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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语 借鉴、思考与展望

　　本书开篇就在表1.2中提出了影响国家危机结果的12个因素，在结语部分，我将总结这些因素在7个国家样本中的实际应用。紧接着，我将在这组样本的基础上，探讨人们常常提出的关于危机的两个综合性问题：是否只有由危机引发的剧烈变动才能激发国家进行重要的变革？特定的领导者能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历史的进程？随后，我将提出一些策略，以深化人们对危机的认识。最后，我将讨论的是认识危机对我们的未来有何借鉴意义。

　　预测因素

　　1.直面身处危机的现实。承认危机的存在对个人来说比国家要简单，因为前者只涉及个人对自己是否身陷危机的认识，而无须获得国民的一致认同。然而，即使是对个人来说，这一问题的答案也并非简单的是或不是，至少可能出现三种复杂的情况：个人可能一开始不承认危机的存在，或者只承认部分危机的存在，又或者低估了危机的严重性。到最后，个人不得不“大声求助”的时刻其实就是他承认危机的时刻。对国家危机的承认也存在上述三种情况，不过它还存在第四种情况：一个国家的不同领导者各自拥有不同的拥护者，国民也分属不同的群体。在承认危机这件事上，这些领导者、拥护者和群体的看法各不相同。

　　就像个人一样，国家一开始也可能会忽略、否认或者低估某个危机，直到外部事件的出现使其不得不直面危机。例如，在1853年以前，明治时代的日本就已知道西方列强在1839—1842年对中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也意识到西方对日本的威胁与日俱增。可是，直到1853年7月8日佩里叩关，日本才承认自己面临危机，才开始讨论变革。无独有偶，早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芬兰就收到了苏联提出的要求，并且知道苏联人口众多、军队庞大。然而，直到1939年11月30日，苏联对芬兰发起进攻，芬兰才开始意识到苏联对自己所造成威胁的严重性。芬兰人几乎在一夜之间达成了共识，准备迎战。与之相反，尽管佩里的到来很快让所有日本人意识到自己的国家正面临着迫切的危机，但在应对危机的最佳方案选择上，反对幕府将军的革新派和幕府政权之间产生了分歧。15年后，当维新人士终于推翻幕府统治，这个分歧才得到解决。

　　还有一些国家案例中，虽然国民广泛认同自己的国家存在某种重大危机，但对于这个危机到底是什么未能达成共识。在智利，阿连德和左翼政治人士认为，智利面临的重大危机在于其体制急需改革，而右翼人士则认为阿连德和他提出的改革才是危机的根源。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印度尼西亚，当地共产党人认为自己国家面临的最大危机是政府需要改革，而军方则认为共产党人和他们提倡的改革才是这个国家出现危机的根源。在这两个案例中，危机的解决不是来自最终形成的举国共识，也不是一方以武力占据上风后对落败一方的宽恕和和解。（日本的最后一位幕府将军在落败后被允许隐退，在明治维新开始以后，他还活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智利和印度尼西亚，国家危机最终导致的结果是，胜利者对落败者赶尽杀绝。

　　面对二战以后与日俱增的国家危机，澳大利亚和德国曾在很长时间里持否认态度。这具体表现为，澳大利亚坚守自己的英国属性和“白澳”的身份认同，而德国则长期拒绝承认许多普通的德国人对纳粹罪行负有普遍责任，也不愿面对自己的领土损失和东欧共产主义政府的上台，这些事情虽然令人不甚愉快，但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在澳大利亚和德国，国家危机的最终解决源于公民以循序渐进的民主方式达成改革政府政策的一致共识。

　　最后，截至我写下这些文字时，许多日本人和美国人依然选择性否认自己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日本人目前承认了部分问题的存在（庞大的政府债务和人口老龄化问题），而不完全承认日本的女性地位问题。此外，日本还拒绝承认其他问题的存在：在不欢迎移民的情况下，日本缺乏解决其人口困境的替代性解决方案；因历史原因，日本与中国、朝鲜半岛关系紧张；比起与其他国家合作对自然资源进行可持续性管理，日本寻求攫取海外自然资源的传统已经过时。美国国民则仍然普遍否认自己国家面临以下主要问题：政治极化，选民投票率低，选民登记存在阻碍，不平等，社会经济流动性水平下降，还有政府对公共领域的投资不断减少。

　　2.愿意承担责任，不把自己塑造成受害者，不自我怜悯，不推卸责任。在踏出承认危机存在的第一步后，解决个人危机的下一步是承担个人责任，即避免使自己沉溺于自我怜悯的情绪中，不要总把自己当成受害者，而要意识到做出个人改变的必要性。对一个国家来说，也是如此。而且，和承认危机存在一样，承担责任也存在复杂的情况：不管是对个人还是对国家来说，承担责任、避免自怜都不是简单的是非选择问题；而且，由于一个国家往往存在不同的群体、领导者和拥护者，各方观点时常不统一。

　　在本书的7个国家案例中，各国在承担责任方面的表现各不相同。芬兰和明治时代的日本展现了不愿过度自我怜悯的一面。自1944年起，面对苏联入侵和芬兰士兵的大规模阵亡，芬兰本可能因此陷入自我怜悯的情绪中，以受害者的姿态谴责苏联的行径。相反，芬兰意识到自己必须处理好与苏联的关系。芬兰改变了以往的政策，与苏联保持政治层面的对话，赢得了苏联的信任，随之而来的是很多对芬兰有利的结果：苏联从赫尔辛基附近的波卡拉海军基地撤军，减少了要求芬兰支付的战争赔款并延长了赔款交付的时限，而且对芬兰亲近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加入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举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时至今日，尽管苏联早已解体，芬兰也未再试图收复卡累利阿省。类似地，明治时代的日本曾有数十年暴露在西方列强的威胁之下，而且被迫签署了不平等条约。但是，日本并没有沉溺于受害者心态。相反，它主动承担起责任，提升自己的实力以应对危机。

　　与之相反的是，有的国家在面临危机时选择把责任推卸给他人。英国在新加坡的基地陷落后，澳大利亚的反应是去责备英国的“背信弃义”，而不是反思自己在二战前没有承担起发展国防的责任。随后又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澳大利亚一开始将英国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行为视为对自己的背叛，直到后来澳大利亚才痛苦地意识到，英国必须追寻自己的利益。这种一味推卸责任的行为，延缓了澳大利亚与亚洲国家之间建立经济和政治联系的进程。

　　一战后的德国则是一个拒不承担责任的极端例子，这最终为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大量德国民众听信了纳粹分子和一些德国人编造的谎言，认为德国战败是因为国内社会主义分子“在背后捅刀子”，而不是由于协约国军队在军事上具备压倒性优势。纳粹分子和一些德国民众将心思都放在《凡尔赛和约》的不平等问题上，却不承认是德皇威廉二世和他的政府在战前实施的一连串错误的政治决策使德国在不利的军事条件下参与战争，进而导致德国战败，被迫签署《凡尔赛和约》。如此一来，德国人拒不承担自己的责任，而是以受害者的立场自居，沉溺于自我怜悯的情绪，这使德国国内纳粹势力盛行，从而导致了二战的爆发，最后为德国带来更为悲惨的结局。

　　二战后的德国和日本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承担责任的方式。两国政府对发起二战应付全部责任，与之不同的是一战中的德国，当时它的对手对战争的爆发也应负有责任。在二战期间，德国和日本都对其他国家犯下了恶行，两国的国民也都遭受摧残。但德国和日本面对这些现实的做法截然相反。二战期间，数百万德国国民失去生命（包括在同盟军轰炸德国城市时丧生的德国民众，如果同盟军没有赢得二战的胜利，这种行为肯定会被界定为战争罪），苏联军队往西挺进的过程中，近百万德国女性被强暴，战后德国还丧失了大量领土。面对这些现实，德国并没有被自我怜悯的情绪支配，也没有摆出一副受害者姿态。相反地，德国民众普遍承认纳粹的罪行，教育本国儿童认识这些事实以及德国应负的责任，并且主动改善与波兰等在战时受到德国迫害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与之相反，大部分日本民众依然继续否认自己国家发起战争的罪行。在日本，大部分民众认为是美国诱使日本轰炸珍珠港，所以才引发的二战，而对日本早在珍珠港事件发生4年前就已对中国不宣而战的事实视而不见。日本还持续否认自己对中国、朝鲜半岛的民众，以及二战中的同盟军战俘犯下的罪行。相反，日本选择把自己塑造成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而不愿直面现实。日本持续推卸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把自己塑造成受害者的做法，将使日本与其强大的邻国中国还有朝鲜半岛的关系持续恶化，从而使日本面临极大的风险。

　　3.划清界限/选择性变革。我在第二章至第七章中讨论的6个国家均采取了选择性变革的方式来应对各自的国家危机。随后我所讨论的2个正在经历危机的国家（日本和美国）现在也正在进行选择性变革，而且日本走得比美国更远。所有这些国家都已发生变革，或者正在讨论即将进行的变革，但其变革仅针对某些特定政策，其他国家政策则维持原状。在这一方面的典型案例是明治时代的日本和芬兰，它们向我们展示了国家在变革与维持原状之间的明确界限，尤其具有指导意义。明治时代的日本在政治、法治、社会、文化等许多领域进行了西化变革。然而，在其中的每一个领域，日本都并非亦步亦趋地盲目复制西方模式，而是从众多的西方模式中找到最适合日本的方案，并根据日本的国情对这一方案进行调适与修正。与此同时，日本保留了社会中的其他基本特征，包括对天皇的崇拜、日本的文字体系，还有日本文化的多个方面。同样地，芬兰在保留了自由民主政体的同时，比其他与苏联（今俄罗斯）毗邻的欧洲国家享受到更大的行动自由。芬兰前后政策的明显不一致招致许多其他国家民众的严厉批判，这是因为他们未能认识到芬兰因地理区位而面临的残酷现实。

　　4.来自他国的帮助。在解决个人危机时，来自他人的帮助无疑是很重要的。在我们讨论的国家案例中，获得来自他国的帮助对于一国危机的解决发挥着积极作用，而缺乏他国帮助会对一国危机的解决产生消极影响。明治时代的日本在进行选择性西化过程中，西方国家提供了许多帮助，从往日本派遣顾问和接待日本的海外使团，到建造巡洋舰原型，这对日本而言意义重大。在1973年的智利军事政变和1965年的印度尼西亚军事政变后，来自美国的经济援助对两国政府重振国内经济来说非常重要。同样，美国为日本和德国提供的经济支持对于两国在二战后的重建意义重大。澳大利亚先是向英国，然后向美国寻求军事保护。缺乏他国帮助所产生的消极作用体现在，美国取消援助计划，并对智利经济设置壁垒，使阿连德治下的智利政府陷入瘫痪。一战结束后英国和法国攫取的战争赔款撼动了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对澳大利亚来说，新加坡基地陷落后英国无法再为其提供军事保护，英国在就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进行谈判后取消对澳大利亚的特惠关税政策，这两次冲击推动了澳大利亚寻找新的国家认同。在缺乏他国帮助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与苏联进行冬季战争期间的芬兰，当时芬兰所有潜在的盟友都未能或不愿给芬兰送去它所预期的军事援助。这个惨痛的经历构成了1945年以后芬兰外交政策的基础：芬兰意识到，一旦和苏联产生新的冲突，自己将不会得到任何帮助，因此芬兰不得不与苏联建立起一种能够使芬兰尽可能保留国家独立性的双边关系。

　　5.借鉴他国应对危机的模式。正如他人应对危机的方法对解决个人危机来说很有借鉴价值，在本书的大多数国家案例中，他国应对危机的模式对于一国应对危机也发挥了积极或消极的作用。对于明治时代的日本而言，借鉴西方的模式并对其加以调整，在维新变革中发挥了尤为重要的作用；在二战之后，日本再次在调整的基础上借鉴（或被迫采取）了美国的部分民主政府模式，但美国对日本的影响程度有所下降。智利和印度尼西亚的军政府借鉴了美国的（或者说是他们想象中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在二战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澳大利亚模仿的主要是英国模式，二战后它逐渐抛弃了这些模式。

　　此外，本书提到的国家案例中还包括两个缺乏可借鉴模式的例子，其中一个是客观意义上的缺乏，另一个则是主观意义上的缺乏。在芬兰的案例中，没有其他任何一个苏联的邻国在满足苏联要求的同时成功地保持自身的独立性，而这正是被称作“芬兰化”的芬兰政策的精髓。正是基于芬兰人对自身独特情况的认知，时任芬兰总统吉科宁才会说“芬兰化不供输出”。今天的美国自认为在世界范围内没有可借鉴的模式。由于美国人对“美国例外论”深信不疑，他们普遍认为加拿大和西欧民主国家身上没有什么值得美国学习的地方，哪怕是在医疗卫生、教育、移民、监狱和养老等各国共同存在的问题上——在这些问题上，尽管大多数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的解决方案不甚满意，但还是拒绝借鉴加拿大或西欧国家的解决方案。

　　6.国家认同。在个人危机的12个结果预测因素当中，有一部分因素很容易在国家危机的预测因素中找到对应项，但有一个因素不太容易找到对应项，那就是“自我力量”这种个人特征，但它的隐含意义使人联想到国家认同这一国家特征。

　　什么是国家认同呢？它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国民因自己国家所特有的、独一无二的、令人钦佩的事物而普遍产生的自豪感。国家认同可能涉及许多不同的领域，包括语言、军事成就、文化和历史。各国在这些领域存在较大差异。举例来说，芬兰和日本都拥有完全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独特语言，两国人民都对此引以为傲。相反，智利人虽然和大部分其他的南美洲及中美洲国家国民使用同一种语言，但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将这种特征转化为独特的国家认同：“我们智利和其他所有讲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国家都不同，因为我们具有政治稳定性和民主的传统。比起拉丁美洲人，我们更像欧洲人！”军事成就是部分国家的国民形成国家认同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芬兰（冬季战争）、澳大利亚（加利波利登陆战）、美国（二战）和英国（多次战争，最近的两次是二战和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在很多国家，国民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认同集中在文化层面，例如，历史上的意大利在艺术方面的杰出成就和现代意大利在烹饪及时尚领域的卓越成果、英国的文学、德国的音乐。许多国家的国民为自己国家的运动队感到自豪。英国人和意大利人对自己国家的悠久历史和曾经在世界上造成的影响而备感骄傲——以意大利为例，2 000年前罗马帝国的光辉历史是其民族自豪感的重要来源。

　　在我们谈到的7个国家中，有6个国家的国民都拥有强烈的国家认同。唯一例外的是印度尼西亚，该国国民的国家认同相对弱一些。这并非是在贬低印度尼西亚人，它仅仅反映了一个明显的事实：印度尼西亚直到约1910年才成为一个统一的殖民地，直到1949年才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考虑到这一点，印度尼西亚会发生种种分裂运动和叛乱事件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随着该国官方语言印度尼西亚语的逐渐普及，再加上民主的发展与公民参与程度的不断提升，印度尼西亚国民的国家认同最近正显著提升。

　　在本书中谈及的一些历史较为悠久的国家，国家认同是其解决国家危机的重要影响因素。对明治时代的日本和芬兰而言，国家认同使其国民万众一心，从而有勇气去抵抗强大的外来威胁，携手共度国家最艰难、最屈辱的时期，并且愿意为了国家的大我而牺牲个人的小我。芬兰人甚至纷纷捐出自己的结婚金戒，以助祖国筹集要支付给苏联的战争赔款。国家认同还使1945年后的德国和日本度过了军事惨败和接踵而至的被占领时期。在澳大利亚，国家认同是该国国民围绕“我们是谁”这一问题重新进行自我评估和采取选择性变革的关键所在。国家认同还影响了智利左翼政府的政策，在皮诺切特下台后，智利的左翼势力重新掌权，尽管其对智利军方的恐惧已经日渐消退，对皮诺切特的支持者依旧存在恨意，但掌权的左翼政党选择实施和解政策，倡导建立一个“全民的智利”，这里的“全民”既包括追随皮诺切特的右翼人士，也包括追随阿连德的左翼人士。这是一项很了不起的成就。与之相反，在今天的美国，对群体认同的强调不绝于耳，而广义上的国家认同却被日渐忽略。

　　一国的国民和政府通常通过重述历史的方式建立起民族自豪感，从而强化国家认同。这样的历史重述造就了“民族神话”。这里的“神话”并不包含“虚构性”的贬义色彩，而是一个中性词，指的是“具有明显的历史根基，旨在解释某些现象或者达成某些目的的传统故事”。在现实中，出于政治目的被反复传颂的民族神话有很多种，既有真真切切的历史，也有彻彻底底的谎言。

　　一种极端情况是，一国的民族神话确实还原了真实的历史，而且确实集中重述了该国当时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不过这种重述仍然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例如英国和芬兰。1940年夏，英国历史将重点放在不列颠之战上，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芬兰历史则聚焦于冬季战争，两国通过重述这段历史来塑造自己的国家认同。没错，截至当时，这两场战役确实是英国和芬兰所经历的影响最为深远的战役，而且时至今日，出于政治目的，这两场战役依然在被反复重述。

　　处于中间的情况是，一国的民族神话所重述的确实是在过去发生的事件，但它仅仅关注一国在某个时刻发生的其中一起事件，而忽略了其他重要事件。例如，19世纪初期的美国历史着重强调刘易斯与克拉克横跨美洲大陆的那场远征，还有欧洲白人探索并征服西部世界的其他进程，却抹掉了他们杀害和驱逐印第安原住民、奴役非裔美国人的历史。印度尼西亚独立战争的历史只强调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人民与荷兰人之间的对抗，却并未提及大批印度尼西亚人在国内发起的反抗共和政体的运动。还有20世纪初期的澳大利亚历史，仅仅记录了加利波利登陆战，却对杀害和驱逐当地原住民的事情闭口不提。

　　另外一种极端情况是，一国的民族神话中的大部分历史都建立在谎言之上。比如，德国人曾经以公民叛国的谎言来掩盖自己在一战中的失利，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持轻描淡写或者完全否认的态度。

　　完全如实地重述历史是否有可能？人们对历史是否不可避免地存在多种不同的解释？这些不同的解释是否应该得到同等程度的重视？对于这些问题，历史学家持不同的观点。但不管答案是什么，事实是：出于政治目的而传颂的民族神话确实强化了国家认同，国家认同对一个国家来说十分重要，用于强化国家认同的民族神话拥有不同的历史根基。

　　7.诚实的自我评估。假如现在有一名对人类和人类社会一无所知的完全理性的外星访客，他可能会天真地认为，缺乏诚实的自我评估无论如何都不会是导致人类个体和国家无法解决危机的因素。在这名理智的外星访客看来，怎么会有人或者国家会选择自欺欺人，从而毁掉自己呢？

　　实际上，进行诚实的自我评估有两个必要的步骤。首先，个人或国家必须拥有准确的认知。但这可能有些难度，因此，导致个人或国家无法成功应对危机的根本原因可能是信息的缺失，而不是诚实与否的道德问题。其次，个人或国家必须诚实地评估这些认知。可惜的是，但凡对国家或人类稍做了解，我们就不难发现，自欺欺人无处不在。

　　在最典型的案例中，一国进行诚实的自我评估与否离不开强大的领导者或独裁者的作用。在这些案例中，一国是否进行了诚实的自我评估取决于该国的领导者是否开展了诚实的自我评估。近代德国领导者在这方面呈现出来的差异极为显著。作为一名出色的现实主义者，俾斯麦成功地完成了统一德国的艰巨目标。作为一名情感上摇摆不定的非现实主义者，威廉二世为德国树立了不必要的敌人，使德国被卷入一战并最终战败。更聪明但也更邪恶的希特勒本来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因为不切实际地选择进攻苏联，并且在与苏联和英国开战的同时不必要地对美国宣战，从而抹杀了自己的胜利。随后的德国很幸运地又遇到了一个实事求是的领导者——维利·勃兰特，他足够勇敢，认识到德国需要在东欧采取痛苦却现实的政策（承认民主德国的存在，也承认除民主德国之外德国领土的丧失），因此为德国20年之后的重新统一打下了基础。

　　尽管在西方国家知名度较低，但印度尼西亚的领导者之间同样存在显著差异。身为印度尼西亚建国总统的苏加诺不切实际地认为自己具备独特的能力，能够诠释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心愿，哪怕是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潜意识中的心愿。苏加诺忽略了印度尼西亚自身存在的问题，投身于世界反殖民运动中，并且执意下令军队占领马属加里曼丹岛，不顾当地民众的一致反对，就连他自己的军官也对这一行动持怀疑态度。对苏加诺来说，不幸的是，后来成为印度尼西亚第二任总统的陆军将领苏哈托（在其政治生涯接近尾声之前）是一位出色的现实主义者，他极为审慎地行事，只在自己确认能成功的情况下才有所行动。通过这种方式，苏哈托一步步取代了苏加诺，放弃了苏加诺的世界雄心和与马来西亚的斗争，集中精力进行国内建设（尽管经常是以邪恶的方式）。

　　还有三个国家在缺乏强人领袖的情况下，通过进行诚实的自我评估，对国家危机达成了举国共识，它们就是明治时代的日本、芬兰和澳大利亚。明治时代的日本意识到自己面临一个痛苦的现实，那就是西方蛮夷远比自己强大，只有学习西方才能让自己变得强大。因此，明治时代的日本政府通过向欧洲和美国派遣大量政府官员和民众来获得关于西方的准确认识。与之相反的是，日本之所以会发动二战并导致惨痛的后果，部分原因是20世纪30年代那批年轻气盛的日本军官缺少对西方及其实力的直接了解。芬兰也曾遭遇相似的痛苦经历。当时，芬兰人意识到自己如果继续与苏联对抗，还是不会得到潜在盟友的援助，并且意识到芬兰今后应该取得苏联的信任，从苏联的角度理解问题。澳大利亚最后终于直面现实，意识到英国对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影响力渐弱，而亚洲和美国对自己正变得越来越重要，澳大利亚国民就此达成了共识。

　　本书最后讨论的两个当下的国家案例均缺乏诚实的自我评估。正如上文提到的，日本现在确实意识到自己存在一些问题，但它没能实事求是地去看待其他一些问题。今天的美国在对自己做出评估时也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特别是，大部分美国国民和政治家仍未能严肃看待我们如今面临的主要问题。许多美国人甚至自欺欺人，把自己国家的问题怪罪到别的国家头上，而不是反思自己的责任。科学怀疑论在美国越发盛行，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预兆，因为科学基本上就是对现实世界的准确描述和理解。

　　8.应对过往国家危机的经验。对于需要处理新一轮危机的个人来说，因曾成功度过危机而产生的自信是影响危机处理结果的一个重要因素。与之对应的影响国家危机的因素，对本书中提到的几个国家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来说也具有重要意义。其中一个例子是现代的日本，它应对危机的自信来自明治时代取得的成就，当时的日本通过迅速改革获得足够的实力来应对被西方列强瓜分的风险，并且最终战胜了两个西方国家（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战胜俄国，还有在1914年的日德战争中战胜德国殖民军队）。

　　芬兰是从成功应对过往危机的经验中孕育出国家自信的又一案例。芬兰人在二战中成功击退苏联的进攻，由此所产生的国家自信对他们来说意义相当重大。因此，在2017年芬兰独立一百周年纪念活动中，冬季战争和国家独立成为同样重要的庆祝主题。除了本书所探讨的国家之外，英国也拥有成功应对过往危机的历史经验：它在二战中与美国和苏联并肩打败了希特勒；自1940年6月法国陷落到1941年6月德军入侵苏联，在这一整年内，英国独立对抗希特勒，尤其是在1940年下半年的不列颠之战中，英国皇家空军在英国领空战胜了德国空军，从而一举挫败了德国入侵英国的计划。从1945年到现在，一旦面临各种困境，英国人就会时常回望往昔：没有任何事情能比不列颠之战更为艰难，既然我们当时能获得胜利，那么在其他一切事情上我们也能获得胜利。

　　过往的成功经历同样助长了美国人的国家自信。回望美国的成就：我们取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我们自东向西完成了对整个北美大陆的探索和征服；我们通过南北战争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截至目前，这是美国历史上伤亡率最高的、最为血腥的战争；在二战期间，我们同时对抗德国和日本，并且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最后，作为本书中讨论到的最年轻的国家，印度尼西亚并没有太多成功应对危机的历史，但它也从应对过往危机的成功经验中获得了自信。正如1979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的那家酒店大堂中看到的绘画内容，印度尼西亚人依然反复讲述着他们在1945—1949年对抗荷兰殖民者，取得国家独立的故事，以及他们在1961年接管荷属新几内亚的经历。这些成就在塑造印度尼西亚的国家自信方面影响巨大。

　　9.应对国家失败的耐心。比起个人问题，国家问题的处理不适合速战速决，也很难保证能一举成功。不管是国家问题还是个人问题，危机往往具有复杂的属性，我们往往需要尝试一系列不同的解决方案才能找到最有效的那个，而这需要我们有耐心，能够忍受挫折、不确定性和失败。因此，即使是绝对专制型领导者在做出决策时也需要具备耐心。鉴于大多数国家层面的决定都是不同的利益集团进行谈判的结果，国家危机的解决需要额外的耐心。

　　我们在本书中讨论到的大多数国家都在失败和挫折中变得更为有耐心，尤其是明治时代的日本、德国、芬兰和现代的日本。1853年，佩里叩关终结了日本的锁国状态，自此之后，日本花了超过50年时间才积聚了足够的实力，在和西方国家的战争中取得首次胜利。自1945年处于实际意义上的分裂状态后，德国花了45年的时间才重新实现统一。在1944年继续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内，芬兰不断重新评估自己的对苏政策，试图弄清楚自己可以在哪些方面安全地避开苏联的施压，以及在不引发苏联再次入侵的情况下自己可以做出哪些自主行动。二战之后，日本经历了被美国占领时期，用了数十年来进行物质与经济重建，应对周期性的经济与社会问题，还有诸如地震、台风和海啸等自然灾害。这4个案例国家（日本算两个案例）都经历了挫折，但都没有冲动行事。事实证明，耐心是它们最终成功应对危机的关键要素。

　　与上述这些国家不同的是现代的美国。当然，有的人会表示反对：在历史上，美国人也曾多次经历最初的失败，并且做到了保持耐心，在挫折中继续前行——尤其是在南北战争的4年里、大萧条的10多年间，还有二战的4个年头。可是，美国没有像德国、日本、法国和其他许多国家那样，在战败与被侵略的经历中铸就一身钢筋铁骨。因为自1846—1848年的美墨战争到二战，美国共经历了4场对外战争，并且都取得了胜利，所以到朝鲜战争时，美国人很难接受以妥协的方式终结最后的僵局，也难以接受自己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更无法忍受阿富汗战争中漫长的军事僵局。进入21世纪，美国身陷复杂的国内社会、经济和政治困境，这些困境都不存在快捷的解决方法，都需要耐心与妥协，然而美国人目前还未展现出这些品质。

　　10.特定情况下国家的灵活性。心理学家将人的性格分为灵活应变和僵化刻板两种类型。灵活应变的人相信“条条大路通罗马”，僵化刻板的人则认为每个问题只有一种解决办法。在理解不同的人通过不同的创新方法成功解决危机方面，这种二分法被证明具有重要意义。心理学家发现，每个人都有可能在一些领域较为灵活而在其他领域较为刻板，而且每个人灵活或刻板的程度各不相同，主要受到其童年所受教养和生活经历的影响。

　　当我们把注意力从个人层面转向国家层面，具有百分之百灵活应变能力的国家或者完全不懂变通的国家，在我看来都是很罕见的。我能想到的唯一一个例子在本书中并未被提及，它就是历史上的冰岛，而这个国家之所以会这样也是有合理原因的。在被丹麦统治的几个世纪中，冰岛人常常令丹麦政府感到挫败，因为他们面对丹麦政府提出的改革建议丝毫不为所动，甚至充满了敌意。不管丹麦政府出于善意提出何种改进建议，冰岛人通常都会回应道：“不必了，我们不想尝试新事物，我们想继续以传统的方式生活。”冰岛人拒绝了丹麦政府在渔船、渔业出口、渔网、农作物种植、矿业和制绳业方面提出的改进建议。

　　考虑到冰岛所处环境的脆弱性，人们便会理解这种僵化刻板的民族特质。冰岛位于高纬度地带，气候寒冷，而且作物生长季节较短。冰岛的土质脆弱且土层较薄，由火山灰形成，容易被侵蚀，而且再生速度较慢。冰岛的植被容易因放牧或风和水的侵蚀而被破坏，而且之后的再生速度很缓慢。在早年维京人开展殖民活动时期，冰岛人尝试了各种各样的物资战略，然而结果都很惨烈，直到他们最终设计出一套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方案。在制订好这套方案后，他们不愿再在生计和生活的其他方面做出更多的改变，因为以往痛苦的经历使他们坚信：除了这套可行的方案，其他的尝试都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

　　或许除了历史上的冰岛之外，还有一些国家在许多方面都体现出灵活多变或是僵化刻板的典型特征。但更为常见的是，一个国家的灵活性只表现在特定的情况下：即在某些领域比较灵活，而在另外一些领域则显得僵化刻板。芬兰人坚决不愿看到自己的国家被侵略，但在其他方面，比如就不允许他国改变本国总统选举规则这一问题上，灵活地做出妥协，尽管在有些国家看来，这是一个民主政体不可剥夺的权利。明治时代的日本拒绝在天皇制度和传统宗教方面做出让步，但在政治体制上则很灵活地做出妥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澳大利亚人在国家认同上坚守英国属性，但同时建立起一个比英国更为重视个人主义和平等主义的社会。

　　在一国的灵活性方面，美国为我们带来了一些有趣的思考。作为个体，美国人是灵活多变的，具体例子是他们平均每5年搬一次家。美国的政治史也呈现出明显的灵活性特征，例如我们的联邦政府权力常常在两大主要政党之间更迭，而且我们的主要政党经常以合作的形式吸纳新生的党派力量。然而，在最近的20年间，美国的政治局势越来越呈现拒绝让步和妥协的趋势。

　　基于上述讨论，我认为对社会科学研究者而言，将一国简单地归为灵活多变或僵化刻板意义不大。思考一个国家是否在多个维度上呈现不同的灵活或僵化程度，可否就此对国家进行分类，这也许才是值得研究的方向。在未来，这个问题仍将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

　　11.国家核心价值观。个人核心价值观是一个人的道德准则形成的基础，它代表了一个人誓死所坚守的一些东西。对个人而言，核心价值观对于危机的解决既有可能产生积极作用，也有可能产生消极作用。从积极的方面看，核心价值观能够使人们看清自己的立场和地位，从而思考生活中需要改变的方面。从消极的方面看，随着周边环境的变化，人们有可能会固守一些过时的核心价值观，从而妨碍个人危机的解决。

　　国家也拥有核心价值观，它指的是一国国民普遍认同的核心价值观，在某些情况下，国民甘愿为之献出自己的生命。一国的核心价值观和国家认同息息相关，但二者又有所区别。例如，芬兰的国家认同尤其离不开该国特有的语言以及文化成果，但维护芬兰的独立才是无数芬兰人在战场上甘愿为之牺牲的核心价值观；苏联一心想要摧毁的是芬兰的独立，而不是芬兰语。类似地，德国的国家认同围绕着德国的语言、文化和德意志民族共同的历史展开。但是，德国人的核心价值观中包含了被许多美国人谴责，而被大多数德国人赞许的“社会主义”元素，比如强调政府在公共利益上的投入，为了公共利益而限制部分个人权利，不将重要的公共利益建立在以自利为导向的私人利益之上。例如，德国政府为艺术项目（包括歌剧团、交响乐团和剧院）提供了大规模资金，为所有的德国公民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和退休保障，加强对当地传统的建筑风格和森林的维护。这些都体现了现代德国的核心价值观。

　　与个人情况类似，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在国家进行选择性变革的过程中既有可能发挥积极作用，也有可能发挥消极作用。过去形成的核心价值观也许依旧适用于当前的时代，并且可能激励国民为维护这些价值观而做出牺牲。国家的核心价值观激励芬兰人为保卫国家的独立而献出自己的生命，激励明治时代的日本人对西方国家奋起直追，激励二战后的德国人和日本人艰苦奋斗，熬过困难时期，重建自己的家园。但是，过去形成的核心价值观也可能在今天已变得不合时宜，而固守这些过时的价值观可能会使一个国家无法采取必要的选择性变革。这正是二战后澳大利亚面临的危机逐渐凸显的关键所在：澳大利亚作为一个远离英国本土的英国公民聚居地的属性越来越淡，但对许多澳大利亚人来说，抛弃这种一直以来的身份认同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二战后的日本：尽管日本文化和尊崇天皇的核心价值观是日本的力量源泉，但若日本继续像以前那样，实施无限制开采海外自然资源的政策，只会给自己带来损害。

　　12.不受地缘政治约束。从个人层面来看，限制个人进行选择性改变的外部因素包括经济方面的约束、对他人应负的责任以及人身安全所面临的威胁。国家的选择自由也会受到约束，但国家所面临的约束因素类型不同于个人，尤其是，国家会因强大的邻国和经济方面的限制而受到地缘政治约束。在我们讨论的影响危机处理结果的12个因素中，这是各个样本国家在历史上呈现出最大差异的一项。在地缘政治方面，美国几乎不受约束，有4个国家（明治时代的日本、智利、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在某些方面受到约束，但在其他方面相对自由，另外2个国家（芬兰和德国）受到相当严重的约束。接下来，我将探讨各国当前受到的地缘政治约束和我在前面提到的各国在历史上受到的约束有何区别。

　　历史上，美国曾经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而不受地缘政治因素的制约，它的东西两面紧邻大洋，南北两面与其接壤的邻国都对其构不成威胁，它坐拥地理条件带来的天然优势，人口众多，财富聚集。比起世界上的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美国受到的地缘政治约束都更少。与美国截然相反的是芬兰和德国，这两个国家都受到严重的地缘政治约束。芬兰的不幸在于和俄罗斯共享漫长的陆地边界。如何在受到如此严峻的地缘政治约束之下尽量保持选择的自由，这是芬兰近代历史上面临的主要困境。德国的运气不佳在于其位处欧洲中心，比起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德国要面对更多的陆地和海上邻国（其中有好几个都是强大的国家）。忽略了这个基本现实的德国领导者（德皇威廉二世和希特勒）曾使德国在20世纪之内两次陷入灾难。德国先后两次在极为出色的领导者（俾斯麦和维利·勃兰特）的带领下，通过谈判走出地缘政治约束的雷区。

　　剩下的4个国家在地缘政治局势上呈现出好坏参半的景象。明治时代的日本是一个岛国，但西方列强对其虎视眈眈。智利在东边受到安第斯山脉的保护，在北边拥有沙漠作为屏障，如今在南美洲并未面临显著的威胁。但是，在阿连德任内，智利的经济因受到远方美国的施压而出现动荡。印度尼西亚在地理区位上受周边海洋的保护，没有邻近的国家对其产生威胁，但它不得不与相隔半个地球的荷兰抗争以获得独立。自独立后，印度尼西亚政府一直受制于国内贫困问题和人口快速增长问题。最后是澳大利亚，尽管它地处偏远地带，而且四周受到大洋的保护，但在二战中还是遭受了日本的威胁和轰炸。所有这些国家在行动自由方面都断断续续地受到约束，但比起芬兰和德国，这些国家所受的约束并非长期性的，程度也相对缓和。

　　在最近1 000年以来，地缘政治的约束在全球层面出现了明显的转变。在遥远的过去，一国人口大都能自给自足，物品和信息的接收和传递一般发生在相对较短的距离内，国家所面临的军事威胁也仅仅来自相近的邻国。但在过去的500年间，各国之间的交流以及经济和军事联系变得越来越全球化。一国面临的海上军事威胁开始来自世界各地：大约在1595年，荷兰人开始占领印度尼西亚；1853年，佩里船长率领的美国舰队打破了日本的锁国状态。原来的日本在经济上自给自足，进出口量之少可忽略不计；现在，日本的产业经济受到自然资源的严重制约，只能依赖进出口。美国也是主要的进出口国家。智利依赖美国的资本和技术进行铜矿开发。美国对阿连德政府施加经济压力，并在智利国内扶持阿连德的对手，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也面临如此困境，只不过受影响程度较小。本书讨论的7个国家中，有3个国家曾遭受空袭，它们的敌军来自数千里之外：1941年12月，日军对美国的珍珠港发起突袭；1942年2月，日军对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发动空袭；1942年4月，美国对日本发起杜立德空袭。二战期间，德国和日本曾受到陆上轰炸机的猛烈攻击。最初被用于袭击行动的火箭是1944—1945年德国对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发射的V-2火箭，其射程可达200英里。现在，洲际弹道导弹能够跨越最辽阔的海洋，击中世界上的任何地方。

　　这一切进展意味着各国历史上所受的地缘政治约束已被大大改变。这是否意味着地理因素已不再重要？当然不是！芬兰的外交政策仍然受制于它和俄罗斯之间漫长的陆地边界。德国的外交政策也仍然要考虑它的9个陆上邻国，还有8个隔着波罗的海和北海相望的邻国。自获得独立以来的两个世纪里，沙漠和高山使智利免受侵略，在可预见的将来，这种地理区位的天然保障还会持续发挥作用。尽管美国可能会遭到导弹袭击，但要入侵和征服这个国家依然是难于上青天，难度与之相当的还有试图侵犯澳大利亚的领土。简而言之，芬兰的那句箴言——“我们的地理位置永远不改变”将继续适用于每个国家。

　　危机是必要的吗

　　上文总结了最初启发我写作本书的那个问题：影响个人危机结果的12个因素与国家危机结果的相关性。接下来我们来探讨两个问题，虽然这两个问题并非我开展这项研究的初衷，但每当我与人谈论到国家危机时，他们最常提出的就是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关注的是一国所经历的危机对于该国政策转变的驱动作用，还有领导者的作用。

　　国家是只有在危机发生后才会有所行动，还是会因提前预期危机的降临而采取行动？对于这个被频繁提出的问题，本书的危机案例对两种可能的答案都有所涉及。

　　明治时代的日本，在最初面临来自西方不断增长的威胁时选择了逃避，直到佩里叩关才不得不有所行动。然而，在1868年明治维新运动开始之后，日本不再需要任何的外部冲击来推动其实施紧急变革行动，相反地，日本因预期自己将会面临被西方进一步施压的风险而进行了改革。

　　芬兰的情况与日本很相似，最初芬兰面对来自苏联的威胁选择视而不见，直到1939年苏联对其发动进攻，芬兰才迫不得已直面这一问题。不过，在1944年之后，芬兰人已经不会再等到苏联真正发起进攻行动之后才做出回应：芬兰外交政策的目标已经变成实时预期自己可能面临的来自苏联的压力，从而先发制人。

　　在智利，阿连德政府制定的政策是为了应对国内长期存在的极化问题，而不是为了应对突发的危机。因此，可以说阿连德政府是在解决当下面临的挑战的同时，为将来的危机做好准备。与之相反，智利军方之所以发动政变，是因为阿连德宣布要将智利变成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国家，这在军方看来无疑是智利面临的紧急危机。

　　这两种行动逻辑均出现在印度尼西亚的案例中。正是由于害怕反对共产主义的将军委员会将做出不利于共产党人的行动，印度尼西亚军方中支持共产主义的势力才发动政变。而余下的军方势力所采取的行动显然是为了应对1965年10月1日发生的政变，不过也有理由怀疑他们早就预料到这场政变，并且早早准备好了应对方案。

　　二战后的德国展现了现代历史上因预期危机将会发生而采取行动，而不是因危机已经发生而展开行动的两个典型案例。康拉德·阿登纳总理推动了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建立，为欧洲共同市场和欧盟的成立打下了经济和政治结构基础，这些行动显然是因预期危机将会发生而采取的预防性措施（见第十一章）。二战的恐怖氛围平息后，为了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发生，阿登纳和其他欧洲国家领导者积极努力推进西欧一体化进程，这样一来，西欧国家之间便不愿也不会互相攻击。无独有偶，维利·勃兰特总理推行的“新东方政策”也不是为了解决东欧当下的紧急危机（见第六章）。对勃兰特来说，无论是承认民主德国和其他的东欧共产主义政权，还是承认德国东部领土的丧失，均非迫在眉睫之事。而勃兰特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把握好未来的机会，创造充分的条件，使德国在未来一旦有机会就能重新统一——事实上德国也确实做到了。

　　如今，日本面临七大主要问题，但日本当局没有对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采取决定性举措。日本是会像二战后的澳大利亚那样，以循序渐进的变革成功解决这些问题，还是需要一场突发性危机来刺激其奋起行动？类似地，除了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迅速出兵阿富汗，还有以伊拉克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入侵伊拉克，如今的美国仍未就其面临的重大问题采取决定性举措。

　　因此，本书谈到的国家案例中，有4个国家的政府需要在危机的刺激下才会采取行动，有2个国家因当下缺乏危机的刺激而尚未采取关键行动。明治时代的日本、芬兰、智利和印度尼西亚皆在危机降临后开始实施为期数十年的改革项目，而且之后就不需要进一步的刺激了。但是，本书谈到的国家中也有先发制人，预防危机具体化或者防止危机加重的例子，德国和印度尼西亚属于前种情况，智利属于后种情况。当然，各个国家的政府都在不断地采取预防性措施，以应对目前还不那么迫切的问题或者是未来可能会发生的问题。

　　因此，“是否只有危机才能激发一个国家做出重要的选择性变革”这个问题，在个人层面上和在国家层面上的答案是相似的。作为个人，我们需要不停地处理当下存在的和预期会发生的问题。当我们预料到严峻的新问题即将出现，我们就会努力在问题出现之前将其解决。然而，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要克服许多的惯性与阻力。比起逐渐积累起来的问题和预期将来会出现的问题，突发性重大问题更易激发人们的能动性。此刻，我想起塞缪尔·约翰逊的一句话：“当一个人得知自己会在两周后被绞死时，他的精力集中程度会令人惊叹。”

　　领导者在历史上的角色

　　领导者能否产生决定性影响？每当我与人探讨国家危机时，大家常常提及的另一个问题关乎一个由来已久的历史辩题：一国领导者是否会影响该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还是说在特定时刻，不管坐在一国领导者之位上的人是谁，该国历史发展的路径都不会发生改变？这场辩论的一方以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年）为代表，他主张的是“伟人史观”，在他看来，历史发展的进程由诸如克伦威尔和腓特烈大帝这样的伟人主导。类似的观点当前在军事历史学家中还很流行，他们倾向于强调军事将领和战时政治领袖的决策力量。这场辩论的另外一方以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为代表，他坚持认为领导者和军事将领对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微乎其微。为了表明这一观点，托尔斯泰在他的小说《战争与和平》中描绘了一些战争的场景，在这些场景中，将领下达的命令与战场上实际发生的情况并不相关。

　　如今，历史学家大都赞同托尔斯泰的这个观点，认为历史的发展进程取决于细节，而不取决于伟人的政策或抉择。他们通常辩称：伟人之所以看上去很有影响力，不过是因为他（或她）所追求的政策正好与民众的观点形成共鸣。如此一来，资质平平的政治家也有可能被奉为伟人，只是因为他们生正逢时，而不是因为他们拥有出色的个人特质（他们通常所举的例子是美国总统詹姆斯·波尔克和哈里·杜鲁门）。而且，领导者所拥有的选择是有限的，这些选择取决于历史的其他因素。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持有的观点则介乎上述两种观点之间，他认为，在某些情况下，特定类型的领导者，即所谓的“魅力型领导者”，有时候可以影响历史的进程。

　　这场辩论的结果依然悬而未决。每个历史学家都倾向于先入为主，在脑海中先形成一个总体性观点（这一观点的形成往往是基于某一原则，而不是基于可供实证分析的有效方法），然后将这一观点应用于个案研究。举个例子，所有有关希特勒的传记作品都讲述了他生平的那些关键事件。可是，支持“伟人史观”的传记作者在叙述这些关键事件时，会强调希特勒作为一名行动异常高效且邪恶的领袖，一手造就了德国后来的发展局势，如果换成其他人坐上这个位置，那么德国的历史将会呈现不一样的结局。而反对“伟人史观”的传记作者在叙述这些关键事件时，则会把希特勒描绘成一个反映当时德国社会普遍特征的代言人。我们无法通过叙事和个案研究来为这场辩论做出决断。

　　不过，最近的分析中有人使用了一种很不错的方法，这种方法结合了三个特点：一是搜集由多个历史事件或特定类型的历史事件集合而成的大样本；二是进行“历史自然实验”，即对比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有干扰发生和没有干扰发生的历史轨迹（我将在下文列举两个实例）；三是以量化的方式进行结果分析。美国西北大学的本杰明·琼斯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本杰明·奥尔肯结合这种方法共同发表了两篇出色的论文。

　　在第一篇论文中，琼斯和奥尔肯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和随机选择的国家领导者未在任期内自然死亡的时期相比，国家领导者在任期内自然死亡会对一国经济增长造成何种影响？这种比较为测试国家领导者变更对一国的经济影响提供了自然实验的条件。如果“伟人史观”是正确的，那么相比随机选择的国家领导者未在任期内自然死亡的时期，国家领导者在任期内自然死亡应该会带来经济增长率的变动——可能是上升，也可能是下降，这取决于该领导者生前实施的政策产生的影响是好是坏。在建立样本数据库时，琼斯和奥尔肯搜集了1945—2000年所有在任期内自然死亡的国家领导者案例。他们成功搜集到57个符合这一条件的案例：其中大部分国家领导者的死因是心脏病发作或癌症，有少数几人死于坠机事件，还有一人死于溺水事故，一人死于骑马失足，一人死于火灾事故，一人因断腿而亡。这些确实都是随机事件，因为一个领导者实施的经济政策丝毫不会影响他意外溺水身亡的概率。研究结果表明，与随机选择的国家领导者未在任期内自然死亡时期相比，国家领导者在任期内自然死亡确实会容易带来该国经济增长率的变动。这就意味着，从多个案例的平均情况来看，领导者确实很有可能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

　　在他们发表的第二篇论文中，琼斯和奥尔肯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一国领导者在任期内并非自然死亡，而是被暗杀的话，情况又会有何变化？当然，一国领导者被暗杀不完全是随机事件：在某种特定情况下（例如国民对国家经济增长率较低的现状不满），发生这种事件的概率会更高。因此，琼斯和奥尔肯比较了国家领导者被暗杀成功与暗杀未遂（子弹打偏）的情况。这种差异就是随机的了：一国的政治状况也许会影响暗杀事件发生的概率，但无法影响暗杀者的命中率。这个数据库包含了1875—2005年发生的共298起针对国家领导者的暗杀行动：其中有59起成功，239起失败。研究结果表明，与被暗杀未遂的情况相比，一国领导者被暗杀成功后该国政治体制发生变化的可能性更大。

　　这两项研究还表明，专制政体领导者的死亡比民主政体领导者的死亡带来的影响更大，而且在专制政体中，领导者的权力越不受立法机构或政治党派的约束，其死亡带来的影响就越大。这个发现符合我们的预期：与权力受约束的领导者相比，权力不受约束的强人领袖拥有更大的影响力（无论好坏）。因此，我们可以从以上研究中得出一个总体性的结论：领导者有时候能够产生决定性影响。但是，这取决于领导者的类型以及具体产生影响的领域。

　　特定领导者的角色

　　现在，我们把这些旨在研究领导者的作用的自然实验和本书讨论的7个国家案例相结合，目的是看看这7个国家的领导者是否符合琼斯和奥尔肯识别出的特征，以及他们的情况是否会引发更多值得探究的问题。根据这7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轨迹，众多历史学家对它们的领导者给予如下评价。

　　明治时代的日本并未出现统揽大局的领导者，几位领导者采纳了相似的政策。

　　在芬兰，政治领导者和国民实质上达成了共识，都认为应当竭尽全力抵抗苏联进攻。（不过也有一些说法认为，芬兰陆军元帅曼纳林的军事技巧，还有巴锡基维和吉科宁两位总统在战后赢得苏联领导者信任的才能，对芬兰的命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智利，皮诺切特被认为是具有决定性影响且异于常人的领导者（甚至包括他的军方同僚也这么认为），具体表现为他的残忍冷酷、对权力的紧握不放，还有对经济政策的选择。

　　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和苏哈托均被视为具有决定性影响的领导者，但继任的领导者则没有得到这样的评价。

　　在二战后的德国，维利·勃兰特被认为在彻底扭转联邦德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以及承认东欧共产主义政权和德国边界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因此为德国随后的重新统一创造了条件。回溯更早期的德国历史，俾斯麦、威廉二世和希特勒通常被认为是对德国形势产生重要影响（无论好坏）的独特领导者。

　　澳大利亚则没有出现特别引人注目的掌权者。最符合条件的例子可能就是魏德伦总理和他发起的紧急改革项目，不过就连魏德伦本人也承认，他的改革是“对（澳大利亚）已然存在的问题的承认”。

　　在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顶住当时国内孤立主义阵营（一开始大多数美国人属于这一阵营）的反对压力，逐步为二战做好准备，他的功绩还包括带领美国走出大萧条的难关。在19世纪，美国总统林肯在南北战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简而言之，这7个国家中有9位领导者（6位专制政体领导者，3位民主政体领导者）通常被视为影响了历史发展的进程。除了本书讨论的7个国家之外，其他国家也有一些在近代被视为影响了时势的领导者，例如英国的温斯顿·丘吉尔、苏联的列宁和斯大林、法国的戴高乐、意大利的加富尔和印度的甘地。如此一来，在这张短短的名单上，我们有15位影响了时势的领导者。在这15位领导者当中，有10位是专制政体的领导者，有5位是民主政体的领导者。乍一看，这一结果似乎与琼斯和奥尔肯二人的结论一致，即专制政体的领导者具有更大影响力。但我未能列出在此时间跨度之内全球所有专制政体和民主政体领导者的名单，所以我不能确定，是否某种政体的领导者数量出现了比例偏差。

　　我们这组小小的数据确实提出了两个假设，值得参考琼斯和奥尔肯的分析办法进行检验，即搜集一个庞大的数据库，进行自然实验，然后以量化工具分析结果。

　　第一个假设源自一项观察：在4位通常被认为具有独特影响力的民主政体领导者（罗斯福、林肯、丘吉尔和戴高乐）之中，至少有3位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战争时期。林肯的总统任期几乎都处于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丘吉尔、罗斯福和戴高乐的任期涵盖了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但其中有两位或者说三位都被认为在战争时期发挥了最关键的影响力（丘吉尔在1940—1945年担任英国的战时首相，在1951—1955年担任和平时期的首相，但其影响力主要体现在前一个阶段；戴高乐在战争时期担任法国将领，后来在1959—1962年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战争时期担任法国总统；罗斯福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1939年欧洲爆发二战时和美国处于大萧条时期）。这一结果与琼斯和奥尔肯二人的观察结果一致，即领导者的权力受到的约束越少，则他们的影响力就越大：民主政体的领导者在战争时期获得的权力更为集中。

　　另一个值得检验的假设是，如果领导者遭遇强劲的反对势力（无论是在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而他通过审慎的、循序渐进的努力最终使自己的观点获得认可，那么该领导者的影响力将发挥到极致。支持这一假设的典型例子有：萨丁尼亚王国首相加富尔和普鲁士总理俾斯麦，在面对来自外国势力、本国公民甚至还有国王的强烈反对之下，分别循序渐进地推动了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丘吉尔首先劝服极端分裂的英国战时内阁反对哈利法克斯勋爵提出的与希特勒握手言和的建议，然后说服美国人把对德战争而不是对日战争放在首位（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明显将对日战争放在首位）；罗斯福顶住国内孤立主义阵营的反对压力，一步一步地使美国做好二战的准备；戴高乐逐步劝服自己国家的国民和阿尔及利亚人就阿尔及利亚的民族独立问题达成谈判协议；苏哈托慢慢地从深受印度尼西亚国民敬爱的开国总统苏加诺手中取得大权；还有维利·勃兰特，在从连续统治联邦德国长达20年的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手中接过大权后，他不顾该党派的激烈反对，推动联邦德国人民直面痛苦的现实，承认德国已失去大片领土。

　　接下来呢

　　本书在有关国家危机的比较研究上迈出了第一步——它通过叙述性方式，对少数国家样本进行探索。我们应该如何扩展目前的研究范围，从而深化我们对该主题的理解呢？我建议可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延伸：一是搜集更多更具随机性的样本，二是进行更严谨的分析，把研究结果和假设的预测因素从口头的概念转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变量。

　　首先是样本问题。我选取的国家样本不仅数量较少，而且不是随机选择的结果。我之所以选取这些国家，是因为它们都是我最熟悉和了解的国家。我的样本中包括2个欧洲国家、2个亚洲国家、1个北美洲国家、1个南美洲国家，以及澳大利亚。7个国家中有5个是发达国家。目前，这7个国家都是民主国家，虽然其中2个国家在我所讨论的时期曾是专制政体。除了印度尼西亚以外，其他国家都拥有久远的独立或自治历史和强大的体制，只有印度尼西亚是不久之前才从殖民地转变为独立国家。我所选取的样本中不包括非洲国家、当下实行专制的政体，也不包括非常贫困的国家。本书讨论到的6个经历过危机的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度过了各自的危机。没有一个国家在实施恰当的选择性变革后遭遇明显的失败。显而易见，这个样本不是随机的。在未来，一个更大的国家样本将揭示什么样的结论，我们翘首以待。

　　其次，在未来的研究中，研究者面临的最重要的方法论挑战就是，把我在这本书中的叙述性、口头性和定性分析延伸为更严谨的量化分析。我在本书的序言部分曾提到，在某些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经济学、经济史研究和某些心理学分支领域，近来出现了一股趋势，那就是用定量数据、图表、大样本、数据显著性检验、自然实验和可操作性指标相结合的方法取代基于单一案例的叙述式研究。我所说的“可操作性指标”，是指将口头概念转化为可通过一系列相关关系和公式进行测量的指标。

　　上文提到的琼斯和奥尔肯的两篇论文正是这种研究方法的应用示例。他们同时分析57名领导者和298名领导者的行为，而不是分析单一案例中某位特定领导者的行为。他们利用自然实验的优势，通过对比领导者自然死亡前后国家的表现，或者对比领导者被暗杀未遂和被暗杀成功后国家的表现，从而对比某位特定领导者在位和不在位时对国家的影响。最后，他们提出了推测性的结果变量，这些变量可通过定量的数值（例如经济增长率）或者是定性的范围（例如，政体的变化范围是从领导者权力完全不受限制的专制政体到领导者权力受最大程度限制的民主政体）进行操作性分析。

　　如果要把这种方法应用到我这项关于国家危机的研究中，我们需要将本书中讨论到的假设因素和结果——“承认危机”“承担责任”“国家认同”“不受约束”“应对失败的耐心”“灵活应变能力”“诚实的自我评估”“是否做出选择性变革”以及“是否成功解决国家危机”，转化为可操作性指标。要建立这样的可操作性指标，首先可参考社会科学数据库所提供的数据，例如由罗纳德·因格尔哈特主导的世界价值观调查，还有经济价值调查、欧洲社会调查、亚太地区经济和社会调查，以及海尔特·霍夫斯泰德、米哈伊尔·明科夫等人的著作。我曾经尝试以这些数据资源为基础，来为我的部分变量建立可操作性指标，但后来我不得不承认（尽管我很不情愿），这是一个太过巨大的工程。要知道，在没有建立可操作性指标的情况下，我便已经花了整整6年的时间来准备这本书。除了本书所关注的国家危机之外，我在第一章中谈到的个人危机也需要使用这样的定量方法进行分析。尽管心理学家已经对第一章中谈到的影响个人危机处理结果的几个假设变量进行可操作化设计和检验，但关于个人危机还有很多等待我们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所以，在我对国家危机的研究和对大多数领导者的历史研究中，叙述性研究所存在的不足同样也体现在大多数关于个人危机的研究中。

　　对未来的启示

　　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学到什么？这是一个很宽泛的问题，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个相对具体的问题：从本书探讨的7个应对国家危机的案例中，我们能学到什么？虚无主义式的回答是：什么都学不到！许多历史学家曾说过，由于历史发展的进程过于纷繁复杂，结果受到太多不可控的变量和无法预见的变化影响，我们无法从历史中窥见一丝一毫的真谛。在1944年6月，谁能准确地预测战后东欧的地图呢？1944年7月20日，苏联军队还未跨越德国边境，如果那天那个名叫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的刺客把装有定时炸弹的皮箱放得离希特勒再近20英寸，如果那天希特勒不只是受伤而是被炸死，那么德国后来的局势将会完全不同。而现实情况是，希特勒在1945年4月30日自杀身亡，那时候苏联军队已经将柏林、整个东欧和德国东部纳入麾下。

　　没错，历史确实很难被预测。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从中吸取两方面教训。不过，作为背景，让我们首先来看看，通过了解个人生活，我们能够吸取哪些教训，因为国家历史和个人生活（再一次）存在相似性。

　　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能从个人的生平和传记中学到什么呢？个人就如同国家一样复杂，一样存在个体差异性，一样会受到不可预见的事情影响，因此要预测一个人的行为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更不用说通过一个人的行为去推断另一个人的行为了，难道不是这样吗？当然不是！虽然存在种种困难，但大多数人依然会发现，根据我们对身边人以往日常生活的了解，多花心思去预测他们未来可能出现的行为举止，是一件有利的事情。此外，心理学家通过专业训练，我们外行人通过“人际交往技能”，可以对我们认识的人的经历进行归纳，从而预测我们遇到的陌生人会做出何种行为。这就是为什么阅读一些人物传记很有指导意义，即使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没有机会遇到他们，因为这样可以丰富我们了解人类行为的数据库。

　　就在写下这些文字的前一晚，我正好与两位女性朋友在一起，其中一位20多岁，天真乐观，另一位已经70岁有余，直觉敏锐。那位年轻朋友最近刚刚结束一段恋情，对方在她看来一直是一个非常贴心且魅力十足的男子，可没过几年，他却突然残忍而且毫无预兆地提出分手，这让我的这位朋友大为受挫。然而，当这位年轻朋友把自己的这段故事娓娓道来时，甚至还没讲到揪心的结局，那位年长的朋友（她从未见过该男子）就已经看出来，这名男子虽然很有魅力，却是个十足的自恋狂，她曾经认识好几个这样的人。通过这件事就可以看出，为什么多了解不同人的经历并且多对这些经历进行思考对我们来说是极为有用的。虽然每个人经历的细节会有所不同，但人类的行为确实存在一些普遍性的规律。

　　那么，从人类历史中我们可以得到哪些相应的教训呢？其中一类教训比较具体，是在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的基础上，读懂该国将来可能出现的行为。例如，芬兰是一个与俄罗斯为邻的小型民主国家，它很努力地与俄罗斯维持良好的双边关系，它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而且不依赖别的国家为其提供保护。我们可以从芬兰的近代历史中找到它实行这些政策的原因。那些对芬兰历史知之甚少的人就不太可能理解芬兰当前实施这些政策并且将来还会继续实施这些政策的原因——就像1959年首次去芬兰的我，因为不了解芬兰的历史，曾询问在芬兰的房东，为什么明明有美国作为背后的支撑，芬兰却不站起来与苏联对抗。

　　另一类教训则体现为更为概括性的主题。我再次以芬兰和俄罗斯为例。鉴于芬兰和俄罗斯的特征，二者的双边关系展现了一个概括性的主题：面对身边咄咄逼人的大国，小国的头上仿佛时刻悬着一把刀。面对这种危险，没有万能的解决方案。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公元前5世纪编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五卷中有一些被广为引用且扣人心弦的文字，便是以此为主题的。修昔底德描述了古希腊小岛米洛斯的市民如何应对来自强大的雅典帝国的施压。在一段如今被称为“米洛斯对话”的文字中，修昔底德重现了米洛斯人和雅典人之间紧张万分的谈判：米洛斯人试图劝服雅典人不要使用武力，力争保留其民众的自由和生命，而雅典人则警告米洛斯人要面对现实。接着，修昔底德简要阐述了这场谈判的结果：米洛斯人拒绝了雅典人提出的要求，正如2 000年后芬兰在一开始拒绝了苏联的要求；雅典人对米洛斯人发起围攻，米洛斯人成功地抵抗了一段时间，但后来他们不得不投降；最终，雅典人杀光了米洛斯的男性公民，奴役了全部的妇女和儿童。

　　当然，芬兰人最后没有被俄罗斯人屠杀或奴役，这体现了在不同情况下，米洛斯困境的结局和最佳策略存在巨大差别。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从中得到一个通用的教训：受大国威胁的小国应时刻保持警惕，做多手准备，制订多个应对方案，并且实事求是地评估这些方案。虽然这个教训我们都懂，甚至觉得已经不值一提，但不幸的是它常常被忽略。米洛斯人忽略了这个教训；巴拉圭人也忽略了这个教训，1865—1870年，巴拉圭人对实力远超自己的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三国同盟发起战争，结果牺牲了巴拉圭60%的人口；1939年的芬兰忽略了这个教训；1941年的日本也忽略了这个教训，当时的日本同时对美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和中国发起进攻，并且与苏联关系紧张；近期的乌克兰也忽略了这个教训，因此才会与俄罗斯展开灾难性的对抗。

　　假如现在我已经说服了你，使你相信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学到一些有用的东西，那么从本书讨论的国家危机历史中，我们具体可以学到什么？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一些概括性的主题。其中一个主题就是这7个国家为解决危机所做出的行为，这些行为包括：承认国家陷入危机；主动承担责任，做出改变，而不是推卸责任，以受害者自居；划清界限，确认需要改变的国家特征，而不是盲目地认为自己的国家一无是处；向其他国家寻求帮助；了解其他国家在面临与自己相似的问题时曾采用的成功解决问题的模型；保持耐心，理解失败乃成功之母，多尝试不同的解决方案；思考国家核心价值观中哪些部分依然适用，哪些部分已经过时；践行诚实的自我评估。

　　另一个概括性的主题是国家认同。新成立的国家，例如印度尼西亚、博茨瓦纳和卢旺达，需要建构起自己的国家认同，它们也确实正在为之努力。历史较为悠久的国家则可能需要调整自己的国家认同和核心价值观，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澳大利亚，它重塑了自己的国家认同。

　　还有一个主题是关于影响危机结果的不可控因素。一个国家往往受制于自己之前应对危机的实际经验，还有它所面临的地缘政治约束。国家应对危机的实际经验无法突然增加，其面临的地缘政治约束也无法在一夜之间消除。但是，国家还是可以实事求是地考虑这些因素，正如俾斯麦和维利·勃兰特治下的德国那样。

　　悲观主义人士可能会对这些建议提出抗议：“这显然太荒谬了！我们不需要靠贾雷德·戴蒙德的书来告诉我们要进行诚实的自我评估，要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要避免受害者心态，等等！”不，我们确实需要一本书来提醒自己，因为无可否认，这些看似“理所当然”的要求在过去经常被忽略，而且在今天依然如此。在过去，有些人因为忽略这些“理所当然”的要求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其中包括米洛斯的全体男性公民，数十万巴拉圭人和数百万日本人。在今天，依旧有人因为无视这些“理所当然”的要求而威胁到自己的福祉，这些人中就包括我的几亿美国同胞。

　　悲观主义人士可能还会说：“是的，我们确实常常忽略这些理所当然的事情，但不幸的是，一本书改变不了我们的这种盲目。修昔底德描绘的‘米洛斯对话’已经存在了超过2 000年，但国家依然在重蹈覆辙。即使再来一本书又能如何？”我们这些作家之所以依然在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是因为看到了一些令人振奋的因素。比起历史上的任何阶段，当前世界受过教育的人更多，我们对世界历史的认识更深刻，因此我们可以提出比修昔底德论据更为充分的论点。当前世界上民主国家的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这意味着有更多的国民拥有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的权利。虽然我们不乏无知的领导者，但也有一些国家领导者博览群书，他们比过去更容易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令我感到惊喜的是，我曾遇到过一些国家元首和许多政界人士，他们告诉我，他们曾受到我之前写的书影响。当前，整个世界都正面临着全球性问题，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尤其是最近几十年以来，我们的世界正着手建立处理全球性问题的机制。

　　以上便是我不听信悲观的言论、不愿放弃希望的一些原因。我将继续书写历史，以期当我们想要借鉴历史时能够有据所依。我们尤其要意识到，尽管各个国家在过去经常面临危机，而且时至今日依然如此，但现代国家和现代世界在面临危机时，无须再像过去那样在一片漆黑中摸索前进。了解以往国家应对危机的成功或失败的经验，便可为当下的我们点亮一盏指路明灯。 中信出版2020年度好书-经济管理（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