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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首次救助

　　我能够计算出天体的运行轨迹，却无法度量人类的疯狂。

　　——艾萨克·牛顿爵士（Sir Issac Newton），1721年

　　同法国人一样，17世纪的英国人也在努力推动政府核算体制改革。即使在这样一个议会监督之下的君主立宪制国家，财务问责制的发展依然十分缓慢，并遭到了十分激烈的抵制，这仍作为一个脆弱无比的政治传统保存了下来。君主立宪制的主要思路就是要向议会负责，但直到150多年之后，英国才真正建立起对皇家财务的监督管理制度。

　　早在1644年，社会对政府税收管理的质疑声就四起，为了回应这种质疑，议会设立了账务管理委员会。威廉·普林（William Prynne）是一位长老会（Presbyterian）领袖，十分关注政府的公共责任，他所著的政治手册对君主权力进行了批判，因而他被查理一世（Charles I）砍掉了耳朵。在威廉·普林的领导下，账务管理委员会从来没有得到过政府的支持。手握大权的克拉伦登伯爵（Earl of Clarendon）是皇室的盟友，他担心该委员会将使议会的权力范围超过自己。对于这样的机构来说，质询权非常宽泛，对此，克拉伦登担心其并不具备相应的专业金融知识。尽管在英国内战期间，君主立宪制曾于1649年短暂中止，于1660年查理二世（Charles II）上台时又得以恢复，但英国一直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财务问责制度。1675年，议会要求皇室公开其收入和支出的全部账户信息，作为回应，皇室答复说：“议会要查看国王的金库，这不符合惯例。”

　　国内一直缺乏合格的会计人员，这让议会议员和英王大臣都十分担心。海军上将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1633—1703）因查理二世政府运行过程中会计核算经验的缺乏而叹息。在其著名的《日记》（Diary）中，佩皮斯不时提到英国政府的会计核算问题，对他本人来说，需要在财政部办公室“敲定”自己的“账目数据”，随后回到家还是如此，最后在临睡之前，要与其他官员一起，搞清楚更多的账户信息，这让他感到“极为不便”。佩皮斯担心，不管是他的上级，主管着英国海军的海军上将委员会的桑威奇伯爵（Earl of Sandwich），还是国王查理二世本人，都不了解基本的会计知识。更糟糕的是，佩皮斯认为海军财政大臣乔治·卡特莱特爵士（Sir George Carteret）是一个“疯子”，因为他既不知道如何进行会计核算，也不知道谁可以胜任这项工作。英国海军根本就没有一个财务掌舵人。

　　但无论如何，查理二世终于意识到，改革政府核算体制是符合自身利益的。1667年，他在财政部内部设置了会计核算办公室。尽管佩皮斯怀疑其是否有用，但这一全新的政府管理机构还是为财政部成功招募到了能干的文秘，后者在会计做账方面交出了令人满意的成绩。这下轮到议会成员担心了，他们觉得良好的会计核算加上健全的财务管理，将给国王带来更多的税收收入，使其权力更大。因此，君主立宪政权和议会都希望使用会计工具并实施财务问责制，以实现各自的政治目的。

　　1668年，在议会的要求下，荷兰前总督、奥兰治家族的威廉王与其共同主政者玛丽女王二世（Queen Mary II）一起，通过一场被称作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的没有流血的政变，夺取了查理的兄弟和继承人、信奉天主教的詹姆士二世（James II）的王位。威廉和玛丽遵从议会制的统治模式，奉行宗教宽容政策，保护新教徒和商人阶层的利益，皇室所有重大决策都要经过议会的批准。在许多情况下，新政权的支持者都是来自大城市、具有商业背景的辉格党（Whig）成员。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君王也要依靠这些新的城市精英，来与那些拥有大量土地的托利党（Tory）成员对抗，后者通常会对具有专制倾向的斯图亚特（Stuart）王室成员保持同情。

　　1689年的《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规定，如果没有议会授权，君主不能任意征税，从最理想的情形来看，君主和议会都需要接受财务问责。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约翰·洛克政治自由著作的推动，随着议会对出版业管制的逐渐放松，新闻行业迎来了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但即使在这种全新的开明政治氛围下，要让政府接受财务问责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698年，经济学家对政府税收进行了批评和施压，议会托利党成员查尔斯·戴维南特（Charles Davenant，1656—1714）试图计算出政府税收的收入情况，但是，在其《政府收入解密》（Discourses on the Publick Revenues）一书中，他抱怨“在获取有关政府收入的账簿资料时遇到了极大的困难，遭到了极端的抵制”。政府的财务账簿之门对他是封闭的，他的请求毫无例外地被全部拒绝。戴维南特认为，要想管理好一个繁荣成功的商业社会，对政府收入的公共问责属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为见不得阳光的问责是不值得信任的，而且这种举动会对健全的政府治理和贸易活动造成破坏。

　　1702年，在玛丽王后的统治下，成熟的政党之争已经登上议会大厅的舞台，信奉自由的城市辉格党人与传统的乡村托利党人针锋相对，通过时评手册和政治辩论的形式，针对新君主立宪制的政体性质展开了较量。随着有关公共债务、与法国的贸易差额、与苏格兰联盟的经济得失等的辩论的日趋白热化，托利派的报纸《重商者》（The Mercator）劝诫自己的批评者，去“把会计账簿翻出来”以证明他们的论断。对于一名精于会计核算的政治家来说，时机已经成熟，他可以利用公众对政府财政状况的不满。

　　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1676—1745）承担起这项使命。沃波尔未来将成为第一财政大臣以及英国的第一位首相，手握大权长达创纪录的21年。他不仅知道会计核算在政府管理中的威力，还能够熟练运用这门技巧。但是，同路易十四一样，沃波尔也将发现，政治问责只是良好政府核算过程中一个不怎么受欢迎的副产品。

　　沃波尔成长于独特的英国社会背景下，当时的会计核算和数学计算已经成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是一位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也是经验归纳法（empirical method）的创始人，他开创了通过科学思考和精打细算来进行政府治理的传统。培根和政治理论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认为，会计核算作为一种手段，既可以用于商业经营，也可以用于政治决策。在《利维坦》（Leviathan，1651）一书中，霍布斯认为，正是会计核算的出现才导致逻辑推理的诞生。霍布斯在著作中声称，如果没有加减法，要想在政治活动中找到道德上的正确举动，将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于会计核算、道德行为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此前从未有人如此强调过。

　　正是在这些政治哲学家营造的学术氛围中，沃波尔得到了锻炼。尽管其道德水准一直受到质疑，但作为一名优秀的会计师，他名副其实。他在剑桥大学读书，他的父亲是培根哲学的公开追随者，并积极管理自己的财产，沃波尔的成长背景打上了深深的会计烙印。他代表新一代英国政治家的形象，这些人精通实用金融核算知识，十分推崇荷兰领导者德·维特的管理之道。但是，关于数字的争议不见得总是正确的。审计工作，或者说公开声称的审计工作，往往出于政治的需要，且没有切实的依据。1710年，沃波尔就任海军财政大臣，但仅一年后，在对马尔堡公爵（Duke of Marlborough）军队管理腐败的一系列指控中，他被罗伯特·哈利（Robert Harley）的新托利内阁“扫地出门”。沃波尔进行反击，通过为亚瑟·梅林沃林（Arthur Maynwaring）的手册撰写财务计算的内容，来为马尔堡进行辩护。手册的名字是《写给朋友有关政府债务特别是海军费用问题的一封信》（A Letter to a Friend Concerning the Publick Debts，particularly that of the Navy，1711），在这本手册中，他对与政府债务相关的海军成本进行了核算，得出结论，称尽管与法国进行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War of Spanish Succession）耗时很长且成本高昂，增加了不少费用支出，但在其主政期间，政府费用并没有大幅增加。沃波尔对战时费用的计算，使梅林沃林可以把公众对政府债务的职责推到沃波尔继任者的头上。

　　1711年4月，英国和法国卷入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两个国家都欠下了巨额债务。英国民众担心，政府无力偿还其借下的5 000万英镑债务。债务的额度达到英国财政收入的60%。许多人认为，债务将摧毁这个国家，并导致财务困境和政治灾难。公众大声疾呼，要求议会采取行动。

　　埃德蒙·哈利（Edmund Harley）是国库皇家账户的审计长，他负责核对政府各部门的收支情况，他指控沃波尔没有如实记录3 000万英镑的海军军费，因此需要对绝大部分政府债务承担责任。这次，沃波尔为自己辩护的手册的名字是《给众议院报告中关于3 500万英镑的说明》（A State of the Five and Thirty Millions mention'd in the Report of a Committee of the House of Commons，1712）。手册详细阐述了政府账户是如何运作的，并解释了账户上那些资金之所以会消失不见，是由于众多的会计核算人员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完善账户信息并呈递给政府审计人员。对于实施会计记录过程中自己所负责账户出现的数据缺失，沃波尔归咎于保存皇家账簿的过程。只有当账簿的“流出”和“流入”栏“已经结平且经皇家备用金审计师签字确认”后，账簿记录才算齐全。乡村党（Country Party）是由占有大量土地的所谓贵族人士组成的一个党派，其反对城市金融家和首相权力的不断扩张，沃波尔抱怨说，如果自己那些投身于乡村党的对手知道“基本的加减法”，他们就不难理解下议院（House of Commons）的报告。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一位政府高层通过指责其对手不懂基本的复式记账法而为自己进行辩护。

　　在手册中，沃波尔公开呼吁，要对政府账户的运作模式进行改革。国库管理的陈旧规定必须进行调整，只有通过各项检查核对和限制要求，才能确保政府账户资料的清晰准确和及时发布。但是托利党人对“臭名昭著的腐败”的指控切中了要害，新的托利党政府判决沃波尔有罪并将其关入伦敦塔（Tower of London）7个月。但是，沃波尔作为老谋深算的政府金融家的名声算是建立起来了。有人称他为林恩·鲍勃（Lynn Bob）、诺福克郡的罗宾（the Norfolk Robin）、罗宾汉（Robin Hood）、诺福克的赌棍（Norfolk Gamester）、诺福克冲压机（Norfolk Punch）、诺福克毒刺（Norfolk Sting）、贵格会教徒（Quaker）或者诺福克犹太人（Jew of Norfolk），极尽嘲讽之能事，这同时也体现了他的权势和嗜好。

　　就在人们对政府债务问题争论不休的时候，1715年9月，在路易十四去世一个月后，沃波尔重掌大权。这次，他出任第一财政大臣，真正大权在握。此时，政府债务已经不在他个人的管辖范围之内了。随着1714年8月1日乔治一世（George I）的上位，政府债务总额已经超过4 000万英镑，每年仅利息支出就超过200万英镑。这已经成了政治纷争的焦点：如何在降低国家债务负担的同时，在军事上保持对法国的防御？沃波尔开始了对债务问题的研究，并制订应对方案呈交给议会，就如何减少政府债务6%的利息支出进行说明。

　　1717年，沃波尔经过议会认可通过了减债方案，将债务利率降为5%。由此节省下来的部分将被放入偿债基金，通过一种十分复杂的方式将债务还清。偿债基金的设置，主要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即通过偿还债务本金的方式，停止复利计息，由此避免未来出现螺旋式的利息支付。这就意味着，政府既需要支付债务利息，也需要通过基金来支付债务的本金。未来节省下来的利息部分，将会再投资于该基金。借助对金融知识的把握，沃波尔成功地找到了一条降低债务的渠道，而无须全额偿清债务。

　　债务危机的解决方案，似乎是以投资计划的形式呈现的。1720年，隶属托利党的第一财政大臣、财政部大臣罗伯特·哈利创立了一家股份公司，公司的收益可以用于偿还政府债务。他在法国密西西比方案（French Mississippi scheme）的基础上对该计划进行了修订，并为全欧洲的投资者带来了巨额回报。有谣言称，西班牙将放弃其在南美的贸易权，还有旧的传闻称，德雷克（Drake）以及罗利（Raleigh）在新大陆发现了传说中的金库，这些说法让公众和政客的想象力无限放飞，在这个背景下，哈利和约翰·布朗（John Blunt）一起设立了南海公司（South Sea Company），布朗是另一家股份公司和银行的董事。皇室将会授予南海公司在南美洲东海岸专营贸易权，其范围涵盖了从奥里诺科河（Orinoco River）到火地岛（Tierra del Fuego）的广阔区域，还包括整个西海岸。作为交换，公司将为全体股东提供以政府债务为载体的股份。也就是说，通过创造性的会计处理，政府债务像被施了魔法一样，全都变成南海公司的股份。公司将承担约3 100万英镑的政府债务，利率为4%，此外还有100万英镑的现金（持有现金以备经营之需）。一旦股票出售，公司就立即向政府支付400万英镑，以换取贸易专营权。作为对这种贸易专营权的交换，政府找到一种利用个人投资者来偿还债务的方式。这简直是现代金融史上的奇迹。

　　但这仅仅是昙花一现。18世纪20年代早期，当出现公司收入达不到公众预期的情形时，公司就只能依靠捏造的利润数据来维持这种投机性的繁荣景象了。在如今可以被视为庞氏骗局（Ponzi scheme）的雏形案例中，公司通过发行股票进行利润支付，这使得到4月份的时候，公司股价已经飙升至每股360英镑，而最初的价格是每股128英镑。1720年6月，股价升至每股1 000英镑。许多股票认购者通过借款来购买股票，借款利率约为5%。1720年8月，人们对南海公司的信心开始动摇，放款人开始提高利率或者暂停贷款，由此导致涌入该公司的信贷资金出现枯竭。金字塔开始崩塌，股票价格一落千丈，包括大贵族、政府首相还有国王的管家等在内的投资人损失惨重。英国自由思想家约翰·托兰（John Toland）也亏了一大笔钱，这使得他在快要去世的时候都请不起医生。更糟糕的是，这次股价暴跌破坏了公共信贷市场，威胁制造业和商业活动的经营，影响政府的稳定，甚至冲击英国的国家安全。

　　18世纪20年代早期，在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破灭的时候，对于引发这场危机的密西西比公司，法国政府想要救助，却既没有相应的工具，也不具备所需的资金。在这次危机中，法国王室愚蠢地将皇家银行和铸币厂的管理大权委托给一位名叫约翰·劳（John Law）的人，王室认为他是理财圣手，但他只是一位优秀却不值得信任的苏格兰赌徒（在法语中，他的名字写作1'as，意思是王牌）。密西西比危机后，法国政府中熟悉金融财务的专业人士屈指可数，国家银行更不见踪影，这导致法国不得不以高昂的利率，继续向瑞士人借钱。对于政府信用、货币、会计核算等工具以及整体金融市场等，法国王室和公众已经信心全无。在缺乏财务改革的背景下，在18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法国政府步履维艰，它没有建立现代化的税收体系，产业创新和经济增长受到极大的阻碍，时常徘徊在破产的边缘。

　　但英国挺过了这次危机，并重新振作起来。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英国当时拥有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具备的东西，那就是一种活力十足且勇于创新的会计核算文化，这种文化彻底渗透到英国的政治生活中，其影响程度远远超出荷兰人的想象。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会计文化为沃波尔提供了施展的空间，使其可以制订针对南海公司和英国信贷市场的救助计划。沃波尔实施的救助，形象地展示了财务报表和政府会计核算的优势和劣势，也体现出即使是那些受过良好培训的政治家，在面对诱惑时，也可能会越过相应的界限。

　　保守的托利党人希望，南海公司事件能够推动英格兰银行的权力分配走向均衡，因为他们认为，该银行赋予英格兰的汉诺威国王及其辉格党人追随者太多的权力（根据1688年荷兰国王威廉制定的复杂的王室继承法，德国人乔治一世于1714年登上英国王位）。为此，沃波尔作为一名辉格党人，最初还曾经是南海公司的对手。尽管在党内曾经就债务方案展开争论，沃波尔承认，最初自己觉得南海公司计划是“胡思乱想”，但最终他还是接受了现实。

　　沃波尔被卷入南海泡沫中，如果说这件事有什么奇怪的话，那我们更不应该忘记，即使是艾萨克·牛顿这位伟大的天文学家，也因为在泡沫高点的时候参与投机而损失了20 000英镑这样一个天文数字的金钱。尽管公共财务数据使得社会对公司运作产生了疑问，但沃波尔依然对该方案坚信不疑。与牛顿相比，他的精明程度并不逊色，很可能是被贪婪蒙蔽了双眼。

　　1720年，就在沃波尔全力支持并大笔投资南海公司计划的时候，身为律师和国会议员的阿奇博尔德·哈奇森（Archibald Hutcheson）对南海公司的股票价值进行了一次精确的计算。尽管下议院充斥着腐败堕落和党派斗争，但哈奇森依然被人们认为是一位罕见的诚实正直的人士。在诸如《目前政府债务资金的状况》（The Present State of Public Debt and Funds，1718）的作品中，哈奇森采用的方法，是利用公众财务数据来推算国家的财政状况，其计算的复杂程度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

　　1720年，哈奇森发表了《南海公司和英格兰银行经过计算给出的建议》（Some calculations relating to the proposals made by the South Sea Company and the Bank of England），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对沃波尔施政方针的抨击，也是对提出这项方案的托利党人的控诉。沃波尔曾支持南海公司，以扶持英格兰银行，同时试图以偿债基金减轻政府的债务负担。按照这种方式，当时政府共采取3种举措来缓解债务压力。事实证明，当危机降临的时候，这些措施是至关重要的。哈奇森的推算不仅局限在会计核算的范围内，还涉及财务分析的全新领域。

　　南海公司的股价全靠一些利润假设来支撑。通过利用现值（将过去和未来的货币价值以现在的水平计算）、折现现金流（将未来现金流折现，因为未来货币价值将减少）以及年金表格（未来或某一时点，某一额度的支付将价值几何）等，哈奇森计算出支持公司股价所需的利润差额，这将需要4 300万英镑的政府债务支持。他的计算结果显示，当新的认购出现时，政府就可以借此募集到资金，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是有利可图的，一如那些投资较早、成本较低的投资人。但是，新的投资人随时有可能损失20%以上的投资额。投资人要想赚钱，公司就需要赚取大量而且根本就不切实际的利润，否则的话，“成百上千的投资人”就会在这种金字塔式的骗局中被“无情宰割”。哈奇森声称，“如果我的计算结果是正确的”，那么该公司“每年的利润”就根本不可能存在。他推算出的结论是，公司承诺向新投资人支付的分红是根本不现实的。

　　哈奇森的计算涉及计算应付政府债务的汇率、公司利润、股票收入，以及公司的资产价值和各种利率水平下公司可能获取的利润，这个过程十分复杂，但逻辑推理十分清楚。为了证明超出自身价值300%的股价是合理的，公司每年需要赚取530万英镑的超额利润，而这是不现实的，这一额度甚至比当年的海军预算还要高10倍。

　　沃波尔知道这些数据，因为议员曾经见过这些，甚至还为此进行过辩论。事实上，议员托马斯·布罗德里克（Thomas Brodrick）曾要求对南海计划进行详细的公开审查，对于哈奇森的计算过程也有争议。公司本身、投资人还有该方案的支持者，都曾经发表过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分析。1720年4月，《飞邮时报》（Flying Post）以及《周刊》（Weekly Journal）同时公开了计算过程，试图证明公司股价应当介于每股440英镑和880英镑之间。就在所有相关人员对数据争论不休的时候，沃波尔站到了南海公司一边，因为他认同这家公司，他需要这家公司所募集来的资金，为自己的职业生涯提供支持，为自己的乡下别墅提供资助。他对哈奇森的计算分析视而不见，或许正是由于后者是一位“政治牛虻”。无论如何，粉饰利润和政治需要都与哈奇森的数据信息发生了冲突。

　　1720年8月，当泡沫破灭时，股票价格一路跳水，数周之内从1 000英镑跌至400英镑，这让沃波尔大为震惊。在位于诺福克的乡间别墅里，他正在试图将自己的家庭账簿结平，忙于购置房产，并借钱给那些希望购买更多南海公司股票的人。不仅如此，他刚刚把自己的理财顾问罗伯特·雅各布（Robert Jacombe）派到伦敦，希望购买5 000英镑的南海公司股票。当3天之内股票价格大跌50%的消息传来，沃波尔既沮丧又震惊。沃波尔疯狂地用尽一切手段，希望能够联系上雅各布。最终当伦敦的消息传来时，奇迹发生了。雅各布根本就没有进行这笔投资。这位精明的理财顾问跑到南海公司的办公室并见到了公司的管理层，他发现这些人不太靠谱，看到公司“乱七八糟”，“被吓坏了”。在南海公司的计划开始崩盘时，雅各布就已经对其丧失了信心，撤回了这笔投资，从而使得沃波尔免于遭受更多的损失。

　　在得知哈奇森的计算结果后，股东的愤怒之情可想而知。哈奇森并不属于那种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他坚持要求政府豁免公司所欠的700万英镑债务，以帮助那些在这项计划中损失惨重的“中等人群”。按照今天的话说，他希望拯救全社会。像约翰·特伦查得（John Trenchard）这样有影响力的政治评论家从辉格党共和派的角度撰文，亲自对股票价格和政府债务进行测算，并呼吁对南海公司以及其他股份公司实施全面审计，以保护股东和投资者的利益。用特伦查得的话说，在支付红利之前，每家公司都需要说明其每年的“股票情况，公司审计师需要在财政大臣面前郑重宣誓，保证对公司股票信息进行如实阐述”。特伦查得认为，只有通过这样的公开审计，投资者才能做出稳妥的判断。特伦查得感叹道，因为财务不透明而获益的，不仅有公司的高管，还有政府的高官，他们利用内幕信息获利，与此同时，其他人却不得不闭着眼睛“碰运气”。

　　[1] Deringer, “Calculated Values,” 145; "ations from John Trenchard, An Examination and Explanation of the South Sea Company's Scheme for Taking in the Publick Debts. Shewing, That it is Not Encouraging to Those Who Shall Become Proprietors of the Company, at Any. Advanced Price. And That it is Against the Interest of Those Proprietors Who Sball Remain with Their Stock Till They are Paid Of by the Govrnment, That the Company Should Make Annually Great Dividend Than Their Profits Will Warrant. With Some National Considerations and Useful Observations (London, 1720), 8, 16--17,25-26.

　　特伦查得呼吁设立独立的财务审计办公室。但对传统的政治家沃波尔来说，对公众审计的抵制完全是下意识的。他自己手中的政治权力，以及个人的财务积累，都有赖于见不得光的财务运作。他更希望找到一种方法，既可以稳定市场，又不用实施真正的政府或财务问责。

　　从政治角度来看，沃波尔是高效的，但同时又是腐败的。尽管他对权力和财富都垂涎不已，但他同时坚信，拯救英国的金融业和工业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就在英国经济危急时刻，沃波尔推动政府实施干预，针对南海公司设立了救助方案。该公司绝不能落得与法国密西西比公司同样的下场。

　　南海公司的投资者聘用查尔斯·斯奈尔（Charles Snell）这位声名远扬的会计师对公司进行审计。对于这样一次公开审计可能产生的影响，沃波尔心知肚明。他觉得需要终止这场审计，并对公司实施重组，以便稳定金融市场。从今天来看，南海公司当时显然是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il）了。在《恢复公众信用法》（Act to Restore Publick Credit）出台后，沃波尔的首要目的就是确保公司维持下去，并继续承担3 300万英镑的政府债务，与此同时，也拯救投资人以及借钱给投资人购买股票的银行。为了救助整个金融市场，他首先要求政府向公司放贷，以使公司继续运行下去。随后他成功说服了英格兰银行，由其承担南海公司近400万英镑的政府债务；南海公司把自己持有的银矿交给铸币厂，通过这种方式承担向政府缴纳赎金的义务。为了维持市场稳定和公司运行，在每100英镑的投资中，沃波尔为投资人挽回了52英镑的损失。

　　但是对沃波尔来说，市场以及金融业的平稳，君王统治的稳固，自己所在的辉格党的权势，才是其孜孜以求的。哈奇森、作家及评论家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等人猛烈抨击了所谓的“证券投资商”“赌徒”“骗子”。议会也表态“将通过禁止证券投机行为来树立公众信心”。反过来，沃波尔也用那句名言来攻击自己的政治对手：“没有人不可收买。”（All those men have their price.）无论如何，他还是对自己的那些银行家朋友施以援手。借助自己与英格兰银行的纳撒尼尔·古尔德（Nathanial Gould）的密切关系，他成功地对南海公司、英格兰银行以及东印度公司实施了重组，当然也没有落下其别出心裁的偿债基金。

　　沃波尔对南海公司的重组，与其说是一项成功的金融操作，不如说是展示了他炉火纯青的沟通手腕。尽管并非所有人都对他的处置方案表示认同，比如哈奇森就在议会会议上对此表示抗议，但其他人都没有提出可行的反对方案。沃波尔采取的是一位政治家的应对之道。他的方案挽救了金融市场，至少使损失惨重的公司和银行都能够继续维持下去。这一方案的实施，还规避了对政府或私人公司的审计，从而保持了政治上的稳定。处理这场腐败事件的核心机构是秘密委员会（Secret Committee），这是议会的一个下属机构，哈奇森就是其中一员，该委员会显然希望在最大程度上揭露腐败行为，而沃波尔则成功地将损失控制在了政府范围内。

　　秘密委员会调查发现，向议会及政府人员实施贿赂的股票金额高达574 000英镑。存在各种贿赂行为的不仅有公司的高管，还有议会成员、各位部长、皇室成员，甚至还包括国王的情妇，他们都收受贿赂，并对该方案表示了支持。南海公司的会计账簿对这些贿赂记载得一清二楚。但是，秘密委员会没有抓到罗伯特·奈特（Robert Knight），他是南海公司的出纳员，在6个月之前，也就是1720年12月，携带这些罪行的核心证据成功潜逃，该证据即绿皮书（Green Book），就是南海公司的秘密账簿，其中记载了公司各项重大贿赂的完整信息。奈特成功越狱，逃到了奥属尼德兰的列日（Liège）地区，此地恰巧没有引渡逃犯的规定。在英国政府高层匿名人士的“劝说”下，他从监狱的墙洞里成功逃出。听到会计师撤退的消息，沃波尔和国王乔治二世（King George II）不禁长舒了一口气。尽管许多人受到牵连，甚至因腐败受贿而被检举起诉，但本案中最终的那些角色，也就是沃波尔的盟友斯坦诺普（Stanhope）和桑德兰（Sunderland）伯爵都摆脱了声名扫地的命运。他成功地帮助那些精挑细选的内政大臣和高层金融人士免于被追责，当时，沃波尔也被称作包庇大臣（the Skreen-Master General）。

　　沃波尔的钻营引起了公愤，对他的抨击最为出名的，是托马斯·戈登（Thomas Gordon）和约翰·特伦查得写的《卡托的信》（Cato's Letters），他们呼吁，要通过对政府账簿的公开以及对政府官员的审计，打造一个透明、诚信的政府，他们认为这正是古代共和政体的优势所在。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托马斯·戈登把政治自由和政治伦理与政府会计核算等同起来。对他来说，除非政府官员公开其账簿资料并接受审计，否则就不会有政治自由，而只会发生政治动乱和破坏。戈登援引伯里克利（Pericles）的事例，呼吁只有透明的政府才符合道德正义的要求。他说，为了让自己的权力保持下去，避免公开审计，伯里克利简直无所不用其极。此外，伯里克利还发动战争，使政府乱作一团，以此保全自己的名声，掩盖自己的账簿信息。雅典的陨落，正是由于这样一个不肯公开账户信息的人所犯的“愚蠢而具毁灭性”的错误。

　　这是对政府财政隐秘性的一次富有戏剧性的历史控诉。问题在于，沃波尔并非伯里克利。他引以为豪的是，自己对权力的牢固控制，保证了英国财务的正常运转，并避免遭受海外战争的冲击。而他对政府信贷市场以及救助基金的重组，尽管并不透明，而且与所谓的自由放任主义背道而驰，但总体来说，重组依然发挥了作用，至少在最初是这样的。18世纪20年代，政府债务约为4 000万英镑，每年支付的利息为200万英镑。到1727年的时候，沃波尔成功将利率降低1%，节省近377 381英镑，差不多是当时整个海军的预算规模。部分年份出现了超过100万英镑的财政盈余，他着手把这部分资金纳入救助基金，利用这些基金来偿还债务，降低债务本金额度。这些措施增强了市场信心，并使社会普遍感到，债务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1742年，当沃波尔离任时，他已经将债务总额降低了1 300万英镑。

　　《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1776）是关于道德问题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奠基之作，在这本书中，亚当·斯密对于救助基金是否能够解决债务问题表示怀疑。与此相反，他认为这将诱使人们忽略债务问题，反而会签署新的借款合同。斯密说的正是沃波尔的做法。尽管沃波尔是启蒙时期的金融掌舵人，但他首先是一名政客，而随着债务问题上的政治压力有所缓解，救助基金看上去越来越不像一个债务解决手段，而像一种政治行贿资金。

　　从1722年开始，沃波尔开始染指救助基金。起初，他将其用作100万英镑的国债抵押物，这些国债发挥着纸币的作用。1724年，他从基金中挪出15 144英镑，用于弥补国库因金币价值损耗而带来的损失。到1727年，这项救助基金已经成为沃波尔的一项重要政策工具：他从基金中拿出10万英镑，以将国王的皇家专项基金（由国王直接支配使用的资金）额度提高到80万英镑。国王不太可能反对这一举措，但某位议会成员表示公开反对，认为沃波尔正在一手毁掉其亲手创立的救助基金。沃波尔沉默以对，并继续挪用基金费用，用来支付东印度公司的养老金，并将土地税降低了1先令。1734年，他拨出120万英镑，用于政府财政支出。沃波尔曾声称用于解决债务问题并平衡财政收支的工具，如今已经成了他用以规避议会对财政支出进行监督的黑匣子。

　　这些财务手腕为沃波尔继续大权在握提供了帮助。1732年，国王乔治二世将唐宁街10号（10 Downing Street）作为礼物送给了自己勤劳能干的首相。沃波尔十分识相，他同意住在这里，但是按照公益法的规定，将这座建筑留给了政府，作为此后首相的办公和居住地。但即使是沃波尔，其首相任期也终有结束的一天。1739年，他未能阻止英国与西班牙在西印度群岛因贸易争端（以及英国水手詹金斯声称西班牙人砍掉了自己的耳朵）而引发的詹金斯耳朵之战（the War Of Jenkins'Ear），加上1741年在选举中表现糟糕，议会对这位“诺福克大腹便便的老地主”投出了不信任票，1742年，他从权力的宝座上跌落下来。沃波尔长达21年大权在握的情况是史无前例的，如今他依然是英国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首相。但是，英国上下已经对这位杰出但不择手段的首相产生了厌倦。

　　威廉·霍加斯（William Hogarth，1679—1764）的绘画作品描绘了英国18世纪的现代图景，如实呈现了沃波尔等风云人物的特征。霍加斯展示了知更鸟统治（Robinocracy）下的贪婪和繁荣，从中不难看到，富有的城市商人紧握金融命脉，在汉诺威王朝统治时期对社会大众进行大肆劫掠。霍加斯的绘画作品《婚后不久》（Shortly After the Marriage，1743—1745）描绘了一位子爵在整夜的寻花问柳或与情人厮守之后，宿醉未醒，慵懒地躺在椅子上，而他的夫人在经历了家中一夜牌局之后刚刚醒来的景象。他们的管家手里拿着收据和账本，面带厌恶地走远。会计核算当然很重要，但人们往往对其视而不见。英国精英阶层对会计工具的利用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这幅作品正是对他们矛盾心理的生动体现。这项工具得到了社会的高度认同，与经济繁荣和人类救助的关系如此密切，尽管如此，却可能像生命本身一样被浪费和抛弃。沃波尔及会计核算的历史，说明了英国如何度过南海危机的经历，但与此同时，也说明了损公肥私和政治恩主式的文化传统如何阻止英国成为一个诚信透明的政府。

　　人们不仅没有把沃波尔与金融救援和其他政策措施联系在一起，还称其为强盗。同时代的著名作家对其极尽挖苦之能事，沃波尔对此抱怨道：“这年头，这帮不入流的文人越来越肆无忌惮了。”在《伦敦》（London，1738）一诗中，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描述了一座被拜金文化洗劫过的城市。

　　千方百计地探寻你的隐私，

　　随时留意着市场脆弱的时机，以便大肆劫掠；

　　不用多久，曾经忐忑不安的就会得到回报，

　　你的主子也会开始，毫无廉耻而不受责备地，

　　按照金钱数字来排定座次，或者扫地出门，

　　任何罪行都将无人追究，而贫穷才最令人深恶痛绝。

　　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是一位讽刺小说家，著有《汤姆·琼斯》（Tom Jones）一书，他描绘了英国“美德不彰”的饱受诟病的反乌托邦式的景象，后者正是小说家塞缪尔·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在《帕梅拉》（Pamela，1740）中描绘的空想场景。他的《莎美拉》（Shamela，1741）不仅讽刺了理查森，同时抨击了沃波尔治下的英国，当时那里最大的特征就是金融骗子盛行，这些人会采取一切手段，来避免对账户进行审计。在《莎美拉》一书中，女仆并非不可企及的完美典范，而是一个狡猾的小偷，她之所以出嫁，就是为了她丈夫的财产：“先生，就我来说，我希望自己无须将每一先令的去向都向你交代得清清楚楚；特罗斯（Troth）仍是你忠实的仆人。我向你保证，我嫁给你并不是出于这种考虑，还有，难道你没告诉我，我将成为你名下财产的女主人吗？”在以美色求取宽恕的时候，她沾沾自喜：“我觉得，我终于成功避免了外人对自己各项开支的进一步限制或者打探。”

　　公众对糟糕的财务文化表示高度怀疑，因为沃波尔营造出这种文化并做出相关决策，使自己的朋友从中获益。人们也没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政府是值得信赖的。直到美国独立战争后，用于监督政府开支的议会账簿委员会（Parliamentary Commission of Accounts）才被再次召集起来。沃波尔成功地将英国拉出了泥潭，但是对于从政首年承诺过的那些改革举措和诚信文化，他从来没有落到实处。

　　他本人自然也并不怎么值得信任。1722年，就在南海公司泡沫发生后的第二年，沃波尔开始在自己位于诺福克的地界上修建霍顿庄园（Houghton Hall），这是18世纪最宏伟的帕拉迪奥式（Palladian）建筑之一，建筑内部的豪华设计由威廉·肯特（William Kent）操刀，这位伟大的建筑师和设计师随后又负责建造国库大楼以及坐落在白厅（Whitehall）的骑兵卫队营（Horse Guard）大厦。在1742年离任的时候，沃波尔搜集的绘画藏品也被从唐宁街10号搬到了诺福克，此地收藏的400件艺术精品，使其成为世界艺术宝库之一，这充分体现了沃波尔的权势。同科西莫·德·美第奇和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一样，沃波尔也是一位政界的财务圣手，同时也是文学艺术作品的一大主顾。但在1745年沃波尔去世后，他的儿子吃惊地发现，这位大人物留下的遗产是40 000英镑的债务。这位首次救市计划的创始人背负着债务离开了人世。 中信出版2020年度好书-经济管理（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