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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章 自由的代价

　　一切公款的收支报告和账目应不时予以公布。

　　——《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一条第九款

　　雅克·内克尔的《上国王书》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在法国。他的著作和会计改革，也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开国元勋提供了灵感。不管是欧洲还是新大陆的国家建设者和管理者，都发现了古老会计核算工具的全新应用之道。这些新的应用之道，将根植于年轻国度的肥沃土壤，并茁壮成长，因为这些应用之道的建立，正基于政治问责的理念。在这里，在全新的美利坚合众国，有着以问责制为基础构建政府的大好时机。

　　在成为宪政国家之前，美利坚曾经是会计核算覆盖的领域。众人眼中看到的光辉事业，起初源于企业家的冒险。1620年的《五月花号公约》（Mayflower Compact），约定将清教徒从海路运到新大陆，正是采取了商业合约的形式，由投资合伙人签字盖章，共担费用，共享利润。随后，合约进一步演化成会计账簿的形式。我们不应忘记，尽管最初出于宗教目的，但早期美利坚殖民冒险之旅的目的完全是获取利润。同荷兰、法国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一样，早期的美利坚殖民公司都是特许公司，其贸易垄断地位得到了英国国王的授权，公司设立的目的就是对英属北美地区开展殖民贸易。

　　马萨诸塞海湾公司（Massachusetts Bay Company）属于私人公司，由“承办人”发起设立，并获得了国王查理一世及众多官员颁发的特许状，这些官员包括总管、副总管以及一位财务长。波士顿清教徒的头领极力推崇约翰·怀特（John White）的方案设想，因为马萨诸塞海湾的“种植场”的设立不仅是一项殖民主义的商业冒险，同时也是为加尔文清教徒找寻避风港和宗教自由之所的一次尝试，在查理一世英国圣公会治下，加尔文清教徒遭到了无情的迫害。1629年，股东在英国剑桥集会，签署了《剑桥协定》（Cambridge Agreement）。有些股东退居幕后，而另外一些股东在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和托马斯·达德利（Thomas Dudley）的带领下，借助一艘长约27米的木质油漆船，开启了穿越大西洋、驶向未知大陆（尽管当时人烟已经十分稠密）的为期两个月的艰难旅程，并最终发现了波士顿城和纽敦城，这里随后成为新剑桥，坐落在到波士顿最为便捷的枢纽位置，横跨在被人们尊称为查尔斯河（Charles River）的“绵长牡蛎滩”上。

　　正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按照意大利人的光荣传统，任何一家由众多合伙人组建的航海公司的发展，都依赖于其账簿记账水平的高低，这些账簿涉及有关公司办公室的记录，有关航船的记录，有关交易场所的记录，或者殖民地记录。与工厂相比，经营殖民地对账簿的依赖更甚，这是因为，如果不进行账簿检查，将无法对千里之外的投资做出评估。早在“五月花”事件中，由于当时的会计没有做账，清教徒的早期移民就遇到了大麻烦：“马丁说，他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进行任何的账簿记录，苦难和谨慎导致他忘恩负义，我们因此不再信任他并愤然离去，这将导致大家最终一事无成。”1629年，为了计算出马萨诸塞海湾公司欠每位合伙人多少钱，人们对这家公司进行了审计：“鉴于股份公司欠了一大笔钱，在政府深度涉入之前，最好采取一些清算措施。为此，适当的举措是首先对其实施审计以搞清楚债务状况。”实际上，账簿记录显示，尽管公司可能经常处于负债状态，但北美殖民地将带来巨大的财富。除了宗教、殖民、贸易、奴隶、教育和哲学外，北美洲的早期历史，也就是公司债务管理的会计核算历史。自1636年开始，马萨诸塞海湾公司就开始了“审计”，或者说对会计账簿“负起责任”。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荷兰殖民地。1651年，在今天的纽约城区，北美贸易公司的荷兰主管雇用约翰内斯·戴克曼（Johannes Dyckman）作为“新尼德兰的记账员。”美利坚合众国的创始人不仅仅是宗教理想主义者、商人、走私犯、哲学家和奴隶，他们还是对利润孜孜以求的会计师。在此之前，没有任何国家设立于记账员警惕的监督目光之下。

　　但与英格兰有所不同，美国并非商人经营的热土。当时这里是一片田园风光，农场和种植园星罗棋布。就普罗大众来看，复式记账法并不常见，实物货币十分稀缺［经常混杂着基尼（guinea）、一些辅币和西班牙元，其中“元”的称谓正是来源于此］，在早期的殖民历史上，这种情况尤为严重。大多数城镇规模都很小，居民很少纳税。有些人通过走私赚钱，而大多数交易的形式都是以货易货。

　　但是，美国的精英人士和城市阶层实实在在地成长于英国金融革命后的世界中，不管是地主、商人，还是英国人、苏格兰人、荷兰人、瑞典人、瑞士人，甚至包括一些犹太殖民主义者，都拥有商业会计核算的传承。1653年，同时具备水手、马萨诸塞州法院发言人和军人身份的罗伯特·凯恩（Robert Keayne），就在自己的账簿手册中写道：“第3本用白色牛皮纸卷着，上面有我大多数账簿的数据记录，其中既有我与其他人结平的数据，也有我航运投资的记录，还有我尚未偿还的债务信息。”在美国城市中，会计核算文化同在英国一样得到了发扬光大。18世纪早期，英国式的“记账学校”已经在绝大多数大型城镇中崭露头角，它们以指导“商人记账方法”作为广告词。当18世纪的历程走过3/4时，殖民地的人口膨胀到200万人，而拥有20 000名居民的费城则成为英帝国的第二大城市。从波士顿书商、费城商人到南部的农场主，18世纪的英式记账方法几乎已经家喻户晓。

　　早期的美利坚合众国大地上，流传着各种英式会计手册。其中，约翰·墨尔的《记账法》在多家殖民地的图书馆中都有收藏。许多家庭经常利用墨尔所著的版本来教授下一代记账法。费城图书馆公司（Library Company of Philadelphia）藏有该手册的第8版复印版本，上面还有所有者的签名：“1776年，山姆·米克尔（Sam Mickle）”及其后人、“1830年，乔治·米克尔（George Mickle）”和“1906年，约瑟夫·米克尔·福克斯（Joseph Mickle Fox）”。到18世纪90年代的时候，作为贸易之都的费城的市面上已经出现了美版的会计手册。1789年，托马斯·撒金特（Thomas Serjeant）的《会计机构概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Counting House）在这里出版发行。但墨尔的手册依然占据着市场主体地位，因其宣称复式记账法正是为商人和种植园主所准备的记账工具。墨尔说，如果没有这些，就很难利用会计核算对房产、农场实施管理，政府治理也是如此。无论对社会精英阶层还是对普罗大众，墨尔都极力鼓吹复式记账法的作用，认为这是“实实在在的生意活动”，也是殖民地国家进行建设、贸易、农业生产以及家庭生活所必不可少的核算工具，并给出了像“殖民地烟草生产和贸易”这样具体的案例进行说明。

　　作为罗得岛（Rhode Island）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布朗家族的前船长，俄巴底亚·布朗（Obadiah Brown）利用一本英式会计手册自学了会计知识。其早期的会计核算大多数是按照单式记账法随机进行的，尽管这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布朗在账簿记录中夹杂着个人的日记。到18世纪中期的时候，有布朗家族成员成了著名学者，他们借助通过贸易活动积攒的财富，在1833年，将罗得岛这块英国殖民地的浸会学院（Baptist College）变成了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

　　在早期美国共和派创始人的经历中，会计核算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等商人被派到伦敦，以学徒的身份学习会计核算知识。汉考克在其会计账簿中依然会犯错，但账簿本身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充分体现了英国海外贸易的背景信息。他利用这些技巧大发战争横财。但会计核算并非简单的发家致富之法。就本杰明·富兰克林来说，这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在国家和民族的构建过程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1905）中，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把本杰明·富兰克林当成靶子进行了批判，在我们今天看来，这正是对新教资本主义的讽刺。在韦伯的职业道德理论体系中，复式记账法处于核心地位，因为他认为这种方法是“理性的”。韦伯引用了富兰克林的名言“时间就是金钱”和“信用就是金钱”，他还借鉴富兰克林有关记账和钻营方面的财务格言，以其作为最典型的例证。韦伯进一步推论道，赚钱和自我节制并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工具，它们还是加尔文主义者的神圣道德准则。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就是富兰克林，世界上最勤奋、最富有经营品质的人。而很显然，他天赋惊人。账簿信息显示了他是如何利用会计核算安排好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的。作为一名通才、发明家、印刷匠、商人、科学家、音乐家、政治家、作家、藏书家、学者、新闻记者、哲学家、外交家和一家之主，很显然，富兰克林对会计核算的看法，与18世纪法国的柯尔贝尔毫无二致：这是贯穿于其广泛兴趣爱好之间共通的原则。在他还是一名印刷学徒的时候，他学会了会计核算知识，这些知识之后在其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打理家族产业时，在管理家庭事务时，在担任英属殖民地的邮政大臣时，在代表初出茅庐的美利坚合众国在外交领域纵横捭阖时，他都借助了会计核算工具。

　　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身为费城的一名印刷匠，一直有记账的习惯。对于那些知道如何运用复式记账法的人，富兰克林表现出极大的尊崇，在其《自传》（Autobiography，1771—1790）中还专门提到，具备这项技能就拥有了很大的优势。他还描述了自己的朋友、未来的诗人和作家詹姆斯·拉尔夫（James Ralph）如何精通复式记账法：“鉴于他记得一手好账，而且还熟练掌握数学和账务知识，他认为自己在这方面得心应手。”

　　1735—1739年，富兰克林的店铺账簿事无巨细地记载了其所有的销售和交易记录。记录条目包括“一本年鉴”、“为渔人克里斯蒂弗提供的约28克油墨”，以及记入借方的“借给一位波士顿陌生人”的6便士。让富兰克林大受触动的是，他的一名雇工本人并不具备会计核算的能力，他“自小在当地长大的”荷兰人妻子，却可以熟练运用会计核算技巧，并使印刷厂能够平稳运行。富兰克林建议，要对所有女性进行会计培训，这不仅是为了帮助企业经营，更是为了将会计知识传授给子女，这将最终“给整个家族带来长久的竞争优势和源源不断的财富”。

　　而这正是新教工作伦理的理想情形，这种思维源于会计核算，并被作为传家技能向妇女和儿童传授。实际上，对富兰克林来说，生活能够实现平稳运行，会计核算至关重要。会计核算不仅帮助富兰克林理顺其财务事宜，还协助他深入思考、勤于著述并实现思想道德的成长。他还记录道德账，其中“以13行红线做标记，每一行的开头就是某种优点的首字母”，利用这种方式，富兰克林对自己的优点和缺点进行打分评判。富兰克林认为，要通过会计核算来保持敬畏之心。

　　此外，富兰克林还认为，应当将会计作为机构管理的常规手段，并进行针对性的调整来满足特定业务的需要。1753年，富兰克林就任殖民地皇家邮政大臣，在得到这一肥差后，他设计了一套制度，以使各地邮政局局长可以借助复杂的会计核算工具来管理邮件。在《本杰明·富兰克林、威廉·亨特以及士绅和邮局总管关于北美大陆的邮局管理建议》（Instructions Given By Benjamin Franklin, and William Hunter, Esquires, His Majesty's Deputy Post-Masters General of all his Dominions on the Continent of North America，1753）中，富兰克林简要描述了该如何对邮局实施管理。对邮政局局长来说，认真处理信件是最关键的，他们要把信件整理得“井然有序”，确保信件的安全，不让其他任何人看到信件内容。除此之外，鉴于很多信件都是关于业务往来的，有些还涉及应税货物，每封信都要盖上邮戳、缴纳邮费。还要注意，邮递包裹经常含有珠宝等物件，其价值需要进行记录核算。邮政局局长要想实现对业务的有序管理，唯一的方式就是对所有的信件和包裹进行细致有序的记录核算。富兰克林声称，他给每位邮政局局长寄送了自己印刷的表单，来帮他们进行记录核算，这样就大大简化了管理工作。

　　在对管理和组织思想进行的基础性描述中，富兰克林阐释了如何记录这些复杂的账簿，其中邮戳、税项和字母类型代表着不同的价值含义，每个项目的由来、去处、仓储、付款与否等都有记录。这样，富兰克林不仅创设了记录这类账目的指引手册，以印刷好的示例展示了如何才能达到这种效果，还阐述了邮局如何才能更好地利用复式记账法，这既牵涉管理学的知识，也牵涉数学知识。不管从哪个角度看，这本手册都是古往今来最有创新意识的会计核算手册，因为它是针对复杂的政府机制而设计的，既“在借方”详细列明了各项支出和未付项目，同时也“在贷方”记录各类杂项和无法投递的信件以及收入情况。在指示说明中，他还签上了“B.富兰克林”的名字。

　　因为意识到这些复杂的指引可能难以执行，他又制作了大型展板，也就是直径约为61厘米的宣传折页，挂在邮局的墙上，以摘要的形式对手册的全部内容进行说明，还附上了复式记账法的示例和小册子。因此，早期美国所有的邮局墙上，都挂着复式记账法的演示手册，并有如何运用的说明材料。富兰克林不仅使殖民地的邮局能够平稳运作，还广泛播撒着自己经世济民的视野和情怀。

　　考虑到富兰克林所信奉的职业道德（早睡早起等），他所实施会计核算的活动内容，也或多或少地体现了其内心的想法。他热心地向妇女讲授会计知识，由此带来的结果，并不见得与延迟享乐的伦理道德完全吻合。早年间，他的夫人黛博拉·里德·富兰克林（Deborah Read Franklin）在费城的店铺柜台上进行会计核算，记录销售交易的信息。富兰克林将黛博拉的店铺账簿和自己的交易流水账综合起来，按照传统的方式将各会计分账过入自己的总账。他按照借方和贷方进行分类，标记账簿页码，正如随后所记载的，在1757年去英格兰当差之前，“我已经对本书中所有这类账簿都标上了红线，这些账目要不已经结清，要不就不太可能收回”。当时美利坚民族诞生不久，富兰克林在1774年夫人去世后，以大使的身份来到法国，在此地从1776至1785年驻守了10年之久，遍阅人世繁华，陪伴其左右的，是巴黎最美貌和精致的一群女士。

　　对于自己出使欧洲所承担的众多外交使命，富兰克林都有简明扼要的记录。抵达巴黎后不久，富兰克林就在帕西（Passy）开设了一家铸造和印刷厂，帕西是位于塞纳（Seine）河畔巴黎西部的一个小村庄，也就是如今的巴黎第16区。1779年，正是在这里，富兰克林印制了各种小册子，宣传美国的独立之路，传播喜剧作品，还有第一份美国护照。他还开创了叫作“富兰克林”的第一款美式字体，为此，他不得不两次从海路将其运到美国，以避开英国的封锁。在最终创造出字体后，富兰克林十分高兴，在自己的“现金账”中记录道，他在帕西召开了一场盛大的独立日庆祝宴会，消费了“100多瓶红酒”，及来自法国夏季乡村的各色美味佳肴。这场宴会是打着美食家、战争英雄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的名头举办的。富兰克林还亲自印制了邀请函。他本人显然根本不觉得有什么延迟享受的必要。将伟人拉下凡尘的并非巴黎城。事实上，一本好的会计记录并不见得总是能够体现出新教徒的道德情操。

　　尽管会计核算是富兰克林生活中的重要支撑，但有时他也对此心生厌倦，在某些政治敏感的情况下，他都没有进行记录。作为驻法大使，富兰克林犯下的会计错误数不胜数（他故意将一笔400万的法国债务报告成300万），而当需要开展枯燥的审计时，他还经常置之不理。就在《上国王书》出版前后，他与雅克·内克尔还有书信往来，与此同时，他还需要与喜怒无常的皮埃尔-奥古斯丁·加隆·德·博马舍（Pierre-Augustin Caron de Beaumarchais，1732—1799）就美国贷款问题保持沟通，后者是一位著名作家，著有《塞维利亚的理发师》（The Barber of Seville）以及《费加罗的婚礼》（The Marriage of Figaro）等作品，身兼讽刺作家、钟表匠、发明家、军火商、间谍等职，同时还是路易十五的法国代言人，负责对美国独立战争的赞助支持事宜。富兰克林抱怨说，这位老兄可算不上是位好的会计师。1782年8月12日，在写给美国大权在握的财务监督官罗伯特·莫里斯的信中，富兰克林描述了自己在与博马舍打交道时遇到的种种刁难，并希望负责来欧洲解决财务问题的专员“比我更善于跟博马舍打交道。他经常认真承诺，2~3天内就把资金划到账上。但几年过去了，丝毫不见他有什么动静。我有时甚至都怀疑，他的会计记录可能好不到哪儿去，以至于根本就无法做到这一点”。富兰克林意识到，就政治领域而言，会计核算能够发挥的作用可能往往不及预期。但就自己而言，他仍然对账簿记录信心十足。他向莫里斯承诺说，他“绝对相信”审计之后国会就会认同他的账簿记录。富兰克林一手掌管着美国的国际财务和贷款大权，而他本人作为会计师又是如此的专业和自律，从这一点上来说，美国无疑是十分幸运的。

　　但是，并非所有的创始人或者新教徒都是专业的商人、财务高手或实业家。尽管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等种植园主也广泛利用会计账簿，来管理自己的农场和贸易活动，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他们并非那种勤俭持家、努力工作的新教徒，正如韦伯之后所描绘的理想角色那样。杰斐逊属于贵族式的地主，只是装作18世纪法国贵族的样子，他对这些人十分推崇。但是，对美国种植场主和奴隶主的现实生活及道德伦理来说，会计核算依然处于核心地位。奴隶制和会计核算完美契合，约西亚·韦奇伍德对此进行了完美的诠释，会计核算的存在，使人们可以更方便地以数字的形式把童工或者奴隶的表现记录在表格中。正如当时奴隶身披枷锁成排成列坐船来到美国，如今他们被作为商品卖来卖去，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在账簿上排列得整整齐齐。从事奴隶贸易的皇家非洲公司（Royal African Company）按照复式记账法进行记账。人口被作为资产买来买去，并在大西洋的贸易路线上往来不息。正是海上国际贸易本身的特点，使复式记账法成了奴隶贸易在财务上有利可图的必要条件。

　　杰斐逊家境宽裕，博学多才，十分喜爱奢侈品、科学、建筑、书籍和美食，60年来，他一直记录着各类账簿，从而为其日常生活和价值体系留下了事无巨细的记录。其中有一本账簿上贴着“不可或缺”的标签，这是专门为记录书籍和美酒准备的。除了数据信息，他的账本还充当了日记本的作用，其中记录的内容甚至细致到他去世的姐姐所用的墓碑价格以及建造成本等，还有给一名奴隶准备的墓碑：“蒙蒂塞洛墓地的一半……给我自己的家人使用，其他的留给陌生人、仆人……在这座墓碑下沉睡的，是一个让人喜爱的忠实仆人，墓碑以一块粗糙的岩石做成了金字塔的形状，基座磨平，人们在上面刻上碑文。”他还在上面附上了自己的诗篇，也就是不伦不类的抒情诗——《一个非洲奴隶的铭文》（Inscription for an African Slave）。作为一名优秀的小提琴演奏者，杰斐逊注意到“琴弦”的成本，以及他自己和夫人在玩纸牌游戏及双陆棋时所损失的金钱。这些会计记录揭示了在人类自由和民主方面，美国最伟大和最有影响力的现代思想家，以及一名不怎么懂得忏悔的奴隶主，是如何冷冰冰地算计人类生活的，正如1817年他所做的：“买到一匹马……偏枣色，前额有一颗星，鼻梁上有刀痕，右后蹄雪白……120美元；买了一名黑人妇女卢克蕾提亚，她的两个儿子约翰和兰德尔，以及之后出生的她的孩子，180美元。”杰斐逊账本中最后一些内容，是给“骑术展示”、“艾米特博士的一本书”、“李的小牛排”以及“艾萨克斯的奶酪”等项目的付款。

　　作为一位绅士农场主和奴隶主，同杰斐逊一样，乔治·华盛顿也十分重视会计账簿。他受过日常会计核算以及简单的复式记账法培训，在他的图书馆中发现的约翰·墨尔的会计手册看起来已经磨损得很厉害了。他的会计账簿尤为重要，因为他要负责独立战争的军费管理，这从军事和财务两个角度来说，都属于沉重而艰巨的任务。最后，他得到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1775—1804）的帮助，后者是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部长。华盛顿的管理对象包括军队、政府，还有其夫人玛莎（Martha）的大笔财产，当然还有他的众多奴隶，其中牵涉大笔资金的管理，这在早期的美国人中并不常见。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的收藏中，有华盛顿的公共的和私人的账簿，时间为1750—1794年。同杰斐逊的账簿一样，这些账簿也鲜活地展现了华盛顿的政府管理、军事生涯，以及其农场主、奴隶主的奢侈生活做派。

　　身为一名优秀的会计师，华盛顿也经常需要为做账绞尽脑汁。1775年8月至1783年9月，他获得的总收入是80 167英镑，他失望地发现，自己无法搞清楚，该收入中哪些属于其公司的利润。但是华盛顿也很有经验，通过计算出“丢失的资金、被盗资金或者付掉的资金”，他总是能够将自己的账簿结平。他在记录民兵组织账簿和独立战争账簿时都采用了同样的方法。实际上，华盛顿的亲信和士兵都很佩服这种管理技巧，这也帮他最终击败了英国军队。

　　但华盛顿的账簿记录还揭示了其他一些内容：华盛顿将自己在战争期间不菲的个人开支和强制性的奢侈品花销也都一一记录了下来。他的律师埃德蒙·彭德尔顿（Edmund Pendleton）参与起草了华盛顿的1775年宣言，拒绝了当时大陆军总司令每月500美元的收入。

　　阁下，就薪资而言，我应当向国会保证，给我支付如此高的工资，会诱惑我接受这份艰巨的任务（以我的美好家庭和幸福为代价）。我不希望从中获得什么好处。我将仔细记录每一笔开支。我认为他们不会拒绝这些要求，而这也正如我所愿。 注释标题 Marvin Kitman, George Washington's Expense Account (New York: Grove Press, 1970), 15.

　　1783年，当政敌指责他大发战争横财的时候，华盛顿坚决采取超常措施，将自己的《1775—1783年革命战争费用账户记录》（Revolutionary War Expense Account 1775—1783）交给了政府审计员（他确信，该记录将通过这些人向社会公开）。华盛顿计算了战争期间的个人开支，并因此要求政府为自己报销160 704美元，在今天看来这相当于几百万美元。他的账簿记录总体上是无比严谨的。最终，华盛顿写了一封个人便函进行解释，说自己认为并没有必要向社会公开战争期间的个人费用支出，但是由于“涉及公众事务所带来的尴尬局面”，如今他觉得自己“有必要”这样做。他写到自己的“垫付资金”的金额要“远远少于手头的收据”的所示金额，因此个人不得不承担很大一部分开支。政府审计也验证了这一点，并发现美国政府仍然欠华盛顿将军不到1美元，来弥补他的个人支出。

　　华盛顿将个人账簿公布于众，是一项十分大胆的举动，尽管从政治角度来看也是有必要的行为。独立战争期间，华盛顿成千上万的费用都花在了奢侈品上。军队司令每月收入是166美元，而华盛顿出于荣誉感的考虑，在战争期间放弃了40 000美元的薪水，这属于一笔巨大的风险投资。华盛顿根本不可能知道，他将赢得这场战争。一旦失败，英国人就会把他送上断头台。他因此也大手大脚地花钱，成千上万的钱花在了马德拉酒（Madeira wine）、优质台布、最高档的英国马拉彩车、名贵华服以及盛大宴会上。1776年7月24日至8月6日，长岛之战（Battle of Long Island）前的纽约城的账簿记录显示，他参加了宴会狂欢，雇用了一位法国大厨，并享用了鸽子、小牛肉、南瓜、鸡蛋、众多昂贵的酸橙汁、鸭肉、浆果饮料，还有他一直没有停止享用的无数桶马德拉酒，在这方面的花费，需要一位军队司令薪资的5倍才能付得起。他还花了27 665.30美元，作为玛莎·华盛顿对冬季营地的参观访问费用，这占了军费的很大一部分比例。由此可以看出，战争期间，华盛顿的体重增加了20磅，就丝毫不足为奇了。

　　尽管华盛顿有点自我放纵，但他做到了内克尔或沃波尔所未曾做到过的事情。他公开了自己真实的账簿信息，以及自己奢华的开支情况，但全然没有削弱自己的权威。他还取得了很少有人能够取得的成绩：他打赢了一场建国之战。这一事迹自然使他的账簿记录看起来不那么扎眼。1789年4月30日，就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不足一个月的时候，他被总统选举团（Electoral College）一致推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他原本可以终身享有这个职位，尽管喜好奢华，但他没有留恋，只在这个为美利坚合众国服务的位置上待了两届任期。

　　美利坚的创建者熟知会计知识，这显然是件好事，因为这个年轻的国家在建立时，正值战火连绵、债务缠身。1776年，市面上已经几乎见不到有金币或银币流通了。1781年国会发行的2.415亿纸币只值两美分。因此，国会只能通过国内债务和打白条来筹集资金，购买食物和战争用品。各州所欠的债务超过了两亿美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会因此又转而向濒临破产的法国求救，富兰克林动用自己强大的关系网和影响力，成功借到了近800万美元。这些债务可比国内债务沉重多了，因为它们必须以面值偿还，而不能拿一文不名的美元纸币来应付。

　　到1780年的时候，政府债务事实上已经对这个年轻的国家造成了严重威胁。很多人据此认为，如果美国无法偿还其欠法国的债务，那法国就可以拥有美国的大片领土。政府债务对一个国家的生存造成了威胁，这在历史上尚属首次。国会转而向美国最大的国际贸易商、费城商人罗伯特·莫里斯求助。

　　莫里斯于1734年出生于利物浦，他的一生是18世纪国际贸易商的缩影。在他13岁时，他的父亲移居马里兰州，从事烟草代理。莫里斯被派到费城，在一家商业公司当学徒，这就意味着，他可以从最基层开始对会计和财务的基础知识进行系统的学习。在经营航运、开磨坊、土地买卖、掠夺商船、买卖股票、奴隶和糖料贸易活动中，他赚取了不菲的财富，密西西比的奴隶种植园也有他的投资。即使在战争期间，美国经济动荡、纸币价值缩水，莫里斯的财富依然继续增长，据说他积累起巨额财富，金额足以与约西亚·韦奇伍德相匹敌。在复杂的国际财务交易活动中，莫里斯如鱼得水。几近破产的美国政府自然迫切需要这类管理技巧。

　　当大陆军弹药用尽甚至衣不蔽体的时候，正是莫里斯为独立战争提供了资助。但在很大程度上，莫里斯提供的是以自己深厚的财务知识为支撑的各项理财服务，这缘于他自己的坚定信念：如果美国未来要偿还债务并能够获得其所需的军事贷款，那其会计账簿中就需要体现出良好的管理水平。这听起来很耳熟。作为费城首屈一指的商人，莫里斯深深根植于英国的商业传统，但他同时也是一位创新力十足的金融家，更是雅克·内克尔的追随者和崇拜者。

　　1776年，国会已经设立了财政部，并配有审计总长和一组“合格”的助理及文员。涉及公共支出的所有账户都要由两个不同的部门实施两次审计。收据的复印件要交给审计官，他负责管理财政部的日常运营。1779年，财政委员会成立，委员会由国会的两名成员和外部的两名成员组成。审计总长负责为该委员会记录账簿信息和保管账簿资料。

　　很快就有人抱怨，称这套流程并不可行。正如审计总长本人所留意到的那样：“这套运行机制十分滞涩，在很大程度上甚至会阻碍财政账户迅速结账。”1780年，国会委员会报告称：“整个部门都弥漫着不和谐的氛围。”报告还总结道，应当解散财政委员会，由个人全权掌管。1780年，弗吉尼亚州代表约瑟夫·琼斯（Joseph Jones）宣称：“我们的财政系统需要一位像内克尔这样的人物，来组织协调并实施改革，就这项艰巨的任务来说，我个人认为莫里斯是我们能够请得动的最合适的人选。”1781年2月7日，国会任命莫里斯为美国第一任财务监督官。华盛顿从来没有奢望，他这位富甲一方的朋友能够“妙手生花……竟然能够逐步将我们从财务泥潭中解救出来”。

　　尽管美国面临的形势很严峻，但莫里斯也知道有一个国家，曾经的财政状况要比美国的更加严峻、处境更加悲惨。莫里斯研究了内克尔在法国实施的会计核算改革，对其通过集中征税权、向收税员和财务主管讲授复式记账法等方式提高财政收入的做法进行了认真学习。1781年，内克尔已经出版了《上国王书》，而继内克尔（实际上是柯尔贝尔）之后，莫里斯也被任命为美国财务监督官。随后莫里斯给内克尔写信，寻求他的建议，并表达了自己“面对内克尔先生这样一位公正无私、大获成功的金融家，追随其脚步的热切愿望”。正如内克尔一样，莫里斯也曾经被托马斯·佩恩（Thomas Paine）这样的角色抨击，认为他是一位腐败的“金融家”。但是政府需要莫里斯，并授予这位监督官管理其会计团队的“绝对权力”。

　　莫里斯因循了内克尔的例子。1782年，他发表了《从入职财政部到1781年12月31日，在财务总监的授权之下，对财政资金收支情况的概述》（1782年，费城登记办公室）。美国开始了从法国借钱，以便与英国作战的日子。相关的收入大部分来自法国的借款，而支出绝大部分属于军费开支。莫里斯最终得出结论说，“截至12月31日，财政国库的余额”为852 650.59美元。

　　莫里斯的《上国王书》与内克尔的《上国王书》的不同之处是，与法国相比，美国的预算数据微不足道。此外，1781年，莫里斯还不知道，内克尔的数据中没有包含2 500万里弗未入账的负债。而且内克尔也根本没有机会，来将其在《法国财政管理概论》（Treatise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French Finances，1784）中提到的金融改革落到实处，而这未来将为莫里斯和赛拉斯·迪恩（Silas Deane）以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政治家提供指引和激励。

　　莫里斯的任务，是提供切实可行的财务报告，这不仅是管理政府资金的需要，也是重新赢得公众信任、获得战争贷款的需要。在莫里斯的领导下，美国财政管理体制实施的变革，恰恰为其获得贷款提供了可能。为此，莫里斯就需要重新搭建财政部的审计体制。莫里斯采取的改革措施，迎合了内克尔的期望，也与随后法国革命政府所取得的成绩相映生辉。他对手下文员进行培训，这样“每个账户首先要按照特定的格式来记录，由此个人一旦熟悉该格式后，就可以很便利地来检查财政账户信息了”。所有文员和审计师都要接受“监督”，但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有清晰、统一的账簿记录。因此，将复式记账法引入美国政府的管理体制，也就水到渠成了。

　　莫里斯遵循内克尔建议的改革措施，甚至沿用了法国的管理用词，他要求大陆的收税员负责征税。按照内克尔的建议，莫里斯要求每位收税员每个月都要在“各州的新闻报纸上”公布其名字和税收收入。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对账簿记录进行监督。1782年，他写道，税收收入的发布，能够激发公众的好奇心，让他们希望知道哪些先缴了税、哪些没有缴税。除了征收核算体制，莫里斯还希望营造一种政治和财务的诚信问责和透明公开的文化氛围。这可不是一件小事。莫里斯认为：“正如自然法则所认同的那样，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度里，民众应该完全了解政府事务管理的真相，这样做不仅是合适的，而且很有必要。”

　　莫里斯本人进一步公布了下一年度的《上国王书》，或者说管理声明，这次公开的内容中包括了政府422 161.63美元的明细。管理声明被送到财政部和国会的官员以及华盛顿和富兰克林手中。莫里斯很好地兑现了他的诺言。他使政府收入持续提高，因此可以获得更多贷款。但同内克尔一样，他也需要平息批评者的言论，因此，他公开账簿信息就成了一项政治手段。他重新发布了政府财务表，并交给政府立法人员，提醒他们注意自己所欠的巨额债务，必须采取措施才能摆脱这种状况。

　　1783年，当国会对莫里斯开展审计的时候，国会发现他的账簿记录良好、“正常”。但是，此时莫里斯刚刚搭建起财政管理体系和政府的征税系统。下一步，需要围绕这些改革措施来构建政治体系，因为1782年，征税体系和财政体系还没有完全实现集中统一。这需要联邦自治运动的推动，或者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基于一个简单而又极难实现的概念，即要实现对政府的管理，其执行者或代理人需要一张记录良好、统一集中的会计核算账簿。

　　罗伯特·莫里斯是一名优秀的会计师和财务管理人员，却并非哲人。《宪法》起草前夜，美国政府所面临的迫切难题，是建立一个抽象的政治框架，来为莫里斯的改革措施保驾护航，这样就能够将公共债务维持在一个国家所能承受的较高水平上，就会使美国在面对国际贸易和帝国威胁的不利环境时，能够更有效地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因此，当他收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这位优秀的年轻文员和华盛顿手下的战争英雄寄来的求职信时，莫里斯以及与其想法相似的人可谓幸运之至。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出生于加勒比海的尼维斯岛，他早期的成长经历可谓颠沛流离。他是一名私生子，母亲于1768年去世，当时他只有13岁。美利坚合众国的其他创始人，包括富兰克林在内，都没有这么早就被迫工作的经历。汉密尔顿因为自己非同寻常的才能和精力而得到认可，但在圣克洛伊岛的会计学徒生涯让他感到无比沮丧，12岁的时候，他给朋友写信称：“我的雄心壮志日渐升腾，身为小职员的卑躬屈膝和悲惨境地，或者类似的经历，让我痛苦不已，为了出人头地，除了人格之外，我甚至愿意献出生命。”他希望“爆发一场战争”。

　　15岁的时候，汉密尔顿随身带着几封介绍信，就勇敢启程前往纽约，有人将他推荐给新泽西州伊丽莎白镇的威廉·利文斯顿（William Livingston）办公室，他在这里去新泽西大学，也就是如今的普林斯顿大学深造。随后的1773年，他又去国王学院，也就是今天纽约城的哥伦比亚大学就读。汉密尔顿是古典作品以及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Montesquieu）、布莱克斯通（Blackstone）以及休谟等启蒙时代哲学家的作品的热心读者。会计核算知识、国际贸易经验和哲学爱好，几个因素综合起来，使汉密尔顿在独立战争之后，可以主政财政部，并理顺联邦的财政预算方案。这使美国从几个殖民地的联合体，转变成为一个拥有国家银行、造币厂以及健康财政体系的国家。

　　汉密尔顿个子不高，但气度非凡，他在普林斯顿战役（Battle of Princeton）中表现英勇，在那场战斗中，他的加农炮直接击中了普林斯顿大学如今备受尊崇的拿莎堂（Nassau Hall）。据推测，这一炮将乔治二世的雕塑轰得粉碎，这引起了华盛顿的注意，并把这位“小雄狮”纳入麾下。正是处在这一相对较高的职位上，汉密尔顿给罗伯特·莫里斯写信，表示自己有志为搭建美国的财政体制贡献力量。汉密尔顿还告诉莫里斯，自己十分推崇法国集中的财务管理制度。在“伟大的柯尔贝尔的非凡才能和不屈不挠的努力下”，法国已经找到了国家繁荣之道。对于自由放任主义，汉密尔顿并没有多少耐心，因为当时美利坚合众国的生死存亡才是当务之急。他坚持认为，美国必须获得国外贷款。为此，美国在陷入国际贸易逆差和高额军费泥潭而苦苦挣扎的时候，绝对不可能采取“放手不管”的经济政策。美国政府需要统一财务管理制度，否则就会承受国家灭亡的风险。

　　在他那封著名的写给纽约律师、政治家詹姆斯·杜安（James Duane）的信中，汉密尔顿阐述了自己对联邦制政府的观点，这些观点的基础，正是集中的财务和审计管理体制，一如莫里斯努力希望实现的那样。国会需要凌驾于政府之上的权力，以此来为战争筹集资金。他坚持认为，不仅限于战争、国防和外交等事务，国会在各个方面都“应当拥有绝对的权力”。因此，就需要有相应的措施来为之提供保障。

　　也许是考虑到柯尔贝尔和内克尔，汉密尔顿还坚持认为，政府应当由一些大权在握的部长来管理，“同法国一样”，这些人应当是各自领域的专家，随后他在《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第35篇中对此进行了论述，而这与法国也毫无二致。他们的权力范围包括管理国家的“总的收入和支出账户”。汉密尔顿知道，政府权力将不断缩水，仅限于对总账的管理。他声称，权力“要牢牢扎紧国库钱包的绳子”。他认为，对政府财务实施统一集中管理，才能“把权力落到实处”。

　　1782年，国会授权成立了北美银行（Bank of North America）。1789年，当华盛顿希望任命莫里斯为财政部第一任部长的时候，他拒绝了，并推荐汉密尔顿担任这一职务。1790年，正是在这个岗位上，汉密尔顿撰写了著名的《有关公共信用的报告》（Report Relative to a Provision for the Support of Public Credit），其中，他坚持认为，政府债务正是“自由的代价”。有些人认为他是美国政界最伟大的天才，但是麦迪逊（Madison）和杰斐逊都极力反对汉密尔顿将债务用于战争和国家建设。但是，作为一名一文不名的会计文员，来到美国17年后，汉密尔顿协助设计并落实了美国的财务制度，该制度既考虑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概念，还考虑了有效的税收征管和统一集中的政府财政账户的概念。美国宪法第一条第九款规定：“除依据法律规定拨款外不得从国库支款；一切公款的收支报告和账目应不时予以公布。”

　　事后看来，我们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使存在像汉密尔顿这样优秀的设计师和先驱者的伟大设计方案，良好的政府核算制度、政治问责制度和有效的税收征管体制仍是很难实现的目标。即使宪法第一条第九款只在从表面上与14世纪意大利北部或荷兰的基本行政惯例类似，就18世纪末期的美利坚合众国来说，真正的创新确实已经开始萌芽。联邦政府和形形色色的政治家发布了版本众多的政府财务报告，在宾夕法尼亚州更是如此。1791年，宾夕法尼亚联邦众议院发布了一份详细的政府财政账户信息，各表格资料、计算过程和盈余数据相互钩稽。这是一份具有革命性意义的财务报告。报告作者专门标注道：“我们同时认为，如果把账簿放在登记总署，即账簿应该存放的地方，对公众和个人来说都将带来巨大的便利。”所有市民都可以看到这些资料。全部账簿都将美元作为计量单位，放在同一个办公室中，有严格的查阅时刻表，并接受审计，所有市民都能够亲眼验证公开账簿资料的计算过程。在1795年的《宾夕法尼亚账册》（Accounts of Pennsylvania）中，政府审计官约翰·尼科尔森（John Nicholson）声称，当看到“诚信负责”的政府账目后，市民更有可能自觉纳税，甚至会乐于纳税。这有利于营造社会诚信，保护私有财产，推动商业繁荣，促进美国的自由民主。这是一个崇高的理想。

　　[1] Albert Gallatin, the Genevan one-time French tutor at Harvard and longest serving secretary of the Trea sury in U.S. history wrote his own detailed Sketch of the Fina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1796; Journal of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Second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ommonwealth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Francis Bailey and Thomas Lang, 1791), last two pages of “Appendix”; John Nicholson, Accounts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Comptroller-General's Office, 1785), 1 of the “Advertisement.” 中信出版2020年度好书-经济管理（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