爱国之心，因此他不允许那些男性将他们的妻子和子女带回国内。卡尔韦尔写道：“任何日本女性或者欧亚混血人种都不会被准许进入澳大利亚，他们不被需要，并且永远不受欢迎……澳大利亚是绝不可以出现杂种的。”除了来自英国的移民，卡尔韦尔还比较赞同接收来自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移民，由于被苏联吞并，三国中有成千上万受过良好教育的白人试图移民，他们的眸色和发色跟英国人接近。1947年，卡尔韦尔参观了战后欧洲的难民营后，发现这些难民是“绝佳的人力资源”，而且尤其满意来自波罗的海三国的人：“他们当中很多人有着红头发和蓝眼睛。还有一部分男女拥有天然的金色头发。”这种选择性的鼓励移民方案带来的结果是，1945—1950年，在澳大利亚接收的将近70万移民（这个数量相当于该国1945年人口总数的约10%）中，有半数是英国人，其余的都来自欧洲其他国家。1949年，澳大利亚甚至大发慈悲，允许来自日本的战时新娘留下来。

　　随着“白澳政策”被削弱，亚洲移民逐渐进入澳大利亚，随之而来的还有我在2008年的布里斯班看到的那些亚洲餐厅。澳大利亚接纳亚洲移民是出于5个方面的考虑：军事保障的需要、亚洲的政治发展进程、澳大利亚贸易模式的转变、移民自身的原因，以及英国的政策。关于军事方面的考虑，二战的经历使澳大利亚明确地意识到，英国不再是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大国。换言之，澳大利亚已经与美国建立了军事联系。这明确表现为，1951年，在英国缺席的情况下，美国和澳大利亚及新西兰联合签署了《澳新美安全条约》（又称《太平洋安全条约》）。朝鲜战争、马来西亚和越南国内的动荡，还有印度尼西亚对荷属新几内亚、马来西亚治下的加里曼丹岛和葡属帝汶发动的军事干预等，这一系列不断恶化的周边安全问题给澳大利亚发出了警示。在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中，英国试图推翻埃及总统纳赛尔的统治，但未能成功，最终屈服于美国施加的经济压力，这暴露出英国在军事和经济上的弱势。令澳大利亚人震惊不已的是，英国在1967年宣布准备撤回其在苏伊士运河以东部署的全部军事力量。这一事件标志着英国长久以来作为澳大利亚保护者的角色正式终结。

　　在亚洲的政治发展进程方面，该地区昔日的殖民地、受保护国和委托统治地纷纷获得独立，包括印度尼西亚、东帝汶、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群岛、马来西亚、老挝、柬埔寨和泰国。这些国家都在澳大利亚附近：巴布亚新几内亚距澳大利亚仅几英里，印度尼西亚和东帝汶距澳大利亚也不到200英里。这些新成立的亚洲国家开始制定自己的外交政策，不再附庸于从前宗主国的外交政策。它们的经济也在日渐腾飞。

　　在贸易层面，英国曾是澳大利亚有史以来最大的贸易伙伴，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与英国之间的贸易仍占澳大利亚出口量的45%和进口量的30%。随着澳大利亚逐渐克服种族主义偏见，其因二战对日本产生的敌意有所缓解，两国在1957年签署了贸易协定，1960年，澳大利亚解除了对日本出口铁矿石的禁令，澳日之间的贸易量显著增加。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竟一跃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紧随其后的是美国，而英国作为澳大利亚的贸易伙伴，地位已经远远落后。1982年，澳大利亚对日出口量占澳大利亚出口总量的28%，对美出口量占11%，而对英出口量仅占4%。不过，这时的澳大利亚存在一个显而易见的矛盾：在向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释放渴望贸易的信号的同时，澳大利亚还传达出另外一种信息——我们觉得日本人和其他亚洲国家的人不适合来我们的国家定居。

　　英国人优先的“白澳政策”被削弱的另一个因素，是澳大利亚接收的移民自身出现的变化。二战之后移民到澳大利亚的人——意大利人、希腊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还有立陶宛人，毫无疑问都是白人，但都不是英国人。这些移民跟传统上把自己看作忠诚的大英帝国子民的澳大利亚人之间无法产生身份认同上的共鸣，他们也不像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那样，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依然对亚洲人抱有强烈的种族偏见。

　　最后一点，不仅仅是澳大利亚在主动疏远英国，英国也在渐渐疏远澳大利亚。跟澳大利亚一样，英国的国家利益也发生了改变，往昔的自我认知也越来越过时。英国政府比澳大利亚政府更早意识到这些残酷的现实，然而双方都经历了漫长且痛苦的阶段才接受这一现实。1958—1962年我住在英国时，恰好见证了英国经历变革的高峰时期。澳大利亚人将自己视为大英帝国子民的传统观念有两个现实基础：一是其人口的血统来源，二是英国带来的贸易和提供的军事保障。然而，这二者都在发生改变。与此同时，英国传统的自我认知形成的基础是，曾经的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帝国（“日不落帝国”），后来的英国是英联邦的领导者。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和后来的英联邦成员国都曾是英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并为英国提供了大量的军事资源：想想那些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与英国士兵一同牺牲的澳大利亚士兵、新西兰士兵、印度士兵和加拿大士兵。然而，英国和英联邦其他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量日益缩减，英国的贸易重心逐渐转向欧洲，正如澳大利亚与英国之间的贸易量随着该国与亚洲及美国贸易量的增加而出现了减少的趋势。英国在非洲和亚洲的殖民地逐渐获得独立，它们建立起自己独有的国家身份，制定了自己的外交政策，并且成功地（在英国的反对下）将奉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从英联邦中除名。当澳大利亚因要在英国和“亚洲与美国”之间做出选择而备感压力时，英国也因要在英联邦和欧洲之间做出选择而犯难。

　　1955年，英国决定退出与六大西欧国家（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就创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即共同市场）而展开的谈判。出乎英国当时的意料，在英国缺席的情况下，西欧六国成功地创建了这一组织。到1961年，时任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意识到，英国的国家利益已经走到了一个拐点，欧洲其他国家对英国的重要性越来越大，甚至已经超过了其他英联邦国家，无论在政治层面还是经济层面都是如此。因此，英国提出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申请。比起新加坡军事基地的陷落，英国的这一举措及其后续进展对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关系构成了更为根本的冲击，虽然前者更为戏剧性，也更具标志性，对澳大利亚人造成的心里创伤至今尚未愈合。

　　英国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英澳两国之间的利益冲突。西欧六国共同建立起一道关税壁垒，将非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阻挡在外，英国如果想加入这个组织，就要接受这样的壁垒。这些关税壁垒将直接影响澳大利亚的食品和精炼金属的出口，因为当时英国仍然是澳大利亚这两种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来自法国、荷兰、意大利和丹麦的食品将取代澳大利亚的食品在英国市场上的份额。无论是时任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还是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罗伯特·孟席斯，都认识到这个残酷的现实。麦克米伦对澳大利亚和其他的英联邦成员国许下承诺，称英国将会在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谈判当中坚决维护英联邦的利益。然而，在当时看来，麦克米伦能否在谈判中占上风还很让人存疑，事实是，西欧六国拒绝就澳大利亚的利益做出明显让步。

　　对于英国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一事，澳大利亚人的反应让人回想起他们在得知新加坡基地沦陷时的反应。英国的这一决定被澳大利亚人谴责为不道德、不诚信，是造成怨恨的根源——它是对加利波利之战的背叛，是对一个世纪以来澳大利亚人为英国这个母国做出的其他牺牲的背叛，也是对澳大利亚人传统身份认同中强调的英国属性的背叛。无论从象征意义还是从具体意义来看，此次冲击均十分强烈。然而，更强烈的标志性冲击即将到来。英国为阻止来自西印度群岛和巴基斯坦的英联邦成员国移民而颁布了《1962年英联邦移民法案》，但为了掩饰该法案的种族主义色彩，英国一视同仁地取缔了其他所有英联邦国家公民（包括澳大利亚公民）原本享有的进入和居住在英国的权利。随后，英国又颁布了《1968年移民法案》，宣布除非祖父母中至少有一人出生于英国，否则所有的外国人（澳大利亚人现在被归为外国人了！）都不能自动享有进入英国境内的权利，这个条件将当时很大一部分澳大利亚人都排除在外。到1972年，英国甚至宣布澳大利亚人“非我族类”，这对澳大利亚人来说简直就是侮辱！

　　简单来说，不是作为孩子的澳大利亚要离开母亲英国去寻求独立。相反，英国才是主动离开的一方，它主动松开了自己和英联邦其他成员国之间的纽带，抛下了自己的孩子。

　　英国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谈判进展断断续续，缓慢得令人痛苦。1963年，法国总统戴高乐对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申请行使了一票否决权。1967年，他再次行使了这一权力。在戴高乐辞去法国总统一职并逝世后，英国于1971年提出第三次申请，这一次，西欧六国和英国国内的公投结果都表示同意。此时，与英国的贸易只占据澳大利亚出口份额的8%。澳大利亚当局终于意识到，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是英国的核心利益所在，澳大利亚不应该也不能够阻拦英国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且澳大利亚先前和英国之间的种种联系已经成为过眼云烟。

　　“白澳政策”的终结

　　从澳大利亚人的视角来看，当本国总理魏德伦于1972年带领着澳大利亚工党在23年来首次登上执政舞台时，澳大利亚人的身份认同似乎发生了急剧而全面的转变。在魏德伦上任的最初19天内，甚至尚未来得及任命新内阁成员，他和副手便已着手制订了一个在澳大利亚内部实施选择性变革的紧急计划，现代世界中很少有哪次变革在速度和广度上能与之相提并论。在这短短的19天内，魏德伦引入的变革有：废除征兵制度；从越南撤走所有的澳大利亚士兵；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澳大利亚曾先后在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的授权下对其进行长达大半个世纪的管理；禁止以种族特征挑选队员的运动员队伍来访（这条规定专门针对全由白人组成的南非运动队伍）；废除以英式荣誉体系（爵士勋章、官佐勋章、爵级司令勋章等）嘉奖澳大利亚人的方式，并制定了一套全新的澳大利亚荣誉体系；还有就是，正式废除“白澳政策”。魏德伦的内阁成员提名得到一致通过后，他们马上为这个紧急计划添砖加瓦：将公民投票年龄最低要求降至18岁；提高最低时薪；分别赋予北方领土地区和首都地区在联邦参议院的代表权；准许上述地区参与立法委员会；要求工业发展提供关于环境影响的声明书；增加对原住民的支出；赋予女性同工同酬权利；允许无过失离婚；推行全面医疗保险制度；在教育方面推行重大变革，例如取消大学学费，增加对学校的财政援助，将资助高等教育的责任从各州转移至澳大利亚联邦。

　　魏德伦总理把他发起的这场改革准确地形容为“对（澳大利亚）已然存在的问题的承认”，而不是一场无中生有的革命。事实上，澳大利亚的英国属性正在日渐消失。1942年新加坡基地的沦陷是对澳大利亚这一属性的第一次巨大冲击，1951年《澳新美安全条约》的签署是澳大利亚的英国属性开始消失的早期标志，东欧和越南共产主义的发展则对澳大利亚提出了警示。然而，在新加坡基地陷落之后的很长时间里，澳大利亚还是指望着英国，支持着英国。20世纪40年代末，澳大利亚士兵在马来西亚与英军共同对抗共产主义浪潮；20世纪60年代初，澳大利亚士兵又在马来西亚治下的加里曼丹岛与英军一起打击印度尼西亚在当地的渗透势力。20世纪50年代末，澳大利亚允许英国在自己国家的荒漠地区进行原子弹试验，试图维护英国不受美国支配的全球军事地位。在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中，英国对埃及发动攻击的行为被大加谴责，澳大利亚却是少有的几个支持英国的国家之一。1954年，在位的英国君主伊丽莎白女王首次访问澳大利亚，感受到了澳大利亚人对英国难以抑制的情感：有超过75%的市民走到大街上欢迎她的到来（见插图7.9）。不过，到1963年，也就是英国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两年后，伊丽莎白女王再次到访澳大利亚，这时候，澳大利亚人对伊丽莎白女王和英国的热情已然骤减。

　　在魏德伦正式宣布废除“白澳政策”之前，这项政策便已呈现阶段式的瓦解之势。其中，澳大利亚政府在1949年开始允许来自日本的战时新娘进入澳大利亚便是第一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在为促进亚洲发展而设计的“科伦坡计划”下，澳大利亚接收了来自亚洲的一万名访问学生。令人唾弃的移民听写测试于1958年被废除，同年出台的《1958年移民法案》规定，允许“杰出和高素质的亚洲人才”移民至澳大利亚。在此背景下，当魏德伦在1972年正式宣布“白澳政策”落下帷幕，并且废除任何官方形式的种族歧视行为时，他的行为并未引起太激烈的抗议，鉴于这一政策深受拥护并延续了一个世纪以上，这种情况并不常见。1978—1982年，澳大利亚迎来了更多来自中南半岛的难民，这一群体占澳大利亚国民总人口的比重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要高。截至20世纪80年代末，有接近半数的澳大利亚公民是在海外出生，或者双亲中至少有一人是在海外出生。到1991年，亚洲移民在澳大利亚的移民群体中所占的比重已超过50%。到2010年，在海外出生的澳大利亚公民占该国总人口的比重（25%）排在全球第二位，紧随以色列之后。亚洲移民带来的影响和他们的数量其实是不成比例的：在悉尼各大名校中，亚洲学生所占比重超过70%；根据我在2008年对昆士兰大学的观察，拥有亚洲面孔的学生在这所大学中所占比重也相当可观；如今，澳大利亚有超过半数的医学生是亚洲人和其他非欧洲人。

　　澳大利亚的变化还体现在政治层面和文化层面。1986年，英国枢密院对澳大利亚司法的终审权被取消，从而使英国主权在这片土地上的最后一丝痕迹被清除，澳大利亚终于实现了完完全全的独立。1999年，澳大利亚最高法院宣布，英国从此属于“外国”之列。文化方面，曾在20世纪60年代风靡澳大利亚、以牛肉馅饼和啤酒为标志的英式食物被各式各样的国际化美食取代——20世纪60年代那种只有意大利餐厅、希腊餐厅和少数中餐馆的局面被彻底改变。澳大利亚现在还出产一些世界上最好的红酒。（说到美味而实惠的餐后甜酒，我特别推荐德保利酒庄的“贵族一号”，奔富酒庄的“葛兰许”红酒同样很棒，但是稍贵一些，而路斯格兰产区的莫利斯酒庄生产的麝香葡萄酒则是一款既好喝又实惠的加烈葡萄酒。）于1973年开始对外开放的悉尼歌剧院（见插图7.10）如今已成为澳大利亚的一个标志性建筑，同时也是世上首屈一指的现代建筑成就，由丹麦建筑师约恩·乌松设计而成。

　　关于“我们是谁”的辩论，人们所关注的不仅仅是澳大利亚人的现实身份，还包括每一处潜在的身份象征。澳大利亚人使用的货币是否应该继续沿用承袭自英国的非十进制英镑，还是应该重新采用一个具有澳大利亚特色的名字，比如“袋鼠币”？（最终，澳大利亚的决定是，不再使用英镑，转而采用一种美式或者说国际化的十进制货币名称，即澳大利亚元。）澳大利亚还要用《天佑女王》作为国歌吗？（在1984年，澳大利亚国歌换成了《前进的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的国旗还是以英国国旗为蓝本吗？（依然是的。）澳大利亚每年最盛大的国家节日依然是缅怀1915年加利波利登陆战中澳大利亚士兵为保卫英国利益而做出的悲壮牺牲吗，还是应该变成纪念1942年澳大利亚军队为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在新几内亚的科科达小径英勇对抗日军时所取得的胜利？（澳大利亚最隆重的国家节日依然是纪念加利波利登陆战的澳新军团日。）还有，澳大利亚是继续承认英国女王为澳大利亚的名义君主，还是改为采用共和政体？（澳大利亚至今依然承认英国女王的地位。）

　　危机框架

　　澳大利亚的案例是否适用于本书介绍的危机与变革框架？

　　和我们讨论的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同的是，澳大利亚所面对的中心问题始终关乎国家认同和核心价值观（表1.2中的因素6和因素11）：我们是谁？澳大利亚难道是英国白人恰好设立在亚洲附近（但对自己的亚洲近邻毫不关注）的一个岗哨？澳大利亚人还是那个以获得英国的认可为自信源泉，倚仗英国的保护，感觉无须自行任命驻外大使，为展示自己的忠诚而自告奋勇地在对英国具有战略意义（却对自己毫无用处）的远方战役中从容赴死的英国子民吗？还是说与之相反，澳大利亚是一个紧临亚洲地区的独立国家，拥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外交政策和驻外大使，与亚洲的交往日益密切，甚至已超过同欧洲之间的接触，且其英国文化属性正日渐减弱？直到二战结束，这场辩论才真正开始变得严肃起来，并且一直持续到今天。正当澳大利亚针对自己的身份是否仅为大英帝国的岗哨而展开辩论时，英国也在讨论自己的身份问题，它曾作为（衰退中的）大英帝国引以为豪的中心，现已成为一个与欧洲大陆密切相连的非帝国主义国家，英国正在努力适应自己的全新身份。

　　诚实的自我评估（因素7）在二战后的澳大利亚起到越发重要的作用，澳大利亚人逐渐意识到，在现代世界，本国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虽然不情不愿，但澳大利亚人确实得承认：英国作为自己昔日最亲密的贸易伙伴，如今只是一个次要的贸易伙伴了；曾经最可恶的敌人日本现已成为自己在贸易上最重要的合作伙伴；而且，澳大利亚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再担任英国在亚洲外围设置的一个岗哨了。

　　澳大利亚变革的动力部分来自外部因素，部分来自其国家内部因素。其中主要的外部因素是：英国实力减退、英国海外帝国宏图的终结，还有日本、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实力的提升。与此同时，主要的内部因素是：移民的流入使澳大利亚人口中英国人所占比重逐渐下降，而亚洲人和非英裔欧洲人所占比重上升，人口结构的变迁推动着政府选择有别于以往的政策。

　　澳大利亚突出展示了选择性变革和划清界限（因素3）的作用。澳大利亚经历的主要变革体现为：澳大利亚人改变对自己身份的认知；制定独立的外交政策，而不是将决定权交给英国；人口结构和文化结构日益呈现多元化（城镇地区比乡村地区更为明显）；在政治和经济上转向亚洲和美国。同时，在其他一些重要的方面，澳大利亚保持了传统特征：澳大利亚仍然是议会制民主政体；英澳两国之间仍然保持着重要的象征性关系，比如英国女王仍然是澳大利亚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英国女王的肖像依旧出现在澳大利亚的五元纸币和硬币上，从澳大利亚国旗中仍旧能看到英国国旗的影子；澳大利亚始终保持着高度平等的社会价值观和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澳大利亚社会依旧秉持着原汁原味的澳式品味，例如对体育运动的热爱，尤其受欢迎的是由澳大利亚人自己设定规则的澳式足球（他们自己发明的球类运动，其他地方的人都不玩），还有游泳、曲棍球和英式橄榄球等从英国传入的运动项目。尽管这些国民消遣方式有一定的危险性，但澳大利亚的领导者还是很乐于参与其中：1967年，由于在海里游泳时遭遇强劲的洋流，时任澳大利亚总理哈罗德·霍尔特溺水身亡。

　　在大多数经历了显著的选择性变革的国家中，不同的变革通常是在不同年间独立进行的。而在澳大利亚总理魏德伦的带领下，在1972年12月1日至19日的19天内，澳大利亚经历了旋风式的综合改革，在这项统一的改革方案中包含多项变革，这是极为少见的。

　　不受地缘政治约束（因素12）对澳大利亚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优势，并且这一优势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变化。二战前，海洋作为天然屏障保护着澳大利亚不受外界攻击，正如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前，同样的自然条件也保障了独立之后的美国大陆的安全。直到1942年2月19日，日军对达尔文港发动空袭，澳大利亚人才意识到，他们的国家从此再也不是免受外部攻击的乐土了。

　　在1942年以前，以欧洲人为主导的澳大利亚社会实际上一直非常依赖来自友国的帮助（因素4）：起初是英国，自第一舰队登陆澳大利亚之后，英国就开始为其提供食物，到后来为其提供防务；自二战以后，美国开始对其伸出援手。虽然在达尔文港遭遇空袭之前，澳大利亚从未面临被外界直接攻击的风险，但自19世纪后半叶开始，法国、德国、美国和日本在太平洋群岛上的军事和殖民扩张还是使澳大利亚人感到担忧。为解决这些担忧，澳大利亚全身心地倚仗英国的舰队为自己保驾护航，以致没有在20世纪30年代自觉承担起本国的防务责任（因素2），反而缩减自己的军队规模。

　　在过去的70年间，澳大利亚的转变并非是因为一场突发式危机，而是因为一场长期的渐进式危机，二战后，随着其身份认同中的英国属性逐步化为云烟，这种危机开始加剧。虽然澳大利亚人不会使用“危机”一词来描述自己国家的这段经历，但我认为，将澳大利亚的这段经历看作一场渐进式危机是有好处的，因为澳大利亚做出的选择性变革恰好与许多面对突发式危机的国家做出的选择性改变是相似的。就这一方面来说，澳大利亚在近几十年发生的改变和同时期德国所经历的改变（见第六章）是类似的，都是慢慢地展开。当然了，澳大利亚的危机在缓慢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表现较为剧烈的时刻，尤其是“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战舰被击沉，英军在新加坡基地投降，达尔文港遭遇空袭，这几件事都发生在71天之内。但是，在澳大利亚的危机和变革中，我们并未看到一些突发性冲击，而在1853年7月8日佩里叩关，1939年11月30日苏联入侵芬兰，1973年9月11日智利的皮诺切特政变和阿连德的死亡，还有1965年10月1日印度尼西亚失败的政变及随之而来的大屠杀等事件中，我们都能看到这种冲击。

　　澳大利亚人对自己核心价值观的重新评估，还有缓慢进行的选择性变革，至今都还在持续。1999年，澳大利亚就是否用共和体制代替以英国女王为国家元首的君主立宪制进行了全民公投。这场公投的结果是55%的反对票对45%的赞成票，因而未能通过。但在几十年前，哪怕是举行这样一场公投都无异于痴人说梦，更不用说赞成的声音占45%了。出生在英国的澳大利亚公民所占比重正迅速下降。看起来，澳大利亚再次举行这种公投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且人们投赞成票的概率将会更高。在10~20年之内，亚裔在澳大利亚总人口和议会中的占比很可能将超过15%，而在澳大利亚最好的学校中，亚裔学生所占比重将超过50%。迟早有一天，澳大利亚将会迎来一位亚裔总理。（在我写下这一句话的时候，南澳大利亚州的总督已经是一名越南裔移民了。）随着这些变化的出现，澳大利亚还依然视英国女王为国家元首，在货币中保留其肖像，并且在国旗中保留英国国旗的元素，难道不是一件很不和谐的事吗？ 中信出版2020年度好书-经济管理（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