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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与世界：酝酿中的危机

　　第八章 日本：前路何方

　　今天的日本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过6个国家以往所经历的危机。在前4个案例当中，国家危机呈现突发式特点，这些危机中距今最长的已有166年（明治时代的日本），最短的也有44年（智利）。随后2个案例中的国家所遭遇的是一种渐进式危机，这两场危机在大约半个世纪之前达到顶峰状态。虽然很难说这些危机至今已完全得到解决（或者已全然陷入僵持状态），但时光的洗礼足以让我们对既有的结果展开富有成效的讨论。

　　在余下的4章里，我将会做出调整，讨论一些目前已经能看出些许苗头的危机。然而，至于这些星火是否当真会演变成燎原之势，它们未来的走向和结果如何，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接下来，我们主要关注的方向是当代日本、美国与全球。

　　在先前的讨论里，我们了解到明治时代的日本曾面临的危机，现在我们把目光再次投向这个国家，就日本如今可能面临的危机展开讨论。（我在本章中仅关注日本特有的问题，当然，日本也面临着全球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我会放到第十一章进行探讨。）我的日本朋友、亲戚和其他日本民众都纷纷意识到，他们的国家正面临几个令人担忧的问题。除此以外，我对日本的担忧还包括一些通常日本人自己未曾意识到或者忽略掉的问题。可是，目前很多关于日本的讨论要么一边倒地抨击，要么全然盛赞。因此，在开始讨论当代日本所面临的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国家的优势。我们将看到，日本也好，别的国家也好，一国的优势与劣势实际上往往是互通的关系。在此，我要谈到的日本的优势主要包括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人力资本、文化，还有环境条件。

　　日本的经济

　　近年来刚被中国赶超的日本，目前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在全球经济总产出中的占比约为8%，这一占比约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的一半，是英国（另外一个举世闻名的生产大国）的两倍多。一般来说，一国的经济产出等于一国人口总数与该国人均经济产出的乘积。日本的经济产出较高，原因是它拥有庞大的人口总数（在富裕民主国家中排第二，仅次于美国）和表现不俗的人均生产力。

　　虽然人们大多关注的是日本数量庞大的国内债务（随后将详述），但日本同样也是世界领先的债权国。日本的外汇储备量排名世界第二，而且已超过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

　　这种经济实力背后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日本为驱动创新而在研究与开发（下文简称“研发”）领域投入了大量资金。从绝对投入来看，日本的年均研发投入额排名全球第三，仅次于人口比它多得多的中美两国。从相对投入来看，日本对研发的投入占其GDP的3.5%，这一占比几乎是美国（1.8%）的两倍，与另外两个以高研发投入而著称的国家——德国（2.9%）和中国（2.0%）相比，仍然高出许多。

　　世界经济论坛每年会发布国家或地区的全球竞争力指数排名，决定这个排名的是十多组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生产力的数据。多年以来，日本在这个排名中始终位居前10；日本、新加坡和中国香港是前10名中除西欧国家和美国之外仅有的三个经济体。在外界人士的眼中，日本之所以名列前茅，有两个显而易见的原因：一个是日本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交通网络，比如世界著名的铁路系统；二是日本的劳动力普遍身体素质较高，受过良好教育，尤其擅长数学和科学（下一节中会详述）。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虽然影响没有那么明显，不过依然能够引起对日本有一定了解的外籍人士的共鸣。现将这些原因罗列如下（排名不分先后）：对通货膨胀的管控；协作性的劳工关系；竞争激烈的本地市场；培养出一众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优质研究机构；广阔的国内市场；低失业率；居全球首位的人均专利申请率；重视对私人财产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对技术的迅速吸收；精明的消费者和同样精明的商人；训练有素的企业员工。我列出这么一长串清单并不是为了测试读者的记忆力，而是为了传达一条明确的信息：日本商业界之所以能在全球市场中保持自己的竞争力，是有多方面原因的。

　　最后，我们不可忽略的一点是，日本经济还具备一个特征，这一特征在当前为该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但也为其未来面临的风险埋下伏笔。美国和中国是仅有的两个经济体量超过日本的国家，这两国均把财政预算的很大一部分用于军费开支。日本倒是省下了这一笔钱，因为由美国强制实施（但现在已经获得很大一部分日本国民认可）的1947年日本宪法中包含了一项条款，规定要将日本的军事实力削减至最低限度。

　　日本的优势

　　除经济实力之外，日本拥有的第二个优势是人力资本，也就是由其国内人口带来的优势。日本的总人口超过1.2亿，国民健康状况普遍良好，且受教育程度较高。日本人的预期寿命是全球最长的：日本男性的预期寿命为80岁，日本女性则为86岁。在美国，有很大一部分民众的个人发展机会受限于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现象在日本要缓和得多：日本在全球收入分配平等程度上排名第三，排在它前面的是丹麦和瑞典。日本政府施行的教育政策是其中一个原因：与较为繁荣的地区相比，在那些经济条件相对薄弱地区，学校被要求开展小班教育（师生比例更佳），因此，出身相对贫穷的孩子能更容易追赶上出身相对较好的同龄人。（相反，美国的教育体系则倾向于往贫困地区的学校教室里塞进更多的学生，从而加剧不平等。）比起世袭优势和家族人脉，一个日本人的社会地位与他的受教育程度之间有更高的相关性，美国的趋势则与之相反。简单来说，日本并非只着重投资一定比例的国民，而是对全体国民一视同仁——至少对男性公民如此（接下来我会单独谈及日本女性）。

　　在识字率和受教育水平这两项指标上，日本的排名几乎是全球最高的。日本孩子的幼儿园和高中入学率几乎达到了100%，尽管幼儿园和高中在日本不属于义务教育范围。世界各地的学生测试结果显示，日本学生在数学和科学应用能力上名列全球第4，比所有的欧洲国家和美国都要高。日本学生高中毕业后继续去大学深造的比例接近50%，在世界上排名第二，仅次于加拿大。不过日本人自己也认识到，日本的教育方式给学生太大压力，使他们过度关注考试成绩，而缺乏对自我激励和独立思考的重视，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上文提到的日本教育的优势。结果是，日本学生一旦从高压锅般的高中学习氛围中逃出来，进入大学后，他们对学习的热情就会减退。

　　尽管我们很难测量一国的文化实力、国家认同和生活质量这类指标，但它们往往会体现在各个方面。踏入日本境内的海外游客很快便会发现，它的首都东京在市容整洁方面堪比亚洲顶尖的卫生城市新加坡，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卫生城市。这是因为，日本的孩子从小就养成讲卫生、爱打扫的习惯，他们深知自己有责任爱护日本，并将其完好地交到下一代手中。（日本出土的考古遗迹中的解释性文字有时会指向一些证据，能够证明早在古代日本人便养成了爱干净的习惯。）游客还会注意到，日本的城市往往较为安全，犯罪率较低。日本监狱中的囚犯总数（约8万）比美国（约250万）要少得多。日本鲜少发生暴乱或抢劫事件。在日本，种族关系紧张的程度比美国和欧洲都要低，这是因为日本保持了较高的民族同质性，只存在很小一部分少数族群。（正如下文将讨论到的，这一特征对日本既是优势又是劣势。）

　　最后，日本在环境方面拥有巨大的优势。由于地处温带气候区，日本免受热带农作物病虫害之扰，强降水量集中于夏季，与当地作物生长时节吻合，还有肥沃的火山泥，正因为结合了这些优势，日本的农业生产率非常高。考虑到日本的人口和农业活动主要集中分布在较小一部分（12%）区域，其平均人口密度在工业化国家中是很高的，而上述环境优势为日本养活数量如此庞大的国民提供了支持。（日本的大部分地区都是崇山峻岭，只分布着少数人口和少量农业活动。）肥沃土壤中的养分径流导致日本的河流和沿海水域盛产各种鱼类、贝类、可食用海草和其他水产品。作为世界第六大海产品生产国，日本过去只在本国海域从事捕捞作业，而如今世界各地都出现了日本远洋捕鱼船队的踪影。由于拥有这些环境优势，日本在远古时期就已经展现出不同寻常的一面，至少早在日本农业出现一万年以前，以采集和狩猎为生的日本人就已拥有固定的村落，他们还开始烧制陶器，不像游牧民族那样，终日居无定所。直到近150年，日本人口才呈现爆炸式增长，在此之前，日本的粮食生产足以养活当地的人口。

　　政府债务

　　现在，我们把目光从日本的优势转向它存在的问题。当经济学家被问及日本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时，他们大致会回答：“政府背负的巨额国债。”这笔债务目前已高达日本年度GDP（即日本国内一年所生产物品的总价值）的2.5倍，这便意味着，即使日本人不吃不喝，将全部收入拿来填补这笔债务，他们也得花上两年半的时间才能彻底还清。更糟糕的是，多年来，日本财政赤字保持连续上涨的趋势。与之相比，虽说美国的财政保守派对本国的债务状况十分担忧，但美国国债实际上“不过”大致相当于美国的年度GDP。在欧洲国家中，希腊和西班牙都因为债务问题而深陷困境，然而（当我写下这句话的时候），日本债务占GDP的比重竟是希腊的2倍，是西班牙的4倍。日本的政府债务相当于整个欧元区17国的政府债务总和，而欧元区国家的总人口数是日本的3倍。

　　在如此沉重的债务负担下，为什么日本政府没有早早陷入崩溃或是违约呢？首先，这笔债务主要的债权人并非来自国外，而主要是日本国内持有债券的个人、企业、养老基金（其中许多是政府基金）和日本央行，这些债权人对自己的政府态度并不强硬。与之不同的是，希腊的大部分债权人来自国外，他们态度强硬，并对希腊政府施压，要求其改变财政政策。尽管日本政府对自己的国民欠下如此多的债务，但日本同时也是其他国家的债权国。其次，日本通过政策手段将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1%以下），从而控制了日本政府的利息支付。最后，日本国债的本国持有者和外国持有者都对日本政府的偿债能力抱有信心，因此他们还是继续购买日本政府出售的债券。实际上，购买国债是日本个人和企业进行投资的主要方式。然而，没有人能够知道，在这些债权人失去信心、日本政府不得不违约之前，这笔债务会上升到何种程度。

　　尽管日本的利率很低，但其国债的体量、老年和退休人口数量意味着债务利息、健康和社会安全支出会消耗大部分政府税收所得。长此以往，日本政府原本可用于教育、研发、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经济增长引擎的投资将会减少，而这些投资恰恰是刺激税收的动力所在。以发达国家的标准来看，日本政府的税率较低，也就是说政府的收入相对较少，这将进一步加剧上述问题。最终，老一辈的日本人将成为本国债务的主要持有者，他们将自己的钱或直接（购买政府债券）或间接（从大量投资政府债券的养老基金中领取自己的养老金）地投资国债，而负责偿还政府债务利息的主要是年青一代的日本人，因为他们还在工作，还在缴税。所以，实际上日本的债务代表了年青一代向年老一代的支出，这会导致一种代际冲突，而且相当于把日本的未来变成了抵押品。由于日本年青一代人口正在缩减，而老年人口正在增长，这笔抵押贷款正日渐增长。

　　为了减轻日本的债务负担，有人提出了提高税率、缩减政府支出、降低老年人的养老金水平等方案。但事实证明，这些方案和其他的解决方案一样，实施起来荆棘满途。所以，日本的政府债务是一个在该国被广泛意识到的大难题，它由来已久，而且多年来情况越来越糟，但是目前日本国内还未达成一致的解决方案。

　　日本的女性

　　日本人广泛认识到的该国存在的根本性问题还包括：女性的地位、本身较低且在不断下降的出生率、不断减少的人口数量以及人口老龄化。这4个问题彼此之间存在关联。我们先来看日本女性的地位。

　　理论上，日本男女拥有平等的地位。由二战后占领日本的美国政府起草且至今仍具有法律效力的1947年日本宪法中包含了一项规定性别平等的条款（出自一名美国女性之手）。尽管遭到日本政府的强烈反对，但这项条款还是被通过了，时至今日，仍有一些日本的立法者想要改写这项条款。

　　现实中，日本女性在获得平等的道路上面临着许多社会壁垒。当然，我将描述的这些壁垒也存在于日本以外的国家。但在日本，这些壁垒更为坚固——日本在健康、教育、就业和政治领域面临的性别鸿沟，比起除韩国以外的任何一个富裕的工业化国家都更严重。据我推测，这是因为在所有富裕的工业化国家中，日本的女性地位在过去最为低下且被固化，这种情况直至近期才稍有改变。比方说，在公共场合，传统的日本女性被要求落后于丈夫三步之遥。为简洁起见，我将概要地描述日本女性所面对的社会壁垒。当然，在不同地区和处于不同年龄阶段的日本女性所面临的壁垒是有区别的。例如，日本农村地区的女性面临的社会壁垒比东京的女性要更严重，而年长的日本女性面临的社会壁垒会比年轻女性更严重。

　　在家庭生活当中，日本已婚夫妇之间的性别分工通常被称为“男主外、女主内”。这是一种在日本很常见，但效率较低的家庭内部分工模式，丈夫主外，须投入两倍的工作时长以肩负起养活家人的责任，从而导致失去了陪孩子的时间，而妻子主内，也牺牲了获得一份有成就感的工作的机会。日本的雇主希望自己的员工（主要是男性员工）留在办公室加班到很晚，并在下班后与同事小酌以联络感情。如此一来，哪怕丈夫想要帮助妻子分担部分家务，也身不由己。日本丈夫承担的家务量比其他富裕工业化国家的丈夫要少。举例来说，日本丈夫每周做家务的时长仅为美国丈夫的2/3，配偶为职业女性的日本丈夫做家务的时长并未大于配偶为全职家庭主妇的日本男性。因此，在日本，主要是由妻子来承担养育儿女和照顾丈夫以及双方父母的责任，同时她们还要在闲暇时间管理家庭收支。如今，许多日本的已婚女性发誓不会让下一代女性如同自己一样，被苦苦束缚在这些家庭责任中。

　　在职场中，日本女性的参与度率低，所获薪酬水平也不高。随着工作所需承担责任范围的扩大，日本女性的占比急剧下降。日本大学生中的女性占比为49%，入门级工作岗位的女性占比为45%，而日本高校教职中的女性占比仅为14%（相较之下，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高校教职中的女性占比为33%~44%）。日本中高层管理岗位中的女性占比仅为11%，董事会中的女性占比为2%，企业核心管理层中的女性占比为1%，而CEO（首席执行官）层级中的女性占比甚至不到1%。在这些较高的职业层级，日本女性的占比比任何一个主要的工业化国家都要低，除了韩国。跻身日本政界的女性寥寥无几，况且日本从未有过一名女首相。日本的全职员工中，男女薪酬差异之大在35个富裕的工业化国家中排名第三（仅次于韩国和爱沙尼亚）。平均来说，日本女性职员的薪酬仅为同等级别男性职员的73%，富裕的工业化国家在这一方面的平均值为85%，新西兰更是高达94%。日本女性面临的职场壁垒还包括：工作时间太长，工作之余还需与同事应酬，有孩子的女性还面临在外应酬时家里的孩子由谁来照顾的问题，尤其是当自己的丈夫也无暇抽身，或者是不愿承担照顾孩子的责任时。

　　对日本的在职母亲来说，托儿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日本法律明文规定，女性在产前享有4周的假期，在产后享有8周的假期，部分日本男性享有陪产假。日本1992年通过的一项法律甚至允许员工休一年的无薪育儿假。可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所有的日本男性和大部分的日本女性都不会使用这些法定的假期。相反，70%的日本职业女性在头一胎出生之后便会选择离职，而且她们当中的大部分人要过许多年才会重返职场，有的人则会彻底退出职场。虽说名义上日本雇主通过施压使育有子女的女性员工辞职是非法的，但在职母亲确实感受到了雇主施加的压力。相较而言，日本在职母亲的托儿选择空间很小，因为日本不像美国拥有大量可提供私人托儿服务的女性移民（随后会谈及），也不像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那样拥有众多私人或公立的托儿中心。所以，日本人的普遍观点是，母亲应当待在家里亲自照顾小孩，而不是外出工作。

　　因此，日本的职业女性陷入两难的处境。一方面，许多（甚至是大部分）日本女性都想工作，但她们同时也想要生孩子，并且希望能陪伴孩子成长。另一方面，日本的企业对雇员培训投资巨大，通常会为雇员提供一份终身制的工作，因此希望员工加班加点，一份工作做到老。所以，日本的企业不太情愿雇用和培训女性员工，因为她们可能会想要分出时间来养育孩子，因而不想长期加班，也可能在生完孩子之后就不回来上班了。因此，日本企业的高层职位鲜少对女性抛出橄榄枝，日本女性也不大会接受这一层级的工作邀请。

　　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属于保守派，此前他从未对女性议题表现出兴趣。然而，最近安倍晋三一反常态，宣布自己要帮助日本的母亲找到重返职场的路径——很多人猜测，这并不是因为安倍晋三突然开始关注女性，而是因为日本人口不断缩减，导致劳动力规模下降（下文会详述）。一半的日本人口，尤其是一半的日本高校毕业生都是女性。因此，日本女性的就业不充分导致该国在人力资源上直接失去了半壁江山。安倍晋三提议：在保证会回到原岗位的前提下，在职母亲应当享有三年产假；政府要增加公立托儿中心的数量；对雇用女性员工的商业机构提供财政激励。可是，很多日本女性，包括我的一部分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日本女性朋友，都表示反对安倍晋三的提议。她们的担心是，这可能只不过是日本政府把女性困在家中的又一个阴谋！

　　日本的新生儿

　　日本下一个相关的人口问题是出生率较低且不断下降。日本人已然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目前尚未找到解决的办法。

　　出生率较低且不断下降，这在第一世界是很常见的现象。然而，日本的出生率几乎达到了全球最低——每年每1 000人中只有7名新生儿，在美国这个数字是13，世界平均值为19，而在部分非洲国家这个数字可高达40。不仅如此，日本本来就低的出生率还在不断下降。如果近年来有人试图对日本出生率的逐年下跌做线性推算，他可能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日本的出生率会在2017年降至0，也就是说，这一年会没有一个日本婴儿出生！显然事态没有变得那么糟糕，但不可否认，日本本就十分低的出生率仍在持续下降。

　　另外一个体现一国生育状况的指标被称为“总和生育率”，指的是一国平均每名女性一生中生育孩子的总数。全球总和生育率平均为2.5；在规模最大的第一世界经济体中，这一指标为1.3~2.0（例如，美国是1.9）。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27，处于较低的范畴，韩国和波兰属于少数几个总和生育率更低的国家。可是，一国要达到人口持续稳定的状态，平均每名女性需要生育的孩子数量——也就是所谓的“人口替换率”要略大于2。日本和其他一些第一世界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均低于人口替换率。对其他的第一世界国家来说，这倒也不是难题，因为尽管这些国家的生育率低，但移民的流入能使其人口总数保持恒定甚至上升。然而，日本几乎没有移民流入，所以它的人口总数实际上是在下降的，我们在下面将继续讨论这个话题。

　　在某种程度上，头婚年龄的上升是导致日本出生率不断下跌的其中一个原因。目前，日本男性和女性首次步入婚姻的年龄约为30岁。这便意味着，女性在绝经之前（也就是还具备生育能力）的时间相对缩短了。日本出生率下跌更重要的原因是，日本的结婚率（每1 000人中已婚人士的占比）迅速下滑。有的人可能会反驳说，在大部分其他发达国家，结婚率也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可是那些国家并没有出现像日本这般灾难性的出生率下跌状况。这是因为那些国家出现了许多未婚妈妈：美国的非婚生婴儿占新生儿总数的40%，法国的这一比率是50%，冰岛是66%。可是，这种状况并不能缓解日本面临的问题，因为该国非婚生婴儿在新生儿总数中的占比仅为2%，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为什么日本人越来越不愿结婚和生育子女呢？当被问到这样的问题时，日本人给出了以下几个原因。一个是经济层面的原因：结婚往往意味着要搬出原生家庭，成立新的家庭，要自己支付房租和养孩子的费用，相较而言，保持单身、住在父母家里要实惠并且轻松得多。对女性而言尤其如此，因为结婚生子让她们难以获得或保留一份工作，这是不折不扣的经济损失。日本人给出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单身的自由，这对那些不想承担家务和照顾丈夫、孩子、双方父母等责任的女性来说尤其重要。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许多思想前卫的日本人（男女比例相当）都认为婚姻不是一段充实人生的必要条件。

　　除了持有上述观点的人之外，还是有70%左右的日本未婚男女称自己是渴望婚姻的。那么，他们为什么没能找到自己的另一半呢？根据日本的婚恋传统，这些人自己是不需要费心思的，因为在日本，年轻的未婚男女都是通过媒人安排正式的相亲，从而步入婚姻殿堂的。直到1960年，相亲还是日本人觅得良缘的主要方式。但在那以后，随着媒人数量的减少，还有西方自由恋爱婚恋观的出现，这种包办式婚姻在日本婚姻中的占比降到只有5%。但是，许多现代的日本年轻人面临的问题是，他们的工作太过忙碌，面对约会太过羞涩，或者是在发展一段恋情的时候不够成熟。

　　特别是，随着包办式婚姻在日本逐渐淡出，以电子邮件、短信和手机为主要工具的非面对面式电子通信方式的崛起，导致人们的社交技巧日渐退化。我的朋友就讲过一个典型的例子，有次他正在一个餐馆里用餐，注意到旁边一桌坐着一对打扮入时的年轻男女，两人的气氛尴尬且沉默，只见他俩都把头埋得很低，看着自己的大腿而不是坐在对面的人。我的朋友注意到，这对男女的腿上都放着一部手机，两人在交替地打字。这时，我的这位朋友才恍然大悟：这个男孩和对面的女孩都不好意思直接跟对方说话，所以他们就在桌子下你来我往地发起了信息。这可不是一个发展恋情的好办法呀！当然，美国的年轻人也沉迷于电子社交，然而（不像日本的同龄人），他们同时也继承了约会的传统。

　　老龄化和不断下降的人口总数

　　本就很低且在不断下降的出生率和结婚率，直接导致了日本国民普遍意识到的另外两个重要问题：一个是不断下降的人口总数，一个是人口老龄化。

　　由于多年来日本的出生率一直低于其人口替换率，显然日本的人口总数终有一天会完全停止增长，并开始减少。可是，当人们从人口普查数据中得知，这个可怕的时刻实际上已经到来时，那种冲击感还是很强烈的。日本每5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2010年的普查结果显示其人口总数为128 057 352，2015年的普查结果显示其人口总数已下滑至127 110 000，也就是说，这5年间日本减少了近100万人口。据预测，从日本人口目前的发展趋势和年龄分布来看，到2060年，日本人口将会再减少4 000万，到那个时候，该国人口总数将变为8 000万。

　　不断下降的人口总数和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给日本带来了显而易见的影响。日本每年要关闭大约500所学校。农村人口减少导致许多村落和小镇被遗弃。人们担心的是，缺少了人口增长这股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动力，人口日渐减少的日本将失去财富，其在世界舞台上的实力也将日渐衰弱。1948年，日本人口在世界各国中排名第5；到2007年，日本人口排名第10，落后于尼日利亚和孟加拉国；目前，有预测结果显示，未来的几十年间，日本的人口数量甚至将落在刚果和埃塞俄比亚等国家之后。这可是一种耻辱，要知道，根据隐性假设，如果一国的人口少于刚果，那么它的国力将比刚果更弱，也更不值一提。

　　因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于2015年宣布，安倍政府将致力于将日本人口维持在至少1亿的水平，具体的手段便是将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从1.4提高到1.8。然而，新生儿数量多少的决定权不在安倍，而是掌握在日本年轻人的手中。我在上文中已经和大家讨论过日本年轻人为什么选择不生育，即使他们承认生育更多的孩子能够造福于日本。

　　不断下降的人口总数对日本来说是一个“问题”吗？有许多人口总数比日本少得多的国家和地区在世界舞台上依然扮演着富强且重要的角色，包括澳大利亚、芬兰、以色列、荷兰、新加坡、瑞典、瑞士和中国台湾地区。当然，这些国家和地区皆不是全球军事领域的领导者，可如今的日本也不是，这一方面是因为它的宪法，另一方面是因为日本国内盛行的反战主义思想。在我看来，人口的减少对日本来说反倒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意味着日本国民对国内资源和进口物资需求的下降。稍后我们将了解到，自近代以来，资源压力一直是日本面临的一大诅咒，时至今日依然如此，日本人也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由此，我认为日本不断下降的人口总数是一个巨大的优势，而不是一个问题。

　　即使是那些对国内人口数量减少感到担忧的日本人也同意，人口老龄化才是日本面临的更严重的问题。日本国民的预期寿命是全球各国中最长的（为84岁，美国国民的预期寿命是77岁，而许多非洲国家国民的预期寿命仅为40~45岁），其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是全球最高的。目前，日本有23%的人口超过65岁，有6%的人口超过80岁。预计到2050年，65岁以上人口和80岁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将分别达到40%和16%。（在非洲的马里共和国，这两项指标数据仅为3%和0.1%。）到那时，日本国内80岁以上的老年人数量将超过14岁以下的儿童数量，且65岁以上老年人数量和14岁以下儿童数量之间的比例将超过3∶1。

　　请注意，我本人对80岁以上的老年人并没有任何意见。（否则不就是自我厌弃吗，毕竟我现在已经82岁了。）但凡事并非多多益善，这个道理也适用于老年人数量。老年人数量太多对一国的医疗系统来说是沉重的负担，因为比起年轻人，老年人患病的概率要大很多，尤其是涉及慢性病、绝症、难治之症和花销巨大的病症（比如心脏病和老年痴呆）时。并且，随着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上升，退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也在上升，而劳动力的占比则会下降。这便意味着数量不断减少的年轻劳动力要养活数量不断增加的退休老人：其直接表现是，在家庭内部，年轻人需花费金钱和精力赡养更多的老人；间接表现是，年轻人通过缴纳税款来支撑政府福利金和医疗养老体系。日本劳动力与退休人口之间的比例一直在急剧下跌：从1965年的9∶1降至如今的2.4∶1，到2050年预计将降至1.3∶1。

　　不过，你也许会反驳道，日本并不是唯一的一个出生率不断下降，人口出现老龄化趋势，养老基金与社会安全体系负担日益承重的国家。这些现象在发达国家很常见，只不过在日本体现得尤为明显。作为美国人，我也很担忧未来美国的社会安全福利体系将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每一个西欧国家的出生率都低于自己的人口替换率，其中有两个国家的出生率甚至比日本还要低。然而，美国与欧洲国家面对这些问题并不像日本那样担心，因为它们尚未陷入人口总数缩减和老年人口过度增长的窘境。为什么呢？它们是如何避开这一陷阱的呢？

　　这时就需要谈到我眼中日本面临的另外三个主要问题，这些问题在日本国内尚未被普遍承认。首先是移民不足的问题，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上述问题。

　　移民问题

　　日本人一向引以为傲的一件事是，在世界上的单一民族国家中，日本是最富裕而且人口最多的一个。日本不欢迎移民，这对于想要移民至日本的人来说是个难题，而对于成功移民至日本的人来说，要获得日本国籍更是难上加难。以移民和移民后代占一国总人口的比重来看，澳大利亚是28%，加拿大是21%，瑞典是16%，美国是14%，而日本只有1.9%。至于对寻求庇护的难民的接收率，瑞典是92%，德国是70%，加拿大是48%，而日本仅为0.2%。（具体的例子是，2013年和2014年，日本接收的难民总数分别仅为6人和11人。）在美国和德国，外籍劳工占全体劳动力的比重分别为15%和9%，而在日本，外籍劳工占比仅为1.3%。确实，日本也接收短期的外籍务工人员（也就是所谓的“客籍劳工”），他们通常是高级职业技术人才（例如造船工程师和为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添砖加瓦的建筑工人），工作签证的有效期为1~3年。但是，这些外国人很难在日本获得永久居住权或者是公民身份。

　　现代日本唯一一次显著的移民潮发生在二战之前和二战时期。当时，朝鲜半岛是日本的殖民地，有好几百万朝鲜半岛居民移居到日本。然而，其中很多，甚至大部分人都是以苦役的身份被强行带到日本的。比如，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是，在广岛被第一颗原子弹炸死的受害者中，有10%的人其实是来自朝鲜半岛的苦役。

　　有几名日本内阁大臣最近开始呼吁增加日本的移民流入。例如，安倍内阁的地方创生担当大臣石破茂就说过：“曾经，人们离开日本成为美洲的移民，融入了当地社会，同时维系着身为日本人的尊严……在我们的国人移民海外的同时，我们却对来到日本的外国移民说不，这是不合情理的。”有事实为例，秘鲁曾有过日裔总统，美国也曾有过日裔参议员、国会议员和大学校长。不过，目前日本政府尚未考虑改变其抑制移民的政策。

　　日本政府对移民的反对态度恰恰反映出日本国民在许多舆论调查中就移民问题表达的负面观点，日本人对待移民的态度比其他富裕国家的国民更为极端。对于增加外籍居民数量持反对意见的日本人高达63%；有72%的日本人认为移民会导致犯罪率上升；有80%的日本人不认为移民带来的新想法能够改善社会。与之不同的是，有57%~75%的美国人、加拿大人和澳大利亚人相信，移民的到来有助于社会的进步。而且，几乎没有日本人（仅有0.5%）认为移民问题是日本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而多达15%的美国人、法国人、瑞典人和英国人认为移民问题是自己国家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

　　我需要澄清一点：我并不是说日本人对移民的抗拒态度是“错的”或者是应该改变的。对每个国家来说，移民在制造麻烦的同时也带来了收益。国家在制定自己的移民政策时，需要自行权衡利弊。作为一个曾长期实施锁国政策且没有移民历史的单一民族国家，日本很看重自己的民族同质性，这无可厚非。像美国这种种族多元、几乎所有国民都是移民后裔的国家就不怎么看重民族同质性。日本面临的窘境就是，面对与其他国家共同的问题，其他国家选择通过移民策略来缓解，而日本尚未找到除了诉诸移民策略之外其他的解决方法。

　　日本面临的最大难题，正是以上讨论到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问题组合：出生率不断下降，人口老龄化，以及由此导致的身体健康、可以纳税的年轻劳动力越来越少，领着退休金、身体状况越发虚弱的老年人越来越多，为支撑不断增加的社会福利和医疗开销，年轻人的经济重担越发沉重。尽管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西欧国家同样面临出生率不断下降和人口老龄化问题，但这些国家以大量引进年轻移民的方式，将这些问题所产生的影响最小化。日本也无法通过鼓励更多受过教育的家庭主妇重新就业来填补劳动力市场的空缺，因为不像在美国有大量移民女性提供私人保姆服务，这种人力资源在日本很稀缺。在美国，大量的移民还很好地填补了养老护工、医院护士和医院其他岗位的空缺，而日本也缺乏这种资源。（写下这几句话的时候，我刚从一位日本亲戚去世的可怕经历中恢复过来，在她病入膏肓时，医院要求她的亲属自行准备好病人的三餐并清洗她的私人衣物。）

　　日本的创新活力素来备受认可，这从日本发明者获得的大量专利中便可见一斑。然而，日本人担忧的是，尽管国家对研发投入如此之大，但日本的创新实力似乎缺乏突破性的进展。这个问题具体表现为，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科学家数量相对较少。大部分美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要么是第一代移民，要么是移民的后代。可是，就如同移民在日本总人口中的占比，移民及其后裔在日本科学家中的占比也极小。移民和诺贝尔奖之间的关系其实并不难理解，因为，无论是移民活动还是最高层次的创新活动，敢于冒险和敢于颠覆传统都是其前提条件。

　　短期内，日本并不意愿通过移民来解决我们在本章提到的问题。从长远看，日本人是否会继续面临这些问题，是会选择改变自己的移民政策来解决问题，还是会找到其他尚未知晓的解决办法，一切都是未知数。如果日本确实打算重新考虑引入移民的议题，加拿大的政策或许比较值得借鉴，该国着重强调以对本国的潜在价值为评估申请者的基础。

　　中国和朝鲜半岛问题

　　除了移民问题，另一个被日本忽略的严峻问题是，日本在二战时对中国和朝鲜半岛民众的所作所为对今天的中日关系和日本与朝鲜半岛的关系造成的影响。二战之前以及二战期间，日本对待其他亚洲地区民众，尤其是中国和朝鲜半岛民众十分残忍。日本于1941年12月7日“正式”宣战，然而早从1937年起，日本就已不宣而战，对中国发动了全面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日本军队杀害了无数中国人，而且使用的方式极其残忍，例如：声称为了磨炼日本士兵的意志，日军将中国战俘绑成一排供他们做刺刀练习；在1937年12月至1938年1月间，日军在南京屠杀了几十万中国平民；在1942年4月，出于对杜立特空袭行动的报复，日军杀害了更多人。尽管现在日本人普遍不承认这些杀戮，但有当年中国人、外国观察者以及日本士兵自己拍的照片为证，这些罪行都被一一记录了下来。（在史咏和尹集钧编著的《南京大屠杀：历史照片中的见证》一书中，你可以看到超过400幅当时的照片。）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半岛，在长达35年的占领期间，日本强制朝鲜半岛上的学校以日语代替朝鲜语，并强迫大量的当地女性和其他国家的女性成为日本军妓院中的性奴隶，而大量的当地男性则被迫成为日军的苦役。

　　结果是，今天的中国和朝鲜半岛民众普遍对日本抱有憎恶情绪。在中国和朝鲜半岛民众看来，日本至今仍未充分承认自己在战争时期犯下的暴行，没有道歉，也并未表达悔意。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11倍，韩国和朝鲜的人口加在一起也超过了日本人口的半数。中国、朝鲜和韩国都拥有配备精良的军队，可在日本，由于1947年宪法的规定和当前日本民众普遍存在的反战情绪，日本的军事实力实在是微不足道。朝鲜之所以向日本发射导弹，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炮火可到达日本境内。然而，日本还与中国及韩国因为杳无人踪的小岛而发生领土纷争，这些岛屿只因其附近海域的渔业、油气和矿产资源而受到重视。在我看来，结合上述事实，日本为自己埋下了巨大的长期隐患。

　　在担任新加坡总理的几十年间，敏锐的人民观察者李光耀先生对日本、中国、朝鲜和韩国领导者多有了解，他从亚洲的角度出发，这样去评价日本人对于二战的看法：“日本人不像德国人，他们并未得到精神上的净化，还没能将自己思想中的毒素清除干净。日本人没有告诉下一代自己过去犯了什么错。桥本龙太郎（日本前首相）曾于1997年9月到访北京，在出席纪念二战胜利52周年的活动时，他表达了自己‘最深的遗憾’以及‘深切的哀悼’。然而，他并未道歉，而中国和朝鲜半岛人民最希望日本领导者做的事就是道歉。我确实无法理解，为什么日本人无论如何都不愿承认过往，郑重道歉，再重新出发。出于某些原因，他们就是不想道歉。道歉意味着承认自己做错了事，遗憾或者哀悼不过是对当前主观情绪的表达。日本人不承认发生了‘南京大屠杀’；他们不承认在前线战场，来自朝鲜半岛、菲律宾、荷兰和其他地方的女性被掳走或被强迫成为日本士兵的‘慰安妇’（性奴隶的一种委婉说法）；他们也不承认自己曾在中国的东三省地区用活生生的中国人、朝鲜半岛人、蒙古人、俄罗斯人还有来自其他地方的囚犯做残忍的活体实验。针对以上每件事，都是直到人们从日本人自己的记录中找出了无可辩驳的确凿证据，他们方才不情不愿地承认这些事情发生过。以上种种助长人们对日本未来意图的怀疑。日本人现在的态度预示了他们将来的行为。只有当他们对自己的过往感到羞愧时，他们未来重蹈覆辙的概率才会变小。”

　　每一年，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教的本科生中都会有来自日本的学生，他们会跟我谈论自己在日本接受的教育以及到加利福尼亚求学的经历。他们告诉我，日本学校的历史课不怎么讲二战史（“因为在日本几千年的浩瀚历史中，二战只占寥寥几年”），极少谈及（或闭口不谈）日本作为侵略国的角色，却着重强调日本是受害者（两颗原子弹导致大约120万日本人丧生），而不承认日本应对数千万外国人，还有几百万日本士兵和平民的丧生负有责任，还怪罪美国有意诱导日本成为这场战争的发动者。（平心而论，各国教科书对二战的描述也都是为自己的立场服务。）当我的那些日本学生加入洛杉矶的亚洲学生社团，在那里认识了来自韩国和中国的学生，并且有生以来第一次听闻日本那些至今仍能引起别国学生反感的战争罪行时，他们被震惊了。

　　与此同时，我的部分日本学生，还有其他的日本人指出日本政治家已多次道歉，并问道：“日本难道道歉得还不够吗？”答案很简单：不够，因为这些道歉的言辞听上去不够真诚，没有可信度，而且言语中充满了推卸责任和否认自身错误的意味。要详细地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可以比较日本和德国在面对各自近代历史的遗留问题时所采取的截然不同的做法，问问为什么德国的做法能够有效地安抚先前的敌人，而日本的做法却并未让中国和朝鲜半岛这两个主要地区的受害民众感到信服。本书的第六章讲述了德国领导者以多种方式表达哀悼并承认德国的责任，而且德国学生在学校里被教育要直面自己祖国的过往。如果日本人能像德国人那么做，中国和朝鲜半岛民众也许会相信日本的诚意。比方说，日本领导者可以访问南京，当众下跪，为日本在战争期间对南京民众的屠杀行径恳求原谅；日本可以在国内设立各式各样的战争博物馆和纪念碑，并在战俘营旧址上陈列关于日本战时暴行的照片及详细解说；日本的学龄儿童在郊游的时候可以被带去参观那些战俘营旧址，以及在日本境外的战争遗址，比如南京、山打根、巴丹和塞班；还有，日本可以多花些力气去描述日本战争暴行下的别国受害者，而不是反复强调自己才是战争的受害者。所有这些场景都没有在日本发生，也难以想象会在日本发生，然而类似的做法在德国被普遍践行。在日本做到这些事情之前，中国和朝鲜半岛民众将仍然无法接受日本人照本宣科式的道歉。而且，只要中国和朝鲜半岛还是全副武装，而日本依旧缺乏保卫自己的军事实力，那么，日本的头上便始终悬着达摩克利斯之剑。

　　对自然资源的管理

　　树木、鱼类、表土层、洁净的水源和新鲜的空气等可再生的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必需品。所有这些资源都涉及管理问题，科学家在这一方面已经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如果全世界的森林资源和渔业资源都根据科学家推荐的最佳方法管理，那么要长期满足全球实时人口对林业产品和水产品的需求将有可能成为现实。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现实中存在许多破坏性和不可持续性资源获取行为。全球森林面积正在大幅度缩减，大多数渔场产量出现衰退或者已经枯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在所有自然资源上都实现自给自足，所有国家都会进口部分资源。因此，大多数国家都设有政府机构、国际环境组织的分部（例如世界自然基金会和保护国际基金会）以及地方性环境组织，它们的工作便是致力于解决这些资源问题。

　　在这方面，日本面临的问题尤为严峻。1853年以前，日本选择实行锁国政策，进口量可以忽略不计，当时日本在自然资源方面是自给自足的。17世纪时，因为不得不依赖本国的森林资源，而且森林资源的减少引起了人们的警醒，为了对其进行有效管理，日本人走上了有别于德国和瑞士的科学推进林业发展的探索之路。现在，由于自1853年以来日本人口的爆炸式增长，日本民众的生活标准和消费水平不断提升，狭小的空间里挤进了大量的人口，再加上现代工业化发展需要关键的原材料，日本已成为全球自然资源最大的进口国之一。在不可再生能源方面，日本所需的所有石油、天然气、镍、铝、硝酸盐、碳酸钾和硫酸盐，以及大部分所需的铁、煤和铜，都必须依靠进口。在可再生自然资源方面，日本对海产品、木材、胶合板、热带硬木、纸品和纸浆原料的进口需求在全球均排名前三位。

　　日本依靠进口获得的关键资源种类真是数不胜数。随着这些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大幅减少，日本将首当其冲。日本同时也是最为依赖粮食进口的一个主要国家。目前，日本在农业方面的进出口比例（20∶1）在主要国家中是最高的。第二高的是韩国，可它的这一比例仅为6∶1，而美国、巴西、印度、澳大利亚及一些其他的主要国家都是粮食净出口国。

　　因此，日本人有充分的理由认识到自己的国家是资源匮乏的。所以，人们自然会期待日本这个对资源进口最为依赖的发达国家，为维护自身利益而成为资源可持续开采方面的全球引领者。尤其是对该国依赖的全球渔业和林业资源，在可持续开采方面起模范带头作用应该是日本的理性做法。

　　令人困惑的是，实际情况正好与我们的预期相反。作为世界自然基金会美国分会和保护国际基金会的干事，我了解到这两个组织需要处理的许多关于资源管理的国家政策。而且，我还从日本朋友和同事那里听到许多与日本政策相关的事情。对于海外的可持续资源政策，日本似乎非但不支持，反而是最为反对的发达国家。不管是以人均数量，还是以在林木产品进口总量中的占比来看，日本对非法获取和以不可持续方式获取的林木产品的进口量都远远超过美国或欧盟成员国。日本还带头反对就海洋渔业及捕鲸业实施审慎监管。以下是两个实例。

　　第一个例子是关于大西洋和地中海地区蓝鳍金枪鱼的捕捞问题，这种价格不菲的鱼类在日本被做成刺身或寿司。最近，一尾进口的大型蓝鳍金枪鱼以超过100万美元的天价在日本售出。这种金枪鱼的数量正因过度捕捞而急剧下降，因而人们正为保护这种珍贵的资源而做出努力，具体措施包括设定统一的捕捞规则和实施渔获配额。2010年，有人针对蓝鳍金枪鱼存量提请国际保护，提议将其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日本非但不主动发起该提案，反而把成功阻碍该提案的通过视为一场外交上的胜利，这着实令人难以置信。

　　第二个例子是日本如今已成为全球最大且最固执的捕鲸国。国际捕鲸委员会是决定各国捕鲸配额的机构。每一年，日本都以科研为借口合法地绕过这些配额的限制，捕杀大量的鲸，却几乎从没有发表过关于这些牺牲的鲸的科研报告，而是出售它们的肉。然而，日本民众对鲸肉的需求很低并且在不断下降，由于人没有兴趣食用，这些鲸肉最后都被浪费，变成了狗粮和化肥原料。坚持捕鲸对日本来说是一笔经济损失，因为日本捕鲸业在好多方面都不得不依靠政府的大量补贴：包括对捕鲸船的直接补贴；为捕鲸船提供护航服务的船只产生的额外费用；还有一种隐性成本，即日本以所谓的“对外援助”为名，贿赂不参与捕鲸行动但又是国际捕鲸委员会成员的小国，以换取它们对捕鲸行为的支持。

　　为什么日本会追求这样的立场呢？我的日本朋友给出了三种解释。首先，日本人很看重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自我形象，而且历史上他们确实以可持续的方式管理本国的森林资源——不过他们如今开采的海外森林资源及渔业资源不在他们的考虑当中。其次，日本人的民族自豪感决定了他们不愿意屈服于国际社会的压力。日本人尤其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国家屈服于绿色和平组织和海洋守护者协会的压力，也不愿看到它屈服于蓝鳍金枪鱼渔业的国际立法压力。日本可以被形容为“反对反捕鲸”的国家，而不是支持捕鲸的国家。最后，日本对自身资源有限这一事实的认知，导致它在过去的140年间声称自己对全球的自然资源享有不受限制的开采权，并以此作为国家安全的核心以及外交政策的基石。尽管在过去全球资源充足、供大于求的时代，这种政策是可行的，但如今，全球资源正不断减少，这种政策已经不再可取。

　　我作为一个旁观者，虽然很钦佩日本，但也认为它在可持续利用海外资源方面的倒行逆施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而且终会导致自我毁灭。攫取海外资源的欲望已经促使日本做出过一次自我毁灭的举动，即与中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荷兰同时开战。那时，日本的战败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今时今日，日本的落败也是必然的——不是因为军事征服上的失败，而是因为对全球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的开采终有穷尽的一天。如果我是来自一个对日本充满憎恨而且想不废一兵一卒就毁掉它的国家，我必然会加入日本的行列——致力于毁掉日本赖以生存的海外资源。

　　危机框架

　　最后，参考本书提出的12个危机影响因素，我们来看看日本的前路究竟在何方。作为一种简单的学术训练，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根据这些因素来预测，日本能否成功地解决它目前面临的难题。更有实际意义的做法是，针对日本人应如何利用这些预测因素设计应对方案，并且打破他们目前给自己制造的部分障碍，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建议。

　　人们有理由对日本抱以乐观态度。一个原因是日本历史上有成功化解危机的经验（表1.2中的因素8）。在近现历史中，日本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曾两度在进行自我评估和做出选择性变革方面展现不俗的成绩。日本最激烈的变革体现为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运动。1853年的佩里叩关事件强行打开了日本的大门，让这个国家从忧患中意识到，像其他的非欧洲国家一样，自己也面临着被西方势力吞噬的风险。日本通过实施一项紧急的选择性变革方案完成了自救。日本一改与世隔绝的政策，放弃了以幕府将军为首的政府形式、武士阶层，还有原来的封建制度。日本还制定了宪法，设立内阁政府，建设国家军队，走向工业化，打造以欧洲国家为模板的银行体系，迎接全新的教育系统，适应更为西化的服饰、食物和音乐。与此同时，日本保留了天皇制、传统语言和文字系统以及大部分的文化。通过这样的变革，日本不仅成功地保持独立，还成为首个在财富和实力上足以与西方抗衡的非西方国家。二战之后，日本在选择性变革上继续向前迈进一步，放弃了原有的军国传统和对君权神授的信仰，拥抱民主，采纳新的宪法，并成为欣欣向荣的出口型经济体。

　　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日本展现出从失败和挫折中恢复的耐心及能力（因素9）。我先前提到的对日本提出批评的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也对日本的这种能力做出肯定：“抛开我在日本侵占新加坡时期的经历以及我深知应该惧怕的日本特质，我现在对日本人是心怀尊重且钦佩的。他们的集体观念、严于律己、聪慧、勤奋和甘愿为祖国奉献的特质，使他们凝聚成一股强大且高效的力量。深知本国资源之匮乏，日本人将继续不遗余力地去实现未竟之事。正因为其独特的文化价值观，在每次的劫难平息之后，日本都是孤独伫立的幸存者。历史总是在重演，日本人一次又一次地经历着大自然不可预测的磨炼——地震、台风与海啸。但他们往往会接受现实，重整行装，再创一番天地……当我在1996年11月访问神户的时候，我对日本人用一年半时间就能从（大）地震中恢复的能力感到震惊。他们已走出这场灾难，从容应对新的生活。”

　　我之所以说人们有理由对日本抱以乐观态度，还包括一些其他因素：日本作为一个群岛国家，无须与邻国共享陆地边界，这为其带来了一定的选择自由（因素12），但这种自由又因为日本与中国和朝鲜半岛在水域上的接近而受到限制；日本人拥有强烈的国家认同、民族自豪感与民族凝聚力（因素6）；绝大多数贸易伙伴对日本给予了友善的支持或者至少是持中立态度（因素4）；日本在解决部分主要问题时有其他国家的经验可供借鉴（因素5，下文将谈及）。正如我们在本章伊始所谈到的，日本的其他主要优势还包括它的经济实力、人力资本、文化和环境条件。

　　除了上述优势之外，我还发现了日本发展面临的三个障碍。我之所以要提及这些因素，并不是为了制造悲观情绪，而是想让人们注意到，如果日本想要成功解决目前的问题，它需要在哪些方面转变态度。其中一个障碍是，随着环境的变化，日本有一项传统价值观已经变得不合时宜（因素11）：它仿佛依旧认为全球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依旧不遗余力地想要获得对全球自然资源的无限制使用权，而不是作为表率，在国际合作中倡导以可持续的方式开采日益减少的资源。另外一个障碍则是，二战结束后的日本采用自我怜悯式话语，将自己打造成战争的受害者，而不愿承认自己对战争应负的责任，不敢于担当自己过去的作为（因素2）。无论是在国家政治层面还是在个人生活层面，只要一天不承认自己的责任，问题的解决便止步不前。如果日本希望改善自己与中国及朝鲜半岛的关系，那么它必须在承认自己的责任这方面好好学学德国。

　　在我看来，日本还面临一个障碍，那就是在几个关键层面，日本均缺乏诚恳且现实的自我评估（因素7）。两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刚刚提到过的资源进口问题与对二战那段历史的叙述方式问题。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日本人对预防本国人口总数下降的核心意义存在误解。当然，如果日本的总人口从当前的1.27亿减少到2 000万，那势必会导致种种问题的发生。可是，我认为，如果日本的人口减少到8 000万，不但没有害处，反倒是一件不折不扣的好事：换句话说，适度的人口减少可以缓解日本目前对资源进口的需求，毕竟近代日本尝尽了资源匮乏带来的苦头。日本的强大源于本章开头讨论到的许多优势，并非因为它的人口，毕竟墨西哥的人口总数正好也是1.27亿，而更为强大的德国仅有8 100万人口。

　　还有一个需要日本重新进行自我评估的领域，那就是移民的问题。日本已经意识到的自己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中，有许多在其他国家都是通过接收移民来解决的，尤其是涉及不断下降的年轻劳动力与退休人口之比，托儿服务选项的捉襟见肘，以及养老护工的稀缺问题。日本可以以成绩斐然的加拿大移民项目为模板，重新考虑移民这个选项，或者是参考本国人移民到美国和南美洲的经验。日本也可以继续对移民说“不”，而采取其他替代性方案，例如通过消除日本女性在就业市场上面临的壁垒来增加本国劳动力的数量，或者是大力延长外籍劳工中保姆、护士及护工的签证有效期。这些不同的潜在解决方案各有利弊。日本真正要做的是勇于面对现实，形成一致的方案，以避免局面的进一步恶化。

　　下一个10年，日本正在面临的这些问题能否迎刃而解？实际上，比起终结日本长期奉行的锁国政策的1853年佩里叩关事件和1945年8月经历的那场近乎毁灭性的战败，目前日本面临的问题并没有那么可怕。日本从过往的困境中成功恢复的经历使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今天，当这个国家再度出现问题时，也许它能够再次选择性地重新评估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扬弃的姿态去应对不断变化的现代世界。 中信出版2020年度好书-经济管理（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