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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 美国的未来——优势与最大的难题

　　今日美国

　　截至我写作本书时，美国并没有经历过1853年7月8日佩里叩关之后日本所经历的突发式危机。不过，大部分美国人都认为，美国确实正面临一些严峻的问题。在许多人看来，目前的美国和二战后的德国或者澳大利亚类似，正在经历一场渐进式危机。美国面临的问题既包括社会层面和政治层面的内部问题，也包括国际关系等外部问题。

　　例如，在国际关系问题上，不少美国人担心的是，从长期来看，中国的崛起将给美国带来威胁。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人口总量比美国的4倍还要多。连续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仅超过了美国，同时也超过了其他的主要国家。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军队规模，还是世界上军费开支第二大国（紧跟美国之后）。在某些先进技术领域（比如可替代能源和高速铁路运输），中国已经超越了美国。美国政府的效率往往受两党制和分权制衡的限制，而中国政府的办事效率要高很多。在很多美国人看来，中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超越美国，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我们越来越频繁地听到这样一种论断：21世纪即将成为“亚洲世纪”，更具体地说会成为“中国世纪”。

　　我和大部分美国人一样，都不能对上面提到的问题一笑置之。在我的有生之年，几乎在每个10年间，美国都会经历一些问题，使美国人坚信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艰巨的10年。例如，20世纪40年代，美国与日本及纳粹德国在二战中对峙；20世纪50年代，美国和苏联之间上演了冷战；20世纪60年代，古巴导弹危机和越南战争撕裂了美国社会。以上每个10年在当时似乎都会被人们认为是美国历史上形势最为严峻的时期，这使我们的直觉似乎变得不那么可信。可即使这样，我还是不得不承认：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当真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令人焦虑的10年。

　　正因如此，继上一章讨论了日本的未来后，我认为用本章和下一章（第十章）两章的篇幅来讨论美国的未来再适合不过了。延续上一章的风格，我在这两章中不会只关注美国的劣势。相反，我会先思考从长远看美国的根本性优势有哪些。鉴于美国人普遍担心，随着时间的流逝，美国会越来越处于劣势，而中国会越来越享有优势，为了评估这种情况的现实性，我在分析美国的优势时，会简要地评估在同一维度下中国的境况。当然，除了中国，其他的国家，尤其是朝鲜、俄罗斯和阿富汗也给美国带来了压力。然而，鉴于其他国家对美国构成的压力停留在较为有限的领域，以中美两国做比较更能达到本书的目的。接着，我会提出在我看来美国目前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不是即将到来的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这种迫在眉睫的问题，而是在下一个10年间美国依然会面临的那些最为重要的问题。跟上一章对日本的讨论类似，随后我将谈到美国面临的独有挑战，而那些会对美国造成影响的更为广泛的全球性问题，我会留到第十一章继续讨论。最后，我将根据本书提出的影响危机结果的12个因素，探讨如何在试图解决这些根本性问题时做到趋利避害。

　　美国的财富

　　在我看来，美国享有的首项优势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直到现在，美国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规模跟美国很接近，按照某些测量标准，中国甚至超过了美国。）为了理解美国如此庞大的经济体量是基于何种基础，可以回想上一章中我们是如何解读日本经济的。一国的国民经济产出（或收入）是国家的人口总数与人均产出（或人均收入）这两项因素相乘的结果。美国的这两项指标在全球均名列前茅，而其他国家很少有两项排名都靠前的。

　　说到人口，美国的人口总数（目前约为3.3亿）在全球排名第三，仅次于中国和印度。而实际上，人口总数排名全球前20的国家中，16个国家（包括中国和印度）的人均产出较低，仅为美国人均产出的3%~40%。（剩余3个人口总数排在全球前20的富裕国家分别是日本、德国和法国，但它们的人口总数仅为美国的21%~39%。）美国大片肥沃的土地孕育了规模庞大的人口。俄罗斯和加拿大的国土面积虽然比美国大，但它们的人口总数要比美国少得多，因为两国都有很大一部分国土位于北极，这些地区往往土地贫瘠，人烟稀少。

　　我认为，庞大的人口数量是美国经济优势的一大来源，而在上一章中我提出，日本的人口数量之大非但不是一个优势，反而可能是该国的一个劣势。这两个论断似乎相互矛盾。其实，这是因为两个国家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同：美国是一个资源充足的国家，粮食和大部分原材料都能自给自足，地域辽阔，且人口密度不到日本的1/10；日本则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粮食和原材料严重依赖进口，国土面积不到美国1/20，并且人口密度极大（超过美国的10倍）。这便意味着，美国想要维持它庞大的人口基数，比日本要轻松得多。

　　美国的国民经济产出领先全球的另一个因素是其高人均产出，这得益于美国在地理环境、政治和社会层面享有的优势，接下来我将会对其一一解析。衡量一国人均产出的指标有许多，其中包括以购买力平价（不同国家中一美元可以买到的商品量的差异）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不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管以上述哪一种计算方法来看，美国的人均产出都远远超过其他所有人口众多且经济体量大的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于美国的国家，要么是小国（人口仅为200万~ 900万，例如科威特、挪威、卡塔尔、新加坡、瑞士和阿联酋），要么是超小国（人口只有3万~ 50万，例如文莱、列支敦士登、卢森堡和圣马力诺）。这些小型国家主要的财富来源是石油或金融业，但财富集中在少部分人手中，结果其国民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很高，而国民经济总产出（也就是人均产出与人口总数的乘积）的世界排名则较为靠后。

　　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军队。尽管中国军队在人数上占据优势，但美国长期以来在军事技术和远洋战舰（见插图9.1）中的投入使其军事优势远超中国。例如，美国拥有10艘可在世界各地部署的核动力航空母舰。除美国以外只有一个国家（法国）拥有一艘同类型的航空母舰，其他大部分国家压根没有航空母舰。结果是，美国成为当今世界唯一一个能够并且确实在世界各地进行军事干预的军事大国，尽管人们对美国的干预行径褒贬不一，但这确实是事实。

　　地理条件

　　美国的经济繁荣和军事实力强大并不是一个意外。除上文已经提到的地域辽阔和人口众多两个优势外，美国在地理、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也享有众多优势。以防有读者在阅读后面几页时觉得我是在盲目吹捧美国的优势，我要事先说明：在谈论完美国的优势之后，我将用更多篇幅去探讨美国目前面临的重大问题。

　　从地理条件上看，我们美国人是很幸运的，大自然赋予了我们丰富的物产。美国本土的48个州完全处在温带，这是全世界农业最发达的地带，从公共卫生的视角来看也是最安全的地带。虽然中国的很大一部分地区也处于温带，但其南部地区主要地处亚热带，还有一部分地区属于热带。更严峻的是，中国境内坐落着世界上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高原，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价值极低。此外，中国还有大片的高山地带（其中包括世界最高的6座山峰中的5座），除了可用于发展登山旅游业，其冰川资源可为河流提供水源之外，这些地带不能为人类带来任何的经济价值。

　　温带气候区的土壤总体上比热带的土壤更为肥沃，部分原因是冰河时代遗留下来的高纬度冰川移动，冰川的来回移动磨碎了岩石，产生或暴露出了新鲜的土壤。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北美，也发生在欧亚大陆北部，使这些地区的土壤变得肥沃。不过，由于在世界各大洲中，北美洲拥有一项得天独厚的地理特征，冰川作用对这片大陆的影响尤为显著。要找出这一特征，只需快速浏览世界地图，了解每一个大洲的大致形状。你会发现，南美洲和非洲都是中部最为宽阔，越往南越窄，欧亚大陆和大洋洲则是南北两端都很宽阔。然而，北美洲却是一个独特的楔形，靠近北极的高纬度地带较为宽阔，往南逐渐收窄。

　　这种地理特征对北美洲的土壤状况是有影响的。早在冰河时代或者更新世，在北美大陆和欧亚大陆，冰川多次在北极圈附近形成，并向南移动。由于北美洲的楔形构造，在宽阔的高纬度地带形成的大量冰体向低纬度地区推进时逐渐收窄，形成了更大的冰川。由于欧亚大陆不是楔形构造，产生于高纬度地带的冰体汇入了同样宽阔的低纬度地带。由于南美洲、非洲和大洋洲的南端距离南极圈较远，无法形成朝北推进的冰川。所以说，高纬度地带形成的冰川来回运动，从而催生肥沃的新土壤的现象，在北美大陆最为显著，欧亚大陆次之，在余下的三块南部大陆上微乎其微。结果，北美大平原深厚肥沃的土壤令最初移民到此的欧洲人惊叹不已，它如今已成为全世界最大、最高产的农业产区（见插图9.2）。所以说，北美大陆的楔形构造和历史上反复的冰川作用，结合如今这片大陆上大部分地区适度的降雨量，共同造就了美国的高农业生产力，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食品出口国。相比之下，中国的土壤则因受到侵蚀而肥力下降，再加上其平均人口密度是美国的4倍，这些原因导致中国成为粮食净进口国。

　　美国拥有的主要地理优势还包括其沿海和内河航道。由于海路运输成本是公路或铁路运输成本的1/30~1/10，这可给美国省下了一大笔钱。美国东临大西洋，西接太平洋，东南部为墨西哥湾，三面环海的地形造就了绵延不断的海岸线，大西洋与墨西哥湾海岸有许多岛屿，形成了天然屏障。所以，在大西洋与墨西哥湾沿岸航行的船只实际上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那些岛屿保护。美国三大海岸的海岸线均有许多巨大的凹入处，从而形成了长岛海湾、切萨皮克湾、加尔维斯顿湾、圣弗朗斯西科湾和普吉特海湾等深水港湾（见插图9.3）。因此，美国拥有许多得天独厚、条件优良的天然海港，单是美国东海岸的海港数量便超过了墨西哥以南的整个美洲地区的海港数量。

　　说到内河航道，美国东岸分布着许多短小、适于航行的河流。不过，美国最重要的一条内河航道是巨大的密西西比河水系，以及其主要支流，例如密苏里河。这条水系灌溉了美国一半以上的区域，包括东部大平原上的大片良田。通过建造运河和水闸等，这些河流上的通航障碍得以消除，从墨西哥湾沿岸出发的船只可以一路向美国的中部挺进1 200英里（见插图9.4）。密西西比河水系的源头就是五大湖，这是世界上面积最大、可承载航运能力最强的湖群。密西西比河水系和五大湖加在一起，便构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内河航运网。再加上美国沿海水域的航道，美国国内可供航行的水路航道比全世界其他国家加起来还要多。与之比较，墨西哥境内并无大型可供航行的河流，而整个非洲大陆只有一条通向海洋的可供航行的河流（即尼罗河）。中国与美国相比，海岸线要短很多（仅存在于中国的东部），没有那么好的港口，可航行河流流经区域较小，而且没有能与五大湖相提并论的大型湖群。所有的这些水路航道通过成本低廉的水路运输，将美国的大部分地区连接起来，并且将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连接起来。

　　美国的海岸还有另外一个优势，那就是可以作为屏障，阻挡外敌入侵。也许这听上去有点自相矛盾：我刚刚称水路运输是货物运输的理想渠道，现在又称它并非军事运输的最佳方式。这当然是因为，只有当没有面临任何陆上威胁时，水路运输才会比陆路运输成本更低、风险更小。如果面临陆上威胁，那么水路运输便是一种成本极高且极不安全的运输方式了。两栖登陆向来被看作是最为危险的作战方式之一，典型的事件有：1942年8月，加拿大军队在突袭法国沿海城市迪耶普时，伤亡率高达58%；1943年11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塔拉瓦环礁争夺战中伤亡率高达30%。夏威夷和阿拉斯加这两个非本土州的加入使美国多了一层控制太平洋沿岸状况的保护屏障。除了海上边界，美国在陆上与墨西哥和加拿大接壤，这两个国家的人口和军队数量都比美国少很多，不足以构成威胁（虽说在19世纪初，美国和这两国分别都发生过战争）。

　　因此，美国基本上免受外敌入侵的威胁。自美国独立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曾尝试对美国发起进攻。自1846—1848年由美国主动发起美墨战争之后，美国本土就再也没有发生过战争。甚至针对美国本土发生的突袭事件也是少之又少，主要有：1812年战争中英军突袭了华盛顿；1916年墨西哥农民运动领袖比利亚对新墨西哥州的哥伦布小镇发动了袭击；二战期间，一艘日本潜艇对位于圣巴巴拉的美国海岸发射了炮弹；还有同是在二战期间，6名美国平民死于日本的氢气球炸弹。相比之下，在最近一个世纪里，其他所有的主要国家要么被入侵过（日本、中国、法国、德国、印度），要么被占领过（日本、意大利、韩国、德国），要么曾面临被入侵的威胁（英国）。尤其是中国，不仅在1937—1945年曾被日本大范围攻击和侵占，还受到来自英国、法国和日本的海上攻击；之后，中国因陆地边界与俄罗斯、印度和越南都有过不和。而且，中国在过去曾频繁地受到来自中亚军队的骚扰。

　　民主的优势

　　以上是美国的地理优势。现在，我们来看看美国的政治优势。首先，美国自建国后保持了230年从未间断的民主制度。

　　民主的真正优势——或者至少民主的潜在优势是什么呢？（我强调“潜在”是因为，我们将了解到，本应秉持民主制度的美国政府正因日渐偏离真正的民主而失去了部分潜在优势。）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对民主的幻想已经破灭，美国人有时候会羡慕那些在制定和执行好的政策方面富有成效的国家。毫无疑问，民主国家在制定与执行政策上要花费较长的时间，因为民主的要义正是分权、制衡，加上其政策的制定要以广泛民意为基础（所以特别耗时）。有例为证，无铅汽油在其他国家的普及可能只需较短的时间，而同样的政策在美国经历了10年的辩论期，而且要多次接受司法挑战。中国在高速铁路运输网络、城市轨道体系和长距离能源输送方面的建设迅速超越美国，令我们感到羡慕。对民主制度存疑的人也许还会指出，有许多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领导者为自己的国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民主的阴暗面是真切存在的事实。可专制的弊端更多、更致命。自世界上最早建立集权政府以来，在长达5 400的历史长河中，没有人能保证集权政府雷厉风行地落实的大部分都是好政策。比如，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和日本曾实施自我毁灭性的政策，由于当时的德国和日本政府均为专制型政府，制定的政策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两国对其他国家发起战争的决定导致了数以百万计的本国公民失去性命（更别提其他国家因此失去了超过2 000万国民）。这正是为什么在有人抱怨民主的弊端时，温斯顿·丘吉尔反讽道：民主确实是最下下策的制度，如果不算上那些早就被尝试过的其他制度的话。

　　民主政体的优势有很多。在一个民主政体中，公民实质上可以提出任何观点或就任何观点发起辩论，哪怕他的观点是当前执政的政府所深恶痛绝的。如此一来，经过辩论和抗议的过程，最好的政策才有可能被发现。但在专制国家，一些观点可能永远不会以辩论的方式展现在大家面前，这些观点中有道理的部分可能永远不会被接受。近代美国历史上有一个显著的例子，和越南战争有关，美国政府曾经非常坚决地参与越南战争，尽管这一决策的弊端十分明显。但是，由于美国民众反对越南战争的示威抗议非常激烈，美国政府最终决定结束这场战争（见插图9.5）。相较之下，1941年的德国人却没有机会去辩驳希特勒那愚不可及的决定——他在德国和英国正打得不可开交时，下令德军入侵苏联，并且宣布与美国开战。

　　公民知道自己的观点会被听取、被讨论，这是民主的另外一个基本优势。即使自己的观点在当下未被采纳，但他们知道，在未来的选举中自己的观点还是有机会被采纳。反之，如果没有民主作为保障，公民更易受挫，从而认为诉诸暴力是自己唯一的选择，甚至还会试图推翻政府。使公民知道有平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可以降低公民诉诸暴力的风险。一位愤世嫉俗却在政治上极为敏锐的朋友曾对我说：“民主的表象便足以筑起民主。”我这位朋友想要表达的意思是，表象的民主便足够说服公民放弃诉诸暴力的意图，哪怕实际的民主已经不知不觉地被弱化了（现在的美国正是如此）。

　　民主的另外一个基本优势是以妥协作为其运行的必要手段。政治妥协降低了执政者实施暴政的可能，否则他们很可能会忽略反对者的观点。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妥协还意味着利益受挫的少数群体同意不会因此而使政府陷入瘫痪。

　　民主还有一个基本优势，那就是在现代民主政体中，普选权的存在让所有公民都获得了投票的机会。因此，当权的政府就有动机关注全体公民，如此一来，相较于那些机会集中在少数精英手上中的社会，民主社会的公民便可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

　　除了以上这些民主政体的普遍优势，美国所推行的民主政体——联邦政府，还存在更多独特的优势。在联邦体系当中，政府的重要职能保留在地方民主机构手中，并不是国家层面的单一中央集权政府的特权。美国的联邦体系由50个州组成，在现实中常常体现为，面对同一个问题有50种不同的解决方案，它们是互为竞争的关系，由此便可找到这一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比如，美国各州针对协助自杀制定了不同的法律，有的州允许协助自杀（比如俄勒冈州），有的州则严禁协助自杀（比如亚拉巴马州）；美国各州的税率也不同，有的州税率很高（比如加利福尼亚州），有的州税率相对较低（比如蒙大拿州）。再举一个例子，我在美国东北部的马萨诸塞州度过童年时光，我遇到的第一个加利福尼亚人告诉我，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律规定，当面前的交通指示灯为红灯时，车辆在停稳后可以右转。当时加利福尼亚州是全美唯一有此规定的州。在美国，各州政府而非中央政府享有设立这样的交通法规的特权。在20世纪60年代初，所有其他州（包括我所在的马萨诸塞州）的市民都认为这条规定太危险了，只有那些加利福尼亚州的疯子才会想去尝试。然而，加利福尼亚州经过亲身实践，确实证明了这条法规的安全性，因而其他的州便可以从中吸取经验，最后所有的州都采纳了这条规定（见插图9.6）。

　　你也许会反对，认为允许或禁止车辆在遇到红灯时停稳后右转这件事并不足以证明我们的联邦体系的优势。最近几年，堪萨斯州前州长布朗贝克发起了一项影响更大的试验。布朗贝克坚持认为，削减州税比维持一个资金充足的公共教育系统更有利于堪萨斯州人民的福祉。因此，自2012年起，他大力削减该州所得税收入，以致该州不得不减少公共教育支出。对这场试验的结果，其他州饶有兴致地保持了观望态度。截至2017年，甚至与布朗贝克同属一个党派的堪萨斯州立法者也不得不承认，这场试验的结果证明，削减公共教育支出并不是一个好方法，因此，他们通过投票将该州所得税税率重新调高。我们的联邦系统允许一个州去尝试新的想法，其他的49个州便可以从这个州的试验中吸取教训。

　　以上便是美国作为民主政体享有的一些明显的优势。在我看来，只要美国一直坚持民主政体，其在人均收入上的优势便会一直保持。我要重申一点：假如一国的民主制度受到严重破坏，那么该国便会失去上述优势，而只是一个名义上的民主国家。对此稍后我将继续拓展。同时我也承认，民主并非所有国家的最佳选项。在受过教育的选民基础和较为一致的国家认同这两个前提条件缺失的国家，民主难以盛行。

　　我要简单论述美国拥有的另外两个除了民主政府以外的政治优势。在整个美国历史中，美国向来由平民控制军队。而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的情况与之不同，20世纪30年代到1945年间的日本更是截然相反，并因此酿成灾难。以世界标准来评判，堂而皇之的贪污现象在美国相对较少，虽然美国的清廉指数排名落后于丹麦、新加坡以及其他20多个国家。贪污对国家运作和企业运营来说都影响较坏，因为贪污的政治家或者商人在制定决策时会出于私利，因而有可能从整体上损害国家或企业利益。贪污对企业运营的坏处还在于合同的执行得不到保障。然而，美国确实存在不少隐性的贪污问题，来自华尔街和其他地方的财富持有机构及个人通过游说和为竞选活动提供资金支持的方式，影响美国政府的政策和行为。尽管这些支出在美国是合法的，但其导致的结果和贪污无异。具体来说，执法者和政府官员会采纳对公共利益有害，而对捐资方有益的政策或行动，而且有时候这些执法者或政府官员也会从中分一杯羹。

　　其他优势

　　我要提到的美国的另一个优势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大部分美国人往往在我谈起美国的地理优势和政治优势之前就会想到这一点。美国被认为是（至少截至近期一直被认为是——我在第十章会补充这一点）一个社会经济流动性较高的国家。我们秉持“白手起家”的信念，这意味着（或者曾经意味着）哪怕是出身条件不好或一贫如洗的人来到美国，只要努力工作就能收获财富。这为人们勤奋工作提供了一个很大的动力，也代表着美国能够较为充分地利用潜在的人力资源。

　　美国的卓越之处在于，哪怕是年纪轻轻的人也有可能成就一番事业。（想想亚马逊、苹果、脸书、谷歌、微软，还有相对没那么成功但也赚得盆满钵满的新企业，真是不胜枚举。）

　　长期以来，我们对教育、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和研发领域投入巨大，不管是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公共投资还是私人投资。（中国在这些领域的投资不过是在最近几年才开始迎头赶上。）巨额投资带来的结果是，从论文发表的数量和诺贝尔奖的获得量来看，美国在每一个主要科学领域中的成就都领先于全球其他国家的总和。大众公认的全球最好的研究型大学及研究机构中，有半数位于美国。在将近150年时间里，我们在发明、技术和创新型制造业实践中保持着巨大的比较优势，具体表现为伊莱·惠特尼推动的枪支可互换零件的大规模生产，亨利·福特的流水线工厂，怀特兄弟发明的动力飞机，托马斯·爱迪生发明的碱性蓄电池、白炽灯泡、电影设备和留声机（见插图9.7），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发明的电话，以及最近来自贝尔实验室的晶体管，还有登月计划的实施，移动电话、因特网和电子邮件等的出现。

　　我要提到的美国的最后一个优势在今日的美国人看来并非一个优势，它就是移民（见插图9.8）。当然，移民带来了许多问题，这使我们感到苦恼。然而，现实情况是，如今的所有美国人要么是移民，要么是移民的后代。大部分移民是在过去的4个世纪中来到美国（我的祖父和祖母分别在1890年和1904年移民到美国）。哪怕是被称为原住民的印第安人也是移民后裔，他们的祖先早在至少1.3万年前开始抵达这片大陆。

　　为了理解移民带来的根本性好处，试想将任意一国的人口分成两组：一组基本上是该国最年轻、最结实、最勇敢、最甘于冒险、最勤勤恳恳、最有雄心壮志且最具有创新能力的人口；另一组则是余下的人口。然后，试想将第一组人口迁移到另外一个国家，而将第二组人口留在他们的祖国。这种选择性的迁移基本上可以反映现实中移民的决定及其取得的成就。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人里，有超过1/3的人出生在其他国家，有超过半数是移民或者移民的后代。这是因为，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者所需的品质——果敢、敢于承担风险、勤奋努力、雄心勃勃、富有创新能力，正是那些决定移民的人所具备的。移民和移民的后代还在美国的艺术、音乐、烹饪和体育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政治极化

　　以上所述可以归结为一句话：美国享有巨大的优势。然而，一个国家也可能将自己的优势挥霍殆尽，正如阿根廷。如今，美国已经出现一些征兆，警示我们这个国家可能正在挥霍自己的优势。在这些征兆中，比较突出的是4个层面的问题，作为我们的历史优势之一的美国民主很可能会因为这些问题而走向溃败。我将会利用本章余下的篇幅来讨论这当中第一个，也是最为严峻的一个问题。接下来的一章（第十章）中，我将讨论“其他”三个严峻的问题。我把另外三个问题统统列为“其他”，仅仅是因为它们与第一个问题比起来都显得不甚严峻。

　　当今能够威胁美国民主的基础性问题中，排在首位并且在我看来最可怕的一个问题，是政治妥协的加速崩溃。正如我先前解释的那样，政治妥协是民主政体相较专制政体所拥有的基本优势之一，因为政治妥协能在预防多数人的暴政的同时，防止心灰意冷的少数派造成政府瘫痪。美国联邦宪法通过设立分权制衡的体制来形成政治妥协的压力。举例来说，我们的总统负责发起政府政策的制定，但国会控制着政府的预算，且众议院（国会中的下议院）议长负责制定众议院的议程，就总统提案进行讨论。经常发生的情况是，我们选出的国会代表各持己见、僵持不下，而且各方观点都未能获得足够多的支持者，因而都无法被通过。在这种情况下，各方必须达成某种妥协，政府才能采取实际行动。

　　自然地，在美国历史上，激烈的政治斗争时常发生，而且多数人的暴政或少数人导致政府瘫痪的情况也会偶然发生。但是，除了引发1861—1865年美国内战的那次明显的政治妥协崩溃之外，我们通常都能够达成政治妥协。一个比较现代的例子是共和党总统罗纳德·里根和作为众议院议长的民主党人托马斯·奥尼尔两人在1981—1986年的关系（见插图9.9）。两位都是老练的政治家，个性都很强，拥有对立的政治理念，而且在许多甚至是大部分政治问题上都意见相左。他们在主要的政治议题上各执一词，针锋相对。尽管如此，两人都很尊重对方，承认宪法赋予对方的权利，并且遵守行事规则。虽然奥尼尔不喜欢里根提出的经济议程，但他承认宪法赋予总统提案的权利，并就该提案发起了众议院投票，而且按照拟定的日程行事。在里根和奥尼尔的带领下，联邦政府保持正常运转：各项议程按时完成，政府预算得到通过，政府从没有停摆，程序性阻挠议事的现象也不常发生。里根和奥尼尔以及他们的支持者在减税、联邦税改、移民政策、社会安全保障体系的改革、非军用支出的削减以及军费的增加等方面意见相左，但最后还是成功达成妥协。尽管里根提名的联邦法官人选通常不合民主党人的胃口，民主党还因此否决了某些提名人选，但里根还是如愿任命了超过半数的联邦法官，包括9位最高法院大法官中的3位。

　　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美国，政治妥协的形势不断恶化，尤其大概从2005年开始。不光是美国的两大主要政党之间，就连各政党内部的激进派和温和派之间也出现了妥协崩溃的情况。这种情况在共和党内部尤为严重，与民主党达成妥协的温和派共和党候选人在竞选连任时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共和党内的激进派——茶党。这样做的后果是，2014—2016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的数量是近期美国历史上最少的，致使预算的通过也落后于原定的计划，这为政府停摆埋下隐患，或者说实际上加速了政府的停摆。

　　在美国，政治妥协崩溃的表现包括程序性阻挠议事和阻止任命总统提名的政府职位候选人。程序性阻挠议事是美国参议院的议事规则所容许（但在宪法中没有被明确提及）的一种策略，指的是反对某项提案的少数参议员（甚至是一名参议员）通过发表冗长的反对意见（或是威胁要这么做），以达到强行使对方做出妥协或撤回此项提案的目的。（程序性阻挠议事的最高纪录发生在1967年，有参议员进行了超过24小时的连续演讲（见插图9.10）。根据参议院的议事规则，只要参议员中的绝对多数人（100名参议员中的60名及以上）同意，就可以对提案“终结讨论”，从而终止程序性阻挠议事。在实际操作中，那些原本会被多数派击败却意志坚定的少数派可使用程序性阻挠议事策略强行与多数派达成妥协，而那些心志坚定的绝对多数派可通过“终结讨论”拒绝与少数派达成妥协。

　　尽管明显存在权力滥用的可能性——即少数派通过程序性阻挠议事策略使政府瘫痪，或多数派通过“终结讨论”达到暴政的目的，这一体系在美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还是管用的。少数派鲜少使用程序性阻挠议事策略，多数派也鲜少发起“终结讨论”的投票。在美国宪政的前220年间，在43位总统的带领之下，我们的参议院曾使用程序性阻挠议事策略反对总统提名的68位政府职位候选人。然而，民主党总统奥巴马在2008年当选时，共和党领导者宣布，他们将反对奥巴马的所有提案。共和党人仅仅在4年间就通过程序性阻挠议事策略否决了奥巴马提名的79名政府职位候选人，比过去整整220年间的总数还要多。民主党的回应是，针对除最高法院法官之外的总统提名候选人，废除参议院确认投票环节所适用的绝对多数规则，如此一来，便可在总统提名的政府职位候选人获得批准的同时，降低心怀不满的少数派的安全阈值。

　　程序性阻挠议事不过是阻挠总统提名的政府职位候选人获得参议院批准的最为极端且最不常见的一种策略。在2012—2016年，即奥巴马总统的第二任期期间，由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批准的总统提名法官人数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最少的，批准的联邦上诉法院（最高法院的下一级）法官人数也是自19世纪以来最少的。参议院拒绝批准总统提名的政府职位候选人时，最常见的策略是拒绝召开讨论该提名的参议院委员会会议，第二常见的策略是针对已被相关参议院委员会通过的提名，拒绝发起正式的参议院投票。比如，一名大使职衔的提名候选人可能会一直没有机会上任，因为他在获得提名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一直没有等到参议院的投票，在参议院进行投票之前他可能已经过世了。甚至一些比法官或大使职位的争议性和影响力要小很多，或者远没有那么重要的职位也会遭到阻挠。我有一位朋友曾被提名担任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的一个二级职位，在等了一年却迟迟未得到确认任命之后，他放弃了这一机会。

　　原因何在

　　为什么美国的政治妥协在近20年间出现加速溃败的趋势？除了会造成其他伤害，这也是一个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因为它使人们不再愿意作为民选代表在政府供职，当然那些毫不妥协的空想家除外。我有两位朋友曾是声誉极高的美国资深参议员，而且只要他们愿意，连任的可能性很大，然而他们都决定从这个职位上退下来，因为国会的政治氛围实在令他们感到沮丧。我曾问及民选代表和那些对国会事务经验丰富的人，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趋势，他们提供了以下三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是，竞选活动成本的不断攀升使捐资人变得更加重要。尽管部分重要职位的候选人能通过筹集许多小额捐款来资助自己的竞选活动，许多或者说大部分其他职位的候选人不得不依靠几笔大额捐款。毫无疑问，大额捐款背后的捐资人对特定的政策目标有强烈的意愿，他们只会把钱捐给支持这些目标的候选人，而不会捐给愿意妥协、保持中立的候选人。一位朋友在结束很长一段时间的政治生涯之后心灰意冷地写信给我说：“在我们面临的所有问题当中，我认为到目前为止，听命于金钱是我们的政治体制和个人生活中最大的败笔。用钱财收买政治家以实现某种政治目的的情况愈演愈烈……对政治资金的争夺消耗了大量时间、金钱和政治热情……政治议程向金钱低头，政治话语越发不堪，政治家在自己的选区和华盛顿之间飞来飞去，他们互相之间根本就不认识。”

　　我这位朋友提到的最后一点恰恰是政治妥协崩溃的第二种解释：随着国内航班的增加，华盛顿和美国各州之间的通行变得更为频繁，也更为迅速。从前，我们的国会议员平时在华盛顿上班，到了周末，他们依然留在华盛顿，因为区区一个周末的时间不足以让他们在华盛顿和家乡之间往返。他们的家人也住在华盛顿，他们的孩子在华盛顿上学。一到周末，这些国会议员往往会携各自的伴侣和孩子参与社交活动，在这样的相处之下，国会议员之间除了存在对手关系或同盟关系之外，还存在朋友关系。然而到如今，竞选活动的高昂成本给了国会议员很大压力，为了筹款，他们经常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国内航空旅行的便利也助长了这种趋势。许多国会议员的家人选择留在家乡，他们的孩子也在家乡上学。这样一来，议员们的孩子没有机会一起玩耍，议员们也没有机会认识彼此的家属，他们在彼此的眼中只是一名政治家。当下，在国会的535名成员中，大约有80人甚至未在华盛顿购置或租用公寓或房屋，工作日的时候他们就在办公室的床上过夜，到了周末便飞回自己的家乡。

　　我听到关于政治妥协溃败的第三种解释与一种被称作“格里蝾螈”（即不公正的选区划分）的行为有关系。这一行为具体是指，为了确保某个党派的成员在一个州当选议员的概率高于该党派在该州获得的选民支持率，重新划分该州选区的行为。在美国的政治实践中，这并非新鲜事。事实上，这个概念的灵感便来源于马萨诸塞州昔日的州长埃尔布里奇·格里，早在1812年，他所在州的州政府就对州内选区进行了重新划分，唯一的目的便是增加格里所在党派的成员当选议员的数量。这导致重新划分的选区呈现出怪异的地理形状，其中一个选区的形状特别像一条蝾螈，“格里蝾螈”一词便由此而来。

　　今时今日，美国每10年进行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并根据普查结果对各州在众议院中的席位进行重新分配，之后每个州的立法机构可以对州内众议院选区的界线进行重新划分。越来越多的州立法机构开始重新划定选区界线，尤其是在被共和党控制的州，这些州的立法机构将尽可能多的民主党选民集中到尽可能少的选区里（通常是位于城市的选区），在这些选区，民主党占绝对优势。这样一来，该州余下的民主党选民便分散在尽可能多的其他选区里（通常是位于郊区的选区），在这些选区，共和党的优势通常都能得到保障。美国最高法院近日驳回了由共和党控制的北卡罗来纳州立法机构提出的选区重划方案，指出该方案中的选区界线毫无地理意义，显然这种“如外科手术般精准”的选区划分，目的就是牺牲民主党在众议院中的席位，换取共和党议员数量的增加。

　　不公正的选区重新划分对政治妥协造成的影响是，各个选区的多数选民大概率会支持哪个党派和哪些政策，都是可以预知的。因此，如果候选人选取了同时讨好两党的做法，则他很可能会落败。所以，候选人知道，自己应该选取一种极端化的立场，只吸引那些预计在自己的选区能获胜的政党。不过，尽管看上去是选区的不公正划分导致了目前的政治极化现象，但这并不是全部的事实，原因如下：不公正的选区划分无法解释参议院层面的极化现象（因为各州划分的是众议院选区，这跟参议员的选举没有关系，而如今的参议员正变得像众议员般不肯妥协）；不公正的选区划分也无法解释未被重新划分的选区里出现的极化现象；况且，即使是在被重新划分的选区当中，有很多早在被重新划分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极化的迹象。

　　然而，上述三种关于美国政治极化趋势的解释——竞选成本的攀升带来的筹款压力、国内航空旅行的便利，还有不公正的选区划分，仅仅试图解释政治人物的极化趋势，可他们只是美国人当中的很小一部分。实际问题的范围要广泛得多：美国人整体上正变得越来越极化，在政治上越来越不愿妥协。你只需看看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分布图，将共和党和民主党拿下的州分别以红色和蓝色标识，便可以发现，我们的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基本上是民主党的大本营，而内陆地区和乡村则是共和党的天下。各党派内部正日益走向同质化，在意识形态上越来越极端：共和党人愈加趋向保守，民主党人愈加趋向自由主义，而两党中温和派的身影逐渐消失。调查显示，不少支持其中一党的美国人对另外一党越来越不能容忍，将其视为美国福祉的真正威胁，不愿意成为对方党派支持者的亲属或伴侣，而且期望生活在一个人人都与自己持相同政治观点的社区里。如果你是一名美国读者，你可以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验证美国的极化现象：在你认识的人和你的朋友当中，有多少人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和你支持的是不同党派的总统候选人？

　　所以说，我们要回答的问题不是为什么政治家日益不愿妥协。我们需要理解的是，为什么美国的选民变得越来越不愿让步，在政治上越来越不肯妥协。政治家不过是顺从了选民的意愿。

　　关于美国社会的整体政治极化现象，一个常常被提到的原因是“定制信息”。当我还是个青葱少年时，有线电视还没有出现；直到1948年，我所在的城市波士顿才开始有了第一套电视节目；自那以后的很多年里，我们美国人主要从三大电视网、三份主要的新闻杂志周刊以及报纸中获得新闻信息。那时候，大部分美国人接收信息的来源是一致的，这些来源没有明显的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立场，也没有任何一方费力地去捏造事实。随着有线电视、新闻网站和社交服务网站脸书的兴起，还有面向大众市场的纸质新闻杂志和周刊的衰落，现在的美国人根据自己先入为主的观点来选择接收信息的来源。我的月度有线电视账单显示，我有477个电视频道可以选择：不仅可以根据我的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倾向在（政治立场偏右的）福克斯新闻频道和（政治立场偏左的）微软全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中做取舍，而且可以通过各种频道关注非洲、大西洋海岸联盟竞技、烹饪、犯罪、法国、曲棍球、珠宝、犹太人的生活、俄罗斯、网球、天气，以及众多其他具体的主题和观点。所以，我可以选择只关注自己目前感兴趣和认同的观点。这样的结果是：我把自己封锁在一个为自己量身定制的政治壁龛中，我只承认自己认同的那一套“事实”，我继续为我一直支持的党派投票，我不了解对方党派的支持者为什么会做出跟我不同的选择，当然，我也不希望自己投票选出的代表和那些跟我政见不同的代表达成妥协。

　　大部分的美国人现在都使用社交媒体，例如脸书和推特。我有两位朋友，他们相互不认识，刚好一位是民主党人，另一位是共和党人，两人都曾向我谈及，他们的脸书账号已经成为他们主要的信息过滤器。我的这位民主党人朋友（他是一名年轻人）在脸书上发布新的消息，给自己的网络好友进行评论，他的那些好友也会在自己的主页上发布自己的看法，我这位朋友之所以会和那些人成为好友，部分原因正是他们的立场一致。当他的好友中有人发布了支持共和党的观点，他便会和那个人“解除好友关系”，也就是从自己的脸书好友名单中删除这个人。被他“解除好友关系”的人中包括他的阿姨和叔叔，因为他们支持共和党，我这位朋友在生活中也不再去拜访他们。他会一整天不断地用手机刷新自己的脸书主页，用这个软件来识别和浏览与自己观点一致的网络新闻，但他不会去订阅任何的纸质新闻报纸，也不看电视。而我的那位共和党人朋友跟我说了差不多的话，只有一点不同：她在脸书上解除好友关系的熟人是支持民主党的人。于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我的这两位朋友分别只接触自己的定制信息。

　　其他层面的极化现象

　　不过，尽管我们已经将分析对象从美国政治家的极化立场扩展至美国全体选民的极化立场，在探讨美国今日的政治极化问题上，我们的思考范围还是过于狭隘。因为这种逻辑仅将极化现象局限在政治层面。事实上，极化现象涉及的范围不仅于此：在政治层面以外，美国的其他方面也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极化、偏狭和暴力趋势。40岁以上的美国读者不妨思考一下你亲身经历的变化，比如美国人的电梯礼仪问题（如今人们在等电梯时越来越不愿意遵守先下后上原则），交通礼让行为不断减少（驾驶者之间互不相让），登山步道和街道上的善意不断减少（相比40岁以上的美国人，40岁以下的美国人更不愿与陌生人打招呼）。除了这些以外，在不同圈子中，各式各样的“语言”暴力越来越多，尤其是在电子通信平台上。

　　我从1955年开始进入美国学术界，在这个领域也经历了类似的趋势变化。比起60年前，今日美国学术界中的辩论变得更加充满恶意。早在我刚刚开启学术生涯之时，我就经常会与一些学者意见相左，现在依然如此。然而，曾经的我会把那些在科研问题上与我持不同意见的科学家看作朋友，而不是敌人。比方说，我记得有一次参加完一场生理学会议之后，我在英国度假，和一位友善、温和的美国生理学家一起游览了西多会修道院遗址，尽管我和他在那场学术会议上就有关上皮细胞的液体传输机制持截然不同的看法。这样的关系在今天已经不太可能了。相反，我如今不断受到来自和我意见相左的科学家的起诉或威胁，而且他们还会对我使用语言暴力。邀请我去讲课的主办方曾经不得不雇用保安人员，以免我受到那些极端反对者的攻击。在针对我的一本书所发表的书评中，一名学者以“闭嘴吧！”这样的字句作为结语。美国的学术界和我们的政治家、我们的选民、我们的电梯乘客、我们的汽车驾驶人、我们的行人一样，都反映出了美国人的整体生活状况。

　　以上这些代表了同一个现象的不同方面，这个现象就是被广泛讨论的“社会资本”的衰落。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在《独自打保龄》一书中给“社会资本”下了定义：“社会资本指的是个体之间的关联——社会关系网络、互惠性规范以及由此产生的信任。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资本和被有些人称作‘公民美德’的概念密切相关。”社会资本是指人们通过积极参与并成为各种群体的成员而建立起来的信任、友谊、群体从属感、施助和受助的期待感，这些群体可以是读书会、保龄球俱乐部、桥牌社、教会组织、社区组织和家长教师协会，也可以是政治组织、职业协会、扶轮社、镇民大会、工会、退役军人协会等。参与这样的群体活动可以培养人们之间普遍的互惠特性，即为他人服务，和他人共事，信任他人，并相信他人以及团体中的其他成员也会为自己提供帮助。可是，美国人越来越少参与这种面对面的群体活动，却越来越热衷于加入各种线上的群体，这种线上群体的成员之间从来不会碰面，看不见也听不见对方。

　　对于帕特南和其他许多人提出的美国社会资本的衰落问题，其中一个解释是，以牺牲直接沟通为代价而崛起的非面对面交流。电话于1890年出现，但直到1957年前后才在美国市场得到普及。收音机从1923年出现，到1937年达到市场饱和。电视机则是于1948年出现，到1955年就被普及。而最大的变革发生在近期，即互联网、移动电话和电子短信的兴起。我们使用收音机和电视机进行娱乐和获得信息，后来使用电话和更现代的电子媒介来达到相同的目的，只是多了一项通信的作用。可是，在书写被发明之前，所有的人类信息传达和通信都是面对面实现的，通过人与人之间交谈或者一起观看（或聆听）表演者（演讲者、音乐家和演员）来完成。尽管1900年以后出现的电影院没有提供面对面式的娱乐方式，但它至少让人们走出自己的房子，融入社会群体，而且相约看电影的通常是朋友，这正是人们一同欣赏现场演讲、音乐会、表演的延伸形式。

　　然而，现在我们的许多娱乐载体——智能手机、iPods（苹果公司的数字多媒体播放器），还有电子游戏，使人们更倾向于独处而非社交。这些往往是为个人定制的娱乐方式，就像上文提到的为个人定制的政治信息。电视仍然是美国最大众化的娱乐方式，它使美国人足不出户，甚至和自己的家庭成员之间也渐渐沦为名义上的关系。美国人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比与人交流的时间要多3~4倍，其中至少有1/3的时间是自己一个人在看电视（通常看的是网络电视而不是坐在真正的电视机前面）。

　　这样做的后果是，比起不爱看电视的人，沉迷电视节目的人对他人的信任度更低，也较少加入自发式组织。在把这些行为归咎于看电视之前，有人可能会提出疑问：究竟哪一个是原因，哪一个是结果，或者这两组现象之间会不会只是存在关联，但没有实际的因果关系？在加拿大实施的一组计划之外的自然实验回答了这个问题。在加拿大的一座山谷中，坐落着三个相似的小镇，唯一的不同点是，其中一个小镇恰好接收不到电视信号。在这个小镇终于接收到电视信号后，其俱乐部和其他集会的居民参与度纷纷下降，直到最终和其余两个一开始就能收到电视信号的小镇水平相当。从这个结果可以看出，是看电视导致了人们群体活动参与度的下降，并不是人们因为不愿参加群体活动才选择看电视。

　　我曾去新几内亚岛上的一些边远地区进行野外考察，那里还没有出现新的通信技术，当地人们的交流仍是面对面进行且全神贯注的——美国人曾经也是这样。传统的新几内亚人将除睡觉以外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与人交谈上。和美国人之间那种不常发生且经常被打断的对话相比，传统新几内亚人的对话从不会因为其中一方低头看手机而被打断，也不会出现其中一方因在回电子邮件或回短信而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我有一个朋友是一名美国传教士的儿子，他在新几内亚岛上的村落长大，直到读高中时才迁回美国，当他发现新几内亚岛上的孩子和美国的孩子在娱乐方式上存在差异时，感到十分震惊。他曾向我描述这一发现，在新几内亚，村里的孩子会到同伴家串门儿，而在美国，我的朋友发现：“孩子们各回各家，关上门，各看各的电视。”

　　美国人平均每4分钟看一次手机，每天至少会花6个小时盯着手机屏幕或电脑屏幕，而且每天有超过10小时（即除睡眠之外的大部分时间）在使用电子设备。这导致的结果是，大部分美国人不再与人面对面打交道，不再能直接看到对方的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不再能直接听到对方的声音，不再能直观地了解对方。相反，我们主要通过屏幕上的电子信息来和他人交流，偶尔会通过手机听到对方的声音。当面对一个活生生的，离我们只有两英尺，能够看得见、听得着的人时，我们倾向于抑制自己的无礼举动。而当面对屏幕上的信息时，我们更容易做出无礼和轻蔑的回应。一旦我们习惯了远距离的口头暴力，那么对活生生的人施以暴力也就不再是难事了。

　　然而，以上这些对美国政治妥协的崩溃和社会不文明行为的增加给出的解释，遭到了明显的反对。非面对面的通信方式不仅在美国流行，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兴起，尤其是在富裕的国家。意大利人和日本人对手机的依赖程度不亚于美国人。为什么在其他的富裕国家中，没有出现政治妥协崩溃和社会不文明行为增加的情况呢？

　　我能想到两个可能的解释。第一个解释是，在20世纪，电子通信和许多其他的技术创新首先在美国崭露头角，这些技术创新和由此带来的影响从美国蔓延到其他富裕国家。由此看来，美国只是第一个而绝非唯一一个面临政治妥协崩溃问题的国家，像电话和电视机一样，这种问题也会蔓延到其他地方。实际上，有英国朋友告诉我，比起我60年前住在那里的时候，英国现在出现的个人暴力行为要严重很多。澳大利亚的朋友告诉我，澳大利亚的政治生活中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妥协崩溃现象。如果我的解释有一定的道理，那么接下来其他富裕国家迟早也会出现美国目前面临的政治僵局。

　　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早在过去，美国就因为一些原因缺乏足够的社会资本来抵抗现代科技带来的去人格化力量，今天也依然如此。美国的国土面积比起除加拿大以外的其他富裕国家要大25倍以上，而美国的人口密度（即总人口除以国土面积）只有其他富裕国家的1/10，人口密度排在美国之后的只有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冰岛。与强调集体主义的欧洲和日本比起来，美国一向更强调个人主义。在富裕国家里，只有澳大利亚在个人主义的排名上超过美国。美国人经常搬家，平均每5年就会搬一次。鉴于美国国内各地之间的距离比起日本或任何西欧国家更远，这意味着美国人一旦搬家，他们和昔日好友之间往往相隔较远。与之相比，日本人或欧洲人很少搬家，而且即使搬了家，他们和昔日好友之间的距离也相对较近。因此，美国人的社会关系往往较为短暂，朋友的流动性很高，很少拥有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一辈子的朋友。

　　然而，美国的面积和美国国内各地之间的距离是固定的，不会改变。美国人不太可能摆脱对手机的依赖，也不太可能减少搬家的频率。上述的解释将美国政治妥协的崩溃归咎于社会资本较低背后的隐含因素，如果这种解释正确的话，那么比起其他的富裕国家，美国将继续面临更大的政治妥协崩溃的风险。这并不代表我们注定会走向不可逆转的、越来越糟的政治僵局。但这确实意味着，比起其他国家，美国的政治领导者和美国的选民需要更有意识地去努力扭转我们的政治僵局。

　　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智利和印度尼西亚这两个国家的例子，由于政治妥协崩溃，一方势力以军事独裁的手段上台，其明确的目标是全然消灭对方的力量。在大部分美国人看来，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在美国。当我还在智利的时候，也就是1967年，这种情况对我的智利朋友来说就是天方夜谭。然而在1973年，这样的事情确实在智利发生了。

　　美国人也许会提出反驳：“但美国可不是智利！”是的，美国与智利当然是不同的。两个国家之间存在的部分差异使美国不易像智利那样沦为暴力的军事政府独裁，但另一部分差异会使美国更容易陷入这种状况。一方面，使美国不易发生这种可怕情况的因素有：我们有更深厚的民主传统，我们有平等主义的历史理念，我们不像智利有世袭的地主寡头势力，而且在我们的历史上从未出现由军队发起的独立政治行动。（在1973年之前，智利军方确实好几次短暂地干预过政治。）另一方面，美国较之智利，会助长可怕情况发生的因素包括：对私人枪支的管制较松，在现在和过去都存在更为泛滥的个人暴力行为，在历史上曾以暴力对抗部分群体（非裔美国人、印第安人还有部分移民群体）。我认为，如果美国会出现军事独裁，那么其发展路径定会有别于1973年的智利。美国不太可能会被军方独自接管。与之不同，我认为在美国有可能发生的是，执掌美国政府或州政府的党派将不断对选民登记加以操纵，往法院里塞满串通一气的法官，从而利用法庭来质疑选举结果的合法性，然后诉诸“执法机关”，利用警察、国民警卫队、储备军或者军队去镇压持不同政见者。

　　这正是为何我认为政治极化是美国当前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它比来自墨西哥的竞争要危险得多，但我们的政治领导者更沉迷于对付墨西哥。墨西哥不能摧毁美国，只有我们美国人具备摧毁自己的能力。在下一章中，我们将思考美国所面临的其他基础性问题，还有我们为防止这令人黯然的一幕出现而做出选择性变革时所面临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因素。 中信出版2020年度好书-经济管理（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