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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败

　　失去潜力的经济

　　4 达里恩：偷渡、走私、抢劫兴盛的无人区

　　贸易会增加贸易，钱也会生钱。因此，只要对这把通向海洋大门和宇宙的钥匙有任何合理的管理，它的所有者就能够为两个大洋制定法律，并成为商业世界的仲裁者。

　　——威廉·帕特森，《在达里恩建立殖民地的建议》（A Proposal to Plant a Colony in Darien），1701年

　　达里恩，你，土地，最贪婪的人，吞掉你的居民。

　　——弗朗西斯·博兰，《达里恩的历史》（History of Darien），1779年

　　孤独的危险之地

　　高官的烦恼

　　从很多方面来说，巴拿马的巴霍奇基多有着田园牧歌一般的生活。村子坐落在郁郁葱葱的丛林中，村民们的木屋架在高高的支撑物上，由一个很大的共享房间组成，在厚厚的茅草屋顶下，吊床在微风中缓慢摆动，以便保持屋内干燥。村子建在一座凸起的山丘上，可以俯瞰浅浅的图克萨河，这是一条有着石床的水质清澈的河流。住在这里的人们是原住民恩贝拉部落的成员，他们的小村庄在这片丛林中星罗棋布。巴霍奇基多的居民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他们的河流，母亲和蹒跚学步的孩子在浅水处洗澡、洗衣服、玩耍，而远处河岸上的苍鹭则在一旁注视着这一切。再往上游去，一群十几岁的孩子正兴高采烈地用自制的鱼叉抓鱼。一天下来，河岸上摆着一大堆令人难忘的战利品。

　　村长胡安·维拉斯奎兹正坐在自家门外，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他在巴霍奇基多的生活，而他未来的女婿则全神贯注地在一旁听着。这位年轻人来自上游几英里处的一个邻居村庄，当他与胡安的女儿结婚后，他将搬进这里一座新建的房子，建造房屋的钱将通过砍伐村庄周围一些珍贵的硬木材来获得。胡安四个月前刚刚当选为村长，但此时已经被肩上的担子压得喘不过气来，村长的职责既包括村庄的经济管理，也包括村庄的安全管理。有一条很窄的小路从河边一直延伸到小山丘，胡安的家就坐落在这个入口附近。他挥手指着小路解释说：“我们在这里感觉不安全，经常有不速之客经过村子。”

　　从巴霍奇基多到最近的公路要走几天的路程，虽然偏远，但外来者源源不断地涌来。胡安说，他们会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候到达，而且没有任何预兆。大多数时候只有几个人过来，但有些时候，这个只有300人的村庄会迎来数百人。就在我们谈话时，刚刚离任的村长纳尔逊走了过来。他也认为，外来者及其带来的安全威胁是任何恩贝拉的部落领导人都要面临的主要问题。

　　仿佛在某种暗示下，胡安的眼睛紧绷起来，注意力也显得集中了。他扬起眉毛，然后看了看我的肩膀，向我轻轻点了点头，示意我也和他一样扬起眉毛。此时，有六个人走进了这个村庄，这些外来者看起来与这里很不协调。恩贝拉是一个矮小而健硕的部族，男人很少超过5英尺，女人则更矮。清晨在河里洗完澡后，大多数男人都光着膀子，穿着尼龙篮球短裤，光着脚或者穿着保护脚趾的简单的手工木底鞋。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外来者又高又瘦，大多穿着牛仔裤和耐克运动鞋。其中一人穿着一件红色的阿森纳足球衫。胡安说：“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也不知道他们来自哪里。”巴霍奇基多是一个位于广阔丛林中的小地方，没有围墙和边界。“如果有人想要入侵这里，我们根本没有办法保护自己。”

　　我曾前往巴霍奇基多，试图了解达里恩峡谷的经济状况。达里恩峡谷是一片茂密的热带雨林，巴拿马和哥伦比亚正好在这里重叠，南北美洲大陆也在此被隔开。这块鲜为人知的土地之所以成为极端并不是因为它令人惊讶的复苏，而是因为它令人震惊的失败现象。理论上说，达里恩、金沙萨和格拉斯哥应该是世界领先的地方，是无与伦比的繁荣之地。达里恩这片土地蕴藏着巨大的自然财富潜力，包括埋藏在地下的黄金，以及稀有而珍贵的木材，比如遍布原始热带雨林的红木。达里恩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地理位置，它是连接美洲、大西洋和太平洋的纽带。这一战略位置意味着达里恩数百年来一直为人所知，早期的冒险家计划在这里建立一个贸易中心，将大陆和海洋连接起来，随之而来的肯定是经济上的成功，使这片土地成为通向“宇宙的钥匙”。

　　然而，今天的达里恩是一个被遗忘的地方，经济并不发达，如果它为人所知，那也只是因为它面临的危机与风险。在很大程度上，这里是一个规则、监管和政府管理都处于最低限度的世界。结果就是，这里成为一个无法无天的地方，居住着逃亡的男男女女，包括毒品走私者和自由战士，以及原住民部落。这些群体出现在这里是因为热带雨林难以穿越而且具有巨大的价值。热带雨林的面积也在迅速萎缩，全球范围内的森林砍伐也愈演愈烈，2016年是哥伦比亚和巴拿马有记录以来树木损失最严重的一年，这两个国家本应监管达里恩，但自那以来森林砍伐率大幅上升。我长途跋涉来到这片峡谷，想找出这里为什么没有得到适度的开发，想去见见生活在这个鲜为人知的地理十字路口并从事贸易的人们，并想去理解经济发展情况，去探究是什么原因让贸易非但没有保护这片不可思议的土地，反而将其置于危险之中。

　　土地的危险与机遇

　　这个峡谷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它是伟大的泛美公路上的唯一断点。据说这条公路长3万公里，连接着阿拉斯加的北部和阿根廷最南端的火地岛。事实上，这条公路根本不是泛美公路，因为公路上有一个缺口。北段的终点在巴拿马的亚维萨，南段从哥伦比亚的图尔沃向东112公里处开始。达里恩峡谷就位于这两个点之间。这里的风景令人叹为观止，绵延数公里的热带雨林与数百条河流交织在一起，只能通过独木舟和步行穿行其中，它被当地人称为“插头”或“塞子”。

　　从官方信息来看，达里恩峡谷的4/5位于巴拿马，其余部分位于哥伦比亚边境。巴拿马和哥伦比亚之间的边境距离热带雨林只有几天的步行路程，如果能到达那里，你就可以自由穿越边境。但最好把达里恩看作它自己的领地。巴拿马本身连同中美洲都在该地区的西部，哥伦比亚和南美洲则从其东部边缘开始。中间的区域是一个国籍不确定的地方，人们可以随意迁入和迁出。巴拿马的边防部队——国家边境服务管理局，在大多数村庄都有布防，即使在像巴霍奇基多这样的小村庄也有，但在荒野中却几乎没有控制力。这里的农场因建造用于运送可卡因的飞机跑道而臭名昭著。在亚维萨附近，一名当地人指着泛美公路一段笔直的路解释说，当地人知道晚上不要靠近它，因为哥伦比亚的毒品走私者有时会把飞机降落在主干道上。

　　无论是现在还是历史上，峡谷面临的挑战都是安全问题。它令人生畏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哥伦比亚游击队在一场持续了50多年的内战中的活动。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成立于1964年，作为当年签署的哥伦比亚和平协议的一部分，于2016年正式宣告解散。在战争期间，FARC以其筹集资金的方式而臭名昭著——绑架，对村庄和城镇征收重税，以及毒品走私。1958—2016年，哥伦比亚冲突导致约26万人死亡，其中约12%是FARC所为。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巴霍奇基多的村长胡安在六个外来者未经通知就来到村子时如此担心，恩贝拉部落最害怕的不速之客是参与毒品贸易的哥伦比亚人。他们称走私者为“山上的人”，并知道这些人通常之前是FARC的成员，他们可能携带武器，而且十分恶毒。就在胡安当选村长几周后，一群毒品走私者和巴拿马边境巡逻队在达里恩的丛林深处发生激烈交火，枪战造成四人死亡。然而，其他村庄的情况更糟，大约16公里外的佩纳比亚瓜尔村落在一群毒品走私者入侵后被恩贝拉人抛弃。因此，看到六个不知名的外来者走进峡谷里的这个小村庄，足以让人心跳加速。

　　事实证明，我们不需要对来到巴霍奇基多的新人感到害怕，从茂密丛林中出现的这群外来者不是哥伦比亚的贩毒团伙，而是一群友好的尼泊尔年轻人。与我在峡谷遇到的其他来自印度、塞内加尔、喀麦隆和委内瑞拉的年轻男女一样，他们都是非法移民，试图通过一条残酷并且危及生命的路线前往美国，而达里恩峡谷则是进入巴拿马的一个通道。非法移民和原住民部落面临的挑战是相互关联的，其核心是经济问题。虽然与他们相遇是一个惊喜，但考虑到历史，他们那史诗般的旅程是可以理解的。几百年来，达里恩是贫穷、野心勃勃、被奴役和被剥夺财产的经济开拓者寻求庇护、安慰和重新开始的地方。这些非法移民是把一切都押在达里恩身上的人。虽然对一些人来说，这里未开发的丛林荒野意味着危险，但对另一些人来说，这是一片具有潜力的土地，这种潜力一度使被遗忘已久的达里恩成为英国最热门的话题。

　　历史上非同寻常的好港口

　　冒险家

　　在17世纪，英国通过贸易变得富裕起来：无论是从卡迪夫到伦敦，还是从南安普顿到格拉斯哥，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繁忙的港口。商人们开始建造豪华的住宅，从海外进口的食品使英国人的饮食得以改善。1585年从南美洲运来的土豆开始成为主食；在第一家咖啡馆于17世纪50年代开张后，咖啡馆迅速发展起来；像西红柿和西蓝花这样奇怪而美味的食物也越来越多地为富人和冒险家享用。

　　除了可以买到和吃到新东西，贸易还带来了大量令人震惊的故事。其中一些故事是关于威尔士人亨利·摩根的，他集结了一支数千人的私人军队，突袭了古巴、巴拿马和委内瑞拉的城市，摧毁了当地的建筑物，并在寻找黄金的过程中折磨当地人。16世纪90年代，当冒险家威廉·丹皮尔和莱昂内尔·威弗的两本书出版之后，贸易和探险故事的流行意味着达里恩变得家喻户晓。这些关于达里恩的书不仅仅是畅销书，它们最终还改变了欧洲历史。

　　丹皮尔和威弗都是聪明人，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称丹皮尔是“头脑敏锐的冒险家”，威弗是一名实习外科医生，他很快就晋升为他所乘船只上的高级医生。威弗书里的描述尤其令人兴奋，这两个人是一个探险队的，目的是徒步穿越达里恩到达太平洋海岸。但不幸的是，一个笨拙的海盗意外射中了威弗的膝盖，并用火药烧伤了他。他被留在丛林中，并与当地部落的人成为朋友，他们把野生植物咀嚼成糊状物治愈了他的伤口。但随后，他们开始怀疑他在近期一名印度导游死亡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并生起一堆大火要将他活活烧死。威弗通过向部落讲授欧洲医疗方法避免了这个厄运，取而代之的是部落将他誉为半神。在向部落首领承诺他将回来娶他的女儿（这是他离开这里唯一的途径）之后，威弗独自长途跋涉穿过丛林，在加勒比海海岸找到了他的船友，然后启航前往卡塔赫纳，这简直是一个好莱坞大片的剧本。

　　在原始的达里恩徒步旅行的故事开始在欧洲咖啡馆里广为传颂，令人兴奋不已，这让达里恩看起来像是天堂。在听众的耳中，这片土地上有很多小溪和常年不息的泉水，考虑到土壤的极度丰富性，庄稼可以在土地上茁壮成长。“令人愉悦的树林”被详细分类，那里有许多有价值的木材类型。特别是威弗吃的食物听起来令人垂涎三尺，他描述了烧烤——营养丰富、味道鲜美的烤猪，然后是一天中的终极奢侈品——菠萝，它美味多汁，有些人认为它的味道类似你能想象到的所有美味的水果混合在一起的味道。

　　达里恩的自然资源让英国人兴奋不已，而它特殊的战略位置在这个贸易和探索的时代则创造了一种狂热。开始出现的记述和地图清楚地表明，达里恩是中美洲地峡最窄的部分，还有大河穿过其中。河流水系让探险家陶醉不已，因为它不仅打开了沿着加勒比海沿岸进行贸易的可能性，而且开启了穿越美洲，在附近的造船和商业中心进行贸易的可能性，比如瓜亚基尔，这些地方当时由西班牙人控制着。一支舰队在达里恩登陆被认为是很容易的，因为在黄金岛的某处有一个很深而且受保护的入口。根据威弗的说法，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港口。

　　达里恩如何造就了英国

　　对达里恩的过多赞誉让一个国家无法抗拒。这让苏格兰的政治家和商人确信，在海外建立一个贸易殖民地将对提振该国萎靡不振的经济十分有利。于是他们迅速会见了威弗和丹皮尔，以了解更多信息。一家为支持这种探险而成立的公司已经从富人和穷人投资者那里获取了50万英镑的资金，这大约相当于当时整个国家资本的一半。1698年7月14日，由独角兽号和奋进号率领的五艘船组成的舰队，载着大约1 200人出发去寻找黄金岛，以建立苏格兰的第一个殖民地。留存下来的日记显示，冒险者对达里恩的美丽深深着迷，威弗似乎是对的。他们将自己的“国家”命名为新喀里多尼亚，并开始建设其首府新爱丁堡。

　　这充满希望的远征，现在被称为“达里恩灾难”，这也是苏格兰最大的经济灾难。让苏格兰人没有想到的是，带到沿途贸易地点出售的商品——假发、梳子、拖鞋、烟斗，在加勒比海地区一文不值。由于无法实现贸易，他们被迫依靠自己的智慧来获取食物。海里的鱼很多，但每艘船只带了一张小网，而能够捕获并食用的陆蟹数量也开始迅速减少。这些冒险者很快就开始喝酒，并喝光了供应充足的白兰地。一系列疾病——天花、瘟疫、霍乱、痢疾、伤寒、黄热病和疟疾接踵而至。正如一位幸存者沃尔特·哈里斯所言，人们跌倒了，死得像只烂羊一样。

　　尽管另一支舰队被派去运送补给，但情况变得更糟了。苏格兰人放弃达里恩去了牙买加，但许多人在途中死去，还有一些人一贫如洗，被迫在那里把自己卖了当奴隶。出发前往达里恩的2 500名苏格兰人中有2 000多人死亡，被派往那里的16艘船中只有一艘幸存了下来。对苏格兰来说，这次殖民计划再糟糕不过了。达里恩远征并没有建立一个新的苏格兰帝国，而是导致这个国家濒临破产，于是催生了1707年的金融救援计划，这使苏格兰成为英格兰领土的一部分。其他殖民国家——最著名的是西班牙，在这里建立了小型定居点，贸易一度蓬勃发展。现在去达里恩旅行，你会发现这是一片宁静、荒芜、未开发的土地。300年过去了，达里恩仍然没有被征服。

　　机遇的丧失

　　在路的尽头

　　巴拿马城并不漂亮，到处都是看起来很廉价的高层公寓楼，阻塞了交通。当你向东面的达里恩进发时，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大约30分钟后，建筑物消失了，泛美公路变成了一条单向道路，缓缓起伏，蜿蜒穿过郁郁葱葱的农田。成群结队的秃鹫啃食着被高速卡车碾压过的动物尸体，当我们驱车飞驰而过时，巨大的秃鹫腾空而起。当我们经过一条被压扁的巨蟒的尸体时，我问司机这是一条什么蛇。他耸耸肩说：“你不需要知道，你只要在它杀了你之前干掉它就行了。”

　　这个峡谷以前更宽，在20世纪60年代，泛美公路的终点设在了巴拿马城以东60公里的小镇切波。今天平坦的道路延伸得更远了，在切波之后，与道路接壤的农田被一片又一片柚木树林取代，巨大的树叶形成了一个深绿色的密不透风的“棚子”。有一家人坐在色彩鲜艳的公交车站旁，每个人都尽量避免阳光直射，上午10点的时候已经很热了。男人都戴着由淡黄色稻草制成的太阳帽，上面有深棕色的带子和一个完美的圆形帽檐，帽子前面翻起来就像一个无檐帽。（“巴拿马帽”来自厄瓜多尔。）妇女打着黄色和橙色的太阳伞。每隔1公里左右，就有一个农民，手拿一串香蕉坐在路边卖香蕉。破旧的皮卡车嗡嗡作响，收集完庄稼后返回城市。

　　几个小时后，柚木树林就从视野里消失了，公路上出现一个大拱门。国家边境服务管理局的警卫穿着漂亮的制服，仔细地检查着过往的车辆。这个地方叫作“冷水”，实际上是达里恩峡谷的边界，也被认为是巴拿马当局完全控制的领土的尽头。当我们从拱门下面经过后，情况立即发生了变化，光滑的柏油路面变成了一条布满沙砾和灰尘的崎岖小道。这里几乎没有小汽车和公交车经过，路面上主要是工业用车，巨大的卡车载着巨大的深红色树干在路上来回穿梭。许多司机清除了他们卡车的排气管——这是一种给车辆提供更多动力的方法，当它们经过时，引擎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这里是巴拿马的土地，但是已经有了南美洲的风格，男人帽子上的黑色条纹较厚，而且更多的人戴着哥伦比亚风格的下摆帽。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这条路在亚维萨河港口停了下来。公路边有一个木制牌子，纪念这里和阿拉斯加之间12 580英里连续不断的里程。

　　河上的浮桥十分繁忙，堆满香蕉的独木舟正在卸货，船上的东西被小心地堆放在停在河边的卡车车斗里。主街大约有200米长，两边都是酒吧和台球馆，它们夜以继日地放着被称为“típica”的巴拿马流行音乐。一位当地人解释说，歌手都是男性，歌词总是相似的——关于爱、失去和孤独。亚维萨是一个就业不足的小镇，有很多醉汉和妓女。极其幸运的是，当地还有一位经济学家，他能够通过描述当地道路、河流和港口的分布来解释为何这里曾经是达里恩的经济中心。

　　从兴盛到衰败

　　曾在美国学习经济学的50多岁的当地人赫梅尔·洛佩斯说，亚维萨最好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洛佩斯之前是一名政府顾问，如今他对亚维萨的破败状况感到恼火，并在这里建立了一个社区中心，为当地的企业提供培训和建议。同时他还为位于中心的达里恩博物馆筹集资金。他解释说，这个小镇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的衰落表明了达里恩所面临的经济问题。隔壁是西班牙人建造的堡垒遗址，西班牙人曾在19世纪20年代西班牙帝国崩溃之前一直控制着巴拿马。当时西班牙官员驻扎在亚维萨，守卫着丛林深处开采出来的黄金，并用船运往下游。由于该地区没有公路，河流便成为主要的运输渠道，直到20世纪60年代水路运输仍然决定着贸易的流量。亚维萨的地理位置非常好，河流从地势较高的地方流向东北部，最后流到这里，而丘库纳克河更像一条高速公路，将亚维萨与附近数百个小城镇和村庄连接了起来。在亚维萨，商人和批发商会与这些定居点的人们进行贸易，购买各类商品直到他们的大船装满。他们从这里向南航行到太平洋，然后向西，沿着海岸到达巴拿马城。以河流为基础的联系意味着，达里恩不仅可以与其他地方进行贸易，而且它也有自己的以亚维萨为核心的河流经济。

　　整个镇上都可以看到亚维萨曾经是经济强劲的地方的迹象。但现在这里的人既穷又没有工作，他们衣衫褴褛，无所事事，许多人整天在酒吧里闲逛。主街上的房屋好似迟暮的贵妇，一般有两层楼，二楼的阳台俯瞰着大道和河流。用来当作外墙的木板很厚，切割工艺很好，耐候性也很好，雕刻有复杂的图案。相比之下，新房子又小又便宜，由顶部贴着铁皮屋顶的混凝土墙组成，建造起来几乎不需要什么技术。

　　亚维萨的港口建于经济景气的时候，对于这个小镇微不足道的现代经济来说太重要了。它坐落在偏远河流的一个弯道上，属于工业设计的类型，有一个大的卸货区和坚固的门式起重机，能够轻松地将重型货物装到在此停靠的大型船只上。如今，传统的独木舟上每隔几个小时就堆上一堆香蕉，这种贸易并不能证明这种基础设施的合理性。一位当地人告诉我，镇上有30多家酒吧，因为曾经的港口要比现在繁忙得多。走在小巷里，你会发现大多数地方都是空旷无人的。这是一个建立在失落已久的内河贸易财富之上的荒凉之地，也是一个失去且无法再获得经济网络的失败城镇。这种情况在金沙萨和格拉斯哥都可以看到。当交通方面的创新对亚维萨不利时，财富似乎也开始对亚维萨不再眷顾，它从自己经济体系的中心变成了巴拿马城的远域之地。

　　为声名狼藉付出代价

　　洛佩斯解释说，达里恩的坏名声让亚维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泛美公路的建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听到巴拿马当局决定修建一条连接切波和亚维萨的公路后，当地人担心被孤立，于是要求由两支队伍合建这条新路：一支从亚维萨开始，另一支从切波开始，他们将在中间点会合。但这一请求被忽视了，公路只向一个方向延伸，1963年从切波开始修建，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到达亚维萨。这条新路与丘库纳克河平行，当道路到达每个村庄和城镇时，它就成为人们进入巴拿马城最容易的方式，这意味着水运变得多余起来。年复一年，亚维萨的连通性和影响力在不断下降，而东部城镇的影响力却在不断提升。由于大型船只不再需要在亚维萨港口停泊，当地造船工人、机械师、船长、船员和港口工人的就业机会逐渐消失了。

　　当看着两个年轻船员卸下香蕉的时候，大型独木舟的恩贝拉部落船长解释了孤立无援是经济失败的另一个原因。这些人从峡谷深处的博科库佩村出发，每两周出行一次。他们从当地村民那里以8美分的价格买来香蕉，并装在村子的船上，然后顺流而下经过6个小时后到达亚维萨，那里香蕉的现行价格是10美分。达里恩的其他村庄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这在港口之间造成了激烈的竞争，同时还允许从他们那里购买香蕉的卡车主人来决定他们之间的交易条款。村长说，卡车司机在通常情况下根本不付钱，只有在把水果卖给批发商后才会给村民付款。恩贝拉人抱怨道，当香蕉到达巴拿马城时，它们的售价在25~50美分。但如果加上燃料和员工成本，每个水果就只有2美分的利润，因此几乎不值得努力。船长遇到的问题是他的供应链很长，而且牵涉的势力很多，每个人都要分一杯羹。当我们仔细考虑他的困境时，他问我们是否知道到巴拿马城的更便捷的路线，这样可以帮助他避开所有的中间人。但亚维萨被困在路的尽头，这是目前唯一的出路。

　　售卖自然

　　在一个缺乏就业机会的小镇，亚维萨的人们尽其所能。大多数工作都以某种方式从环境中获取价值。在这个超大的港口，年轻人两两结伴，乘着看起来很薄的独木舟出发，他们的装备只有一支桨和一个塑料桶。他们先从河床上挖出沙砾，然后将其拖上陡峭的河岸。沿着河岸，一堆堆不同品质的沙砾被卖给当地的建筑商，每桶价格只需20美分。另一些人则是潜入丛林寻找珍贵的红木。红木是受保护的树种，但当地人知道镇上的商人会买它来进行出口。还有一些农民，他们是迁徙的牧牛人，他们在公共土地上放牛，在迁移到新的牧场前把牛肉卖掉。在上游的峡谷深处，一队人仍在不断地用水和水银冲击河岸，试图从沉积物中淘出宝贵的黄金碎片。环境是一种资产，但对于许多住在亚维萨的人来说，只有靠着破坏环境攫取并卖掉资源才能勉强度日。

　　当地的罗马天主教神父阿尔文·贝洛林说，由此造成的损害是具有灾难性的长期影响的。他是一名37岁的来自尼加拉瓜的传教士，这是他在亚维萨10年工作期限中的第六年。他解释说，随着伐木者砍伐树木和农民把丛林变成牧场，丛林正在迅速消退。贝洛林神父喜欢沿河散步，他说在达里恩生活的短暂时间里，这里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丛林的消失和不断挖掘河床上的沙砾改变了河流的流向，因此河岸也受到了侵蚀。他的观点不证自明。附近曾有一条沿着河岸的人行道，现在却从悬崖上掉进河里去了，再往上走，曾经是建筑物一部分的混凝土块现在从水里冒了出来。摇摇欲坠的西班牙堡垒离崩塌的河岸很近，看起来它似乎是下一个被摧毁的目标，它已经在那里屹立了近300年。

　　塞缪尔·瓦尔德斯解释说，达里恩土地上明显的环境侵蚀可以用一个更为宽广的角度来观察。在2016年之前，瓦尔德斯一直是巴拿马国家保护区的主任，负责监管全国11.7万英亩的土地。他说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应该成为当地人的经济资源，他还强调了生态旅游和精心管理伐木项目的价值。但是与之相反，他解释称，资源正在以一种破坏性的方式被开发。20世纪60年代巴拿马这一地区的航拍照片显示，茂密的丛林一直延伸到切波，那里曾是达里恩峡谷的起点。随着深入达里恩的道路完工，人们纷纷迁入这里，大片热带雨林遭到了破坏。仅在1990—2010年，巴拿马平均每年失去27 050公顷的森林覆盖，相当于75万个足球场的大小。瓦尔德斯说：“在达里恩，环境受损程度堪忧。”

　　2002—2018年原始热带雨林年损失量与选定国家的陆地面积如图4.1所示。

　　图4.1 2002—2018年原始热带雨林年损失量与选定国家的陆地面积

　　资料来源：世界资源研究所。

　　丛林的悲剧

　　自由交换的问题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中，社区以自己的方式展现了经济的韧性。人们在这些地方白手起家，建立了一种创新的非正规经济，通常会发明一种非正规货币，重新开始创造市场，并进行互惠互利的交易。这种对经济的重塑能力，无论是由于灾难、战争还是监禁，似乎都是与生俱来的，它展示了一个非正规的或地下的市场如何分配稀缺资源，帮助人们定义角色和身份，并赋予他们生命的意义。

　　当然也有例外，像达里恩这样的地方表明，非正规经济并不总是良性的。如果没有规章与监管，就会出现破坏环境、降低人类生存价值并破坏其长期前景的市场。然而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在一个人人都知道环境正在迅速恶化的地区，达里恩人却无法用一种阻止这种悲剧发生的方式来管理经济？几个世纪以来，经济学家一直在担心这个被称为“公地悲剧”的问题。达里恩的采掘丛林式经济就是这些担忧的一个鲜明例证，它还提醒人们，尽管经济学家倾向于能源市场要为创造价值做出牺牲，但不能这样去做。

　　1932年，这一事实是由威廉·福斯特·劳埃德在牛津大学的两次演讲中提出的，他说贸易可能是具有破坏性的。劳埃德被任命为英格兰圣公会的牧师，在转向政治经济学之前，他曾致力于研究数学问题，并特别关注人口快速增长的影响。他描述了一块公共土地，农民可以在这块公共土地上自由放牧，同时观察到草地由于过度放牧最终会变得光秃秃。对于劳埃德来说，为什么公共土地上的牛如此瘦小并且发育不良是一个谜题。

　　劳埃德解释说，问题的根源在于每个农民在决定是否允许牲畜进入牧场时所做的计算。如果农民拥有牧场，他就将考虑其行为的全部影响，他非常清楚每多一头牛就会有更多的草被吃掉，结果就是牛群中的其他成员的饲料会相应减少。在某种程度上，农民知道他的私人牧场已经饱和，在牧场上再增加一头牛会让其他小牛挨饿。由于这是农民直接承担的成本，他将为增加的牛寻找另一块地。

　　但在公共土地上，计算方式就会发生变化。在牧场里增加一头牛的负面影响不仅仅是针对农民自己养的牛，牧场的损失涉及牧场上的每一只牲畜。由于费用没有完全由农民承担，农民倾向于淡化这一点，并且会在公共牧场上增加一头牛，而不会在自己的私人牧场上增加一头牛。每一个有机会进入公共牧场的农民都会做同样的事情，公共牧场上到处都是牛，草场被过度放牧，结果就是牛出现了营养不良的问题。劳埃德的故事是一个有关农民的假设，也是对今天达里恩的农民使用土地情况的一个完美诠释。

　　乡村乐观主义者

　　鉴于非正规的与不受管制的经济是地球上最困难、压力最大的经济体中人们所表现出的韧性的关键组成部分，关于自由贸易经常会弄巧成拙的预言是令人沮丧的。值得庆幸的是，最近，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更为乐观的观点。由于数学能力不够出色，奥斯特罗姆被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博士课程拒之门外，转而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她利用自己的局外人身份，在对非洲、亚洲和欧洲农村生活进行实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独一无二的分析方法，并在2009年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首位女性得主。她注意到，在许多情况下，社区确实会在不消耗它们或者诉诸阻碍贸易的法律或限制性法规的情况下维护好公共资源。她的研究很好地说明了为什么在政府控制之外运作的非正规和不受监管的经济，在一些村庄运作得很好，但在另一些村庄却是灾难性的。奥斯特罗姆特别强调的一个例子，是瑞士阿尔卑斯山地区托贝尔的绿色牧场和茂密的森林，一个巧妙的传统确保了对于森林的保护。森林是村庄冬季燃料的来源，当地人组成一个团队来砍伐树木，搬运木材，把木材堆成一堆，每堆都有一个数字。然后他们通过抓阄儿的方式来决定谁得到哪堆木材。因为每个家庭都不知道他们会得到哪堆木材，所以都会努力劳动，以确保每一堆木材都足够用来度过寒冬。同样，每个家庭也知道，任何过度砍伐都会反过来惩罚他们，因为这意味着来年冬天木材将会减少。这个不成文的传统与激励机制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村民既不拿多也不拿少，他们公平地分配并收获了木材。

　　在日本农村的部分地区，社区公共土地经常使用类似的规范来进行管理。奥斯特罗姆研究的另一个例子是坐落在富士山下湖泊周围的平野村、长池村和山中村。这些社区共享山坡上的森林，森林提供作为燃料的木材、可食用的野味、用于种植蔬菜的肥料（来自森林地面上的腐烂植物），森林还控制着山坡上水的流动以防止洪水泛滥和水土流失。其面临的问题在于，日本从17世纪开始经历了由建筑需求驱动的伐木热潮（不断增长的人口需要房屋、寺庙和神社，以及军事防御工事，都要大量使用木材），全国各地的森林迅速变成了荒芜之地，出现了更多的土壤侵蚀，因而山体滑坡也变得更加频繁。因此，村民想出了一个与当地环境相适应的自我约束制度。当地的传统规定了砍伐不同类型树木的确切日期，还限制了采伐窗口期的长度和可以同时参与砍伐的伐木工数量。所以，森林得以恢复，地面变得更坚实，村庄也得救了。

　　居住在达里恩的村民面临的问题是，他们要么通过进行有利于自身的自由交换而生存下去，要么通过耗尽他们的自然资源而失败。在这里，奥斯特罗姆的研究可以提供帮助，数十年的实地考察使她能够确定一系列支持自我管理的因素，并帮助阻止将森林和河流等公共资源置于危险境地的破坏性交易。划清环境资源的明确界限是有帮助的，因为它准确地划分了什么是私人的，什么是共有的，在议事厅或集会上举行的定期会议要允许村民友好地开展辩论和解决任何矛盾。相对稳定的人口也有帮助，这意味着声誉变得非常重要，在一个人们倾向于待在原地的地方，任何违背当地传统的人都知道他们将面临巨大的代价——在接下来几年里要面对他们邻居的怒火。

　　总体而言，社区经常保护共同经济资源的事实使奥斯特罗姆对不受监管的市场持乐观态度。不过，她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她注意到，即使非正规的经济体系也很少完全没有规则，既需要“大棒”，也需要“胡萝卜”。例如，日本的村庄有非正式的森林巡逻员，他们在林地上巡逻，实施罚款（通常是以清酒支付），并可以在非砍伐时间没收砍伐树木的设备。奥斯特罗姆还发现，在其他情况下，猖獗的机会主义行为会限制一个缺乏监督和惩罚其成员权力的偏远社区的经济发展，而达里恩存在的问题恰恰是其中之一。

　　村庄的流动

　　奥斯特罗姆的第一条规则——应该有明确的环境资源边界——对达里恩起到约束作用。虽然达里恩峡谷的大部分地区允许公众进入，但它并不是完全免费的。巴拿马政府为恩贝拉、乌南和库纳部落保留了被称为原住民居住区的大片土地。虽然外来者有权在这些地区旅行，但公路的不完善，在有公路的地方确实存在的通行费和检查站限制了对资源的过度使用，并且还禁止游客在离开时带走木材、肉类或其他自然资源。木材是部落的燃料来源，出售木材所得的资金被用来支持其他重要开支，比如购买独木舟的舷外马达，以及为新婚夫妇建造房屋时所需的混凝土块和瓦楞屋顶。

　　为了确保邻近的村庄不会耗尽这些公共区域的木材，专属区域受到许可证制度的保护——规定了每个村庄可以砍伐和出售的木材数量。此外，还有占地57.5万公顷的达里恩国家公园，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任何人在这里都不能砍伐最原始的雨林，周围有一个用来避免混乱的保护缓冲区。从理论上讲，这种安排似乎是两全其美的，允许村民自我管理，对自己的土地自由支配，并以贸易上限作为支撑。

　　虽然理论上官方界限在达里恩可能有很好的效果，但实际上却没有，奥斯特罗姆的许多条件在这里都失效了。当地活动人士赫梅尔·洛佩斯解释说，峡谷并不是一个稳定的地方，而是一个充满人口流动和非法移民的地方。达里恩是一块磁石，是巴拿马唯一有全国各民族代表的地方。洛佩斯说，在这里生活时间最长的是非洲裔达里恩人，他们是获得自由和脱逃的奴隶的后代，社会地位很高，通常拥有或经营企业。散布在达里恩各处的小超市和街角商店都是由华裔巴拿马人经营的，他们是19世纪50年代被运往这里从事铁路建设和20世纪初开凿巴拿马运河的劳工后代。甚至有两个原住民部落也是相对较新的移民，恩贝拉人和乌南人都是在18世纪末从哥伦比亚西部迁徙过来的。那些关系比较松散的人包括游牧的牧民和定居者，他们是从北方迁徙来的农场工人。最新到达的是大批哥伦比亚建筑工人，他们在这里修建公路。

　　共享这片土地的民族之间几乎没有什么感情，非裔达里恩人拥有作为创始人自吹自擂的权利。他们和其他老牌当地人认为经营商店是低级工作，他们看不起从事这些行业的华裔巴拿马人。这种感觉似乎是相互的，在亚维萨的便利店，顾客把钱扔给店主，店主又把零钱扔回给顾客，在交易中没有微笑或寒暄。恩贝拉人和乌南人曾经属于同一个部落，但现在却分裂了，他们都声称对某些领土有使用权，这使他们成为竞争对手。每个人似乎都厌恶西班牙裔的农民和定居者。

　　奥斯特罗姆曾经观察到，在成功的不受监管的市场中，人们会进行合作。但是何塞·金塔纳说，在达里恩峡谷中从事农业或林业的人之间没有合作。他是当地人，拥有一辆四轮驱动的卡车，为亚维萨丛林深处的村庄提供租车服务。最近尼亚姆（一种类似土豆的淀粉状根类植物）的市场价格波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尼亚姆在2016年出现了短缺，农民每卖100磅可收入50美元。何塞解释说，为了抓住这个机会，每个农民都种植了尼亚姆，这导致了巨大的剩余，从而将价格压低到了9美元。但是，100磅的尼亚姆需要农民花费2美元进行挖掘和准备上市，再花费2美元将其运输到内河港口埃尔雷亚尔，另外还要付2美元给船长作为将其带到亚维萨出售的费用，考虑到工具和农民自己的劳动付出，9美元的价格是不值得的，所以曾经是茂密丛林的田地里到处都是未收割的尼亚姆，被丢弃掉任其腐烂。

　　何塞解释说，问题不仅仅是缺乏社区精神，还在于达里恩各个群体都在积极破坏彼此的计划。当我们前往国家公园一个名叫皮吉巴沙尔的恩贝拉部落小村庄时，何塞自豪地朝自己种植了可可树的田地挥了挥手。这些树木再过15年就可以砍伐了，而卖木材的收益足以支付他的孩子们的教育费用。但他说，他必须在那之前看顾好这些树木，因为附近的任何人都可能砍掉它们。

　　何塞的担忧给我们上了一课——是什么导致了非正规市场的失败，而这直接来自奥斯特罗姆开创的经济学。即使是不受监管的自由市场也需要一个方向舵，一种社区精神，一种推动凝聚力的共同目标。如果缺乏这一点，就需要一些非正规的监管手段，比如日本的森林巡逻员。然而达里恩峡谷既缺乏凝聚力，又缺乏监督机制，当有人行为不端时，通过法律解决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邻居也不太可能介入。由于人口流动性太大，当地人往往不知道谁是做坏事的人，并且该地区有很多贩毒团伙和大量枪支，所以更为安全的做法是不要提出任何指控。

　　树木与枝干

　　就在皮吉巴沙尔村外，我们终于到了原始热带雨林。它令人着迷，水珠不断地从树枝和藤蔓上滴落，炎热的空气中充满了雾气。此时是正午时分，但这里却显得很黑暗，小路被穿透林冠层的细小光线照射得影影绰绰。地面很光滑，上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腐叶，很容易让你失去立足之地。虽然树根为我们落脚提供了些许稳定性，但我们很快就看到了第一条致命的长矛蛇，在那之后，几乎每个树根都变成了一条危险的“巨蟒”。经过两个小时的徒步，我们遇到了一个由塞缪尔·瓦尔德斯率领的专家小组，他们正在调查巴拿马一些稀有鸟类的栖息地。他说，对自然资源的破坏性开采始于一个矛盾的问题——缺乏伐木设备。像巨型木棉这样的树种，其叶子高高地耸立在树冠之上，可以超过100英尺高。这些和其他硬木树种都重得令人难以置信，需要专业的工具才能砍伐，并且只有大型车辆才能将其拉走，但拥有伐木权的恩贝拉村民只有小小的独木舟。恩贝拉部落的村长并没有租用设备或者联合其他村落一起购买设备，而是将他们获得的许可证卖给了专业的伐木公司。有了这份书面文件，伐木公司就有了在保留领地上进行作业的合法权利，他们可以迅速地在丛林深处修建通往最有价值的树种生长地点的道路。一旦到了那里，他们就应该遵守配额，记录下每棵被砍伐的树，并在树桩上留下编号标签。

　　这就是达里恩的悲剧所在，它不仅提供了非正规市场失败的教训，而且还表明，善意的规则和监管最终可能会放大所造成的损害。当地专家说，一个问题是伐木配额没有得到应有的遵守。当我们走过丛林深处的伐木区时，似乎每十个树桩中就有两个被贴上了标签。洛佩斯解释说，即使配额得到遵守，这个制度也会导致大量的浪费。伐木公司在森林中砍伐木材有重量上的限制，其结果是，达里恩的合法伐木者只拿走最直的树干和最好的木材，这样每棵树只有一小部分被使用，被砍伐树木的剩余部分则被扔在一边。配额制度的目的是保护森林，但结果却恰恰相反，因为伐木公司把这些大树的树枝（它们本身就是巨大的木头）视为垃圾。洛佩斯沮丧地说：“走进森林，你就会看到这些树木的枝干躺在地上。”

　　随之而来的是木材贸易带来的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后果，每一个都具有负面的影响。在丛林深处，我们发现了伐木公司修建的道路。它们不是我想象的那种狭窄的乡村小道，而是宽阔的加固型道路，便于大型卡车运载木材进出。每条伐木通道都像是一根扎在静脉上的针管，抽干了森林中的生命之血。随着茂密的丛林被摧毁，肆无忌惮的当地人很容易就能找到禁伐的珍贵木材，然后开着皮卡进出运木材。牧民们紧随其后，让他们的牛在以前是丛林的土地上吃草，并且不停地迁徙，这导致了这片森林的毁灭。

　　认识到森林砍伐的问题后，巴拿马政府从1992年开始实施造林补贴制度。种植树木的土地所有者将获得补贴信贷和减税，以提高木材种植园获取盈利的能力。新出台的《巴拿马第24号法令》将协调公共和私人利益，鼓励土地所有者种植更多的树木，以造福所有人。瓦尔德斯先生解释说，原始的经济手段起了作用，掀起了大规模的重新造林热潮。但该政策设计得很糟糕，只奖励了种植树木的土地所有者植树造林，而没有明确规定必须种植本地树种。他说：“种植园并不是森林，现在我们有一个可怕的问题，那就是柚木树。”

　　在开车前往达里恩的路上要穿过一眼望不到头的柚木树种植园，深绿色的树叶看起来很自然，郁郁葱葱，非常健康。但在热带雨林中睡了一觉，见到当地人，了解柚木树的特性之后，我发现这种植物是令人讨厌的。柚木树并不是本地树种，而是从东南亚引进的。这种树的叶子丰满，蜡质层很厚，大小相当于一个大盘子。这意味着柚木树要从地面吸收大量的水分。在原始热带雨林中，当地的上层树冠有很小的叶子，可以形成多层的次生树冠，藤蔓和灌木丛可以在下面找到足够的光线来生长。相比之下，柚木树巨大的叶子完全遮蔽了阳光，当它们掉落并开始腐烂时，会释放出一种能杀死昆虫的酸液。在柚木树种植园停下来，你会发现树冠下面什么也没有，一片死寂。缺水、缺光、被酸液烤焦，导致这里的土壤干涸。地面看起来好像浇上了汽油，任其燃烧。

　　巴拿马柚木树的故事提供了更为广泛的经济学教训，一个看似很小的柚木树政策可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人造市场创造了一个非自然的森林，在《巴拿马第24号法令》补贴的刺激下形成的7.5万公顷重造林中，柚木树占了总面积的80%。通过鼓励投资者购买柚木树种植园，政府释放了巨大的外部效应，这是柚木树种植者未曾考虑的公共成本，而这种外部效应是巴拿马人现在和未来通过环境退化所要承受的，这里面的问题远远超出了达里恩的人造柚木树市场。现代经济的许多问题，从过度使用化石燃料到银行资产负债表上危险的债务水平，都不是自由市场形成的，而是人为结果（化石燃料的过度使用和危险的债务水平都像柚木树一样得到了政府补贴的刺激）。对自由市场放任自流会造成损害，而对其进行干预又会放大这种损害。

　　巴拿马政府偶尔也会带来一丝希望的曙光，其2015年成立了一个新的环境部以监管该国的自然资源。但活动家和达里恩当地人担心该部没有实权。“巴拿马”这个词的意思应该是“蝴蝶多”和“鱼多”，但这并没有让住在城市的居民对绿色政策产生好感。近年来，政客成功地推行了明确的反绿色政策，他们认为环境保护不应阻碍经济发展。最大的伐木公司由当权的政客拥有，巴拿马现在向任何愿意对柚木树种植园投资8万美元的人出售公民身份。对于生活在这个充满蝴蝶和鱼的国度里的许多人来说，环境并没有什么分量。

　　最新的冒险家和海盗

　　名声很重要

　　对于我在达里恩遇到的许多当地人来说，最大的希望是能够开始以可持续的方式利用自然环境，并建立以生态旅游为基础的新经济。推销该地区的动植物是一个不错的想法，这里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强的地方之一，至少有150种哺乳动物、99种本土爬行动物和50种鱼类。鸟类多达900种，其中许多在地球上是独一无二的。邻国哥斯达黎加证明，在不破坏自然生态的情况下，将这些自然财富转化为就业机会和收入是有可能的。哥斯达黎加每年吸引120多万名生态游客，他们为远足、导游和观鸟买单，带来了超过10亿美元的收入。

　　它们之间的差距在于，达里恩是一张白纸。我在达里恩没有看到真正的游客，只有两个嬉皮士，他们的露营车停在亚维萨公路的尽头，还有一个在丛林深处寻找稀有鸟类的鸟类学者。很难获得详细的官方数据，大概在21世纪头10年的中期，巴拿马每年接待240万游客，其中只有700人参观达里恩国家公园。洛佩斯说，问题仍然在于声誉。他说的是对的。虽然这里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但众所周知，FARC所藏身的丛林不是一个可以让人放松的地方。为了从外来者那里赚钱，当地人需要让达里恩变得更加交通便捷而且安全。达里恩最近的探险队——穿越丛林的非法移民的经历表明，要实现这个目标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冒险家与海盗

　　所有前往美国的非法移民都从哥伦比亚边境的卡普尔加纳小镇进入达里恩峡谷。由于哥伦比亚军队和FARC之间的战斗，这个小港口以前是禁区，但在2016年签订和平协议之后，爱冒险的旅行者又回来了——一些二三十岁的美国人和巴黎人，他们留着稀疏的胡须和细发辫，还有一小群婴儿潮时期出生的游艇水手，他们的皮肤呈现出棕褐色，这是海上漂流几周后被阳光照射所致的。这些西方游客和当地人都穿着短裤和人字拖，也喜欢聚会。雷击顿音乐（雷鬼音乐和家庭音乐的有机融合）也渐渐流行起来。当地渔民早早出海，回来吃午饭，以便及时加入聚会。

　　在这样的背景下，非法移民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更年轻，大多在20岁出头，头脑也聪明得多，穿着牛仔裤和长袖衬衫，头发也剪得很短。许多人都带着一个蓝色或黑色的小型军用背包，背包侧面的口袋里装满了薯片、饼干和罐装苏打水。在一个由追求阳光的波西米亚人和酗酒的渔民组成的小镇上，这些来自印度、孟加拉国、塞内加尔和喀麦隆的年轻人很显眼。他们从卡普尔加纳出发，在没有向导的情况下，在达里恩的丛林中开始漫长的生死跋涉，到达像巴霍奇基多这样位于巴拿马一侧的恩贝拉村庄。

　　自从苏格兰人在这里折戟之后，试图跨越峡谷就成了自杀式的冒险。正如我在达里恩了解到的那样，现在仍然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追问非法移民群体为什么要冒这个风险，为什么他们不到自己国家的大城市去找工作。来自旁遮普的一群人一致说：“不可能，那里的腐败太多了。”他们说，找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需要家庭和种姓的关系，无论多么努力地学习，他们在印度也永远不会活得更好。我在达里恩峡谷一侧的巴拿马遇到的尼泊尔人说，在他们国家问题更加严重。阿西姆说：“我知道我明天、后天、大后天都可以有饭吃，可是下个月、明年我就不知道是否有饭吃了。”他的叔叔吉德坎是一位种植西红柿的农民，他对此表示赞同，尼泊尔随时可能会食物短缺。尼泊尔人喜欢英国，但他们说，英国很难进入。在申请加入廓尔喀遭到拒绝后，他们决定前往美国。就像那些被莱昂内尔·威弗对达里恩的描述所吸引到这里的不幸的苏格兰人一样，这些年轻人也受到了经济和对更加美好的生活向往的驱动。

　　从理论上讲，穿越达里恩峡谷在最近几年应该变得更安全了。哥伦比亚政府和FARC在2016年签署了和平协议，正式结束了武装冲突。政府对该组织进行了特赦，并达成了一项协议，即前FARC成员将不会被起诉。由于FARC成员没有理由躲在丛林中，危险也会随着FARC成员陆续离开该地区而消失。但是FARC成员也面临着经济挑战，而且是严峻的挑战。FARC招募的成员中40%是妇女，她们通常很贫穷，而且从未受过教育。由于在丛林中生活了多年，FARC成员几乎没有什么技能可以在哥伦比亚的正规经济中派上用场。他们也缺乏民众的支持，许多人认为，对FARC的全面赦免太过宽容，哥伦比亚最大的右翼准军事组织宣布不会遵守停火协议，将会继续追捕FARC成员。这意味着毒品和敲诈勒索等躲藏在丛林中的古老的非法经济很难被放弃。在哥伦比亚，用于制造可卡因的古柯的产量在2010—2015年一直在下降。但和平协议也承诺终止毒品贸易，随着这一协议的临近，当地农民在FARC的支持下争先恐后地生产最后一批经济作物，古柯的种植量翻了一番。

　　停火引起的经济波动意味着达里恩峡谷现在更危险了，基洛解释道。基洛是我们在丛林长途跋涉两小时后在护林站遇到的一个鸟类观察探查员，他是观鸟领域一位炙手可热的明星，专门帮助学者和爱好者找到非常稀有的鸟类。他是达里恩峡谷为数不多准备长途跋涉数日进入原始丛林最深处的人之一。基洛注意到了停火以来的变化，他描述了塞罗塔卡库纳山脚下的场景，这是一座位于巴拿马和哥伦比亚边境上的山。他说，停火之前，FARC一般会在大型营地聚集，但目前小型的FARC营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山脚周围。自解散以来，FARC已经四分五裂，各派系正在为了穿越峡谷运送毒品和人质而相互竞争。这一切都会引发混乱和暴力。我在亚维萨采访的当地人同意我的看法，虽然FARC的存在是一种拖累，但至少它是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其领导人在当地是众所周知的。现在丛林中的“山地人”更像是海盗，会伺机袭击。

　　达里恩最新的冒险家——来自世界各地的去美国寻求新生活的年轻人很容易成为目标。加甘迪普说，截至目前，在港口和机场发生的抢劫是最严重的问题，30岁左右的他来自印度的旁遮普。当他们到达哥伦比亚边境时，他们已经通过了许多关卡。无论你从世界上的哪个地方出发，第一个障碍就是利用许多南美洲国家宽松的入境管制进入美国。尼泊尔人通过陆路前往新德里，然后飞往莫斯科，接着是马德里，从玻利维亚的圣克鲁斯进入南美洲。旁遮普人也前往新德里，但首先要飞往亚的斯亚贝巴，然后飞往巴西的圣保罗。从喀麦隆出发的路线途经尼日利亚和科特迪瓦，到达塞内加尔的达喀尔，来自塞内加尔的非法移民则直接飞往厄瓜多尔首都基多。这是一次昂贵的旅行，他们为此存了2~5年的钱。旁遮普人预计沿途将花费2万美元，其中1万美元预留用于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边境，在这些地方都需要用美元。

　　致命的达里恩

　　当最新的达里恩冒险家准备在卡普尔加纳徒步时，他们并没有被风险吓倒，而是采取措施保护自己。来自印度和尼泊尔的人往往是4~8人一个团队，在其他团队里的朋友和亲戚则在他们前后几天出发。这一串联系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携带智能手机，并使用WhatsApp交流有关路线的信息。那些来自塞内加尔和喀麦隆的人单独或成对前来，经常与一个更大的印度或尼泊尔团体合作，并没有任何帮派之争的迹象。当他们来到达里恩峡谷边缘的时候，这些移民已经跋涉6个星期了。旁遮普人已经跋涉了21 000公里，而尼泊尔人则走了更多。经过路途中生活的磨砺，他们因为共同的目标而团结在一起，也都厌恶一路上遇到的哥伦比亚人，这些人在旅途中的每一步都试图抢劫他们。

　　移民的南美洲之旅的最后一段是徒步穿越达里恩峡谷，从卡普尔加纳到巴拿马达里恩另一侧的恩贝拉村庄巴霍奇基多大约有50公里的路程。如果你能做到，那么徒步旅行大概需要4~8天。在离开家乡之前，没有一个移民知道达里恩可怕的名声，但在路上他们逐渐发现了这一点。加甘迪普告诉我，在他们之前几周进去的一支队伍是如何经历这段路程的，从WhatsApp上传来的消息并不太好，4个人进去，但只有3个人活着出来。他们知道徒步旅行是危险和艰苦的，所以在卡普尔加纳逗留了几天以做好准备，他们很高兴地谈论他们在旁遮普的长途跋涉、打板球和家乡的生活，但这也很难让人放松下来。我去看望那些被困在一间狭小招待所的人，他们很害怕那些在外面晃荡的长相凶恶的哥伦比亚人。

　　第三天，当我们正坐在那里吃饼干的时候，门突然被打开了，进来的是加甘迪普的弟弟辛格和三个朋友。他们都是30~40岁的男人，卷起裤管露出小腿，上面满是深深的伤口、划痕和虫咬的伤痕。他们在结束了8天徒劳无功的徒步后回到了镇里，在没有帐篷与防水油布的情况下，在丛林里睡了6个晚上。一名当地的哥伦比亚人曾向他们收取150美元的向导费，但当他们离开城镇几英里时，他便试图抢劫他们，然后让他们自己找路。当他们长途跋涉时看到了四具尸体，这些尸体背靠着树坐着，双臂交叉在胸前，有点儿像埃及木乃伊的姿势，闭着眼睛。我问他们这些人为什么死了，他们说没有食物与水就会死去。

　　市场的另一个失败

　　沿着移民线路在哥伦比亚丛林中走了一小段路后，你就会感受到这些人即将面临的险境。路面很光滑，上面覆盖着蛇状树根，微小的丛林螃蟹会在灌木丛中发出巨大而令人不安的响动。到处都是树叶滴下来的水，但是没有小溪可以喝水。在丛林里可以自给自足的想法在这里就是一个大笑话，我在四次不同的徒步旅行中没有见到一个水果。

　　市场的另一个失败之处在于，并没有办法通过付费来确保安全地通过峡谷。从尼泊尔经过俄罗斯、西班牙和玻利维亚到加利福尼亚的行程，无疑是地球上最长距离的非法移民路线，而且有一个危及生命的风险——需要徒步经过达里恩峡谷。年轻的移民有献身精神，并有资金来完成他们的行程，而当地人，无论是恩贝拉人还是前FARC成员都缺乏资金，但他们对丛林了如指掌，可以出售导游服务，从而让非正规贸易在这里开花结果。但在这个流动性极大的地方，声誉并不重要——交易都是一次性的。奥斯特罗姆担心的负面经济文化——机会主义、愤世嫉俗的行为和不信任在达里恩得到了充分体现。抢劫移民并让他们自生自灭，比把他们带到另一边更容易、更快。

　　任何合理的管理

　　苏格兰人曾经在殖民达里恩的计划中承诺，控制这片区域的人们只要能够进行合理的管理，都能变得极其富有。达里恩峡谷无论是在自然还是地理方面的潜力，都意味着它对今天的经济追寻者仍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尽管如此，今天的达里恩在很大程度上依旧是默默无闻的、被人遗忘的地方。历史上亚维萨曾经是繁荣的内河贸易中心，而今已不复存在。没有博物馆记录下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方的历史，这里也很少有游客。达里恩——一个充满希望和机会的地方，从来没有真正发展起来。

　　如今，它是一个被经济失败弄得四分五裂的地方。破坏热带雨林的采伐木材市场正是早期经济学家担心的外部性问题，当人们不考虑他们行为的成本时，对市场就会造成损害。达里恩还展示了纠正这些问题有多难，这是一个非正规的、自我监管失败的地方，政府引导市场的官方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是指具有破坏性的柚木树补贴）弊大于利。而且，在失去了让每个人都过上更好的生活的安全通道交易的情况下，达里恩证明，至关重要的市场可能无法发展起来。达里恩最重要的教训是，提醒人们不能过度依赖市场，它们可能是具有破坏性的、极其难以纠正的，而且可能无法在最需要的时候出现。

　　当地经济学家洛佩斯说，在达里恩建立一种不过度攫取的经济模式是可能的，它将从基础设施投资开始，使亚维萨恢复以前作为经济中心的角色。有了适当的电力供应，工厂就可以建立起来并加工木材以获取更多的价值，这将有助于资助那些保护森林和丛林的护林员。这个计划是有道理的。恩贝拉的村长告诉我，他们签署的协议意味着无论是什么品种，他们都以每英尺14美分的“混合价”出售原木。但锯好的黄檀（一种红木）的批发价（每英尺40~70美元）比“混合价”高出几百倍，所以有人在此大赚一笔。如果恩贝拉部落控制了他们的供应链并出售成品，他们的回报率将会上升数百倍。为了达到同样的收入，他们只需要砍掉一小部分目前被指定用于砍伐的树木。

　　当我离开丛林深处的巴霍奇基多时，我意识到想改善这里的经济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于恩贝拉的村长胡安来说，满足住房的需求意味着必须以每英尺几美分的价格再砍伐几棵树才能为建设提供资金。几米之外，尼泊尔和喀麦隆的非法移民蜷缩在白色的防水帆布下，在悬而未决的状态中等待着。没有人会说西班牙语，也没有人帮忙翻译“食物”“价格”“公交车站”“危险”等最重要的词语。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还不确定，但至少他们挺过了达里恩峡谷中最危险的部分，而且从泛美公路沿河而下只有几天的路程。

　　在达里恩峡谷另一边的卡普尔加纳，旁遮普的跋涉团队还没到，我问他们家里的情况，加甘迪普说：“我们的母亲很高兴我们参加了这次旅行。”他的朋友们对此表示同意，并描述了他们未来在加利福尼亚州、得克萨斯州和纽约州的生活计划。加甘迪普用智能手机给我看了他两岁女儿的照片，并说等他到了美国会把钱寄回去，以便他的妻子顺利完成护理学位。有了资格证书，他希望她能够带着孩子合法前往美国。

　　就像我在达里恩遇到的其他非法移民一样，这些人答应带我游览他们的故乡。贾斯敏德在描述旁遮普时说，美丽的国家，美丽的人民，糟糕的政府，并建议我去参观阿姆利则的金庙。由于国内缺乏经济机会，他们被赶进了致命的丛林，但他们仍然是爱国者，说起话来像一个导游专家一样。他们在达里恩是新手，他们询问我一旦通过达里恩峡谷最终可能会到达的巴拿马城镇的名字。我把地图给了他们，然后我们就道别了。 中信出版2020年度好书-经济管理（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