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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近代日本的起源

　　我与日本的缘分

　　和本书中讨论的其他国家不一样的是，我不会说日语，没有在日本长时间地生活过，而且仅仅在20年前才第一次到这个国家。不过，我有许多机会能够以间接的方式了解日本的选择性变革及其兼具欧洲特性与日本传统特性的混合特征。我出生和成长于美国东海岸，当我后来离开那里，从波士顿搬到加利福尼亚时，我发现这里的亚洲人口占比比美国其他地方大得多，其中很多都是日本人或美籍日裔。在我所任教的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中，亚洲族裔现在已经超过欧洲族裔，成为学生中规模最大的群体。我结识了许多日本朋友和同事，包括一名优秀的日本研究助理，他们因为曾久居欧美而对这些地方很了解，其中有些人的配偶就来自欧美。同样地，我也有很多的美国朋友和同事因为在日本住过不短的时间而对这个国家很了解，并且有几位的配偶是日本人。我本人结婚后所在的大家庭中，同辈和下一辈的家庭成员中都不乏日本人。

　　正因如此，我总能不断地从久居日美或日欧两地的日本人、美国人和欧洲人那里听到关于日本和美国之间，或者日本和欧洲之间的差异。我所有来自日本的亲戚、学生、朋友和同事都谈到，日本社会和美国、欧洲社会之间既存在巨大差异又存在许多共同之处。以下是他们提到的一些存在差异的方面（以英文首字母顺序而非重要性排序）：是否习惯表达歉意，学习读写本国语言的难度，能否吃苦耐劳，是否会与潜在的商业客户进行广泛的社交，是否极为重视礼节，对外国人的看法，是否存在公开的厌女举止，医患交流情况，是否以能够写一手好的书法为傲，对个人主义的重视程度，和配偶的父母的关系，是否特立独行，女性的地位，是否直接地表达情绪，无私程度，表达异议的方式，还有很多其他的方面。

　　日本在这些方面与欧美国家的差异都源于对日本传统的继承，与之并存的是西方对近代日本的影响。这种融合起源于一场爆发于1853年7月8日的危机，并在1868年的明治维新运动中得到加速。明治维新使日本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选择性变革。明治时代的日本也许可称得上近代世界各国中进行选择性变革和借鉴他国经验的杰出典范。和我们在上一章谈到的芬兰危机一样，日本的危机也源于突如其来的外界威胁（但是没有真正受到攻击）。和芬兰一样，日本进行了诚实的自我评估，并且耐心地尝试了不同的解决方案，直至找到有效的解决路径。与芬兰不同的是，日本实行选择性变革的范围要广泛得多，而且拥有更大的选择自由。因此，明治时代的日本和上一章探讨的芬兰提供了一对很好的研究案例。

　　1853年以前的日本

　　日本是近代第一个可以和传统欧洲国家以及海外的新欧洲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生活标准、工业化程度和技术水平上相提并论的非欧洲国家。今天，日本不仅在经济和科技方面与那些国家媲美，而且在政治和社会层面也与其表现出非常多的相似之外。例如，日本实行议会民主制，国民识字率高，流行西方衣着方式，在保护日本传统音乐的同时引入西方音乐。但在其他方面，尤其是在社会和文化层面，相比欧洲国家彼此之间的差异，日本与所有的欧洲国家之间存在的差异要大得多。日本社会呈现出这些非欧洲特性是很正常的，完全在意料之中，因为日本和西欧之间相隔8 000英里，而且日本一直以来受到周边其他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和韩国）的深远影响，日本曾与它们共有一段久远的历史。

　　1542年之前，欧洲的影响力尚未到达日本。1542—1639年，欧洲因为实施海外扩张而对日本产生了一段时间的影响（但因为距离较远，这次影响极为有限）。随后，欧洲对日本的影响力日趋下滑，直到1853年。我们在当代日本社会中能观察到的来自欧洲的影响大部分是从1853年开始出现的。当然，这些影响并未完全取代日本的传统，传统就是传统，仍然流芳百世。就像椰林俱乐部大火后的幸存者或二战后的英国，日本的旧我和新我也呈现马赛克式共存，只不过与本书中讨论的其余6个国家相比，日本社会中新我与旧我的拼接痕迹更加明显。

　　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的实际统治者是被称为幕府将军的世袭军事独裁者，天皇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没有实权。1639—1853年，幕府将军限制日本人与其他国家的人接触，从此日本度过了一段漫长的、因其岛国地缘效应引发的闭关锁国历史。当我们打开世界地图，对比日本群岛和不列颠群岛的地理条件时，我们会为日本拥有上述这段历史而感到吃惊。

　　乍看之下，这两个群岛似乎有一个共同的地理特征，日本群岛和欧亚大陆东岸的距离与不列颠群岛和欧亚大陆西岸的距离差不多（只要打开地图看看，你就会明白了）。日本和英国看上去大小差不多，都靠近欧亚大陆，所以人们一般会觉得，这两国和陆上国家的交往历史应该差不多。可实际上，自公元元年以来，英国曾4次遭受来自欧亚大陆势力的成功入侵，日本却一次也没有。另一方面，自1066年的诺曼征服起，每个世纪的欧亚大陆都留下了英国军队战斗的痕迹，而在19世纪末之前，除了仅有的两次匆匆的短兵相接，日本军队从未踏上欧亚大陆。早在3 000多年前的青铜时代，英国和欧洲大陆之间就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英国的康沃尔矿区是欧洲制造青铜器所需的锡的主要产地。一两个世纪以前，英国是世界头号贸易霸主，当时日本的海外贸易规模仍然很小。为什么两个地理条件明显相似的国家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呢？

　　要解释这种矛盾，我们需要关注重要的地理细节。尽管乍一看日本和英国拥有相近的面积和岛国状态，日本与欧亚大陆的实际距离是英国的5倍（两国与欧亚大陆的距离分别是110英里和22英里），而且日本的面积比英国大50%，土地也更加肥沃。所以，日本现在的人口总数是英国的两倍多，其陆生食材、木材及海产品产量也更高。不像英国，在近代工业带来原油和金属的进口需求以前，日本必要的资源基本上都能够自给自足，几乎没有对外贸易的需求。正是在这种地理背景下，日本历史上大部分时期都处于锁国状态，自1639年起，这种状态更甚。

　　欧洲人分别于1514年和1542年首次抵达中国和日本。当时的日本已经和中国、韩国有了一些贸易上的往来，后来逐渐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做起生意。不过，日本和欧洲国家之间并未建立起直接的贸易联系，双方只会在中国沿海或是东南亚的一些地方做交易。这种与欧洲的接触，对日本社会从武器到宗教的多个方面都产生了影响。1542年，第一批登陆日本的葡萄牙探险家用火枪射杀鸭子，看到这一幕的日本人大为惊艳，并很快制造出了自己的火器。结果，到1600年，日本制造的枪支比世界上其他国家都要多、都要好。第一批基督教传教士于1549年抵达日本，到1600年，日本已经有30万名基督教教徒。

　　幕府将军完全有理由对来自欧洲的各种影响，尤其是基督教的影响产生顾忌。欧洲人被指控干预日本内政，以及为日本的反政府分子提供武器。基督教教徒宣扬宗教的排他性，违反了日本政府禁止传教的命令，被认为是忠于外国统治者（教皇）。于是，1636—1639年，幕府将军把数千名日本基督教教徒送上绞刑架，之后又切断了日本和欧洲的大部分联系。基督教在日本被禁。大部分日本人被禁止到海外旅游或定居。那些在海上被欧洲人或者美国人的船只救起来的日本渔民回到日本后，往往会被软禁在家，或者被禁止说起他们在海外的经历。只有中国商人可以进入长崎的某片区域，还有荷兰商人可以进入长崎的出岛（由于那些荷兰人信奉新教，日本人便认为他们不是基督教教徒），其他外国人不可以进入日本。每隔4年，那些荷兰商人便要遵从命令，带上贡品去往日本首府，他们的路线都是提前规定好的，一切都在密切的监视下完成，仿佛他们是密封容器中的细菌一样。日本的一些藩确实在继续和韩国、中国，还有日本南边数百英里外包括冲绳在内的琉球群岛进行贸易。断断续续的日韩贸易被伪装成韩国使者前往日本的“朝贡”之行。不过，日本以上这些与外界的接触在规模上是有限的。

　　荷兰和日本之间的小规模贸易产生的经济效益微乎其微。但重要的是，对日本人来说，荷兰商人成了他们了解欧洲的信息来源。日本私塾教授的课程中有一门就是“荷兰研究”。这门课程教授的是从荷兰得到的应用技巧和科学知识，尤其是有关西方的医药、天文学、地图、调查研究、枪支和炸药的知识。日本政府的天文部门设有一个专门的科室，负责把荷兰书籍中的相关内容翻译成日文。关于外部世界（包括欧洲在内）的很多信息经由中国、中文书籍以及欧洲书籍的中译本传到日本。

　　简而言之，截至1853年，日本和外界的接触是极为有限的，并且完全受控于日本政府。

　　佩里叩关

　　1853年的日本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和今天的日本截然不同，甚至和1900年的日本也十分不同。1853年的日本有点类似中世纪的欧洲，仍是一个封建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整个国家被划分为不同的藩地，分别由被称为大名的领主控制，大名的权力大于中世纪时欧洲的地主。处在权力顶端的便是幕府将军（见插图3.1），德川家族的幕府将军自1603年便开始统治日本，并控制着全国1/4的稻田。大名的婚姻、搬迁和藩城的修建都必须得到幕府将军的准许。大名还被要求每隔一年就要带上自己的家臣在幕府将军所在的首府定居一段时间，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笔相当大的开销。这些原因导致幕府将军和大名之间的关系紧张，除此之外，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还面临其他的问题，包括幕府将军在财政上越来越入不敷出，叛乱活动日益频繁，城镇化，以及商人阶级的崛起。尽管如此，德川家族还是一一应对了这些难题，持续掌权250年，而且没有被倾覆的迫切风险。反而是西方人的到来给日本社会造成冲击，致使幕府将军下台。

　　西方向日本施压的背景是西方向中国施压，当时中国产出的受到西方欢迎的商品要远远多于日本。欧洲人特别喜欢中国的茶叶和丝绸，可是，西方的商品并不怎么符合中国人的喜好，于是欧洲人只好运来大量的白银以填补这部分贸易赤字。为了解决白银大量流出的问题，英国商人计上心头，把来自印度的廉价鸦片运往中国，并以低于中国市价的价格出售。（没错，英国人的鸦片政策并不是一个臆造的、用来攻击西方的诽谤之言，是真的有这么一条政策，人们在试图理解近代中国对西方的态度时需要牢记这一点。）可想而知，中国政府抨击了鸦片对人们身心健康的危害，禁止鸦片进口，并要求欧洲走私者交出他们停泊在中国沿海的船只上的所有鸦片存货。英国以这是非法贸易管制为由拒绝了中国的要求。

　　结果是，1839—1842年，中英之间打响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这是中国和西方之间第一次正式的军事实力较量。尽管中国的国土面积和人口总数远超英国，但英国的海军和陆军装备及训练水平远胜中国。因此，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落败，被迫做出屈辱的让步，支付巨额赔款，并且签署了不平等条约，开放5个中国口岸与英国通商。随后，法国和美国从中国获得了同样的优惠。

　　得知发生在中国身上的这些事情后，日本政府担心西方国家迟早会对自己提出类似的开放通商口岸的要求。确实，在1853年，日本的担心变成了现实，首先迎面而来的西方国家是美国。在一众西方国家当中，为何是美国首先对日本采取行动？原因是，在1848年，美国从墨西哥手中夺走了加利福尼亚，随着人们在加利福尼亚发现黄金，前往太平洋沿岸淘金的美国船只呈现暴发式增长。同时，太平洋沿岸的美国捕鲸船和商船也在不断增加。不可避免地，一些美国轮船在海上失事，有一部分正好漂到日本邻近的海域，幸存的水手因此在日本上岸，却因为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日本实施锁国政策而被抓捕或处决。这时候，美国当然希望自己的水手能得到救助和庇护，而且还想用自己的船只装满日本的煤炭。

　　正因如此，在时任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的一声令下，海军准将马修·佩里带领一支由4艘船只组成的舰队前往日本。这支舰队中包括两艘比当时日本的任何船只都要高级的、以蒸汽驱动的军舰。（那时候的日本没有蒸汽船，也没有蒸汽发动机。）1853年7月8日，佩里的舰队不请自来，驶入江户湾（今称东京湾），佩里无视日本的逐客令，宣读了菲尔莫尔总统的索求信函，并称期望自己明年再来的时候能得到日本的答复。

　　对日本来说，佩里叩关的举动以及他强势的公开威胁正符合我们今天对“危机”的定义：一个不能以既有应对方法解决的严峻挑战。佩里离开后，幕府将军将菲尔莫尔的信函交由大名传阅，并就如何做出恰当回应咨询他们的看法。这一举动本身就已非比寻常。大名提出的各种建议包含着共同的主题：他们既有维持日本锁国状态的强烈愿望，同时又意识到日本在面对佩里的战舰时毫无胜算，因此纷纷建议做出妥协以争取时间，从而使日本获得足够的西式武器和技术来保护自己。最终，这种现实的考虑战了上风。

　　佩里在1854年2月13日再次到达日本，这回带来的是一支由9艘战舰组成的舰队。幕府将军与美国签订了日本和西方列强之间的第一份条约。尽管日本此次未满足佩里提出的签订贸易协定的要求，但它在其他方面做出了让步，从此结束了该国长达215年的锁国政策。日本开放了两个港口作为美国船只的庇护港，接受了在其中一个港口设立美国领事的要求，并同意以人道的方式安置遭遇海难的美国水手。两国签订条约后，英国、俄国和荷兰的远东海军司令纷纷乘虚而入，分别迅速地和日本签订了类似的条约。

　　1853—1868年的日本

　　德川幕府在1854年与佩里签署了条约，结束了日本两个多世纪以来的锁国状态，随后的14年是日本历史上一个动荡不堪的阶段。幕府竭尽全力解决日本因被迫开放而产生的问题。由于开放政策引发的日本社会和日本政府的转变一发不可收拾，幕府最终未能逃脱失势瓦解的命运。这些变化导致幕府被其国内对手推翻，日本在由倒幕派组成的新政府的带领下经历了更有深度和广度的变革。

　　虽然美国、英国、俄国和荷兰都通过与日本签订条约尝到了一丝甜头，但西方人想要打开日本对外贸易大门的胃口并未被满足。因此，在1858年，美国的新任驻日领事与日方洽谈，签署了一份内容更广泛的条约，其中就包括贸易问题。英国、法国、俄国、荷兰见状也纷纷效仿，各自与日本签署了新的条约。这些条约被日本视为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因为这些条约的签订表明，在西方国家眼中，日本没有资格享有与西方国家同等的地位。例如，这些条约为在日本的西方国家公民提供了治外法权，也就是说，这些西方国家公民不受日本法律管制。在接下的半个世纪中，日本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

　　但以日本在1858年的军事弱势，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很长时间。因此，在1858年，德川幕府设定了一个短期目标，即降低西方人、西方意识及西方影响侵入日本的程度。实现这一短期目标的途径是，日本表面上佯称自己会遵守条约的要求，实际上则拖延行动，单方变更条款，利用西方人对日本地名的不熟悉将某些范围模糊化，并在西方列强之间挑拨离间。这些手段使西方国家深感挫败。通过1858年签订的条约，日本成功地把对外贸易范围限制在两个被称为“通商口岸”的港口，并且在这两个港口严格划定外国人可以出入的区域，除此之外的其他地方禁止外国人通行。

　　我之前提到，从1854年开始，日本幕府的基本策略就是争取时间储备自己的力量。这意味着日本要（以尽可能小的让步）满足西方列强的要求，同时获取西方军事及非军事领域的知识、设备、技术和力量，直到可能与西方抗衡。幕府以及名义上受幕府管辖，但拥有较大自治权的两大强藩——萨摩藩和长洲藩大力采购西方的战舰及枪支，在自己的军队中开展现代化改革，并往欧洲和美国输送留学生。这批留学生不仅学习了西方的航海、造船、工业、工程、科学和技术这类实用技能，还吸收了西方的法律、语言、宪法、经济学、政治学及字母等方面的知识。幕府成立了名为“蛮书和解御用”的机构，负责翻译西方书籍，并出资制作英文语法书和一本英文口袋词典。

　　但正当幕府和强藩努力储备力量时，与西方接触带来的问题在日本逐渐发酵。幕府和藩地因为要购买武器和送学生出国，不得不向外国人借款，因而逐渐债台高筑。随着消费价格和生活成本日益上涨，许多武士（战士阶层）和商人纷纷反对幕府垄断对外贸易的做法。由于在佩里第一次抵达日本后，幕府将军曾咨询大名的建议，一些大名开始要求更多地参与日本政策的制定和规划，而不是像以往那样让幕府将军只手遮天。虽然和西方列强谈判并签订条约的是幕府将军，但他无法控制那些山高皇帝远的大名对条约阳奉阴违。

　　各种问题发酵的结果是，一连串互相交织的冲突被引发。西方列强和日本之间的冲突点在于日本是否要向西方进一步开放，西方列强希望日本进一步打开国门，日本则希望尽量降低开放程度。那些历来和幕府存在冲突的藩地，比如萨摩藩和长州藩，和幕府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双方都企图以西方的装备、知识，甚至盟友来打击对方。藩地之间的冲突也在增加，甚至幕府和有名无实的天皇之间也发生了冲突，而幕府本应该代表天皇行事。举个例子，日本天皇并不同意德川幕府和美国在1858年商定的条约，但无论如何幕府还是签署了这份条约。

　　日本内部最尖锐的冲突是在基本战略层面面临的两难境地：到底是试着现在就做出攘夷的举措，还是等日本变得更强大之后再做这件事呢？幕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后，日本国内发生了激烈的抗议：人们对那些折辱日本的外来者感到气愤，也对使日本蒙受这种屈辱的幕府将军和大名感到气愤。1859年前后，愤恨、急躁又年轻气盛的佩刀武士开始以攘除蛮夷为目标，开展刺杀行动。他们后来被称为“志士”，意思是“高尚之人”，他们信仰日本传统价值观，并且认为自己比老一辈的政客要品德高洁。

　　这些志士在1861年发布了原则宣言，字里行间充斥着他们的怒火，其大意如下：我们雄伟神圣的帝国遭受蛮夷羞辱，是天皇最深悲切之源，从远古传承至今的日本之魂也到了即将殆尽的节点……据称，当主上受辱，家臣只能选择死亡。而今，帝国即将蒙羞，我们难道不应当有所行动吗？……我们以神灵起誓，帝国旗帜一日不倒，我们便始终为天皇竭诚，排忧解难，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尊皇攘夷。一旦有任何人置私利于帝国之前，神灵的怒火将降，他必要在众人面前切腹自尽以谢罪。

　　志士的刺杀行动直接针对外国人，甚至更多的是针对那些为西方人工作或对他们做出妥协的日本人。1860年，一组志士成功将大老井伊直弼斩首，因为他主张日本和西方签订条约。日本人针对外国人的袭击行为在1862年和1863年的两起事件中达到高潮，这两起事件分别发生在萨摩藩和长州藩。1862年8月14日，一个名叫查尔斯·理查森的英国商人遭到萨摩藩刀客袭击，最后失血而亡，年仅28岁。原因是，当萨摩藩大名的父亲所在的队列经过时，理查森被认为没有给予适当的尊重。英国方面要求日本做出赔偿，进行道歉，并从萨摩藩和幕府中揪出行凶之人，对其执行处决。在与萨摩藩谈判将近一年始终无果后，英国的一支舰队炸毁了萨摩藩首府鹿儿岛的大部分地区，并杀死了大约1 500名武士。另外一起事件发生在1863年6月末，当时，长洲藩通过海岸炮塔对西方船只开火，并关闭了本州岛和九州岛之间关键的下关海峡。一年后，来自英国、法国、美国和荷兰的17艘战舰组成联合舰队，炸毁了所有的海岸炮塔，并夺走了长州藩余下的大炮。

　　来自西方的连续报复使萨摩藩和长州藩的激进派终于见识了西方武器的威力，他们意识到，在目前日本如此弱小的情况下，驱逐外夷的尝试只会徒劳无果。激进派只好等待日本在军事上足以和西方抗衡的那一天。讽刺的是，这恰恰就是日本幕府所推行的政策，也正是激进派对幕府不满的原因。

　　但是，以萨摩藩和长州藩为首的一些藩地开始相信，幕府将军没有足够的能力带领日本变成能与西方抗衡的强国。大名的结论是，虽然他们和幕府将军在获得西方技术上目标一致，但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重构日本政府和日本社会。因此，他们计划以计谋夺取幕府将军的权力。萨摩藩和长州藩曾是敌对的关系，它们彼此怀疑，并且交过手。然而，由于意识到幕府军事力量的增强将会对两藩都造成威胁，它们便结成了同盟。

　　1866年，前任幕府将军离世，继任的幕府将军发起了一项包括进口法国军备和招揽法国军事顾问在内的现代化改革应急项目。这一举动加剧了萨摩藩和长州藩的危机感。1867年，前任天皇去世，他15岁的儿子继承了天皇的称号（见插图3.2）。萨摩藩和长州藩的领导者与新天皇的祖父密谋，并从皇室中招揽倒幕势力。1868年1月3日，倒幕派守住位于京都的皇宫大门，召开御前会议，强令幕府将军辞官纳地，为幕府统治时代画上了句号。倒幕派宣称要将日本政权“交归”天皇，尽管实际上日本政权之前一直在幕府将军手上。此次政变拉开了明治维新的序幕，标志着明治时代，也就是新天皇统治时代的到来。

　　明治时代

　　此次政变使明治政府领导者把京都纳入掌中，在此之后他们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就是控制整个日本。虽然幕府将军本人接受了失败，但很多其他人并不这么想。不同的声音导致明治政府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开始内战。直到1869年，日本北方主岛北海道上的最后一股反对势力败北，外国势力才承认明治政府为日本的合法政府。在此之后，明治政府领导者才得以开始进行国家改革。

　　在明治时代初期，日本实际上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一些领导者希望由天皇实施专制；另外一些领导者则希望天皇只是名义上的统治者，实际权力掌握在“顾问”委员会手中（这正是日本最终采纳的方案）；还有一些人建议日本废除天皇，建立共和制国家。一些日本人开始慢慢欣赏西方的字母，建议以字母代替日本优美但繁复的文字体系（这是一种从汉字中衍生出来的文字和两种假名的结合体）。一些日本人认为对朝鲜半岛开战刻不容缓，另一些人则认为应该再等等。武士阶层希望自己的民兵组织能被留用，另外一些人则希望他们卸甲归田，并废除武士阶层。

　　在各种相互冲突的想法交织的混乱状态下，明治政府的领导者很快确立了三个基本原则。首先，尽管部分领导者曾经是主张马上攘夷的激进分子，但他们很快就回归理性。无论是对曾经的幕府将军还是对如今的明治政府领导者来说，很明确的一点是，日本目前没有能力赶走西方人。要想赶走西方人，日本必须吸收西方力量，使自己变得强大。在这里，西方力量所指的不仅仅是枪炮武器本身，还有那些为西方国家提供不竭动力的、更为深远的政治和社会改革。

　　其次，明治政府领导者的一个最终目的是修改西方强加于日本的一众不平等条约。但是，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使日本变得强大，还需要使日本成为西方人眼中合格的西式国家，拥有西式宪法和法律规章。举例来说，英国前外交大臣格兰维尔勋爵曾开诚布公地告诉日方的谈判人员，英国会“严格依据日本在教化和文明方面取得的进步”承认日本“对本国境内的英国国民的管辖权”，当然，日本取得进步的程度是由英国人按照英国文明的标准来评定的。后来，在京都政变发生26年后，日本才最终使西方国家修订这些不平等条约。

　　最后，明治政府领导者要在方方面面确立、采纳和调整那些和日本的实际国情及价值观相兼容的外国模式。明治时代的日本开始了多元化的探寻，尤其是从英国、德国、法国及美国模式中借鉴经验。不同国家的模式被借鉴并运用到不同的领域，例如，明治时代日本的海军和陆军分别是以英国海军和德国军队为参照模型设立的。除此之外，在某些特定领域，日本连续尝试了几种不同的外国模式，例如，为了制定一部日本的民法典，法务省在一名法国学者的帮助下打好初稿，随后又以德国民法典为参考完成第二稿。

　　明治时代的日本大规模借鉴西方，并且具有很强的自觉性和计划性。其中包括引进西方人才，例如，引进西方的中小学教师从事教学工作或担任顾问，还引进了两位德国学者协助完成日本宪法的制定，这部日本宪法从德国宪法中吸收了大量的精华。不过，日本主要的借鉴方式是派遣日本游学团前往欧洲和美国进行考察。明治政府在政权稳固的两年后便迈出了关键的一步，那就是于1871—1873年派遣岩仓使团（见插图3.3）外出考察。该使团由50位政府使节组成，游历了美国及欧洲12国，参观了各国的工厂和政府办公楼，与时任美国总统尤利塞斯·格兰特以及欧洲各国政要进行了会面，并出版了一本长达五卷的报告，详细描述了西方国家在方方面面的行事方式。该使团宣称，他们的目的是“从开化的国家所盛行的各种体制中找出最适合我们目前国情的制度”。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之时，日本也派出了两名观察员，只为收集有关欧洲人如何作战的第一手资料。

　　赴外考察带来的附加效应是，那些有海外经历的日本人往往会成为明治时代日本的领导者，在公共部门和私有领域都出现了这种情况。举个例子，明治政府在19世纪80年代最重要的两位掌权的年轻人，一位是曾经数次对欧洲进行长期考察，并且曾主持制定新宪法的伊藤博文，另一位是曾在德国攻读军事学，后来成为日本首相的山县有朋。五代友厚的西洋经历使他成了大阪商会的会长以及日本铁路业和矿业大亨，而曾在1867年日本派往巴黎的使团中担任财务审计官的涩泽荣一则一手推动了日本银行业和纺织业的发展。

　　为了让这场规模宏大的借鉴西学运动得到日本传统派的认同，日本明治时代的创新和借鉴活动往往舍弃了“新”的称呼，反而被冠以回归日本传统的名号。一个例子是，1889年，天皇颁布了日本的第一部宪法，这部宪法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德国宪法，但天皇在他的演讲中称自己所登上的“皇位是几个世纪以来从未中断的直系相传的结果”以及“自祖先传承而下的国家君主的权利”。同样地，明治时代为皇室制定的新礼被宣扬为万古长青的传统仪式。

　　这种由创新包装而成的传统，经常被其他国家的创新者称为“创造性传统”，它对明治政府领导者大幅度改革的成功起到了帮助。残酷的现实是，明治政府领导者在1868年1月掌权之时情况十分危险。外国势力随时可能发动攻击，幕府的反对派和支持者之间极有可能发生内战，各藩之间火药味颇重，那些原来的地位和权力受到威胁的人极有可能会发动叛乱。因为武士阶层的特权被废除，日本国内出现了数次武士叛乱，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1877年的鹿儿岛士族反政府叛乱。整个19世纪70年代，农民武装暴乱时有发生。但事实上，明治维新的反对势力比预想中的温和一些。明治政府领导者在面对真实的或潜在的敌人时，非常善于收买人心、收编委派或调停和解。例如，曾经与明治政府的军队对战的虾夷（今北海道）海军指挥官榎本武扬就在1869年归顺，最后成为明治政府的内阁大臣及全权公使。

　　明治维新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明治时代的日本发生了哪些具体的选择性变革。这些变革影响了日本人生活的各个方面：艺术、服装、国内政治、经济、教育、天皇的角色、封建制度、外交政策、政府、国民发型、意识形态、法律、军队、社会以及科技。最迫切的变革发生在明治时代的最初几年，其目的是建立一支现代化的国家军队，废除封建制度，建立国民教育体系，以及通过税收改革保障政府的收入。接着，明治政府将关注点转移到法务改革，致力于制定宪法，进行海外扩张以及修改不平等条约等。在解决这些迫切的实际问题的同时，明治政府领导者还致力于打造统一的国民意识形态。

　　军事改革拉开了序幕，日本开始购置西方的现代化军备，招募来自法国和德国的军官作为军队教员，后来还以法国和英国的海军为模型尝试打造一支现代化的日本海军。改革的结果表明，明治政府在借鉴最佳的西方模式这方面颇有技巧：在打造日本军队的各个分支时，日本政府并非仅参考一个国家的军队模式，而是分别以德国陆军和英国海军为模型打造了日本陆军和海军。（这是因为，在19世纪末的欧洲，德国拥有最强大的陆军，而英国则拥有最优秀的海军！）一个具体的例子是，当时，日本想学习制造一种由英国人发明的快速战舰，这种战舰叫作巡洋舰。日本先是委托一家英国造船厂设计并建造了日本的第一艘巡洋舰，然后日本的三家造船厂以这艘巡洋舰为模型，分别建造了一艘巡洋舰。

　　1873年，日本以欧洲国家的征兵法为模板，制定并实行了国家《征兵令》，规定日本男性国民依法参军三年，国家军队配备枪支。此前，每一个封建藩地都有自己的私兵组织，由佩刀的武士组成，尽管其在现代战争中作用甚微，但这对日本政府构成了一定的威胁（见插图3.4）。因此，武士先是被禁止佩刀或私下执行刑罚，后来，包括武士在内的世袭职业被废除，政府为那些前武士提供薪俸，再后来，政府支付前武士的薪俸逐渐转为附带利息的政府债券。

　　另外一项迫切的变革是终结封建制度。日本想要变得强大，就必须建立一个西式中央集权国家。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截至1868年1月，新天皇政府握有的只有从幕府将军手中获得的部分权力，其他权力依然掌握在大名（封建领主）手中。因此，1868年3月，在一份措辞含糊的文书中，包括曾发起明治维新运动的萨摩藩藩主和长州藩藩主在内的4位大名被劝说向天皇交出他们手中的土地和治下的臣民。天皇在同年7月接受了他们的土地和臣民，余下的大名被下令做出同样的选择，作为交换，大名被封为各自原来所掌管的封建藩地的“知藩事”。1871年8月，这些原大名被告知，他们昔日的藩地将被废除，改为由中央直辖的县，知藩事一职也被废除。不过，原大名被允许保留其前藩地资产收益的10%，同时无须承担曾经压在他们身上的经济开支压力。于是，在三年半时间里，延续了好几个世纪的日本封建制度就此瓦解。

　　天皇仍是天皇，在这一点上没有改变。但是，明治天皇不再与世隔绝地待在京都的皇宫中，他被转移至日本当时实际上的首都江户，江户被改名为东京。在明治天皇统治日本的45年中，他在东京以外的日本各地出行多达102次，而在长达265年的德川幕府时期（1603—1868年），历任天皇出行的次数加在一起也只有3次。

　　教育领域也经历了大型改革，这场改革影响巨大。日本在历史上首次建立国民教育体系。1872年，日本开始设立初等义务教育机构；1877年，日本创办了第一所大学；1881年，日本开设初级中学；1886年，日本开办了高级中学。一开始，日本的教育体系以高度集中化的法国模式为蓝图，在1879年改为效仿美国的地方治理模式，又在1886年改为德国模式。这场教育体制改革的最终结果是，日本成为当今世界上国民识字率最高的国家（达99%），尽管日本的文字系统是世界上最复杂也最难学的。虽然新教育体系的灵感来自西方，但政府宣扬的改革目的完全是日式的：教育的本义是为了让日本国民忠君爱国，并向他们灌输民族团结的观念。

　　日本教育改革还有一个较为世俗但同等重要的目的，那就是培养未来的公务员，为日本的崛起和繁荣提供人力资本。19世纪80年代，日本中央政府机构的人员招募考试改为考西方知识而不再是儒家哲学。国民教育体系的形成以及世袭制职务的正式废除削弱了日本传统的等级分化，因为现在高等教育水平代替出身成为进入政府高层的垫脚石。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在世界上最大的14个富裕民主国家之中，日本在财富的平均分配方面做得最好，是亿万富翁占总人口比例最低的一个国家。美国在这两方面则恰恰相反。

　　明治政府还有一个优先改革事项，即为政府收入找到开源的途径。日本在此之前从未采用过西式的国家税务体系。每位大名在自己的藩地上征收税款，用于藩地的运行开支，幕府将军也会在自己控制的土地上收取类似的税款，不过还会以特定的名目从所有的大名手中收取一笔额外的费用。可是，明治政府刚刚解除了前大名作为知藩事的职务，废藩置县，宣布由中央政府管辖这些新设立的县区，前大名无须（明治政府领导者如是说）再承担这些地方的运行开支。由此，财务省推断，日本政府目前所需的年税收收入至少应该为从前幕府将军和所有大名的年税收收入之和。这个目标以一种西式途径得到了实现，日本政府开始征收3%的土地税。不管每年的收成多寡，日本农民都必须以现金支付这笔税款，因此他们时而会抱怨，有时还会发动暴乱。不过，要是他们能够预见现代西方的高税率的话，就会觉得自己已经很幸运了。比如，在我所在的加利福尼亚州，人们要上缴1%的州财产税，最高可达12%的州所得税，以及现在最高可达44%的国家所得税。

　　相对而言不那么急迫的改革事项包括，以西式法制体系代替日本传统的司法体系。日本在1871年设立了法院，且指派了法官，并在1875年设立最高法院。刑法、商法和民法也通过试验不同的外国模式走上了不同的西式改革之路。刑法典的改革一开始借鉴的是法国模式，随后以德国刑法典为模型；商法典借鉴的是德国模式；民法典则结合了法国、英国和日本本地的概念，最后从德国民法典中获取灵感。在进行每一项改革时，日本所面临的挑战是，既要找到与日本国情相兼容的方案，又要采纳西方的制度，以获取足够的国际尊重，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修改那些不平等条约。比如，日本政府需要废除传统的酷刑以及对死刑的滥用，因为西方人认为这不值得被尊重。

　　日本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开始于明治时代早期。1872年，日本建立了国家邮政系统，建设了第一条铁路，并开通了首条电报线路。1873年，日本成立了第一国立银行。东京的街道安装了煤气灯。政府还参与了日本的工业化进程，开设了砖块、水泥、玻璃、机械和丝绸工厂，使用的是西方机器和技术。在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中，日本战胜了中国。随后，日本政府的工业支出开始集中在与战争相关的产业，例如煤炭、电力、枪支、铁、钢、铁路和造船。

　　如果日本想要获得国际社会的尊重，政府改革就特别关键，也特别具有挑战性。1885年，日本设立内阁。早在1881年，日本政府就曾宣布即将出台宪法，部分原因是为了回应来自公众的压力。这部因地制宜的西式宪法在8年之后终于问世。最终的日本宪法不是以美国宪法而是以德国宪法为模型，因为德国宪法强调强人治国，这正好符合日本的国情。日本宪法诉诸该国的信仰，认同天皇的祖先是千年以前的神明，通过代代相传的皇权延续至今。在选定的1889年2月11日，日本皇宫谒见厅举行了宪法颁布典礼。当天是日本建国第2 549周年纪念日，明治天皇在拜祭祖先之后，向首相展示了新宪法的卷轴，作为天皇赠予日本的礼物。来自各国的外交史团代表和其他外国团体受邀出席这场仪式，共同见证日本的这一关键时刻：日本已经成为一个宪政体制下的文明国家，和世界上其他的宪政国家可以平起平坐了（潜台词是，日本不该再受制于那些不平等条约）。

　　跟日本的其他方面一样，日本文化也处于西方新元素和日本传统元素并存的状态。现在，西式的着装和发型在日本非常流行，当时它们被日本男性接纳的速度也非常地快（见插图3.5和插图3.6）。举例来说，5位岩仓使团的成员在1872年拍过一张合照，那是在明治维新运动开始的4年之后，佩里叩关也不过发生在19年以前。这张合照中，有4个人都穿着西服，打着领带，戴着礼帽，还留着西式发型，只有岩仓具视还穿着日式长袍，梳着传统的日式顶髻（见插图3.3）。在艺术领域，西方交谊舞、军乐团、交响乐、歌剧、戏院、油画、小说与日本传统的音乐、绘画、浮世绘、歌舞伎座和能剧并存。

　　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感受不到某种统一的意识形态，这个国家便有分崩离析的风险。在打造统一的意识形态方面，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理念和表达。比如，美国的理念是民主、平等、自由、开放、机会，相应的表达用语有“白手起家”“大熔炉”“自由之邦”“人人平等”“无限潜能之地”。政府需要有意识地打造并强化这种统一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在刚独立的国家，比如印度尼西亚（见第五章），或者是在像明治时代的日本这种处在剧烈变革之中的国家。明治时代的日本是怎么做的呢？

　　1890年，日本天皇颁布了一份教育诏书。第二年，一条针对该诏书的评论广为流传，表达了明治时代的日本对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的需求：“日本……是一个小国。由于现在大国吞并小国并不受到惩罚，我们必须与全世界为敌……因此，每一个真正的日本人都必须有社会责任感，视自己的生命轻于鸿毛，昂首奋进，做好随时为自己的祖国牺牲的准备……这份诏书的目的是通过培养孝、悌、忠、信的美德来强化国家的根基，并通过培育集体爱国主义精神做好应对任何紧急状况的准备……如果我们的人民不能团结起来，再多的防御工事和战舰也不足以抵抗敌人。如果我们的人民团结一致，那么即使有百万强敌也不能伤我们分毫。”

　　明治时代的最后20年，在完成了税制改革和制定法典等浩繁且紧迫的任务后，明治政府得以分出更多精力向日本民众灌输一种公共责任感。这项任务的达成，一部分来自政府对传统宗教的支持，但更多得益于政府对教育的重视。传统日本宗教通过宣扬皇权神授、爱国精神、公民义务、孝道、敬神等共同信念来凝聚日本的民心。因此，日本政府积极宣传传统神道教和儒家哲学，资助出色的国家神社，并亲自任命它们的神主。这些价值观和将天皇尊为“现人神”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出现在日本教育体系的各个层面的全国指定教科书中。

　　日本的“西化”

　　以上我们总结了明治时代日本进行选择性变革的主要方面，至于日本海外扩张政策的变革，我们将在随后几页进行探讨。现在，我们来反思明治时代日本的这些变革，清除可能存在的误解。

　　明治政府的目标显然不是“西化”日本，把日本变成一个和欧洲大陆隔海相望的欧洲国家，这一点不同于在澳大利亚的英国殖民者，因为那些殖民者的目的确实是把澳大利亚变成一个远离英国的英式社会（见第七章）。恰恰相反，明治政府的目标是大量吸收西方的特征，不过要对其进行调整，以适合日本国情，同时留存相当部分的日本传统。换句话说，这些被吸收并且被调整的西方特征要被嫁接到源自日本历史的日式核心中。例如，日本在提高国民识字率和城镇化方面并不需要效仿欧洲：幕府时代的日本国民识字率就已经很高，而其首都江户在佩里叩关前的一个半世纪就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明治政府的西化改革也并非盲目复制西方制度的细枝末节：明治政府的领导者在对西方社会的各方面有较为清晰的认知的基础上，加以调整之后，才把西方的军事、教育和其他制度引进日本。

　　明治时代的日本参考了好几种西方模式，从不同程度上借鉴了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在不同方面的经验。日本还参考了一些本地传统的模式：幕府时代末期的日本被分成240块不同的藩地，它们的纳税政策和其他制度都各有差异。除了这些正面的借鉴，明治时代的日本还从中国吸取了教训：中国被西方列强侵略的不幸使日本明确地知道自己想要避免什么。

　　明治政府的改革面向两方不同的“受众”：一方是日本国内的民众，另一方则是西方国家。一方面，这是日本自身的改革，目的是振兴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培养日本民众统一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此次改革还旨在让西方国家给予日本同等的尊重，因为如今日本已经采纳了受西方认可的西式制度。这既体现在基本的政府治理层面，比如制定西式宪法和法典，又体现在国民的外在形象方面，比如日本男性采纳了西式着装和发型。另外，日本天皇接受了西方的一夫一妻制，以西式婚礼迎娶了他的皇后。（在此之前，日本天皇通常妻妾成群。）

　　尽管明治政府的领导者在振兴日本以抵抗蛮夷这个目标上意见一致，但他们并没有从一开始就设计好全面的蓝图。事实上，明治时代日本的改革无论是从设计层面还是从行动层面都是逐个击破的：首先，建立国家军队，开拓政府收入来源，构建国家教育体系，还有废除封建制度；其次，出台宪法、民法和刑法；最后，通过战争进行海外扩张（随后将会讲到）。这些改革的实施并非一帆风顺、毫无争议：明治时代的日本存在着内部冲突，比如之前提到过的武士叛乱和农民运动。

　　海外扩张

　　明治时代的日本实施的选择性变革中，还有一条主线我们没有讨论，那就是日本从海外扩张和军事侵略的对象转变为实施者。德川幕府时期，日本实施锁国政策，并没有远征海外的雄心抱负。1853年，日本感受到军事实力更为强大的外国带来的紧迫威胁。

　　然而，到1868年，刚刚进入明治时代的日本因为军事改革和工业化发展而解除了迫在眉睫的威胁，并且有能力逐步进行海外扩张。日本在1869年迈出第一步，正式吞并了原来部分被幕府控制的北部岛屿北海道，这里的原住民阿伊努人和日本人非常不一样。1874年，由于台湾岛上的原住民杀死了一些琉球渔民，日本对台湾岛进行惩罚性的武力讨伐。不过，讨伐结束后，日本退兵，并未吞并台湾岛。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群岛（位于日本南部几百英里处的群岛）。1894—1895年，日本在与中国的对抗中获得胜利，但没有吞并台湾岛。

　　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是明治时代的日本第一次尝试与西方国家对阵。日本的海军和陆军分别赢了俄国（见插图3.7和插图3.8）。这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里程碑：一个主要的欧洲国家在一场竭尽全力的战争中输给了一个亚洲国家。在随后签署的和平条约中，日本吞并了库页岛的南半部分，获得了南满铁路的控制权。日本在1905年把朝鲜变成“保护国”，并在1910年将其吞并。1914年，日本陆续征服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以及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密克罗尼西亚岛殖民地（见插图3.9）。最后，在1915年，日本向中国递交“二十一条”文件，妄图把中国变成一个实际上的附属国。中国没有全然屈服，只同意了其中的部分要求。

　　日本在1894年之前就曾考虑进攻中国和朝鲜，但后来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当时日本觉得自己不够强大，也不想冒险被欧洲国家找到干预自己的借口。明治时代的日本唯一一次高估了自己的实力是在1895年，也就是甲午中日战争的尾声阶段。中国向日本做出的让步包括，把中朝之间的海陆要道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可是，法国、俄国和德国联合起来，迫使日本放弃了辽东半岛。三年后，俄国强行从中国租借了辽东半岛。这次屈辱的经历让日本警醒，认识到自己在面对欧洲大国时还是处于弱势。于是，在1902年，日本和英国结成同盟，以获得保护和保障，之后日本于1904年进攻俄国。尽管有盟友英国确保其安全，日本还是等到欧洲军力深陷一战中，无力像在1895年那样干预自己的时候，才对中国提出要求。

　　简而言之，日本在明治时代的海外军事扩张取得了持续的成功，因为每走一步，日本都对自己的目标和相对实力进行了诚实、现实、审慎、充分的自我评估，并且对日本实现目标的可能性进行了正确估算。明治时代成功实行海外扩张的日本和1945年8月14日的日本形成鲜明的对比。当日，日本同时与中国、美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还有许多对日本宣战但实际没有参与战斗的国家）开战。面对这样的对手组合，日本毫无胜算。日军的大部队在中国耗损多年。美国的轰炸机摧毁了日本的大部分城市。两颗原子弹将广岛和长崎夷为平地。一支英美舰队连续轰炸日本沿岸。苏军在满洲里和库页岛试图攻破脆弱的日本防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军队在一些太平洋岛屿上对日本驻防部队进行扫荡。几乎所有的日本大型战舰和商船都被击沉或者摧毁。超过300万日本人被杀。

　　如果说，日本是因为外交政策失误而被所有的国家攻击，这本身已经够糟糕的了。然而，更糟糕的是，是日本先对那些国家发动了攻击。1937年，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1938年和1939年，日本和苏联展开了两场短暂却血腥的边界战争。1941年，日本同时对美国、英国及荷兰发动突袭，尽管当时日本与苏联之间随时可能重燃战火。日本对英国发动进攻还意味着向英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领土——澳大利亚及新西兰开战，日军随后开始轰炸澳大利亚。1945年，苏联对日本进行反击。同年8月15日，日本最终走向了无法避免的结局——投降。为什么日本从1937年开始会一步步走向如此不切实际的军事扩张，直至最终失败？为什么明治时代的日本从1868年开始一步步实施的军事扩张都能切合实际，并且取得了成功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很多：日俄战争中日本的旗开得胜、对《凡尔赛和约》的幻灭、1929日本出口拉动型经济的崩溃等。对照本书的主题，还有一个因素尤为相关，那就是明治时代的日本领导者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日本领导者在知识储备方面的差异和进行诚实的自我评估的能力差异。在明治时代，包括日本军方领导者在内的许多日本人都曾出访海外。由此，他们获得了有关中国、美国、德国、俄国等国家及其海陆两军的详尽的第一手信息，并据此将这些国家与自己国家的实力进行比较，做出诚实的评估。然后，日本只在胸有成竹的时候才发动进攻。与之相比，在20世纪30年代，亚洲大陆上的日本军队是由一群热血澎湃的年轻军官统领，他们没有海外经历（除了在纳粹德国的经历），也不服从那些坐镇东京、经验充足的日本领导者。这些年轻热血的军官对于日本的潜在对手的工业实力和军事实力缺乏第一手资料。他们不了解美国人的心态，认为美国是个不想打仗的国家。

　　当时，还是有不少老一辈的日本政府领导者和军队将领（尤其是日本的海军将领）确实对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实力有直接的了解。当我在1998年第一次到日本时，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在晚餐桌上认识了一名退休的日本钢铁厂主管，那时候他已经90多岁了，老人向我回忆起他在20世纪30年代参观美国钢铁厂的经历。他告诉我，当他发现美国的高质钢材制造能力是日本的50倍之多时，他极为震惊，单凭这个事实他就断定，日本与美国打仗是极其不明智的决定。

　　可惜，在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这批有海外经历的老一辈领导者已经没有什么权力，只能退居幕后，其中有一些人还遭到那些没有海外经历的热血青年的谋杀，就如同在19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热血志士刺杀或恐吓当时的日本领导者一样。当然，那些志士也没有出过国，他们对海外国家的实力的了解并不比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热血青年多。但这两个群体的区别在于，志士对西方人的攻击引发了来自西方的坚船利炮对鹿儿岛和下关海峡的轰炸，这使志士充分意识到，自己的策略并不现实。而在20世纪30年代，没有这样一场针对日本的轰炸事件来把那些没有海外经历的日本年轻军官拉回现实。

　　除此之外，明治时代的日本领导者和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领导者的历史经验几乎是完全相反的。明治时代的日本领导者成长于一个内外交困的弱小的日本，内有纷争冲突，外有潜在的西方强敌。而在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领导者眼中，战争是成功的代名词，他们沉醉在日俄战争的胜利中。他们曾在旅顺港成功突袭苏联的太平洋舰队，并用同样的方式对珍珠港的美国舰队发动突袭（见插图3.7）。不仅如此，日本海军还在对马海战中重创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见插图3.8）。在第六章讨论德国的时候，我们将会看到另外一个同一国家不同年代的人因迥异的历史经验而持有完全相反的政治观点的例子。

　　所以说，日本在毫无胜算的情况下仍发动二战的部分原因（而非全部原因）在于，20世纪30年代的那些日本年轻军官缺乏相应的知识储备和历史经验，无法做出诚实、现实、审慎的自我评估。这为日本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

　　危机框架

　　明治时代的日本深刻体现了我们在第一章中参照个人危机结果的影响因素所列出的影响国家危机结果的大部分因素。其中，在本书讨论的7个国家案例中，有一项因素（表1.2中的因素5）在日本体现得最为突出，另外一项因素（因素7）在包括日本在内的两个国家案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另有7项因素（因素1、因素3、因素4、因素6、因素9、因素10和因素11）对日本也很重要，还有一项因素（因素12）在日本既发挥了积极作用又发挥了消极作用。

　　比起本书中其余的任何一个国家，明治时代的日本在借鉴他国经验（因素5）方面走得最远。日本首先对他国不同的模式进行仔细的比较，然后在每个特定层面挑选一种最适合自己当前国情的模式。因此，日本的宪法和陆军受到德国模式的启发，海军借鉴了英国模式，民法典的初稿学习了法国模式，1879年的教育体制改革则取经美国模式。甚至可以说，美国的《独立宣言》也成了板垣退助等人在1970年起草政府改革提案的参照材料，因为他们在提案的序文部分就提出人权平等的概念，后面的众多结论均是基于这一概念。（美国《独立宣言》的第二句是：“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后面的许多结论均是由此引申出来的。）板垣退助等人所提倡的美国政府模式后来未被采纳，但有许多其他的外国模式被一一采纳。

　　我们在上一部分讨论了进行诚实的自我评估（因素7）在明治时代的日本所发挥的作用，在我们的国家案例中，在这一方面能与日本匹敌的只有芬兰。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明确，成功的国家自我评估需要具备两个元素，缺一不可。一个是愿意直面痛苦的真相。在日本的例子中，这个真相是西方国家比自己强大，因此日本必须通过“师夷长技”方能获得足以制夷的强大实力。另一个必要前提是知识储备。对明治政府领导者和明治维新之前10年的日本志士来说，仅仅能认识到西方军事实力强劲的痛苦真相是不够的，他们还需要通过直接观察或体验来获取培养这种实力的知识。然而，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年轻军官显然缺乏关于西方军事实力的第一手知识。与明治时代日本进行诚实的自我评估相关的，是我们提出的另外一项影响危机结果的因素：日本国内对于佩里叩关为日本带来的危机的共识（因素1）。

　　明治时代的日本展现出划清界限并实施选择性变革（因素3）的必要性。日本社会的很多方面出现了重大改变，涵括了经济、法律、军事、政治、社会和科学技术领域。但日本传统社会的其余特征在明治时代得到保留，这些特征包括儒家道德观念、天皇崇拜、单一民族特性、孝道、神道，还有日本的文字体系。一开始，有人提议对其中的某些传统特征进行改革，比如在日本建立共和政体，采用西方字母。然而，日本迅速地划清了界限，区分开那些值得保留的传统特征和那些需要做出改变的部分。虽然日本国民做出改变的意愿很强烈，但其保留传统的意愿也不弱，因此，有一些变革必须被包装成“创造性传统”以获得大众的认可。这种激烈的变革和对传统的保留并存的状态还体现了另外一项因素，那就是特定情况下国家的灵活性（因素10）。

　　通过借鉴外国模式，明治时代的日本体现了获得他国帮助（因素4）的价值。能说明这一点的例子数不胜数：早在1864年，居住在长崎的英国商人托马斯·格罗夫（Thomas Glover）就曾指派一行19个萨摩藩人到英国学习；在欧洲和美国，有许多西方人曾接待日本人；1886年，德国顾问阿尔伯特·墨塞（Albert Mosse）和赫尔曼·勒斯勒尔（Her-mann Roesler）到达日本，协助伊藤博文起草日本宪法；还有英国的维克斯造船厂，它为日本建造了第一艘巡洋舰“金刚号”，这艘战舰为日本后来自行建造的三艘巡洋舰——“榛名号”“比睿号”“雾岛号”提供了参考模板。

　　明治时代的日本和今天的日本均展现出强烈的国家认同（因素6）。在日本国民和他们的领导者心中，自己的国家是独一无二的、更优越的，并且是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分隔开来的。这种共同的信仰使日本人克服了明治时代的压力，虽然有些时候他们在如何最好地保障日本的未来方面有些异议，但他们从未怀疑自己国家的价值。

　　明治时代的日本富有耐心，能够忍受最初的失败，坚持不懈，直到找到解决危机的方法（因素9）。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面对外来威胁的最初回应是，试图把外国人排除在外，在外国人被限制于特定的日本通商口岸之后，日本试图再次驱逐他们。但幕府、志士和明治政府领导者都逐渐意识到并接受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这种方法不管用，日本必须找到新的方法：把日本的国门向西方打开，向西方学习，从而振兴日本实力。同样地，日本在创立法律规章、开创国民教育体系、制定宪法方面也经历了起草、试验和修改的过程。在这三个领域，明治政府开始都借鉴了一种或多种外国模式，之后又因为不适合日本的国情而舍弃，并在最后采用另外一种西方模式。例如，日本民法典的制定从最初的法国模式转向英国模式，最后采用了德国模式。

　　不可动摇的核心价值观（因素11）使日本人团结一致，甘愿为国家做出牺牲。在这些价值观当中，忠于天皇被排在前面。这种价值观在二战末期展露无遗。当美国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时，尽管刚刚经历两次原子弹轰炸的日本正处于军事无望的状态之中，日本人还是坚持要在“天皇陛下作为主权统治者的特权不受该投降宣言所提要求损害”的情况下方愿意投降。如果美国不接受这一条件，那么对于美国威胁入侵日本领土的行为，日本将抵抗到底。日本核心价值观的力量还体现在二战当中，愿意实施自杀式袭击任务的日本士兵数量之大是现代国家之最。其中最有名的可以说是神风特攻队（飞行员驾驶传统战机对目标实施自杀式袭击），还有“樱花飞弹”（飞行员驾驶满载炸药的火箭动力滑翔机冲向敌军战舰）和“回天”鱼雷（水手驾驶和操作鱼雷从日本战舰驶向敌方战舰）的操作者。这些技术含量很高的自杀式武器出现于二战末期，在此之前几年，日本实施的都是低技术水平的自杀式袭击，即日本士兵在诈降后引爆事先隐藏起来的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除此之外，战败的日本士兵和军官还会自杀，以遵从被反复灌输的“绝不投降”理念。例如，1943年11月，塔拉瓦战役中，对抗美军入侵的2 571名日本精英部队成员中有2 563人牺牲，后来有很多士兵都是自杀的，最后被美方俘虏的仅有8人。

　　日本作为一个没有陆地边界的群岛，和那些与其他国家共享边界的国家（比如芬兰和德国）相比，在不受地缘政治约束（因素12）方面处于相对优势地位。我们在上一章看到，芬兰和俄罗斯之间漫长的边界构成了芬兰最根本的问题。在第六章，我们将会看到，和强大的邻国共享边界也是德国历史上的重要主题。尽管如此，强大的他国仍然是德川时代和明治时代的日本面临的根本问题，尽管那些国家和日本相隔半个地球。早在19世纪出现，同样适用于现代世界的是，科技缓解了地缘政治的约束，但并不能完全消除这些约束。

　　问题讨论

　　在明治时代的日本这一案例最后，我们来讨论仅存在于国家危机而未存在于个人危机中的4个因素：革命还是改革、领导者的角色、群体冲突与和解，以及一致视角的出现或缺失。

　　国家危机有时会以暴力革命的形式体现（例如1973年的智利，还有1965年的印度尼西亚），有时会以和平变革的方式体现（例如二战后的澳大利亚）。明治时代的日本似乎处在两者之间，但比较偏向后者。幕府的统治以不流血政变的形式结束于1868年1月3日。幕府将军的部分支持者，而不是幕府将军本人，随后进行了反抗，但最终在持续了一年半的内战后被打败。但是，这场内战造成的伤亡相对较少，和1965年的印度尼西亚政变与反政变行动、1973年的智利政变及其余波，以及1918年的芬兰内战完全没有可比性。

　　明治维新运动中没有出现像希特勒、皮诺切特或苏哈托那般的领导者，这些人分别在纳粹德国、1973年后的智利以及1965年后的印度尼西亚留下了深刻的个人烙印。相反，明治时代的日本在每一个时期都有好几位领导者，并且在19世纪80年代出现了高层权力的逐渐转移。日本这些领导者之间的共性是拥有对西方的直接了解，并且共同致力于实施通过选择性借鉴外国模式振兴日本的基本策略。日本天皇一直担任象征性首领而非实际意义上的国家领导者。

　　说到群体冲突与和解，1853—1868年，日本国内针对该国应当实施的基本战略出现过不同的声音。从1868年开始，当基本战略确定后，像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一样，日本国内针对如何有效落实该基本战略出现冲突。直到1877年，部分冲突通过暴力得到了解决：尤其是1869年以前幕府与萨摩藩–长州藩联盟之间的冲突、19世纪60年代日本志士和日本温和派之间的冲突，还有明治政府和持有不同政见的武士之间的冲突，后者体现为武士暴乱。这些冲突的暴力水平比起智利和印度尼西亚都算得上温和。随后，日本这些冲突双方的和解比起智利更为彻底，更不用说和印度尼西亚相比了。这一方面是因为日本的冲突没有导致那么多人被杀，另一方面是因为明治政府领导者更加努力且更有技巧地和他们的对手进行和解，智利和印度尼西亚的军方领导者则没有做到这一点。在本书讨论到的其他国家中，1918年内战后的芬兰在解决暴力冲突方面的成果与明治时代的日本最为接近。

　　大多数国家危机的化解离不开多方面的政策改革，有的国家是逐个设计和执行的，有的国家则是基于一个统一的蓝图。明治时代的日本比较接近后种情况。这并不是说明治时代日本的领导者同时进行所有的政策改革：他们知道有些问题比起其他的问题要更迫切。他们先是建立了皇家陆军，实行税务改革，并在19世纪70年代早期解决了其他一些急需处理的问题，直到1894年，日本开始实施全面海外扩张行动。然而，这些政策都是基于一个原则，即日本人在明治时代之初就达成的共识：日本需要在各个领域都变得强大，这需要通过选择性地学习西方来实现。

　　明治时代的日本为我们提供了通过选择性变革化解国家危机的第二个典型案例。芬兰（我们的第一个案例）和明治时代的日本的相似之处在于，两个国家都是因为长期存在的外部军事威胁突然表现出来而陷入突发式危机。芬兰人和日本人都有着强烈的国家认同和国家核心价值观，为了守护这些观念，他们在毫无胜算的情况下仍旧选择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也要维持自己的国家。在这个方面，日本人真正面临的挑战发生在二战期间而不是在明治时代。两国人民都太过现实和诚实，甚至有些残忍。不过，在其他一些方面，芬兰和明治时代的日本处于两个极端。明治时代的日本从其他国家得到了帮助，而这些国家正是当时威胁日本的国家。芬兰在冬季战争中基本上没有得到帮助。日本通过大量借鉴他国经验化解了自己的危机，芬兰则没有能够借鉴的对象。日本拥有大量的人口、强劲的经济实力，并且远离威胁，这足以让日本争取到时间和空间，使自己达到能与威胁者抗衡的军事水平。芬兰和俄罗斯在地理位置上的靠近以及在规模上的差距使芬兰无路可退。在接下来的两章中，我们将转向跟芬兰和明治时代的日本一样经历了突发式危机的国家，但在这两个案例中，危机的爆发源自国家内部因素。 中信出版2020年度好书-经济管理（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