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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名声与利润”：全靠韦奇伍德花瓶

　　一方面把幸福产生的价值加总起来，另一方面把痛苦的分量汇集起来。

　　——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81年

　　就18世纪的英国而言，它不仅是沃波尔施展其独特的财政手腕进行市场救助的大本营，还是世界权力的中心。作为全球首屈一指的制造国、出口国和进口国，这个小岛国继续维持着其令人生畏的海军力量和海外帝国版图。英国是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或者如某些历史学家所称的“勤勉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的发源地，英国新教徒普遍怀有功利主义的想法，热衷于科学探索，再加上社会对名利的孜孜以求以及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引发了英国史无前例的技术创新和经济腾飞。正是在这片热土上，异教徒与著名的韦奇伍德（Wedgwood）瓷器创始人约西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1730—1795）等实业家一起，将会计核算普及开来，并利用这一工具来管理各类新型企业组织，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有关人类幸福和价值的全新思考。

　　对英国工业来说，其最为核心的要素，就是英国已经成为会计文化教育中心，在这一点上，它甚至比荷兰更进一步。从中世纪开始，对于那些长大后将成为学徒的孩子来说，文法学校在他们小时候就开始向他们教授会计学知识。与意大利和荷兰的传统教育模式相呼应，文法学校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既为其进一步去大学深造传授知识，也为其将来从事商业活动传授技能。随着工业生产的扩张，对会计专业人士的需求在不断增大，这样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对这样一帮彬彬有礼的统治阶层人士来说，他们十分注重商业价值，会计日益被他们视为必不可少的核算工具。

　　查尔斯·斯奈尔的记录显示，对于那些希望打理好自己名下房产及企业的商人绅士来说，会计知识手册属于抢手货。斯奈尔随后被公司股东聘请，在危机发生之后负责对南海公司进行审计。斯奈尔是《有产阶级账户：在记录地产账户信息时可供参考的简单明了的方式》（Accompts for landed-men:or; a plain and easie form which they may observe, in keeping accompts of their estates，伦敦，1711）的作者。在1714年的《绅士记账员》（Gentleman Accomptant）一书中，作为有过剑桥大学受教育经历的律师、音乐家以及拜伦·诺斯（Baron North）的第6个儿子，罗杰·诺斯（Roger North）明确表明，对于一位绅士以及“高素质人士”来说，掌握会计核算知识是一项很重要的优势，这可以让他们更好地打理个人事务，并跟踪国际贸易的走势。诺斯认为，会计核算已经演化得如此完美，人们甚至可以将其视为科学知识的组成部分。诺斯坚信，对于那些希望做好管理工作的人来说，他们必须知晓会计核算的内容。这种观点是很有价值的。1688年工业革命之后，负责消费税事宜的会计师已经开始利用复式记账法来记录政府的财政收支情况了。政治权力和政府管理与会计核算记录的关系空前紧密。

　　苏格兰正是传统教育和商业知识相互交织的地方。1727年，约翰·墨尔（John Mair）被任命为埃尔（Ayr）文法学校负责教授算术、账簿和其他学科的教授。他将撰写一部有史以来影响最为广泛的英文会计学手册——《记账法》（Book-keeping methodiz'd，1736）。截至1772年，这本书总共出了9个版本，并成为北美洲18世纪最著名的会计学专著。除了文法学校之外，会计学院或者人们所称的“书写学院”（因为会计师或管理员需要笔迹清晰），甚至也会向那些可能进入剑桥和牛津深造的学生讲授会计核算知识，因为这些学生在之后入职军队或在政府工作时，可能需要具备这些技能。

　　18世纪下半叶，会计学院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发展，掌握会计核算方法甚至包括复式记账法在内，已经成为英国社会的普遍现象。到1740年，英国的会计学院超过了11所。到18世纪末，该数量超过了200所。约翰·鲁莱（John Rule）的伊斯灵顿学院（Islington Academy）的广告宣称，学校为“绅士、学者以及商人”提供教学培训服务。有许多学校的领导者自学成才，其中至少有9位是著名科学家，或者英国皇家学院（Royal Academy）的成员。作为工业革命的重要支柱，这些学院将科学知识、实验培训和经商实战的技巧等融为一体。它们传授的知识包括复式记账法、航海、测绘以及计量，甚至还有军事科目的内容。在一个机遇无处不在的环境中，培训教育的迅速及时是至关重要的。伊斯灵顿学院在1766年的一份广告宣传中吹嘘道，对于那些希望投身商业领域的绅士来说，学校保证他们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掌握复式记账法的知识。

　　随着社会生活中商业和工业的日益渗透，越来越难限制妇女接触会计知识。实际上，有人认为，对于没有男人当权的家庭或者单身女士来说，其可能成为财务诈骗者的目标，因此，学习会计知识有利于保护这些人免受损害。随着会计核算知识在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传播，贵族妇女及店主、工厂主和产业主的夫人越来越多地掌握了复式记账核算知识，甚至据说有些人“从在母亲膝盖上撒娇时”就开始学习这些内容。正如当时一份广告宣传所说，妇女私人学校讲授“与‘记账’相关的全部英语、写作、算术知识，还有绘画、女工、舞蹈以及一些法语课程”。尽管有一些开明的产业主向自己的女儿讲授会计核算知识，但许多人仍然认为，会计属于男人的知识领域。

　　许多会计学院的管理人都是异教徒，作为革新教会派的新教徒（Low-Church Protestant），他们如清教徒一样，因为拒绝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而被英国国教（Anglican Church）和大学校园排除在外。他们满怀幸福、自律、科技进步以及救赎等理想信念，这是对英国启蒙新教（British Enlightenment Protestantism）思潮的随意延伸和独特融合，马克斯·韦伯想当然地认为，这属于新教徒的行为准则。受到宗教思想的带动，他们对会计核算十分推崇。这些异教徒遵循英国的古老传统，试图将科学理性主义和自然科学知识与基督教义嫁接在一起。这些信息建立在艾萨克·牛顿的秩序、协调以及演化揭示的进步思想之上。对于这些高度自律、追逐利润的人来说，会计不仅仅是个人勤勉奋进的工具，还是实现政治自由的途径。

　　私立学院可以为异教徒支付工资，是一个能让他们施展自身独特的科学和商业才华的地方。包括自然神论者（Deist Unitarian）、贵格会教徒以及长老会成员在内的不属于新教徒的人士，也纷纷涌入全英各地的学院。兰开夏郡（Lancashire）的沃灵顿学院（Warrington Academy）之所以成立，正是为了向异教徒的后代提供教育机会，学校授课内容围绕“商务贸易”展开，同时还传授“会计记账的最佳途径”。诺丁汉（Nottingham）的斯坦希尔学院（Standard Hill Academy）设立的目标是，按照与国教传统相异的教学原则，帮助年轻人“在各行各业以及贸易活动和产业活动中获得优异表现”。

　　这种商业课程安排甚至得到了高教会派（High Anglican Church）的认同。英国全社会的异教徒都通过科学实验和实地观察，试图发现上帝在大自然领域的造物，并将这些自然知识转化为世俗的财富积累。自由英国国教徒（Liberal Anglican）认为，科学知识和牛顿的工作成果，能够增强信仰新教的基督教教众对其他宗教思想和无神论的抵御能力，并将为一种全新的科学信仰的诞生打下基础。他们通过公开接受数学知识，支持逐利思想，希望能够恢复清教徒和异教徒对英国国教的信仰。正如1697年著名的古典主义学者理查德·本特利（Richard Bentley）在剑桥的波义耳讲座（Boyle Lecture）中所说，通过“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人类”能够获得“利润”和“幸福”。对于这些哲学思想来说，会计核算居于核心地位。

　　但是，对清教徒和异教徒来说，他们之所以记录个人信息，还有更重要的原因。英国法律禁止这些人担任公职或者参与组织官方教会。这种层级流动和监督制衡的缺失，意味着不列颠群岛的新教与英格兰层级分明的教会组织迥然不同，前者真正成了属于全体信众的教会，一种“谨慎监督”的新风尚开始在异教徒和加尔文教徒之间蔓延开来。忠实的信徒就好像信仰领域的科学家一般，用思想日记记录下自己对世界的观察结果。异教徒、贵格会教徒以及加尔文教徒应当详细说明自己的罪孽和美德，为此他们经常撰写各类日记和自传，把自己的善行、罪恶和经济成就记载下来。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不仅写下了自己的观察经历，还有账簿经营信息，以便反思自己经营失败的原因，或者按照命运的指引，找寻被救赎的证据。

　　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等文学家也有详细的账簿记录，长老会作家丹尼尔·笛福在《鲁滨孙漂流记》（Robinson Crusoe，1719）中也有对账簿记录的描述，笛福曾经撰写过专业的会计核算手册，并且还是一位多产的财经评论员，在《鲁滨孙漂流记》这本虚构的自传体著作中，他让鲁滨孙·克鲁索（Robinson Crusoe）按照“类似借方与贷方”的方式详细记录自己的生活，试图在自己生命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之间取得平衡。如同耶稣会中有关善举和恶行的记录一样，笛福也希望对生命中的善加以衡量。

　　作为利兹市（Leeds）一名成功的呢绒商人和异教徒，1739年，约瑟夫·瑞德（Joseph Ryder）在其日记中写道，他通过写日记和记录账簿，来感恩“上帝的荣光使得人类成为理性生物”。人们把财富视为虔诚举止和优秀核算的产物。正如350年前意大利的天主教徒达梯尼一样，瑞德在日记中记下自己的道德举止，在会计账簿中分析自己的财务情况。对瑞德来说，如果通过对自然知识的学习，解决了产业发展或科技方面的问题并由此积累起财富，那这种成功并不是一种罪恶，而是命中注定的机缘，这是一种全新的思路。丰富的科学知识、完善的账簿记录和细致的会计核算，能够缩短人们与上帝和金钱的距离。会计核算越完善，个人就越能清晰地找到自己的救赎之路。因此，从英国国教教徒、在剑桥接受教育的贵族子弟到大商户、地主、城市商人以及金融家，还有普通人或中层人士，也就是那些受过教育和具备商业头脑的异教徒，在他们的生活中，会计账簿都占据了一个特殊的地位。在英国新教复杂的版图演变过程中，账簿起到了串联弥合的作用。

　　在所有异教徒中，实业家约西亚·韦奇伍德表现得最为突出。他不仅亲身示范了一位勤勉刻苦的异教徒是如何取得成功的，还展示了会计核算在产业项目经营中的重要性，以及在产业革新过程中所能达到的高度。在异教信仰的启发下，韦奇伍德创设了历史上最为成功和最富创造力的公司之一 ——韦奇伍德瓷器公司。它如今依然让人们欣羡不已，一套六人晚餐餐具售价远高于1 000美元。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缘于韦奇伍德对成本会计的广泛研究：对生产时间、人力、原材料、机器设备以及销售等多个要素成本的仔细计算。利用勤勉尽责的工作态度和细致完善的会计核算，韦奇伍德将企业的创新和成功带到了全新的高度，但即使是他，也需要在道德和个人的底线之间取得平衡。他发现，尽管自己一直在利用会计核算，并由此为自己带来了财富，但不见得能够带来自己理想的健康、幸福、自由和社会和谐。

　　沃波尔是一个傲慢贪婪的政客，以奢华的晚宴和霍加斯风格（Hogarthian）的胃口而声名远扬，而韦奇伍德则非常谨慎而满腹道德，他在伯明翰北部的伯斯勒姆（Burslem）打理着自己著名的瓷器工厂，当时工厂院子里立着一座有名的大钟。与沃波尔类似，韦奇伍德个人财富的增长过程也离不开会计核算的帮助；他之所以能够发家致富，并不是由于玩弄政治技巧，而是通过个人的虔诚和勤奋，韦奇伍德认为这些品质有利于净化自己及下属的灵魂。

　　约西亚·韦奇伍德经常向自己的业务伙伴和好朋友托马斯·本特利（Thomas Bentley）吹嘘，通过产业经营，他收获了“财富、名望以及乐善好施的名声”（在他比较坦率的时候，就没那么高尚了，只说销售更多的瓷器会给自己带来“名声与利润”）。韦奇伍德在早期的通信记录中总是提及自然科学的重要性和对政治自由的渴求，但其中也经常夹杂着各种数据信息。形形色色而又十分复杂的复式记账法，正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约1760—1840）的基石。沃波尔熟练运用各种数据，而韦奇伍德则生活在各种数据之中。他喜欢计数，以女王夏洛特（Charlotte）的瓷器订单数据为例，这些瓷器随后成为女王御用瓷器：“相关物件包括12个茶杯和12个茶托、一件茶碟、配有盖和托的糖碟、茶壶、茶托、茶勺、咖啡壶、12个咖啡杯、6件手持的烛台以及6件带叶的瓜碟。”尽管他经常给本特利发一些无关紧要的计算问题，比如建造特伦特河畔的斯托克城（Stoke-on-Trent）运河所需要的成本金额是多少等，但韦奇伍德同时坚信，会计核算能够解决工业生产率和利润率等问题。

　　尽管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经常强调会计核算的风险，但18世纪的英国艺术家往往会反思这个年轻的工业国家黄金年代的傲慢和轻狂。随着利润源源不断地进账，会计账簿记载的信息使得像韦奇伍德那样的成功的英国商人十分开心。英国商人和银行家摆出微笑的姿态，账本摊开放在其办公桌上，这样的绘画场景屡见不鲜。这些绘画是人们对现代会计核算满怀信心的表现。巴林兄弟（Baring Brothers）于1762年设立了一家银行，1995年因为著名的流氓交易员尼克·李森（Nick Leeson）而倒闭，后者同时也是该银行分行的审计师。兄弟俩的绘像由托马斯·劳伦斯爵士（Sir Thomas Lawrence）完成，描绘了二人面对其会计总账沉思的形象，一如探险者把手放在地图上一样踌躇满志。约翰·莫布雷（John Mowbray）是印度的著名商人，绘画中他双腿交叉坐在椅子上，带着一副志得意满的表情，当地报信员给他呈上一份报告，账簿散落在其身旁。一名优秀的会计师不仅能够熟练操控自己的账簿，还能把世界握在手中。

　　但是，这种自信也粉饰了产业经营面临的各种问题。尽管英国商人流露出高度的自信，但他们在会计核算方面取得的进步小得惊人。实业家努力学习工厂经营所需的复杂会计技巧，却经常无功而返。他们的目标，本来是使会计核算能够适应工业生产的需要。韦奇伍德需要计算出其瓷器的生产成本，以此提高效率，并尽量攫取更高的利润。实业家开始学着对工厂进行细致的研究，通过财务分析将生产的每个环节都拆分开来。尽管从中世纪开始就有了成本会计的萌芽，但在劳动力、机器设备和原材料等要素成本的衡量方面，一直没有得到社会广泛认同的通用方法。除非有人可以确定，机器设备的某一新部件是否可以带来收益，否则上述通用方法就难以实现。

　　因此，定期对机器设备的各个部件成本进行记录核算是很有必要的。为了更高效地经营工厂和运营矿山，经理人员需要确定每件工具的价格以及每项生产流程耗费的成本，以此确定某一矿山或者磨坊继续扩张还是关门大吉，正如1774年贵格会领导公司（Quaker Lead Company）试图操作的那样。1777年，会计师和数学家沃德豪·汤普森（Wardhaugh Thompson）针对行业生产，写下了复式记账法应用史上最具开创性的著作之一，并提到了工业利润会计核算所面临的困难。但他同时也说，如果没有会计核算，那就只能“胡猜瞎蒙”了。对于马克斯·韦伯等经济理论家来说，他们认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是历史的进步，但是会计核算和工业管理仍然与数百年前没什么两样。尽管从今天看来，成本会计核算方法显而易见，但当时人们一直对此视而不见。尽管当时公司确实也会定期对其厂房的各项重要生产要素（原材料、人力、机器设备、现金、付款、股份支付、利润和损失）进行会计核算，但整体审计少之又少。

　　但是工厂领导者也知道，准确的会计核算才是他们创造财富的基石。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1736—1819）是一名科学家和蒸汽机的发明者，也是苏格兰长老会的成员，在其众多的工厂和企业经营中，他深切感受到会计核算的重要性。就在瓦特还是一名年轻学徒的时候，他从父亲那里借钱偿还债务，并向父亲报告进展情况，每天坚持，风雨无休，即使在工作12个小时之后，他仍然挤出时间按照复式记账法对此进行详尽完整的记录。

　　瓦特的合伙人马修·博尔顿（Matthew Boulton，1728—1809）认为，实验室、工厂和账簿属于机器设备的组成部分。他声称，科学研究中需要的细致和精确，在账簿记录中也是必不可少的。博尔顿和瓦特合伙创立的公司的首席会计师发明了一种针对商人和企业的特殊会计核算方法，希望能够在一个生产周期内就将企业的真实利润核算清楚。随着工业生产的不断扩张和会计信息的与日俱增，像瓦特这样的实业家面临需要记录的金融票据不断增多的难题。实际上，复印机正是瓦特发明的，其运作原理是，将特定的薄纸挤压在强力墨汁上，使墨汁能够在下一张页面上显现，这正是瓦特面对会计抄录员短缺的情况时，保存其公司的财务资料的方法。会计核算对于公司的竞争优势十分重要，正是由于意识到这一点，瓦特还暗中侦察其他公司，观察它们如何做账。会计核算方法可以成为商业秘密，瓦特是最早认识到这一点的人之一。

　　与瓦特类似，约西亚·韦奇伍德也是一位强势角色。他追求的不仅仅是名声和金钱；通过其女王御用瓷器，他希望能够“让世界大吃一惊，因为我很讨厌在你知道的事情上浪费时间”。1765年，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当时英格兰王后夏洛特下单定制了一整套瓷器。韦奇伍德是个急性子，在他身上，谦逊真诚的品质让位于不加掩饰的傲慢。他坚定不移地认为，皇家订单将带来需求，并进一步夯实自己的瓷器制造厂的显赫名声。韦奇伍德设计了一种营销策略。他给自己的业务伙伴本特利写信，要他留意公司精英客户中的英国贵族人士，因为这些人属于“时尚风潮的塑造者”。国王乔治三世（GeorgeⅢ）很快就有样学样，用上了全套的带有手绘花草的女王御用瓷器，一如当时全世界的朝臣和外交大臣。1770年，英国驻俄国大使卡思卡特勋爵（Lord Cathcart）预定了一整套瓷器，将其献给了伟大的凯瑟琳女皇（Empress Catherine the Great）。

　　尽管女王御用瓷器大获成功，但1769年，韦奇伍德遇到了现金流的问题。对于寥寥无几的贵族客户购买的昂贵产品，公司的支出很多，赚的钱却很少。韦奇伍德担心，仿制古代的花瓶样式“给公司带来的利润和损失一样多”。自相矛盾的是，对韦奇伍德来说，更多的业务订单却意味着会带来更多的损失。他给业务伙伴本特利写信说：“一定要镇定，要全身心地投入生产。”到年底的时候，他们制造出价值12 000英镑的瓷器，却欠下了4 000英镑的债务。

　　菲利普二世也感同身受，这位优秀的产业人士也发现，会计核算十分棘手：“过去整整一周，我一直感到困惑不解，希望能确定合适的数据，找到合适的方法，来核算出每项产成品所对应的制造成本、销售费用、亏损和赢利状况等。”因此，韦奇伍德希望从书中找到答案，但他的困惑没有得到丝毫缓解，即使其计算过程看起来考虑了生产费用因素，但计算出的货物生产和销售费用只有实际水平的一半。他要求本特利重新核对会计账簿，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错在何处。

　　韦奇伍德开始进行会计核算创新。他计算了折旧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和资金的利息。他将费用细分成14类，从“童工和杂项人员工资、仓库和保管费用”、“事故开支”到“租金、损耗以及偶发费用”等。他向本特利解释了自己是如何核算这些项目的，一行行地分类计算，细化到黏土的颜色。

　　他的笔记中记满了会计信息，其唯一的目标就是降低人力成本。他说，利用自己的账簿记录，他能够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出更多的产品。韦奇伍德推断，可以大规模生产超级优质的陶瓷产品，并覆盖生产成本。在仔细研究账簿记录之后，韦奇伍德观察到生产成本的复杂变动情况，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像“时钟发条”一样移动。工厂就是一台机器，按照固定的时间间隔，像宇宙一样运转不息。通过会计核算，韦奇伍德清楚地看到，他能够对各个时间段的劳动力进行精准定价。

　　借助会计记录，韦奇伍德再也无须猜测各类成本信息。他一直对那些醉醺醺的“毫无价值的工人”颇有微词，如今他可以对其实施更加高效的管理。他知道，与成人劳动力相比，童工的成本更低，效率更高，因为他们按件取酬而非按日取酬。他甚至根据历史数据来计算未来的销售情况，并设计了未来“扩大销售规模的途径”。他还对消费者心理学有着深刻的洞见。他也意识到，富人并不介意支付稍微高一点的价格，但这种价格的细微差别可能会让“中等收入人群”望而却步。因此，他需要同时为富人和中产阶级设计出相应的产品。

　　此外，韦奇伍德还通过计算得知，其主管会计正在中饱私囊。韦奇伍德意识到，作为公司的最终审计者，搞清楚成本费用和舞弊事件的唯一方式，就是持续、实时地开展审计。他派自己信任的会计师彼得·斯威夫特（Peter Swift）“帮忙检查和搞定各种问题，这样自己就可以每周通过周一的邮寄系统，按照自己预先与彼得沟通的方式，及时看到公司的会计信息，从而推动经营所需的业务信息的搜集整理工作步入持续循环的动态轨道”。为了保证审计工作的有效开展，数据核算和审计工作将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

　　韦奇伍德不仅创立了细致详尽的成本会计核算法，从而可以对生产成本、劳动力和产品定价等进行得心应手的管理，他还提出了一系列会计理论。他有关成本会计的著述，属于经济学发展史上最基础的理论。韦奇伍德开创了分类法或者说是成本序列法，以此来对可能发生的成本做出预测。因此，在他的会计等式和管理方法中，就出现了概率论的身影。

　　扬·普罗沃斯特（Jan Provost），《死亡与守财奴》（Death and the Miser），16世纪早期。藏于比利时布鲁日格罗宁格博物馆（ © Lukas—Art in Flanders VZW/Hugo Maertens）。荷兰人和佛兰德人的艺术大师绘制这幅警示作品，一方面是为了祝贺民众在会计核算方面的优异表现，另一方面也是发出警告，即人类是无法完全结平其账目的。人类需要向上帝做出说明，上帝终将做出最后的清算。

　　亨德里克·特尔·布吕根（Hendrick ter Brugghen），《圣马太的呼唤》（The Calling of St. Matthew）。藏于荷兰乌得勒支中央博物馆（ © Collection Centraal Museum, Utrecht）。作为会计师、银行家和香料商的守护神，马太表达了有关金融财务方面的两难情境，揭示了基督徒面临这样一个重大的道德困惑：管理资金和赚取利润，到底是不是不道德的？马太坚持认为，资金财富必须由能掌控的人按照诚信道德的方式加以管理，但与此同时，这依然属于世俗的不道德行为。如今我们依然没有摆脱这种道德方面的模棱两可。

　　汉斯·梅姆林，《末日审判》（Last Judgment），中联，约1467—1471年。藏于波兰格丹斯克波莫瑞博物馆［图片来源：斯卡拉/纽约艺术档案馆］。美第奇银行布鲁日分行的负责人塔玛索·波尔蒂纳里委托汉斯·梅姆林绘制了《末日审判》这幅作品。在这幅作品中，大天使圣米迦勒手持最终清算的天平，对每个人的灵魂进行称量，以此确定谁将坠入地狱。人生与艺术作品是如此的类似，1477年，波尔蒂纳里因为进行投资冒险而让美第奇银行一蹶不振，自己也因此贫苦交加，被人们鄙视。

　　弗朗西斯科·萨塞蒂，机密账。藏于意大利佛罗伦萨国家档案馆，应商品文化活动和旅游部部长要求，归于卡特·斯特罗齐安（Carte Strozziane）杂集。美第奇银行首席会计师弗朗西斯科·萨塞蒂的秘密会计账簿信息显示了他作为会计师的失败之处。15世纪70年代初，当这些账簿信息被记录下来的时候，萨塞蒂已经对自己负责的审计工作和账簿记录毫不关心，美第奇银行也已经濒临崩溃。

　　多梅尼科·基尔兰达约（Domenico Ghirlandaio），《教皇洪诺留三世确认方济各会会规》（Confirmation of the Franciscan Rule by Pope Honorius Ⅲ），约1485年。意大利佛罗伦萨圣三位一体教堂萨塞蒂礼堂中殿的细节内容（图片来源：斯卡拉/纽约艺术档案馆）。萨塞蒂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严格的会计核算和银行经营管理上，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佛罗伦萨的圣三位一体教堂对基尔兰达约的萨塞蒂礼堂的修建上，这是新柏拉图主义城市建筑艺术的代表作。他不再将自己视为一名会计人员，而认为自己是对主虔诚且博学多才的大贵族，在作品中，萨塞蒂让自己与其雇主、佛罗伦萨的统治者——“尊贵的”洛伦佐·德·美第奇站在了一起。

　　1488年。藏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图片来源：纽约艺术档案馆）。这幅作品的出名之处，在于该作品缺乏与主题的联系。这幅绘像并不是当着萨塞蒂的面绘制的，因为当时他正出发前往里昂，处理里昂分行的经营失败问题，因此把这幅绘像留给自己的儿子作为纪念。他曾经是一位经验丰富且广受赞誉的会计师，但美第奇银行因他而逐渐衰落，当他返回佛罗伦萨的时候，美第奇银行已经不再是一个庞然大物了。

　　雅各布·迪·巴尔巴里，《弗拉·卢卡·帕乔利绘像》（Portrait of Fra Luca Pacioli），约1500年。藏于意大利那不勒斯卡波迪蒙特博物馆［图片来源：阿尔弗雷多·达格利·奥尔蒂（Alfredo Dagli Orti）/纽约艺术档案馆］。这幅著名的作品描绘的是第一本复式记账法印刷手册的作者帕乔利的形象。帕乔利作为数学和会计教师的形象是这样的，绘像中的他站在前面，而他的学生和赞助人，吉多贝多·达·蒙泰费尔特罗，即乌尔比诺公爵站在他身后。从此以后，绘像中再也不会出现会计师与贵族人士并肩而立的情景了。

　　扬·戈塞特（Jan Gossaert），《一位商人的肖像画》（Portrait of a Merchant），约1530年。藏于华盛顿国家美术馆。16世纪初的时候，安特卫普及其周边的市镇已经成为世界贸易和会计实践的中心。扬·戈塞特这幅著名的作品，赞扬了成功的荷兰商人扬·斯努克·雅各布斯（Jan Snouck Jacobsz，约1510—1585）积攒的巨额财富，以及相应运用的相应会计核算技巧。

　　昆汀·梅瑟斯，《银行家和他的夫人》，1514年。藏于法国巴黎罗浮宫（ © RMN-Grand Palais/图片来源：纽约艺术档案馆）。昆汀·梅瑟斯的绘画作品研究的，是商人在打理好自己的金钱事务的同时，又要做一名虔诚的基督徒，这种修行是如何实现的。请注意，银行家的夫人手里拿着一本光彩夺目的祈祷书，书页上有圣母马利亚的图像，作为作品背景的书架上还陈列着账簿资料和汇票。

　　马里努斯·范·雷莫斯维勒，《货币兑换商和他的夫人》（The Moneychanger and His Wife），1539年。藏于西班牙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 © Museo Nacional del Prado/图片来源：纽约艺术档案馆）。针对梅瑟斯作品的一个后期版本，马里努斯·范·雷莫斯维勒消除了作品中的宗教色彩，而是以会计账簿代替了诗篇，因此在赞扬佛兰德人在会计核算方面取得的丰功伟绩的同时，也歌颂了良好管理模式所具备的优势。

　　昆汀·梅瑟斯，《货币兑换商》（The Money Changers），约1549年。藏于西班牙毕尔巴鄂博物馆（图片来源：阿尔弗雷多·达格利·奥尔蒂/纽约艺术档案馆）。到了16世纪40年代前后，昆汀·梅瑟斯及马里努斯·范·雷莫斯维勒等艺术家开始将会计核算描绘成潜在的诈骗和不道德的财务活动。梅瑟斯和范·雷莫斯维勒都创作过许多版本，它们描绘了这些可能是犹太人身份的货币兑换商或收税员的靠不住的形象。

　　马里努斯·范·雷莫斯维勒，《两名收税员》，约1540年。藏于伦敦国家博物馆（ © National Gallery，London/图片来源：纽约艺术档案馆）。在这幅描绘收税员记账的绘画作品中，范·雷莫斯维勒形象地刻画了会计师所用的工具：总账簿、汇票、印章以及文件夹。但他同时将财务管理与扭曲的人物形象以及讽刺意味十足的头饰联系在一起，可能是希望展示人类贪婪的愚蠢和希望实施财富管理的奢望。这幅作品不仅没有称赞会计核算和商业经营，反而对于过度信任财务核算和管理的情况发出了警告。

　　扬·德班（Jan de Baen），《维特兄弟的尸体》（The Corpses of the De Witt Brothers），约1672—1675年。藏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德·维特自身财务和会计核算的复杂程度，及其对荷兰共和国政治模式的描绘，完全可以充当现代政治的典范。尽管如此，1672年，德·维特及其兄长还是被权势无双的奥兰治亲王同时处置。在亲王的命令下，一群暴徒将他们逮捕并秘密处死，把他们的手指和脚趾剁了下来，并吃掉了他们的内脏。

　　威廉·霍加斯，《婚后不久》，1743—1745年。藏于伦敦国家博物馆（ © National Gallery,London/图片来源：纽约艺术档案馆）。这幅作品生动描绘了罗伯特·沃波尔执政时期的英国精英阶层对待会计核算模棱两可的态度。作品展示了子爵一夜寻花问柳或者与情妇共度春宵之后，宿醉未醒，斜靠在椅子上，而他的夫人在经历了整夜的牌局之后刚刚醒来的情景。管家满怀厌恶地走开，手里拿着各种数据和主人明显无法结平的账簿资料，而管家对此显然了无兴趣。

　　约西亚·韦奇伍德和他的儿子们制作的雅克·内克尔（Jacques Necker）的深蓝色碧玉浸花徽章，约1770—1800年。藏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作为约西亚·韦奇伍德价值不菲的碧玉瓷器中的代表作，这个圆形浮雕刻画的是法国首相、《上国王书》（Accounts Rendered to the King）的作者雅克·内克尔的形象。韦奇伍德观点激进的异教徒好友努力争取的政治理想得到了内克尔的支持，韦奇伍德通过出售政治人物的浮雕形象获得了不菲的利润，并让自己的会计账簿保持平衡，为此他感到十分满意。

　　托马斯·希基（Thomas Hickey），《约翰·莫布雷与其理财师巴尼安》（John Mowbray with His Money Agent, Banian），约1790年。藏于大英图书馆（ © British Library Board/图片来源：Robana/纽约艺术档案馆）。截至18世纪中叶，英国产业主和殖民主义者在会计工具的使用上大获成功，他们由此攫取了前所未有的巨额财富。他们对自己作为财务管理人的角色充满了信心，由此在当时出现了众多的以顶级英国商人为原型的人物绘画作品。这幅作品描绘了莫布雷微笑着注视会计账簿的情景。一个世纪之后，在狄更斯生活的年代，这种对会计核算的乐观自信情绪将逐渐消退。

　　本杰明·富兰克林，“在如何记账方面给邮局副手的指示”，费城，1753年。藏于宾夕法尼亚历史学会。本杰明·富兰克林十分喜欢记账。他拥有复式记账账簿，撰写有关会计核算的文章，甚至在账本上记录下自己的事迹。在担任英联邦美属殖民地邮政局局长期间，他给每家邮局都设计了这种账簿。其不仅向每位邮政局局长说明了如何记录邮政账目，还包括一份有关复式记账的迷你手册，这样一来，每个来到邮局的人都可以借此学会会计核算的基本知识。富兰克林认为，这些知识在日常生活中是至关重要的。

　　《上国王书》，内克尔，巴黎，1781年。藏于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珍本典藏馆珍本部。《上国王书》是路易十六的下属法国财务大臣雅克·内克尔所做的最终记账结果，也是他具有历史意义的最畅销作品。一位政治家宣称取得了财政盈余（当时有1 020万里弗），并认为这属于自己的政治功绩，这种举动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内克尔开启了这样一种传统，利用庞大且时常不准确的数据作为政治宣传的工具，这种老套的惯例如今依然屡见不鲜。

　　美国财政部公报《从入职财政部到1781年12月31日，在财务总监的授权之下，对财政资金收支情况的概述》（A general View of Receipts and Expenditures of Public Monies, by Authority from the Superintendent of Finance, from the Time of his entering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Finances, to the 31st December, 1781），1782年，费城。藏于费城图书馆公司。受内克尔的《上国王书》的启发，美国财务监督官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公布了自己掌握的美国政府财政账户信息的复印件。对美利坚缔造者来说，透明的会计信息成为重中之重，并在《宪法》第一条第九款中将其确立下来。

　　亨利·戴维·梭罗，《瓦尔登账簿》（Accounts from Walden），1846—1847年。亨廷顿MS 924，第1卷第59页（图片来源：加利福尼亚州圣马力诺亨廷顿图书馆）。作为美国超验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亨利·戴维·梭罗试图通过抵制有形的财物，回归大自然，达到某种纯粹的精神状态。他的经典著作《瓦尔登湖》（Walden）的工作笔记，包括了这些珍贵的表单，他利用会计核算的原则进行反推，试图计算出自己维持生存所需要的最低成本。

　　而对韦奇伍德来说，这一切革新都结出了丰硕的果实。1773年，一场价格动荡席卷了整个欧洲，对陶瓷和其他消费品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而韦奇伍德已经降低了生产成本，制定了价格策略，提高了生产能力，并开拓了国际市场。正如我们所知，韦奇伍德的品牌源远流长，它扛过了长期以来经济危机的冲击，韦奇伍德继续自己的发家史并成为一方巨富。1795年，当他去世时，人们估计他的财富达到了50万英镑（以当前价值看为4 500万欧元，但这笔财富在18世纪从购买力角度来看要多得多）。

　　达梯尼把自己的财富留给了天主，而韦奇伍德则留给了家人。他经营的业务将会“满足全世界人类的需求并为他们带来幸福”。与传统的异教徒总是感觉低人一等不同，韦奇伍德傲气十足，甚至因为自己的成功而目空一切。尽管韦奇伍德满怀自信，但即使是他也常常担心，自己的成功只建立在脆弱的基石上。随着社会差距的逐渐拉大以及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带来的影响，英国社会对改革，特别是会计体系改革的需求日益迫切。但是，对于彻底的变革，如今已经富甲一方的韦奇伍德表示十分厌恶。这位异教徒已经成了现有制度体系的重要支撑。

　　英国政府内部的会计核算改革进展几近于无，原因之一就在于，从沃波尔执政以来，政府已经具备了管理其公共债务的能力。但是，美国独立战争给欧洲带来一场财务风暴，在使其殖民地独立自主的战争中，法国和英国不得不竭尽全力筹集军费开支。英国先于法国遭受冲击，社会上对天主教的抵触情绪加上工人工资的下降，引发了1780年的戈登骚乱（Gordon Riots），这场骚乱损坏了伦敦城1/5的建筑，让有产精英惊惧不已。改革势在必行。反对者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应当维持现状，另一派则呼吁彻底实施改革，甚至是爆发革命。

　　当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和威廉·温德汉姆·格伦维尔（William Wyndham Grenville）等辉格党议员在改革问题上寻求解决北美战争引发的危机的方法时，韦奇伍德的异教徒朋友理查德·普赖斯（Richard Price）等人旧事重提，抛出了救助基金的老办法。普赖斯在《对民主自由、北美战争和王国债务及财务等问题的总体说明和补充》（Two Tracts on Civil Liberty，the War with America, and The Debts and Finances of the Kingdom with A General Introduction and Supplement，1778）一文中呼吁，需要有一个“为被统治的民众利益服务”的政府，而不是“贪得无厌”的寡头政治，向着权贵和囤积居奇的富人的利益倾斜。普赖斯警告说，最大的危险在于政府债务。即使在1783年皮特当选首相之后，政府债务依然在持续攀升。到1788年的时候，英国政府70%的税收收入都用于偿债，政府债务总额从沃波尔时的4 000万英镑，膨胀到1784年令人震惊的2.5亿英镑。普赖斯原先被认为是异教徒中的激进分子，后来议会赞扬他是“能干的核算师”，“核算师”如今成了一种赞誉之词。其著作包含了数百页的计算公式和账户资料，展示了他所提议设立的救助基金将使政府债务逐步消减。

　　皮特政府最终给那些有资历但人微言轻的议会账簿委员会成员赋予了真正的权力，希望他们对政府开支进行监督。皮特政府需要更多的收入，于是，他试图把政府会计核算这些传统的手段再次利用起来。在皮特的监督下，1785年7月15日，委员会在唐宁街举行了第一次会议，随后又赶往苏格兰场（Scotland Yard）对审计师预付款账户进行检查，这些审计师要负责对所有皇家官员进行审计。他们的目标是，对全部账户进行检查，然后把它们合并到一份预算报告中。众多检察官和委员都将开展审计工作，对报告进行检查核对，记录和发回反对意见，并进行二次核查，然后才把正式报告呈送给财政大臣，财政大臣将会协助做出最重大的财务决策。

　　1806年，皮特的前任秘书乔治·罗斯（George Rose）写道，公众对财政账户信息了解得如此之多，这在英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罗斯认为，按照复式记账法记录国库的收入和支出情况，同时向公众公开这些信息，将会极大地缓解公众的担忧情绪。战争的爆发、经济危机、巨额债务以及社会冲突等，一系列因素综合起来，推动了异教徒梦寐以求的众多会计核算改革的诞生，成立一个民主共和政府一直是他们的理想。尽管皮特和普赖斯实施了改革，罗斯也大声呼吁，但许多委员也承认，他们仍然难以搞清政府账户情况。直到50年后的1832年，账簿委员会才推动改革真正完成。

　　有人认为韦奇伍德对于这些改革将十分乐见其成，或者至少会积极参与。毕竟，他是当时最伟大的会计师之一，还是一名异教徒，也是激进的改革派的亲密朋友。韦奇伍德曾经抱怨道，任何不享有选举权的人，都可以被归于奴隶的行列。对于奴隶制本身，以及英国那些在北美战争中带来“灾难”的“顽固的统治阶层”，他也进行过辛辣的讽刺。但他对政治毫无兴趣。韦奇伍德的书信记录显示了一位功成名就人士的消极态度。他希望，自己身为异教徒的老友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可以有更多的“休闲”时间，而不要把那么多精力投入激进的传教活动中。1791年，约瑟夫还因此从英国跑到了宾夕法尼亚。韦奇伍德十分怀念欧洲各国的君主及其治下的大贵族，他仍然需要他们的订单。随着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英王室的首席瓷器生产商以及曾经给全世界提供服务和带来幸福的人，对于自由已经不像往常那么上心，而是更热心于制作鼻烟壶，这些鼻烟壶上绘有法国财政部部长雅克·内克尔的头像，更具预言意味的是还绘有国王路易十六的革命兄长德奥尔良公爵（Duke d'Orléans，很快他的兄长就在断头台上与其告别了）的头像。世界正处于革命变动之中，异教徒认为他们的契机已经来临，而韦奇伍德正全身心地投入浮雕陶瓷的制作当中。

　　1791年，就在伯明翰地区的普里斯特利骚乱（Priestley Riots）爆发后不久，韦奇伍德写信表示支持。这场骚乱被人诱导，走向了抵制异教徒、抵制韦奇伍德的朋友进行颠覆性布教的道路。韦奇伍德家族的老朋友，作为科学家和异教徒传教士的普里斯特利是氧元素的发现者、工业生产的坚定信徒，也是一位坚持不懈捍卫政治和宗教自由的斗士。韦奇伍德支持普里斯特利，反对那群暴徒将其教堂焚毁的行径。但是，在韦奇伍德读到普里斯特利声称支持法国大革命并要求英国建立民主政府的呼吁书后，对于进行武装反抗的要求，他表示反对，并建议双方保持冷静。韦奇伍德对于自己革命好友的不以为然已经显而易见，在这一点上，作为前激进分子的詹姆斯·瓦特与他意见一致。瓦特也警告普里斯特利说，“就在大不列颠处于前所未有的繁华盛世”之时，其他国家正因为革命而动荡不休，因此，他认为“推翻一个有为政府”的做法是愚蠢的。

　　普里斯特利因考虑自身安全而逃到美国费城，在那里，他受到费城市市长和本杰明·富兰克林革命英雄般的欢迎。在此之后，韦奇伍德的书信记录里再也看不到任何激进的言论了。在写给密友伊拉斯谟·达尔文（Erasmus Darwin）博士的信中，韦奇伍德仍然集中精力，试图计算出一套完善运作的水运系统能给英国带来多少好处，后来伊拉斯谟斯·达尔文的儿子罗伯特迎娶韦奇伍德的女儿苏珊娜（Susannah），两人生下的孩子查尔斯·达尔文成了进化论的开创者。就在这样一个革命此起彼伏的时代，韦奇伍德依然固守着自己偏爱的底线，同时也是他留给后代的遗产：完善的生产管理和针对中产阶层的陶瓷餐具。

　　但是连那些位于伯斯勒姆的十分成功的工厂也面临着严酷的现实。工业污染给韦奇伍德的工人及其家庭带来的影响，让他不禁怀疑，为什么科学技术没有更好地推动人类的进步和发展。随着战争和骚乱革命的乌云将欧洲大陆笼罩，结核病开始在韦奇伍德家族及其他产业家庭中肆虐。约瑟夫·普里斯特利及詹姆斯·瓦特的女儿都患上了结核病，而韦奇伍德工厂生产中产生的铅粉和煤灰，也给约西亚的儿子汤姆的肺造成了损害。晚年的时候，詹姆斯·瓦特写道：“我发现它（金钱）既不能买来健康，也无法带来幸福，如今美好的一切都已经荡然无存。”韦奇伍德一贯相信科学的力量，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他拿出资金为找到这些疾病的治疗方法而展开研究，但从内心来讲，他对利润和工业生产的关注，要远远超过医疗进步和人类的幸福。对现代工业的恐惧，给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等浪漫主义诗人带来灵感，他们哀叹道，工业生产是英国大地上的“毒药”，让黑暗的阴影笼罩了“高山河谷”。工业大生产时代确实出现了很多问题，而即使像韦奇伍德这样真正的天才，也根本无力负担起这样沉重的责任。

　　最终，尽管韦奇伍德作为创新者利用会计工具试图保持现状，但对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来说，会计工具可以在社会文化变动和发展过程中发挥更加广泛的作用。亚当·斯密借助会计信息提出了自由市场理论。正是在《末日审判书》（土地调查清册）这样的古代账簿文献中，亚当·斯密称其为“极度不完善的账簿”，他看到了无形的市场价格之手的运动轨迹。借助法国、英国和苏格兰的食品市场账簿记录，他对价格变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作为一位道德思想家，斯密在理论探索过程中，将会计数据与商业道德和自由市场结合在一起，为增进人类福祉设计出一整套运作模式。

　　英国新教徒思想家在注重利润的会计核算基础上更进一步，试图在测算工业生产的同时，对人类的幸福也进行量化。1781年，实用主义哲学家杰里米·边沁试图利用“快乐幸福的微积分学”对“最大幸福原理”加以解释，这是一种测度幸福的复式记账法。边沁要求对幸福和痛苦按照以下方式进行记录：“一方面把幸福产生的价值加总起来，另一方面把痛苦的分量汇集起来。”他认为，最后得到的余额，就能够显示个人好的特点和坏的习性，个人就可以尝试改善自己的生活，而且无须去追求救赎，只要抓住世俗的幸福就够了。

　　因此，会计核算这门学科就成为一种针对幸福、福利和个人价值的思考方式，而不再局限在原先的底线范围之内。边沁指出了韦奇伍德根本不会意识到的内容：宗教推崇的勤勉刻苦，既会带来幸福，也会带来痛苦。同企业经营一样，人类生活所面临的挑战在于，需要在财富本身之外追逐幸福并实现平衡。但在18世纪末期，人类幸福和商业经营之间的协调依然是空中楼阁。正如普里斯特利试图向韦奇伍德所传达的，世界上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许多人觉得，只有通过革命实施清算，才能够为人类带来自由和幸福。 中信出版2020年度好书-经济管理（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