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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 巨额债务、天量数据及法国大革命

　　陛下……要模仿英国，公开账户信息……这实在有损国家的形象……

　　——法国外相韦尔热讷伯爵向路易十六的陈述，1781年

　　50年之后，弗朗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所制作的英国预算数据手册，依然难以在欧洲或美洲找到类似的身影。要想使会计信息成为社会参政议政、传播信息的一种方式，需要法国人展开一场有关数据的辩论，也需要法国大革命的强力推动。在对会计数据和政府诚信展开辩论的最初时刻，人们对各类数据就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法国大革命的爆发，部分针对的是政府执政的诚信和财务数据的准确。这场斗争将政府账户信息在现代政治管理中的应用普及开来。

　　会计核算和诚信执政的社会思潮在法国而非荷兰或英国一直绵延不断，这一点让人感到十分惊奇。我们知道，荷兰的政治领导者熟练掌握会计核算知识，而且政府行政管理相对开明。英国的议会体制、立宪政府和负责债务管理的中央银行等相互作用，组成的财务问责机制是18世纪专制统治下的法国所不具备的。也许正是开明政治管理体制的缺乏，才使法国人对公开账户信息和实施政府问责的政治诉求以更加猛烈的形式爆发出来。

　　[1] Marc Nikitin, “The Birth of a Modern Public Sector Accounting System in France and Britain and the Influence of Count Mollien,” Accounting History 6, no. 1 (2001): 75-101; Yannick Lemarchand, “Accounting, the State and Democracy: A Long-Term Perspective on the French Experiment, 1716-1967,” LEMNA WP 2010 43 (2010): 1-26; Seaward, “Parliament and the Idea of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in Early Modern Britain,” 59. In English, this clearly meant both financial and po liti cal accountability. In Romance languages, accountability is still translated as“responsibility.” Also see “Accountability” in the OED. On En glish public accounting, see William F. Willoughby, Westel W. Willoughby, and Samuel McCuneLindsay, The System of 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of Great Britain: A Report (New York: D. Appleton, 1917); P. G. M. Dickson, The Financial Revolution in En gland, 81; John Torrance, “Social Class and Bureaucratic Innovation: The Commissioners for Examining the Public Accounts 1780-1787,” Past and Present 78(1978): 65; Henry Roseveare, The Trea sury, 1660-1870, 1.

　　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在1778年的巴黎之行中，写下了为众人所关注的著名观点，那就是与时代已经格格不入的法国君王及手握种种特权的贵族阶层故步自封，把自己局限在纸醉金迷的小圈子里，丝毫不管大多数法国人已经日益陷入水深火热的贫苦境地。政府也曾经努力削减开支，即便如此，面对政府可能在债务利息方面违约的威胁，市场利率水平依然一路飙升。要想降低政府债务水平，抑制通货膨胀和利率水平的飙升，唯一的方法就是向法国那帮不可一世的贵族和大地主征税，因为这些人虽然不足总人口的3%，却掌管着全法国90%的财富。100多年来，对于征收5%以上税率的改革努力，或者其他所有的改革措施，法国的精英人士一直进行着坚决的抵制，他们尤其反对对国家财政账户进行审计，认为这是掌握他们手中所持财富的第一步，能征税就更好了。

　　法国会计核算和问责的文化传统一直存在，却只限于一小群商业经营者和政治经济学家的范围内。1716年，路易十四去世一年后，在摄政王菲利普·德奥尔良（Philippe d'Orléans）的破产政府统治下，承担着对“税收农场”这一私人征税体制实施改革任务的财政官员，也就是力主改革的巴黎兄弟制订了改革方案，试图理顺征税体制，并对独立的收税员的工作进行审计。1716年7月10日，他们发布法律声明，要求所有收税员和政府会计师上交其收据资料，并记录日记账，以供当地的会计“管控者”进行审计。他们将把各地的管理用日记账综合起来，编成按照复式记账法记录的总账。作为这部法律的一部分，会计手册的简略版被巴黎兄弟通过海报方式向社会公开。他们声称，曾经专属于商人和会计师业务领域的会计知识，如今将成为政府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

　　[2] Yannick Lemarchand, “Introducing Double-Entry Bookkeeping in Public Finance,” Accounting, Business, and Financial History 9 (1999):228–229.Forthe posters, see “Modelles des Registres Journaux que le Roy, en son Conseil,Veut et ordonne estre tenus par les Receveurs Généraux des Finances, Caissier de leur Caisse commune, Commis aux Recettes générales, Receveurs des Tailles, Et autres Receveurs des Impositions (... ). Execution de l'Edit du mois du juin 1716. des Déclarations des 10 Juin 1716. 4 Octobre & 7 Décembre 1723. Et de l'Arrest du Conseil du 15 Mars 1724 portant Réglement pour la tenuë desdits Registres-J ournaux (1724).”

　　毫无意外，这些改革措施遭到了强烈的抵制。收税员采纳复式记账法的进度十分缓慢，这既是因为学习这种方法有一定难度，也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放弃自己借助征税权谋利的特权（或者是出于对巴黎兄弟争夺权力和可能独揽大权的担心，他们本身就是令人生畏的政府财政官员）。这种情况的变化，恰逢1716年约翰·劳的通用银行（Banque Générale）的设立及其密西西比计划的发端。对这位才华横溢但最终带来灾难性后果的苏格兰人财务官来说，清晰的账簿核算并非优先考虑的工作内容。在金融界和旧贵族（他们畏惧征税，抵制任何对自身特权的冲击）的敌对，以及劳本人广泛的影响下，1720年，巴黎兄弟遭到了放逐。而皇恩雨露变幻莫测，1721年，在劳的密西西比泡沫破灭后，法国政府无力应付这场财务危机，首相红衣主教杜布瓦（Dubois）又把他们召集回来。

　　尽管巴黎兄弟从来没制订出与沃波尔救助计划类似的应对方案，但在接下来的4年时间里，他们还是继续推进会计体制改革。对他们来说，会计核算改革不仅是可以用来推动整个国家发展进步的手段，也是前所未有的治国理政工具。在一篇可能是为政府管理提出建议的秘密报告中，克劳德·帕里斯·勒·蒙塔涅（Claude Pâris Le Montagne）声称，实现“政府平稳有序运行”的唯一途径，就是借助复式记账法实现财务问责制度。他坚持认为，对私人包税商等影子金融（shadow finance）行为秘而不宣，是不利于专制君王统治的稳固的。他警告说，遮掩将会导致腐败，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通过“踏实的几何方案”，按照复式记账法记录的“客观数据表格”，对各省财政情况实施“整体掌控”。他由此总结道，公开信息和复式记账核算法构成了“公众利益”的基石。

　　[3] Claude Pâris La Montagne, “Traitté des Administrations des Recettes et des Dépenses du Royaume,” (1733) AN 1005, II: 3-8, 48-49, 55, 66, 336. It is not clear if this treatise was earlier than the 1733 date on the manuscript. On the Pâris brothers' accounting reforms of the 1720s, see Declaration du Roy concernant la tenue des Registres Journaux (Versailles: October 4, 1723), 1, which codied in law the practice that all “Accountants, Trea sur ers, Receivers, Cashiers,Accountant's Apprentices in our Finances, Tax Farms and depositories of public funds” would have to follow a strict law of daily double-entry accounting by keeping a “Daily Register.”

　　尽管实施了一系列改革，但巴黎兄弟的行为对政府的大政方针没有产生持续的影响。在劳主导的经济泡沫破灭的冲击下，无论公众还是政府人士，都很少有人能够完全理解会计核算和政治问责的基本概念。法国并非商业文化浓厚的英国，法国摄政王也与荷兰人相去甚远。此后，巴黎兄弟抱怨道，摄政王“从没有翻看过账簿（政府财务总账）首页之外的内容”。对于围绕法国科学院报告展开的争论，巴黎兄弟原本寄予厚望，但这场辩论从未触及问题的实质。

　　在法国经济辩论中占据优势地位的是重农主义者，这些具有创新意识的经济学家认为，农业生产和自由市场才是财富的源泉。重农主义者有宏伟的想法，其理论也注重数据信息，但是对于哈奇森或者巴黎兄弟所做的那些针对会计账户和政府预算的财务分析，他们从未涉及。其中最著名的观点，是由弗朗斯瓦·魁奈（François Quesnay）、文森特·德古尔内（Vincent de Gournay）以及安妮-罗伯特-雅克·杜尔哥（Anne-Robert-Jacques Turgot）等法国经济学家提出的，也就是广为人知的自由放任政策（laissez faire），这是一种基于市场自由法则的商业理论。在亚当·斯密提出其观点之前，这些经济学家希望，通过提高政府补贴、实施价格管制和行业垄断，“看不见的手”将推动农业生产，提高国民财富水平。在一个自动平衡调节的市场中，并不需要政府采取大规模的财务管理。尽管魁奈利用数学知识对经济理论进行了研究，戴高乐以及杜尔哥也都是熟练的会计师，但他们出版的著作很少会包含关于复杂数据、账户信息或者政府预算的分析内容。就在英国人对政府税收凭据、借款利率以及救助基金等争论不休的时候，法国人却生活在一个金融信息的孤岛上，造成这种局面的，正是他们信奉秘密主义的专制君王。

　　但是，重农主义者和自由市场的开创者也认为，政府债务将有损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事业的进步。他们的观点与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观点不谋而合，休谟在1751年形容政府债务是“危险”且“不顾后果的”，最终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极大的危害。对于政府选择财政盈余还是财政赤字，休谟以预见式的词汇进行了描述：“一国如果不能解决政府债务，那政府债务就将毁灭这个国家。”回顾历史，休谟就如先知一般：1776年，面对难以偿还的债务和巨额政府财政赤字，法国王室早已经濒临破产。事实确实如此，1789年，当革命的洪流席卷而来的时候，法国社会的旧秩序被扫荡一空。但是，国家依然存在，因此，政府债务也并未消失。问题在于如何才能对其加以管理。

　　[4] David Hume, “Of Public Credit,” in Essays, Mo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 2:ix, 2, and 2:x, 28; J. G. A. Pocock,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496-497; Istvan Hont, “The Rhapsody of Public Debt: David Hume and Voluntary State Bankruptcy,” in Jealousy of Trad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the Nation-Stat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d. Istvan Hont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Press, 2005), 326; Eugene Nelson White,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Government Finance, 1770-1815,”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5, no. 2 (1995): 229; Michael Sonenscher, Before the Deluge: Public Debt,In The qual ity, and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Princeton,NJ:Prince 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1-3; Dan Edelstein, The Terror of Natural Right: Republicanism, the State of Natur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102; Edmund Burke, Reflection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Readings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ed. Keith Michael Bak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432.

　　法国公众越来越希望了解自己国家财政信息的详细内容，以及承担的巨额债务情况。在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2）引发的社会动荡中，随着法国承担的巨额债务日益膨胀，路易十六（Louis XVI）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举债。尽管早期的改革派人士已经对税收征管体系进行了一定的改进，但由私人包税商主管的税收体制滥用现象依然如故，而且如果考虑法国所承担的巨额债务，财政负担就变得越发沉重。由于国家缺乏统一的核算体系，没有人确切知道国家的财政收入水平或者未偿贷款额度。作为国王的私人包税商，农民和登记员的记录零零散散，在上一财年数据不实的情况下，第二年的账户信息依然十分原始，而且经常漏洞百出。每3年一次的审计工作力度不足且流于形式，这为账户作假提供了充分的时间。有些省的财务官甚至在19年后才将其账簿记录汇总到皇家账户。与此同时，这些不负责任的收税员一边截留国库税收，一边以很高的利率向国王放款。贪污腐化实际上已经以制度的形式固化下来。

　　由于无法获得贷款或增加财政收入，1777年，法国国王任命著名的新教徒、瑞士银行家雅克·内克尔（1732—1804）为法国财政部部长。内克尔是平民出身，作为日内瓦当地和法国的银行家和贸易商，他通过谷物投机以及管理法国东印度公司赚了大钱。他的爱人主持召集著名的沙龙，参加者都是巴黎艺术界、文学界和科学领域的名人，包括狄德罗（Diderot）、达朗贝尔（d'Alembert）、格林姆（Grimm）、马布利（Mably）和德方夫人（Mme. du Deffand），还有内克尔夫人曾经的爱人爱德华·吉本，吉本当时恰巧正在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1776—1778）。

　　不管内克尔有什么缺点，通过法国的谷物贸易市场和上市公司经营而积攒其财富是需要一定的道德取舍的，事实证明，他是一位成功的管理者，也是一位具备较高文化素养、有壮志雄心的人物。他自身的才华、财务方面的精明，以及通过参加内克尔夫人的沙龙而对外界视角和公众观点的了解，都让他成为巴黎政界和社会领域的一个强势角色。最重要的是，他与日内瓦之间的密切联系，使其成为代表法国王室向前者借款的重要渠道。当时的法国在经历了七年战争（Seven Years' War）和北美独立战争后，政府债务已经膨胀到远超30亿里弗的天文数字。按照平均5.5%~6%的利率，每年还本付息就需要3亿里弗，该数额超过了政府每年财政支出的50%，也远远超过政府一半的财政收入。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只有法国面积1/3大小的英国，成功地应对了类似规模的政府债务问题，部分原因在于，后者每年通过独立的中央银行借款的利率只有3%。

　　内克尔采取了措施，试图让包税商在将收上来的税上交之前，停止将资金借给王室的行为，同时，他还希望收税员能够准确记录日记账，以便随时可以对其进行审计。他建议，将48位包税商的数量削减3/4，让12个受到严格审计的收税员取而代之。在1778年10月18日的会计监管规定中，内克尔试图根据其严格审计下的复式记账账簿，将全国财政体系集中为一个单独的账户，并对其进行管理。

　　内克尔的这些举措，威胁到法兰西王国整个自成一体的金融阶层，在这一点上，他与此前的改革先行者毫无二致。而自然而然的是，每当特权阶层受到威胁的时候，贵族人士就能闻到血腥的味道。在抵制改革长达一个世纪之后，他们自然不会在这个时候就缴械投降。

　　[5] Jean Egret, Necker, ministre de Louis XVI 1776-1790 (Paris:Honoré Champion, 1975), 123, 170; Michel Antoine, Le coeur de l'État (Paris: Fayard, 2003), 506-519; Burnand, Les pamphlets, 80-81; Jean Egret, Parlement de Dauphiné et les affaires publiques dans la deuxième moitié du XVIIIe siècle (Paris: B. Arthuad, 1942), 2:133-140; Marie-Laure Legay, “The Beginnings of Public Management: Administrative Science and Political Choices in the Eigh teenth Century in France, Austria, and the Austrian Netherlands,”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81,no. 2 (2009):280; Shovli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rtue, 148.

　　不久之后，在一片猛烈的宣传声浪下，大众媒体开始对内克尔展开抨击，未来的财务大臣卡洛纳（Calonne）不无恶意地称其为一种公众舆论的“病态”表现。作为信奉新教的外国人，身为财政大臣和瑞士信贷银行的行家里手，当看到自己的名字被流行媒体肆意玷污的时候，内克尔震惊得无以复加。在谣言和诽谤四起的巴黎舆论环境中，内克尔简直就是最理想的被攻击对象。

　　正如内克尔那名气更大的女儿、作家斯塔尔夫人（Madame de Staël）随后所说，她的父亲受益于公众舆论，并在最开始的时候坚持认为，公众舆论属于一种理性的政治势力。但随着他主导的改革走向深入，对他本人的攻击也越来越尖锐，并带有威胁的成分。1780年，一份善于中伤人的小册子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巴黎律师雅克-马蒂厄·奥热尔德（Jacques-Mathieu Augéard）发表了匿名文章《杜尔哥先生给内克尔先生的一封信》（Letter from Monsieur Turgot to Monsieur Necker），其中包含大量的财务信息，让人们觉得作者必定是一位政府内部人士。奥热尔德抨击内克尔作为一位瑞士银行家，一心从法国政府攫取财富并据为己有（他声称，总数有175万里弗之多）。他对这位“日内瓦人”的会计才能进行了批评，声称“内克尔比我们这些从事金融行当（会计核算和记账等）的门外汉要懂得多”，并认为内克尔除了“在金融和资金方面的写写算算”，其他的不值一提。更为严重的是，奥热尔德指控内克尔是另一个约翰·劳，认为他正在大肆印刷用于投机的纸币，这将会导致另一起密西西比泡沫式财务危机。他还警告说：“1720年的例子仍然历历在目。”

　　尽管奥热尔德嘲笑会计核算，但在这场公开论战中，他利用数据作为自己的攻击武器，举例来说，他认为内克尔对包税商的改革，使包税商付出了9 800万里弗的代价。此外，他还指控内克尔谎称单就法国金融家所持有的公司而言，如果能把这些公司未缴纳的税征收上来，其金额就高达2.5亿里弗：“先生，这简直是一派胡言！如果你能屈尊让我协助你算一下这个数据就好了，因为我才是真正的知情人。”这些数据证据、反驳言论和叙述性的控诉一起袭来。影响力十足的舆论制造者德方夫人声称，6 000份由奥热尔德编制的手册在巴黎和凡尔赛迅速销售一空。从奥热尔德的《秘密回忆录》（Mémoires Sécrètes）中可以发现，随后他幸灾乐祸地认为，自己的小册子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功”。

　　1780年，政治宣传已经成为一种高度发达而又杂乱无章的文化手段，直到此时，内克尔依然能够做到洁身自好。然而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接踵而至，不断迎合大众的心理，甚至借用看起来极具迷惑性的财务计算来说服公众，在这种情况下，内克尔别无选择，只能回击。作为首相自降身价，陷入政治辩论的泥沼，这不仅不合时宜，而且十分危险。内克尔本来可以利用其政治地位来禁止那些具有挑衅性的出版作品的出版发行，但是这样做的效果并不显著，当时整个法国根本不存在真正有效的审查手段。因此，面对这些危及自身地位、损害自己名声的出版刊物，他只能从法院和社会两方面同时着手，对这些论述采取控制措施。

　　1781年，内克尔出版《上国王书》，说明了法国当年的财务状况。内克尔骄傲地指出，这在法兰西王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作为财政部部长，他展示了自己对财务管理负责的态度，并向公众披露了计算过程，展示了当年1 020万里弗的预算盈余。

　　[6] Michel Antoine, Le coeur de l'État, 506-519; Burnand, Les Pamphlets contre Necker, 80–81;Jacques Necker, Sur le Compte Rendu au Roi en 1781. Nouveaux éclaircissemens par M. Necker (Paris: Hôtel de Thou,1788),7–8; Stourm, Les finances de l“Ancien Régime et de la Révolutionm, , 2:194-197; Robert D. Harris, “Necker's Compte Rendu of 1781: A Reconsideration,”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2, no. 2 (1970): 161–183; Robert Darmton “The Memoirs of Lenoir, Lieutenant of Police of Paris, 1774-1785,”En glish Historical Review 85, no. 336 (1970): 536;Egret, Necker, 170; Jeremy Popkin, “Pamphlet Journalism at the End of the Old Regime,”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22, no. 3 (1989): 359. For Necker's surplus number see Jacques Necker, Compte rendu au roi (Paris: Imprimerie du Cabinet du Roi, 1781), 3. 1 livre = 0.29 grams of pure gold; 1 livre = 20 sols, or sous; 1 sou = 12 deniers.

　　正如一份时事手册描述的那样，在此之前，政府从未公开过财政预算情况，蒙在鼓里的民众只能通过“胡乱猜测”来估计真实的财政状况。面对一个向自己征税、军费支出庞大而且为建造凡尔赛宫拨出巨资的政府，民众对财政状况进行了解的需求日益迫切。内克尔的举措，恰巧填补了这种财政信息的空白。在社会将公开财务信息用作评估政府运作效率的重要手段时，内克尔的《上国王书》的出版标志着这个关键时刻的到来。

　　内克尔所选择的回应方式，正是这种开明姿态和不计后果的冒险的混合体，而这也是王国的那些保守派人士畏惧其瑞士财务主管的地方。这是一起完美的媒体逆袭，目标群体正是那些受到改革威胁的权贵和包括瑞士皇家债权人在内的欧洲旁观者，内克尔希望让这些人知道，法国的财政状况是稳健的，通过《上国王书》，他揭开了对手的真面目。如果对手试图利用数字来攻击自己，那他手头拥有的正是对手并不具备的武器，也就是从内部来公开政府真实财务状况的能力。内克尔希望，通过公开“这些隐晦的财务数据”，揭露“政府财务状况的迷局”，反驳公众对自己的批评。他自诩道，这是“一个伟大的王朝在历史上首次”公开其并不怎么好看的真实财务数据。内克尔无须对民众负责，专制王朝统治下不存在这种问责机制，但是他依然坚持认为，只有这种信息公开才能使社会平稳有序，使民众恢复对政府的信任。因此，在开出这样一剂加尔文主义的信息公开药方后，内克尔投下了赌注，希望自己揭开政府财政状况的“面纱”的做法，能够让法国重新赢得国外借款人的信任。

　　内克尔并没有转移视线，而是提供了一种有关政治管理的全新视角。内克尔声称，英国议会每年都会将其财政状况印刷成册，而自己只是有样学样，显而易见的是，他并不了解英国的政治传统，也不知道就在自己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社会上围绕其进行的日益发酵的激烈辩论。内克尔说，会计账簿才是一个“有道德”、“繁荣”、“幸福”和“强大”的政府赖以运作的基石。他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财务管理、政府税收和支出情况，在最后，他还附上了账户信息，以此向公众证明自己观点的准确性。账簿资料的数据是为了证明其财务管理取得的成就。简而言之，打开细致的账簿，就能看到稳健完善的政府运作。对于政府运行的正当性和统治权力的威慑力来说，社会繁荣和公众问责至关重要。这简直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内克尔从中暗示，树立起政府权威的，并不是国王个人的意志，而是对财政账户的妥善管理，而他自己在这方面是颇为自得的。

　　《上国王书》揭示了政府每个重要部门的财务状况及其支出和收入情况，收入合计为26 415.4万里弗。在“一般性”支出的25 395.4万里弗中，国王花在军事上的支出为6 520万里弗，法院和生活支出为2 570万里弗，阿图瓦（Artois）伯爵的日常开支为800万里弗。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花在道路和桥梁上的费用为500万里弗，巴黎警察、照明和市政清洁费用为150万里弗，无家可归的穷人救济支出为90万里弗，著名的皇家图书馆开支为8.9万里弗。这些令人尴尬的数字，使皇室开支的优先顺序一览无余。

　　被披露的这些信息令公众十分震惊，这不仅因为其列示的各项费用支出的极度不平衡，还因为，揭开皇室日常生活的神圣面纱，公开凡尔赛宫的权力运行，经由这种信息公开的方式。《国王之家》（Maison du Roi）所展示的，并非忠诚、合法、隶属私人或者神秘力量，而是一系列令人震惊的数据。在全国上下饿殍遍野之际，在公众对皇室的不满和怒火不断飙升之时，内克尔不失时机地对王室的公款吃喝费用进行了批评，他声称，通过良好的管理，这些费用可以降低一半。

　　《上国王书》的主要内容，就是其附件中的账户信息。内克尔提供了看起来十分完整的政府账户信息，后附内容的最后一页是一张大表，上面是最终的账户汇总数据。内克尔声称，所有的计算信息都有“经得起推敲的资料”作为支撑，政府账户资料上都有起草人的署名，内克尔把这些资料保管在盒子中，未来依然可以当作证据。在计算过程的最后，内克尔宣布：“收入超过支出……1 020万里弗。”全部数据都汇集于此，最终结果显示存在财政盈余。正如随后所展示的，内克尔遗漏了约5 000万里弗的军费赤字和政府债务支出，这一点甚至得到内克尔本人的承认，他认为这属于特殊项目开支，这一举措成为被后人竞相模仿的先例，即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而低估财政支出，或者说政府财务报告中不包括军费开支。

　　倒霉的路易十六一直声名不显（除了他自己倒台这种大事之外），但他显然没有意识到，通过公开财政账户信息，他的首相的举措到底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就内克尔本人而言，他当然可以借此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却根本没有考虑过他公布的数据会被人质疑。他通过《大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的出版商潘寇克（Panckoucke）出版了《上国王书》，该出版社认为这将会取得巨大的成功，而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如果说奥热尔德的作品印刷数量达到6 000就算成功的话，那《上国王书》造成的轰动就难以用语言来描述了。在一个月之内，潘寇克印刷的60 000本《上国王书》就售卖一空，仅1781年一年就销售了10万多本，这让人们对何为畅销刊物的传统观念为之而变。外文版本的印刷量成千上万。《上国王书》成为古往今来最为成功的作品之一，也是新闻传媒界的一大奇迹。煽动性十足的宣传材料一直在私底下秘密流转。内克尔做的事重新界定了社会讨论的题材。1781年3月3日，在出版《上国王书》的同时，内克尔发表了皇家问责书，要求所有收税员上交其账簿资料和一份未来的预算报告。他这样做并非偶然。内克尔所提议的“会计核算法”为国王提供了将政府一般财务收支和特殊收支项目同时理顺的可能性。此前，人们对何为好政府的争论一直不断，文字辩论甚至图画和歌曲等的交锋层出不穷。随着《上国王书》的问世，人们的辩论越来越激烈，辩论的内容也换成了冷冰冰的会计数据。

　　[7] Burnand, Les Pamphlets contre Necker, 96; Jean-Claude Perrot, “Nouveautés: L'économie politique et ses livres,” in L'Histoire de l'édition française, ed.Roger Chartier et Henri-Jean Martin (Paris: Fayard/Promodis, 1984), 2:322;Stourm,, Les finances de l ancien Régime et de la Révolaction, 191; Charles-J oseph Mathondela Cour,Collection de Compte-Rendu, pièces authentiques, états et tableaux, concernant les finances de France depuis 1758 jusqu'en 1787(Paris: Chez Cuchet, Chez Gatteu, 1788), iii-iv.

　　内克尔的《上国王书》以其所揭示的秘密真相吸引着众人的目光。但正如内克尔在其本人早期对政府金融机构的批评中早就阐释的那样，尽管对政府财政状况的描述做到完全准确无误几乎不太可能，但与自己的那些诽谤者相比，内克尔的表述无疑要准确得多。内克尔的众多批评者对他披露的数据表示认同，对他的披露行为却提出批评，尤其对其公开皇室支出的举动进行批评。人们认为，他曝光皇室账户收支状况的方式，动摇了皇室专制统治赖以存在的社会信仰：隐秘性。法国外相韦尔热讷抨击揭露政府隐秘信息的观念，认为《上国王书》是对国王个人权威的直接威胁；他与大多数公众一样，也觉得内克尔披露的信息不仅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是准确无误的。在给路易十六的一封信中，韦尔热讷提道，《上国王书》“是对国民性格的一次玷污，国民本应该是满怀激情、充满自信并全心全意地信奉王权的。陛下，如果您允许首相借鉴英国的例子，那法国可就真的颜面尽失了，而这本来是您的前任所极度厌恶的行为啊”。

　　[8] Bosher, Frencb Finances, 126; Legay,“Beginnings of Public Management,” 285.“In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Declaration on Accounting of October 17, 1779, Necker had pointed out how the faws in the Royal Treasury's system of accounting made it impossible to manage government accounts. Necker noted that the Treasury had ' incomplete information' and that many expenditures left ' no traces.' In order to obtain accurate results, Necker warned, it would take' an immense amount of work.'”Text cited in Stourm, Les finances de IAncien Reigime et de la Rervolution, 2:189; M. A. Bailly, Histoire financiere de la France depuis l' origine de la Monarcbie jusqu' di la fin de 1786. Un tableau gineral des anciennes im-positions et un itat des rettes et des depenses du tresor royal ai la mime epoque (Paris: Moutardier, 1830), 1:238; Egret, Necker, 177. "ation from Vergennes to Louis XVI, May 3, 1781, in Jean-Louis Soulavie, Mimoires bistoriques et politiques du rigne de Louis XIV (Paris: Treuttel et Wurtz, 1801), 4:149-159.

　　有位贵族的反应尤为强烈，克雷基侯爵（Marquise de Créquy）对《上国王书》火冒三丈，这恰恰展示了诚信问责的概念对宫廷贵族造成了多大的冲击。克雷基知道，内克尔发表《上国王书》含有公众表演的成分，但一想到一位新教徒金融家让皇室隐私暴露无遗，就觉得这侵犯了贵族建立在等级、血缘、宗教和民族基础上的特权。问责制度或者对政府财政隐私的披露，本身就是一种具有颠覆性的行为，这体现了一位启蒙“百科全书派人士”和“类似犹太人”的新教徒金融家的个性品质，他放低姿态，参与社会闹剧并投身到商业核算的基本业务活动中。克雷基感慨道，这一切最终都是皇家首相莫勒帕（Maurepas）的错，因为他把政府的财政秘密交到了像内克尔这样信奉新教的外国人手中。

　　有评论者警告说，《上国王书》给公众带来的“幻觉”和社会焦点必须“被扼杀掉”，其原因在于内克尔所采用的数据都是幻想出来的。在最初仅仅对数据信息表示反对之后，内克尔的反对者很快就着了他的道。他们发现，批驳这些糟糕数据的唯一方式，就是利用“数字证据”。这正是现代政治辩论的模式：一场根本不可能穷尽数据信息的军备竞赛。几乎没有人能够真正对计算过程进行验证，这就导致数据成为贪婪腐败的绝佳掩饰工具。

　　在接下来的10年里，寡廉鲜耻的权臣查尔斯·亚历山大（Charles Alexandre），卡洛纳子爵，也就是其对手所称的“赤字先生”，将会成为内克尔在政府会计核算和财务问责方面的劲敌。卡洛纳是皇家税务律师，或者说是监督官，他对政府财政状况十分熟悉，这足以让他利用反面数据对内克尔展开攻击。二者之间长达10年的论战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是围绕政府财务数据展开的首次公开辩论。

　　卡洛纳等人精心谋划的批判行动，击穿了内克尔的政治外壳，而难以想象的是，这些针对王室首相的抨击，无论看起来如何客观中立，都丝毫没有让路易十六动容。而这位超脱的国王最终向特权人士做出了让步，这些人包括王后、宫廷人士、他的兄长阿图瓦、皇家理财师以及巴黎最高法院人士等。国王于1781年5月19日将内克尔革职。在被放逐至乡下后，内克尔利用这段时间写下了自己畅销一时的代表作《论财务管理》（Treatise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Finances，1784），由此进一步奠定了自己作为世界顶级财务作家的地位。他的女儿嫁给了瑞典大使，成了法国著名的浪漫主义作家斯塔尔夫人。内克尔在政治舞台的谢幕并没有改变这一事实，即他将问责制这一魔鬼释放出来并引入政治领域。

　　在接下来的6年里，法国的各项改革尝试都没有超出内克尔此前所提议的范围。1787年2月，卡洛纳成为法国财务总管，并且也直接面临着与内克尔一样的财务问题。为了再次解决法国政府财政问题，在参与凡尔赛宫的达官贵人圈子的讨论时，卡洛纳试图就法国的财政赤字做出解释，并就指责进行推脱，他甚至还提议征收普通土地税，因为该税收的纳税人也包括贵族人士，该提议遭到了众人的鄙视。尽管他无须为这些债务负责，但从政治角度来说，解决这些问题也是他的分内之事。正如此前试图对政府财政实施改革，并必须对贵族征税的所有前人一样，1787年，卡洛纳毫无意外地失败了，随后他逃到了伦敦。

　　饱受诟病的卡洛纳不得不努力挽回名声，并拯救自己的职业生涯。他找到的解决之道，就是通过展示内克尔在《上国王书》中所采用的计算是错误的，来对其进行斥责：法国财政账户不仅不存在1 020万里弗的财政盈余，相反，其财政赤字达4 632.9万里弗，这与内克尔的计算结果相差了5 652.9万里弗。在政治问责方面，卡洛纳与内克尔的观点毫无二致：证明政府管理成功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数据进行计算。他声称，正是在内克尔的迫使下，自己才“被迫公开这些信息”，这将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击穿对手的“伪装”。“这是多么大的错误！”

　　对于社会公众到底能不能对1 020万里弗这样的数据进行判断，这一点实在令人心存怀疑。1785年，发生了钻石项链事件，在这场错综复杂的珠宝盗窃和倒手事件中，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被诬告而名声扫地，她使公众对200万里弗这样的数字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当时工资的计量单位是苏（sou）而非里弗，劳动者平均每天的工资为15~25苏（约等于1里弗）。技术精湛的工匠的工资是这一数字的两倍。每天的面包支出约为7~15苏，约是一名熟练工人50%~100%的工资。对于社会热议的天文数据，没有几个人能理解，更不用提这些数据所用的计算方法了。但无论如何，这些数据开始出现在文化人的日常交流中，很快，内克尔所称的1 020万里弗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数字。对平民百姓来说，不管是否识字，如今显而易见的是，社会热议的这个数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并且令王室名声扫地。

　　自1781年以来，《莱顿公报》（Gazette de Leyde）、《法国信使》（Mercure de France）以及《阿维尼翁邮报》（Courrier d'Avignon）等报刊，都密切关注着内克尔的《上国王书》与其竞争对手所编纂的《上国王书》之间的论战。他们经常讨论数据信息，有时候也对会计核算做一番品评。1788年，《阿维尼翁邮报》概述了各个版本的《上国王书》，并重新刊发了皇室账户信息及其计算过程的节选内容。尽管记者们并没有真正从专业或技术的角度对账户信息进行分析，但他们仍然对各个账户进行了对比，并集中强调了杜尔哥、内克尔以及卡洛纳所进行的账户数据汇总之间的差异。纵观1788年全年，《上国王书》以及数据信息频繁出现在各大报刊上，它们日益将可靠的会计核算与政治统治的合法性等同起来。显而易见的是，能让社会公众关注的，不仅是具有煽动性的言论和造谣中伤的消息，更多的是数据信息的说服力和会计核算的影响。

　　1788年，内克尔以胜利者的姿态，重新成为财政总管。当时的寓言认为，他等同于自由本身。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路易十六并不希望这位旧首相回来，但内克尔巧妙地借助公众呼吁，重新掌握了大权，而此时路易十六变得越发弱势。群众涌上大街小巷，为内克尔的成功回归欢呼。但老问题依然如故，内克尔也再次被淹没在各种问题和数据信息的海洋中。

　　1789年6月23日，有谣言称，王后已经逼迫国王将内克尔革职，群众涌上凡尔赛的街头，在王宫金碧辉煌的大门前展开了抗议。内克尔走到宫殿的前门，接受民众的赞美欢呼。有些有先见之明的人士担心，如此大规模的公众集会对王室权力造成了威胁，但人群并未散去，而国王也开始召集巴黎和凡尔赛的军队。1789年7月11日，内克尔对军队出现在法国首都表示了抗议。这种分歧已经屡见不鲜，于是国王让内克尔再次下台。内克尔已经得到了平民阶层的全力支持，该阶层由非贵族政治代表构成，影响力与日俱增，并声称将在凡尔赛召开国民大会（National Assembly）。听到自己被免职的消息后，内克尔不禁惊呆了。他宣称，自己凭一己之力就曾经使法国将“饥荒和破产”挡在了门外。

　　1789年7月14日，一群愤怒的暴徒聚集在凡尔赛宫前，这是一座巴黎市郊的中世纪城堡建筑，如今成了皇家监狱和兵器展览所。从14世纪开始，凡尔赛宫就一直被用作皇家监狱——尽管其关押的犯人只有7名（其中有一名是爱尔兰人，他认为自己是上帝），却一直被认为是皇室权力和专制统治的象征。卡米尔·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喊道，“同胞们，时间宝贵”，这位激进的革命领袖就此打开了地狱之门，之后却被他的好友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送上了断头台。“对爱国者来说，内克尔被免职，意味着圣巴塞洛缪大屠杀（Saint Bartholomew，发生于1572年的一场著名的法国大屠杀）的丧钟已经敲响！就在今夜，瑞士和德国的军队将拔营出发，来将我们屠戮殆尽；我们别无选择，唯有拿起武器！”当天结束时，国王的头颅已经岌岌可危，武器弹药被民众抢夺一空，数百年来传承下来的皇室档案被丢弃在街头，王室旗帜也被降下来。当利扬库尔公爵（Duke de Liancourt）把这个消息告诉路易十六的时候，这位国王问道：“这是一场叛乱吗？”公爵的答复广为人知：“不，陛下，这是一场革命。”

　　随着旧体制的崩塌，内克尔再次被请了回来，在对他推崇备至的社会公众的支持下，他重回凡尔赛宫。但是，随着革命的洪流奔涌向前，事情已经完全超出了这位温和派的控制，他看起来也无能为力。内克尔是改革派，并非革命家，而对于旧的统治秩序来说，改革是完全行不通的。通过召开国民大会，革命者希望清除贵族的特权，推翻王室的统治。内克尔原本希望可以用于改革的会计核算知识，也完全可以被运用到新政府的建设中。在接下来令人热血沸腾的两年时间里，内克尔慢慢退出了舞台，但是会计核算改革和公众对天文财政数据的讨论一直没有中断。

　　数据信息仍然是政治辩论的组成部分，会计核算甚至成了革命宪法制定的重要逻辑。英语中的“问责”（accountability）一词，可能源于将法语comptabilité翻译成accomptability，或者最终的accountability。无论其最初用意如何，这正是英国人在翻译法国革命宪法的时候所用的词汇。1791年的法国革命宪法规定，政府的所有财政和政治举措都要以《上国王书》（公共账户）的形式向大众公开。

　　[9] Seaward, “Parliament and the Idea of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in Early Modern Britain,” 59; “Of Accountability,” Authentic Copy of the New Constitution of France, Adopted by the National Convention, June 23, 1793 (London:J.Debrett,1793), 15, clauses 105–106. The OED traces the first En glish appearance of the word to 1794; Constitution of 1791: “Detailed accounts of the expenditure of ministerial departments, signed and certified by the ministers or general managers, shall be rendered public by being print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ssions of every legislature. {260}

　　The same shall apply to statements of receipts from divers taxes; and from all public revenues.

　　The statements of such expenditures and receipts shall be differentiated according to their nature, and shall indicate the sums received and expended from year to year in each and every district.

　　The special expenditures of each and every department relative to courts,administrative bodies, and other establishments likewise shall be rendered public (5, 3).”

　　1792年，国民公会（Convention Nationale，如今的立法机构）组建了问责局（Bureau of Accountability）。问责局由8位委员组成，并对其自身的年度支出情况进行了核算。他们当年花费了499 001里弗，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是，成立问责局并非易事，胜任该职位的会计专家少之又少。就在这一年，副局长安托万·比尔特（Antoine Burté）出版了一本名为《对问责委员资格条件的快速观察》（Rapid Observations on the Conditions of Eligibility of the Commissars of Accountability）的小册子（这可能是其面对国民公会所做的演讲词）。在这本册子中，他谈到了如何做账、熟练会计人员的稀缺，以及在培训会计问责委员时所遇到的困难等。

　　随着1790年包税商制度的废止以及统一的政府税收办公室的设立，社会进步的车轮缓缓前进。不仅所有政府部门都需要公开其账户信息，财政部部长和海军大臣也需要定期发布账务报告。政府各部门的每项收入和支出都需要认真做账，并有票据资料作为支持。通过这些填满数字的财务小册子，政府向公众公开了其业务活动，并彰显了其工作业绩。

　　在远离纷乱芜杂的舞台中央后，内克尔回归本源，在临近日内瓦的科佩城堡（Chateau of Coppet）度过了余生。与此同时，斯塔尔夫人继承了家族温和中立的政治衣钵，不遗余力地对拿破仑展开抗争。1804年，内克尔在71岁时与世长辞。

　　革命并没有建立起代议制的负责政府，但是，它将财务文化和问责制度引入了政治生活，这反过来又为未来的会计核算改革奠定了基础。借助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内克尔的《上国王书》开创了一种对政府实施评价的全新途径，这本小册子也成为现代预算制度甚至财经媒体的前导。全欧洲，甚至北美洲都竞相模仿。1790年，托斯卡纳大公（Grand Duke of Tuscany）以及未来的奥地利皇帝彼得罗·莱奥波尔多（Pietro Leopoldo）出版了自己的政府账户报告书。即使是宪政治下的英格兰和创立之初的美利坚，也对《上国王书》和法国的会计改革给予了密切关注。对法兰西而言，尽管它长期以来一直在政府财政问责方面历经坎坷，但最终为构建现代责任政府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参考的模板。 中信出版2020年度好书-经济管理（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