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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章 世界将去往何处

　　今日世界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对一国范畴内产生的危机进行了讨论。来自其他国家的读者可以就自己的国家可能遇到的潜在危机展开思考。现在，我们把话题转向即将到来的全球性危机：对全球来说，有哪些因素会威胁到人类和全球的生活质量呢？往最坏的可能想，全球文明的存续受到哪些威胁？

　　我认为，以下4个问题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对人类文明造成破坏。我根据这些问题的可见程度而不是重要性进行了降序排列，它们依次是：核武器的爆发式增长（见插图11.1）、全球气候变化、全球资源枯竭，以及全球各地居民生活水平的差异。也许有的人会加入其他的一些因素，譬如伊斯兰教激进主义、传染性疾病的出现、行星之间的碰撞，还有大量生物灭绝的现象。

　　核武器

　　1945年8月6日，广岛原子弹爆炸在瞬间夺走了约10万人的生命，另外还有几千人在爆炸中受伤、灼伤，或是受到严重辐射，最终失去了生命。假使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或者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展开核战争，瞬间就会导致上亿人死去。然而，核战争在全球范围内导致的后续结果会更严重。哪怕核武器的爆炸范围被控制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境内，引爆成百上千件核武器带给大气层的影响会波及全球，因为核武器爆炸后产生的烟雾、烟尘和粉末会连续几周遮天蔽日，导致全球气温急速下降，仿佛一秒入冬，植物的光合作用被迫中断，许多动植物的正常生息遭到破坏，全球农作物歉收，从而导致饿殍满地。核战争会导致的最坏后果被称作“核冬天”——因为饥荒、严寒、疾病和辐射的缘故，大部分人类将从地球上消失。

　　迄今为止，人类曾使用过两次核武器，分别是投向日本广岛市和长崎市的原子弹。从那之后，对大规模核战争的恐惧在我的生活中如影随形。1990年之后，尽管这种恐惧随着冷战的结束有所减轻，但随后的事态发展再次增加了核战争爆发的风险。人们在什么情况下会使用核武器呢？

　　威廉·佩里和我的对谈，以及他在2015年写下的《我在核战争边缘的历程》一书为我接下来的解释提供了素材。佩里的职业生涯使他成为核议题方面的专家。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他曾每日为肯尼迪总统提供有关苏联在古巴部署核武器情况的分析报告；他在1994—1997年担任美国国防部部长；他曾代表美国与朝鲜、苏联/俄罗斯、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和伊拉克就核议题和其他议题进行谈判；他还曾在苏联解体后参与解除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境内苏联核设施的谈判。

　　在4种情况之下，政府（在前3种情况下）或者非政府恐怖组织（在第4种情况下）会动用核武器。最常被提到的一种情况是，一个拥核国家对另一个拥核国家实施早有预谋的突袭。突袭的目的是完全且即刻销毁敌对国家的核武器，让对手失去反击能力。在冷战的几十年间，这是人们最担心会发生的一种情况。由于美国和苏联都具备摧毁对方的核能力，那么唯一一种“合理计划下的”袭击只能是足以摧毁对方所有反击能力的突袭行动了。对此，美国和苏联的回应是，各自建立了多个核武器发射系统，这样一来便消除了自己的反击能力被一次性清盘的风险。举例来说，美国拥有三组核武器发射系统，分别是坚固的地下导弹发射井、核潜艇系统，以及一支核弹轰炸机队伍。这样一来，即使苏联能够出其不意地炸毁美国所有的发射井（当然这个可能性很小，因为美国的发射井如此之多，其中一部分不过是“烟雾弹”，而且这些发射井坚不可摧，体型较小，苏联导弹需要具备极其高的精准度才能把它们击破），美国还是能够用核弹轰炸机和核潜艇来摧毁苏联。

　　如此一来，美国和苏联的核武器形成了“确保相互毁灭”的状态，突袭从未变成现实。也就是说，不管摧毁对方的核能力这一目标的诱惑力有多大，美国和苏联的决策者都意识到，核突袭是一个不理性的选择，因为要毁掉敌人所有的核武器发射系统，从而防止敌人随后的毁灭性反击，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是，这般理性的思考只能为我们的将来提供有限的慰藉，因为现代历史上曾出现过毫不理性的领导者：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也许可以算上一个，再加上德国、日本、美国和俄罗斯的某些领导者。除此之外，今天的印度和巴基斯坦都仅拥有地面导弹发射系统——它们都没有核潜艇。因此，印度或者巴基斯坦的领导者有可能会觉得，突袭有很大的机会可以使对手丧失反击能力，是一个理性的战略。

　　第二种情况是，虽然在一开始双方都没有动武的意向，但由于其中一方对对方政府的回应做出了误判，军方对本国总统频频施压，导致事态升级，最终双方爆发非突袭式核武器攻击。1962年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在1961年的维也纳会晤后，由于对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的评价不高，苏联领导者赫鲁晓夫做出了误判，认为自己可以成功地在古巴部署苏联的导弹。当美国探测到这些导弹的踪迹时，美国军方将领强烈要求肯尼迪马上将它们销毁（冒着被苏联报复的风险），并警告总统先生，如果他不这么做，那么他将受到弹劾。幸好，肯尼迪选择了相对不那么极端的回应方式，赫鲁晓夫的回应也不太极端，一场“末日对决”得以避免。然而，后来双方公布的行动计划文件显示，当时的情况真可谓千钧一发。例如，在长达近一周的古巴导弹危机事件的头一天，肯尼迪曾公开宣布，一旦苏联在古巴发射导弹，将招致“（美国）对苏联的全面报复行动”。苏联方面，无须经身在莫斯科的苏联领导者首肯，苏联的核潜艇艇长有权发射核鱼雷。其中一艘苏联核潜艇的艇长确实曾考虑向一艘对该潜艇造成威胁的美国驱逐舰发射核鱼雷，幸好在潜艇中的其他将士的劝阻下，他打消了这个念头。要是这名苏联核潜艇艇长顺从了自己的心意，肯尼迪也许就不得不迫于压力实施报复，这样又会导致赫鲁晓夫迫于压力不得不进一步反击……

　　今天，类似的误判也有可能引发核战争。比如，朝鲜目前拥有射程可达日本和韩国的中程导弹，并且还发射了一枚意图接近美国本土的远程洲际弹道导弹。如果朝鲜完成洲际弹道导弹的研发，那么它可能会直接向美国发射一枚导弹，以验证自己的这一能力。这将被美国视作绝对不能接受的挑衅行为，尤其当这枚洲际弹道导弹比预计射程更靠近美国领土时。到那时，美国总统将面临压倒性的报复压力。

　　巴基斯坦和印度也可能因为误判而发生计划之外的报复行动。早在2008年，巴基斯坦的恐怖分子就曾对印度城市孟买发动过一起致命的非核武器袭击。在可预见的未来，巴基斯坦的恐怖分子有可能会策划一起更具挑衅性的袭击（比如，将目标定为印度首都新德里）。对印度来说，巴基斯坦政府是否在幕后参与了这场袭击，可能难有定论。印度领导者将迫于压力入侵邻近的巴基斯坦地区，以消灭这些地区的恐怖分子。巴基斯坦的领导者反过来也会被施压，小规模使用他们的战略核武器，“只为”对抗入侵的印度军队。此时的巴基斯坦领导者也许会做出误判，认为印度可以“接受”这种小规模核武器的使用，而且不会就此对巴基斯坦发起全面报复行动。但印度领导者将面临巨大的国内压力，不得不对巴基斯坦使用核武器。

　　在我看来，以上两种因误判引发核战争的情景在未来10年间可能会处于酝酿状态。最不确定的因素是领导者届时是会像在古巴导弹危机时那样及时收手，还是会推动事态升级至不可挽回的局面。

　　第三种会导致核战争爆发的情况源自对技术预警信号的失误解读。美国和俄罗斯都拥有探测对方进攻性导弹发射的早期预警系统。一旦探测到对方的导弹已经发射，美国或者俄罗斯的总统有大约10分钟的时间来决定是否在对方的导弹摧毁自己国家的陆地导弹系统之前，发起报复性反击。开弓没有回头箭，导弹一旦发射出去就无法召回。这样一来，领导者需要在极有限的时间内评估这个早期预警到底是真实的信息还是技术失误带来的虚假警报，从而决定是否按下那个将令数亿人失去生命的按钮。

　　然而，与所有纷繁复杂的技术一样，导弹探测系统也会出现功能故障和解读失误的情况。据我所知，美国的探测系统就发生过至少三起虚假警报事故。例如，在1979年11月9日午夜，当天的值班观察员致电时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威廉·佩里，报告称：“我的预警计算机上显示，有200枚洲际弹道导弹正从苏联飞向美国。”不过这名军官给出的结论是，该信号可能是一个虚假警报，佩里没有叫醒卡特总统，卡特总统没有按下那个按钮，没有使上亿苏联人无辜丧命。最终证明，这个警报信号确实是虚惊一场，它源自人为失误：一名计算机操作员不小心将一盘模拟200枚苏联洲际弹道导弹发射的军事演习录像带插入了美国的预警系统终端机。我还知道至少一起俄罗斯预警系统发出的虚假警报：1995年，一枚从挪威某岛朝北极圈发射的非军用火箭被俄罗斯雷达的自动追踪算法误以为是一枚发射自美国核潜艇的导弹。

　　这几起事件说明了一个要点：预警信号的准确性不足。虚假警报可能存在，而且时有发生，但同时货真价实的导弹发射和预警信号也有可能出现。因此，当确实出现预警信号时，美方的观察员和美国总统（假设与之相对的是俄罗斯的观察员和俄罗斯总统）必须根据当下的事态来解读这个信号：当下的世界局势是不是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地步，让俄罗斯人（或美国人）有可能冒着巨大的风险发动进攻，哪怕这必然会即时招致对方的毁灭性报复？在1979年11月9日，并没有发生任何会刺激导弹发射的世界性事件，苏联和美国的关系也并非尖锐对立，因此那名美国观察员和威廉·佩里都确信，那个预警信号只是虚惊一场。

　　但是，当天那种情形可一而不可再。虽然人们可能会天真地认为，随着冷战的终结，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爆发核战争的风险已经降低或消除。但令人疑惑的是，事实恰恰相反：自古巴导弹危机以来，俄美两国之间爆发核战争的风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高。人们对此的解释是，俄美之间整体关系和沟通局势恶化：部分原因是俄罗斯总统普京这些年来实施的政策，部分原因是美国政府的政策不够谨慎。在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政府错误地把经历苏联解体的俄罗斯定位为一个虚弱的、不再值得尊重的国家。在这种错误态度的引导下，美国不成熟地对北约进行扩张，囊括了曾经是苏联一部分的波罗的海三国；在俄罗斯的强烈反对下，美国依然支持北约对塞尔维亚的干预行动；并且，美国在东欧设立了用于抗衡伊朗导弹的弹道导弹装置。可以理解，俄罗斯领导者因为美国的上述行动以及其他一些行动而深感受到威胁。

　　今时今日，美国的对俄政策忽略了1945年以后芬兰领导者从应对苏联的威胁中得到的教训：芬兰的安全得以保障的唯一方式就是与苏联持续进行坦诚的对话，让苏联相信芬兰不但值得信任，而且不会对其造成任何威胁（见第二章）。如今，美国和俄罗斯对彼此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就是因为双方未能保持开诚布公的对话机制，也未能让对方相信自己不会事先谋划攻击行动——两国很可能会因为某种误读、误判而发动临时进攻。

　　人类可能使用核武器的余下一种情况和恐怖分子有关，他们可能会从拥核国家（最有可能的是巴基斯坦、朝鲜或伊朗）窃取或者被赠予铀原料或者钚原料，甚至是完整的核弹。然后，这些核弹可能会通过走私的方式被运往美国或者其他的目标地，并且在当地被引爆。在2001年准备袭击美国世贸中心的时候，基地组织确实曾经试图获取一件核武器以对抗美国。要是核弹储存地点的安全保障有限，即使没有核弹制造国的帮助，恐怖分子也能从中窃取铀原料或者核弹。举例来说，苏联解体之际，有600公斤属于苏联的铀原料被留在了当时刚独立不久的哈萨克斯坦，这批铀原料的品质足以用于制造核弹。这批铀原料被储存在一个仓库中，周边的安全措施只有一道铁丝网，因而很容易被偷走。不过，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恐怖分子会通过“内鬼”（即在巴基斯坦、朝鲜或伊朗的核弹储存地工作的人员或者领导）获取制造核弹的原材料。

　　与恐怖分子的上述行为有关且易引起混淆的是另一种风险，即他们对“脏弹”的获取：这是一种传统的非核炸弹，其中含有不会引起爆炸的长寿命放射性原料，比如半衰期长达30年的放射性同位素铯–137。如果在美国或者其他国家的城市中引爆这样一枚脏弹，铯同位素的威力将蔓延至周边的一大片区域，会导致这片区域永远不再适宜居住，并且会给人们带来严重的心理创伤。（只需要想想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对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政策走向带来的持续性影响，尽管这起事件中没有使用炸药或是长寿命放射性同位素。）恐怖分子已经在许多国家的城市中展现出他们引爆炸弹的能耐，而铯–137由于其医学用途早已出现在各大医院。所以说，我很惊讶恐怖分子还没有将铯–137加进他们的非核炸弹中。

　　以上4种情况当中，最可能发生的便是恐怖分子对脏弹（因其制作简单）或者核弹的使用。前者会导致一小部分人员伤亡，后者将会像广岛事件般造成数十万人丧生——不过这两种情况都将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远非死亡人数所能代表的。前三种情况将会直接夺走数亿人的生命，并最终导致地球上大部分人的灭亡，这样的情况发生的可能性虽然较小，也不是完全没有。

　　气候变化

　　全球四大问题中的下一个问题是气候变化，这一问题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每个人大概都听说过这个概念。可是，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是如此复杂，如此让人疑惑，而且常常以矛盾的表象展现在人们眼前，以至除了气候专家以外，实际上没有多少人能真正理解这一问题，许多有影响力的人物（包括不少美国政治家）甚至把全球气候变化称作一场骗局。现在，我将尝试通过一张因果链条的流程图来将这个问题尽量解释清楚。

　　图1全球气候变化的因果链条

　　问题的起点是世界总人口以及人均影响力（指每年人均消耗的石油等资源的数量，以及排放的污水等废弃物的数量）。以下三项指标——人口总数、人均资源消耗量和人均废弃物的排放量都在不断增加。如此一来，人类对地球造成的总体影响也在不断增加：因为总影响力等于不断增加的人均影响力乘以不断增加的人口总数。

　　其中一种重要的废弃物是人类和动物在呼吸过程中不断产生并排放进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气体。然而，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以及它所导致的人口爆炸式增长，和人类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相比，天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已经不值一提。导致气候变化的第二重要的气体是甲烷，与二氧化碳相比，它的存量少得多，而且目前的影响力远远不及二氧化碳。但甲烷可能会逐渐增加，原因是存在一个正反馈循环：全球气温升高会使北极的永久冻土融化，从而释放甲烷，这会导致气温进一步升高，进而融化更多冻土，接着释放更多的甲烷，如此循环往复。

　　关于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影响，人们讨论得最多的是它作为大气层中温室气体的角色。这是因为，太阳的短波辐射可直接穿透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阳光穿过大气层射进来会使地球表面升温。地球以热红外辐射的形式向太空释放能量，但这个过程中的热红外辐射的波长较长，无法穿透二氧化碳。因此，二氧化碳会吸收地球辐射的这部分能量，并向四面八方进行反射，其中一部分能量会原路返回地球表面。地球表面因而会再度升温，变得像一个玻璃温室的内部，尽管二者升温的物理机制并不相同。

　　但是，二氧化碳的排放还会产生另外两个主要影响。一是我们排放的二氧化碳会有一部分以碳酸的形式储存在海洋里。但是，经过1 500万年的酝酿，海洋的酸度已经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海洋的酸化会消融珊瑚的骨骼，从而摧毁珊瑚礁，而珊瑚礁是海洋鱼类进行繁衍的主要温床，还能起到保护热带和亚热带海岸免受风暴、海啸袭击的作用。目前，全世界的珊瑚礁正在以每年1%或2%的速度消失，照此下去，它们差不多会在21世纪内全部死去，这将意味着热带海岸的安全性和海洋蛋白资源的大幅下降。二氧化碳排放还会对植物生长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对有的植物生长会起到促进作用，对有的植物生长则会起到阻碍作用。

　　然而，二氧化碳排放会产生的影响中被讨论得最多的，还是我一开始提到的：它会导致地球表面和低层大气的升温。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全球变暖。然而，这一现象的效应十分复杂，以至称其为“全球变暖”其实是不恰当的，更为恰当的称呼是“全球气候变化”。首先，从全球气候变化的因果链条可以看出，大气层的升温很奇怪地会导致部分陆地区域（例如美国的东南部）暂时降温，但会导致大部分地区（例如美国余下的大部分地方）升温。例如，大气层升温会融化北冰洋上的海冰，使北冰洋的更多冰水向南流去，从而导致洋流下游的陆地区域降温。

　　其次，与全球气候平均变暖趋势同时存在的是极端气候现象的增加：风暴和洪水越来越频繁，气温的热高峰值越来越高，同时冷高峰值也越来越低，从而产生了诸如埃及雪花纷飞、美国东北部迎来冷空气等现象。这些现象使人们无法充分认识到全球气候变暖产生的重要影响，让本就有所怀疑的、不理解气候变化的政治家认为，气候变化是个骗局。

　　最后，气候变化的复杂性还源于气候变化当中原因和结果之间存在较长的时间延迟。比方说，海洋储存和排放二氧化碳的速度非常慢，哪怕今晚地球上全部的人都消失，或者停止呼吸，又或者停止燃烧化石燃料，大气层还是会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不断地升温。当前人们的预测还较为保守，假定原因和结果之间存在线性关系，但一些影响力很大的非线性因素将会令全球升温的速度变得更快。这些因素包括永久冻土和海冰的消融，以及可能发生的南极和格陵兰岛冰原崩裂。

　　接下来，我将谈谈全球气候平均变暖趋势所导致的4个后果。（经过我的一番“尽可能清楚的解释”，你可能已经开始同意，全球气候变化真的很复杂！）对地球上很多地方的人来说，全球气候变化最显而易见的后果是干旱。比如，我的家乡南加利福尼亚州正变得越来越干旱，尤其是在2015年，自19世纪有天气记录以来，我所在的城市洛杉矶在该年打破了最干旱年份的记录。全球气候变化所导致的干旱现象在世界上的分布并不平均：北美地区、地中海沿岸、中东地区、非洲、南澳大利亚的农耕区以及喜马拉雅山脉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区域。例如，喜马拉雅山上的积雪为中国、越南、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提供了大部分水源。可是，随着积雪的减少，这些国家共享的水资源供应量正在不断减少，而这几个国家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的历史记录似乎不太尽如人意。

　　全球气候平均变暖趋势带来的第二个后果是粮食产量的下降，原因之一是我方才提到的干旱现象。但让人费解的是，陆地温度的上升也会导致粮食产量下降（例如，因为升温对野草的生长比对农作物的生长更有利）。粮食产量下降确实是一个问题，因为根据预测，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全球人口总量、生活标准和粮食消耗量将增长50%，然而现在我们已经面临好几十亿人吃不饱的问题。特别是，美国作为世界上领先的粮食出口国，其农业生产区集中在国家的西部和中部，但由于全球气候变化，这些地区正变得越来越热、越来越干，粮食产量也越发走低。

　　全球气候平均变暖趋势带来的第三个后果，是携带热带疾病的昆虫向温带地区迁移。目前，由此导致的疾病传播包括：最近出现的登革热疫情和在美国出现的蜱媒疾病，近来出现在欧洲的奇孔古尼亚病毒性疾病，还有疟疾和病毒性脑炎的传播。

　　我要提到的气候变暖趋势的最后一个后果，是海平面的上升。据保守估算，21世纪内海平面将平均上升3英尺，然而过去海平面曾最高上升70英尺。现在最主要的不确定因素是，一旦南极洲和格陵兰岛的冰原崩裂并融化，将会向海洋注入大量的冰水。即使海平面平均上升3英尺，在风暴和潮汐的放大作用下，也足以给位于美国东部沿海地带的佛罗里达州和其他部分地区，以及荷兰、孟加拉国低地，还有其他许多人口密集之地带来负面影响，并且还将对各大入海口造成破坏，而这些入海口正是许多海洋鱼类产卵、繁殖的温床。

　　朋友有时候会问我，气候变化是否会给人类社会带来一些正面的影响。答案是，气候变化确实会产生一些正面的影响。比如，随着北极海冰的消融，在远北地带将有可能开放不冻航道，而且加拿大南部小麦产区和其他一些地区的小麦产量有可能会提高。但是，气候变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大多是滔天巨祸。

　　那么，有没有什么快捷的技术手段可以处理这些问题呢？你也许听过地球工程学的各种方案，例如往大气层中注入粒子，或者从大气层中抽取二氧化碳，从而达到给地球表面降温的目的。然而，至今还没有任何一项地理工程学方案经过测试并宣布奏效，这些方案往往成本高昂，而且测试和实行其中任何一项方案肯定都要花很长的时间，也很可能会出现意料之外的副作用。比方说，自20世纪40年代，我们使用无毒的氯氟烃气体（CFCs）来代替之前在冰箱中使用的有毒气体，看上去这个绝妙又安全的工程方案解决了冰箱气体的难题，特别是来自实验室的实验结果证明了氯氟烃气体没有任何坏处。不幸的是，实验结果无法告诉我们，当氯氟烃气体进入大气层时，它会对保护我们免受紫外线辐射伤害的臭氧层造成破坏。因此，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开始禁止氯氟烃气体的使用——不过那已经是好几十年之后了。这件事体现了为什么地球工程学的方案首先需要通过“大气层测试”——但这又是完全不可行的，因为在期盼第11次尝试能达到预期成效之前，我们前10次的测试可能已经毁掉整个地球。所以，大部分科学家和经济学家都认为，地球工程学试验是极其不明智的选择，甚至会带来致命性危险，所以应该被禁止。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气候变化的进程已锐不可当，我们的后代必然要生活在一个不适宜居住的地球上？不，当然不是这样。气候变化大部分源于人类活动的影响，所以我们必须通过减少这些人类活动来延缓气候变化的进程。具体而言，我们要减少化石燃料的燃烧，多使用风能、太阳能、核能等可再生能源。

　　化石燃料

　　除了核武器和气候变化，全世界基本自然资源的枯竭是未来人类社会将要面对的第三大问题。自然资源的枯竭将给人类带来麻烦，因为有些资源（尤其是水和木材）曾使历史上某些社会的发展受到限制，并且导致它们的崩溃，还有些资源（尤其是化石燃料、矿物质和高产田地）曾诱发过战争。如今，资源稀缺对许多地区的社会发展造成了阻碍，甚至带来了战争的威胁。现在，让我们来具体关注其中一个例子——化石燃料，它主要被我们用作能源，但同时也是许多产品在化学合成环节所需的起始物料。（“化石燃料”这个词的意思是指很久以前形成于地幔的碳氢化合物燃料，包括石油、煤炭、油页岩和天然气。）

　　所有的人类活动都需要能量，我们在运输和起重活动中尤其需要用到大量能量。在人类进化的数百万年间，人类自身的肌肉力量曾是我们运输和起重的唯一能量来源。大概一万年以前，我们开始驯养大型动物，控制它们来拉车、装载货物，并借助滑轮和齿轮系统来完成需要起重的活动。在这之后，风力成为帆船和（后来出现的）风车运行的动力，水力则成为驱动水车进行起重、研磨和纺织的动力。今天，化石燃料是我们最常见的能量来源，因为它们从表面上看成本低（后面将展开更多的讨论），能量密度高（即只需少量的燃料便可生成大量的能量），而且方便运输（不像动物、风力和水力，只能在某些特定位置获得或保存）。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化石燃料成为近代以来驱动战争和国家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因素，典型的例子是，石油影响了美国和英国的中东政策，并且促使日本做出参加二战的决定。

　　早在远古时代，人类便已开始使用少量暴露在地球表面的石油和煤炭。然而，直到18世纪工业革命拉开序幕，人们才开始大规模地使用化石燃料。人类开采化石燃料的来源地和种类随着时间而演变。最先被使用的，是那些因暴露于地表或靠近地表而最容易获得的燃料，那些最容易提取而且提取成本最低的燃料，以及那些提取过程破坏性最小的燃料。当这些燃料被全部搜刮干净时，我们把目光转向相对而言不那么容易获取、埋藏得更深、提取成本更高或者破坏性更大的燃料。因此，第一批被用于工业生产的燃料是埋藏较浅的煤炭资源，它们被用来为抽水机的蒸汽引擎提供动力，后来被用于为纺车和（在19世纪的时候）汽船、机车引擎提供动力。煤炭的工业开采之后是石油、油页岩和天然气的开采。例如，从地下抽取石油的第一口油井建于1859年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在那之后渐渐出现越来越深的油井。

　　如今，人们开始讨论我们是否已经到达一个“石油峰值”，即我们是否已经过多地消耗了地球上可获得的石油储量，以至石油产量很快就要走下坡路。但人们已经广泛达成的共识是，那些成本最低、最易获取、破坏性最小的石油资源已经被耗尽。宾夕法尼亚州的浅层油井已无法为美国提供表层石油了。因此，油井被挖得越来越深（一英里深或更深），而且油井的位置也从陆地转向浅层海域，进而转向深层海域；石油开采活动不再局限于美国的工业中心地带宾夕法尼亚州，而已经拓展至新几内亚的热带雨林还有北极。比起宾夕法尼亚州的浅层油井，这些更深、更远的油井的开采成本要高很多。而且，一旦这些地方发生石油泄漏事故，所造成的破坏也会更大。随着石油开采成本的升高，可替代石油但破坏性更强的化石能源（如油页岩和煤炭），还有非化石能源（如风能和太阳能），正变得更为经济。尽管如此，当前石油的价格依然居高不下，石油公司巨头依然能从中获取暴利。

　　方才，我提到了石油从表面上看成本低廉。现在，让我们停下来，仔细想一想石油（或者煤炭）的实际成本。假设石油的售价是每桶60美元。如果石油公司开采和运输每桶石油的成本仅为20美元，而且假设石油公司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方面的支出，那么每桶60美元的售价意味着石油公司可从中赚取大笔的利润。

　　可是，燃烧化石燃料会造成破坏性影响。如果石油公司需要为这些破坏性影响负责，那么石油的价格将会上升。燃烧化石燃料带来的破坏性影响之一是空气污染，近代以来，这一问题在美国和欧洲曾经非常严重，如今在印度和中国也较为严重。这种空气污染每年会造成几百万人死亡，而且医疗成本非常高。由化石燃料的燃烧造成的其他破坏主要通过气候变化体现出来，例如农业减产，海平面上升，我们不得不花更多钱来建造屏障以阻挡升高的海平面，除此之外还表现为洪水和干旱等重大自然灾害的加剧。

　　下面，我通过一个例子来帮助你理解化石燃料燃烧带来的间接成本，虽然目前它们的生产者无须支付这笔费用。假设你开了一家工厂，生产一种叫作“开心娃娃”的玩偶。如果每制造一吨“开心娃娃”的成本是20美元，其他品牌的玩偶制造成本为每吨30美元，而且你可以以每吨60美元的价格出售你的“开心娃娃”。那么，每吨40美元（60美元减去20美元）的毛利润意味着制造“开心娃娃”非常有利可图，而且可使你同其他玩偶制造商之间拉开一大段距离。

　　不幸的是，在制造“开心娃娃”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黑色沉淀物，而其他品牌的玩偶在制造过程中并不会产生这种黑色沉淀物。你将这些黑色沉淀物丢进周边的麦田里，因此邻居的小麦开始减产。你每生产一吨“开心娃娃”带来的黑色沉淀物，会使邻居种植小麦的收入减少70美元。

　　因此，邻居对你提起诉讼，坚持要你来支付每吨“开心娃娃”的生产所导致的70美元小麦收入的损失。你当然不同意邻居的要求，而且会找许多借口。你不承认“开心娃娃”的生产过程中产生了黑色沉淀物，虽然你公司雇用的科学家早在几十年前就提醒过你，生产过程中会产生这种副产品。你会说这种黑色沉淀物的有害性并未得到证实，称这种沉淀物是几百万年来自然生成的物质，称在能够断定邻居的麦田里出现的黑色沉淀物有多少来自你的“开心娃娃”制造厂之前，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而且，你会说“开心娃娃”对人类文明和我们的高品质生活至关重要，因此黑色沉淀物的受害者应该闭上嘴，停止喋喋不休的抱怨。

　　但是，当这起案件被提上法庭，法官和陪审员不假思索地判定：你当然得为生产每吨“开心娃娃”对邻居造成的小麦收入损失支付70美元。这样一来，“开心娃娃”的成本就不再是每吨20美元了，而是每吨90美元（20美元加上70美元）。生产“开心娃娃”不再是一个牟取暴利的方式：如果你只能以每吨60美元的价格售出这种玩偶，而成本高达每吨90美元，则生产这种玩偶就变得非常不划算。现在，你的竞争对手以每吨30美元的成本制造的玩偶就击败了你的“开心娃娃”。

　　就如同我们在这个假设的例子中提到的“开心娃娃”玩偶，化石燃料也会造成破坏，并且会影响人类收益。不同点在于，比起例子中的黑色沉淀物，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可见度很低，而且“开心娃娃”的制造商需要赔偿对他人造成的损害，但是化石燃料的生产者和使用者目前还无须为化石燃料燃烧造成的负面影响付出代价。不过，人们开始越来越坚持让化石燃料生产者和使用者付出代价，就像“开心娃娃”的制造商那样，具体可通过出台缴纳碳排放税的规定或是其他的方案来实施。这种坚持正是目前人们寻找除化石燃料以外的可替代能源的推动因素之一。

　　可替代能源

　　某些可替代能源，例如风能、太阳能、潮汐能、水力发电和地热能，看上去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除了潮汐能以外，所有这些能源都得到了“验证”：也就是说，它们都已经被长时间、大规模地利用起来。例如，丹麦目前主要依靠位于北海的风车进行发电，冰岛的首都雷克雅未克使用地热能来取暖，而早在一个世纪前，人们就开始在河上建设水坝以进行水力发电。

　　当然，每一种可替代能源都存在自己独有的问题。在我的家乡南加利福尼亚州，大规模应用太阳能意味着要在阳光普照的沙漠地区设置大量太阳能电池板，但这会对早已濒危的沙漠龟的栖息环境造成不利影响。风车会杀死蝙蝠和鸟，而且当地居民纷纷抱怨风车影响了他们的视野。用于水力发电的河上大坝对洄游鱼类构成了阻碍。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其他成本低且不会产生负面影响的办法来提供能量，我们肯定不会去破坏沙漠龟的栖息地，杀死鸟和蝙蝠，影响人们的视野，或者阻挡鱼类的洄游。可是，正如我们所说，化石燃料的使用会造成极为严峻的问题，如全球气候变化、呼吸道疾病，还有石油和煤炭开采带来的破坏。由于我们没有在好的解决方案和坏的解决方案之间做选择的余地，我们不得不自问：在所有这些坏的解决方案中，负面影响最小的是哪一种？

　　关于这场辩论，我们可以以风车为例进行探讨。据估计，在美国，风车每年至少会杀死45 000只鸟和蝙蝠。听上去这个数字很大。然而，与这个数字相比，我们应该看到，据估算，每只可以自由进出家门的宠物猫平均每年会杀死超过300只鸟。（是的，超过300只，这可不是一个印刷错误。）如果在美国户外，猫的总数预计为1亿只，那么通过计算可知，这些猫每年至少会杀死300亿只鸟，你再把这个数字与风车每年杀死的鸟和蝙蝠的数量做个比较就会发现，风车带来的伤亡率仅仅相当于150只猫的“杰作”。人们便可以由此看出，如果我们真的非常关心美国的鸟类和蝙蝠，那么我们应当先把注意力放在猫身上，而不是风车上。此外，请你想想，猫在对鸟类造成伤害的同时不会为我们提供能量，也不会减轻空气污染或缓解全球变暖，而风车则可以做到这些。

　　风车的例子告诉我们，尽管风车、沙漠地区的太阳能电池板和水坝毫无疑问会造成一些伤害，但是情有可原。比起化石燃料，它们造成的伤害程度较低。因此，使用这些可替代能源来代替化石燃料，是一种可以令人接受的妥协方案。人们也许还会听到另外一种反对意见，即风能和太阳能产生的能量不足以与化石燃料抗衡。可是，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确实已经堪比化石燃料了，而且化石燃料的表面经济优势存在误导性，如果我们考虑使用化石燃料带来的巨大间接成本（想想“开心娃娃”玩偶的成本），那么相较之下，可替代能源的成本其实低很多。

　　截至此刻，你也许已经开始考虑显而易见但又令人惧怕的另一种可替代能源——核能。这是大多数美国人，还有许多其他国家的公民都不愿提及的话题。除了经济原因，人们对核能如此排斥的原因还有三个：担心会发生意外，害怕核反应堆材料被用于制造核武器，以及使用后的核燃料弃置于何处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直悬而未决。

　　关于长崎和广岛原子弹爆炸的记忆让许多人本能地将核反应堆和死亡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将其与能源联系在一起。事实上，自1945年以来，已知的有两起核电站事故导致了人员伤亡：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造成了32人当场死亡，而后来因为核辐射去世的人数未能确定；还有就是日本的福岛核电站事故。1979年，美国的三里岛核电站因设备事故和人为失误而被毁灭，但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而且放射性材料的泄露微乎其微。然而，三里岛核事故给美国人造成了严重的心理阴影：此后的许多年，美国暂停了一切核反应堆的采购活动。

　　人们对核能发电的另一个恐惧，是关于核反应堆燃料使用过后弃置于何处的未解难题。在理想的情况下，废弃的核反应堆燃料应当被永久性地存放在一个遥远且生态非常稳定的区域，深埋于地下，确保地震或渗水都无法造成核燃料泄漏。到目前为止，美国能找到的最合适的选址位于内华达州，该选址符合上述的要求。然而，要确保百分之百的安全肯定是不可能的，所以内华达州民众阻止了该选址的落成。结果，美国到现在还没能找到一个处置废弃核燃料的地点。

　　所以，正如我们讨论过的风车会伤害鸟和蝙蝠的问题，核能发电也不是没有坏处的。哪怕没有这些负面影响，核能也无法满足我们所有重要的能源需求，比方说，核反应堆不能为汽车和飞机提供动力。我们对广岛和长崎的记忆（在经历了三里岛、切尔诺贝利和福岛事故后被强化）让大多数美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们不敢细想核能的应用。然而，我们必须再次自问：使用核能的风险有哪些，使用其他可替代能源的风险又有哪些？几十年来，法国国内的电力需求大部分都是通过核电站得到满足，而且没有发生任何事故。有些人说，法国可能发生过核事故，只是法国不承认。这种反驳似乎不合情理：切尔诺贝利的经历告诉我们，任何从被毁坏的核反应堆进入大气层的放射性物质都会令其他国家有所察觉。韩国、芬兰和许多其他国家同样也使用核能发电，而且都未曾引发过重大事故。因此，我们应当在发生核反应堆事故的概率和化石燃料燃烧导致的空气污染每年确实造成数百万人伤亡之间权衡轻重。

　　对美国而言，解决这些困境的方案必须要包括两个要素。一个是降低美国的人均能源消耗量：我们的人均能源消耗量大致是欧洲人的两倍，尽管欧洲人的生活标准比我们要高。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是，欧洲国家政府和美国政府在引导民众购买汽车方面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欧洲人不太乐意购买油耗高、燃油效率低、价格高昂的大型车，因为部分欧洲国家将汽车消费税设定为100%，使汽车的价钱翻了一番。同时，欧洲政府设置的汽油税促使汽油价格高达每加仑9美元以上，这使人们面对非省油型汽车更加望而却步。美国同样可以通过税收政策来“劝退”那些打算购买超级烧油型汽车的民众。

　　除了降低整体能源消耗，美国能源难题的解决方案还需具备第二个要素——获取更多非化石能源，即风能、太阳能、潮汐能、水力发电、电热能或者核能。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开始为可替代能源的研发者提供补贴，美国公司利用这些补贴助研发出了高效的风车。不幸的是，在1980年左右，美国政府终止了对可替代能源的补贴政策，以致高效风车在美国的市场陡然下行。不过，丹麦、德国、西班牙和其他欧洲国家在我们设计的风车的基础上做了改良，现在这些风车已经被用来满足大量的电力需求。无独有偶，中国开发了一条长距离输电线路，将远在西部的风力发电厂所产生的电力输送至人口密集的东部地区。美国则尚未开发出这样的长距离电力输送系统。

　　其他自然资源

　　放在人类能源需求的更宏观背景下观察的话，以上这些问题都与化石燃料这种自然资料的枯竭有关。接下来，我们来简单讨论其他主要的自然资源种类，以及它们可能给我们的未来带来的难题。其中两类自然资源其实我在第八章便已经提到过，它们造成了日本特有的问题：一是森林资源，它为人类提供木材、纸张和传粉昆虫等关键的生物因子；二是渔业资源（主要是来自海洋、淡水湖河的鱼类和贝类），它为全球人类提供了大部分所需的膳食蛋白。其他的自然资源种类还有：工业中使用的多种不同的元素和矿物质（铁、铝、铜、镍、铅等），对农业和林业至关重要的肥沃土壤，供饮用、洗涤、农业、林业和工业使用的淡水资源，以及我们所有人赖以生存的大气层。这些不同的资源在以下4个方面有所区别：它们的可再生性以及因此导致的管理问题，它们对人类社会的潜在限制，它们的国际维度，以及它们激发的包括战争等形式的国际竞争。要理解不同资源可能给我们带来的难题，了解这些区别就很重要。

　　首先，资源具有不同程度的可再生性。如同化石燃料，矿物质也是无机物（即不具有生物性，也不可再生）。这就是说，矿物质不能自行再生，也不能产生下一代矿物质。实际上，目前我们在地球上所能获取的矿物质数量，就是我们所拥有的全部了。与之相反，森林资源和渔业资源都是可再生的生物资源：树木和鱼类都能繁殖下一代。因此，在理论上，还有通常在实践中，我们可以将收获速率控制在低于新生鱼类和新生树木生长速率的水平，以实现这部分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如此一来，鱼类和树木的总量就能够维持稳定，甚至有所增加。虽然肥沃的土壤中大部分是无机物，只有一部分物质具有生物性，但土壤也被看作是一种可再生资源，因为尽管土壤会因人类活动而受到侵蚀，但蚯蚓和微生物的运作能让它重新焕发生机。淡水是部分不可再生资源（例如枯竭的含水层），但部分是可再生的，因为从海洋中蒸发的水汽最后可以通过降雨的方式重归大地，从而产生新的淡水资源。

　　我们无法通过管理手段使全球不可再生资源（矿物质和化石燃料）的储备量维持稳定。但是，我们的资源管理手段会对可再生生物资源的储备量产生很大的影响。正如我在第八章提到的，人类在可持续管理森林资源和渔业资源方面拥有很丰富的知识。世界上的部分森林资源和渔业资源已经得到了妥善管理，例如德国的森林资源和阿拉斯加的野生三文鱼资源。不幸的是，大部分森林资源和渔业资源尚未被妥善管理，它们都被过度开发或过度捕捞，导致树木和鱼类的存量不断消减，甚至走向灭绝。请快速回想：你最后一次吃大西洋旗鱼是什么时候？你的回答很有可能是：很多年没吃到过了，因为这种旗鱼被过度捕捞，作为商业鱼类已经灭绝了。我们还知道如何管理表层土壤，但可悲伤的是，表层土壤也常常面临管理不善的问题，或者是因被侵蚀而流入河水中，然后流入海洋，或者是出现肥力及结构的退化。简而言之，目前人们对许多或者说大部分有价值的可再生生物资源的管理都是不当的。

　　其次，哪些自然资源会对人类社会产生限制？答案是：也许所有的自然资源都会如此，除了目前毫无耗尽征兆的大气层中的氧气。一些矿物质，尤其是铁和铝的存量如此之大，以至它们看上去好像永远都用不完，但我必须调整这种表述，承认我们目前开采的都是浅层的、易获取的且开采成本低廉的铁和铝。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不可避免将要开采储存在更深处的铁和铝，它们的开采成本更高，化石燃料便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其他的一些对于工业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矿物质存量较低，因此人们已经开始担忧其储备不足的问题，比如部分稀土，它们主要集中储存在中国。也许你倾向于把淡水看作一种可无限度获取的资源，因为在全球的海洋中有无穷无尽的海水，我们只需通过脱盐就可以得到所需的淡水资源。但是，这个过程需要能源，而我们早已陷入能源紧缺的窘境，并且为过度使用能源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所以实际上人类可获取的淡水资源是有限的。

　　接着，我们要考量的是全球资源问题的国际维度。部分资源无法移动，例如森林，每棵树都停留在它所生长的国家，所以对森林资源的管理在理论上是由它所在的国家支配的（但这在实践中会涉及国际维度，因为其他国家可以购买或者租用这种资源）。但对于身处国家“公地”之上的资源来说，国际维度的纠纷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在国家之间自由移动的资源来说也是如此。

　　公海是公地的一种，是指距离一国陆地200海里之外、不受任何国家主权管辖和支配的海域。（“公地”一词源自一个中世纪牧场的术语：因为牧场不归任何个人所有，所以被认为是一种供大家共同使用的“公共用地”。）在距离一国陆地200海里以内的海域，该国可通过制定法律监管捕捞活动，然而任何国家的渔船都可以在公海上的任意地点作业。这样一来，由于缺乏防止在公海领域过度捕捞的法律机制，许多海洋鱼类的存量在不断下降。另外，还有三种潜在的珍贵资源也存在于超出国家管理权限的公地之中，他们分别是：溶解于海洋中的矿物质、南极冰盖中的淡水，还有海底的矿物质。人们对这三种资源都曾尝试开发：一战之后，德国化学家弗里茨·哈贝尔曾试图从海水中提炼黄金；人们不止一次想要把南极洲的冰山运到水资源稀缺的中东国家；从大洋底部开采矿物质的实践已取得很大进展。然而，这三种公地资源开发的实用性均尚未得到证实。目前，我们“仅仅”面临公海过度捕捞的公地难题。

　　另一类可能引发国际纠纷的是那些可在国与国之间自由流动的资源。许多动物的迁徙特性使它们习惯在国家之间穿梭：其中有很多是商业价值极高的海洋鱼类，例如吞拿鱼，还有部分河鱼以及迁徙类陆地哺乳动物和候鸟（比如河里的鲑鱼、北极的驯鹿和非洲的草原羚羊）。因此，当一个国家的渔船捕获了某种海洋洄游鱼类，就意味着另一个国家可以捕获的这种鱼类资源就减少了。淡水也是流动的：许多河流流经两个或多个国家，许多湖也跨越了两个或多个国家的边界，所以一个国家想要使用的淡水资源有可能会被别的国家抢占或者污染。除了这些存在于水和空气中的有用的流动性自然资源，人类活动有可能会给水和空气带去流动性的有害物质，这些有害物质会随着流水和风从一个国家进入另一个国家。举例来说，印度尼西亚森林大火产生的烟雾会飘散至邻近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对两地的空气质量造成严重的破坏；来自中亚地区的尘土会被风刮到日本，甚至是北美地区；河流会把塑料带到哪怕是最偏僻的海洋和沙滩。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资源的国际竞争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不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资源竞争，国与国之间可能会诉诸战争。国家之间因石油引发的竞争就是活生生的实例，它是日本主动参与二战的一个主要动机。在1879—1883年的南美太平洋战争中，智利同玻利维亚和秘鲁之间争夺的，正是阿塔卡马沙漠中蕴藏的大量铜和硝石。如今，世界上许多地方对淡水资源的争夺都非常激烈，比如喜马拉雅山积雪融化而产生的淡水，同时为中国、印度和所有东南亚国家境内的主要河流提供了水源。在流经东南亚地区的湄公河和其他河流区域，上游国家通常会用水坝来留住营养丰富的沉积物，不让它们流向下游国家。来自欧盟、中国和西非国家的渔船则一同瞄上了西非沿海的海洋鱼类。在其他方面，产自热带地区的硬木材正是温带工业化国家梦寐以求的原材料，从而导致争夺硬木材的国际“混战”逐渐展开；作为工业元素的稀土也引起各国争夺；还有就是土地，比如中国在非洲租用的农业用地。言而简之，随着全球人口总数和资源消耗量的增加，我们可以想象，未来因争夺有限的资源而产生的冲突将会越来越多。

　　不平等问题

　　在石油和金属等资源的人均消耗量，还有塑料垃圾和温室气体等废弃物的人均排放量方面，第一世界国家是发展中国家的32倍。以美国为例，平均每个美国人每年所消耗的石油数量，还有排出的塑料垃圾和二氧化碳量，是贫困国家人均的32倍。32这个系数对发展中国家人民的行为具有很大的影响，同时也对我们所有人共同面对的未来有重要影响。这就是我指出的威胁人类文明和物种的最后一个问题。

　　为了理解这种影响，我们先来反思关于世界人口的问题。当前，世界总人口已超过75亿，而且有可能在半个世纪之内增加到95亿。几十年前，许多人认为人口问题就是人类所面临的最大问题。然而，从那时起，我们开始逐渐意识到，人口和另外一个因素相结合的产物才是人类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全球总消耗量，即全球各地消耗量的总和，而各地消耗量则是当地人口数量与当地人均消耗量二者相乘得出的结果。

　　人口的重要性与人们的消费和产出息息相关。如果全世界75亿人口中的大部分都被关在冷藏储物柜里，既不进行新陈代谢，又不消耗任何能量，那么人类就不会产生资源问题。世界人口中近10亿人主要生活在北美、欧洲、日本和澳大利亚这些发达国家或地区，而剩下的65亿人大多生活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这两个群体的人均资源消耗量之比约为32∶1。这些数字说明，大部分的资源消耗发生在发达国家。

　　尽管如此，许多人依旧仅关注人口的重要性。他们会说，像肯尼亚这种国家每年的人口增速超过了4%，这可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的确是个问题，尤其是对肯尼亚的5 000万人口来说。但是，对世界整体而言，更严重的问题来自3.3亿美国人。美国的人口是肯尼亚的6.6倍，而且美国的人均资源消耗量是肯尼亚的32倍。由此可以得出，美国耗费的资源总量是肯尼亚的约210倍。再来举一个例子，意大利的总人口为6 000万，整个非洲大陆的总人口为10亿，但前者的资源总消耗量几乎是后者的两倍。

　　在此之前，生存在其他地方的穷人并未对第一世界国家构成任何威胁。那时，远方的“他们”对我们的生活方式一无所知，而且就算他们真的知道了，并因此而感到妒忌或愤怒，他们对此也无能为力。几十年以前，就世界上哪一个国家和美国的国家利益最不相关这一问题进行争辩，是美国外交官常常引以为乐的一个小游戏。那时，比较受欢迎的回答是“阿富汗”和“索马里”：这两个国家都那么贫穷，离美国又那么远，看上去它们永远也不会给美国制造任何麻烦。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后来这两个国家都被美国视为重大威胁，并且美国派兵在当地驻扎，美国驻军到今天仍未撤离阿富汗。

　　归根结底，落后、偏远的国家如今能够对发达国家造成威胁的原因就是“全球化”：世界各地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紧密。特别是通信工具和交通工具的不断发展，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人们现在可以了解到世界各地的人们在资源消耗水平和生活标准上存在的巨大差异，而且现在发展中国家当中的很多人都可以去往发达国家。

　　全球化令世界各地人们生活标准的差异越来越难以维持，其中有三方面原因尤为突出。第一个原因是疾病从落后、偏远的国家蔓延至发达国家。近几十年，那些可怕的致命性新型疾病主要是通过游客，从地方性疾病肆虐且公共卫生条件欠佳的落后国家被带到发达国家——例如霍乱、埃博拉病毒、流感、（特别是）艾滋病等。这种趋势还会继续上升。

　　新型疾病的传播是全球化进程带来的一个意外后果，但全球化令各地生活标准的差异越来越小的第二个原因与人类的意图有关。很多贫困国家的民众在意识到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过着比自己舒适的生活之后，感到既挫败又愤怒。其中一部分人变成了恐怖分子，还有很多人虽然没有加入恐怖分子的行列，但容忍或支持恐怖分子的行动。自“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以来，美国人明确地意识到，从前能够发挥防御作用的海洋已无力保护美国了。如今，接连不断的恐怖主义阴影笼罩着美国人的生活。可以很肯定地说，只要这种32∶1的人均资源消耗比例依然普遍存在，美国和欧洲未来将面临更多的恐怖主义袭击，日本和澳大利亚也许会是恐怖分子的下一个目标。

　　自然，全球不平等本身并不是导致恐怖行动的直接原因。宗教极端主义和个人心理也起到了关键作用。每个国家都有这样一些陷入疯狂、暴怒状态的个体，会受到情绪的驱使做出伤害他人的暴行，这并非落后国家特有的现象。比如，美国的蒂莫西·麦克维在俄克拉何马市用卡车炸弹杀死了168人，西奥多·卡辛斯基将精心设计的炸弹藏匿于邮寄包裹中，导致3人死亡，23人受伤。又如挪威的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用一枚炸弹和一杆枪致使77人死亡，319人受伤，其中很多受害者都是儿童。但是，因为大部分美国人和挪威人都并未置身于全然绝望或万分气愤的状态，这三名恐怖分子只是社会中的“独狼”，并未得到众人的支持。只有在大部分人都感到无望、愤怒的贫困国家，恐怖分子的行为才会被默许甚至得到拥护。

　　结合全球化的进程，上述32∶1的比例还带来了另外一个影响，这也是世界各地生活标准差异难以维持的第三个原因：资源消耗水平较低的人渴望享受高消耗的生活方式。有两个途径能让他们实现这一愿望。第一个途径是发展中国家政府把包括资源消耗水平在内的国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作为国家政策的首要目标。第二个途径是，当数以千万计的发展中国家人民失去耐心，不愿穷其一生等待政府兑现为国民提供高水平生活的承诺时，不管是否得到许可，他们都会迫不及待地通过移民的方式进入发达国家，从而享受发达国家国民的生活方式：他们主要来自非洲和部分亚洲国家，还有中美洲和南美洲地区，他们的移民目的地主要集中在西欧和美国，还有澳大利亚。事实已经证明，把移民阻隔在大门之外是不可能的。每当有一个人从低消耗水平国家迁往高消耗水平国家，世界的总消耗值就会提高，虽然大部分移民的消耗水平不会立马就赶上发达国家的国民。

　　是否人人都能享受发达国家国民的生活水平？我们用数据说话。将每个国家目前的人口数量乘以（石油、金属、水资源等的）人均国民消耗水平，得出各国的总消耗量，然后将各国的总消耗量加在一起，这样得出的总和就是目前全球资源的总消耗水平。现在，在国家人口数量和其他条件恒定不变的前提下，我们假设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消耗水平提升至原来的32倍，即达到发达国家的人均消耗水平，然后重复我们上一步的计算。这样得出的结果是，在假设条件成立的情况下，全球资源的总消耗水平将是目前全球实际消耗水平的11倍。这就相当于在目前人均资源消耗水平的分布之下，全球人口总数大约达到800亿。

　　有部分乐观主义者宣称，我们的地球可以养活95亿人口。可是，我还没遇到过哪个乐观主义者敢说我们的地球可以同时养活800亿人口。我们对发展中国家的国民信誓旦旦地说，只要他们采取正确的政策，例如建立诚实守信的政府，实施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他们有一天也能变得像第一世界国家那样繁荣昌盛。这种承诺是不切实际的，是一个残酷的谎言。现在全世界的75亿人中只有10亿人享受着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可这已经是我们勉力维持的结果。

　　我们美国人常常会说，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国民的资源消耗水平不断提升是一个“问题”，而且还幻想这个“问题”能得到解决。事实是，这个所谓的问题当然会持续存在：中国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国民不过是在努力使自己的消耗水平达到发达国家国民的水平。要是我们直接告诉他们不要步我们的后尘，显然是非常愚蠢的，没有人会听这样的话。只有一个各地民众资源消耗水平和生活水平接近均等的世界，才是中国、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非洲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乐意接受的，也是全球化的世界唯一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可是，我们的地球已没有足够的资源继续维持目前第一世界的消耗水平，更不用说使发展中国家也达到这种水平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终将走向灾难？

　　当然不是：如果发达国家和其他国家国民的消耗水平能够远低于目前发达国家国民的消耗水平，那么我们还是能够拥有一个安稳的未来。大多数美国人会表示反对：我们才不会为了世界上其他地方民众的福祉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质量！正如美国前副总统迪克·切尼曾说的：“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是不容妥协的。”然而，全球资源面临的残酷现状告诉我们，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必将发生变化，这些资源的消耗殆尽才是不容发生的事情。无论我们是否愿意，美国人都将在资源消耗水平上做出让步，因为地球的现状无法维持我们目前的消耗水平。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会牺牲什么，因为资源消耗水平和人类的福祉虽然相关，但并不是紧密相关。美国人在消耗资源时存在很大程度的浪费，并非所有的资源消耗都有助于生活质量的提高。比如，西欧国家的人均石油消耗量约为美国的一半，然而西欧国民的人均身心健康水平高于美国人，这体现在各个衡量维度上，例如国民预期寿命、身体素质、婴儿存活率、医疗服务的可获得性、退休后的经济保障、假期时长、公立学校的质量以及对艺术的支持力度。当你看到此处，不妨走到美国的大街上，看一看疾驰而过的车辆，估算一下这些车消耗每加仑汽油可行驶的里程数，然后问问自己，美国人如此铺张浪费地消耗汽油，是否对上述的生活质量指标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除了汽油的使用，美国和其他第一世界国家在别的方面也存在浪费行为，包括之前我们提到过的，对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渔业资源和森林资源进行的浪费式、破坏性开采。

　　简单来说，有一件事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大多数人都将见证发达国家人均资源消耗水平的下降。唯一的疑问是，我们是要有计划地、主动地，还是无计划地、被动地去达成这个结果。可以确定的另外一点是，我们还将见证许多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均资源消耗水平的逐步提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消耗水平之比将不再是32∶1，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消耗水平会渐渐向发达国家靠拢。这些趋势是我们的理想目标，我们不应想尽办法阻止这些趋势。我们已经掌握足够的知识去逐步实现这些目标，现在主要缺乏的是政治意愿。

　　危机框架

　　以上就是我眼中全球整体面临的一些最严峻的问题。从我们的危机框架角度来看，有哪些因素会对人类解决上述问题有所帮助，又有哪些因素会造成阻碍呢？

　　我们面临着不可否认的强劲阻碍。与本书前面章节所讨论的7个国家危机案例相比，全球问题的解决需要我们付出更大的努力，而且我们被迫进入全然不熟悉的领域，几乎没有任何历史先例能够为我们指引方向。你只需想一想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与独立的国家个体之间有多大区别就能明白了。我们先前讨论到的国家的国民都拥有一致的国家认同和共享的价值观，而国与国之间因身份认同和价值观差异而彼此区分。我们之前讨论的7个国家都拥有久远的国民政治辩论传统，历史上也都不乏可供借鉴的应对危机的先例。而且，这些国家都多少获得过来自友善盟国的物质援助、建议，或者可借鉴他国应对危机的经验。

　　然而，我们的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并不拥有这些国家层面的优势。没有另外一个有人类居住且可为我们提供援助的星球（表1.2中的因素4），也没有其他世界的经验可供我们借鉴，从而找到解决危机的路径（因素5）。全人类之间缺少普遍的、一致的身份认同（因素6）和共享的核心价值观（因素11）。这是历史上我们首次面临真正的全球性挑战，因此我们缺少应对类似挑战的过往经验（因素8），也没有经历过应对挑战失败的先例（因素9）。在全球层面成功应对这些问题的先例十分有限：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的成立是人类应对全球问题的最初两次制度性尝试；虽然二者都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显然这些成就的规模尚不能和全球问题的规模相提并论。对于我们的全球危机，人们尚未形成普遍共识（因素1），同时缺少承担责任的意愿（因素2），更没有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诚实的自我评估（因素7）。我们的选择自由（因素12）受到严重的制约，制约因素包括势不可当的全球资源枯竭趋势、全球二氧化碳水平的上升，以及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这些制约因素令我们没有进行试验和调整策略的余地。所有这些残酷的现实令许多人对人类的未来保持悲观的态度。

　　无论如何，全球问题的解决进程已经朝着三条不同的路径迈进。第一条路径是国家之间达成双边及多边协定，这一路径已经经受了长久的考验。据人类所知，自有文字记载开始（5 000多年前），政治实体之间的谈判和协议便已存在。没有文字的近代部落和族群也会达成协议，所以早在国家政府出现以前，人类的政治协商历史肯定就已伴随着人类的上万年发展历程而存在了。值得注意的是，本章讨论到的4个全球性问题正是近年来国家之间双边和多边谈判中频频出现的主题。

　　我将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我之所以举这个例子，并非是因为它所涉及的是最紧迫的问题（它的确不是），而是它展现了哪怕两个国家之间的敌意再深也有可能冰释前嫌，达成一致协议：这两个国家是就以色列和黎巴嫩。以色列曾入侵并占领了黎巴嫩的部分地区。黎巴嫩曾充当向以色列发射火箭的基地。尽管如此，两国的鸟类观察家还是成功地达成了一项里程碑式的协定。随季节在欧洲和非洲之间迁徙的老鹰和其他大型飞鸟在每年秋天会从黎巴嫩朝南飞过以色列，在每年春天会从以色列向北飞过黎巴嫩。如果飞行器与这些大型飞鸟相撞，结果通常是两败俱伤。（在我写下这句话的一年前，我和家人刚经历过一场此类事故，当时我们的飞机和一只老鹰撞到了一块，飞机变形了，但没有坠落，而老鹰死了。）这是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致命飞行事故中的主要原因。这种情况推动了两国的鸟类观察家建立一个交互警报系统。每年秋天，当黎巴嫩的鸟类观察员观察到大群飞鸟正从黎巴嫩往南飞向以色列时，他们会对以色列的同行和以色列的空中交通管制员发出警报，以色列的鸟类观察员在每年春天看到往北飞向黎巴嫩的鸟群时，也会向对方发出警报。虽说双方明显都是这一协定的受益者，但要使双方在商讨中克服彼此间强烈的憎恨情绪，而把焦点仅仅集中在飞鸟与飞机身上，也是耗时多年才达成的结果。

　　当然，两个甚至是多个国家间形成的协定并不足以和全球所有国家之间达成的一致协定相提并论。然而，无论怎么说，双边或多边协定的达成是人类向全球共识迈进的一大步，因为只要几个国家，就能占据全球人口和经济体量的最大份额。仅仅2个国家（中国和印度）就拥有全球1/3的人口，另外2个国家（美国和中国）占据了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和全球经济产出的41%，5个国家或主体（中国、印度、美国、日本和欧盟）的排放量和产出占全球60%的份额。中美之间已经就二氧化碳排放的基本原则达成一项协定，印度、日本和欧盟也随后加入，这就是于2016年生效的《巴黎气候协定》。当然，《巴黎气候协定》还不够完善，因为它缺少严肃的执行机制，而且美国政府在2017年便宣布了退出协定的意向。可是，无论如何，对未来将会达成的进一步完善的协定来说，《巴黎气候协定》是一个值得借鉴的模型或者起点。哪怕世界上其他经济产出较小的国家不参与未来的协定，单单是5个最大国家或主体之间达成的五方协定也足够让我们在解决排放问题上走得很远。因为这最大的5个国家或主体随后可以对其他的国家施压，例如对那些不愿签署气候协议的国家征收贸易关税和碳排放税。

　　解决全球问题的第二条路径是形成区域性协定。在北美洲、拉丁美洲、欧洲、东南亚、非洲和其他的区域内部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协定。欧盟（目前由27个欧洲国家组成）各成员之间达成了全球最先进的一组区域性协定，欧盟内部形成的制度、达成的协议、制定的约束规则涵盖的范围最广。当然，一提到欧盟，人们马上会想到其内部的分歧、倒退的趋势、英国“脱欧”和其他可能发生的政治变动。这也是意料之中的，毕竟欧盟已经朝前迈出巨大且变革性的步伐，不仅仅是为了欧洲，也是为了全球所有地区。

　　然而，在为欧盟的前景持悲观态度之前，请你首先回想1945年，即二战结束之际欧洲所处的支离破碎的状态，然后想一想欧盟所取得的成就。在欧盟成立以前，欧洲国家在数千年间战火绵延不断，高潮时期便是世界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两场世界大战。但在20世纪50年代，欧盟的前身——欧洲共同体成立之后，欧盟成员之间再也没有发生过战争。1950年，我首次到访欧洲，那时候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对入境者的护照管控都非常严格；如今，欧盟各国之间的跨境流动限制已经大大降低。1958—1962年，我住在英国，那时无论是在欧洲大陆获得高校终身教职和研究职位的英国科学家，还是来自欧洲大陆、在英国获得高校教研职位的科学家都寥寥无几，我所在的研究领域，此类科学家数量更是有限，甚至我一只手就能数得过来。现在，在欧盟内部，大学教职有很大一部分由非本国人担任。欧盟各国之间的经济实现了实质性融合，大部分欧盟国家使用同一种货币——欧元。就能源、资源利用和移民等主要的世界性问题，欧盟成员间会进行讨论，有时会采取共同的政策。再次强调，我承认欧盟内部存在着倾轧、纠纷与不合，但同时请别忘了，任何一个国家内部都存在不同的声音。

　　其他聚焦范围更窄的区域性协定的例子包括消灭或根除区域性疾病的协定。牛痘的根除是一项重要的区域成就，这是一种牛身上携带的致命病毒，曾让非洲、亚洲和欧洲许多地区的民众付出沉重的代价。通过长达几十年的区域合作，自2001年起，世界上再也没有出现过牛痘暴发的案例。目前南北半球国家都在从事的大规模区域性疾病治理任务包括，根除几内亚龙线虫感染和消灭盘尾丝虫病（又称河盲症）。因此，区域性协定构成了第二条解决全球问题的路径，而且这条路径已经过实践检验。

　　解决全球问题的第三条路径是达成全球协定，它以全球机制为推手，通过联合国的综合性全球任务和其他国际机构（例如关注农业、打击动物走私、飞行、渔业、粮食、健康、捕鲸和其他问题的国际机构）的具体任务达成。就像对欧盟一样，人们也很容易对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持悲观态度，这些机构的力量普遍弱于欧盟，比起大部分主权国家而言，实力更是相差甚远。但是，国际机构已经做出了很多成绩，而且它们为接下来的发展提供了制度性框架。它们的主要成就体现为：1980年，天花在全世界范围内被消灭；1987年，《关于消耗臭氧层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的签署，该协定旨在保护平流层中的臭氧层；1978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又被称为《73/78防污公约》）的制定，它要求石油运输船的石油运载舱与压载水舱分离，随后要求所有海上石油运输船只使用双层船舱，从而改善全球的海洋污染状况；1994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则对各国的专属经济区和共享的国际经济区做出划分；还有国际海底管理局对海底矿物开采设立的法律框架。

　　全球化既给人类带来了问题，又提供了解决问题的路径。今天，全球化的一个负面影响是使各种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增长与传播，例如资源竞争、全球战争、污染物、大气层气体的排放、疾病、人员流动以及许多其他的问题。但全球化也带来了积极的影响：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的要素也得到了增长与传播，例如信息、通信、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几门主导性的世界语言的出现、对别处状况和解决方案的普遍认知，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的全球共同体意识。在我2005年出版的《崩溃》（Collapse）一书中，我把这些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办法之间的紧张态势比作一场赛马：参赛的双方分别是“破坏之马”和“希望之马”。这可不是那种普通的赛马，通常两匹马都全力以赴，几乎以恒定的最高速度跑完全程。相反，这是一场奔跑速度呈指数级增长的赛马，参赛的两匹马都跑得越来越快。

　　2005年，我在写书的时候，并不知道哪匹马会赢得这场比赛。而当我在2019年写下这几句话时，这两匹马已经分别持续加速14年。我们的问题，尤其是全球人口总数和全球资源消耗的问题，自2005年以来已明显加剧。同时，自2005年以来，世界人民对这些问题的认知显著加强，并在全球层面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做出努力。哪匹马将会赢得这场比赛尚未可知。但我们能够确定的是，无论结果是好是坏，距离这场比赛尘埃落定之时已越来越近。

　　插图6.1

　　变成一片废墟的德国城市中，行走的德国民众与同盟军士兵。

　　插图6.2

　　二战中同盟军的战机轰炸科隆。这个城市和大部分其他德国主要城市一样被炮火摧毁。可以看到，莱茵河上的一座桥已被炸毁，而科隆大教堂奇迹般地依然矗立着。

　　插图6.3

　　民主德国政府在东柏林和西柏林之间建起了一道臭名昭著的墙，声称是为了阻隔来自联邦德国的间谍，实际上是为了阻止民主德国的民众逃往联邦德国。

　　插图6.4

　　1968年德国学生运动，这一年标志着联邦德国民众的代际变迁。

　　插图6.5

　　近代德国历史的一个关键时刻：访问波兰华沙犹太区期间，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情不自禁地双膝跪地，承认纳粹德国的战争罪行和被他们杀害的数百万受害者，请求波兰人的原谅。

　　插图6.6

　　1939年，德国军队越过平坦、辽阔的欧洲北部平原，入侵波兰，历史上其他国家的军队也是经此处入侵如今的德国。

　　插图7.1

　　20世纪中叶，澳大利亚人口的主要构成为白人。

　　插图7.2

　　澳大利亚独特的沙漠与袋鼠景观，和欧洲国家的景观截然不同。

　　插图7.3

　　如今，澳大利亚的人口呈现种族多元化特征。

　　插图7.4.1和7.4.2

　　澳大利亚国旗（上图）由英国国旗（米字旗，下图）和南十字星构成。

　　插图7.5

　　为了保卫自己的母国英国，澳新军团跨越半个地球，于1915年4月25日登陆加利波利，对土耳其军队发起进攻。此后，每年的这一天被定为加利波利登陆纪念日，它是澳大利亚一个主要的国家节日。

　　插图7.6

　　1941年12月10日，英军试图保卫其新加坡海军基地期间，英国战舰“威尔士亲王号”被日本战机击沉。

　　插图7.7

　　1942年2月15日，驻新加坡海军基地的英国军队投降，澳大利亚暴露在被日本攻击的风险之中。

　　插图7.8

　　1942年2月19日，澳大利亚的达尔文市遭受日军轰炸，现场火光烟雾四起。

　　插图7.9

　　1954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问澳大利亚期间，数百万澳大利亚人走上街头，欢迎女王的到来。

　　插图7.10

　　悉尼歌剧院，是澳大利亚最负盛名的建筑，也是现代世界最著名的一座新建筑，由丹麦建筑师设计，于1973年正式落成。

　　插图9.1

　　美国的航空母舰，美国拥有的航空母舰数量比其他所有国家的总数还要多。

　　插图9.2

　　美国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世界上最高产的农田区。

　　插图9.3

　　洛杉矶港，美国沿海众多的天然深水港口之一。

　　插图9.4

　　密西西比河上的航运，这是美国最大的内河航道系统，为成本低廉的水路运输提供了条件。

　　插图9.5

　　美国公民针对政府制定的发动越南战争的政策发起抗议活动——这项政策最终被证明确实不够明智，随后被废除。

　　插图9.6

　　美国联邦体制的一个优点——各州可制定自己的法律，哪怕该法律在其他州看来非常疯狂，倘若该法律最终被证明合理，其他州便可以效仿。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美国各州中，加利福尼亚州首先规定，遇到红灯时，汽车在停稳后可以右转。

　　插图9.7

　　托马斯·爱迪生，美国最有名的发明家与创新大王。

　　插图9.8

　　哈佛大学某个毕业班的学生，其中很多人都是新移民。

　　插图9.9

　　当政治妥协在美国依旧有效时：美国共和党总统罗纳德·里根和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托马斯·奥尼尔两人虽然常有意见分歧，但依然能达成妥协，有效地进行合作，通过大部分立法。

　　插图9.10

　　美国参议员詹姆斯·斯特罗姆·瑟蒙德发表的冗长发言创下了纪录，这是一种程序性阻挠议事策略，经常被少数派用来强行使多数派做出妥协。

　　插图10.1

　　1992年，洛杉矶发生了罗德尼·金暴动，其根源就在于美国社会存在的经济不平等和无助感。

　　插图10.2

　　面对美国社会存在的普遍问题，部分有钱有势的美国人的回应方式：不是试图去解决这些问题，而是一味地逃避，花一大笔钱把废弃的地下核弹发射井改造成奢华的防御地堡。

　　插图11.1

　　当今世界面临的其中一个主要问题：使用核武器的潜在危险。 中信出版2020年度好书-经济管理（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