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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

　　创新如何为大众带来繁荣

　　第五章 美国创新故事

　　美国内战之后的革命性世纪不是关于政治的，而是关于经济的，它使美国家庭摆脱了痛苦而又永无休止的体力劳动、烦琐的家务劳动、黑暗、隔离和早逝。仅仅一百年之后，日常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注释标题 罗伯特·戈登（Robert J. Gordon），《美国增长的起落》（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 The U.S. Standard of Living Since the Civil War）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页。

　　——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

　　《美国增长的起落》

　　简述

　　想象一下，有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国民平均预期寿命只有44岁，婴儿死亡率达到惊人的20%，开通自来水的家庭不到5%。在这个国家里，普通居民要把每天辛苦所得的52%收入花在食物上。人们无法从政府得到任何帮助，腐败渗透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从地区政府到联邦政府，概莫能外；公务员岗位专属于拥有裙带关系的人，而不是有能力的人。你能猜出这是哪个贫困国家吗？

　　它是美国，19世纪的美国。虽然很令人意外，但美国确实曾是个极度贫困的国家，比现在一些最贫困的国家还要贫困。想一想美国曾经多么贫困，我们就会意识到，帮助这个国家成为全球经济强国的转变是多么非凡。我们还会发现，在美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存在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同样帮助很多国家完成了从贫困到繁荣的转变，它就是开辟式创新。

　　无论曾经多么贫穷，多么缺乏监管，也无论它的基础设施曾经多么匮乏，美国最终变成了一片繁荣的沃土。这要归功于创新和企业家，是他们在别人熟视无睹的地方发现了商机。本章将扼要介绍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几项开辟式创新以及它们背后的创新者，包括艾萨克·梅里特·辛格（Isaac Merritt Singer）、乔治·伊斯曼（George Eastman）、亨利·福特（Henry Ford）和阿马德奥·詹尼尼（Amadeo Giannini）。当然，这些创新无法凭借一己之力推动美国的经济发展，然而，美国从不断涌现的企业家创新中获益匪浅，这些企业家的工作极大改善了人们的生活。就其整体而言，这些企业家展现了一种创新文化和它巨大的变革力量，这种文化让繁荣生根发芽，并且长成参天大树。

　　* * *

　　我家地下室里放着一台老式胜家缝纫机。那是我的邻居当成垃圾丢掉的，我忍不住把它捡了回来。虽然这台缝纫机已经老旧不堪、锈迹斑斑，但它仍然是一台漂亮的好物件。其踏板就堪称艺术品。我试着修理它，复原它，帮它恢复往日的荣光，这成了我茶余饭后的消遣。

　　从这台缝纫机身上，我看到的不仅是上乘的手艺，它还让我想起辛格这个人。艾萨克·梅里特·辛格也许算不上美国最著名的创新者，这位缝纫机事实上的发明者甚至没有得到足够的认可，但是，其对美国文化的影响十分巨大。

　　现代人早已淡忘了这一点，但是，在辛格生活的年代，美国并不是一个多么富裕的国家。大多数美国人十分贫穷，许多人，尤其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简直是生活在一片污秽之中。在许多大城市的公寓楼里，污水在走廊里横流，垃圾被随意丢到公寓外，街道上到处都是马粪。在当时的北卡罗来纳州，为了保证家庭日常用水，妇女们平均每人每年要走上148英里的路，打回36吨的水。现在的人们也许都在感叹和恐惧美国一些城市里日益增长的犯罪率，其实，对我们中的很多人来说，我们祖父辈当时的生活不仅贫困得多，也危险得多。1900年的谋杀率是2016年谋杀率的两倍。

　　[1] 1890年，半数以上的纽约人“所居住的公寓不仅狭小、拥挤，而且通风差，从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发出阵阵恶臭的通风井”。“在墙角小便的孩子，危险失修的楼梯，下水道破洞中冒出的有毒且易燃的臭气”。

　　罗伯特·戈登，《美国增长的起落》（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 The U.S. Standard of Living Since the Civil War）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7页，第103页。

　　19世纪的美国政府有着现在贫困国家政府的许多特征。在当时的美国政府里，无论是地区政府、州政府还是联邦政府，腐败甚嚣尘上，官员收受回扣和贿赂，无论合法商人还是违法分子，一律来者不拒。“老板”们控制了大城市的政治组织，并间接地控制着城市里的各项公共事业，例如市政设施、警察和治安、垃圾回收和公共交通等。有些“老板”甚至会从穷人手里买选票。

　　大多数工作环境悲惨恶劣、事故频发。仅在1907年12月，美国的矿难死亡人数就将近700人。儿童走进工厂和矿山，早早地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他们中最小的只有11岁，这些童工得到的报酬极其微薄。美国甚至在1904年成立了专门负责童工权利游说工作的“全国儿童劳工委员会”。当时煤矿里（合法的）童工多达1.4万人。妇女的工资略微高于童工。当时的工资水平过低，工资最高的成年男性的工资也不足以帮助自己和家人摆脱贫困。因此，工人的游行示威频发。为了平息这些示威，州政府有时会动用民兵，富有的产业主有时也会独立招募民兵，甚至因此闹出人命。当时的美国没有如今的和平与相对稳定。当时的美国更多的是混乱和无序，这个国家甚至一度设立了80多个时区，芝加哥的正午是奥马哈的11点27分，是匹兹堡的12点31分。

　　是整整一代的美国创新者和企业家改变了美国的面貌（包括这个国家的计时方式，这一改变来自铁路的普及），尽管成功的概率小之又小，但是他们首创了开辟式创新，借助新的商业模式把产品变得简单实惠，最终获得了成功。本章介绍了那个时代的几位创新者，包括艾萨克·梅里特·辛格、乔治·伊斯曼、亨利·福特和阿马德奥·詹尼尼，他们本来只是试图使自己的产品取得市场主导权的创新者和企业家。但是，他们为美国式繁荣带来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我们无法精确地测算这些创新先驱为美国繁荣带来的具体影响，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无论采用什么标准来衡量，这些影响都是极为巨大的。如果我们不只看到他们建成了什么，还能看到他们激发的创新文化，就会清楚地意识到，内战之后的美国，真正的变革并不是政治变革，而是经济变革。在这些创新者的生存故事中，我们能看到美国的非比寻常的大转型。

　　艾萨克·梅里特·辛格的故事说明了开辟式创新的无穷力量；乔治·伊斯曼，这位创建了柯达公司的穷苦高中辍学生的故事是以未消费市场为目标并取得成功的最好例证；我们将再次回到亨利·福特的故事中，回顾T型车给美国社会带来了怎样的改变，从加油站到路网，再到人们赚钱和消费的方式，福特改变了人们生活、工作以及休闲娱乐的方式；最后，我们会重温阿马德奥·詹尼尼的故事，看看他是如何彻底改变当时银行业的主流商业模式，并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改变人们的生活的，他在当时开了家借钱给贫苦移民的小银行，这家银行如今已经成长为举世闻名的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詹尼尼当时开创的一些做法，如今已经成为人人依赖、不可或缺的基本银行实务。这四位（以及许多其他的）创新者的成功为整个美国的经济，甚至全球经济，带来了极为重大的连锁反应。一种创新文化在美国出现了，身处其中的企业家想方设法地为更多的未消费者提供服务，一种创造繁荣的良性循环由此转动起来了。

　　一个产业的诞生

　　在辛格还是个年轻人时，没人能预料到有一天他会为全世界带来如此巨大的影响。辛格1811年出生在纽约一个贫穷的德国移民家庭，少年时代的辛格没有受过教育，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演员。 19岁时，他曾在一家机械师的店铺里做过很短一段时间的学徒，这本来可以成为辛格赖以谋生的职业道路，可是他不想一辈子吃机械师这碗饭。他尝试在舞台上实现人生的飞跃，但是没有成功。有一天，他发现自己对完善缝纫机的设计非常感兴趣，那是一种已经存在的，但远算不上完美的设计。那个设计在纸面上是行得通的。当时手艺熟练的女缝纫师每分钟的针数最多不超过40针，还没人能生产出一种针数更高的机器。

　　辛格看到了改良这种缝纫机的好机会。他改进了机械，使缝纫机变得更好用、更便宜也更可靠了。辛格的缝纫机可以帮助一个手艺不熟练的人一分钟缝出900针。这意味着，缝制一件衬衫的时间从大约14个小时缩短到了1小时。

　　[2] 当时有一首小调，唱的是胜家缝纫机上市前缝纫女工压力重重的生活：

　　罗衫曲

　　酸软无力的手指，

　　沉重通红的眼皮，

　　一名妇女坐在那里，套着不像女人的褴褛，

　　针线在她手中上下翻飞——

　　一针！一针！又一针！

　　透过穷困、饥饿和尘泥，

　　还有这曲调悲凉的声音响起——

　　遍身罗绮的有钱人啊，可曾听到她的心语！——

　　她兀自唱着这首“罗衫曲”。

　　裁缝和成衣专家这些对缝纫更加熟悉的人，纷纷预测辛格会失败。谁会买这样一种机器？很多美国家庭连一件衬衫所需的布料都负担不起，哪里有钱购买一台华而不实的缝纫机呢？这太令人难以置信了。怀疑他的人说：“妇女们能学会操作一台这样的机器吗？”

　　[3] 关于裁缝业，许多专家懂得比辛格多得多，他们一致认为辛格无法取得成功。不能说这是他们的错。埃德温·维尔德曼（Edwin Wildman）在他的著作《著名的业界领袖》（Famous Leaders of Industry）中写道：“人们曾对缝纫机充满了怀疑……每当辛格向人们推荐自己的生意时，对方常常会对他说‘恕不远送’。[布洛杰特先生（Mr. Blodgett）曾经劝过辛格]放弃生产缝纫机的想法，布洛杰特是一位职业裁缝，辛格不可能比他更懂缝纫行业……布洛杰特还告诉辛格，他很肯定地认为，缝纫机根本不可能得到使用……”

　　埃德温·维尔德曼（Edwin Wildman），《著名的业界领袖：竖子成名记》（Famous Leaders of Industry: The Life Stories of Boys Who Have Succeeded），波士顿：The Page Company出版社，1921年，第251—252页。

　　辛格并没有因此退缩。他和一位名叫爱德华·克拉克（Edward Clark）的律师合作成立了“I. M.胜家公司”（I. M. Singer & Company），这为他带来了期待已久的成功。他们一起创新了产品和商业模式，这确保了公司在充满挑战的商业和法律环境中生存了下来。这些创新包括成立分公司、派遣销售和服务团队上门、为消费者提供使用产品的免费培训等，他们还为手头拮据的消费者提供信贷服务。当时一台普通胜家缝纫机的零售价格是100美元（约等于2017年的1 400美元），用户只需首付5美元，每月还款3美元，就能把缝纫机搬回家。这样一来，年收入只有500美元的家庭也能拥有自己的缝纫机了。

　　现代美国人对这种商业模式再熟悉不过，但是，在辛格生活的年代，这是一种史无前例的创新，其为胜家公司带来了非比寻常的增长。这家公司1858年的销量是3 000台。到了1863年，一位名叫埃比尼泽·巴特里克（Ebenezer Butterick）的裁缝开始销售标准尺寸的服装纸样，它让每个人都能轻松地在家依样裁衣。胜家缝纫机因此一跃成为美国最受欢迎的缝纫机，胜家公司也很快成了全球缝纫机的垄断巨头。到1873年时，由于需求太过旺盛，胜家不得不修建了美国最大的缝纫机制造厂，把生产能力提高到了每星期7 000台。10年之后，胜家公司建成了欧洲最大的缝纫机制造厂，每星期产能为1万台。胜家最终成为一家跨国企业，每年在欧洲生产50万台缝纫机，在美国生产将近40万台。这带来了数量巨大的工作机会，包括销售、分销、维护、生产、广告、培训、簿记等许多岗位。

　　[4] 辛格的案例尤其值得关注，他早在19世纪末就创立了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企业，在美国、俄罗斯、苏格兰、英格兰、德国、奥地利以及其他国家建立了生产厂房、分销网络和售后服务点。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这些国家当时处于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各不相同的独特基础设施、组织形式和文化。以俄罗斯为例，它当时被视为一片“蛮夷的废土”（Underdeveloped Wasteland）。尽管如此，胜家公司成功地做到了各种风险的内部化，并且把必需的资源拉进了市场，保障了各个地区产品的销售工作。尽管俄罗斯政府没有为胜家提供过任何支持，反而竭力征收高额关税，这家企业依然在俄罗斯取得了成功。胜最关心的重点始终是清晰不变的，那就是开辟一个全新的缝纫机市场，让尽可能多的、从未用过缝纫机的俄罗斯群众用上它们。辛格以未消费者为目标的策略如何帮助公司在俄罗斯获得成功，这非常值得深思。俄罗斯当时极为贫穷，胜家在俄罗斯销售的缝纫机几乎都是赊销的；俄罗斯当时的法律体系、资本市场和信贷机构极度落后；不仅如此，当时的俄罗斯还处在经济和政治的动荡之中；胜家在俄罗斯雇用不到运营必需的熟练工人；俄罗斯幅员辽阔，人口极为分散。以上提到的种种，有没有让您想起哪个现代的贫困国家或者新兴市场？

　　即使如此，胜家不仅在俄罗斯建立了工厂，还创办了俄罗斯当时最大的商业企业，店铺多达几千家，雇员多达2.7万人。胜家落实了多项管理创新和组织创新，包括雇用非熟练工人并为之提供培训（建立一套教育基础设施）等等，俄罗斯胜家在胜家集团中脱颖而出，成了最成功的业务单位。

　　胜家带来的直接经济影响令人印象深刻，而它的间接影响可能更大，包括带动其他创新和其他产业，还包括促进新的基础设施建设。例如，一些人在纽约和芝加哥最贫穷的社区里开起了小店铺，他们是大型服装厂的分包商，这些大厂使用的是标准化、接单生产的制造体系，这种体系可以被看作现代供应链的前身。大厂的工作是剪裁布料，依据特定的设计在布料上做好标记，然后打包交给小型分包商，并告知后者如何把这些布料缝制起来。分包商通常全家一齐上阵，各管一段，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日子就是这样得来的。胜家缝纫机还为壁橱行业和衣柜行业带来了意料之外的福音。人们的新衣服越来越多，存放在哪里才好？家庭主妇们先是需要一个衣柜，接下来，她们需要更大的衣柜。就这样，一个新产业诞生了。

　　胜家缝纫机彻底改变了服装行业的面貌，这也许是最引人注意的。从1860年到1870年的短短10年间，服装产业的规模翻了一番，并于1890年达到了10亿美元的巨大规模（相当于2018年的260亿美元）。任何一位顾客，只要知道自己的尺码，就能在百货商店为自己挑选新衣服（百货商店是19世纪末兴起的）。对缝纫机日益增长的需求还带动了钢铁、木材和棉花产业的蓬勃发展，促进了一系列新产业的诞生。制鞋产业也从中受益颇丰，因为鞋子和服装是一起摆在百货商场里出售的。

　　新产业和新市场诞生后便立即开始把其生存所需的基础设施和组织机构拉入美国经济之中。为了更高效地运送缝纫机产品，胜家公司专门修建了铁路；胜家还为位于俄罗斯波多利斯克的工厂建造了汽轮机发电厂，这家发电厂后来成了整座波多利斯克城的电力来源；在莫斯科，胜家的铸造厂为附近的几家纺织厂供应生铁；胜家在苏格兰修建了一座火车站，它到现在还在使用。这些工作都是在没有政府直接支持的情况下完成的。实际上，是胜家公司反过来支持着政府，胜家的经营为政府带来了税收收入，政府用这些收入发展了公共事业。

　　例如，美国人在1890年时并没有对联邦政府抱有多高的期望。当时的美国联邦政府只负责管理军队、对外政策、土地、国库和关税，其他的统统不管。

　　例如，当时没有劳工部（1913年成立），没有住房和城市发展部（1965年成立），也没有交通部（1967年成立）、能源部（1977年成立）和教育部（1979年成立），这些独立的联邦政府部门后来才进入美国人的生活。它们的形成和演进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或者是公众强烈呼吁的结果，或者是为了管理蓬勃发展的新市场的各项事务而成立的。以美国交通部为例，这个部门是在亨利·福特推出T型车将近60年之后成立的。在很多情况下，这些联邦政府部门的雏形很早就存在了，但是要小得多，也不具备太大的优先权，所以没有形成太大的影响力。但是，这对辛格这些创新者没有多大的影响。

　　这对乔治·伊斯曼同样没什么影响，他的创新帮助了数以百万计的人，给了他们保存珍贵记忆的好办法，帮助人们通过图片彼此沟通、彼此联系。

　　乔治·伊斯曼和他的柯达公司——拍摄未来

　　今天的人们早已习惯了通过拍照来记录生活的瞬间。从难忘的家庭旅行照片，到人们从千里之外分享的也许我们永远都不会去的地方的照片，我们每天都生活在海量图片的包围当中。有人估算，人类每年上传的照片多达6 570亿张。一位作者这样形容：“全世界两分钟之内拍摄的照片数量超过了150年前照片数量的总和。”

　　然而，拍照并不是一直如此触手可及的。摄影技术发明于19世纪30年代，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这项技术一直专属于技能高度熟练的专业人员，或者极少数负担得起高昂摄影费用的富裕的爱好者。这主要是因为摄影需要化学知识和湿版冲洗的专业技能。除了照相机之外，摄影师还需要许多其他装备，包括化学制剂、玻璃箱、负重型版盒和三脚架等。在乔治·伊斯曼成立柯达公司之前，摄影是一项既昂贵又不实用的技术。现在回头看，柯达公司当时的目标用户实际上是广大的摄影未消费者。

　　乔治·伊斯曼出生于1854年7月12日，高中辍学。按照学校当时的衡量标准，小乔治算不上特别聪明的孩子。更糟糕的是，他出生在一个穷苦家庭，很小就要帮助寡居的母亲照顾两个妹妹，其中一位患有小儿麻痹症。为了养家，伊斯曼成了一名银行职员。这位小职员凭借银行工作的经验，加上本人的天赋，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市场。他的消费者数以百万计，他们是回忆、照片和摄影技术的未消费者。伊斯曼的创新，加上这种创新打开的广阔市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繁荣和数不清的工作机会，它们还带来了多个几十亿美元规模的新产业的形成、发展和扩张，例如广告产业和电影产业等。

　　伊斯曼23岁时，一位同事建议他为即将到来的旅行带上一台相机，这个建议让伊斯曼非常着迷。但他很快发现，相机又笨重又昂贵，想要冲洗照片，还要另外购买一整套价格不菲的设备。于是，伊斯曼开始钻研更好的拍照和冲洗技术，他把母亲厨房的桌子当作试验台，一口气做了3年的试验，终于获得了成功。伊斯曼认为，人们的经历是最宝贵的资源，应当得到更加方便的保存，应该让作为未消费者的普通美国人在需要时更容易、更实惠地拍摄照片。

　　这个想法促使他建立了柯达公司。伊斯曼指出：“我慢慢地想明白了，我做的并不是干版制作那么简单的事，我要把拍照变成一件日常小事……要把相机变得像铅笔一样便于使用。”伊斯曼把未消费经济当作服务对象，这个决定让他设计了一整套截然不同的商业模式。伊斯曼天生对“未达成的用户目标”非常敏感。他注意到，人们想要捕捉生活中的宝贵瞬间，这就是他要帮助用户达成的目标。人们也许不会花很多的时间端详一张照片，但是，停下来、拍下来、某天回头翻翻这些照片这个打算足够推动人们成为摄影消费者。

　　1888年，柯达推出了第一款小型照相机，它为柯达颠覆整个摄影行业铺平了道路。这台方便易用的小相机的售价仅为25美元，预装的胶卷足够拍摄100张照片。胶卷用完后，顾客可以把相机送回柯达公司，并得到一卷新胶卷，以便随后拍摄新照片。顾客要为这一服务支付10美元，柯达公司帮助顾客冲洗照片、重装胶卷。为此，乔治·伊斯曼提出了一句家喻户晓的宣传口号：“你只需按动快门，剩下的交给我们来做。”伊斯曼迎来了业务的大发展。

　　实际上，拍照得到了极为广泛的应用，12年后，柯达推出了布朗尼相机，其售价仅为1美元（相当于现在的27美元），胶卷售价15美分。为了配合布朗尼的销售，柯达推出了相应的广告宣传，很快，“柯达一刻”（A Kodak Moment）成了家喻户晓的热门口号。

　　伊斯曼曾经是个穷小子，每天的生活费不足1美元。建立柯达之后，他收获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和繁荣。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柯达公司销售了数以亿计的相机和胶卷，从此改变了这个曾经专属于有钱人的行业。

　　为了做到这一切，伊斯曼推出了一种商业模式，它主要关注以下几项核心原则：顾客、低成本大规模生产、全球分销、大规模广告宣传。19世纪90年代，只有不到1/10的美国人上过中学，90%以上的美国公路还没有建成（那要等到亨利·福特推出T型车之后），船运集装箱还没有得到广泛使用。但是，这并没有阻碍伊斯曼把柯达建成一个价值几十亿美元的商业帝国，柯达成了当时美国最成功的企业之一。

　　到了1966年，柯达公司的雇员人数超过了10万人，柯达全球业务单位的合并销售额超过了40亿美元（相当于现在的300多亿美元）。伊斯曼为美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从相机开发必不可少的投入和技术，到作为其结果的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产业规模，当时没人预料得到伊斯曼的影响。但这通常正是服务未消费市场带来的结果。

　　今天，拍上一张照片，甚至录制一段视频，也许是件极其平常的事，但150年前可不是这样。伊斯曼的创新和他服务未消费者的选择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市场，这个市场吸引了更多的创新者，他们改进并进一步开发了这一市场。这样一来，伊斯曼不仅为自己创造了海量财富，而且开辟出了一个新市场，这个市场在世界各地拉动了就业，创造了商机，帮助了很多人。

　　亨利·福特的T型车

　　到本书写作时，福特汽车公司已有115年的历史了。这家企业每年的产值超过1 500亿美元，全球雇员人数超过20万人，资产价值高达2 000多亿美元。一开始，当亨利·福特大胆地决定为普通美国人造车时，他遭遇的是铺天盖地的质疑。批评他的人扬言，福特将在半年之内破产。亨利·福特并没有退缩，他的宣言是：“我将造出一款适合大众的汽车，它会足够大，足以容纳全家人乘坐；同时，它会足够小，方便驾驶和保养。我会使用最好的原材料，采用现代工程能做到的最简约的设计，雇用最好的工人来制造它。不仅如此，它的售价将会足够实惠，每个上班族都买得起一辆。他们会和家人一起开车到郊外，尽情享受大自然馈赠的美妙的休闲时光。”

　　要实现变革性发展，创新者首先需要构思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个世界里充满了做梦都想不到的可能性。批评者认为，福特的预言是丧失理智的梦呓，这不难理解。想想福特为之造车的美国就明白了。 20世纪初，美国的人均国民收入约为7 800美元（按照2018年的美元计算），几乎追上了英国（8 800美元）。尽管如此，普通美国人的生活依然穷困。多数家庭没有通电；只有很少的儿童有机会读中学；居民预期寿命只有47岁；道路基础设施尚未开发，至少为汽车服务的还未开发。当时，普通美国人并不认为自己需要汽车，也不可能预见汽车会对美国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多数人住在自己工作和休闲娱乐的场所附近。这同现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情况非常相似。当时只有富裕的美国人养得起汽车。亨利·福特改变了这一切。

　　亨利·福特出生于1863年，从小爱好创新。亨利的父亲在密歇根州的迪尔伯恩有一座农场，小亨利在那里制作了一些奇巧的小发明，帮助农场完成了一些非常耗费体力的农活。亨利和我们提到的其他创新者一样，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自从当上技工学徒之后，他对建造一辆不需要马拉的四轮车越来越着迷。亨利利用业余时间开展研究，12年如一日。后来，他辞去了在爱迪生照明公司的全职工作，加入了一家刚刚起步的初创公司——底特律汽车公司。这家公司遭遇了挫败，福特被迫离开了那里。但是，他创办一家成功汽车公司的决心没有动摇。

　　1903年，亨利·福特赢得了一场汽车竞速比赛，他用自己设计的汽车击败了名噪一时的俄亥俄州著名汽车制造商亚历山大·温顿（Alexander Winton）。随后，福特和几位投资人共同创办了福特汽车公司，从此播下了美国“汽车平民化”的种子。

　　为了打造一个成功的、以未消费市场为目标的商业模式，福特完成了许多在今天的汽车厂商看来非“核心”的工作。也就是说，福特公司不得不拉动许多资源和要素进入市场，在今天看来，它们完全是没有必要的开支。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尤其是在一个新市场的初创期，拉动“非核心资源”，保障“用户目标达成”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今天称之为垂直整合，当时的创新者为了保障新市场的成功建立，需要完成一切必须完成的工作，他们当时就理解并且做到了垂直整合。福特当时就是这样做的。当时，绝大多数的汽车制造商关注的都是消费市场，他们的目标用户是有钱人，这些汽车厂商规模不大，为用户量身造车，这样的企业根本不需要拉动大规模的资源。

　　相比之下，福特不得不想方设法地让很多事情运转起来。到了20世纪20年代，为了赢得未消费市场，福特公司大举投资，汽车组装工厂只是其中的一项而已。福特公司还经营着炼钢所需的高炉、林地、煤矿、橡胶种植园、铁路、货轮、加油站、锯木厂和玻璃工厂等等。这在整个汽车行业里绝无仅有，人们从来没见过一家汽车厂商如此行事。然而，这些投资不仅为福特公司带来了基础设施，也成就了美国的基础设施。

　　福特T型车改变了美国的社会图景，这里提到的“图景”，按照字面意思理解也是对的。1900年，美国登记在册的机动车只有8 000辆；短短10年后的1910年，这一数量达到了45.8万辆；1920年，800万辆；1929年，全美登记在册的机动车多达2 300万辆。 T型车是美国以及世界各地大规模使用汽车的主要原因之一。例如，1922年登记的250万辆新车中，有大约200万辆是福特公司的T型车。

　　随着汽车变得越来越实惠，无论是城市交通还是农场劳动，马匹的使用越来越少了。很多农场主改用福特T型车来进行农场的工作，这进一步降低了对骡马的需求。20世纪初期，美国每年用来养马的费用是20亿美元，约等于当时用于铁路养护的费用。纽约的城市管理者每个月需要清理4.5万吨马粪。当时，马匹引发的问题非常普遍，而且极为严重。当时的一位汽车支持者宣称：“历史上所有战争加在一起造成的死亡人数还不及马造成的一半。”这个说法未免夸张，但是，它准确地表达了当时人们的紧张情绪。另一位批评者的说法更加夸张：到1930年，纽约的马粪将会堆到“曼哈顿3楼的窗子”那么高。住在曼哈顿的人很幸运，亨利·福特的汽车及时拯救了他们。

　　福特立志服务未消费经济，在美国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汽车市场，这一新市场的发展需求拉动了众多新资源，成为美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的关键因素，其中包括美国交通的大发展。厄尔·斯威夫特在他的著作《大路》（The Big Roads：The Untold Story of the Engineers，Visionaries，and Trailblazers Who Created the American Superhighways）中提及，1909年，美国的道路总长度为220万英里，其中只有8%属于“改良道路”。在这些所谓的改良道路中，有一半的“改良”只是铺上碎石而已。美国当时只有少得可怜的9英里硬面公路。然而，随着汽车变得无处不在，真正的改良发生了，这极大程度地造福了美国。

　　美国道路建设的经济影响和社会影响是无法估量的。斯威夫特指出：“路桥建设每花出10亿美元，就相当于创造了4.8万个工作岗位，并消耗了数量惊人的资源：1 600万桶水泥、50万吨钢材、1 800万磅炸药、1.23亿加仑的石油制品。这些物资堆在一起会形成一座超乎想象的高山。10亿美元工程的土方量更是惊人：它足够覆盖整个新泽西州，土深过膝。它消耗的混凝土集料高达7 600万吨。”

　　道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更重要的是道路促成了什么。在良好的路况出现之前，美国乡村学校入学率一直徘徊在57%左右。路况改善之后，这一数字跃升到了77%。修路前，一吨货物的运费约为22美分每英里，修路后，运费直降到了12美分每英里。交通成本的下降促进了旅游，城市内与城市间的贸易也迅速繁荣起来。

　　[5] 即使汽车在全美国普及之后，仍然有许多州在建造道路时遇到困难。斯威夫特指出：“当时几乎[美国的]每个州都十分迫切地想要修建更好的道路，它们往往因为无力承建而恼羞不已。这是因为，即便按照当时的最低标准来修建高速公路，其造价也远远超出了多数州政府的财务和技术能力范围。”我们将在本书第十章详细讨论创新和基础设施之间的关系。

　　厄尔·斯威夫特（Earl Swift），《大路》（Big Roads），纽约：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出版社，2011年，第24页、第38页。

　　福特的创新为美国拉动的资源远远不止道路和随之而来的种种好处，它还极大地影响了美国人的工资和收入。收入是经济发展、繁荣和民主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福特为工厂引入流水线之后，工人的劳动变得单调起来。不具备太高技能的工人，每周6天，每天24小时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同样的动作，每天的工资大约是2.34美元（约等于今天的60美元）。由于单调的重复，福特汽车制造厂每年的人员流动率蹿升到了令人惊诧的370%。这意味着福特公司要为每个岗位聘用4名工人，才能保证工厂的正常运转。这绝不是长久之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福特在1914年推出了5美元最低日工资制度，实际是把工厂工人的薪水提高了一倍。批评者和竞争对手认为，福特这种提高工资的做法是一种丧失理智的表现。《华尔街日报》当时的一篇评论文章暗示，福特的这一做法不仅背叛了同业，还危害了美国的整个企业界。《华尔街日报》是这样评价的：“无视工作时长，盲目地把最低工资提高一倍，这是宗教家和慈善家的做法，完全不是企业家该做的事。”该报补充说：“福特的种种社会工作，就算不是犯罪，也是愚蠢的错误。这些错误不仅会反噬福特和他代表的产业，还会给社会带来祸患。”

　　[6] 关于这一点，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的研究既全面又清晰。一个社会的公民首先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紧随而来的才是政治自由和民主自由。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在他的著作《自由的未来》（The Future of Freedom: Illiberal Democracy at Home and Abroad）中是这样总结普沃斯基的研究的：“在一个人均国民收入低于1 500美元（按照现在美元计算）的民主国家里，国家管理体制的平均寿命大约是8年；如果人均国民收入处于1 500 ~ 3 000美元之间，该国政权的平均寿命大约是18年；如果高于6 000美元，它就会具有极高的适应能力。在一个[人均国民]收入超过6 000美元的国家里，民主政权消亡的概率是1/500。也就是说，民主会因富强而不朽。”因此，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应该为美国政府喝彩，因为它在推进民主价值的工作中体现出的开创性，或者，我们应该为那些不知疲倦工作的创新者鼓掌喝彩，因为他们提高了国民收入，令民主制度变得更稳固。

　　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自由的未来》（The Future of Freedom: Illiberal Democracy at Home and Abroad），纽约：W. W. Norton & Company，Inc.出版社，2007年。第69—70页。

　　幸运的是，福特并不认同甚嚣尘上的种种情绪。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福特之所以提高员工的工资，是因为他想把员工变成自己的用户。这一说法的逻辑是：员工的工资增长了，他们就买得起福特的汽车了。实际上，亨利·福特当时唯一关心的是如何让工厂运转下去。福特后来这样评价提高工资的决定：“那是（一家企业）能做的最明智的控制成本的好办法。”其他汽车厂商逐渐认识到这一做法的益处，纷纷效法福特，开出了更高的工资。

　　从每周6天工作制到5天工作制，这一转变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亨利·福特。批评他的人担心福特危害整个经济。不知何故，福特看问题的角度和批评者们大不一样。他认为，每周少工作一天是保持（甚至提高）工人生产效率的必要条件，对于这一改变对整个经济可能带来的连锁反应，福特显得胸有成竹。他说：“曾经有人说，工人的休闲就是‘浪费时间’，也有人说，休闲是一种阶级特权……现在是时候抛弃这些说法了。相比每周工作6天的人，每周工作5天的人有更多的时间消费更多的商品。休闲时间更长的人必定需要更多的衣服，更多种类的食物。他们还需要更多的交通设施。这些增加出来的消费需要更多的生产力来支撑，我们现在拥有的生产能力甚至还不够……这将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更高的工资。”

　　这些措施帮助福特提高了工厂的效率。在这些措施的支持下，福特把T型车的价格从1909年的950美元/辆（约等于2018年的2.5万美元）降到了1927年的260美元（约等于2018年的3 700美元），这样一来，普通美国人更容易负担得起福特T型车，其中也包括福特工厂的工人们。T型车的销量随之大幅提高。

　　[7] 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钢材价格暴跌并非偶然事件。1872年，1吨钢材的价格为56美元，到了1900年，钢价跌到了11.5美元。随着开辟式创新在美国的普及，交通对于商品的运输变得越来越重要。比方说，美国的铁轨总长度从1860年的30 626英里增长到了1900年的193 346英里，而铁轨的主要材料正是钢材。这直接导致了货运成本的大幅下降，1865年，每吨钢材每英里的货运成本是20美分，到了1900年，这个数字跌落到了1.75美分。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把钢材用到自己的生活里（铁路、汽车、建筑等），创新者有动力研究如何让钢制品的价格变得更便宜。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是19世纪至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创新者之一，钢铁产业当时大部分的效率式创新都要归功于卡内基。他完成了产业整合，有效发挥了规模效益。

　　迈克尔·达伦（Michael Dahlen），《美国式大政府的崛起：我们是如何走到现在这一步的》（The Rise of American Big Government: A Brief History of How We Got Here），The Objective Standard（期刊），2014年1月28日，https://www.theobjectivestandard. com/issues/2009-fall/rise-of-american-big-government/。

　　截至1923年，美国机动车登记数量刚刚超过1 500万辆，相当于每1 000人拥有135辆汽车。当时的经济学家纷纷预测，汽车工业的增长已经难以为继了。他们看不到美国人继续买车的理由。这些专家认为，大多数买得起汽车的人已经拥有了至少一辆汽车，有的家庭甚至有两辆汽车。事实证明，他们的预测严重失误。2014年，每1 000名美国人拥有816辆汽车。现在有2.6亿辆汽车行驶在美国的高速公路、大街小巷和乡间小路上。

　　每当想到亨利·福特或者T型车时，我都会思考一个问题：这一项创新改变了多少美国人的生活？我会想到福特培育的创新文化，想到他为千千万万和我们一样的人过上更好生活所创造的多种可能性。这样的影响力通常是今天的经济工具无法预测的，这同样适用于接下来提到的美国银行的故事。

　　从意大利银行到美国银行

　　与许多诞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产品一样，金融服务，例如贷款和银行账户，最初几乎是富裕人群的专属品。当阿马德奥·詹尼尼向他工作的银行建议，应该借钱给信用良好的美国工薪阶层时，他遭到了非常粗鲁的反对。詹尼尼下定决心改变这种情况。1904年，他在旧金山成立了意大利银行（Bank of Italy）。这家银行专门服务“小人物”，也就是被别的银行拒之门外的普通民众。美国银行就是这样诞生的，并且一度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商业银行。

　　有些历史学家把詹尼尼称为“现代银行业最了不起的创新者”，因为他“对银行业大众化和普及化的贡献可能比任何人都要大”。从美国银行辉煌的成功，以及詹尼尼的银行实施的新商业模式来看，我们很难对这一说法提出异议。阿马德奥·詹尼尼让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从金融服务的未消费者变成了消费者。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不得不改变当时银行业的主流商业模式。

　　开辟式创新不限于产品或者服务本身。任何一项开辟式创新的核心都是一种商业模式，它会通过一种有利可图的方式实现某项创新的大众化，让数量众多的未消费者用上这项创新，并使他们获益。开辟式创新的变革力量就是这样发挥作用的。

　　詹尼尼高中辍学，15岁进入继父的农产品公司工作。传统银行业嫌贫爱富的做法让他深恶痛绝，这让他下定决心进军银行业。当时的银行主要为富裕阶层提供服务（詹尼尼坚决排斥这个阶层）。我们不该因此过分责怪当时的银行家，因为当时的美国远远不如现在富有，也不存在行之有效的为非富裕阶层服务的商业模式。当时的银行家把钱借给修建铁路和摩天大楼的大企业，而不是一贫如洗的人，无论这些普通市民多么勤劳肯干，这在当时是说得通的。这也和现在很多贫困国家的情况非常类似。总之，对当时的普通美国百姓来说，获得银行贷款简直难于上青天。他们被看作高风险人群，谁能保证他们一定能还清贷款？实际上，当时的银行业使尽了浑身解数，尽力打消美国穷人走进银行的念头。穷人最好免开尊口，连打听都不要打听。即使偶尔有穷人获得银行贷款，他们往往也要承担高昂的两位数利率。

　　詹尼尼从这个“被人嫌弃”的群体中看到了机会。他是这样分析的：“对银行来说，‘小人物’是它们可能获得的最好客户，他们认识你后会陪伴着你，不离不弃。”詹尼尼相信自己能开发出一种有利可图的银行业务，为普通加利福尼亚人提供利息更低的贷款。他为中央山谷地区客户提供的贷款利率只有7%，是其他银行利率的零头（如果中央山谷的居民选择从“灰色市场”上获得贷款，利率更是高得离谱）。只要有固定工作，人人都能从詹尼尼的银行申请到贷款，数额从10美元到300美元不等。詹尼尼还成功说服了未消费者，不再把辛苦钱塞到床垫下或是锡罐里，而是存进银行。这样既能得到银行很好的保护，又能赚到利息。

　　但是，詹尼尼想要一直这样做下去，就必须打破银行业传统保守的操作规则。于是，他“向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银行业发起了挑战”。这是《旧金山纪事报》事后的观察和评价。

　　詹尼尼走上街头，拦住行人，说服这些潜在客户到自己的银行开立账户。这种发小广告式的做法遭到了其他银行和银行家的强烈鄙视。那些人通常坐在富丽堂皇的大楼里，通过私人财富管家与客户一对一见面，这才是他们惯常用来拉拢有钱人的手段。詹尼尼不仅为客户提供银行服务，还必须为客户提供关于银行服务种种益处的扫盲教育。他在自己的银行里成立了本地咨询委员会，为客户提供购买银行股票的咨询服务，他还成立了覆盖全美的银行分支机构网络，专门为贫穷的工薪阶层客户服务。今天的人们对各种分行、支行早已司空见惯。它出现在100年前，是詹尼尼首创了这一商业模式。

　　在詹尼尼眼中，美国银行不仅仅是一家银行。为了满足客户需求，他整合了银行的各项业务。例如，1906年，旧金山发生大地震，当时詹尼尼的意大利银行刚刚成立两年，即将被地震造成的大火吞噬。在两位机灵的员工的帮助下，詹尼尼从金库中抢救了价值8万美元的黄金，他们把这些黄金装进了一辆马车，并在上面盖满了蔬菜作为伪装。其他银行的反应没有这么快，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中，由于大火引起的高温，这些银行无法打开自己的金库。就在地震摧毁城市的第二天，同行们提议实行长达半年的银行延期偿付措施，以保证各家银行有足够的时间恢复元气。詹尼尼打破了这一常规做法，他据理力争：“等到11月再开业？那时我们既没了城市，也没了客户，为谁服务？”詹尼尼第二天就开张营业了，他在旧金山北滩搭建了一个临时柜台。那些急于用钱重建家园的小业主和个人，只要“露个面，签个字”，就可以获得贷款。詹尼尼用自己的行动支持了旧金山的重建和复苏。

　　詹尼尼的行动反映了他的理念：金库里的钱不是为银行服务的，而是为了服务客户的。20世纪20年代中期，詹尼尼的意大利银行发展成了一家最不像银行的银行：他开始向移民社区的“小人物”提供贷款，无论他们是南斯拉夫人、俄罗斯人、墨西哥人、葡萄牙人、中国人、希腊人，还是别的什么地方来的人。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银行改名为美国银行。1945年，美国银行发展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商业银行。

　　詹尼尼还通过贷款扶持了当时刚刚兴起、尚未发达的新兴行业，包括加利福尼亚州的葡萄酒业、好莱坞、高科技行业等。当时，沃尔特·迪士尼（Walt Disney）的第一部动画长片《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的制作超出了预算，詹尼尼站了出来，为他提供了200万美元的贷款。威廉·休利特（William Hewlett）和戴维·帕卡德（David Packard）成立惠普公司，詹尼尼为他们提供了启动资金。这些企业如今已经成长为价值几十亿美元的巨头，每年能够吸引几十亿美元的投资。但在当时，没人能够预见它们的成功。詹尼尼还帮助过卓别林（Charlie Chaplin），卓别林就是那位曾经说过“电影不过是一时的潮流。它是装在罐子里的戏剧。观众真正想要看到的是舞台上有血有肉的表演”的世界上最负盛名的演员、导演和制片人。

　　詹尼尼为普通美国百姓开创市场，帮助他们获得资本，这固然非常重要，比这更重要的是该市场带来的组织制度和基础设施。当银行只为社会上的少数人提供贷款时，它们当然不需要投资基础设施来保证收回这些贷款。然而，当银行借钱给几十万普通人时，基础设施系统就不仅仅是重要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了。詹尼尼专门派员工查看贷款企业的经营情况，确认这些企业是否正在正常运营。一些银行高级职员发现，对众多从事农产品行业的贷款人来说，要想成功地把产品卖到更远的市场，必须建立合作社。美国银行支持建立了供销合作社，1919年，加利福尼亚农民通过合作社获得了1.27亿美元的销售收入（排在第二位的是明尼苏达州农民，其销售收入为8 200万美元）。

　　詹尼尼对“小人物”的奉献带来了美国银行，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的父辈和祖父辈都能理解储蓄、复利和投资选择的价值。整整几代美国人从这些知识中获益。如果有人告诉我，现在贫困国家里的“小人物”们没有获得类似的变革机会，我会非常惊讶。感谢詹尼尼和千千万万沿着他的步伐前进的人们，他们用行动告诉我们，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创新已成为美国的新常态

　　对我们来说，要选出几项开辟式创新来代表美国太难了。这并不是因为创新太少，而是因为太多而无从取舍。美国的历史写满了创新者的故事，美国今天的繁荣局面来自每个创新者的贡献。当然，并不是每位创新者都能在开辟新市场的事业中取得成功，也不是每位创新者都能保证自己的商业模式行之有效。历史上痛苦的失败案例俯拾皆是。托马斯·爱迪生失败的次数远远多于成功的，还有人记得爱迪生发明电灯的故事吗？爱迪生说过：“我不是失败了一万次，而是成功地发现了一万种行不通的方法。”不管怎么说，爱迪生有几项创新获得了伟大的成功，包括白炽灯泡、电报、电影摄影机等等。爱迪生不断发明创新的过程为我们带来了一个伟大的企业：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简称GE）。同样优秀的创新者还有很多。

　　塞缪尔·英萨尔（Samuel Insull），其是托马斯·爱迪生的同事。他开发了一种将廉价电力输送到全美国的方法，从而把美国的电力未消费者变成了消费者。英萨尔成立的联邦爱迪生公司（Commonwealth Edison Company，简称ComEd）融合了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它的计费模式以使用时间和用电量为基准，初装费用低廉，还向用户家庭赠送家用电器，以提高用户对电力的需求。1892年，英萨尔的公司刚成立时，只有芝加哥的5 000名用户。到了20世纪20年代，其用户达到了400万，遍及美国的32个州。

　　莎拉·布里德洛夫·沃克（Sarah Breedlove Walker），通常被称为“CJ夫人”，她的创新精神体现在她对化妆品行业带来的改变上。CJ夫人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为非洲裔美国社区的化妆品非消费者提供服务。在20世纪初，几乎没人看好非洲裔美国社区的生意，然而CJ夫人看到了商机。她为自己，也为别人抓住了这次机会。就像她在1914年说的：“我不会仅仅满足于为自己赚钱，我还在为几百位像我一样的姐妹提供工作。”不管怎么说，CJ夫人还是赚了很多钱，她成了第一位非洲裔美国女性百万富翁。远比这更重要的是，她实现了为几千名妇女创造就业机会的雄心壮志。CJ夫人从未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一度每天只能赚1.5美元的工钱。

　　查尔斯·古德伊尔（Charles Goodyear），他经历过几年挨饿受苦的日子，靠在纽约斯塔顿岛海湾里捕鱼果腹，曾因无力偿还债务而被捕入狱。就是这样一位经历坎坷的人，为人类带来了硫化橡胶。曾几何时，人们警告古德伊尔“橡胶已死”。他们看到，橡胶制品会在夏天融化，散发难闻的气味，到了冬天，橡胶制品又会冻得像坚硬的石头。然而，古德伊尔没有放弃，为了造出更加耐用、更加实惠的橡胶，他反复开展试验。经历了几年的失败之后，他终于获得了成功。2018年，全球工业橡胶制品的需求总量达到了1 500亿美元。

　　乔治·多里特（George Doriot）创办了“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America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简称ARDC），它是全球第一家风险投资上市企业。ARDC帮助多里特实现了美国创新文化的制度化。ARDC支持过很多初创企业，包括迪吉多（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简称DEC）。这家公司曾经极为成功，拥有14万名员工，销售额达到140亿美元。多里特曾经担任美国联邦快递公司创始人弗雷德·史密斯（Fred Smith）的顾问。

　　没有一位创新者能够单枪匹马地改变美国的命运，但是，他们通过工作带来的连锁反应能够实现这一点。

　　危房颂歌

　　当我和妻子买下人生第一座房子时，我乐观地叫它“待修房屋”，这太文绉绉了，我的妻子直白得多，她称之为“一座危房”。当时，我刚参加工作没多久，儿女越来越多，我和妻子不得不购买一座属于自己的房子。为此，我们节衣缩食，积攒每一分钱。那是一座空房子，由于我们请不起装修公司，所有需要修理的地方都要自己动手。所有的地方都需要修理，每一间屋子都缺点儿什么。有些工作不算复杂，比如粉刷房间；有的工作则很复杂，比如确保窗子不会漏雨，管道不会漏水等。通过一点一滴的努力，我们真的把这座“危房”变成了家。这是刚拿到钥匙时我们根本无法想象的。“待修房屋”变成家，这个过程需要时间、财力、耐心和韧劲。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座房子变成了克里斯坦森一家的品质最好的体现：包括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能力（或者我们的不足），以及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千方百计解决问题的精神。

　　曾几何时，美国也是一座“危房”。但是，经过无数次的尝试和试错，通过对开辟式创新的投入，美国人最终建成了创新文化。辛格、伊斯曼、福特、詹尼尼，以及无数像他们一样的创新者代表着美国的创新精神，它是美国文化的基石。这种创新精神引导着更多的美国人，他们每个人都把美国的繁荣巨轮向前推动了几分。就像亨利·福特说过的：“每次成功都会带来数之不尽的其他成功。”是创新者这个群体改变了美国的命运。 中信出版2020年度好书-经济管理（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