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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全民的智利

　　探访智利

　　1967年，我在智利休学术假的时候，那里的一切还看似风平浪静。我在智利的房东向我强调，他们的国家和其他的拉丁美洲国家非常不一样。他们解释道，这个国家有着悠久的民主政府历史，只不过偶尔会出现几场几乎不流血的军事政变。不同于我们常常在秘鲁、阿根廷以及其他南美洲和中美洲国家看到的那样，智利鲜少出现军政府掌权的情况。智利曾被誉为整片拉丁美洲大陆政治稳定度最高的国家。

　　虽是拉丁美洲的一分子，智利对欧洲及美国有着很高的认同度。举个例子，我正是通过一个智利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联合交换项目去到智利做学术访问的。这一项目的成立不仅仅是由于智利和加利福尼亚在地理位置上存在相似性——两地均位于各自所在大陆西岸的地中海气候区，还因为两地在社会氛围和政治稳定度上存在相似之处。我的智利朋友用这么一句话来概括：“我们智利人知而自治。”

　　1973年，距我探访智利仅仅过了6年，这个国家却落到了军事独裁政府的手里，政府迫害行为的世界纪录也因此被刷新。当年9月11日，在一场军事政变期间，智利的民选总统自刎于官邸。智利军阀杀害了大量的国民，想出可怕的新点子，对许许多多的智利人施以肉体或精神上的酷刑，并且将更多的人驱逐于国境之外。不仅如此，智利军阀方面还策划了境外的恐怖主义政治谋杀行动，这其中包括在1976年的华盛顿特区发生的那场谋杀行动。这是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巧合的是，这一天正是智利军事政变的周年纪念日）发生之前，唯一一次发生在美国领土上的、针对美国公民的恐怖主义政治谋杀事件。智利军政府持续掌权近17年。

　　今天，距离智利军政府下台已经过去29年，但智利仍在与军政府的政治遗产做斗争。一些施虐者和军事领导者被送进了监狱，可军方的一把手仍然逍遥法外。不少智利人尽管哀叹着政变带来的苦痛，但依然认为这场军事政变是必然发生且无法避免的。

　　接下来的几页内容中，我将会讲述智利近代的历史，读完之后，你的心中可能会留存许多的疑惑。我们该如何解释，在这样一个拥有深厚民主传统的国家，竟会出现如此急剧的政治转向？智利和其他一些国家要如何面对如此骇人听闻的近代历史？本书关于国家危机和变革的主题如何在智利的案例中得到体现？你会看到，智利政府在经济政策及政治妥协方面做出了重大的选择性变革。你还将看到一些反复出现的主题：该国是否进行了诚实的自我评估，是否具备行动的自由，是否得到他国的支援，以及是否有他国经验可以借鉴。从两位智利领导者的身上，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不断被重提的历史问题，那就是具备独特个性的领袖能否真正改变历史的进程。

　　最重要的是，对于我的美国同胞而言，智利的案例引出了一个让人战栗的问题。美国和智利都拥有强大的民主传统。然而，民主的藤蔓上竟结出了一颗专制的果实，这是1967年的智利人难以相信的，同样也是今天的许多美国人无法理解的。但是，这样的事情确确实实在智利发生了，而且如今回望，在这之前智利已经出现很明显的征兆。美国会不会也走上相同的道路？

　　1970年的智利

　　我们首先来看智利的地理、历史和国民情况。打开地图，你会震惊地发现，智利是世界上地形最狭长的国家。自东向西，智利国土的平均跨度不过100多英里，可自北向南，智利跨越了将近3 000英里：这几乎跟美国国土的东西跨度差不多了。从地貌上看，智利和其他国家之间有天然的阻隔，它与东边的阿根廷之间隔着高耸绵延的安第斯山脉，与北边的玻利维亚和秘鲁之间隔着世上最贫瘠的沙漠。正因如此，获得独立后，智利仅仅在1836—1839年和1879—1883年跟它的两个北方邻国发生过两场战争。

　　虽说国土狭长，智利的肥沃田地、农业和人口都集中在该国境内的小部分地区，也就是围绕着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中央山谷地区。智利的主要港口瓦尔帕莱索距离圣地亚哥市仅60英里，是南美洲西海岸最大的港口。这种地理位置上的集中性，联合下文将讨论到的智利的单一民族性，对智利人的团结统一有很大的作用，不同于许多国土面积与智利差不多大的国家，智利免受民族分裂运动带来的困扰。

　　南美洲的其他国家都位于热带，而智利、阿根廷及乌拉圭则位于南美洲南端的温带地区。与处于热带地区的国家相比，处于温带地区的国家具有两大优势——较高的平均农业生产率，以及较低的平均疾病暴发率。正因如此，尽管阿根廷政府长期实施一些误导性的经济政策，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三国仍然是南美洲人均收入水平最高的国家。智利的相对富裕得益于其农业、渔业、矿产（下文将会详述）以及制造业。早在19世纪40年代，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掀起淘金热潮，智利便已开始对两地大量出口小麦，其农业出口国的身份由此延续下来。近几十年，智利更是成为南美洲，甚至是全球渔业产品的领衔出口国。和其余的拉丁美洲国家相较，智利最终在制造业上走得更远。

　　说起智利的历史和国民，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如今被称作智利的土地上只居住着零星的美洲原住民，而在人口稠密的北方，即今天的玻利维亚、秘鲁和厄瓜多尔，曾屹立着强大的印加帝国，其文化和政治基础是智利所不具备的。与大部分其他的南美洲和中美洲地区命运相似，从16世纪40年代开始，智利逐渐被西班牙人征服，并成为殖民地。西班牙人带来了极少数非洲奴隶，而且西班牙人会和当地的美洲原住民通婚。所以，跟其他大多数南美洲国家不一样的是，现在智利的种族结构保持了相对的同质性，其国民构成中，血统纯正的印第安人或者非洲人等少数民族群体规模较小。智利人几乎要么是纯西班牙血统，要么是梅斯蒂索混血儿（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相结合的后代），几乎所有人都是天主教教徒，说西班牙语（在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很多规模较大的少数民族群体使用美洲原住民语言）。智利最大的少数民族群体是马普切印第安人，但这个群体只占全国总人口的1%。相对来说，仅有非常少的智利国民拥有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之外的血统。

　　可以看到，智利的地理条件、历史因素和人口构成加在一起，在历史上形成了一股积极的作用力，促进了国家的团结统一，使智利的历史不像其他拉丁美洲国家那般跌宕起伏。但智利和其他的拉丁美洲国家都存在一股消极的作用力：西班牙殖民者在此占据大量土地，而欧洲殖民者在北美地区仅建立了小型的农业种植园。因此，美国和加拿大从一开始被欧洲殖民的时候就建立起了广泛的民主政府，而在智利，小型寡头政权控制了几乎所有的土地、财富和政治权力。这样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构成了智利历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

　　一方面，处于传统的寡头权力中心的阶层丝毫不愿退让；另一方面，社会中的其他阶层力量冉冉升起。两者之间存在潜在的冲突，这种冲突可以通过政治妥协的方式得到解决，也可能会演变为迟迟未决的政治僵局。1925年，智利通过了新宪法，将总统、参议院和众议院的选举分开至不同的年份举行，政治僵局出现得愈加频繁。以分权制衡之名实施的这种制度，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不幸的是，结果往往是总统职位、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控制权落在不同政党的手里，这取决于在特定的选举年哪个政党的力量最强。智利后续的两项选举投票程序变革牺牲了寡头政府原先独享的权利，增加了左翼政党的投票支持率。其中一项变革是，智利的女性公民最终在1934年获得了在地方政府选举中投票的权利，并在1949年获得了总统选举的投票权。另外一项变革是，在过去，智利的选举是在公共场所进行公开投票，因而，地主可以轻易地看到农民的投票情况，进而影响农民的选择。但在1958年，智利的选举开始采用无记名投票，再次引发了“左倾”的趋势。

　　智利的政党分成了三大阵营：左翼、中立派和右翼。各阵营力量旗鼓相当。因此，智利中央政府有时被左翼掌控，有时是右翼的天下，这取决于中立派选择倾向哪边。各大阵营内部也存在着极端势力和温和势力之间的冲突。例如，在左翼阵营里，温和派（包括最正统的共产主义者）希望以宪政手段促进变革，他们的竞争对手激进派则迫不及待地想要用革命的方式达到变革的目的。在1973年以前，军队并未参与近代智利的政治较量。

　　我在1967年曾待在智利，在那之前，最近的一次智利总统选举发生在1964年。对智利来说，这场选举的结果异于往常。通常，在这个国家，处于领先位置的总统候选人会获得相对多数而非绝对多数的选票，而在1964年选举中，中立派总统候选人爱德华多·弗雷·蒙塔尔瓦收获了绝对多数选票。弗雷塑造了善良且正直的形象。出于对左翼联盟崛起的忧惧，许多右翼投票者转而支持弗雷。不仅如此，在1965年的众议院选举中，弗雷所属党派同样获得了主导权。以上种种让智利人民生出一种期望，他们期望弗雷能够主导重大变革，改写智利的政治僵局。

　　上台后，弗雷马不停蹄地以智利政府的名义购买了智利境内由美国所有的铜矿开采公司51%的股份。他为智利经济注入了大量的政府投资，拓宽贫困人口获得受教育机会的渠道，成功地使智利成为人均接受美国经济援助金额最高的拉丁美洲国家。他还发起一项土地改革项目，废除大庄园制。可惜，弗雷改革社会的力量受限于智利长期以来的政治僵局。一方面，弗雷的改革项目对智利右翼来说太过激进。另一方面，在智利的左翼分子看来，弗雷的改革还不够彻底，他们希望国家对境内的矿产开采公司拥有更大的控制权，政府投资力度更大，土地再分配的范围更广。在弗雷执政期间，智利的经济依旧面临罢工、通货膨胀以及物资匮乏的问题。举个例子，我在智利的那几个月里，智利的肉类产品供应一直短缺：哪怕是鲸肉和下乘的牛肉也只是偶尔才会出现在肉店里，羊眼倒是一周7天都能买到。我有智利朋友经历了街头暴力。到1969年，智利的左、中、右三大政治阵营已经十分疲乏和挫败。

　　阿连德

　　从1970年开始，智利先后经历了两位在政治立场及个人性格上完全相反的领导者，他们分别是萨尔瓦多·阿连德和奥古斯托·皮诺切特。两人唯一的相似之处在于，时至今日，我们仍无法弄清楚为什么他们会做出当时的选择。

　　我对阿连德的了解来自有关他的公开信息，另外，我的一名智利朋友熟识阿连德及其家族，他为我提供了一些信息。阿连德是一名典型的智利职业精英，成长于中上阶层家庭，生活富足，智力超群，充满理想主义，能言善辩，且极具人格魅力（见插图4.1）。早在学生时期，他便成为一名公开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智利社会党的创始人之一，这个党派比智利共产党要更为偏左。不过，就智利的社会主义标准来说，阿连德算是一名温和派，因为他的目标是以民主的手段而非武装革命建立共产主义政府。从医学院毕业后，阿连德在31岁的时候就当上了智利的卫生和社会福利部部长，他在这一职位上的成就得到了广泛认可。他分别在1952年、1958年和1964年竞选总统，但三次都败选了，其中两次的票数与获胜者可谓悬殊。在1970年，阿连德再次成为总统候选人，这次他代表的是由社会党、共产党、激进党及中立派联合组成的人民团结阵线，可在当时，他在人们眼中不过是一名没有威胁的、常年落败的政客。

　　在1970年的这场选举中，阿连德获得了最高民选票数（得票率约为36%），最终却是险胜，因为那些没有支持他的选民（约占总选民数的64%）分别把票投给了智利的右翼联盟（得票率约为35%，仅比阿连德低约1%）和中间联盟（得票率约为28%）。由于阿连德只获得了相对多数而不是绝对多数的选票，他的当选必须得到议会的确认。议会承认了这次选举结果的有效性，但条件是进行一系列的宪法修订，以保证智利国民的出版自由及其他自由。尽管阿连德的个性和他过往的行为显得温和无害，但他的当选还是立即触发了美国政府的一次不成功的介入，美方试图通过操纵智利议会来反对阿连德的当选。阿连德的当选还导致我的一名智利朋友举家移民，因为他不愿看到阿连德即将实施的任何一条政策。为什么一名温和左翼分子的上台会引发如此强烈的抵触情绪呢？

　　这是因为，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智利政府是阿连德和他所属的党派联盟的公开目标，而这样的愿景使智利的右翼和中间阵营、智利军方以及美国政府感到恐惧。时至今日，距离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已过去数十年，年轻读者没有经历过20世纪40年代、50年代和60年代的生活，所以无法想象上述各方为何会坚定不移地穷尽各种手段来压制马克思主义政权的出现。首先，二战后，苏维埃政府开始大展拳脚，开拓其统治世界的政策宏图，制造了自己的原子弹、氢弹还有洲际弹道导弹。1948年，苏联构筑封锁线将柏林一分为二。苏联夺取了一些地方的政权，并镇压了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匈牙利和波兰国内的反抗活动。

　　最为危险的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政权之后，便连同赫鲁晓夫开始在古巴境内离美国的海岸线仅90英里的地方部署弹道导弹，并为此配备了核弹头。就在1962年10月，整整一周的恐怖气氛，在所有经历过那一时期的人（除了当时尚不记事的小孩）心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无论是在那之前还是在那之后，我们的世界从未如此靠近核战争的边缘（见插图4.2）。这场危机过后，对美苏机密情报资料的逐步公开解密让世人清楚地了解到，我们与核战争的距离远比当时人们所预计的更近。彼时，尽管美国军方已经知道至少有162颗导弹装置落地古巴，但他们以为这些导弹的核弹头还未运达。实际上，当时有不少核弹头已到达古巴且就位待发。

　　古巴导弹危机之后，苏联加速开发更多强劲的核武器及洲际弹道导弹。美国则坚决不再容忍共产主义政权在西半球建立。那时候，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如果无法阻止共产主义政权在西半球建立，就会立刻以严重忽视美国利益为由被弹劾。肯尼迪总统就曾被警告过，要是不能让苏联的导弹撤出古巴，他就得离开白宫。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还忙于应对越南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共产主义势力。目睹了古巴的危机以及卡斯特罗上台后其反对者的下场，智利的右翼、中立派和武装力量在反对建立马克思主义政权这件事上立场一致且态度强硬。他们都无法容忍古巴的历史在智利重演。

　　美国担心智利的局势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智利经济体量中最大的组成部分——铜矿开采公司。这些公司曾属于美国，经由美国资本投入开发，因为在19世纪，智利既没有资本也没有技术，无法凭一己之力发展铜矿开采业。在弗雷总统的领导下，智利收购了这些公司51%的股份，美方担忧，阿连德会把余下49%的股份也拿去，而且一分钱不出（后来被证实这种担忧是对的）。因此，从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通过一个被命名为“争取进步联盟”的项目，对（包括智利在内的）拉丁美洲国家的中立改革党派提供支持，并为由中立派执掌政权的拉丁美洲国家注入援助资金，以对可能发生的左翼革命先发制人。弗雷总统在位期间，智利成为美国在拉丁美洲投入的发展援助资金的一大优先受惠国。

　　面对这般现实，阿连德在就任总统之初出台了怎样的政策呢？尽管知道支持自己的国民只占36%，智利的武装力量和美国政府均反对自己，阿连德还是没有走温和、谨慎和妥协的道路，相反却追求一种绝对会让反对力量深恶痛绝的政策方向。他第一步获得了智利议会的一致支持，在不支付赔偿金的情况下将智利境内由美国所有的铜矿开采公司国有化，这无疑使智利在国际上为自己树立了强敌。（为了避免支付赔偿金，阿连德的托词是，这些公司的既得利润中超过特定收益的额度即为“超额利润”，这部分钱和智利政府要赔付的金额互相抵销了。）阿连德还主导了其他一些大型国际商业集团的国有化。让智利军方感到害怕的是，阿连德输送了大批的古巴人进入智利，他手持的私人枪支来自卡斯特罗的馈赠，并且他还邀请卡斯特罗前往智利进行访问，这次访问后来持续了5周。阿连德冻结了物价（哪怕像鞋带这种小型消费品也不放过），将智利经济中的自由市场元素替换成社会主义式的国家计划，实行大幅度提薪，强力扩大政府支出，并大量印发纸币以填补由上述种种引发的政府赤字现象。他延续并扩大了弗雷总统的土地改革力度，征收大量土地，并将它们转化成集体合作社。和阿连德的其他措施一样，这场土地改革的出发点是好的，可是无法得到有效落实。例如，我的一位智利朋友就曾负责为该国国内消费品定价，而当时他年方19，还没完全从经济学专业毕业。另一位智利朋友则这样评价阿连德的政策：“阿连德的想法不错，可执行力不佳。虽然他正确地认识到了智利的问题所在，但他所选择的解决方案是不对的。”

　　阿连德的政策导致智利经济混乱，暴力横行，国内开始出现反对他的声音。通过印刷纸币填补政府赤字的做法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因此，虽然智利的名义工资水平出现了增长，但实际工资（即扣除通胀因素后的工资）已跌至比1970年更低的水平。智利的国内外投资及国外援助资金日见干涸，贸易赤字逐渐增长。消费品，包括卫生纸在内，在市场上变得稀缺，透过空荡荡的货架和长长的排队顾客可窥见一斑。食物和水的定额配给日益严峻。曾经作为阿连德的天然支持者的工人阶级加入了他的对手，发起了全国范围内的罢工运动，对智利经济损害最大的是铜矿工人和卡车司机的罢工。智利街头暴力活动越来越多，人们对政变的到来越来越肯定。左翼阵营里，阿连德的激进拥趸们武装起自己；右翼势力的反抗体现为不断出现在街头的海报，上面写着“Yakarta viene”。这句口号的字面意思是“雅加达（屠杀）即将到来”，指的是1965年印度尼西亚右翼分子对共产党人的屠杀事件，对此我们将在下一章展开具体讨论。这是智利右翼阵营对左翼分子进行的公开恐吓，宣称要对他们做出同样的事情，实际上他们也真的这么做了。甚至连势力强大的智利天主教会也离阿连德而去，当时他正提出要对私立的天主教学校和公立学校进行义务教育课程改革，通过把学生送往工作场所进行手工劳动，以塑造相互合作且大公无私的智利“新人”。

　　上述种种事态的发展最终导致智利在1973年发生政变，这场政变的发生形式虽说不上必然，可我的许多智利朋友都觉得，政变本身是不可避免的。一位经济学家朋友曾这样向我总结阿连德政府的垮台：“阿连德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那些倚仗民粹手段的经济政策在其他国家早已导致不止一次苦果。虽然短时间内人们尝到了甜头，但这类政策把智利的未来押作赌注，并且带来了失控的通胀。”不少智利人对阿连德尊崇备至，甚至把他看作圣人般的存在。只不过，圣人虽有美德，却不一定具备政治才能。

　　在开始介绍阿连德的时候我曾说过，他的所作所为背后的原因我们不甚明了。我不断地问自己：作为一名老练的温和派政治家，阿连德到底为什么会选择激进的政策？他明明知道这种政策对大部分智利人以及智利军方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我的智利朋友给出了几个可能的解释，但其中是否有一个解释能够真实地反映阿连德的所思所虑，没有人能确定。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以往的政治成功让阿连德误以为自己能够平息反对派的不满，毕竟他在卫生和社会福利部部长这个职位上获得了成功。最初上台时，他以修订宪法、不束缚经济政策设想为交换条件，消除了议会对他当选所存的疑虑，议会还一致通过了他不支付赔偿金就将铜矿公司国有化的决定。现在，为了安抚武装部队，他想把海、陆、空三军司令纳入自己的内阁中来。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原本能做出更明智判断的阿连德被那些最激进的支持者推到了风口浪尖。这些人发动了革命左翼运动（西班牙语缩写为MIR），他们想要通过快速革命推翻智利的资本主义。他们开始囤积武器，以“武装人民”为口号，他们抱怨阿连德太过软弱，不想听他“再耐心多等几年”的恳求。

　　即使以上两种或其中一种解释构成了阿连德的行为动机，我还是认为不够充分。在我看来，即便是在当时也可以看出（而不仅仅是事后诸葛亮之见），脱离现实的评估构成了阿连德的政策基础。

　　政变与皮诺切特

　　预期已久的政变爆发于1973年9月11日，而就在政变爆发前10天，智利武装部队的海、陆、空三大分支才达成一个统一的方案。虽然一直以来，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阿连德的反对者，并寻找机会削弱他的势力，可即便是那些曝光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干预智利国内事务内幕的美国人也同意，这场政变完全是智利人自己策划进行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没有参与执行。智利空军对位于圣地亚哥市的总统府进行了轰炸，陆军则派出坦克对其进行炮轰（见插图4.3）。意识到自己已经陷入无望的境地，阿连德举起卡斯特罗送给他的那把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得承认，自己对这一消息一度是存疑的，我曾怀疑阿连德实际上是被发动政变的士兵杀害。不过，在智利军政府结束统治后，恢复民主政权的智利政府对阿连德的死因展开了一项调查，得出的结论是，阿连德确实是自尽的，他离世的时候身旁没有别人。一位智利朋友向我证实了这个结论，他认识一名当时去到被烧毁的总统府的消防员，那名消防员看到了那些最后陪伴过阿连德的幸存者，包括阿连德生前见到的最后一个人。

　　这场政变让智利的中立派、右翼分子、大部分中产阶级，当然还有寡头如释重负，他们对此次政变表示欢迎，并提供了广泛的支持。到那时为止，阿连德治下的智利经济混乱不堪，政府的经济政策不够明智，街头暴力活动频发，这一切已经让人们忍无可忍。政变的支持者觉得，军政府掌权只不过是无法避免的一个过渡性阶段，之后智利将回到1970年以前盛行的、由中层阶级平民主导政治权力的状态。一位智利朋友向我回忆他在1973年12月参加的一场18人晚宴，那时离政变落下帷幕不过三个月。其间，晚宴的谈话主题转向这样一个问题：请在场的宾客预计，军政府还能掌权多久？18位宾客中，有17位认为军政府还能再掌权2年。余下一位宾客的预测是7年，其他人都认为这非常荒谬。他们纷纷指出，智利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过去所有的军政府都迅速地把权力归还给了平民政府。这场晚宴上没有一个人能够预见到，这一回，军政府会持续掌权达17年之久。军政府停止了一切政治活动，关闭议会，取缔左翼政治党派，甚至是中立的基督教民主党（这让中间派大为震惊），接管智利的大学，并任命军队指挥官为大学校长。

　　后来手握大权的军政府成员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见插图4.4）的出现很偶然，他并未参与政变前的谋划，只在最后关头加入这场政变。政变发生的前几周，智利陆军对时任参谋长施压并促使其辞职，因为这名参谋长对军事政变持反对意见。默认情况下，皮诺切特成为新一任陆军参谋长，号令圣地亚哥地区的陆军部队。那个时候，皮诺切特已算是年事较高了（58岁）。智利国内的其他陆军将领和武装部队司令都认为自己很了解他们的这位同僚，收集过有关皮诺切特的大量信息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也认为自己对这个人有足够的了解。美国中央情报局对皮诺切特的评价是：沉默寡言、举止温和、为人诚实、无害、友好、勤奋、务实、虔诚、朴素，是一名尽职且包容的丈夫和父亲，除军队、天主教和家庭以外，没有其他兴趣——简而言之，他不像是一个会领导政变的人。军政府本身的设想是把自己打造成一个领导者轮流执政的平等型委员会。他们在一开始选择皮诺切特作为首位领导者，主要因为他是最年长的一位，并且是国内武装部队中最大分支（即陆军）的参谋长，可能还出于和美国中央情报局一致的看法，认为皮诺切特不具有威胁性。当军政府接过智利大权的时候，皮诺切特自己也曾宣布领导者之位会进行轮换。

　　可是，到了皮诺切特应该结束任期的时候，他食言了。皮诺切特不但没有下台，还成功地利用自己创建的秘密情报机关对军政府里的同僚进行恐吓。军事政权班子的事情千头万绪，经常会存在不同的观点，不过通常皮诺切特都能如愿以偿。无论是皮诺切特的同僚，还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都未曾料到他的冷酷无情和强势领导，以及对权力紧抓不放的实力——与此同时，通过国有媒体平台，皮诺切特还继续展现出一个慈父和定期去教堂的虔诚的天主教教徒形象。

　　不了解皮诺切特这个人的角色，我们就很难理解1973年9月11日之后发生在智利的暴行。就好像是希特勒之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德国，皮诺切特作为宏大背景的一部分，在智利的历史进程中刻下了其作为国家领导者的个人烙印。他甚至比阿连德更令人费解。我在上文提到过人们对阿连德的所作所为的两种解释，但关于皮诺切特的残酷统治，我没能找到任何可信的解释。正如一位智利朋友告诉我的那样：“我难以理解皮诺切特的心理。”

　　军政府在夺权之际便对阿连德所在的人民团结阵线的领袖，还有其他被认定的左翼分子，比如大学生，以及著名的智利民谣歌手维克多·哈拉（见插图4.5）展开了围捕行动，目标是从根本上铲除智利的左翼倾向。在最初的10日内，数千名智利左翼分子被带到圣地亚哥的两个体育场，遭受严刑拷问和折磨，并被杀害。（其中，哈拉的遗体被发现漂浮在污浊的运河上，身上有44个弹孔，手指头被一一斩断，他的面容也遭到损毁。）政变发生后的第5周，皮诺切特私自派遣一名军官前往智利的各个城市巡视，将军队还未动手处理的政治犯和人民团结阵线的政客通通解决掉，这次行动在后来被称为“死亡大篷车”（Caravan of Death）。军政府禁止任何政治活动，关闭议会，并接管高校。

　　政变发生的两个月后，皮诺切特设立了一个组织，该组织后来发展为智利国家情报局（DINA），这是一个国家情报组织和秘密警察部队的结合体。智利国家情报局的负责人直接向皮诺切特报告，后来成为智利主要的镇压机构。该机构因手段残忍而臭名昭著，其残忍程度超过了智利武装部队的其他情报部门。智利国家情报局建立了秘密羁留营网络，发明新的酷刑手段，让一些智利人“消失”得无影无踪。其中一个羁留营专门通过性虐待来获取情报。例如，情报局会抓住犯人的家人，以令人难以启齿的方式在犯人面前对其家属进行性虐待，还要用上啮齿动物和受过训练的狗。去圣地亚哥时，如果你承受能力足够强，而且不怕做噩梦，那么你可以去参观一个位于格里马尔迪镇（Villa Grimaldi）的羁留营，现在它已经被改造为一家博物馆。

　　从1974年起，智利国家情报局开始在智利境外开展行动。最初，智利国家情报局在阿根廷投放汽车炸弹，智利前陆军总司令卡洛斯·普拉茨和妻子索菲娅遇害身亡，原因是普拉茨曾经拒绝参与1973年的军事政变，皮诺切特把他视为潜在威胁。智利国家情报局随后开展了一系列被称为“秃鹰计划”的国际政府恐怖主义行动，召集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玻利维亚，最后还有巴西的秘密警察头目一起开会，就跨境搜捕流亡犯人、左翼分子和政治人物开展合作。数百名躲藏在其他南美洲国家和欧洲的智利人被抓住并被杀害，还有一名遇害者当时在美国。这起事件发生在1976年的华盛顿特区，事发地点距白宫仅14个街区，智利外交官（阿连德政府的国防部部长）奥兰多·勒特里尔还有他的一名美国同事因一枚汽车炸弹而丧生。正如我此前所言，这是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前，美国大陆上已知的唯一一起美国公民遭外国恐怖分子杀害的事件。

　　到1976年，皮诺切特政府已拘禁13万智利人，这相当于该国总人口的1%。虽然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最终得到释放，智利国家情报局和其他的军政府代理机构还是谋害了数千名智利人（大部分不到35岁），或者让他们“消失”，此外还有4名美国公民以及其他国家的一些公民也因此遇害。这些遇害者在临终前通常会遭到虐待，至少那些施虐者的部分目的是从遇害者口中获取信息。然而，不太明确的一点是，这些施虐者在多大程度上纯粹是为了追求施虐的快感。和我就此进行讨论的智利学生认为，二者都是动因。大约有10万人逃出智利，其中许多人再未归来。

　　我们不禁想弄清楚，一个前民主国家是如何堕落到这样一种状态的，这场军事政变在持续时长以及遭受折磨和被杀害的人数上远远超过了以往智利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军事政变。部分原因在于，在阿连德的统治下，智利极左翼分子加强武装，右翼分子则威胁称“雅加达（屠杀）即将到来”，这导致智利国内的极端化程度不断增强，暴力活动不断加剧，政治妥协的局面崩溃。阿连德在马克思主义政权设计以及与古巴的联系上比以往的智利左翼政府走得远得多，这让军方感到恐惧，并准备好采取预防性措施。据和我聊过的智利人说，另一部分原因和皮诺切特本人有关，尽管他看上去很普通，且不遗余力地为自己打造出一个仁慈、虔诚的天主教老人形象，但实际上他绝非常人。很少有文件能直接证明皮诺切特和那些伤天害理的行为有关，可能最接近直接证明的一次是他下令派遣那名军官去执行“死亡大篷车”任务。直到今天，智利的许多右翼分子还坚定不移地认为，皮诺切特本人没有下达执行酷刑和处决的命令，真正下令的是其他的军官和领导者。可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皮诺切特固定地每日或每周和他的秘密情报局局长见面，如果他没有发出明确的指令，智利国家情报局和其他许多的智利军职人员怎么可能例行公事般地对犯人施以酷刑。

　　在这种意义上，皮诺切特和希特勒一样，都被看作是改变历史进程的恶魔领袖。然而，我们不能把智利军方犯下的全部罪行都推给皮诺切特一个人，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能表明他曾亲自对任何人开枪或施虐。全盛时期的智利国家情报局拥有超过4 000名雇员，这些人每天的工作就是严刑审讯，施展酷刑，还有杀人。我的意思不是说大部分智利人都特别坏：每个国家都生活着数以千计的反社会分子，只要接到命令，甚至只需要在获得允许的情况下，他们便会毫不犹豫地犯下恶行。举一个例子，如果你们当中有人曾被收监入狱，哪怕是在总体而言不那么可怕的国家，例如英国或美国，不幸在此期间曾遭到监狱看守人员和执法人员的虐待（这还是在他们并未收到明确指令要对犯人施以酷刑的情况下），那么你们就可以想象，如果真的收到对犯人施以酷刑的明确指令，他们将会做到何种程度。

　　“否决运动”之前的智利经济

　　除了消灭智利左翼，皮诺切特政府治下的另一个主要任务是在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对智利经济进行重构，扭转此前智利政府过分干预市场的模式。在皮诺切特上台的前一年半，这种转变尚未发生，彼时智利经济持续收缩，通胀率居高不下，失业情况加剧。但是，从1975年开始，皮诺切特将国家经济的管理权交到了一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顾问手里，这群人后来以“芝加哥男孩”的称号闻名于世，因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曾在芝加哥大学受过经济学的学术训练，深受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影响。“芝加哥男孩”的经济政策强调自由企业、自由贸易、市场导向、预算均衡、低通胀率、智利商业的现代化以及减少政府干预。

　　南美洲国家的军政府通常会优先选择那些自己能够控制且能够保障自己利益的经济政策，而不是他们难以插手的自由市场经济。所以说，智利军政府对“芝加哥男孩”提出的政策欣然接受，这是让人始料未及的，到今天我们还不能确定其背后的原因。如果没有皮诺切特，我们可能看不到这一幕，因为这些政策受到了部分高级军官的反对，其中一名持反对意见的军政府成员是空军总司令古斯塔沃·利，皮诺切特最后迫使他于1978年辞职。智利对这套经济政策的采纳有时会被归因于米尔顿·弗里德曼在1975年到访智利，弗里德曼和皮诺切特进行了45分钟的谈话，会面后他还给皮诺切特发去一封长长的信件，写下了满满的建议。可是，会面过后，弗里德曼对在会谈中只问了自己一个问题的皮诺切特评价甚低。实际上，“芝加哥男孩”的项目和弗里德曼的建议大为不同，前者主要吸收了智利经济学家早前在一份绰号为“板儿砖计划”（因文件冗长且厚重而得名）的文件中提出的详细计划。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皮诺切特意识到自己对经济一无所知，而且他要（或曾）展示的形象是个简单的人，他觉得“芝加哥男孩”提出的恰恰就是简单、有说服力的计划。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皮诺切特将“芝加哥男孩”和他们的政策等同于美国的政策，而美国曾大力支持他，并且在智利政变结束后马上恢复了对智利的贷款项目。正如皮诺切特的其他一些行为（还有阿连德的一系列行为），这件事背后的动机也不甚明了。

　　不管动机是什么，皮诺切特采纳的自由市场政策包括：对数以百计的、在阿连德时期被国有化的企业（但不包括铜矿开采公司）重新实行私有化；各政府部门预算全面缩减15%~25%，从而使政府的财政赤字大幅下降；将平均进口关税税率从过去的120%急剧降到10%；开放智利经济，参与国际竞争。智利的寡头实业家和传统势力家族对“芝加哥男孩”的改革项目表示反对，因为以前他们的那些低效的企业因受到高关税的保护而免于国际竞争，现在却不得不加入竞争和创新的行列。然而，这一政策实施后的结果是，智利的年通胀率从阿连德时期的600%锐减至9%，智利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约10%，外来投资猛增，国内消费支出上涨，出口开始走向多元化且不断增加。

　　伴随这些积极成果的，还有挫折和痛楚。将智利的货币——智利比索和美元钉住的决定是不幸的，在1982年为智利带来了巨大的贸易赤字，并引发了一场经济危机。智利人民的经济利益没有得到均等的分配：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智利人越发富裕，但还有许多智利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有如此多的穷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不是一件常见的事情，在富有的寡头商业大亨的反对下坚持实施国家政策更是一件很难的事。只有在实行专制独裁的国家，上述情况才有可能发生。不过，虽然对皮诺切特并不赞同，一位智利朋友还是向我解释道：“话虽没错，可有很多智利人早在阿连德政府带来的经济困境中就已经很惨了，他们也不奢望自己的状况能得到最终的改善。”当智利人民逐渐意识到，军政府并不是一个暂时的过渡政权，而是打算继续掌权的时候，尽管军政府的专制有目共睹，但很多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智利人还是继续支持皮诺切特，因为他带来了（不均等分配的）经济效益。除那些饱受折磨和被杀害的人以外，智利社会中洋溢着一种乐观主义氛围，阿连德治下的经济骚乱终于要走向终结，人们都大松了一口气。

　　正如许多智利人那样，在皮诺切特独裁期间，美国政府有大半时间对其持支持态度，因为美方看重他强烈的反共产主义立场。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在公开场合否定皮诺切特践踏人权的行为，同时在经济及军事方面扩大对智利的援助，哪怕那些被折磨和被杀害的人中包括美国公民。正如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所言：“……虽然他们（军政府）的行为令人不快，这个政府（即皮诺切特政府）对我们来说比阿连德政府要好。”当时的美国政府支持皮诺切特，并对他的残酷行径置若罔闻，并且之后的几任美国总统延续了这种态度，从理查德·尼克松到杰拉尔德·福特，再到詹姆斯·卡特，直到罗纳德·里根执政初期。

　　不过，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两起事件的发生让美国政府开始转变对皮诺切特的态度。一是智利政府实施残暴统治的证据逐渐累积，其中还包括对美国公民施虐的证据——这些证据越来越难以被忽视。最终，转折点发生在圣地亚哥，一名智利裔美国合法居民罗德里戈·罗哈斯（Rodrigo Rojas）全身被智利士兵浇满汽油并点火，最后在痛苦中死去。另外一个让里根政府与皮诺切特反目的事件是，1982—1984年，智利经济陷入下行状态，很多智利民众纷纷站到了皮诺切特的对立面。由于1984年后智利的经济恢复未能改善大部分智利人的状况，智利左翼分子重新获势，智利天主教教会成为人们公开表达反对意见的场所（尽管皮诺切特是个虔诚的天主教教徒），甚至智利军方也对皮诺切特日益不满。简而言之，皮诺切特不仅让人觉得可怕：从美国政府的角度出发，皮诺切特已然成为影响美国政治利益的不利因素，他是比恶人更糟糕的存在。

　　为进一步巩固智利右翼和军方的利益，在1980年，智利军政府提出了新的宪法议案，并要求选民以投票的形式将皮诺切特的总统任期延长8年（即1981—1989年），从而使皮诺切特的继续执政合法化。选举活动被军政府严密掌控，结果是，大多数选民投票支持新宪法，同意延长皮诺切特的任期。在新任期即将接近尾声时，军政府宣布于1988年举行另一场全民投票，主要目的是将皮诺切特的总统任期再延长8年，延至1997年。到那时，皮诺切特都82岁了。

　　可是，这一回，皮诺切特失策了，他被敌手以策略击败。智利获得的国际关注度使这场选举不得不以公开方式进行，选民投票也严格遵循了诚信的原则。美国方面给智利军政府的反对派提供了大量的资源，他们竭尽全力，使92%的智利潜在选民进行登记，并且以一个简单的“No！”为口号设计出一场精彩的竞选宣传活动——“否决运动”（见插图4.6）。出乎皮诺切特的意料，这场“否决运动”深得民意，最终反对派获得了58%的选票。皮诺切特在竞选日当晚的最初反应是试图否认该投票结果，但其他的军政府成员迫使他接受这一结果。话说回来，在1988年的这场自由选举中，仍然有42%的智利国民把票投给了皮诺切特。

　　皮诺切特下台后

　　随着“否决运动”的胜利，皮诺切特的对手起码赢得了一次机会，有希望在计划于1990年举行的总统选举中重回权力中心。然而，这场运动的策划者来自17个不同的群体，这意味着皮诺切特下台以后，他们对智利的发展有着17种不同的愿景。因此，此时的智利面临一种风险，那就是步人后尘，走上在二战中打败德国和日本的同盟国民主政体曾走过的道路。温斯顿·丘吉尔曾在共六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的最后一卷《胜利与悲剧》中这样描述那些同盟国民主政体：“伟大的民主政体取得胜利了，因此它们又可以再去做那些蠢事了，须知这类蠢事几乎断送掉它们自己的生命。”智利正是碰上了这样的问题：智利人是否会重蹈覆辙，以丝毫不让步、不妥协的姿态去做愚蠢的事，尽管这个国家曾因此而失去了不少的生命，并且告别了民主政府？

　　大约从1973年起，那些未被皮诺切特处决的左翼分子当中有10万人逃离智利，踏上了流亡的旅途。他们的流亡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直到1989年，中间相隔大约16年。这段时间让流亡在外的智利左翼分子能够充分地回顾并反省自己过去不愿妥协的行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去到西欧或东欧，在那里，他们穷年累月地观察欧洲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其他左翼分子是如何行事的，以及他们最后的成果如何。那些去往东欧的智利人往往变得绝望，因为他们发现，不肯妥协的左翼理想主义者的执政并未给国家带来幸福。相反，那些逃往西欧的智利人则看到了温和的社会民主政权的运转为人们带来了高水平的生活，还有比起昔日智利更为平和的政治氛围。他们发现，左翼不一定要以激进的行为和毫不妥协的态度来达到目的，相反，他们可以和持有不同政见的人进行政治层面的协商和妥协，从而实现自己的诸多目标。智利的流亡者还目睹了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崩溃。种种观察过后，智利的左翼分子变得不再那么极端。

　　于1988年开始的“否决运动”进行期间，持不同意见的皮诺切特的反对派就意识到，如果不学会在内部进行合作，他们便无法取得胜利。他们同样意识到，皮诺切特仍受到来自国内商业群体和上层阶级的广泛支持，因此他们不可能真正获胜，或者说即使他们胜选，国家权力也不会被移交到他们的手中，除非那些皮诺切特的支持者的人身安全能够在后皮诺切特时代得到保障。这样的前景令人痛苦，但执政的左翼党派必须容忍那些与自己政见相左，且曾经过分地对待自己的敌人。他们必须要声明自己甘愿建设一个“全民的智利”（a Chile for all Chileans）：这是在1990年3月12日，皮诺切特下台后，智利的首位民选总统帕特里西奥·艾尔文在其就职演说中所提出的口号。

　　由策划了“否决运动”的17个群体组成的联盟才刚获得了全民公投的大捷，联盟中的左翼政党便面临着说服保持中立的基督教民主党的任务：左翼政党要让中立派相信，不必对建立一个新的左翼政权感到恐惧，阿连德政府那般的激进左翼政权不会重现。因此，左中两派政党组建起一个选举联盟，名叫“中左翼政党民主联盟”。左翼政党表示，如果中左翼政党民主联盟赢得了1990年的这场选举（他们确实获胜了），他们就同意使总统之位在中左两翼之间轮换，并且可以让基督教民主党人先就任总统一职。左翼势力之所以同意这些条件，是因为他们终究意识到这是重返权力宝座的唯一路径。

　　事实上，中左翼政党民主联盟接下来在1990年、1993年、2000年和2006年连续赢得了后皮诺切特时代的4场大选。前两位总统来自基督教民主党，分别是帕特里西奥·艾尔文和小爱德华多·弗雷（智利原总统爱德华多·弗雷的儿子）。接下来的两位总统来自智利社会党，分别是里卡多·拉戈斯与米歇尔·巴切莱特。巴切莱特是智利的首位女总统，她的父亲曾是被皮诺切特军政府施暴并囚禁的一名将军。2010年的智利大选中，中左翼政党民主联盟被一名右翼总统塞巴斯蒂安·皮涅拉击败，之后在2014年大选中，代表智利社会党的巴切莱特再度回归，而在2018年，智利的大权又重新回到右翼的皮涅拉手中。所以说，皮诺切特之后的智利重新成为一个正常运作的民主政体，在拉丁美洲国家中依然是个异类，但在这一过程中，智利做出了巨大的选择性变革：变得愿意忍耐和妥协，并且懂得分享权力。

　　除了改掉政治上不甘妥协的弊病，与皮诺切特之前的民主政府相比，智利新组成的中左翼联合政府还在经济政策方面做出了主要的转向。新政府延续了皮诺切特政府时期大部分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因为这些政策似乎符合智利的长期利益。事实上，中左翼联合政府进一步发展了这些政策，截至2007年，智利的平均进口关税税率被进一步降至3%，是同期全球最低值。智利分别和美国及欧盟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在军政府实施的经济政策的基础上，中左翼联合政府做出的最主要的变革是扩大社会项目中的政府支出，还有对劳动法进行改革。

　　这些改变带来的结果是，从1990年政府换届开始，智利经济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增长，可以说，智利在经济发展上引领了整个拉丁美洲地区。在1975年，智利的人均收入仅为美国人均收入的19%；到2000年，这个数字增加到44%，而同时期拉丁美洲地区其他国家的人均收入均出现了下跌。智利的通胀率保持在较低水平，法治强盛，私人财产权益得到了良好的保障，不仅如此，我在1967年去智利的时候曾见证的贪污盛行的状况有所缓解。经济大环境的改善带来了一个结果，在智利重新回到民主怀抱的最初7年，外资流入迅速翻番，这进一步促进了智利经济增长。

　　如今，圣地亚哥看上去和我在1967年认识的那个城市截然不同。这里摩天大楼林立（其中包括南美洲最高的建筑），还建了新的地铁和机场。然而，从平均分配的层面来看，智利的经济表现远未成功。智利的经济不平等问题还是很严重，社会经济流动程度较低，贫富差异依旧如从前，虽然今日的富人不再是过去那些大地主家族，而是商业新贵。不过，智利经济从总体上看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就意味着，在智利，尽管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相对差异仍然存在，但穷人的绝对经济状况得到了提升。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智利人占智利总人口的比例从皮诺切特执政最后一年的24%降至2003年的5%。

　　势力犹在

　　“否决运动”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智利从此摆脱了皮诺切特和武装部队的控制。事实远非如此：在交出总统大权之前，皮诺切特通过立法手段成为智利的终身参议员，因此他可以任命数名最高法院的新法官，他还保留了自己作为陆军总司令的职位，直到他最终在1998年以83岁高龄退休。这意味着，智利民主党派领导者的心中时时对皮诺切特充满忌惮，害怕他随时会再组织一场军事政变。一位智利朋友曾这样向我解释：“这种情况就好比是在1945年5月9日纳粹德国投降后，希特勒不但没有自杀，还成为德国的终身参议员和陆军的最高首领！”为了进一步巩固智利军方的权力，皮诺切特在宪法中加入了一项条款（时至今日还具有效力），明确规定每年智利的国家铜矿销售额（没错，是销售额，不仅仅是利润！）中有10%必须被用于军费开支。该条款使智利军方获得的财政支持远远超出了该国抵御可信外部威胁所需的开支——特别是考虑到智利最近一次（也是第二次）对外战争发生在一个世纪之前的1883年，智利的边境有海洋、沙漠及高山作为保护屏障，加上智利的邻国（阿根廷、玻利维亚和秘鲁）并不危险。相反，唯一可能让智利武装部队出动的事情大概就是枪指自己的国民。

　　皮诺切特政府通过的宪法包含三项对右翼有利的条款。一项条款明确规定，参议院的35名议员中，有10个名额不由民选决定，而是由总统从一份几乎只包含右翼人士（例如前陆军司令和前海军司令）的名单中指定人选，前总统被任命为终身参议员。另一项条款（直到2015年才被废除）明确规定，每个选区需选出两名代表，其中一名代表仅需获得相对多数选票，另一名代表则需获得80%的绝对多数选票。在这样的条件下，任何一个选区都很难同时选出两名左翼代表。最后一项条款规定，修订宪法要得到5/7的绝对多数支持票，可在民主国家要让5/7的选民同意任何事情都是非常不易的（尤其是智利这样的碎片化国家）。因此，尽管皮诺切特被迫离开总统之位已经过去了数十年，智利实施的宪法仍然是皮诺切特政府时期宪法的修订版，而多数智利国民认为这是一部不合理的宪法。

　　对任何国家来说，承认领导者对自己的国民或是其他国家的国民所犯下的罪行，并且为之赎罪，是一件痛苦万分的事情。痛苦是因为逝者已矣，而很多时候众多行凶者依然逍遥法外，不见一丝悔意，其中有些人还势力滔天，并且深得民心。认错和赎罪对智利这个国家来说异常艰辛，因为即便是在1988年的那场非胁迫性全民公投中，皮诺切特依然拥有庞大的支持者队伍，因为皮诺切特依然是陆军总司令，还因为民主政府有足够的理由担心，万一与军方矛头相对，智利便会出现另一场军事政变。有两次（一次是皮诺切特的儿子被调查，另一次是一个人权委员会开始对皮诺切特政府的暴行展开调查），士兵确实全副武装地出现在大街上。尽管他们宣称这只是“常规演习”，但这背后隐含的威胁意味再明显不过了。

　　皮诺切特下台后的第一任智利总统帕特里西奥·艾尔文表现得小心谨慎。当他承诺“在尽可能的情况下”确保公正时，希望进行公正审判的智利人感到了期望幻灭，他们担心艾尔文的这一说法只是对“没有公正”的委婉表达。不过，艾尔文确实设立了一个“国家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该委员会在1991年公开了3 200名被杀害或“被消失”的智利人的姓名。2003年，另一委员会针对当时军政府实施的酷刑做了报告。在电视上发表讲话时，艾尔文热泪盈眶，他代表智利政府恳求获得遇害者家属的原谅。当前政府领导者对昔日政府的暴行做出如此衷心的致歉，这在近代历史上实属罕见。与之最为相近的一次便是联邦德国前总理维利·勃兰特在华沙犹太区对遭受德国前纳粹政府迫害的人致以衷心的歉意（详情参见第六章）。

　　对皮诺切特的惩罚降临于1998年，当时，他正在伦敦的一家诊所接受治疗，英国官方对其发布了逮捕令。这张逮捕令的发出源自一名西班牙法官的请求，他希望将皮诺切特引渡至西班牙，以反人类罪和杀害西班牙籍公民为由对其进行审讯。皮诺切特的律师团起初以实施酷刑及处决是政府的合法功能为由为他辩护，以使他免于被起诉。英国上议院最终驳回了这一理由，律师团接着宣称，由于皮诺切特年事已高且身体衰弱，基于人道主义立场，应当将其释放。律师团仅允许皮诺切特坐在轮椅上接受拍照。在皮诺切特被软禁503天后，英国内政大臣拒绝了西班牙的引渡请求，名义上是因为皮诺切特身体过于虚弱，因而无法在法庭上做证，但实际上可能是由于皮诺切特政府曾在1982年英国对阵阿根廷的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中为英国提供了帮助。随后，皮诺切特马上乘坐飞机回到智利。飞机到达智利机场后，皮诺切特坐在轮椅上被送下了飞机，然后，他站了起来，沿着机场的柏油跑道缓行一路，和那些在此等候他并对他表示祝贺的智利军官逐个握手（见插图4.7）。

　　然而，令智利的右翼人士感到吃惊的是，美国参议院下属的一个委员会对外披露，皮诺切特在125个秘密的美国银行账户中藏匿了3 000万美元。虽然右翼人士已经有所准备，可以承受那些关于酷刑和杀戮的真相，但当他们得知，一直以来自己眼中远好过其他不诚实的拉丁美洲国家独裁者的皮诺切特居然窃取并隐藏国家钱财时，他们彻底醒悟了。智利最高法院撤销了皮诺切特作为终身参议员所享有的检控豁免权。智利的最高税务机关（相当于美国的国税局）以皮诺切特涉嫌伪造纳税申报单为由呈交了一份诉状。（上述机构可能是从臭名昭著的美国黑帮大佬阿尔·卡彭那里获得了灵感，卡彭未能因谋杀、走私、聚赌及组织卖淫而获罪，最后却因偷漏联邦所得税而身陷囹圄。）皮诺切特接着被以其他经济犯罪及谋杀罪起诉，接受软禁，他的妻子和4个儿女也被逮捕。不过，2002年，他因患有痴呆症而被判定不适合出席庭审。2006年，91岁的皮诺切特因心脏病发作而逝世。

　　最终，拨开云雾见青天，数以百计的凶手和施虐者被起诉，其中数十名被送进监狱，这里面包括曾任皮诺切特政府秘密情报局局长的马努埃尔·孔特雷拉斯将军，他被判处526年监禁，临死前仍毫无悔意。很多老一辈的智利人觉得这些刑罚过于严厉，他们还一直认为皮诺切特这么好的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判决。还有很多智利人则认为这些判决太轻、涉及的人员太少，而且来得太迟了，所针对的主要是一些层级较低的罪犯，而且那些罪犯最后被送进了特殊监狱，那里舒适得就像度假酒店。比如，直到2015年，智利法官才对在1973年杀害了著名歌手维克多·哈拉的10名军官，以及在1986年杀害了罗德里戈·罗哈斯的7名军官判刑：这一年距离两人惨遭杀害分别已经过去了42年和29年。2010年，在智利时任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的支持下，圣地亚哥市的格里马尔迪镇博物馆对外开放，这个地方详尽地记录了智利军政府实施酷刑和杀戮的可怕细节。如果皮诺切特还是陆军总司令的话，我们根本不可能了解这一切。

　　智利人如今还身陷道德困境之中：应如何衡量自己国家的前任军政府的功与过，尤其是，如何衡量它为智利带来的经济利益以及它所犯下的罪行呢？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答案也许可以很简单：何必试图衡量它的功与过，为什么不干脆承认军政府既为智利做了好事，同时也做了坏事呢？可是，在某些时刻，智利人民不得不进行衡量。例如，在1988年的全民投票中，他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让皮诺切特在总统的位子上再待8年，要么使其下台，没有其他的选择。面对二选一的局面，还是有42%的智利人选择支持皮诺切特，尽管军政府曾做出那些让人作呕的、后来在格里马尔迪镇博物馆被公之于世的坏事。虽然现在智利大多数的年轻人都对皮诺切特持否定态度，但那些依旧记得阿连德时代和皮诺切特时代的老一辈智利人对皮诺切特的态度是存在分歧的，我曾采访的两对智利夫妻就是典型的例子。这两对夫妻都让我分别进行采访，因为夫妻二人对这一沉重事件的观点并不一致。实际上，两对夫妇中的丈夫都告诉我：“皮诺切特的政策虽然造福了智利的经济，但他制造的酷刑和杀戮是不可宽恕的。”而两位妻子则对我说：“皮诺切特折磨那么多人并夺走他们的生命固然很邪恶，但你得明白，他的政策确确实实造福了智利的经济。”

　　危机框架

　　以本书的危机研究框架来看，智利的案例展现了我们讨论到的许多推动或阻碍危机解决的因素。

　　首先，智利的变革确实是选择性的，并且较为剧烈（见表1.2中的因素3）。一开始，智利打破了长期以来军事干预最小化的传统，急剧转向自由市场的道路，从而解除了主张政府干预经济派和主张自由市场派之间的紧张态势。最终，智利军政府执政的局势得到扭转，但这种转变本身就具有选择性：没错，虽然军政府重新让位于民主政府，但曾由军政府实施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被保留下来。这成为智利实施的两大持续的选择性变革之一，并且同时展现了智利出色的灵活应变能力（因素10）：最终重新掌权的社会党人不但放弃了自己对社会主义的执着，而且保留了昔日敌对的军政府实施的经济政策。智利的另一个持续的选择性变革是，结束了不愿做出政治妥协的时代，这种不妥协的状态曾占据智利近代历史的大部分时期。

　　智利历经两轮的不确定性和失败才换来了这些选择性变革的成功（因素9）。第一轮是阿连德毫不妥协，试图建立马克思主义政权，以解决智利的周期性经济和社会问题，但这一尝试失败了。第二轮便是皮诺切特的失败尝试，他同样拒绝妥协，建立了一个长期执政的军政府，延长了自己的总统任期，但因对投票结果的误判在1988年的公投中被推翻。

　　智利是怎么从近乎17年的军事压迫和前所未有的政府暴行中走出来，并且没有使自己所遭受的严重创伤进一步恶化呢？虽然今天的智利仍旧在和皮诺切特政府的余波抗争，但我很高兴地发现，智利人的创伤并没有加剧。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智利人民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自豪感（因素6）。在智利人心中，正如1967年我的智利朋友所说的：“智利和其他的拉丁美洲国家很不一样，我们智利人知而自治。”智利人花费了很大的努力去维持这种独特性，并且实行高效自治。他们愿意遵守建设一个“全民的智利”的诺言，尽管有很多智利人有充分的理由不接受另外一部分智利人。假使缺乏这样的国家认同，智利就不可能摆脱政治僵局，也不会重新成为拉丁美洲地区最民主和最富裕的国家。

　　智利在某一个阶段做出了诚实且实际的自我评估（因素7），在另外一个阶段则缺乏这样的现实主义作风。在1973年，皮诺切特和他的军官同僚认为自己在国内和国外都能战胜对手，事实证明，的确如此；阿连德相信自己能够以民主的方式在智利建立马克思主义政权，事实证明，并非如此。这种差别进一步展现了一个可悲的真相：心存善意的好人不一定能收获成功，而邪恶之人也不见得一定会失败。

　　智利展现了获得他国支援和缺乏他国支援（因素4）两种情况，以及借鉴他国经验的作用（因素5）。美国的反对在阿连德政府的垮台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而在1973年智利军事政变发生后，美国及时对智利恢复经济援助则助力了军政府的长期执政。皮诺切特视美国经济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典范，这种认知（虽不完全符合现实）影响了他对“芝加哥男孩”提出的经济政策的态度。

　　同样，智利还展现出能自由行事的优势和受到约束的劣势（因素12）。因为智利与毗邻的拉丁美洲国家之间有高山和沙漠为阻隔，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阿连德政府或皮诺切特政府的担忧，不用害怕自己的政策会遭到阿根廷、秘鲁和玻利维亚的干预。与智利相反，乌干达、卢旺达、孟加拉国、柬埔寨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独裁政府都受到邻国的干预。不过，阿连德政府的行事自由受到远方的美国制约，历届智利政府的行事自由还受到本国铜矿产业参与全球市场程度的约束，而全球市场状况则是智利无法控制的。

　　以上是从个人危机的角度对智利危机的特征所做的观察。接下来，我们来看仅限于国家危机的影响因素（也就是个人危机中不包含的影响因素），然后对比智利和其他我们要讨论的国家案例。

　　首先，1973年的智利危机和我在下一章将会讨论到的1965年的印度尼西亚危机有相似之处，它们都是内部危机，不像1853年的日本和1939年的芬兰那样，因受到外部的冲击而陷入危机。（这并非否认美国作为外部压力来源在智利危机中所起到的作用。）智利和印度尼西亚的内部危机都源于政治极化、深层核心价值观的分歧，还有宁愿杀戮或被杀也不愿做出妥协的决心。

　　其次，智利的历史体现了和平演变和暴力革命之间的对比。德国在1848年和1968年都发生过激烈的暴力革命，但这些暴力革命都失败了，而这些暴力革命的许多目标在随后的和平演变中得以实现。澳大利亚自1945年开始的变革完全是通过和平手段达到的，这当中没有任何暴力革命的尝试。相反，1973年的智利危机和1965年的印度尼西亚危机都是通过暴力革命到达高潮，并因此导致军政府的长期执政。但两国的军政府最终都在和平抗议中下台。虽然这些和平抗议在开始的时候并不能够确保成功，可是，倘若有人试图通过暴力方式夺取智利的皮诺切特或者印度尼西亚的苏哈多手中的政权，一定会遭到军队镇压。相比而言，民众的和平抗议并未招致智利或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的镇压。

　　再次，我们发现1973年的智利与1965年的印度尼西亚，以及1933年的德国有相似之处，均出现一名不同寻常的领导者，对该国危机产生影响，这是明治时代的日本和二战后的澳大利亚所缺失的元素。在智利，这名领导者便是皮诺切特。（在我看来）皮诺切特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极为邪恶。智利的朋友告诉我，20世纪60年代末及70年代初，智利的极端化现象不断加剧，使暴力成了极有可能的解决方式。在1973年9月11日的军事政变发生之前，智利的暴力活动在6年内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在1973年12月的那场晚宴上，我的智利朋友估计军政府最多只会执政2年，包括他在内的智利人民并未预料到暴力活动持续的时间会如此长。政变结束后的杀戮不是那种持续几天或者最多几周的阵痛，智利人民在接下来的数年当中持续受到折磨或被杀害，皮诺切特持续掌权近17年。不仅普通的智利民众未能预料到这个结果，甚至那些最有可能了解皮诺切特的两部分人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他们分别是皮诺切特在智利军政府中的同僚，这些人曾与皮诺切特共事几十年，还有美国中央情报局，其职责之一就是搞清楚美国以外的国家将会发生什么。皮诺切特的同僚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他的冷酷无情以及紧握大权不放的决心同样吃惊，皮诺切特的表现与智利历史上的传统政变领导者很是不同。他独特的个人心理难倒了一众历史学家。

　　智利的近代历史还体现了一个主题，即过去的罪行对现在的制约和阻碍。1945年5月，纳粹德军全盘战败，许多纳粹领导者自杀了，德国被敌军全面占领。二战结束以后，德国政府中仍有前纳粹分子存在，但他们不能公开地为纳粹的罪行辩护。德国最终开诚布公地处理了纳粹的罪行。另一种极端情况是，在1965年，印度尼西亚军方亲自动手或安排人屠杀了超过50万印度尼西亚民众，指使此次行动的印度尼西亚政府仍然掌握大权，甚至今时今日仍是如此。这也就可以解释尽管那场大屠杀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为何印度尼西亚人仍然避免谈论这个话题。

　　智利处于两种极端情况之间。曾下令杀人的智利军政府后来和平地向民主政府过渡。不少军方领导者还活着，并且保留着他们的权力。智利的新民主政府起初不敢去处置那些军事罪犯，时至今日，对他们的处置行动仍可以称得上小心翼翼。为什么要这么谨慎呢？因为军方势力有可能卷土重来，因为还有很多智利人支持皮诺切特，因为很不幸的是，“全民的智利”意味着一个包括昔日军事罪犯的智利。

　　最后，我的许多美国读者对今日美国日渐严重的政治极化现象表示担忧，他们会发现对智利近代历史的这段梳理让人害怕。尽管智利拥有强大的民主政治传统，但政治极化和政治妥协的崩溃积土成山，最终导致智利暴力横行，独裁政府掌权，没有几个智利人能预见到这样的结果。这样的情景会发生在美国吗？

　　有的人可能马上会表示反对：“不，当然不会了！美国和智利可是不同的。美国军队永远不会反动，美国永远不会变成独裁专政的国家。”

　　没错，美国的确和智利存在差异。这些差异有的能降低美国民主走向终结的风险，有的却会加剧这种风险。如果美国的民主走向终结，不会是以军队高层暴力起义的方式，终结民主还有其他的方式。我将在第九章详细讨论这些问题。

　　重返智利

　　2003年，我再次前往智利，这是我自1976年离开后的首次重访。我参观了阿连德的总统府遗址，现在它成了一个观光景点。我被告知，这里免费对公众开放。在总统府遗址的前门有一名手持来复枪的冷面警官，他站在一个1.5英尺高的平台上，这么一来他就高出我许多。他俯视着我，脸上毫无笑容，并询问我想要做什么。我回答我是一名游客，他便放行了。可是，我发现自己不禁会去想他会做什么，我是不是在不知不觉中违反了哪些规定。我默默回想：“当年往罗德里戈·罗哈斯身上浇汽油，把他给活活烧死的警察或者士兵也是长这样的吧！”我顿时感到毛骨悚然，在一分钟后便离开了，此时的我更加理解为何智利现在的民主政府在处理皮诺切特政府时期的施虐者和凶手时会慎之又慎。 中信出版2020年度好书-经济管理（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