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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章 美国的未来——“其他”三个问题

　　其他问题

　　在上一章的开头部分，我谈到了美国如今的优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富有且最强大的国家并非出于偶然，而是由人口、地理、政治、历史、经济和社会等多方优势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上一章的余下部分，我谈到了美国面临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在这个国家特有的问题当中（在此，我暂时没有谈及美国所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最为严峻的是美国近来频频出现的政治妥协的崩溃。

　　在本章，我准备探讨美国面临的“其他”三个重大问题，第一个问题和选举相关。我把这三个问题归到看似不那么重要的“其他”问题行列，不过是因为和政治妥协崩溃比起来，这三个问题对美国民主政府的破坏力似乎没有那么强。不过，这三个问题仍然需要被严肃对待。对于想要做进一步了解的读者，我推荐阅读霍华德·弗里德曼的著作《国家的度量》（The Measure of a Nation）。该书包括好些图表，对美国和其他主要的民主国家进行了对比，其中的部分变量接下来我们将会讨论到。当然了，我无法穷尽美国所面临的所有问题。我没有在此展开讨论的问题中包括种族关系和女性的地位，对比50年前，美国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进步，但它们依然是美国社会的痛处。而我选择讨论的4个问题（上一章谈到的那个问题加上本章要谈到的3个问题）毫无疑问在近几十年里会呈现不断恶化的趋势，在我看来，这些问题对当前美国的民主和经济力量构成了最严峻的威胁。

　　美国的选举

　　选举是民主的精髓。如果一个国家以宪法或法律明文规定实行民主政体，但该国的公民不参加投票或者不能投票，这样的国家不配被称为民主国家。以此标准来看，美国差不多只能算是半个民主国家。拥有投票资格的美国公民中，几乎有一半甚至连我们最重要的总统大选投票也不参加。在最近4次的总统大选中，每一次都有近一亿拥有投票资格的美国人没有参与投票。不参加总统以下层级选举投票的公民比重就更高了。例如，我所在的城市洛杉矶是美国的主要城市之一，在这里，以选举任命的最重要的官员就是我们的市长。然而，在最近的一次洛杉矶市长选举中，有80%符合条件的选民都没有投出他们的选票。

　　有几种不同的计算方式可以衡量选举中的选民投票率。一种是已满足投票年龄的居民中确实参加投票的选民占比，另外一种是拥有投票资格的选民中确实参加投票的选民占比，后者的数值比前者稍微高一些。（在美国，符合投票年龄的居民中仅有92%的人拥有投票资格，不具备投票资格的8%主要由非公民、囚犯以及刑满出狱的重罪犯组成。）第三种计算方式得出的结果比前两种更高，即登记选民中确实参加投票的选民占比。有不少拥有投票资格的选民没有参加登记，随后我将会谈到有关的原因。

　　这三种计算方式均指向了同一个结论：在富裕的民主国家（即所谓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美国在选民投票率这一项上是垫底的。先介绍一下其他民主国家的登记选民投票率情况：在实行强制投票制的澳大利亚，选民投票率是93%，比利时是89%，其他大部分的欧洲国家和东亚民主国家的选民投票率为58%~80%。自从1999年印度尼西亚恢复自由民主选举，该国选民投票率为86%~90%，而自1948年以来，意大利的选民投票率最高时曾达93%。

　　相比之下，在历届美国总统大选中，拥有投票资格的美国选民的投票率平均仅为60%，历届国会中期选举的平均投票率则是40%。在当代美国历史上，选民投票率的最高纪录是在2008年的总统大选中创下的，却也只有62%，甚至远远低于意大利或印度尼西亚近年来选民投票率的最低值。当美国的登记选民被问到为何无意参与投票时，他们最常给出的回答是：不信任自己的政府，对投票的价值没有信心，或者是对政治不感兴趣。

　　但是，除此之外，许多拥有投票资格的美国人未参与投票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们无法投票，因为他们没有登记自己的选民身份。这是我需要解释的美国民主的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在很多民主国家，具备投票资格的公民无须完成任何登记便可参与投票：政府通过从驾照、纳税人、居民或者其他类似的数据库中采纳数据，自动生成登记选民的清单。例如，在德国，所有年满18岁的德国人都会收到来自政府的一张卡片，通知他们在接下来的选举中，他们已具备投票资格。

　　美国的情况要复杂很多。对于美国公民来说，年满18岁、不是囚犯或曾被判刑过的重罪犯这些条件并不足以使他们具备投票的资格：他们必须经过选民登记才能投票。美国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间，符合年龄条件的某些群体被阻止进行登记。其中一个规模最大的群体就是美国女性，一直到1919年，美国女性才拥有了投票的权利。其他群体，尤其是非裔美国人、其他的少数族裔，还有移民，在进行登记时曾遇到“人头税”、文化水平测试和“祖父条款”（意思是，如果你的祖父不能投票，那么你也不能登记投票）等拦路石。当然，法律条文不会明确指出这些手段背后的真正目标——阻止非裔美国人参与投票。不过，大家都心知肚明，诸如“祖父条款”等手段最初的目的就是让非裔美国人无法完成选民登记，最终也确实达成了这一效果。

　　也许你觉得这些障碍都是陈年往事，但在2000年，佛罗里达州有将近10万名潜在选民被从登记选民名单中除去，他们大部分是民主党人。这造成佛罗里达州当年的总统大选投票结果大幅倾斜，从而使小布什击败了阿尔·戈尔，当选美国总统。这一事件的影响力比起后来被大肆宣扬的那几百台不合格的打孔投票机（经常会导致投票结果统计出错）造成的影响要大得多。美国的选民登记系统存在一个根本性缺陷，在佛罗里达州和其他的许多州，我们的登记选民名单和选举程序受州政府和州级以下政府的党派程序操控，而不是由国家层面的非党派程序来决定。对于那些可能会支持对手党的公民，党派的选举官员往往会试图增加他们的投票难度。

　　在现代美国历史中，《1965年选举权法案》的通过使该国的选民登记程序得到最大幅度放宽，该法案规定，选民登记程序中的“文化水平测试”是非法的，而且赋予了联邦政府对有妨碍选民登记先例的选区进行监管的权力。如此一来，美国南部各州非裔美国选民的登记率出现了飞跃，从31%提高到73%，而且全国当选的非裔官员数量也从不到500人攀升至10 000人以上。美国国会于2006年更新了这一法案，基本上获得一致通过。但是，在2013年，美国最高法院以5∶4的投票结果推翻了国会从1965年以来一直沿用的对特定选区进行监管的条款，给出的解释是，由于非裔美国选民的登记情况已取得长足的进步，这项条款已变得不必要。这导致的结果是，各州立法机构纷纷忙于为选民登记设置新的障碍，虽然这些障碍的作用力度参差不齐。2004年以前，美国的50个州之中，没有任何一个州要求准备登记的潜在选民出示政府签发的带照片身份证明。到2008年，仅有两个州提出了这项要求。然而，就在最高法院的上述判决下来后，有14个州马上出台了要求潜在选民出示带照片身份证明（通常是驾照或者护照）的规定或其他类似的限制措施。截至目前，大部分的州已经实施或者正在考虑实施这种规定。

　　正如早期的“祖父条款”，虽并未明确针对非裔美国人，但其制度设计成功剥夺了这一群体的投票权利，现代投票制度中的制约手段也有着相似的设计，并同样获得了成功。潜在白人选民中拥有带照片身份证明的人的比例比非裔美国人或拉丁裔美国人要高（根据不同的年龄层次，最高可达三倍之差），富人中拥有带照片身份证明的人的比例也比穷人高。立法者针对这些制约手段给出的原因还是老一套，和应不应该享有投票权没有直接的联系。例如，总体上，相对贫穷的群体和非裔美国人没有驾照的可能性更大，因为他们没有缴纳交通罚款。亚拉巴马州关闭了非裔人口居多的几个县的机动车驾驶管理处。民众的强烈抗议使亚拉巴马州政府不得不重新开放这些管理处，然而，开放后的管理处每个月只开放一天的办公时间。得克萨斯州只有1/3的县保留了机动车驾驶管理处，如果潜在选民决心以获取驾照的方式来满足带照片身份证明的登记条件，他们不得不长途跋涉，最远的需要跑到250英里之外的地方。

　　选民登记和投票方面的其他障碍在不同的州之间也存在差别。一些州“对选民友好”，因为它们允许选民在选举日当天进行登记，或者是允许选民邮寄选票而不必非要本人出现在投票点，或者是在夜晚和周末开放选举办公室。有些州则“对选民不友好”，因为它们要求选民必须在选举日之前很短的时间段内完成登记，或者仅在上班时间开放选举办公室。然而，比较贫困的群体（包括我们最大的少数族裔群体）都需要工作，无法为了登记或者投票把时间浪费在排长队上。

　　所有这些有针对性的投票障碍共同造成了以下结果：在年收入15万美元以上的美国人当中，选民投票率超过80%；在年收入低于2万美元的美国人中，选民投票率还不到50%。因此，这些障碍不仅左右着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而且会对国会、州和地方层级许多势均力敌的选举竞争造成影响。

　　上述对美国选民投票的限制，不管是出于选民的自愿选择，还是强加给选民的，都对美国民主所具备的根本性优势造成了负面作用。我在上一章讨论过美国民主的根本性优势，具体包括：公民有参与讨论、评估及支持任何提案的机会；公民知晓自己的意见会被聆听，并且能以和平的方式表达意愿；公民诉诸暴力的风险较低；公民拥有妥协的动机；政府有关注全体公民的动机（毕竟负责投票的是他们），而不是仅仅关注小部分精英群体。而一旦美国人不愿意投票，投票时了解的信息不够充分，或者根本就不能投票，那我们的上述优势就会渐渐消失。

　　要对现代美国的民主制度进行完整的讨论，就不得不谈到它的一项饱受争议的特征：特别是随着竞选宣传方式从成本低廉的印刷传媒转向成本高昂的电视广告，竞选活动成本暴涨。竞选活动渐渐变得仅代表富人的利益。竞选活动的时间跨度也大幅延长，现在基本上是从上一场大选结束一直延续到下一场大选。这样一来，美国的政治家必须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我的一位已经退休的议员朋友估算过，大约是80%的时间）投入到筹款和竞选活动中，而不是履行治理的职责。那些符合条件的公民越来越不愿竞选政府公职，而且竞选活动信息渐渐地被压缩成只有30秒的片段，后来更是被压缩为一条简短的推文。而在1858年，为了竞选伊利诺伊州联邦参议员的席位，亚伯拉罕·林肯和斯蒂芬·道格拉斯之间进行了一场著名的辩论，两人的发言时间各为6个小时。尽管当然只有一小部分伊利诺伊州选民目睹了这场辩论，但这件事很快通过新闻报纸被广泛地传播开来。在政治竞选活动的开支和持续时长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和美国相提并论。相比之下，因为受到法律限制，英国的竞选活动只能在选举前几周开展，而且用作竞选活动的开支数额也受到限制。

　　不平等与政治僵化

　　我要探讨的下一个根本问题是不平等。让我们来看一下美国人是如何看待本国的平等或不平等状况，如何衡量这一指标，和其他主要的民主国家相比，美国在不平等程度和社会经济流动性方面的排名如何。再者，即使美国的不平等的程度很高，那又怎样呢？换句话说，如果很多美国人真的非常贫穷，而且他们注定无法摆脱贫穷，这对他们个人来说当然是很令人悲伤的事情，但是，这对美国的富人还有美国整个国家来说也是一件坏事吗？

　　当美国人被问及自己国家内部的平等或不平等状况时，大家一般会回应道：早在1776年，我们的《独立宣言》中第二句话便已指出，平等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观之一。《独立宣言》中确实提出：“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然而，请注意，《独立宣言》并没有说所有人（现在包括了所有的女性）实际上一直是平等的，也没有说他们应该享有平等的收入。相反，这份宣言不过指出，所有人都被赋予了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在1776年的背景下，提出这个较为温和的主张已经算是迈出很了不起的一步，因为在那个时代，欧洲国家的贵族、农民和神职人员享有不同的法定权利，如果有受审的需要，他们要在不同的法庭接受审讯。因此，《独立宣言》确实将法律意义上的平等升华成为美国的一项核心价值观，至少在理论上如此。那么，在经济层面，美国的平等状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一国内部的经济平等程度可用几种不同的办法来衡量。人们关注的问题之一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差异用什么量化指标来衡量：是人们未经调整的毛收入，还是经过调整后的收入，譬如将税收、社会安全福利补贴和食品券等因素考虑进去，还是人们的财富值或总资产呢？人们在这些不同的量化指标上的差异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法来测量，比如所谓的基尼系数、一国最富裕的1%群体和最贫穷的1%群体的收入差异、最富有的1%群体的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还有亿万富翁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

　　现在，让我们把比较对象局限在主要的民主国家，因为在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之间做比较是无意义的，以赤道几内亚这个非民主国家为例，其大部分的国民收入和财富都掌握在一个人（即总统）手中。在主要的民主国家中，根据不同的衡量标准，可计算出的最平等国家是不同的。然而，对于哪个主要民主国家最不平等这一问题，所有的量化指标和衡量方法都指向了同一个答案：美国。这个事实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美国国内的不平等程度仍在不断加剧。

　　不断加剧的美国经济不平等程度的一些衡量结果现在被频频提及，而且广为人知。例如，美国最富裕的1%群体的收入占未调整国民总收入的比例，从20世纪70年代的不到10%升至今天的25%以上。即使在美国富人阶层的内部，不平等的情况也在加剧：最富裕的1%群体的收入增加比例要远远大于最富裕的5%群体；最富裕的0.1%群体的收入增加比例又大于最富裕的1%群体。而且，目前最富裕的三个美国人——杰夫·贝佐斯、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他们的净资产加起来等于1.3亿最贫穷的美国人的净资产总值。我们国家的亿万富翁占总人口的比例是最高的，是位列第二的主要民主国家（加拿大和德国）的两倍，而且是大部分其他主要民主国家的7倍之多。早在1980年，一名美国CEO的平均收入就已经是同公司内一名普通员工的40倍，而如今，美国CEO的收入已达到同公司内普通员工的几百倍。虽然美国富人的经济地位要高于其他主要民主国家的富人，但美国穷人的经济地位也要低于其他主要民主国家的穷人。

　　美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要归结于美国政府的政策和美国人的态度。在政府政策方面，美国的再分配政策——即把财富从较富群体转移到较穷群体的政府政策，比其他主要民主国家的力度要小。比如，美国的个人所得税税率，还有社会转移和支出（诸如抵用券、低收入人群的补贴），比大部分其他的主要民主国家更低。部分原因是，美国人比其他国家的人更普遍相信，穷人之所以穷，只能怪他们自己，只要他们愿意付出辛勤的汗水，便能收获财富，而且他们认为政府对穷人的支持（例如通过食品券的方式）被滥用的情况非常普遍，使穷人得到了不该得到的财富（例如所谓的“福利女王”）。另一部分原因是我在前几页提到的对选民登记和投票的制约，还有竞选资金问题。这些问题使得富人比穷人更容易参与选民登记，进行投票，进而影响政界人士，从而使富人掌握大部分的政治权力。

　　和我刚刚提到的经济不平等问题密切相关的，是社会经济流动性问题，也就是个体克服经济不平等，从穷人成为富人的可能性。比起其他国家的民众，美国人更相信自己的国家是“任人唯贤”的，也就是人们获得的回报与其个人能力挂钩。有一个短语“白手起家”正代表了这一信念：我们相信，一个一穷二白、两手空空来到美国的移民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变成富人。我们的这一核心信念真的能实现吗？

　　社会科学家曾经用一种方法来测试这种信念能否实现，那就是比较不同国家成年人的收入（或者在同一代人中的收入排名）和他们父母的收入这二者的相关系数。相关系数为1.0，则意味着该国成年人的相对收入和他们父母的相对收入是完全相关的：所有高收入人群的父母也是高收入者，所有低收入人群的父母也是低收入者，出身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没有任何机会获得高收入，社会经济流动性为0。另一种极端情况是，如果相关系数为0，那么出身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和出身高收入家庭的孩子获得高收入的机会一样大，社会经济流动性很高。

　　这类研究的结论是，美国的社会经济流动性比其他主要民主国家要低，而在收入的代际相关性方面则比其他主要民主国家要高。例如，如果一个美国人的父亲属于同代人中最穷的20%群体，则这个美国人有42%的可能也会成为同代人中最穷的20%群体，而一个人通过白手起家成为美国最富有的20%群体的可能性只有8%。与之相比，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这两项指标分别大约是26%（低于美国的42%）和13%（高于美国的8%）。

　　让人遗憾的是，美国的这个问题陷入了恶性循环：在近几十年间，美国的经济不平等程度在不断加深，而社会经济流动性在不断下降。美国各层级政府受到富人的影响越来越大，结果是政府会通过那些迎合富人的法律（例如选民登记规则和税收政策），这就提高了代表富人利益的候选人赢得下一场选举的可能性，这些人在赢得选举后会通过更多迎合富人的法律条款，从而导致美国政府更多地受到富人的影响……这听上去像个烂笑话，然而却是美国当代历史的真实写照。

　　简而言之，我们所坚持的白手起家的信念其实并不现实。白手起家在美国的可行性其实比在其他主要民主国家要低。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经济条件较好的美国家长通常曾受到相对较好的教育，因而他们在自己孩子的教育上投入的金钱更多，而且比起经济条件相对差一些的家长，他们可以给孩子提供更有用的职场人脉。比方说，美国富裕家庭的孩子完成大学学业的概率是穷苦家庭孩子的10倍。理查德·里夫斯和伊莎贝尔·索希尔曾写道：“一定要谨慎投胎！”

　　那又怎样

　　现在，让我们回到我在分析美国的经济不平等问题之初提出的问题。尽管这是一个宏大的道德问题，那些穷人确实非常不幸——但那又怎样？对于美国整个国家而言，不平等是一个经济问题和安全问题吗？生活在一个被穷人包围的世界里会对美国的富人造成任何伤害吗？

　　提出这个自私的问题时，我自己也一时语塞了。不平等作为一个道德问题本身难道不足以吸引人们的关注吗？然而，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人们不仅受道德约束，而且还受私利驱动。如果意识到不平等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道德问题，同时也会影响到自己，那么许多美国富人会更加关心这个问题。

　　关于“那又怎样”这个问题，在1992年4月29日，我和妻子曾根据亲身经历得出了自己的答案。当时，我们乘飞机从洛杉矶到芝加哥参加一个会议，把孩子托付给了家里的保姆。我们刚刚抵达当地一家酒店，就在大堂碰到了一群朋友，他们告诉我们：“快回房间，打开电视，发生了一些你们不想看到的事情。”我们照做了，回到房间，打开电视，然后看到洛杉矶中部贫穷的少数族裔聚集区爆发了失控的骚乱、抢劫、纵火和杀戮事件（也就是所谓的罗德尼·金暴动），并且正沿着街道向邻近地区蔓延（见插图10.1）。在那一刻，我们推测孩子可能正和保姆在从学校回家的车上。我们度过了令人焦心的几个小时，直到保姆打电话过来，向我们确认孩子已经平安到家。那些数量众多的洛杉矶警察在保护当地富人区免受暴动者影响时，唯一能做的，只是用一道道黄色塑料警戒带标识主要街道已被封锁。

　　在这场暴动中，暴动者并没有攻击较富裕的街区，而且此前洛杉矶发生的另一场大规模暴动（即1965年洛杉矶黑人骚乱）中也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两次暴动都是种族暴动，动机都是由种族歧视引起的经济不平等与无助感。）可是，能够确定的是，未来洛杉矶和美国其他的主要城市会发生更多的暴动事件。随着不平等程度日趋加深，种族歧视问题持续存在，社会经济流动性不断下降，较穷的美国人将会意识到，对于他们的后代而言，大部分人要想获得高收入或者仅仅是适当提升自己的经济地位，机会都是十分渺茫的。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将经历更严重的城区动乱，暴动人群将会把自己的失望和挫败感发泄在富人身上，到那时，单靠警察的塑料警戒带是不能平息的。“生活在一个被穷人包围的世界里会对美国的富人造成任何伤害吗？”针对这个问题，届时许多美国的富人会找到他们自己的答案。一种回答是：会，这会造成个人安全问题。

　　那些生活在远离暴动者的安全区域的美国富人，面对“那又怎样”这个问题会得出另一种答案——这个答案的暴力程度相对较低，但那些富人的钱包和生活方式依旧会受到巨大影响。这个答案涉及在我看来美国如今面临的4个根本问题中的最后一个问题——美国对人力资本和其他公共用途领域的投入不断减少所带来的经济后果。所有的美国人，包括那些富人，都将感受到这些后果。

　　着眼未来

　　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来说，对未来进行投资的必要性不言自明。如果一个人或一个国家今天很富裕，但只守着眼前的财富而不把钱拿去投资，或者是以毫不明智的方式进行投资，那么坐吃山空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这真的是美国如今要担忧的问题吗？

　　人们的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当然不是！很多人认为，美国的私人投资数额巨大，下手果敢，天马行空，且收益极高。比起在其他国家，创业者在美国要获得一笔创业资金，或要测试某个创意的商业潜能会比较容易。因此，我们拥有了微软、脸书、谷歌、贝宝、优步，还有许多其他的美国企业，它们的成立时间并不长，但都已成长为国际巨头。我通过风险投资行业的朋友间接地了解到美国私人投资如此成功的原因。风险投资基金能筹集上百万（甚至上亿）美元资金，然后将这些资金分别投资到许多新成立的公司。这些公司有很大一部分会失败，但其中一个或者几个可能会获得巨大的成功，这样就会给原来的投资人带来巨额收益。能吸引我那些在风险投资行业的朋友进行大胆投资的，不仅有常见的金融技术的各种变体，还有剑走偏锋的创意。能够轻松获得来自私人的创业投资，是美国在呈爆发式增长的新型商业领域占据全球主导地位的一大原因。

　　现在，我将通过列举8个创意来证明在美国获得创业投资的容易程度。十多年前，我认为这些创意既疯狂又具有很高的风险。8个创意中有2个（我将它们划定为A类创意）现在已经获得成功，而且创造出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商业财富；另外2个（我将它们划定为B类创意）获得了投资者的青睐，但还未证明其可行性；还有2个（我将它们划定为C类创意）已经证明了其可行性，也已经吸引到风险投资基金的投资，但（尚）未成就一番宏伟事业；剩下的2个（我将它们划定为D类创意）就是我刚刚随便想出来的点子，目前（据我所知）还没有吸引到任何投资。这些创意分别是：

　　1. 一种针对游泳者的电磁波鲨鱼驱逐剂；

　　2. 一种能够通过电子手段传输宠物狗的活动情况、健康状况和GPS（全球定位系统）定位信息的狗项圈；

　　3. 一种子宫内的DNA（脱氧核糖核酸）技术，可以让狗生出长有昂贵皮毛的银狐；

　　4. 一种可使你在线上发布照片和文字，但会在24小时或更短的时间内自动删掉这些内容的社交媒介；

　　5. 一个通过真空管道以飞机般的时速传输人类的容器舱；

　　6. 一种让你能够把自己的房子租给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的技术，当然前提是你想这么做；

　　7. 一种可使你在离世的瞬间立刻被冰冻的技术，这样，在将来的某一天，当医生找到使你致命的疾病的治愈方法时，你就可以起死回生了；

　　8. 一种可喷在你皮肤上的化学药剂，可以让你在水下呼吸15分钟。

　　你是否能准确地把以上创意归到对应的A、B、C、D 4类创意中？答案见本页的底部。我敢打赌，很少有读者能将这8个创意全部归到正确的类别中。这就体现了，在美国，哪怕是那些起初听上去很疯狂的创意，也可能吸引到创业所需的资金，也可以获得证明自己的机会，而且（如果成功了）可以在全球进行扩张，发展成为价值数亿美元的企业。

　　人们之所以不担心美国对未来的投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美国在科学和技术领域的世界主导地位，美国40%的经济产出都来源于这两个领域，这一比例比其他任何主要的民主国家都要高。到目前为止，在每一个主要的科学领域，例如化学、物理、生物，还有地球与环境科学等领域，美国贡献的高质量科学文献数量都领先世界。世界上半数的顶尖科研机构都是美国的。美国在研发上的绝对支出也是世界领先的。（但它在研发的相对支出上并未领先：以色列、韩国和日本在科技上的投入占其GDP的比例都高于美国。）

　　这些因素都使我们对美国面向未来的投资感到乐观，但有一个因素使我们对其感到悲观，那就是美国政府在教育、基础设施、非军事研发等公共用途领域的投入不断减少，而在毫无经济利润可言的领域投入巨大。今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嘲笑美国政府的投资有平均主义倾向。其实，政府投资是政府最古老的两种功能之一。自从5 400年前政府出现以来，它便具有两个主要功能。一是维护内部的和平稳定，具体方式是垄断军队，解决争端，禁止公民为了私自解决争端而付诸暴力。二是对个人财富进行再分配，从而实现更大的目标：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至少让精英阶层获得财富；在最理想的情况下，提高社会的整体利益。当然，大部分的投资都是私人投资，投资者是富有的个人和公司，他们期望从投资中获利。但是，很多潜在收益无法吸引私人投资，有的是因为收益期太长（例如普及初等教育的收益），有的是因为收益会扩散到整个社会（例如市政消防部门、道路和通识教育的投资收益），而不是集中在对私人投资者来说有利可图的领域。即使是“小政府”的最坚定支持者也不会将政府对消防部门、州际高速公路和公立学校的投资斥为平均主义倾向。

　　如此一来，美国从前建立在受过教育的高水平劳动力和高科技水平基础上的比较优势正逐渐消失，其原因至少体现为以下三个趋势：我们对教育的投资不断减少，我们的教育投资回报率越来越低，美国人接受教育的质量差异巨大。

　　第一个趋势是，至少从21世纪初开始，美国政府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支出已经开始减少。尽管我们的人口总数在不断增加，在州政府层面，高等教育拨款的增长速度仅为监狱拨款增长速度的1/25，甚至有十多个州对监狱的支出已经超过它们对高等教育的支出。

　　第二个趋势是，从世界标准来看，美国学生的表现正在不断退步。现在，在对数学、科学的理解和考试分数方面，美国学生的表现在主要民主国家中排名较低。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因为美国的经济和它的科技水平紧密相关。国民在数学、科学方面的受教育程度，再加上受教育年限，共同组成了国民经济增长的最佳预测因素。不过，美国学生的人均教育支出虽然在下降，但其水平以世界标准来看还是较高的。这意味着我们的教育投资回报率甚低。怎么会这样呢？

　　很大一部分原因于，在韩国、芬兰、德国和其他主要民主国家，教师（这里主要是指中小学教师）这一职业吸引了最顶尖的毕业生，因为教师的收入高，社会地位也高，这个行业很少有人跳槽或转行。在韩国，要加入小学教师的培训行列，申请者必须在国家统一的大学入学考试中取得全国前5%的成绩，初中教师岗位的报录比为12∶1。相比之下，在所有主要的民主国家中，美国教师的相对工资（相较于所有职业的国家平均收入而言）最低。每年夏天的时候，我和妻子会在美国的蒙大拿州度过暑假，那里的老师拿着接近贫困线水平的薪水，为了养家糊口，他们得在下班后再打一两份工（比如在超市里打包）。韩国、新加坡和芬兰的所有教师读书时的成绩都排在自己班级的前1/3，可几乎有一半的美国教师读书时的成绩排在自己的班级的后1/3。加利福尼亚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每年都吸引了大批优秀学生，但我在这所大学任教的整整53年中，只有一名学生告诉过我，他想成为一名教师。

　　导致美国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下降的第三个趋势是，美国的教育质量在州和州之间以及州内存在巨大差异。其他大部分的民主国家都是由中央政府负责教育拨款和制定教育标准，而在美国，这些责任落到了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头上。各州在公共高等教育上的学生人均支出相差高达11倍，具体由各州政府的财政能力、税收收入和政治理念决定。在一州内部，不同区域间也存在教育质量的差别：在较贫穷的区域或较贫穷的州，学校得到的财政支持会较少。这一事实会使美国国内不同地域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加剧，因为教育对于一个区域的经济表现来说十分重要。同一区域内，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也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因为收取学费的私立学校更受有钱家长的青睐，教师的收入更高，班级规模更小，能提供的教育质量更高。芬兰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在这个国家，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的教师领的都是国家政府发的薪水，不存在多寡的问题。所以，（不像美国的家长）芬兰的家长不能通过花钱送孩子进私立学校来获得更高质量的教育。

　　美国政府对公立学校投入的减少，以及美国学生受教育机会的巨大差异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美国在缩减对大部分国民未来的投入。尽管我们的人口总数位居富裕民主国家之首，但大多数国民并没有接受过技能培训，而这些技能是我们国家经济增长的引擎。但是，我们的竞争对手是韩国、德国、日本和芬兰这些国家，它们一视同仁地对每个孩子进行教育投资。也许你会觉得不必担心，因为这些国家的人口总数比美国少很多，例如，你会看到美国的学龄儿童数量超过韩国的5倍。可你别忘了，人口总数是美国5倍的中国也正在雷厉风行地提高本国学龄儿童的受教育机会。美国经济迄今所享受到的比较优势，在将来有可能不复存在。

　　这种种事实构成了一个矛盾。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如果我们的政府没有对国民的未来进行投资，那我们的钱到底花去了哪里？

　　一方面，我们的钱大部分被纳税人紧紧捂在自己的口袋里，美国的税率比大部分其他富裕的民主国家都要低。另一方面，政府税收中的大部分被用于监狱、军队和医疗卫生方面的开支。在这三方面，我们的开支远远超过其他主要的民主国家。没有人会认为监狱是对我们的将来有利的投资，因为它强调的不是改造与再培训，而是惩罚与威慑。我们的军费开支确实是对国民未来的投资，但为什么我们的军费开支比欧盟要多得多？欧盟的人口几乎是我们国家的两倍，然而他们为确保未来安全所投入的军事开支为什么有很大一部分由我们来承担？如果不去审查医疗卫生支出的用途和成果的话，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把它看作是对我们未来的投资。美国的医疗卫生现状是，其居民预期寿命、婴儿存活率以及产妇存活率在主要民主国家中排名很低。这是因为在美国，很大一部分与医疗卫生有关的支出并不是用于提升国民的健康水平，比如营利性医疗保险公司收取的高额保险费用、高昂的行政成本、购买昂贵的处方药的支出、医疗事故险和防御性医疗的高额支出，以及为大量无法支付非急诊医疗费用的群体所提供的高价急诊医疗服务。

　　危机框架

　　在这两章中，我们从美国的优势出发展开讨论，随后对我认为现在美国正逐渐面临的最严重的几个问题进行了探讨。现在，让我们来对这两章做一个总结，看看这些问题是如何与本书的危机与变革框架联系起来的。

　　第一章的表1.2中列出的12个影响因素中，哪些因素有利于美国在未来通过选择性变革来解决问题，而哪些因素会阻碍这一进程呢？我将这个框架应用到美国的案例中，不仅是出于自己的学术兴趣，而且希望能为美国人在探索解决方案的道路上提供一些指引。假使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在探索的道路上有哪些阻碍因素，我们就更能集中注意力，找到解决这些阻碍因素的办法。

　　有利因素包括美国享有的物质优势或者半物质优势，以及文化优势。美国享有的半物质优势包括：我们巨大的人口总量优势；我们广袤的领土、适宜的气候、肥沃的土壤以及辽阔的沿海和内河航道等地理优势；我们的联邦民主制度、由平民控制军队的传统、腐败程度相对较低的环境等政治优势；我们在个人发展、政府投入以及移民融合方面的历史优势。这些都是美国长期以来一直稳居全球最强国家和最大经济体之位的主要原因。美国享有的物质优势是地理优势，它赋予了我们全世界各国中最大的选择自由（表1.2中的因素12）：浩渺的海洋从东西两面将我们保护起来，而南北两端与我们接壤的邻国都不具有威胁性，且人口相对较少。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不会面临被入侵的风险，而本书讨论到的6个国家中，有2个（日本和德国）曾在近代被征服和占领，另外有2个（芬兰和澳大利亚）曾经受到攻击。但是，洲际弹道导弹的发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还有因为现代交通的便利而变得难以控制的移民流动，使我们昔日不受地缘政治约束的选择自由多少受到了限制。

　　美国还享有文化优势，其中一个便是我们强大的国家认同（因素6）。纵观美国历史，大部分美国人坚信这个国家与众不同、令人钦佩，并为成为这个国家的国民而深感自豪。其他人通常会这么评价美国人的乐观和“积极进取”的态度：问题存在的意义就是被解决。

　　美国享有的另一个文化优势在于其灵活性（因素10），这体现在很多不同的方面。美国人平均每5年就搬一次家，比我们提到的其他国家的国民要频繁得多。国家权力在两个主要政党之间的更迭也很频繁，在过去的70年间，总统层面的党派权力更迭有9次。长期以来，我们维持着同样的两个主要政党——从19世纪20年代出现的民主党和1854年成立的共和党，这看似僵化，实际上却是灵活性的表现。这是因为，每当有第三党开始崭露头角（譬如西奥多·罗斯福的公麋党、亨利·华莱士的进步党，还有乔治·华莱士的美国独立党），两个主要政党中的一个很快就会将其纳入旗下，因此它们的寿命都不怎么长。美国的核心价值观也具有灵活性。一方面，我们宣称自由、平等和民主是美国人不容置疑的核心价值观（因素11），尽管我们在实际运用中存在盲点。另一方面，在最近的70年间，美国放弃了一些被国人认为已经过时的价值观：我们在二战中放弃了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我们对女性的歧视，还有种族歧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有所减退。

　　现在，我们再来看美国存在的不利因素。对任何国家来说，要解决危机的第一步是：对国家陷入危机达成举国共识（因素1）；愿意承担国家责任（因素2），而不是将问题归咎于“别的原因”（别的国家或者一国内部的其他群体）；还要对国家存在问题的方面和运转良好的方面进行诚实的自我评估（因素7）。美国距离迈出解决危机的第一步还有很远的距离。虽然美国人越来越担心自己国家的状况，但对于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我们尚未达成普遍共识。进行诚实的自我评估是很难的。我们的根本问题——极化、低选民投票率和选民登记障碍、不平等和社会经济流动性下降，还有政府对教育和公共领域投入的减少，尚未成为国民的共识。很大一部分的美国政治家和选民正在努力让这些问题变得更糟，而不是去解决它们。太多美国人试图把自己国家的问题归咎到别人身上：他们最喜欢将中国、墨西哥和非法移民作为替罪羊。

　　有钱有势的美国人掌握了大部分的权力，他们中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势：当意识到美国出问题的时候，他们首先选择为自己和家人找好退路，以逃避美国社会出现的问题，而不是贡献自己的财富和力量去寻找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目前，最受他们欢迎的逃避策略是在新西兰（最为与世隔绝的第一世界国家）购置房产，或者花一大笔钱将废弃的美国地下核弹发射井改造成奢华的防御地堡（见插图10.2）。可是，如果整个美国都逐渐陷入崩溃，地堡中的奢华文明缩影，甚至是新西兰与世隔绝的第一世界社会，又能够存活多久？几天，几周，还是几个月？以下这段苦涩的对话充分反映了这一问题。

　　问：美国何时会严肃地看待自己的问题？

　　答：当那些有钱有势的美国人终于意识到自己的人身安全不受保障的时候。

　　在这个回答之上，我还想补充一点：当有钱有势的美国人意识到，如果大部分其余的美国人一直处于愤怒、挫败并且绝望无助的状态，那么他们无论做什么都无法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的时候。

　　美国还存在一大不利因素：在我提出的影响一国危机处理结果的12个因素中，美国最缺乏的是向他国学习的意愿。我们不愿意以其他国家为榜样，去学习它们在应对危机时所使用的不同方法（因素5）。这跟我们坚持的美国例外论有很大的关系：具体而言，我们坚信美国是与众不同的，其他国家的任何方法都不适用于我们。当然这是很荒谬的：尽管美国确实在很多方面独具特色，但所有的人类、社会、政府和民主政体都有共同的特征，因此别人身上总有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些东西。

　　特别是我们的邻居加拿大，跟美国一样，它也是一个富裕的民主国家，土地辽阔，人口密度低，主要语言是英语，有天然的地理屏障保障其选择的自由。加拿大还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其人口大多是在1600年之后抵达的移民。虽然加拿大在世界上的定位和美国并不相同，但两国共同面临着人类的普遍性问题。在社会和政治治理上，加拿大采取了很多与美国大相径庭的方法，例如在国民医疗计划、移民、教育、监狱，还有平衡群体利益与个人利益这些方面。美国人觉得无法解决的一些难题在加拿大人手中得到解决，而且获得了广泛的公众支持。例如，加拿大接收移民的标准就比美国更为注重细节、更为理性。如此一来，80%的加拿大人认为移民促进了加拿大经济的发展。与之相比，美国社会则因移民问题而被严重分裂。但美国人对加拿大的了解程度之低是惊人的。因为大部分加拿大人都说英语，就住在美国隔壁，而且和美国一样使用地区代码的电话系统，很多美国人从不觉得加拿大是一个与美国不同的独立个体。美国人并未意识到加拿大实际上和美国有很大的差别，也没有意识到自己能从加拿大身上学到很多解决国家顽疾的办法。

　　美国人对西欧国家的看法从一开始就不同于其对加拿大的看法。在我们的眼中，西欧国家和美国明显是不一样的，而加拿大和美国的区别则不那么明显。与加拿大不同的是，西欧国家离美国很远，坐飞机最少也要5个小时才能到达，短途车程无法抵达，国民的第一语言大多不是英语，而且没有很长的近代移民历史。然而，西欧国家也是富裕的民主国家，它们与美国一样面临着医疗、教育、监狱等问题，但它们解决问题的办法与美国不尽相同。尤其是，欧洲国家政府以政策支持的方式将政府投入落实到医疗保健、公共交通、教育、养老、艺术以及生活的其他方面，美国人却对这样的政策嗤之以鼻。虽然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比大部分欧洲国家要高一些，但西欧国家在国民预期寿命和个人幸福感方面一直都优于美国。

　　这告诉我们，西欧国家也是值得美国学习的榜样。可是，不像明治时代的日本政府，美国近代历史上鲜少出现由政府派出使团前往西欧和加拿大学习经验的例子。这是因为，我们坚信美国模式早就超越了西欧和加拿大的模式，而且美国是独一无二的，西欧和加拿大无法提供有用的经验。正是这种自大的心态，让我们忽略了很多个体与国家都认为十分有用的一种危机解决方法——借鉴他人/他国在面临类似危机时的处理模式。

　　美国余下的两个影响危机处理结果的因素，一个是略微次要的不利因素，另一个则是有利有弊。这个略为次要的不利因素指的是美国人尚未练就承受国家层面的不确定性和失败的耐心（因素9），这与美国人“乐观进取”心态和对成功的预期相抵触。相比直面1956年苏伊士危机带来的屈辱的英国人，还有从二战的惨败中恢复过来的日本人和德国人（再加上一战后的德国人），美国人觉得越南战争的失败造成了美国社会的分裂，觉得难以承受这一结果。在应对过往危机的经验方面（因素8），美国既存在优势又存在劣势。我们不像日本和德国那样打过败仗而且曾被占领，不像芬兰那样曾被他国入侵，也不像英国和澳大利亚那样曾面临外敌入侵的威胁。我们没有像1868—1912年的日本那般经历巨大的变革，也没有英国在1945—1946年以及随后的几十年间的类似经历。但美国确实熬过了持久的南北战争，这场内战曾威胁到我们的国家统一；美国也确实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浴火重生，而且成功地从和平的孤立主义转变为二战期间的全面应战状态。

　　在上面几段中，我把影响一国危机处理结果的12个因素用于分析美国。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的地理特征给了我们选择的自由，美国国民拥有强烈的国家认同，再加上我们一直拥有的灵活性，这些因素使我们较为看好美国应对危机的前景。但还有一些因素使我们对美国应对危机的前景不甚乐观，这些因素包括：目前美国人对于自己的国家是否陷入危机缺乏共识；美国频频将自己的问题归咎于他人，不肯承担自己的责任；太多有权有势的美国人只想保护自己，不愿出力改善自己的国家；还有我们不愿意借鉴其他国家解决类似问题的模式。然而，根据这些因素，我们无法预测出美国是否会选择解决这些问题，最多只能预测美国有多大的可能会选择解决这些问题。

　　美国将拥有什么样的前景？这取决于我们做出的选择。我们当前享有的巨大的根本优势意味着，只要我们将那些自己亲手设置的障碍推开，我们的未来会和昔日一般闪耀。可是，我们现在正在挥霍自己的优势。其他国家也曾挥霍掉自己的优势，其他国家也曾经历突发式或渐进式国家危机，它们的严峻程度至少和我们目前正面临的一样严重。其中一些国家，比如明治时代的日本和二战后的芬兰及德国，进行了痛苦且剧烈的变革，经历漫长的变革期之后，最终成功解除了危机。那么，我们是否会划清界限（因素3），不是在美国与墨西哥之间，而是在美国社会运转良好的领域与出现问题的领域之间。还有，我们是否会针对那些导致危机不断加剧的因素发起变革，这都是有待观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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