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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章 大国胜负手

　　天才与骗子

　　前文曾多次提到一个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约翰·罗（1671—1729年），一个极具争议性的人物。约翰·罗是现代经济学的启蒙者，他一生的所作所为几乎毁掉了法兰西帝国，也成就了大英帝国。

　　密西西比泡沫、南海泡沫闹出这么大动静，对约翰·罗本人而言，一切只是为了见证他的经济学、金融学学术思想，所以，金融学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学科。与自然科学不同，金融学的试错地点不是实验室，而是真实的人类社会。在我们每个普通人的生活中，代价是真金白银乃至无数生命，就连股票市场上一直没人看懂的K线（金融市场中表示走势的图形）也是用真金白银画出来的。

　　好好珍惜金融学里的经典吧，它们才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文字、最昂贵的图画。下面，正式请约翰·罗出场。

　　在世界历史，尤其是世界危机史上，约翰·罗是浓墨重彩的人物。我们可以这样印刷约翰·罗的人生名片：仅从学术贡献来看，他是经济学说史（不仅仅是金融学）中重要的人物之一；同时也是苏格兰银行创始人、法兰西银行创始人；赌王、杀人犯、越狱犯和诈骗犯。

　　他是一个天才，也是一个怪才。

　　很多人不知道约翰·罗的经济学贡献，却熟知约翰·罗的另一项金融杰作，那就是18世纪欧洲大陆爆发的一场金融危机——法国密西西比泡沫。约翰·罗是密西西比泡沫的始作俑者，这场危机给法国造成了多少伤害姑且不提，更关键的是它改写了法国人对金融体系的看法，也改写了法国、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

　　若不是约翰·罗搞得法国人对银行心有余悸，法国或许不会在百年之后才想到重建银行体系。时至今日，法国政界、学术界仍对金本位情有独钟，有人不断呼吁恢复金本位。试想一下，如果法国率先有了商业银行体系，那么后来的大英帝国未必能与其争锋。

　　谁能想到，大国成败居然就在一位金融学怪才的一念之间！关于这一点，你在读完工业革命与金融革命的关系之后会更有感触，现在我们一起来回顾这位天才的人生历程和经济学思想。

　　约翰·罗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一个银行世家，青年时期接受过良好的政治经济学教育。关于他的记载说明，此人年轻时具有超高的数学天赋。如果用英国清教徒的眼光来看，“富二代”约翰·罗的人生很不健康，1683年其父用钱买了一个贵族称号，小贵族约翰·罗从此游手好闲，把数学天赋全都用在了纸牌上，靠着数学天赋成为赌神。

　　在赌桌上，据说很多伟人都曾把大把的钱输给这个赌棍，其中就包括非著名金融学家牛顿、《论法的精神》作者孟德斯鸠、《鲁滨孙漂流记》的作者笛福……

　　尽管赌桌上成绩斐然，但20岁的约翰·罗对自己很不满意，认为家乡爱丁堡（当时苏格兰的首都）太土气了，承载不了自己的理想，自己必须去大城市发展，比如伦敦。此一去暮霭沉沉楚天阔，约翰·罗开始了一段人生传奇，搞得整个欧洲鸡犬不宁！

　　伦敦的日子是美好的，有钱又善于交际的约翰·罗很快就在伦敦赢得了一个新的绰号——花花公子·罗。

　　花花公子身边总少不了女人，约翰·罗也未能免俗。只是这样的故事情节一般不会有好的结局，1694年4月，花花公子·罗与情敌决斗，结果将对手打死了，被判终身监禁。

　　经过一系列黑幕运作，英国国王威廉三世赦免了约翰·罗。谁也没想到的是，即使如此，这位前赌王、杀人犯（此时还不算经济学家）居然嫌特赦流程时间太长，一怒之下越狱，铤而走险，从30英尺高的地方（大约三层楼高度）跳了下来，然而结果仅仅是脚踝脱臼……

　　上帝为世界留下了这位怪才；法兰西很不幸，迎来了这位瘟神。

　　此后，约翰·罗在荷兰等国家流窜，流窜过程是很幸福的，一个英国逃犯居然混成了英国外交使节秘书。当然，他还有更重要的工作——赌博，有这么好的手艺，赌场如同提款机，流窜生涯绝无囊中羞涩之痛。

　　如果仅此而已，那么约翰·罗最多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泡沫，没有人能记得这位花花公子、杀人犯、越狱犯、赌王……

　　约翰·罗终究让世界记住了他，因为在赌博之余，这位赌王还经常思考货币金融问题，尤其是认真研究了一下当时欧洲规模最大的公有银行——阿姆斯特丹银行。

　　对于这种天才级别的人物来说，赌场、外交、花天酒地肯定不承载人生理想，他这辈子要做的就是改变世界！仅仅数年后，约翰·罗就厌烦了这种流光溢彩的生活，放弃了光荣的大英帝国公务员职位，流窜回了老家爱丁堡，开始了默默无闻的学术研究生涯，并于1705年在爱丁堡出版了超级畅销书《论货币和贸易》。

　　当时的欧洲连商业银行体系都不健全，更不用说金融监管、中央银行等一系列制度设计了。读完这本书，我不由慨叹：当代金融体系及其规制简直就是在约翰·罗的设计下完成的。此书出版之后300多年，不断有人复述他的学术思想，他有两个著名的粉丝，一个几乎与他同时代，名字叫亚当·斯密；另一个则在200年后才出生，名字叫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众所周知，亚当·斯密被称为“古典经济学之父”，他在《国富论》中将约翰·罗视为老师，引用了很多来自《论货币和贸易》的文字，最核心的观点之一是“纸币可以使金币、银币这种‘通衢大道’化为良好的牧场和稻田，从而大大增加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

　　——凯恩斯则被誉为“当代经济学之父”，与亚当·斯密相比，凯恩斯对约翰·罗的臣服更为彻底，他一生都在诠释约翰·罗的经济学思想，他那本传世之作就是在模仿自己的偶像约翰·罗，叫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是当代经济学大厦奠基之作。凯恩斯的这本书几乎是约翰·罗作品的盗版，两本书的命运不同，不过是因为约翰·罗和凯恩斯处在不同的时代——凯恩斯遇到了想花钱的美国政府（实施罗斯福新政）。

　　1919年，经济学家熊彼特看完《论货币和贸易》之后掩卷长叹：“约翰·罗的金融理论足以使他在任何时候都跻身于一流货币经济学家之列。”

　　约翰·罗的经济学说体系并没有过多地受流行观点影响，所谓“流行观点”即重商主义。《论货币和贸易》开宗明义，直接将商品价值归结为供需不平衡，约翰·罗断言，商品价值的大小“取决于相对于需求的商品数量的多寡”。例如，水与钻石，水遍地都是，钻石却极为稀有，所以，后者的价格在市场上要远高于前者，是稀缺而不是使用价值导致了价格差异。

　　当代经济学的基础是从供需入手讨论商品价格，这粒经济学的种子是约翰·罗在《论货币和贸易》中埋下的。

　　接下来，约翰·罗转入正题，开始讨论货币供给问题。

　　17世纪的西欧是重商主义最流行的时代，在重商主义者眼中，货币就等同于金银，金银也是财富的唯一表现形式，贸易则是财富之源，所以这个流派才被命名为“重商主义”。

　　约翰·罗是重商主义的突破者和终结者，《论货币和贸易》的核心观点是：并非只有黄金和白银才可以作为货币，国家信誉也可以成为货币，而且在缺乏贵金属储备的情况下，国家可以通过银行体系增发货币。

　　在只有黄金和白银才能作为货币的时代，突破现实直接凭空构造一个信用货币体系，这些观点无疑是惊世骇俗的。

　　在约翰·罗看来，一国经济能否繁荣，核心在于保持国内货币供应充足，尽管货币本身并非财富，但只有充裕的货币供应才能保证经济顺畅运行。如果可以提高货币发行量，就可以刺激就业、改良土地、发展贸易和制造业，也有利于提高国家维持国内秩序、抵御外敌的能力。但是，贵金属的数量是有限的，铸造非足值货币又会降低货币信誉，所以，国家的最优选择便是发行纸币，他提出：利用银行来增加货币，是迄今所采用的最好的方法。

　　既然货币如此重要，就应该多发货币。

　　怎样才能让货币多起来呢？

　　答案很简单，国家印纸币，用纸币替代金银！

　　在约翰·罗看来，纸币才是最有效率的货币：金银会被磨损，纸币不会；金银很重，纸币很轻……

　　最重要的是，金银作为货币一定会受到贵金属数量的限制，不可能增发，金银是国民经济“金属的桎梏”。要想让经济增长，必须用货币刺激，要想实施货币刺激，大概也只能采取纸币的模式了。

　　增发纸币必须改造银行，当然，银行发行货币必须要有储备，约翰·罗看中的储备并非金银，而是土地。

　　在约翰·罗看来，金银不过是一种金属而已，除了可以用来炫富，没什么实际价值。与金银相比，土地不会增减，用途也很固定，是最可靠的货币储备。以上是约翰·罗的解释，看起来很有道理，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以土地作为货币储备可以扩大发行量，而贵金属储备一定会受到限制。

　　更为神奇的是，约翰·罗在此时提出了一个金融机构“顺周期”问题：银行实行信贷扩张政策，可以使国民经济具有更大的活力。如果以土地作为储备设立银行，再以全国土地为担保发行纸币，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扩大纸币发行量，进而使经济得到刺激，使出口得以扩大，这样金银便会流入国内，国家就会以纸币收兑金银。如此反复循环，一国经济将走向持久的繁荣！

　　约翰·罗是一位金融学天才，在金属货币时代就看到了货币扩张对经济的刺激。但是，他所有的论述都没有提及一个关键的问题：国家一旦掌握了货币发行权，就不仅可以为了刺激经济而发行纸币，还可以为弥补自身亏空而滥发货币。

　　也就是说，约翰·罗让人们看到了硬币的一面，却没有展示另外一面——如果国家控制了货币发行权，那么超发货币怎么办？

　　我们不愿意过于苛责这位怪才，不过，对此我还有另一种猜测：约翰·罗是个奇才，他早就已经看到硬币的另一面，就是不愿意说出来，因为他自己选择了这么做。

　　约翰·罗寄希望于在自己的家乡苏格兰建立一家银行，但是苏格兰议会否定了这一提议。后来，约翰·罗再次离开故乡，在欧洲大陆流窜，最终遇到了识货的路易十五。

　　当时，路易十五最缺的就是钱，最想要的就是钱，约翰·罗的那套玩意儿就是能无限制供给货币——他就是印钱的！二人一拍即合，约翰·罗荣任法兰西银行行长，也终于惹出了一场滔天大祸——密西西比泡沫。

　　从此，约翰·罗在世界历史上被定性为大骗子，鉴于大名鼎鼎的密西西比泡沫过于臭名昭著，以至约翰·罗的经济学思想在法国长期被视为洪水猛兽。无论后人是否喜欢约翰·罗本人，他的思想都已不可抹杀。还是让我们以马克思的评价来为约翰·罗盖棺定论吧：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

　　或者，约翰·罗不应该生在17世纪吧。

　　密西西比泡沫：梦里不知身是客

　　英格兰银行从创立到成为央行，不知经历了多少场龙争虎斗，可谓命运多舛。反观法国，有了约翰·罗作为掌门人，法兰西银行根本没有遇到任何强劲的敌手。

　　与南海泡沫不同，密西西比泡沫是约翰·罗的个人杰作，他以一己之力把法国乃至欧洲搅了个天翻地覆。

　　约翰·罗是赌王，其人生转折就发生在赌场，在这里，他遇到了自己的伯乐——法国摄政王奥尔良公爵。摄政王虽然来赌钱，但最缺的也是钱，按照《论货币和贸易》的观点，约翰·罗最擅长的就是给王室带来充足的现金流。于是，约翰·罗立刻成了摄政王的座上宾，从苏格兰隐士一跃成为法国政坛红极一时的新星。

　　1715年，法国摄政王奥尔良公爵启用赌友约翰·罗，将其任命为财政大臣。随后，1716年，法国政府特许约翰·罗在巴黎成立通用银行，这也是一家股份制银行，具有王室授予的特许货币发行权，所发行的银行券可以兑换硬币，可以用来缴纳赋税。与英格兰银行类似，通用银行也为取得特许权付出了代价，约翰·罗同意每年向法国王室支付5300万里弗尔。

　　客观地说，最初几年，通用银行经营状况良好，成立之初以1∶1.2的比例兑换国债，支持工商业发展，缓解王室财政困境，为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相对平稳的税收环境。如果事情就此打住，约翰·罗就不是约翰·罗了，以他轻佻躁动的性格，他不可能就此止步。行文至此，我似乎看到一场悲剧正在上演……

　　1717年，约翰·罗雄心勃勃地向法国王室提出“密西西比计划”，要求开发密西西比（现在是美国西部的一个州）。据说，那是一片遍地黄金的土地，用小刀和镜子就能从原住民手里换来黄金和宝石——这将是怎样的传奇！

　　当年8月，密西西比公司成立，并获得密西西比河流域法国贸易特许权、加拿大皮货贸易垄断权，公司每股售价500里弗尔。

　　1718年12月，通用银行被国有化，更名为皇家银行，约翰·罗担任行长。1719年，约翰·罗买下了法国皇家造币厂，皇家银行纸币成为法国法定货币。同年，密西西比公司和法属东印度公司合并为法属印度公司，垄断了法国所有的欧洲以外的海外贸易。

　　大干一场的所有条件都齐了，一场危机即将在法国上演！

　　按照约翰·罗的理论，最好的银行储备是土地，与贵金属相比，土地供应量要大得多。但是，在某个固定的时点，国内土地供应（或者说约翰·罗控制的土地面积）又极为有限，不足以作为货币发行储备，必须另找其他途径。

　　发行货币必须有足够的储备，即使没有储备，也可以臆造一个，比如股票。传闻他的肖像被这样注释：他以借据作为计量黄金的工具。这里所说的“借据”并不准确，约翰·罗发行货币的储备是法属印度公司股票，是一种股权。

　　法属印度公司发行5万股股票，每股面值500里弗尔，仍旧可以用国债购买。很快印度公司被赋予税收代理权、铸币权等新的特许权，可以这样说，法属印度公司在很大程度上行使着法国财政部和央行的权力。

　　提醒一下，此时的约翰·罗的法属印度公司并不完全是骗子，股票的背后绝对是国家信誉！如果美国把财政部、美联储上市，市场焉能不为之疯狂？

　　自此，法属印度公司股票一票难求，拿到了法属印度公司股票就等于拿到了真金白银。各种消息不胫而走，有人说，约翰·罗家附近的一个鞋匠每天为前来购买股票的人提供纸笔，每天能赚200里弗尔；有人说，一个驼子把后背出租给投机者当书桌，也收益不菲；甚至有人说，摄政王找不到人陪伴自己的公主，因为贵妇人都跑到约翰·罗家去买股票了。

　　实际情况是，法属印度公司开盘价格从不足1000里弗尔一路飙升到超过2万里弗尔——这是怎样一种令人疯狂的收益！300%的利润就面临上绞刑架的危险了，成千上万倍的利润，绞刑架能拦住蜂拥而至的人们吗？

　　玄幻的泡沫中，如果你告诉人们真相，非但没有人会相信，人们还会把你当作疯子。泡沫虽玄幻，却能拿到真实的收益，如此这般，世界岂能不疯狂？

　　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法属印度公司股票不断升值，这给了约翰·罗充分的资金来源和信心。在约翰·罗的主导下，法属印度公司在1719年9月—12月增发30万股，每股面值5000里弗尔，资金用途是偿还国债。为了配合法属印度公司发行新股，皇家银行发行15亿里弗尔纸币。鉴于法属印度公司在密西西比购买了很多土地，那里有丰富的金矿资源，在获得募股资金后，法属印度公司的收益将成倍上升。

　　以上内容，除了货币印刷数量和股票发行数量是真实的，盈利前景纯属虚构。从金融市场诞生起，就总有人把它当作一个靠概念吃饭的地方。这没什么可怕的，唯有如此才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类想象力，或者最大限度地展现人类的贪婪，或者把梦想变为现实。密西西比泡沫和南海泡沫中展现的便是贪婪、没有梦想，1719年下半年，整个市场陷入了疯狂，上涨不以交易日计算，而是以小时甚至分钟来计算。

　　否极泰来，物极必反。即使人们对所谓密西西比黄金充满了信心，股价也不可能无限上涨，所有泡沫都有破灭的那一天。泡沫被打破往往源自一个毫不起眼的事件，这样的偶然事件早晚都会出现。

　　1720年1月，法国政坛红人孔代亲王希望以低价买入一批法属印度公司股票，同时希望介入印度公司经营。说白了，亲王阁下想空手套白狼，白白取得一笔巨大的财富。约翰·罗还是有点儿追求的，这一无理要求当然被拒绝。

　　匹夫买不到股票，只能以头抢地尔，亲王之怒还是有一定威力的。为了让约翰·罗难堪，孔代亲王弄来三车（四轮马车）纸币，要求约翰·罗兑付黄金。几车银行券对皇家银行来说不算什么，就算再多一些也一定能兑付，仅仅一个孤立事件远远不能冲垮皇家银行和法属印度公司。但是，这件事以最刺目的方式提醒世人：纸币和股票毕竟不是金银，真这么值钱？

　　精明的先知先觉者开始兑换黄金，并逐步将之转移为窖藏。随之，一些“谣言”（似乎不是谣言）开始流传：密西西比流域并没有发现金矿，约翰·罗所说的黄金神话不过是一些骗人的故事。

　　风起于青之末，仅一个月之内，法属印度公司的股价就从2万里弗尔跌到了1万里弗尔，而且是在约翰·罗开始回购股票的情况下才稳住的。

　　处置危机的关键在于稳定市场信心，信心可鼓不可泄，真谛或许并不在于告诉公众多少信息，而在于让公众相信什么！后面我们会陆续看到，为了稳定市场，美联储这些权威机构不惜以春秋笔法发布信息，所言信息模棱两可，它们到底在说什么只能靠猜。

　　跟南海泡沫一样，密西西比危机最初同样没有传说中那么惨烈，不恰当的处置方式扩大了损失。1720年5月，法国国务会议估算全法流通的纸币为26亿里弗尔，皇家银行只有一半的储备。

　　很多人把这个数据作为皇家银行应该破产的根据，我却要说，一半储备已经非常高了！如果以巴塞尔委员会的标准计算，即使按最保守的估计，皇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也是50%，比《巴塞尔协议》规定高5倍多，肯定能够保证兑付。

　　法国王室以及约翰·罗的应对措施却与危机救亡常识相反——堵而非疏：彻底禁绝金银流通，只有纸币才是法定货币；任何拥有超过500里弗尔的金银的人，都将被处以高额罚款；谁传播法属印度公司的“谣言”，谁就要被抓起来送到新奥尔良……更离谱的是，法国国务会议出台了一个非常荒谬的法令：将纸币贬值一半。现在看来，法国国务会议的意思是，既然皇家银行黄金储备能够足额兑付一半银行券，纸币只要贬值一半就可以应付所有问题。

　　大错特错，一旦公众察觉皇家银行心虚，皇家银行便会无限释放风险，从此再无任何缓冲余地。这个离谱的法令直接导致了法属印度公司股价的崩盘，7天后，法国王室不得不宣布法令作废，此时，法属印度公司股票已经掉到了1000里弗尔以下。

　　与南海泡沫一样，密西西比泡沫的结果并不是灾难性的，直到1721年9月，也不过跌回1719年5月的水平，约翰·罗设计的这个融资体系还是有可能支撑下去的。然而，王室背叛了这位经济学先贤，法国王室在走出一步臭棋之后又走了一步臭棋，免去了约翰·罗的财政大臣职务，将之一脚踢出内阁；1721年10月，摄政王又宣布废止纸币流通，剥夺了法属印度公司一切特许权。

　　这场错误的根本，还是约翰·罗背叛了自己的金融准则——如果一个银行家没有必要的基金支持自己发行的纸币，他就只有死路一条。可以这样猜测，约翰·罗的想法是通过皇家银行发行纸币解决财政危机，再通过卖出法属印度公司股票回购货币，这样，流通的货币就不会增多，也就不会有通货膨胀。

　　这种操作当代也有，美联储及各国央行通过回购国债来收回流动性（反之同理），约翰·罗则通过回购股票来收回流动性。同样是回购，国债和股票两者差别大吗？

　　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国债具备国家信誉，收益率波动局限在小范围之内；任何一只股票的发行限额都远低于国债，波动空间反而远大于国债，一旦被理所应当地视为货币储备，悲剧就注定会发生。因为，这样的股票只有上涨一条途径，唯有上涨才能发行更多货币，最终只能成为泡沫。

　　烜赫一时的法兰西皇家银行在一片喧嚣中关门大吉，法国失去了第一代金融体系，走向日不落帝国的大门也被永远关闭。

　　金融第二定理：拯救比惩罚更重要

　　三十年战争、八十年战争、百年战争……无数次欧洲大战；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大航海时代的国家先后登场，又先后折戟沉沙。军事、外交、技术、制度、文化……第一轮世界性大国争霸，胜负手究竟是什么？

　　想象一下，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早在16世纪就几乎占领了整个广袤的美洲大陆，是怎样的剑法与武功，又是怎样的力量让如此强大的帝国于随后的百年里在世界舞台上销声匿迹？

　　大航海之后，英法登上历史的舞台，身处世界旋涡的中心，谁能率先击溃对手，谁就可以在新一轮世界霸主之争中登顶，不仅西欧，其他很多地方都会臣服在它脚下。为此，英法在欧洲各国之间合纵连横，外交、战争、宫廷阴谋……为打倒对手无所不用其极。这盘残局有定式吗？

　　站在历史的断层无法遥望未来，就当时的条件而言，这个问题应该是有标准答案的。18世纪初，英法两国国力并非在伯仲之间，而是法国远胜于英国，只是英国后来在一次次对法战争中胜利，最终才取得绝对优势。

　　——从人口总量来看，1700年英国只有894万在册人口，法国的这一数字为1930万，要知道，在那个时代，人口才是衡量一国国力最有效的指标。

　　——按GDP数据，1688年英国为6418万英镑，而法国为12159万英镑，几乎是英国的两倍；尽管英国人均GDP高于法国，但一国在国际舞台扮演怎样的角色，能否引领产业革命，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更大的人口基数。道理很简单，有一定的人口基数才会有足够大的市场。即使在当代，在公认衡量一国国力的克莱因公式中，领土和人口总数也是最重要的因子之一。

　　——从产业结构来看，英国支柱产业是棉纺织业、造船，而法国的冶炼、丝制成品、农业则高于英国。

　　——从最关键的军事实力来看，法国路易十四麾下常备军40万人，英国只有不到10万人，如果双方倾其所有来一场豪赌，那么怎么看英国好像都没什么赢面。

　　诡异的历史却在同一时间给了英法两国一场同样的金融危机——南海泡沫与密西西比泡沫。危机之后英法两国对金融业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也就有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没有人想到，大国争霸的胜负手居然是金融！

　　此后，两国的表现截然不同，英国迅速走上了工业革命的道路，法国则在近百年的时间里处于停滞状态，甚至落后于德国。有文献如此评价当时的情况：法国在一个世纪里完成的变化，在许多方面还不如德国1871年后40年间所经历的变化彻底。

　　南海泡沫和密西西比泡沫分别是18世纪初发生在英国和法国的金融灾难，南海公司、法兰西皇家银行并无太多不同，双方都以为王室整理债务为代价获得特许权，又都以公司股票为筹码回购国债，进而整理王室债务。然而，英法两国关于泡沫破灭后的处置方式却迥然相异。

　　法国暴风骤雨般关闭了法属印度公司和皇家银行，对市场暴跌采取视而不见的策略，权贵阶层对约翰·罗采取仇视态度，认为约翰·罗是一个纯粹的骗子，正是这个骗子导致了法国经济崩溃，认为怎么惩罚约翰·罗都不为过，最后将其驱逐出境。

　　与法国相比，英国没有直接关闭南海公司；而且此后南海公司存在了很长时间。英国王室采取了一系列手段暂时平息事态：对股价进行一定程度的保护，由国王出任南海公司董事长，仍旧赋予南海公司南美贸易的垄断权……

　　英国这样做只有一个目标——让南海公司活下来，大概这也出乎很多人的意料。这是危机处置中比较合理的答案，只要南海公司活下来，就能为危机处置留出足够的空间，只要南海公司活下来，就留住了资金运转通道，经济就不会停摆。

　　关于“大而不能倒”是否违反市场原则，各方有过很多争论。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即使是大型金融机构，资不抵债也意味着没有资本金。市场化运作怎么能允许一个没有资本金的公司存在？这不是赤裸裸地违反市场原则吗？

　　谁说市场就一定是对的？危机就是市场造成的，处置危机却坚决不能依靠市场，用市场的方法处置危机只会循环式下跌，以怨报怨，危机会越来越沉重。唯有以德报怨，所谓“大而不能倒”，要的就是“不能倒”！

　　只要机构还在，所有债权就未悬空，就不可能形成连锁反应。相反，如果捅破这层窗户纸，多米诺骨牌就会立刻倒下来，没有人知道会波及哪个层面。从近代开始，大型金融机构的业务触角已经渗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旦大型金融机构倒下，社会经济秩序就会被打乱，完全推倒重来将导致整个经济停摆，损失无论怎么说都不为过。

　　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行业都不可能完全遵循市场化准则，否则将导致霍布斯丛林出现。正因为这样，所有国家的金融市场准入都是非常严格的，自我标榜市场化的美国就是金融监管最严格的国家，没有之一。为何？被危机搞怕了。所有监管准则大变革都诞生于对危机的反思，管理者也会在危机之后出台一系列法令，对金融进行越来越严格的限制。

　　英国对南海泡沫的反思创造了“大而不能倒”的概念，此后，从1929年大萧条到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大而不能倒”成为危机救亡的金科玉律。2007年次贷危机，美国轻信了货币学派，想反其道而行之——“大也可以倒”，于是，雷曼兄弟、贝尔斯登等巨无霸的倒闭让美国吃尽了苦头，最终，美国只能选择将这些金融机构国有化。

　　从救亡措施来说，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唯一目标是降低损失，维持社会“信用”正常运转。金融是经营信用的行业，金融危机一定代表着信用破产，恢复市场信用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情，有时候甚至需要暂时容忍罪恶，不能快意恩仇，比如当时的南海公司救亡。

　　关于如何处置南海公司，身处其中的英国人也有过很长时间的争论。面对巨额损失，不是所有人都同意救助南海公司，议院议员分为“复仇派”和“救亡派”。救亡派的观点比较缓和，主张救助南海公司，复仇派完全反其道而行之。1720年12月8日，下议院很多议员用激烈的言辞表示必须对南海公司所有董事进行清算，而以国王为首的救亡派头脑还算清醒，明确提出当务之急是以最有效和迅速的措施恢复国家信用。

　　关键时刻，南海公司司库带着关键证据出逃英格兰，搞得复仇派有冤无处诉，根本找不到证据指证南海公司诸董事。另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根本就是以王室为首的救亡派故意放跑了这位司库，让秘密永远被淹没。

　　后人这样猜测：以国王为首的救亡派坚持让南海公司生存下来，最重要的原因不是“大而不能倒”，而是南海公司股票最大的用途是置换王室债务。股票持有者原本是王室债权人，一旦南海公司清算，不但意味着投资者血本无归，而且意味着王室违约；更有甚者，上议院很多议员本身就是南海公司股东，即使保留下来的南海公司股票一文不值，也胜过血本无归。无论何种原因，救亡派反复强调的“拯救比惩罚更重要”最终都获得了支持，并在上议院获得了多数票。

　　无论出于什么目的，王室拿不到钱的同时普通投资者也拿不到钱，所以，救亡派的主张是对的。

　　任何情况下，为金融危机善后的目标都是解决问题，不是泄愤。如果被情绪而不是理性主宰了行动，那么必将给社会经济秩序带来更大冲击。复仇如果将给社会福利带来巨大损失，就是更大的错误。留下希望，可以稳定社会预期，哪怕最虚无的希望也能稳定市场情绪。所以，任何时候危机处置原则都一样——以时间换空间，多拖延一些时间，危机就可能会有更好的结果。

　　在救亡派的斡旋之下，1721年8月，英国议会通过《恢复公共信用法》，坚持南海公司必须维持运转，其股票依旧可以与国债相互转换，只是股价降低而已。从结果来看，一方面，议院通过《恢复公共信用法》的目标是拯救南海公司，维持一份名义上的财富；另一方面，只有南海公司得以存活、股票交易得以继续，王室的信用和市场信誉才能继续存在。

　　道理其实很简单：就算英国的处置方式不能减少损失，产生损失的过程也至少被拉长到30~50年之内，巨大的损失被摊销到每一年也就不那么刺目了。

　　让我们再来看看法国的处理方式——驱逐约翰·罗。让危机在一瞬间爆发，所有损失都由当期来承担，所有损失都要从本期资产中扣除，这将是怎样一种惨烈的境况？泡沫破灭的时候，纸币面值持续下降，经济一片萧条，整个国家的财富在瞬间蒸发。

　　可能密西西比泡沫给法国留下的伤痛实在太惨烈了，最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密西西比危机消耗了法国多少财富，而在于危机给整个民族留下了阴影。从此，法国人对金融体系与股份制心怀恐惧，认为这些都是洪水猛兽。

　　为了禁止国民参与股票投机，法国王室颁布法律，对股份公司的创立进行了严格限制。大家都知道，工业革命之所以能爆发，就是因为股份制分散了投资人风险。非但如此，法国还禁绝了现代银行业，杜绝了货币创造，始终使用铸币，直到拿破仑时期，国家银行才被提上议事日程。丧失了金融业，丧失了股份制，法国已经注定在即将到来的工业革命中被英国甩在后面。等到拿破仑留意银行的时候，106年已经过去，世界已经是英国的世界。

　　更糟糕的是，拿破仑虽然建立了法兰西银行，但与英格兰银行控制在商人手中不同，法兰西帝国对银行体系的控制力极为强大，自始至终法兰西银行最大业务品种始终是拿破仑的王室贷款。即使后期成立了土地银行、贴现银行等，法国银行业在资金投向上也偏重于政府、土地和海外投资，货币体系以铸币为主，工商业并未形成真正的信贷市场，多以非正规高利贷融资为主。

　　——在任何时代，金融都是资金魔术师，原本需要几年、几十年、上百年才能实现的财富积累，短短几天内就可以完成。有了资金便可以建立企业、更新设备、创造新的生产流程，更重要的是抢先一步占领市场，进而获得更多财富。

　　——在任何故事中，金融业都是财富江湖上的乾坤大挪移，所谓有效资源配置不过是把资源集中在最有效率的地方，产出也就随之倍增，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国家的命运就此改变。

　　由此，我们提出本书中的金融第二定理，也可以被称为时空穿越定理：金融是人世间唯一可以穿越时空的行业，可以让人借到未来的钱，也可以让未来还现在的钱。借到未来的钱，小则可以买房，大则可以让一个国家站在世界之巅；让未来还现在的钱，就是金融危机处置，唯一的方法只有把损失平摊到未来去慢慢消化，让时间熨平创伤。

　　走出洪荒的前夕，英国与法国曾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徘徊，最终法国输给了英国。无他，唯金融尔，再强大的生产能力都不过是点滴积累的结果，如何能比得上让一人、一企业、一国拥有未来的金融魔法瞬间？

　　法国与金融失之交臂，也失去了与英国较量的机会，这一切，也许并不完全是约翰·罗的罪过。约翰·罗的墓志铭这样写着：

　　……

　　这里长眠着那个著名的苏格兰人，

　　他的计算技巧无人匹敌，

　　他用简单的代数规则，

　　把法国变得一贫如洗

　　……

　　工业革命必须等待金融革命

　　阿基米德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宇宙中未必存在阿基米德需要的支点，人类社会前进的路程中却真实存在着一个支点——金融。在即将走出蒙昧的时刻，金融撬动了世界。

　　16世纪，英国曾经击溃西班牙无敌舰队，随后国家便陷入王室与议会纷争、革命党人与王室战争不断的境况，国力羸弱不堪。17世纪，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给英国国运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为了一己之私，斯图亚特王朝把英国绑架为法国的盟友，为敌人献上了一束娇艳的玫瑰。查理二世居然以20万英镑的价格把欧洲大陆最后一个据点——敦刻尔克卖给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时人有如此评论：在世界各国的眼中，英国只不过是一个毫不起眼的民族，因而无足轻重。

　　这样一个大西洋上狭小的国家却终究拿到了摩登时代的门票，成为第一代世界性大国。仅仅在数年之后英国就取得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胜利，迫使法国在欧洲大陆完全采取守势，随后抢夺了西班牙、法国在北美和印度的殖民地，成为首屈一指的世界性大国、真正的日不落帝国。

　　英国华丽转身，究竟是为什么？

　　有人说光荣革命是英国崛起的起点，正是由于光荣革命奠定了制度基础，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才有了后来的辉煌。有人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改变了英国国运，开天辟地的工业革命把英国送入了摩登时代。

　　如果这些是现实，那么我不禁要问：法国同样发生了资产阶级大革命，全球公认法国大革命比英国更彻底，为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英国就能发挥最大效力？为何工业革命偏偏发生在英国？

　　一项制度，从奠基、建设到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作用，没十几年、几十年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一代人只能办一代人的事情。从光荣革命到工业革命不过短短几十年时间，不可能让一个羸弱的国家一跃成为统领世界的大国。

　　如果光荣革命不是推动的原力，那么把英国推上日不落巅峰的原力又是什么？

　　——诉及英国工业革命之时，教科书给出的标准答案提到了如下几个因素：雄厚的资本和丰富的货币流通，圈地运动使大批农民成为可以雇用的劳动力，工厂技术的积累使得机器发明成为可能。

　　——西方经济学以实证的方式诠释了当时的史实，主流文献认为，真正把人类载入工业革命时代的是金融革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翰·希克斯曾经系统地表述过一个观点：工业革命不得不等候金融革命，正因为有了来自金融业的货币资源，工业革命才在英国爆发。

　　一国成长为世界性大国，绝非王室筹资能力一己之功，更重要的是，以英格兰银行为代表的当代金融制度的确立，刺激了资金流向实体经济的过程，这才有了工业革命。真是这样吗？

　　资产阶级革命树立了更适合社会大分工的生产关系，从而解放了生产力。解放生产力，具体来说就是依靠金融业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把钱送给能赚钱的人。否则，英法同样具备先进的生产关系，谁能给生产体系带来钱，谁就能率先在生产力方面做出改变。

　　——经济史学家沃尔特·惠特曼·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的阶段》中提出，任何一个国家，要想经济起飞，投资率都要上升到10%以上，否则不可能实现经济起飞，工业革命不可能例外。一个事实是，工业革命期间英国银行业数量同样剧增，没有这些银行的出现，很难想象工业革命会如火如荼地在英国爆发。

　　——金德尔伯格在《西欧金融史》中对英国银行体系大加称赞，指出金融革命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银行是工业革命期间制造业融资的主要渠道。为何突然之间英国银行会如雨后春笋般多了起来？金德尔伯格没有明确解释，只是援引了一位经济学家的评论，大意是如果国家不能履行提供货币的职责，那么经济体会自行提供，但二者意义不同。二者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国家创造货币具备国家信誉，经济体自行创造货币则以经济体自身信誉为担保，英格兰银行便是信誉集大成者。

　　英国崛起的制度性因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技术因素是工业革命，最直接的原因还是有了足够的货币资金。如果说工业革命是人类进入摩登时代的分水岭，那么金融是人类进入摩登时代的门票。有了机械动力，天堑可以变为坦途；有了足够的钱，才能点燃轰鸣而响的蒸汽机，蒸汽机里燃烧的绝不仅仅是煤炭……

　　有了金融，才有了摩登时代；

　　有了金融，蒸汽机才能永不眠；

　　有了金融，英国才能战胜宿敌法国，成为冉冉升起的日不落帝国。

　　反观拿了一手好牌却打得稀烂的法国，即使在工业革命发生后的几十年里，法国国库收入仍旧比英国多50%，有的年份甚至是英国的二倍。很遗憾，此时罗马时代史诗般恢宏的战争已经不再是大国博弈的决定性因素，而是日渐增加的金融技巧。

　　开战的一瞬间，谁能集中更多资源、动用更多资金，谁就是最后的胜者。从英格兰银行出现之日起，融资手段层出不穷，比如贴现债券、彩票债券、年金，英格兰银行成为英国的“最后一张王牌”，却成为法国的梦魇。在国力尚弱的情况下，英国能反复击溃法国，依靠的就是以英格兰银行为首的现代银行体系。

　　相比之下，由于缺乏高效的融资体系，法国应对财政困境的主要方法还是直接征税。密西西比泡沫之后，整个法国国债总额始终处于一个不断下降的过程，有人估计，18世纪大部分时间（1716—1771年），法国国债总额下降约1/3左右，相反，英国国债从光荣革命时期的人均3英镑增加到美国独立战争时期（1775—1783年）的人均30英镑。

　　18世纪还有两场重要的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年）和七年战争（1756—1763年），从大国争霸的角度来看，所有西方世界强国全部卷入了这两场战争，对于欧洲来说，其历史意义丝毫不亚于两次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把美国塑造成霸主，这两次战争则塑造了日不落帝国英国。

　　在这两场战争中，法国没占到一点儿便宜，英国反而靠这段时期的积累奠定了第一代世界强国的地位。英国几乎抢占了法国在北美、印度的全部殖民地，加拿大落入英国彀中，印度除了5个小镇全部沦为英国的囊中之物。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J.格林将七年战争视为英国国运最彻底的转折点：英国此后不再仅仅是一个欧洲强国，不再仅仅是德国、俄国或法国的对手而已……英国突然高耸于其他欧洲国家之上，这些国家的位置注定它们在以后的世界历史上处于无足轻重的竞争地位。

　　在以英格兰银行为首的一系列金融机构（包括南海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支撑之下，英国的筹资能力、应急能力变得无比强大，就连新大陆13块殖民地独立也未对其产生实质性影响。相反，新大陆独立后，美国人对西班牙在北美的势力进行了毁灭性打击，致使西班牙彻底退出了一流大国的竞技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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