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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印度尼西亚，年轻国家的崛起

　　在酒店里

　　印度尼西亚拥有2.6亿居民，人口密度仅次于中国、印度和美国，在世界上排名第4。世界上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国家中，印度尼西亚的人口密度是最大的，超过了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伊朗。这些事实让人不禁猜测，欧美的新闻媒体一定十分关注这个国家。

　　可事实上，在西方人的意识里，提起“穆斯林”一词，他们更多想到的是其他国家，而不是印度尼西亚。如今，欧美的新闻媒体很少提到印度尼西亚。在我的记忆中，过去15年间，印度尼西亚只有寥寥数次出现在欧美报纸的头版：2018年，印度尼西亚发生的两场大地震和一次飞机失事导致许多人丧生；2015年，印度尼西亚政府不顾其他国家的抗议，处决了几名包括外国公民在内的毒贩；2004年，印度尼西亚海啸夺走了20万条生命；还有2002年，巴厘岛炸弹事件导致死伤众多。总体来说，人们对印度尼西亚缺乏关注，这是因为今天的印度尼西亚往往和国际新闻头条报道的事情毫不沾边。国际新闻关注的往往是哪些国家发生了内战、向海外输送了恐怖分子或者涌现移民浪潮，哪些国家富得流油或者穷得响叮当，哪些国家在国际政治中兴风作浪。美国人想起印度尼西亚的时候，脑海里浮现出来的往往是一个有很多漂亮的观光景点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巴厘岛的风光、海滩和印度教庙宇，世界上最绚丽的珊瑚礁，深潜和浮潜圣地，还有出色的蜡染布艺。

　　我在1979年首次前往印度尼西亚，旅程伊始，在我下榻的酒店，大堂的墙面上挂着几幅讲述印度尼西亚历史的绘画。在美国，类似的绘画大多以美国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加利福尼亚淘金潮、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的建成等发生在150~250年以前的事件为主题。可是，在这个印度尼西亚酒店的大堂里，我看到全部的绘画所描述的事件都发生在35年之前。大部分绘画的主题都是1965年的印度尼西亚暴动事件。这些绘画和它们下方的说明文字生动地描绘了当时印度尼西亚的7位将军如何被折磨和杀害，以及其中1位在死亡名单上的将军如何翻墙从自己的家中逃走，而他年仅5岁的女儿不幸受到枪击，并在几天后离开人世。这些绘画展示的画面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似乎这几位将军和那名小女孩儿被折磨和杀害就是印度尼西亚历史上所发生的最可怕的事情了。

　　可这些绘画并没有提到将军们离世后印度尼西亚的事态进展：在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的煽动之下，有近50万名印度尼西亚人遭到屠杀。在有关印度尼西亚历史的绘画中不提到这场大屠杀，着实是一大疏漏，因为自二战以来，在世界各地发生的大屠杀事件中，死亡人数超过印度尼西亚大屠杀的少之又少。自我第一次去印度尼西亚后，在接下来的20年间，我几度再访，每次待的时间并不短，却从来未曾听到我的印度尼西亚朋友谈起这场大屠杀，一直到1998年印度尼西亚政府实现了政权更替为止。印度尼西亚大屠杀的伤亡之惨重，大概相当于皮诺切特政府时期智利伤亡人数的100倍，但印度尼西亚的国民从不提起这场杀戮，印度尼西亚的历史也对此鲜少记录。

　　当你阅读下面的内容，思考危机和变革的一些要素时，请注意印度尼西亚和智利之间的对比。两国经历了一些相似的阶段：国内政治妥协崩溃，左翼势力试图掌权，后来军事政变的发生挫败了左翼势力的意图，从此经历一段长期的军事独裁。两国都先后出现了两位同样非凡但性格迥异的领导者。在某些政治群体遭遇屠杀后的国民和解方面，印度尼西亚与芬兰分别处于两个极端，而智利处于中间状态。你将看到，比起本书讨论的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印度尼西亚作为最年轻的一个国家，展现了成功建立起国家认同的过程。

　　印度尼西亚的背景

　　想要弄明白印度尼西亚在1965年的这场危机中经历了什么，产生了怎样的余波，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些背景。印度尼西亚是一个直到1945年才获得独立的年轻国家，在大约1910年的时候，它才成为一个统一的殖民地。印度尼西亚地处热带且横跨赤道，东边是新几内亚岛和澳大利亚，西边是欧亚大陆。印度尼西亚境内有许多高山，并且分布着不少活火山，其中一座名叫喀拉喀托火山，因为曾在1883年爆发而闻名。这是近代史上最具灾难性的一次火山爆发，几乎摧毁了整座岛屿，扬灰万里，以致接下来一年地球的气候都发生了改变。在印度尼西亚的岛屿之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有爪哇岛、巴厘岛、苏门答腊岛和苏拉威西岛，还有印度尼西亚和他国共享的加里曼丹岛和新几内亚岛。

　　观察其地理情况，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陆地最为分散的国家，数以千计的岛屿星罗棋布，自西向东绵延3 400英里。在过去的2 000年间，大部分时间里，部分岛上存在一些原住民部落。但他们都没能够控制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大部分地区，今天被我们称作印度尼西亚的地方在当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名字或者概念。从语言方面来看，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最多元的国家，拥有超过700种不同的语言。印度尼西亚人的信仰也是很多元的：虽然大部分印度尼西亚人信仰伊斯兰教，但也有很多人信仰基督教和印度教，另外还有人信仰佛教、儒教以及当地传统宗教。尽管宗教暴力和动乱时有发生，但比起南亚和中东地区，印度尼西亚的这些事件规模往往较小。很多信仰不同的印度尼西亚人彼此相对宽容。我曾去过印度尼西亚的一些地方，看见基督教村庄和穆斯林村庄互相挨着，倘若不是看见一座清真寺或者一座教堂，我都分辨不出来这些碰巧遇到的村庄的居民到底信仰什么教。

　　殖民时期

　　从1510年开始，葡萄牙人、荷兰人（从1595年起）以及接踵而至的英国人均尝试在现在属于印度尼西亚的群岛上建立殖民地。英国的势力扩张最终止步于加里曼丹岛的部分土地，葡萄牙唯一留下来的殖民地是帝汶岛的东半部分。荷兰人成了殖民印度尼西亚的大赢家，其殖民地主要聚集在当时人口最多（比现代印度尼西亚人口总数的一半还多）的爪哇岛上。为了让这场殖民运动能够产生实际收益，19世纪初期，荷兰人在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上建立了出口种植园。可是，大约到1910年，荷兰人才得以控制整片辽阔的岛屿，此时距离他们首次到达印度尼西亚群岛已经过去了整整3个世纪的时间。为了说明印度尼西亚群岛上还有多少地方迟迟未被荷兰人开发，我来举一个例子：直到1910年，一名荷兰长官才发现，位于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弗洛勒斯岛以及附近的科莫多岛是世界上最大的蜥蜴品种——科莫多巨蜥的栖息地。科莫多巨蜥身长10英尺，重达好几百磅，却在4个世纪里不为欧洲人所知。

　　我要强调一点，“Indonesia”（印度尼西亚）这个词从前并不存在，一直到大约1850年，才被一名欧洲人创造出来。荷兰人管他们的殖民地叫“印度群岛”、“尼德兰印度群岛”或者“荷属东印度群岛”。岛上的居民之间没有自发形成统一的国家认同，没有统一的语言，也没有一致对抗荷兰人的团结意识。例如，爪哇部落的军队就加入了荷兰军队，一同征战爪哇部落的传统敌人——苏门答腊岛上的领头部落。

　　20世纪初期，荷兰殖民政府对其殖民地从原来实行的纯掠夺性政策改为实施一种“伦理性政策”，也就是说，荷兰人终于试图为当地的印度尼西亚人做点好事了。举个例子，荷兰人在当地开办了学校，在爪哇岛修建铁路及灌溉工程，在主要城镇成立当地政府委员会，并试图鼓励爪哇岛居民向人口不那么密集的外岛迁移，以缓解爪哇岛的人口过度密集情况（但这违背了外岛居民的意愿）。不过，荷兰政府实施“伦理性政策”的努力收效甚微：部分原因是荷兰自己的力量太渺小了，没有那么多资金可以用来支持印度尼西亚殖民地的建设；还有部分原因是，印度尼西亚群岛上的人口增长速度极快，有如此多的人口要养活，导致荷兰人和后来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在改善人民生活质量方面面临极大挑战。今天，印度尼西亚人认为荷兰的这段殖民历史是过大于功的。

　　到1910年左右，荷属东印度群岛居民数量不断增加，导致印度尼西亚人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也就是说，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不仅仅是荷属爪哇岛或荷属苏门答腊岛的居民，还同属于一个更大范围的、被称为“印度尼西亚”的整体。开始接受这种更广泛意义上的国家认同后，印度尼西亚人组成了许多独特的群体：认为自己在文化上高人一等的爪哇族群、寻找宗教认同感的印度尼西亚伊斯兰运动群体、各种工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被送往荷兰求学的学生群体等。有些人可能同属于几个不同的群体。因此，印度尼西亚的独立运动在意识形态、地理划分和宗教信仰方面呈现出碎片化特点，这也预示了印度尼西亚独立后会继续面临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不仅使当地人开始针对荷兰政府发动罢工、策划阴谋和煽动暴乱，而且导致印度尼西亚各群体之间的冲突，情况变得极为混乱。然而，印度尼西亚人针对荷兰的行动不断积聚，以致在20世纪20年代，荷兰当局采取了镇压政策，将许多本地头目送往荷属新几内亚的一个遥远的疫病区，实际上那就是一个集中营。

　　印度尼西亚人之所以最终能达成团结统一，其中一项重要因素是，马来语作为长期以来一直被使用的贸易语言，经过发展和转型，成为印度尼西亚语，即当今印度尼西亚人共同使用的国家官方语言。在此之前，即使是这里被最多人使用的方言，也就是爪哇岛中部居民使用的爪哇语，使用人数也不到印度尼西亚总人口的1/3。如果这种被最多人使用的方言变成了官方语言，便象征着爪哇在印度尼西亚占据主导优势，这会加深近代印度尼西亚持续存在的问题，那就是人们对于由爪哇人统领印度尼西亚其他岛屿的担忧。爪哇语的额外弊端是阶级划分明显，这种方言规定，针对不同阶级的人要使用不同的词语。今天，我和印度尼西亚人一样，很欣赏他们的官方语言，即美丽的印度尼西亚语。这是一门很容易学会的语言。在印度尼西亚占领荷属新几内亚并引入印度尼西亚语的短短18年间，我发现，就连那些住在偏远山区里的、未曾开化的新几内亚人也在说这种语言。印度尼西亚语的语法简单且十分灵活，为了让人能立刻猜到单词的意思，印度尼西亚语中的许多单词是在词根上直接添加前缀和后缀。例如，形容词“洁净的”在印度尼西亚语中是“bersih”，动词“清洁”则是“membersihkan”，名词“洁净”是“kebersihan”，名词“打扫卫生”是“pembersihan”。

　　印度尼西亚的独立

　　1941年12月，日本对美国宣战，并开始向太平洋岛国和东南亚扩张，迅速征服了荷属东印度群岛。实际上，荷属加里曼丹岛的油田和马来半岛的橡胶及锡矿才是日本宣战的主要动机，也许是最大的动机，因为日本缺乏石油，长期依赖向美国进口，而当时日本对中国开战并占领了法属中南半岛，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为报复日本，中断了对日本的原油供应。加里曼丹岛的油田成为离日本最近的一个石油来源地。

　　一开始，占领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日本军方领导者声称，印度尼西亚人和日本人是同出一源的亚洲血脉，应为反殖民秩序而并肩作战。印度尼西亚的民族主义者最初支持日本人，并协助日军围捕荷兰人。但是，日本人主要是想从荷属东印度群岛获取原材料（尤其是石油和橡胶），为其战场上的装备提供动力，而且他们变得比荷兰人更具压迫性。随着日本在战场上的形势发生逆转，1944年9月，尽管没有给出确切的日期，日方做出了允许印度尼西亚独立的承诺。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两天之后印度尼西亚便宣告独立，并在翌日确立了自己的宪法，还在当地成立了民兵组织。但印度尼西亚人民很快便发现，无论是日本打败荷兰并对印度尼西亚做出允许其独立的承诺，还是随后美国与其同盟国击败日本，都不能确保印度尼西亚得到真正的独立。1945年9月，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军队代替日军占领了印度尼西亚，随后，荷兰军队到达，想要重新夺回自己的控制权。印度尼西亚军队和英荷两军之间爆发了战争。

　　出于对印度尼西亚群岛的种族多元化和领土辽阔程度的考虑，也许是想通过“分而治之”的方式夺回控制权，荷兰人鼓动印度尼西亚建立联邦政府。他们在自己再度征服的土地上设立了不同的联邦州。然而，许多印度尼西亚革命派寻求建立的是一个囊括整个前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单一、团结的共和政府。1946年11月，双方达成了初步协议，荷方承认印度尼西亚共和政府的权威，但仅限于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两地。然而，到1947年7月，荷兰人变得气急败坏，发动了一场所谓的“警察行动”，实际目标是要摧毁印度尼西亚共和政府。停火后，荷兰人的“警察行动”很快卷土重来，迫于联合国和美国的压力，荷兰最终让步，并同意将权力转交给共和政府。最后的权力交接发生在1949年12月，但附加的两大限制条件使印度尼西亚人感到恼怒，后来他们花了12年的时间才推翻这些限制条件。一个限制条件是，荷兰人并未交出新几内亚岛的荷属部分（即西半边）。相反，他们在那里保留了荷兰的统治，理由是新几内亚岛在政治发展上远远没有达到荷属东印度群岛其他地方的水平，这个地方还没有做好独立的准备，而且从种族起源上看，新几内亚人和印度尼西亚人的差距不亚于他们和欧洲人的差距。另外一个限制条件是，荷兰的公司，比如壳牌石油，对印度尼西亚的自然资源依旧享有所有权。

　　1945—1949年，荷兰试图重新对印度尼西亚建立控制权，但这是通过残忍的方式实现的，30年后，我的印度尼西亚同事在向我谈起这件事的时候仍然面露苦涩，1979年我所下榻的那家印度尼西亚酒店大堂里挂着的绘画也生动地描绘了这一段历史。（例如，其中一幅画的内容是两名荷兰士兵正在蹂躏一名印度尼西亚妇女。）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人民内部也爆发了较为激烈的争端，因为印度尼西亚内部有不少人反对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建立，许多东部的印度尼西亚人以及苏门答腊人认为，建立该共和国就等于让爪哇人掌控了全国。哪怕是在20世纪80年代，我还是会从非爪哇裔印度尼西亚朋友口中听到一些怨愤的话，他们始终希望自己的区域能在政治上独立于印度尼西亚。对共和国表示反对的还有印度尼西亚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在1948年发起了反抗活动，后来被共和国军队击溃，并且有至少8 000名印度尼西亚共产主义者被杀——为1965年政变失败后更大范围的大屠杀埋下了伏笔。

　　苏加诺

　　这个新的国家面临着自独立前就已存在的严重问题，其中一部分问题进一步恶化。殖民地时期的印度尼西亚长期被荷兰基于自身利益进行统治，独立后的印度尼西亚要面对的是严重不发达的经济情况。在荷属时期，人口增长过快就已经对印度尼西亚经济造成沉重负担，这种情况在印度尼西亚独立后并未得到改善（20世纪60年代，其人口年均增长率接近3%）。许多印度尼西亚人仍旧缺乏国家认同，还继续将自己看作爪哇人、摩鹿加人、苏门答腊人，或者是其他地区的人，而不是印度尼西亚人。最终让印度尼西亚人团结起来的印度尼西亚语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有700种方言在同时被使用。那些把自己看作印度尼西亚人的群体又对这个国家抱有各自不同的愿景。印度尼西亚的一些穆斯林领袖想把印度尼西亚打造成一个伊斯兰国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希望印度尼西亚成为共产主义国家。部分非爪哇裔印度尼西亚人想要更多的区域自治权，或者是彻底实现地区独立，他们还策划了地区叛乱行动，最终被共和国的军队击败。

　　军队本身也是一个分裂的焦点所在，人们对其定位存在争议。印度尼西亚军队是应该像别的民主国家那样，由那些平民政治家来掌控（但印度尼西亚军方越来越不相信那些平民政治家），还是应该更加自治，追求自己的一套政策？一方面，印度尼西亚军方将自己视为革命的救星、国家身份的堡垒，并且要求在国会中拥有固定的表决权。另一方面，平民政府则希望通过裁军撤编，缩小军队规模，以达到节省开支的目的。军方内部也出现了矛盾，尤其是空军和其他分支之间意见不一致。陆军司令官之间也存在分歧，尤其是革命派地区司令官和保守派中央司令官之间。军方领袖以军事需要为由，对印度尼西亚民众和商人群体强征钱财，以走私和对电台、电力行业征税的方式筹集资金，日益攫取地区经济实权，从而导致贪污的制度化。今时今日，这仍是困扰印度尼西亚的最大难题之一。

　　印度尼西亚的开国总统苏加诺生于1901年，逝世于1970年，他的政治生涯早在印度尼西亚仍属荷兰统治时期就开始了，当时他是一名反对荷兰殖民政府的民族主义领导者（见插图5.1）。（与许多印度尼西亚人一样，苏加诺只有名字而没有姓氏。）殖民政府将他流放后，日本人将他带回印度尼西亚。1945年8月17日，正是苏加诺发表了印度尼西亚的《独立宣言》。因为充分意识到印度尼西亚人缺乏国家认同，苏加诺制定了“潘查希拉”，即印度尼西亚建国五大原则，直到今天，这五大原则仍然是团结印度尼西亚民众的总体性意识形态，并被写入1945年宪法。这五大原则极具概括性，分别是：信仰上帝、民族统一、人道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公正。

　　身为总统，苏加诺把印度尼西亚的贫穷归咎于荷兰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他消除了印度尼西亚继承的债务，将荷兰留下来的产权进行国有化处理，并将这些产业的大部分管理权交给军队。他建立起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制度，军方、平民政府和他本人都能因此从人民手中榨取利润。毫不让人意外，印度尼西亚的私有企业和国外援助都减少了。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心生警惕，试图动摇苏加诺的地位，正如美国政府试图动摇阿连德在智利的地位那样。苏加诺对美国的回应是：“带着你的援助滚吧！”后来在1965年，他将美国和平队驱逐出境，并宣布印度尼西亚退出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印度尼西亚的通胀率急剧攀升，国家法定货币印度尼西亚卢比在1965年贬值90%。

　　印度尼西亚在独立之前没有过任何民主自治的历史。它的政府管理经验来自荷兰人的统治，而在荷兰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在最后的数十年间接近集权国家的状态，1942年后在日本统治下也是类似的情形。任何民主政体的运行都需要具备一些基本条件，包括国民有较高的识字率，能意识到自己拥有反对政府政策的权利，能够包容不同观点，愿意接受选举中的失败，还有政府要保护无政治权力的群体。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印度尼西亚在上述基本条件方面均处于弱势状态。因此，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印度尼西亚总理和内阁成员的席位轮换非常快。令人惊讶的是，在1955年9月的选举中，竟有高达92%的登记选民前往投票点进行投票，但投票的结果出现了僵局，因为领先的4个政党的得票率均处于15%~22%，在获得的国会席位上也势均力敌。这些党派并未达成妥协，政治僵局由此而生。在第四章中，我们已经从智利和皮诺切特政变的案例中看到类似的问题：势力均等的几个党派之间无法达成政治妥协。不同的是，智利民众的受教育程度和识字率较高，还有长期的民主政府传统，这些印度尼西亚都没有。

　　从1957年开始，苏加诺总统通过军事戒严的方式结束了这场僵局，并且以所谓的“有领导的民主”取代了印度尼西亚原先的民主制度，因为他认为这种民主制度更加适合印度尼西亚的民族特点。在“有领导的民主”制度下，印度尼西亚国会应当致力于实现党派之间的“相互合作”或者是“审议后达成共识”，而不像我们通常在民主概念中看到的，立法机构旨在为党派间的相互竞争提供环境。为了保证国会的目标与自己的目标一致，半数以上的国会席位不再由选举产生，而是直接由苏加诺任命，国会成员不再来自不同党派，而是来自不同的“功能集团”，其中军队就是这样的一个“功能集团”。

　　苏加诺开始坚信自己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能力，能够预见并诠释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心愿（包括那些他们自己尚未意识到的心愿），坚信自己就是人民的先知。1955年，亚非国家联合举办了万隆会议，会议结束后，苏加诺将自己的宏图扩张到世界舞台上，开始以将印度尼西亚打造成为第三世界反殖民政治的主导者为己任，尽管当时印度尼西亚国内的种种问题已经迫在眉睫。1963年，苏加诺宣布自己为印度尼西亚的终身总统。

　　为了将自己的反殖民立场付诸实践，苏加诺发起了两场运动，试图将两块即将获得独立的领地归为己有。第一场运动针对的是荷属新几内亚，由于那里的种族特殊性，印度尼西亚独立后，荷兰曾拒绝将其割让给印度尼西亚。荷兰发起了一个临时项目来筹备新几内亚独立，新几内亚的领导者也制定好了自己的国旗和国歌。然而，苏加诺宣布，荷属新几内亚归印度尼西亚所有，对荷兰施加外交压力，并在1961年命令印度尼西亚海陆空三军以武力占领荷属新几内亚。

　　就苏加诺而言，这场运动的结果是其一大政治成就，但对许多参战的印度尼西亚士兵，还有那些期盼获得独立的荷属新几内亚人来说，这无疑是一场悲剧。我在1979年下榻的那家酒店大堂悬挂的绘画中就有一幅描述了印度尼西亚“战船”与荷兰人对战的场景，而事实上那只不过是一艘小小的巡逻船，后被荷兰战舰击沉，导致许多印度尼西亚士兵身亡。印度尼西亚的伞兵部队被空军用飞机投放到荷属新几内亚，当时在荷兰国防军服役的一位朋友向我描述了这些伞兵的结局。大概是因为畏惧荷军在白天时的防空能力，这些伞兵在大晚上被胡乱地投放到丛林密集之处，这样的残忍程度令人难以置信。这群不幸的伞兵降落在一片炎热的沼泽中，那里长满了西米棕榈，蚊虫滋生，幸存的伞兵往往是撞到西米树上后，被身后的降落伞挂到了树枝上。他们中仅有一部分人能成功地从自己的装备中挣脱出来，但往往会掉进或是滑落到沼泽当中。我的朋友和他所在的荷兰部队围住沼泽，等了整整一周，然后划着船进去，救回了为数不多的幸存伞兵。

　　尽管荷兰军队取得了一些战绩，但美国政府想要营造出自己支持第三世界反殖民运动的景象，而且美国确实有能力逼迫荷兰让出荷属新几内亚。为了挽留面子，荷兰并未将荷属新几内亚直接让给印度尼西亚，而是转给了联合国，在7个月之后，联合国将原荷属新几内亚的行政控制权（但不是所有权）转让给印度尼西亚，该转让受限于之后的全民投票结果。印度尼西亚政府随后开启了一个大型迁徙项目，将印度尼西亚其他省份的人口转移到印度尼西亚统治下的新几内亚，部分原因是要确保新得手的这块领土由非新几内亚裔印度尼西亚人主导。7年之后，在压力之下，苏加诺手把手挑选的新几内亚领导者投票通过了将新几内亚并入印度尼西亚的决定。曾经看到过从荷兰独立出来的曙光的新几内亚人，为了脱离印度尼西亚而独立，组织了一场游击运动，在超过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这场运动还在继续。

　　苏加诺的反殖民行动还体现在马来西亚的某些地方，那里曾是英国的殖民地。马来西亚的领土包括在1957年获得独立的、位于马来半岛上的部分州和两个位于加里曼丹岛的前英国殖民地——沙巴州和砂拉越州。加里曼丹岛由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文莱共有。沙巴州和砂拉越州在1963年加入获得独立的马来西亚。荷属新几内亚曾是荷属东印度群岛的一部分，因此苏加诺可以宣称印度尼西亚拥有荷属新几内亚的继承权，可他不能以同样的理由将属于马来西亚的加里曼丹岛区域占为己有。尽管如此，在荷属新几内亚的成功使苏加诺受到鼓舞，1962年，他开始“对抗”马来西亚，并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对马来西亚统治下的加里曼丹岛区域发动攻击。然而，这里的人民一点都不想加入印度尼西亚，同时英军和英联邦军队为马来西亚提供了富有成效的军事防御支持，印度尼西亚军便也对这场对抗兴味索然。

　　印度尼西亚政变

　　20世纪60年代，印度尼西亚国内最强大的三股势力之间展开了一场复杂且让人迷惑的抗衡。其中一股势力来自苏加诺，作为一名魅力翩然的领袖和风生水起的政客，他以印度尼西亚独立之父和印度尼西亚首位以及（截至当时）唯一一位总统的身份在人民当中享有极高的支持率。第二股势力来自垄断军队权力的陆军。第三股势力来自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简称PKI），虽然缺少军权，它却成了印度尼西亚截至目前发展最强劲且组织得最好的一支政党。

　　可是，这三股势力彼此孤立且各自方向不同。尽管苏加诺倡导的“有领导的民主”仰仗他本人和军队之间的结盟，他同时也不断增强自己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之间的盟友关系，以平衡军队的势力。印度尼西亚华裔对印度尼西亚国内的反华情绪十分警惕，以至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离开印度尼西亚回到了中国。可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在不断加强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并且宣布自己很快就会制造自己的原子弹，这令英美两国感到惊恐。印度尼西亚军方内部开始出现分裂，有的人选择支持苏加诺，有的人选择支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还有一些人希望军方击垮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为了弥补自己在军事方面的弱势，1965年，在苏加诺的支持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提出武装农民和工人，在明面上将他们编列为除海、陆、空、警之外的第5支国家武装部队。据闻，出于惊惧，反共派陆军军官设立了将军理事会，以应对明显不断增强的共产主义威胁。

　　这场三方博弈在1965年10月1日凌晨约3点15分达到高潮，两支陆军部队在左翼司令员的带领下，连同2 000名士兵发动了政变，并专门派遣小分队分别前往7位将军（包括陆军总司令和国防部部长在内）的府邸将其抓获，明令要把他们活捉并带到苏加诺总统跟前，好说服苏加诺总统对将军理事会进行镇压。10月1日早上7点15分，政变领导者控制了位于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中央广场一侧的电信大厦，通过印度尼西亚电台发布了一条广播，宣布开展“9·30”运动，声称运动的目标是保护苏加诺总统，先发制人地击破一场由腐败的将军所谋划的政变，并称那些将军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人手中的工具。到当天下午2点，政变领导者又陆续发布了三条广播，随后便一直悄无声息。请注意：虽然1979年我所下榻的那家印度尼西亚酒店大堂的绘画栩栩如生地描绘了这场共产主义政变，实际上发动政变的不是共产主义分子，而是印度尼西亚的陆军部队。

　　可是，这场政变显然并未经过周密策划。那7支被派去劫持将军的小分队没有经过训练，他们慌张不安，战战兢兢，直到最后一刻才拼凑而成。他们也没有针对此次行动进行事前演练。最重要的两支小分队被派去劫持（而不是杀掉）印度尼西亚的两位级别最高的将军，可带队的竟是毫无经验可言的初级军官。这些小分队最后将3位将军杀死在各自的家中，其中2位遭到枪击，1位死在刺刀之下。还有位将军成功地从自家大院的后墙逃走。正如那家酒店大堂的其中一幅绘画所展示的画面，小分队不小心射中了这位将军5岁的小女儿，还杀掉了他的副官，因为小分队错把副官当成了将军本人。（为了简便，我接下来还是会用“7位将军”的说法。）小分队仅成功活捉了余下的3位将军，然而他们接着还是把人给杀掉了，没有听从指挥，让他们活着去见苏加诺。

　　尽管政变的组织者里面有一人是苏加诺总统私人保镖队的队长，他的职责是全天候知悉苏加诺的所在，但他们还是没能找到苏加诺，因为当时苏加诺正在和某一个妻子（他共有4个妻子）共度良宵。政变组织者犯的一个致命错误是从未试图拿下位于中央广场一侧的印度尼西亚陆军战略后备队（简称Kostrad）的司令部，尽管中央广场余下的三侧都被政变军队控制住。政变组织者既没有坦克，也没有对讲机。因为他们在占领电信大厦的时候关闭了雅加达的电话系统，身处雅加达不同地点的政变组织者只能用派遣信使走街过巷报信的方式试图进行沟通。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政变的组织者无法为驻扎在中央广场上的士兵提供水和食物，结果，大批又饥又渴的士兵因此走散。另一支军队去往雅加达哈利姆空军基地，到那里后发现大门紧闭，只好在外面的大街上滞留了整个晚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者显然是这场政变的组织者之一，他却未能协调党内其余成员的行动，因此印度尼西亚并未出现大规模的共产主义者起义。

　　陆军战略后备队司令是在苏加诺之后，第二位影响了印度尼西亚历史进程的、具备非凡特质的领导者。他叫苏哈托，和苏加诺的名字很像，容易让人混淆。他是爪哇人，也是一名老练的政治家（见插图5.2）。与苏加诺相比，苏哈托的不同点是，他比苏加诺要年轻20岁（苏哈托生于1921年，逝世于2008年），也并未在反抗荷兰殖民政府的斗争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而且在1965年10月1日早上之前，他鲜少被印度尼西亚的军队圈子以外的人关注。当天一大早，苏哈托得知了起义的消息，他采取了一系列的对策，同时争取时间，试图弄清楚瞬息万变、令人迷惑不解的事态进展。他传召驻扎在中央广场上的两支军队的司令员，让他们到陆军战略后备队的司令部里见他，在那里，苏哈托告诉这两名司令员他们正在造反的事实，并要求他们听令于自己，两人照办了。政变的组织者以及与苏哈托一样对事态发展之快搞不清楚状况的苏加诺，现在聚集在哈利姆空军基地，因为空军是印度尼西亚武装势力当中最认同共产党人的分支。苏哈托派出可靠的部队控制电信大厦，随后通过最小规模的对战成功掌控哈利姆空军基地。当天晚上9点，苏哈托通过电台广播宣布自己目前已控制印度尼西亚陆军，将摧毁“9·30”运动，并将保护好苏加诺总统。政变的组织者纷纷逃离哈利姆空军基地和雅加达，随后又乘飞机和火车逃往爪哇岛中部的其他城市，并在当地组织了其他的起义事件，部分其他将领因而遇害。不过，和雅加达起义的结果相似，其他地方的起义也都在一两日内便遭到效忠当局的陆军部队镇压。

　　大屠杀

　　时至今日，有关这场失败的政变，有许多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答。看似清晰的一点是，这场政变是两部分领导者合力造就的结果：一部分是一些支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初级军官，另一部分则是一位或多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领导者。可是，为什么专业的军官竟毫无军事策划的技巧，发动这样一场计划不周、漏洞百出的政变呢？他们为什么不通过召开媒体发布会来获取公众支持呢？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参与这场政变的人仅限于那几个领导者吗？其他人有没有可能也参与策划并支持了这场政变？为什么政变的组织者没有将苏哈托列入要劫持的将军名单里？为什么政变势力没有控制中央广场另一侧的陆军战略后备队司令部？苏加诺总统事先知道这场政变吗？是不是反共派将军事先对政变就已知情，但故意任由其发生，好以此为借口实施事前制订好的镇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计划？

　　军方的反应速度之快让人觉得最后一种情况的可能性极大。在三天之内，军方司令员开展了一场宣传运动，为大范围抓捕和杀害印度尼西亚的共产主义分子及他们的支持者这件事正名（见插图5.3）。1965年10月1日政变当天，在雅加达有12人被杀，加上第二天在爪哇的其他城市还有少数人遇害。这几起谋杀给苏哈托和印度尼西亚军方提供了实施大屠杀的借口。军方对这场政变的反应如此迅疾、高效，且范围如此之广，以至让人很难相信这是对突发事件在短短几天之内做出的临场应对之策。相反，这必定是一个预谋已久的计划，只是在等待一个恰当的时机，而发生在10月1日和2日的那场失败的政变正好提供了一个时机。

　　对于这场大屠杀，军方的动机来自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印度尼西亚国内政治妥协的失败以及民主政府的崩溃，这集中体现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军方势力和苏加诺总统三方势力之间的斗争。军方看上去即将输掉这场斗争。作为印度尼西亚规模最大且组织得最好的政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足以威胁到陆军的政治权力，还有军队从国有企业攫取的钱财，以及通过走私及贪污获得的利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提出要把工人和农民作为单独的部队武装起来，这威胁到了陆军对军事权力的垄断地位。后续事件表明，苏加诺总统独自一人并不足以同陆军抗衡。不过，苏加诺希望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变成自己的潜在同盟，以制衡军队的实力。不仅如此，印度尼西亚军方本身就存在内部分裂，那些支持共产党的军官成为这场政变的组织者之一。因此，这场政变为反共派军官提供了一个机会，来肃清自己在军队内部的政治对手。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崛起心怀警惕的陆军司令员早早准备好了应急计划，这一点都不令人意外，此次政变只是为计划的实施提供了最佳时机。苏哈托本人是否早就参与起草了这个应急计划，还是他只是在最后一刻才接管其他人筹备好的军事占领行动（像智利的皮诺切特将军那样），这仍然是一个未知的问题。

　　1965年10月4日，苏哈托来到了一个在印度尼西亚语中被称为“鳄鱼洞”的地方，参与政变的小分队劫持并杀害几位将军后便把他们的尸体抛弃在这里的一口废井中。在摄影记者和电视机镜头前面，这些已经开始腐烂的遗体重见天日。10月5日，装着已故将军棺木的汽车驶过雅加达的街道，数以千计的市民前来送行。尽管执行谋杀任务的人实际上来自军队，但反共派军方领导者立马将责任全部推到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身上。一场明显就是事先准备好的宣传活动立刻如火如荼地展开，目的就是制造出歇斯底里的气氛，警示印度尼西亚的非共产主义者，他们的生命受到共产主义者的威胁，并且称那些共产主义者正在制作准备杀掉的人员的名单，而且手段极为残忍，会剜去人眼。还有传言称，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下设的女性组织使用性虐待和阉割等酷刑来对付那些被劫持的将军。苏加诺总统试图尽可能地淡化10月1日那场政变的影响，并且反对军方采取如此大规模的对策，可当时军方已经从他手中夺走了事态的控制权。自10月5日开始，印度尼西亚军方开始展开追捕行动，目的是消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所有相关组织的成员及其家属。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反应一点儿都不像一个刚刚策划过一场政变的组织。整个10月和11月，很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在被传唤到军事基地和警察局的时候并没有表示出不情愿，因为他们以为自己要面临的不过是被盘问一场，随后便会被释放。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本可以通过动员铁路工人去破坏火车，动员技术工人去捣毁军队车辆，号召农民封锁道路，以支持政变并阻挠军方的对策，但他们什么也没做。

　　因为印度尼西亚大屠杀的执行者不像二战集中营中的纳粹分子那样，对屠杀行为进行了详细的组织和记录，所以人们对印度尼西亚大屠杀的受害者数量至今仍十分不确定。最高的估计是大约200万人；被最多人引用的一个近代的估计数字是50万人，这个数字是苏加诺总统的真相调查委员会里的一名成员所提供的。印度尼西亚大屠杀中使用的杀人方式比起纳粹分子要原始得多：行刑者用大刀或其他手持武器将受害者一个一个杀死或掐死，而不是将好几百人关进毒气室一次性解决掉。纳粹分子会把尸体扔进特制大熔炉，印度尼西亚大屠杀中的行刑者则将尸体随意抛弃。无论如何，印度尼西亚在1965年和1966年发生的种种依然可以被列为二战之后全世界的大屠杀事件中最惨烈的。

　　人们通常误以为这场大屠杀的主要对象是印度尼西亚华人。事实并非如此，大多数遇害者都不是印度尼西亚华人。这场大屠杀的对象是所有疑似共产党人的印度尼西亚人以及与他们有关的人，不管他们是不是华裔。人们还存在另一个误解，认为这场大屠杀是一次失去理智的、情绪不稳定的、不成熟的“杀人狂”群体的无意识行为。这里的“杀人狂”是指那些在精神恍惚的状态下疯狂杀人的人。不，我并未发现有任何证据指向印度尼西亚人天生情绪不稳或杀人成瘾。实际上，是印度尼西亚军方一手策划并安排了这场屠杀，目的是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且军方的宣传行动让很多印度尼西亚民众相信，他们必须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去执行屠杀的指令。军方的屠杀行动尽管邪恶，但并非是不理性的：它的目的是摧毁军方最强劲的对手，并且确实做到了。

　　1965年10月底，苏哈托命令军中部分但非全部领导者效忠于他。苏加诺仍是终身总统，视他为印度尼西亚开国元勋的民众依然尊敬他，他在军官和士兵中依然受到欢迎，他的政治技巧依旧老练。苏哈托不能就这么把苏加诺推开，正如某些雄心勃勃的美国将军不能在我们深爱的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总统的第二任期期间将他推开不用。

　　昔日，苏哈托曾被看作是一名富有成效的将军，但仅此而已。可是，现在他不断地展现出甚至已经超越苏加诺的政治技巧。他逐步赢得了其他军队领导者的支持，把那些支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军官和公务人员换成对自己忠心耿耿的人，并且在接下来的两年半中，他一边佯作代苏加诺行事，一边慢慢地、谨慎地取代苏加诺。1966年3月，苏加诺被迫在一封信件上签名，将手中权力交给苏哈托；1967年3月，苏哈托成为印度尼西亚的代总统，并在一年后取代苏加诺正式成为总统。他在这个位子上稳坐30年。

　　苏哈托

　　苏哈托并未像苏加诺那样去追求第三世界反殖民政治的议程，也没有对印度尼西亚群岛以外的地方展现出野心。他把关注点放在印度尼西亚的国内问题上。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苏哈托终结了苏加诺与马来西亚之间因加里曼丹岛而进行的武装“对抗”，让印度尼西亚重新加入联合国，还放弃了苏加诺实施的在意识形态上靠近中国的策略，并且出于经济和战略上的考虑促成印度尼西亚与西方的合作。

　　苏哈托本人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也丝毫不懂经济理论。所以，他将印度尼西亚的“官方”经济（相对于下文将会谈到的非官方经济）交到一帮颇有资历的印度尼西亚经济学家手中，他们当中有多人都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因此，这帮经济学家有了一个绰号——“伯克利黑帮”。印度尼西亚经济在苏加诺的统治下饱受政府开支赤字之苦，导致国家债台高筑，通胀率高企。就像是智利的案例中皮诺切特将军找到了“芝加哥男孩”，苏哈托的“伯克利黑帮”通过平衡预算，削减补贴，以市场为导向，减轻印度尼西亚的国家债务和降低通胀水平来推动经济改革。抓住苏哈托弃用苏加诺式左倾政策的机遇，“伯克利黑帮”鼓励国外投资流入，吸引了来自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援助，用于开发印度尼西亚的自然资源，尤其是石油和矿产资源。

　　印度尼西亚的另一个经济计划机构便是军方。苏哈托宣布：“军队对于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深感兴趣，希望能在这一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面对巩固新秩序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倘若军队袖手旁观，便是一种失职，也是逆历史的召唤而行……军队拥有两大职能，一是作为国家的武装工具，二是作为达到变革目标的功能群体。”试想如果在美国，一位将军当上了总统，然后发表这样一番关于军队的言论，将会产生何种影响！事实上，印度尼西亚军方设立了一个平行军政府，这个军政府的预算和印度尼西亚官方政府的预算大致持平。在苏哈托治下，印度尼西亚有超过半数的市长、地方政府长官和省长都是军官出身。地方军官有权力以疑似“妨害安全”为由逮捕和拘留任何人。

　　军官们开始做起了生意，并且大规模贪污和敲诈，有的是想给军队找钱袋子，有的则是为了中饱私囊。虽然苏哈托本人没有招摇奢靡的生活习惯，但他的妻子和儿女皆因严重的贪污而臭名昭著。苏哈托的儿女甚至一分钱本金都没出，就通过做生意赚得盆满钵满。当苏哈托的家人被指控贪污时，他十分生气，坚持称自己的家人是通过商业才能获得新财富的。印度尼西亚人给苏哈托的妻子起了一个绰号叫“10%夫人”（或“提成夫人”），因为据闻她总会从政府合同中榨取10%的价值。苏哈托结束统治时，印度尼西亚是全世界贪污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贪污遍布这个国家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比如，当我在印度尼西亚为世界自然基金会工作的时候，另外一名也在那里工作的印度尼西亚朋友指着基金会驻当地办事处的一名主任，悄悄告诉我，这个主任的绰号是“贪污哥”：因为他不是普通的贪污者，而是超级贪污者。基金会的海外捐资方给这个办事处捐赠了一艘船，这艘船最后变成了他的私人物品。另外一个例子是非政府部门的贪污，在印度尼西亚时，出于工作需要，我经常在乘飞机的时候带很重的行李，这便会产生行李附加费。我逐渐习惯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每当我在印度尼西亚机场的国内航班柜台办理登机手续时，工作人员总会从柜台后面走出来问我要行李附加费，但他们会把钱放进自己的口袋里，而不是交给航空公司。

　　苏哈托用后来被称作“新秩序”的治理原则代替苏加诺的“有领导的民主”。据推测，“新秩序”的意思是要回归印度尼西亚1945宪法中的纯粹概念以及潘查希拉建国五大原则。苏哈托宣称自己要摒弃那些由印度尼西亚各党派带来的糟糕的改变。他眼中的印度尼西亚人松懈放纵、盲目自大、与虎谋皮，而且还没准备好进入民主的时代。在自传中，苏哈托写道：“西方式反对在潘查希拉民主中没有一席之地。在潘查希拉民主的国度里，我们认可以审议的方式使人民达成一致意见……我们不认可西方的那种反对模式。我们这里不承认基于冲突的反对和仅仅旨在标榜存异的反对……民主必须懂得纪律和责任，因为若是缺乏两者中的任何一项，民主只会意味着混乱。”

　　苏哈托的核心思想是：“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没有争议。”这一思想被应用在印度尼西亚人生活中的许多层面。在印度尼西亚，只有一种可以被接受的意识形态，那就是潘查希拉，公务员和军队成员必须通过参加政府教化项目对其进行学习。当然，罢工是被禁止的，因为这种行为违反了潘查希拉原则。唯一可以被接受的种族认同就是印度尼西亚人，所以印度尼西亚华人不能使用中文书写，也不能保留自己的中文名字。要维护国家政治统一，亚齐、东帝汶、印度尼西亚新几内亚和其他遥远区域的自治都是不被允许的。最理想的情况下，苏哈托更想实行一党制，但印度尼西亚政府如果想要取得国际合法性，就必须要有多党竞争的国会选举。不过，其中一个叫专业集团党（Golkar）的政府功能集团总是能以高达70%的得票率赢得选举，而剩下的其他政党则合并成为两大功能集团：一个是伊斯兰集团，另一个是非伊斯兰集团，他们总是在选举中落败。如此一来，苏哈托治下的印度尼西亚逐渐变成了一个集权国家，跟荷兰殖民政府统治下最后10年的情况几乎如出一辙，唯一的区别是印度尼西亚现在的统治者不是外国人。

　　我在1979年于印度尼西亚酒店大堂看到的历史绘画传达出了苏哈托强调的思想：1965年那场失败的政变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阴谋，并且这一事件应当被视为印度尼西亚近代史的关键性时刻。每一年（现在依旧如此），在1969年设立的巨大的潘查希拉纪念碑（见插图5.4）前，印度尼西亚人都会举行一场庄严的仪式，既用于缅怀被视为“革命七英雄”的7名被害将军，又重新向潘查希拉建国五原则致敬。在纪念碑的浮雕上和毗邻的博物馆中，均描绘了由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1965年发动的那场政变所开启的印度尼西亚后殖民历史。每年的9月30日，所有的印度尼西亚电视台都被要求播放一段由政府委托制作的长达4个小时的恐怖影片，影片讲述的是7名将军被劫持和杀害的故事，所有的印度尼西亚学生都要观看。当然，影片中没有提及被报复杀死的那50万名印度尼西亚人。直到12年后，也就是1979年，我开始到印度尼西亚工作时，大部分政治犯才终于得到释放。

　　在苏哈托的5年总统任期期满后，印度尼西亚国会一次又一次地让他再度当选。将近33年后，在议会宣布苏哈托将第7次连任印度尼西亚总统一职后不久，苏哈托政权于1998年5月出乎意料地迅速崩塌。有多个影响因素导致了这样的结果。一个因素是亚洲金融危机，这场危机导致印度尼西亚货币贬值80%，并因此激发暴乱。另一个因素是苏哈托本身，77岁高龄的他已经脱离了现实的轨道，失去了他的政治技巧，并且在1996年因妻子的离世而受到沉重的打击，因为他的妻子一直以来都是他最亲密的伙伴和支柱。当时，广大群众对苏哈托家族的贪污行为及其积累的财富十分愤然。苏哈托本身的成就创造了一个工业现代化的印度尼西亚社会，但这个社会中的人们不再能够忍受被认为无法自治。就像1998年“否决运动”之后的智利军政府一样，印度尼西亚军方显然意识到人民的抗议浪潮已势不可挡，苏哈托（就像当日的皮诺切特）应该在情况失控之前辞职。

　　1999年，苏哈托下台一年后，印度尼西亚举行了40多年后的第一场相对自由的选举。自此，印度尼西亚举行了一系列选举，选民投票率比美国还要高：在美国，哪怕是总统选举，选民投票率也不过60%，而在印度尼西亚这一数据则高达70%~90%。反建制派平民佐科·维多多在2014年的印度尼西亚总统选举中获胜，曾任雅加达市市长的维多多在这场选举中击败了一名陆军将领。在如今的印度尼西亚，贪污行为有所收敛，而且有时候会受到惩治。

　　苏哈托的遗产

　　现在，我们来总结失败的1965年政变及随后成功的反政变行动所引发的危机和苏哈托政权的影响。消极影响很明显。最糟糕的便是50万名印度尼西亚人遇害，还有数以十万计的印度尼西亚国民被监禁长达10年以上。贪污行为严重拖缓了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果印度尼西亚军方没有拿走那么多钱来运营平行军政府，那么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增长率会高很多。上行下效，贪污行为遍布整个印度尼西亚社会的各个角落（甚至包括航空公司的员工）。因为苏哈托认为自己的国民没有自治能力，印度尼西亚人民学习如何进行民主自治的机会被推迟了好几十年。

　　从1965年的政变事件中，印度尼西亚军方得出的感悟是，唯有使用武力和杀戮方可获得成功，试图解决问题反而会导致人民的不满。这种杀戮性的军事镇压政策让印度尼西亚在新几内亚岛和苏门答腊岛等地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尤其是在东西两端分别被葡萄牙殖民者和印度尼西亚统治的帝汶岛。1974年，葡萄牙殖民者正打算离开这块最后的殖民地，从地理位置上看，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东帝汶将会成为印度尼西亚的一个新省份，毕竟印度尼西亚早已接纳了许多拥有不同文化、语言、历史的省份。当然你可以反驳说，一个国家的边界不单单由地理因素决定：加拿大不是美国的一部分，丹麦也不是德国的一部分。但东帝汶与加拿大或者丹麦没有可比性：它不过是一个岛群当中的一座小岛的东半部分，剩下的部分全部属于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政府和军方只要用上一点点战术，或许就可以通过谈判，在保留东帝汶部分自治权的情况下将其并入印度尼西亚。可相反的是，印度尼西亚军队对东帝汶采取了入侵、屠杀然后吞并的手段。迫于国际压力，在苏哈托之后继任印度尼西亚总统的哈比比于1999年8月就东帝汶的独立批准了一场公投，这令印度尼西亚军方感到恐慌。在那个时候，当地人显然压倒性地支持独立。于是，印度尼西亚军方组织起拥护印度尼西亚的民兵，再次挑起杀戮，强行将东帝汶人撤离到印度尼西亚统治下的西帝汶，并且将这个刚刚独立的新国家焚烧殆尽——当国际部队试图在此恢复秩序，而东帝汶也终于夺回主权，成立东帝汶民主共和国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只剩一片瓦砾废墟。东帝汶人付出了代价，它失去了全国1/4的人口，而幸存者在此建立起亚洲最贫困的迷你小国，其人均收入仅为印度尼西亚的1/6。印度尼西亚人也付出了代价，现在从他们国土的中央分裂出一个独立的国家，并且这个国家的主权中包括一片可能蕴藏丰富石油资源的海床，而这一切已不再属于印度尼西亚了。

　　现在，通过对苏哈托政权的影响进行详细叙述，我们似乎已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探讨了。但历史鲜少在我们面前展现纯粹的邪恶或者纯粹的良善，而我们应当诚实地去评价历史。尽管苏哈托政权在很多方面都造成了可怕的后果，但它还是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的。苏哈托政府创造并保持了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增长，尽管这种增长在某种程度上因贪污而被部分抵消（见插图5.5和插图5.6）。苏哈托政府吸引了外资流入，重点关注印度尼西亚的国内问题，而不是将精力挥霍在世界反殖民政治或是拆分毗邻的马来西亚上。苏哈托政府提倡计划生育，因此缓解了自荷兰殖民统治时期就困扰印度尼西亚的一个最大的基本问题。（即使是在最偏远的印度尼西亚新几内亚山村，我也看到了政府宣传计划生育的海报。）苏哈托发起了一场绿色革命，通过提供化肥和改良种子，大大地提高了水稻和其他粮食作物的产量，因而大大地提高了该国的农业生产率和印度尼西亚人的营养水平。在1965年以前，印度尼西亚承受着巨大的国家压力；今天，印度尼西亚没有明显的分裂风险，尽管它是由分散的岛屿组成，领土横跨数千英里，拥有数百种方言且各种宗教共存，而这些都是极易导致灾难的因素。80年前，大多数印度尼西亚人并不把自己当作印度尼西亚人；如今，印度尼西亚人的国家认同已经深深地扎根在心中。

　　不过，有许多印度尼西亚人和非印度尼西亚人都觉得，苏哈托政府对此没有一分一毫的功劳。他们认为，印度尼西亚在其他政权的统治下也很可能会获得同样的发展。这是一个有关历史的假设性问题，这样的问题没法得到确定的回答。

　　危机框架

　　印度尼西亚的危机是否适用于我们的国家危机分析框架呢？

　　印度尼西亚确实体现了选择性变革和划清界限（见表1.2中的因素3）的重要性。一方面，在界限之内，是那些时机成熟可以进行改革的主要领域。这些领域包括：苏哈托以军事独裁代替平民政府，他的继任者则扭转这一局势；苏哈托任用接受西方教育的经济学家，从而使印度尼西亚经济从倒退转向增长；还有苏哈托放弃苏加诺对第三世界政治领导权的追求。另一方面，在界限之外，是印度尼西亚在1965年之后仍旧保留如初的主要特点，包括国家领土的完整、对不同宗教较高的宽容度，以及非共产主义政府。这些延续的特点被苏加诺、苏哈托及其继任者认为是不可动摇的核心价值观，当然例外情况是，苏加诺曾有和共产主义者结盟的意愿。

　　印度尼西亚案例中彰显的部分因素不利于这个国家解决遇到的危机。作为新独立出来的前殖民地国家，印度尼西亚成立之初在国家认同（因素6）水平上是十分有限的，它不像芬兰，在独立以前就已经享有很大程度的自治权。作为一个新成立的国家，除了1945—1949年的独立抗争，印度尼西亚无法从以往成功应对危机的历史中积累自信（因素8）。苏加诺总统未能做到诚恳、现实的自我评估（因素7），他相信自己有独特的才能，可以诠释印度尼西亚人民潜意识中的愿望。印度尼西亚军方中的许多（甚至大部分）军官的核心价值观，是愿意献出其他人的生命而不是自己的生命（因素11）。印度尼西亚的行动自由受到贫困和人口增长过快两大内部因素制约（因素12）。

　　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在解决危机上也拥有自己的优势。作为群岛，印度尼西亚像智利那样免受来自外部的制约，这点和芬兰不一样：自荷兰人离开后，再没有任何国家对印度尼西亚产生过威胁（再次涉及因素12）。“伯克利黑帮”的经济学家能够借鉴在其他国家已经得到充分试验的模型，对印度尼西亚经济进行改革，并实现经济增长（因素5）。在苏哈托以亲近西方的外交政策取代他前任的政策后，印度尼西亚从西方国家获得了大笔的投资和国外援助，得以重建经济（因素4）。

　　苏哈托确实时常展现出诚恳且现实的、极富权谋的自我评估（因素7）。在逐步推开深受印度尼西亚民众支持的开国元勋及首位总统苏加诺的过程中，苏哈托谨慎前行，每一步都计算好自己的得失，最终成功地取代了苏加诺，虽然这一过程花了一点儿时间。苏哈托的现实主义还表现为放弃了苏加诺所追求的超出印度尼西亚所能的外交政策雄心，他放弃了对马来西亚的游击战，也放弃了成为世界反殖民运动领导者的尝试。

　　印度尼西亚的案例还体现出三个仅出现在国家危机中，而没有出现在个人危机中的因素。类似智利，而不同于芬兰的是，印度尼西亚因政治妥协的崩溃而导致政治僵局和20世纪50年代初的分裂主义运动，引发了苏加诺“有领导的民主”体制的建立，进一步促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呼吁武装工农阶级，并导致随后军方以大屠杀的方式来对此做出回应。同样地，印度尼西亚的案例还展现了非比寻常的领导者所带来的影响。在印度尼西亚的案例中，这种领导者有苏加诺，他以魅力服人，但缺点是对自己的魅力过分自信。还有苏哈托，他耐心、审慎，极富政治技巧，但缺点是制定了极为残忍的政策，对自己家人的贪污行为视而不见，而且对自己的国民缺乏信心。最后，在政治妥协崩溃引发国民间自相残杀后的和解阶段，印度尼西亚和芬兰站在了两个极端，智利则处在两者之间：在芬兰，我们看到内战之后国民迅速进行了和解；智利国民对行凶者进行了比较公开的讨论和审判，不过这种和解是不彻底的；在印度尼西亚，国民达成和解的程度极为有限，没有对行凶者进行审判。印度尼西亚没有对行凶者进行公开审判的原因可归结为以下几个因素：印度尼西亚缺乏深厚的民主传统；智利曾在后皮诺切特时代打出“全民的智利”的口号，而在后苏哈托时代，印度尼西亚没有出现类似的时代口号；最重要的是，大屠杀后，印度尼西亚的军事独裁持续了33年，军方在今天的印度尼西亚仍然保留着很大的权力，这点也与智利极为不同。

　　重游印度尼西亚

　　我可以根据自己在印度尼西亚的亲身经历来说明这个国家所进行的选择性变革。苏哈托统治期间，我在印度尼西亚工作了17年（1979—1996年）。在那以后，我直到2012年（苏哈托下台14年后）才再度前往印度尼西亚，并且之后又陆续回去几次。我在这些行程中遇到了许多惊喜。

　　第一个惊喜发生在搭乘航班的时候。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印度尼西亚商业航空的运作通常是不够严谨而且危机四伏的。除了被敲诈和被索要行李附加费用外，我曾经搭乘过一架航班，只见飞机上的大型机油桶被放置在客舱里，非常不安全，乘务员在飞机起飞时仍保持站立，乘客的安全带和呕吐袋也不够（我亲眼看到有一名乘客正在呕吐，却没有呕吐袋可以提供给他）。在另一架飞往查亚普拉的大型客机上，机长和副机长打开舱门与空姐聊天，因为聊得太过专注而没有发现飞机将要进入跑道的时候离地距离太高，为了弥补过失，他们不得不让飞机急剧俯冲并急刹着陆，飞机停下来的时候距离跑道的围护沟只有20英尺。然而，到2012年时，作为印度尼西亚首屈一指的航空公司，印度尼西亚鹰航空公司被评为世界上最好的地区航空运营商之一。自2012年以来，每次我带着超重行李去登机，都会被带到该航空公司的行李超重办理点，以信用卡向该航空公司支付行李超重费用，并且能拿到收据。在1996年之前，我常规性地被要求向工作人员行贿；从2012年开始，再也没有人向我提出这样的要求。

　　2012年，我在印度尼西亚沿海水域看到了一艘看上去属于军方的船只，我问身边的人那是什么，并惊讶地得知那是一艘查找非法渔船的政府巡逻船。在1996年之前，我会认为“印度尼西亚政府的巡逻船”这个词组就像是“巨大的小虾”一样是一种自相矛盾的修辞。我曾经习惯性地认为，印度尼西亚军方应该是被巡逻监视的对象，而不是去执行巡逻任务者。

　　当我在2014年着陆在印度尼西亚新几内亚的海岸上时，我很惊讶地在那里发现了一些大型的或者是色彩斑斓的鸟类，包括皇鸠、犀鸟、棕榈巴丹凤头鹦鹉和极乐鸟，它们过去曾是非法狩猎者的主要目标，现在却出现在海岸村落或附近。之前，这些鸟一旦出现在村子附近，要么被射杀，要么被诱捕，只有在人迹稀至的地方才能碰见。

　　在我刚回到印度尼西亚新几内亚的时候，印度尼西亚的朋友告诉了我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听上去就像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场景重现。在这个新几内亚村庄里，一名印度尼西亚警察最近朝4名新几内亚人开了枪，而那个区域的行政长官贪污得厉害。这听上去并不让人惊讶，那有什么新的变化吗？这一回，不同的是，那名警察和那个行政长官都上了法庭，并且都被送进了监狱，这在从前断然不会发生。

　　尽管这些都是进步的表现，但我们也不能夸大事实。印度尼西亚的许多老问题在不同程度上依然存在。行贿受贿现象仍然比比皆是，虽然我自己没有再遇到过。我的印度尼西亚朋友还是对1965年的那场大屠杀闭口不谈：比较年轻的朋友那时还没出生，年长些的朋友虽然那时已经出生了，但他们在这件事情上对我保持沉默，尽管有美国同事曾告诉我，他们确实有碰到不少对这场大屠杀感兴趣的印度尼西亚人。印度尼西亚人始终对军队干政心怀恐惧：当一名平民政治家在2014年的大选中击败了一名陆军将领时，焦虑的氛围持续数月，直到大家确定这名陆军将领不会宣布这场选举作废。在2013年，一发子弹从地面射出，在印度尼西亚新几内亚上空打破了我租的直升机的挡风玻璃。后来我一直都无法确定，这发子弹是来自那些仍在为独立而战的新几内亚游击队，还是来自那些伪装成游击队开火，从而为自己的镇压行动找到借口的印度尼西亚军队。

　　我余下的个人观察需要更详尽的解释。在本书讨论到的国家当中，印度尼西亚是建国历史最短、语言最多样化的一个，并且是唯一一个在一开始就面临领土分崩离析的严重危险的国家。这片曾被称为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前荷兰殖民地很有可能分裂成为几个不同的民族国家，就好像昔日被法国殖民的中南半岛，最终分裂成越南、柬埔寨和老挝。这种分裂显然是荷兰人在20世纪40年代末于印度尼西亚设立不同的联邦州的意图，因为他们想要破坏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这个初生的统一国家。

　　但印度尼西亚没有分崩离析。从无到有，印度尼西亚国家认同的建立快得令人惊讶。这种认同部分是自发生成的，部分则是通过有意识的政府努力培养的。这种国家认同的一个基础是1945—1949年脱离荷兰殖民统治的革命自豪感。政府通过不断重述这段被修饰过的历史来强化这种自豪感，把它描绘成一段争取民族独立的英勇抗争史，就像美国的学校反反复复地向学生讲述美国独立战争。印度尼西亚人对自己国家辽阔的领土感到自豪，并通过一首印度尼西亚民族歌曲《从沙璜到马老奇》（Dari Sabang sampai Merauke）表达这种自豪感（沙璜和马老奇分别位于印度尼西亚的最西端和最东端，相隔3 400英里）。印度尼西亚国家认同的另外一个基础便是被国民迅速接纳的国家语言——印度尼西亚语，这种简单易学且极为丰富的语言和另外700种当地方言相得益彰。

　　除了这些国家认同的深厚基础，印度尼西亚政府还持续努力通过强调潘查希拉建国五大原则，并且每年在雅加达的潘查希拉纪念碑旁举行对7位将军的缅怀仪式，来强化这种国家认同。2012年再度到访印度尼西亚后，我在许多家酒店下榻过，但再也没有在哪一家酒店的大堂看到过我在1979年看到的讲述那场政变的绘画。现在，印度尼西亚人已经具备充分的国家认同，所以他们再也不需要通过误导性的方式宣扬那场政变来强化国民的国家认同。作为一个印度尼西亚的访客，对我来说，这种日益深化的国家认同是我所见证的印度尼西亚最大的变化之一。

　　插图0.1

　　1942年11月28日，波士顿椰林俱乐部突发大火，492人丧生。正是这场大火催生了危机治疗法。

　　插图2.1

　　一张用芬兰语写的告示牌，这是一门只有芬兰人才懂的语言，也是芬兰国家认同的一大关键要素。

　　插图2.2

　　冬季战争中，芬兰招募的士兵不光有20多岁的青年，还有年过半百的男女，以及青少年。

　　插图2.3

　　维普里，当时芬兰的第二大城市，在1940年2月被苏联军队轰炸。

　　插图2.4

　　插图2.3中的地点数十年后的景象，曾经属于芬兰的维普里如今变成一个俄罗斯城市。

　　插图2.5

　　芬兰士兵用雪橇翻越重重雪山，他们身着白色制服，与冰雪融为一体，穿行在森林中，打击道路上的苏联纵队。

　　插图2.6

　　滑着雪橇的芬兰小分队伏击且摧毁了一支苏联机动部队。

　　插图2.7

　　芬兰儿童被疏散至瑞典，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战时儿童疏散行动。

　　插图3.1

　　日本最后一任幕府将军，当时日本的实际统治者，他的下台拉开了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序幕。

　　插图3.2

　　1867年，日本新任天皇继位，他主导了明治时代日本的选择性变革。

　　插图3.3

　　1871—1873年，日本派出岩仓使团前往美国和欧洲考察，学习西方实践。除一人外，其他使团成员的穿着打扮皆为西式风格。

　　插图3.4

　　日本佩刀武士，明治维新运动之前，他们是日本传统的私兵组织。

　　插图3.5

　　明治时代的一支日本运动队，身着西式装束。

　　插图3.6

　　明治时代前往美国的日本游客，身着西式装束。

　　插图3.7

　　1904年，日俄战争伊始，一艘俄国战舰在港口被日军的鱼雷击沉。

　　插图3.8

　　1905年的日俄对马海战中，一支俄国舰队被日本海军歼灭。

　　插图3.9

　　1914年，被日军俘虏的德国殖民军士兵。

　　插图4.1

　　萨尔瓦多·阿连德，智利的民选总统，死于1973年政变。

　　插图4.2

　　1962年的古巴，建设中的苏联核导弹基地。这是美国和智利的右翼、中立派以及军方坚决阻止阿连德在智利建立马克思主义政权的主要原因。

　　插图4.3

　　1973年9月11日，智利发生军事政变，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出动的士兵和坦克。

　　插图4.4

　　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戴墨镜端坐者），1973年军事政变后成为智利的军事独裁者。

　　插图4.5

　　著名的智利左派民谣歌手维克多·哈拉，在1973年军事政变后被军方杀害，双手手指均被斩断，身上有44个弹孔。

　　插图4.6

　　1988年“否决运动”的海报，该运动成功地阻止了皮诺切特再度当选智利总统。

　　插图4.7

　　皮诺切特于2000年重新回到智利，声称因身体原因只能坐在轮椅上的他站了起来，与前来祝贺他归国的智利军官打招呼。

　　插图5.1

　　苏加诺，印度尼西亚的开国总统。

　　插图5.2

　　1965年政变失败后，苏哈托担任了7届印度尼西亚总统。

　　插图5.3

　　1965年政变失败后，印度尼西亚士兵对疑似共产主义者进行围捕。

　　插图5.4

　　印度尼西亚巨大的潘查希拉纪念碑，纪念在1965年政变中被害的7位将军。

　　插图5.5

　　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摩天大楼。

　　插图5.6

　　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贫民窟。 中信出版2020年度好书-经济管理（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