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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危机

　　第二章 苏芬之战

　　游历芬兰

　　芬兰属于斯堪的纳维亚（北欧）国家，仅有600万人口，西毗瑞典，东邻俄罗斯。在一战爆发前的一个世纪内，芬兰还未成为独立国家，仅仅是沙皇俄国的一个自治大公国。那时候的芬兰一贫如洗，在欧洲内部不太受到关注，在欧洲以外更是寂寂无名。二战刚开始时，获得了独立的芬兰尚未摆脱贫穷，依然把农业和林业生产作为自己的经济重心。今天，芬兰因科技和工业举世闻名，并且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其国内人均收入水平可以和德国及瑞典相提并论。这个国家在安全方面的倚仗令人感到疑惑：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社会民主政体，芬兰在长达数十年间与奉行共产主义的苏联以及如今的俄罗斯保持着良好的互信关系。芬兰国家特征的这种矛盾组合构成了选择性变革的一个突出案例。

　　假如你是第一次去芬兰旅游，而且想要了解芬兰人和他们的历史，那么，参观希耶塔涅米公墓会是一个不错的起点。希耶塔涅米公墓是芬兰首都赫尔辛基最大的墓园。在美国，牺牲的士兵通常被埋葬在位于华盛顿郊外的阿灵顿国家公墓和其他分散的军事墓地。与之不同的是，芬兰没有这种专门为牺牲士兵修建的军事墓地。为国捐躯的芬兰士兵被从战场上带回家，安葬在自己的小镇或是教区的公墓里。希耶塔涅米公墓中的一大部分地方被用于安葬赫尔辛基的烈士。从这片“荣誉之地”往下坡走，就是芬兰已故总统以及其他政治领导者的墓地，附近就是芬兰元帅卡尔·古斯塔夫·曼纳林（1867—1951年）的纪念碑。

　　当你走近希耶塔涅米公墓时，你会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自己完全看不懂街道上的告示牌（见插图2.1）。在除芬兰之外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即使你对那儿的语言一窍不通，也能分辨出其中一些词语，因为大多数欧洲国家的语言，包括英语在内，同属印欧语系，而所有印欧语系的语言有许多相同的词根。哪怕是在立陶宛、波兰或冰岛，你也能看明白街道标语和广告牌上的个别词语。但你不太可能认得芬兰的文字，因为芬兰语是欧洲少有的几种和印欧语系完全不相关的语言之一。

　　接下来会让你有所触动的是，这片墓园设计得简而美。芬兰的建筑师和装修设计师享誉全球，他们总是能够知道怎么样用简单的方式产生让人惊叹的效果。第一次去芬兰的时候，我记得自己曾受邀进入其中一名房东家中的客厅，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是我看过的最漂亮的房间！”后来回顾这一幕，我好奇自己为什么会觉得这个房间漂亮。要知道，那就是一个空荡荡的矩形空间，里面摆了几件简单的家具。然而，这个房间的材质和布局，还有那几件家具，都将芬兰的简而美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

　　接下来，你也许会震惊于希耶塔涅米公墓里安葬或纪念的芬兰烈士的数量之多。我曾数过，那里有超过3 000座刻有烈士名字的墓碑，一排连着一排，呈波浪状排列，这些都是遗体被找到的烈士的墓碑。与这些刻有名字的墓碑分开的，是一面大约4英尺高、几百英尺长的墙，墙身被分为55块，上面刻着另一些士兵的名字（我数了有715个），他们被列为“失踪人员”，因为遗体未能被找到并带回来。除此以外，还有一块无名联合墓碑，用来纪念那些在敌军监狱里牺牲的芬兰英烈。被埋葬在希耶塔涅米公墓中的烈士都是赫尔辛基人。在芬兰每一个城镇和教区的公墓里，都有这样的区域，安葬着在战场上牺牲的芬兰士兵。你会开始意识到，死在战场上的芬兰人竟是如此之多。

　　穿行在希耶塔涅米公墓的一座座墓碑之间，你会被墓碑上的文字震撼。当然，你可能看不懂墓碑上面的文字，因为都是芬兰语。但这世上大部分的墓碑，不管被安放在何处，用的是何种语言，一般都会记录下亡者的姓名、生辰、出生地，还有离开人世的时间和地点。在芬兰墓地的墓碑上，这些信息同样很容易被辨认出来。你会发现，墓碑上的死亡时间集中在1939—1944年，也就是二战期间，大部分的出生时间集中在1910—1930年。这就说明，正如你所料，这些士兵大多在20多岁就牺牲了。但你也会惊讶地发现，还有许多士兵是在50多岁的时候牺牲的，也有一些士兵牺牲的时候尚未成年。你会看到，约翰·维克托·帕尔斯滕（Johan Viktor Pahlsten），生于1885年8月4日，死于1941年8月15日，也就是他56岁生日后的第11天。克拉拉·拉帕莱宁（Klara Lappalainen），生于1888年7月30日，死于1943年10月19日，享年55岁。你还会看到，学龄少年劳里·马尔蒂·哈梅莱伊宁（Lauri Martti Hämäläinen），生于1929年7月22日，自愿参战，死于1943年6月15日。牺牲时的劳里距离14岁生日还剩下5周时间。为什么当时芬兰军队招募的士兵不光有20多岁的青年，还有年过半百的男女，以及青少年（见插图2.2）？

　　观察这些墓碑，你可以注意到，上面记载的士兵的死亡时间和死亡地点都比较集中。死亡时间集中在1940年2月末到3月初、1941年8月和1944年6月，死亡地点则集中在维普里，以及斯维里、卡累利阿地峡和伊罕塔拉等地，芬兰本地人会告诉你，后面那些地方就在维普里附近。你不由得会想：维普里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件吗？为什么有如此多的芬兰人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丧命于此？

　　这些问题的答案是，维普里曾经是芬兰的第二大城市，发生在1939—1940年冬天的那场残暴的战争，以及1941—1944年再次发生的战争，迫使芬兰将维普里以及其他共占芬兰领土1/10的地区一同割让给了苏联。1939年10月，苏联向波罗的海四国——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提出领土要求。芬兰是其中唯一拒绝了苏联的国家，尽管苏联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人口也几乎是芬兰的50倍之多。芬兰人深知双方实力悬殊，但还是进行了激烈的抗争，并最终成功地保持了自己的独立地位。然而，这个国家的生死存亡在接下来的10年间因一连串的危机而遭受巨大挑战。希耶塔涅米公墓的墓碑上所记载的死亡时间正是芬兰人民伤亡最惨重的三个时期：1940年2—3月，苏军包围维普里；1941年8月，芬兰重新夺回维普里；1944年夏，苏军再次挺进维普里（见插图2.3和插图2.4）。

　　在与苏联的较量中，芬兰失去了近10万人，牺牲者大部分是男性。对现代的美国人、日本人和除芬兰人以外的欧洲人来说，如果他们还记得，发生在广岛、汉堡和东京的轰炸在瞬息之间分别带走了10万条生命，二战中苏联与中国各自损失了将近2 000万人，那么，芬兰在5年间失去10万人看上去似乎没那么可怕。然而，当时芬兰的总人口不过370万，也就是说，死亡人数占这个国家总人口的近2.5%，占该国男性人口的近5%。这个比例放到今天的美国，便意味着在一场战争中失去900万美国人：这相当于美国在其240年的历史当中所有的战争死亡人数之和再乘以10。我最近一次去希耶塔涅米公墓是在2017年5月14日，那是一个周日。尽管公墓的烈士区所纪念的最后一名烈士（死于1944年）都已经去世70多年，但我仍旧看到许多的墓前放着鲜花，亲属们前来缅怀逝者。我停下来与一家4口交谈，他们当中年纪最大的一位男士看上去不过40多岁。从年龄上推算，他们来缅怀的不会是自己的父母，而应该是祖父母或者曾祖父母了。当我向这位男士谈及那些络绎不绝的缅怀人群和持续不断的鲜花时，他解释道：“当时，每个芬兰家庭都失去了自己的家人。”

　　我在1959年的夏天第一次到访芬兰。那时候，芬兰和苏联的战争才刚结束15年，苏军撤出其在赫尔辛基近郊的军事基地也不过是4年前的事。我在芬兰的房东中有曾参加苏芬战争的退役军人和这场战争留下来的寡妇、孤儿，还有现役的芬兰士兵。他们详细地向我讲述了自己的人生故事，还有他们国家的近代历史。我学会了很多芬兰语，这使我的旅程变得更为顺畅，也让我明白这门精彩的语言对芬兰独特性的贡献，还使我陷入上一章提到的那场职业生涯危机。对于那些尚未有机会去芬兰的读者，我希望你在阅读下文的时候记住本书的危机与改变框架在芬兰的体现，具体包括：芬兰国家认同的力量与源泉，芬兰人对于自己国家地缘政治状况的超现实评估，以及因此而导致的选择性变革的矛盾组合（我在本章开头提到了这一点），还有芬兰在选择的自由、关键时刻来自盟国的援手以及可借鉴的他国应对类似危机的经验三方面的缺失。

　　芬兰的语言

　　芬兰人对斯堪的纳维亚民族有认同感，而且被看作是这个民族的一部分。许多芬兰人都拥有金发蓝眼，这一点跟瑞典人和挪威人很像。基因告诉我们，实际上，芬兰人有75%的斯堪的纳维亚血统，而仅有25%的东部血统。但是，地理位置、语言和文化将芬兰人和其他斯堪的纳维亚人区分开来，而且芬兰人对这些差别引以为豪。先看地理位置，芬兰人对自己国家地理位置的描述反复强调两大主题——“我们是小国”，以及“我们的地理位置永远不会改变”。他们之所以会强调后一点，是因为芬兰与俄罗斯（或者是俄罗斯的前身苏联）之间的陆地边界比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与俄罗斯的陆地边界都要长。从这个方面来说，芬兰实际上就是俄罗斯和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之间的缓冲带。

　　欧洲有将近100种语言，但除了古老的巴斯克语和另外4门语言外，剩下的都属于印欧语系。这另外的4门语言包括芬兰语、与芬兰语相近的爱沙尼亚语，还有与前两种语言差别较大的匈牙利语和拉普语（又称萨米语），它们都属于芬兰–乌戈尔语族。芬兰语是一门优美的语言，也是芬兰人的国家自豪感与国家认同的重要来源。芬兰的民族史诗《卡勒瓦拉》（Kalevala）在该国国民心中的地位要远高于莎士比亚的戏剧在英语国家人民心中的地位。在旁人看来，芬兰语很优美，说起来仿佛是在吟唱，但特别难学。其中一个难点在于它的词汇，因为芬兰语的词汇中没有我们所熟悉的印欧语系的词根。因此，大部分芬兰词汇都需要你逐个去记。

　　芬兰语难学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它的发音和语法。k这个字母在芬兰语中十分常见：我有一本200页的芬英词典，其中以k开头的词汇足足占了31页。（试读一下《卡勒瓦拉》里的片段：“Kullervo, Kalervon poika, sinisukka äijön lapsi, hivus keltainen, korea, kengän kauto kaunokainen.”）我并不是说k这个字母不好，只不过芬兰语不同于英语，它有双辅音（比如kk），双辅音的发音和单辅音（比如k）是不一样的。正是因为这种发音特点，好几次我在用芬兰语发表简短的演讲时，我的芬兰朋友很难听懂其中的部分词语，但他们对我都很包容。不能把双辅音和单辅音区分开来有时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举个例子，芬兰语中表示“见面”的动词是只有一个p的“tapaa”，而表示“杀害”的动词是带有两个p的“tappaa”。所以说，如果你让一个芬兰人来跟你见面，但你不小心将p发成了双辅音，那么你很可能会小命不保。

　　芬兰语还有长元音和短元音的区别。比如，“边界”一词在芬兰语中是“raja”，其中第一个a是发短元音。但芬兰语中表示“腿”或“手臂”的单词是“raaja”，这里边的第一个a则是发长元音。我因此还闹了个误会：在芬兰国家公园边界附近的时候，我打算谈谈边界，却把第一个a发成了长元音。芬兰语中的三个元音a、o、u均有两种形式，发音部位靠近口腔后方，即发成后元音时分别写作a、o、u，发音部位靠近口腔前部，即发成前元音时分别写作ä、ö、y。在单个词当中，这三个元音要么都是后元音，要么都是前元音，这就是元音和谐定律。举例来说，我经常会说的“夜晚”一词在芬兰语中是“yötä”，只有前元音，而“河床”一词在芬兰语中是“uoma”，只有后元音。

　　要是你觉得德语的4格变位或者拉丁语的6格变位让你摸不着头脑，芬兰语的15格变位估计会把你吓到，其中有很多格都发挥着英语中介词的作用。我第一次游历芬兰的时候，最开心的时刻之一就是，一位因不会说英语而只能用芬兰语和我交流的芬兰士兵教我芬兰语中的6个方位格。这些方位格分别对应着英语中的介词on（在……上面）、off（远离……）、onto（到……上面）、in（在……里面）、out of（在……外面）和into（进入……里面）。只见他指向一张桌子（“pöytä”），在桌子上面（“pöydällä”：元音和谐！）有一个杯子，在桌子里面（“pöydässä”）有一颗钉子；他移动杯子，把杯子放在桌子上面（“pöydälle”），又把杯子从桌子上拿走（“pöydältä”）；他把钉子嵌进桌子里（“pöytään”），又把钉子拔出来（“pöydästä”）。

　　在其他格中，最容易将外国人绕晕的是宾格和部分格。拉丁语和德语中没有部分格，直接宾语全都通过宾格来表达：英语里面的“I hit the ball”（我击球）对应的是德语里面的“ich schlage den Ball”。但在芬兰语中，当你要使用一个直接宾语时，你得决定你的动词所表达的动作的对象是整个宾语（那就要用宾格），还是只是宾语的一部分（那就要用部分格）。要决定你击的是整个球还是球的一部分可能还比较简单。但是，当宾语是一个抽象名词的时候，要决定用宾格还是部分格就有些难度了。比如，你有一个想法，用芬兰语表达这句话时，你需要想清楚这个想法完不完整，因为这决定了你应该用宾格还是部分格。1959年我在芬兰时的房东中有一个瑞典裔芬兰人，他的母语是瑞典语，但能说一口流利的芬兰语。尽管如此，他还是没能在芬兰的任何一个政府机构找到工作，因为这个国家所有的政府机构岗位都要求应聘者同时通过芬兰语和瑞典语的考试。这位朋友告诉我，在20世纪50年代，只要在选择宾格和部分格的时候弄错一次，考试就过不了，也就得不到政府机构的工作。

　　所有这些特点使芬兰语成为一门别具一格的美丽语言，它是芬兰民众的国家自豪感的源泉，除了芬兰人，几乎没有人会使用这种语言。以芬兰语为核心的国家认同，让众多芬兰人愿意在苏芬战争中为祖国献出自己的生命。

　　构成芬兰国家认同的核心要素还包括这个国家的作曲家、建筑师、设计师，还有长跑运动员。芬兰音乐家让·西贝柳斯是20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芬兰的建筑师和室内设计师在全世界都很有名。（美国读者可能会想到圣路易斯拱门、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还有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的TWA航站楼，它们都是由芬兰裔建筑师埃罗·沙里宁设计的。）一战结束后，作为胜利者一方的协约国建立起许多新的国家（包括芬兰在内），在这些国家中，芬兰因为拥有音乐家西贝柳斯和最有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被称为“芬兰飞人”的长跑运动健将帕沃·鲁米而独树一帜。在1924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鲁米一举获得1 500米田径比赛的冠军，并创下了奥运会纪录；紧接着，一个小时以后，他又赢得了5 000米长跑比赛冠军，并刷新了纪录；两天后，他又夺得了10 000米越野赛的金牌；第二天，他再次斩获3 000米长跑比赛的金牌。鲁米的一英里跑世界纪录保持了8年之久。于是出现了这么一个说法：鲁米和芬兰其他的田径运动员“把芬兰跑进了世界地图”。这一切成就让芬兰人意识到自己国家的独特性，产生了国家认同，并且在苏芬战争中面对苏联的压倒性优势仍能保有抗争的意志。

　　1939年之前的芬兰

　　数千年前，还是史前时期的时候，第一批说芬兰语的人开始在这片大陆安置下来。芬兰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大约1100年，即第一次出现关于芬兰的详细书面记载时，自此之后，芬兰一直是瑞典和俄国的争夺对象。大部分时候芬兰都是处于瑞典的控制之下，直到1809年，俄国吞并芬兰。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俄国沙皇允许芬兰拥有较大的自治权，芬兰可以有自己的议会、执政班底和货币，而且俄国没有强迫芬兰人使用俄语。但是，1894年，尼古拉斯二世即位，成为新沙皇，他把可恶的尼古拉·博布里科夫（在1904年被一名芬兰人刺杀）任命为芬兰大公国总督，俄国开始对芬兰进行压迫性统治。于是，在1917年年末，一战即将结束，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芬兰宣布独立。

　　芬兰的独立导致了艰苦的芬兰内战。一方是被称为“白军”的保守政府派，由在德国受训的芬兰部队组成，并受到在芬兰境内的德军协助。他们的对手是芬兰共产主义势力所代表的“红军”，以及仍驻扎于芬兰境内的俄国部队。1918年5月，出于巩固胜绩的考虑，白军射杀了近8 000名红军，还有20 000名红军被困在集中营里，在饥饿和病痛之中死去。要是以一国平均每个月被杀害的国民人数占国民总人口的比例来算，芬兰内战是1994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发生之前，世界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场内战。这场内战很可能会给这个年轻的国家埋下分裂的祸根，但幸好芬兰国内势力迅速进行了和解，幸存的左翼红军重新获得了完整的政治权利，在1926年，一名左翼人士还成了芬兰的首相。然而，有关内战的痛苦记忆使芬兰对俄国心存恐惧，因此影响了之后芬兰对苏联的态度。

　　20世纪20—30年代，芬兰始终对由俄国发展而成的苏联感到畏惧。两国在意识形态上不同：芬兰是资本主义国家，苏联则是共产主义国家。芬兰人难以忘记最后一代沙皇治下的俄国对芬兰的压迫，他们害怕苏联会想要重新夺回芬兰。他们在担忧中目睹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掀起的阵阵腥风血雨。和芬兰最直接相关的事情是，苏联开始在其与芬兰国界线以东的一些荒无人烟的区域建设机场和铁路。这些铁路中有一条直达芬兰，终点是没有设置边界的森林中央，除了为入侵芬兰做铺垫，你想不到它还能有什么别的用处。

　　20世纪30年代，在曼纳林将军的带领下，芬兰开始强化军队和国防力量，这位将军曾领导白军赢得了芬兰内战的胜利。许多芬兰人在1939年的夏天志愿承担了巩固芬兰主要防线的工作，这道跨越卡累利阿地峡的防线被称为“曼纳林防线”，它把芬兰东南部与最近的苏联第二大城市列宁格勒分隔开来。当德国在希特勒的统治之下重整武装，并且与苏联越来越呈现出相互对抗的姿态时，芬兰试图维持一种中立的外交政策，忽略来自苏联的威胁，期盼这种威胁不会变得具体化。与此同时，苏联对它这个在内战中借助德国的力量打败国内共产主义势力的资产阶级邻居持怀疑态度。

　　芬兰有充分的地理和历史原因对苏联心存忧虑，同样地，苏联也有充分的地理和历史原因对芬兰持怀疑态度。二战以前，两国的边境在列宁格勒以北仅30英里的地方。早在1918年，德国军队就已进驻芬兰对抗共产主义势力；英法两军更是在19世纪50年代的克里米亚战争中进入芬兰湾，对圣彼得堡进行封锁或进攻；18世纪初，法国曾在赫尔辛基港建造了巨大的堡垒，以准备进攻圣彼得堡。20世纪30年代后期，斯大林有充分的理由担心德国会在希特勒的领导下扩张版图。希特勒在其自传《我的奋斗》中展望了德国东扩、吞并苏联的愿景。斯大林目睹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在1938年3月吞并了奥地利，在1939年3月夺取了捷克斯洛伐克，并开始对波兰造成威胁。斯大林提出，在波兰防务上要共同合作，应对来自德国与日俱增的威胁，法国、英国和波兰都拒绝了这个提议。

　　1939年8月，希特勒和斯大林突然停止敌对，并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又被称为《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这一系列举动震惊了芬兰，也震惊了其他国家。芬兰人怀疑，这份条约中包含了分割势力范围的秘密协议（后来被证明确实如此），其中德国承认芬兰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该条约签署后，德国马不停蹄地对波兰进行了突袭，几周之后，苏联入侵了波兰东部。可以理解，斯大林想要将苏联的国界尽可能地向西推移，以应对德国不断增强的威胁。

　　1939年10月，因仍然担心德国最终会发动攻击，苏联迫切地想把自己西部的边界尽可能向西推进。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提供的临时安全之下，苏联对邻近的波罗的海四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以及芬兰发出最后通牒。对于前三个国家，苏联提出的要求是在其境内设立苏联军事基地，并且苏军有自由出入这些基地的权利。允许苏军驻扎显然会使三国失去自卫能力，但弱小的它们认为自己挣扎无望，只好接受苏联的要求。到1940年6月，三国终未能免于被苏联吞并的命运。备受鼓舞的苏联在1939年10月初对芬兰提出两项要求。第一项要求是，苏芬两国在卡累利阿地峡的边界必须要撤到离列宁格勒更远的地方，这样列宁格勒就不会被他国（例如，1918年在芬兰驻军的德国）任意轰炸或据为己有。虽然芬兰自己不会袭击苏联，但苏联担心某些主要的欧洲力量通过芬兰打击自己，这也是现实的考虑。第二项要求是，允许苏联在芬兰南部海岸靠近首都赫尔辛基的地方建立海军基地，并要求芬兰割让位于芬兰湾的一些小岛。

　　苏芬两国之间的秘密谈判从1939年10月持续到11月。芬兰方面同意做一些让步，但远远没有达到苏联的要求，尽管曼纳林将军强烈敦促芬兰政府做出更大让步，因为他深知芬兰军队的弱势，并且（作为沙俄军队前中将）他很清楚苏联方面提出这些要求所出于的地理原因。可是，芬兰政府内部各方势力（包括左翼和右翼，即内战中的红军和白军）一致拒绝做出进一步妥协。1940年7月，英国一些政要支持向希特勒妥协以换取和平的做法。但在芬兰，所有的政党都支持国家政府做出的拒绝向苏联妥协的决定。

　　芬兰人同仇敌忾、拒绝妥协的第一个原因是，他们害怕斯大林的真实目的是要侵占整个芬兰。芬兰人很担心这次要是满足了苏联的要求，将来会没法拒绝苏联更多的要求。如果芬兰放弃了卡累利阿地峡的陆地防线，苏联经由陆路大举入侵芬兰将会变得轻而易举。如果允许苏联在赫尔辛基附近建立海军基地，那么苏联将能够同时从陆路和海路对芬兰首都进行轰炸。芬兰人从捷克斯洛伐克的遭遇中吸取了教训，这个国家在1938年被迫将拥有最坚固防线的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从而导致在1939年面对德国的全面入侵时毫无防备之力。

　　芬兰人拒绝妥协的第二个原因来自他们对斯大林的误判：芬兰人认为斯大林只是虚张声势，他实际想要的并没有所要求的那么多。同样地，斯大林也出现了误判，他觉得芬兰人也不过是在虚张声势。斯大林没有想到的是，一个区区小国竟如此疯狂，欲以蚍蜉之躯撼动人口比自己多出近50倍的大国。苏联的作战计划显示，苏军预备在两周内拿下赫尔辛基。芬兰人拒绝妥协的第三个原因在于他们的另一个误判，他们相信传统友国会在芬兰需要的时候提供防卫上的帮助。芬兰拒绝妥协的最后一个原因是，芬兰部分领导者推测，如果苏联入侵芬兰，芬兰的军队至少能撑半年，尽管曼纳林将军警告他们这绝不可能。

　　1939年11月30日，苏联对芬兰发动进攻，宣称芬兰的炮弹在苏联领土着陆，并炸死了数名苏联士兵。（赫鲁晓夫后来承认，这些炮弹实际上是在苏联内部从苏联的武器中发射出的，是一名想挑起战争的苏联将军下达的命令。）随之而来的战争被称为冬季战争。苏联军队在整个苏芬边界沿线发动攻击，赫尔辛基及其他芬兰城市遭到苏联飞机的轰炸。在轰炸第一晚，芬兰的平民伤亡人数便达到了其在二战期间平民伤亡总数的10%。

　　冬季战争

　　1939年11月30日，当战争爆发时，苏芬双方军力悬殊。苏联当时有1.7亿人口，而芬兰仅有370万人口。苏联“仅”以4支军队对芬兰发起进攻，加起来一共有50万人，另外还部署了一些军队作为储备军力或用于其他的军事用途。芬兰以全部军力抗敌，军队被分为9个师，总共也不过12万人。苏联以数以千计的坦克、现代战机和现代火炮装备其步兵团，而芬兰几乎没有坦克，没有现代战机，没有现代火炮，没有反坦克步枪，也没有防空措施。最糟糕的是，尽管芬兰有一些不错的步枪和机关枪，但弹药的储备十分有限。芬兰士兵接到的命令是，为了节省弹药，在苏联军队靠得足够近之前，不准开火。

　　只要斯大林决心打胜仗，这种种差距足以使芬兰在与苏联的对阵中毫无胜算。全世界都目睹了人口是芬兰10倍之多且拥有更多现代军备的波兰在短短几周内被德国军队攻破，而当时德国军队的规模大约是苏联军队的1/2。因此，在这场战争中，芬兰人并未对取得军事胜利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相反，正如一位芬兰朋友向我解释的那样：“我们的目标实际上是要尽可能延缓苏联的胜利，让他们尽可能地付出更大的代价。”具体而言，芬兰的目标是要进行长期抵抗，为芬兰政府争取时间从友国招募军力，同时让斯大林无法承受不断消耗的苏联军力和军费。

　　让苏联和其他国家都意想不到的是，芬兰守住了自己的防线。苏联制订了沿着整条苏芬边界进攻芬兰的军事计划，包括跨过卡累利阿地峡，攻破曼纳林防线，还试图从芬兰最窄点进入该国中部，从而把芬兰“拦腰斩断”。面对进攻曼纳林防线的苏联坦克，缺乏反坦克步枪的芬兰人发明了“莫洛托夫鸡尾酒”，这是一种将汽油及其他化学物品组成的爆炸性混合物装进瓶子而制成的土制燃烧弹，其威力足以炸毁一辆苏联坦克。还有一些芬兰士兵躲在掩体中，等苏联坦克开过来时，将木段塞入坦克的履带，使其不得不停下来。就在此时，几名勇敢的芬兰士兵跑到坦克前面，用他们的步枪分别瞄准炮管和观察孔，把坦克里的苏联士兵击毙。可以想象，芬兰反坦克战队的伤亡率高达70%。

　　让各国观察者敬佩之意油然而生的，是芬兰国土的捍卫者成功打破了苏联的两个师对芬兰中部发动袭击的阴谋。苏军驾驶机动车辆和坦克沿着通往芬兰的几条道路挺进。分成小组的芬兰士兵则是用雪橇翻越重重雪山，他们穿着白色制服，与冰雪融为一体，穿行在无路的森林中，切断了苏联纵队，随后逐一歼灭每支断开的队伍（见插图2.5）。一名芬兰退役老兵在1959年的时候向我描绘了他和战友在冬季战争的战场上使用的战术。到了夜里，森林里的苏联士兵在狭窄的单行道上停下，车辆排成一列长长的纵队，士兵纷纷下车，围在巨大的篝火旁取暖。（芬兰士兵则是在自己的帐篷里用小小的取暖器熬过寒夜，因为这样不会被发现。）我的这位朋友和他的战友隐匿在白色制服里，滑着雪橇穿过森林，直至苏联纵队在他们的射程范围内（见插图2.6）。接着，他们背着步枪爬到附近的树上，借着篝火的亮光瞄准苏联的军官，射杀苏联军官后便迅速滑着雪橇离开，让黑暗苍茫中群龙无首的苏联士兵担惊受怕，人心惶惶。

　　冬季战争的落幕

　　面对苏联军队在人数和装备上的压倒性优势，芬兰军队何以顶住攻势，坚守了如此之久？第一个原因是防守的动机：芬兰士兵明白，他们的身后是自己的家人、自己的祖国和民族的独立，这些都是他们宁死也要保卫的。例如，当苏联军队挺进冰封万里的芬兰湾时，在此处防守的仅有少数几队芬兰士兵，他们已经得知自己不会得到救援：此时的他们明白自己应当坚守在岛上，在牺牲之前尽可能多地消灭苏联人。他们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第二个原因是，芬兰士兵早就习惯了在寒冬时节的芬兰森林里生活和滑行，他们对这块作战区域的地形早已烂熟于心。第三个原因是，芬兰士兵提前准备好了应对寒冬的衣物、雪靴、帐篷和枪支装备，但苏联士兵显然没有做好准备。还有一个原因，就像今日的以色列军队，芬兰军队尽管数量少，但能力显著，比起盲目服从指挥的军队，这支军队灵活性强，强调让士兵发挥积极能动性。

　　可是，芬兰军队的不屈不挠和他们获得的暂时性胜利仅能为芬兰多争取一些时间。随着春天临近，冬天的冰雪消融，苏联最终还是会在跨过卡累利阿地峡和芬兰湾的时候发挥自己在军队数量和装备上的优势。芬兰把希望寄托在其他国家送来的志愿兵、装备和军队上。芬兰的外交战线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小小的芬兰力抗苏联庞然之躯的举动获得了广泛的同情，12 000名外国志愿兵受到鼓舞前来助战，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来自瑞典。可是，大多数志愿兵在战争结束前仍未完成军事训练。一些国家送来了军事装备，但这些装备的质量参差不齐。比如，一名芬兰老兵告诉我，有些旧兵器还是一战时期的，被从意大利运来。当发射炮弹的时候，这些火炮的后坐力非常强，因此必须用特别牢固的装备来固定。一般情况下，使用一门火炮不仅需要一名射击手，还得配备一名观察手，在火炮的前方观察弹壳落地的位置，从而校准下一次的瞄准范围。然而，据我的老兵朋友说，这些意大利的残枪旧炮在减轻后坐力方面设计得实在太差了，一门火炮得配备两名观察手：一名是我们通常看到的炮前观察手，负责观察弹壳的落地位置；还有一名观察手要站在火炮的后面，负责追踪火炮的位置！

　　实事求是地看，芬兰实际上只能依仗从瑞典、德国、英国、法国以及美国获得军队及物资援助。芬兰的邻国瑞典，尽管和芬兰之间有着共同的悠久历史以及文化传统，但由于担心被卷入和苏联的战争，拒绝出兵援助芬兰。德国虽然曾指派军队支持芬兰独立，两国之间也有深厚的友谊和文化纽带，但希特勒还是不愿意为了支援芬兰而违背早前与苏联签下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美国则是鞭长莫及，加上该国自数十年前就开始奉行孤立主义政策，对国际事务保持中立，因此罗斯福总统对芬兰的处境也无能为力。

　　于是，芬兰实际能求助的只剩下英国和法国了。英国和法国最终确实答应了出兵支援芬兰。但当时，两国均已陷入与德国交战的水深火热之中，这当然是英法政府的当务之急，其他任何事情都只能往后放。德国彼时从中立国瑞典进口大量铁矿石。大部分铁矿石从瑞典通过铁路被运至挪威的不冻港纳尔维克，然后用轮船运往德国。英法两国派出援兵的真实意图是要控制瑞典的铁矿石产区，并中断从纳尔维克至德国的海上交通。英法两国提出派兵经挪威和瑞典前往芬兰支援，只不过是为达到自己的真正目的的一番托词。

　　因此，虽然英法政府承诺会给予芬兰大量的军力支援，但实际上大部分的援兵仅仅驻扎在纳尔维克、通往纳尔维克的铁路沿线以及瑞典的铁矿石产区。援兵中仅有一小部分能够真正到达芬兰。援兵过境需要得到挪威政府和瑞典政府的批准，但两国因保持中立，拒绝允许援兵过境。

　　继续战争

　　1940年1月，苏联终于开始反思自己在1939年12月遭受的惨重的军力损失和军事失利。苏联不再浪费精力尝试把芬兰拦腰斩断，而是转过头来集中火力攻击卡累利阿地峡，那里开阔的地势对苏军有利。经过持续两个月的前线战斗，芬兰士兵已经筋疲力尽，而苏联方面仍能够源源不断地向前线输送新鲜的后备力量。2月初，苏联军队最终突破曼纳林防线，芬兰军队不得不撤退到较弱的第二防线。曼纳林将军手下的长官纷纷请求他将军队撤退到更远的地方，以获得更佳的防守位置，但曼纳林将军有着铁一般的沉着意志：虽然芬兰军队伤亡惨重，但他拒绝撤到更远的地方，因为他深知，和谈已不可避免，此时对芬兰来说，最重要的是尽可能多地守住自己的领土。

　　1940年2月底，当筋疲力尽的芬兰军队终于准备和谈时，英国和法国仍在敦促芬兰顶住压力，继续抵抗。时任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第向芬兰发去紧急电报，宣称他将在3月底之前向芬兰派去5万名援兵，100架轰炸机已准备就绪，随时可以起飞，他保证能够“安排”这些援兵从陆路穿过挪威和瑞典到达芬兰。芬兰轻信了这份承诺，继续作战了一周，在此期间又有数千名芬兰士兵失去了生命。

　　然而，英国后来承认，达拉第提出的条件不过是一场诡诈，那些军队和飞机根本没有准备好，挪威和瑞典也仍然没有同意给援兵放行，达拉第说那些话不过是为了实现同盟国的目标，以及保住自己的颜面。经此，在芬兰总理的带领下，芬兰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商议和谈事宜。与此同时，苏联持续向芬兰第二大城市——卡累利阿省首府维普里挺进，给芬兰制造军事压力。在这段时间的持续战斗中牺牲的芬兰士兵，正是我们可以在希耶塔涅米公墓看到的，刻着“于1940年2月或3月死于维普里”的那些墓碑的主人。

　　苏联在1940年3月提出的条件比在1939年10月提出并被芬兰人拒绝的那些条件要苛刻得多。1940年，苏联要求芬兰割让整个卡累利阿省，还有苏芬边界沿线往北的其他领土，并且要求将赫尔辛基附近的汉科港作为苏联的海军基地。占芬兰人口10%的卡累利阿人没有留在被苏联占领的家中，而是选择了背井离乡，撤退到余下的芬兰领土上。他们不得不挤在芬兰同胞的房子里，直到1945年，大部分卡累利阿人才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在欧洲，很多国家内部都存在大量无家可归的人口，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芬兰没有把这些人口安置在难民营中。19年后，接待我的芬兰房东依然清楚地记得，当时芬兰为了给卡累利阿人提供安身之处和其他支援而承受的巨大压力。

　　为什么斯大林没有在1940年3月命令苏联军队继续推进并占领整个芬兰？一个原因是，芬兰人的激烈抗争说明了一个现实，军队继续推进对苏联来说只会是一个缓慢、痛苦且代价巨大的过程。并且，此时的苏联面临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如何重新整顿军队，迎接德国的袭击。声势浩大的苏联军队在面对弱小的芬兰军队时却战绩平平，这对苏联来说十分尴尬：平均每消灭1名芬兰士兵需要牺牲8名苏联士兵的生命。和芬兰作战的时间越长，英法介入的可能性就越大，这将会把苏联拖入与两国的战争中，并且诱使英国或法国对高加索地区的苏联油田发动袭击。某些作者的论断是，苏联在1940年3月提出的苛刻的和谈条件证明，芬兰人本应该在1939年10月接受斯大林提出的那些相对不那么苛刻的要求。然而，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公开的档案显示，芬兰人当时的怀疑没有错：倘若苏联在1939年10月如愿以偿，一定会充分利用其得到的领土优势，打开芬兰防线的缺口，从而达到占领整个芬兰的目的。苏联正是以这种手段在1940年成功占领波罗的海的三国。正是因为在这场战争中芬兰拼死抵抗，苏联进展缓慢且代价巨大，苏联才会在1940年3月放弃原先征服整个芬兰的想法。

　　1940年3月，苏芬休战之后，苏联重整军队，并且吞并了波罗的海三国。德国则在1940年4月占领了挪威和丹麦，紧接着于1940年6月打败法国。至此，除了德国，芬兰所有可能的外援渠道都被切断。芬兰重新组建了自己的军队，还得到了一批德国装备。1941年，希特勒决定进攻苏联。在某个节点，德国的军事计划员开始和他们的芬兰同行讨论“假设性的”联合抗苏行动。虽然芬兰人不赞同希特勒和他的纳粹主义，但他们深切地体会到，要在德苏之战中保持中立是不可能的，选边站队是肯定避免不了的。否则，芬兰会面临被苏联和德国中的一方或双方吞并的风险。相比再次经历冬季战争中孤立无援、与苏联单打独斗的痛苦时期，芬兰宁愿选择和纳粹德国结为暂时的同盟。这是“在几个糟糕的选项里选择最不糟糕的一项”，在曼纳林将军的传记中，史蒂文·扎洛加这样写道。苏联军队在冬季战争中的表现让所有的观察者——不仅仅是芬兰，还有德国、英国和美国的观察者都深信，德苏若有一战，胜利的天平将会偏向德国。而且，芬兰人自然想重新获得失去的卡累利阿省。1941年6月21日，德国对苏联发起进攻。芬兰宣布保持中立，但在6月25日，苏联战机对芬兰的城市展开轰炸行动，当晚，芬兰政府以此为由再次与苏联开战。

　　这场继冬季战争之后的第二次苏芬战争被称为继续战争。这一次，芬兰调动了其1/6的人口投入这场战争：这是二战期间参战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放在今天的美国，这就相当于筹备一支超过5 000万人的军队。直接在芬兰军队中服役的是上至50岁出头下至刚满16岁的男性，加上一些靠近前线的女兵。所有15～64岁的芬兰人，不论男女，如果不直接参军，就必须服务于军工行业、农业、林业或者其他国防所需的行业。青少年则要在农田、锯木厂和防空方面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正当苏联军队忙于应对德军的进攻时，芬兰迅速地重新占领了原先属于芬兰的西卡累利阿，并且试图越过原有边界，将位于苏联境内的东卡累利阿也纳入版图（这一行动引起了颇多争议）。可是，芬兰的作战目标依然十分局限，芬兰人不认为自己是纳粹德国的“盟友”，而是把自己称作“共同作战国”。尤其是，芬兰还坚决拒绝了德国提出的两个请求：一是围捕芬兰的犹太人（尽管芬兰确实把一小部分的非芬兰籍犹太人移交给了盖世太保）；二是和德国合作分别从南北两端进攻列宁格勒。芬兰对第二个要求的拒绝拯救了列宁格勒，使它得以在德军漫长的围攻中存活，并且促使斯大林后来做出了一项决定，即没必要占领除卡累利阿之外的芬兰领土（见下文）。

　　尽管如此，芬兰和纳粹德国并肩作战是不争的事实。在不了解芬兰境况的局外人看来，“盟友”和“共同作战国”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二战期间，生长在美国的我当时觉得，芬兰就是除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之外的第4个轴心国成员。在斯大林的施压下，英国宣布对芬兰开战。但英国采取的唯一行动就是对芬兰城市图尔库发动了一次轰炸袭击，并且，英国空军有意地把炸弹投向大海中，而不是直接投向图尔库市。

　　从1941年12月初开始，芬兰军队停止向东推进，在此后差不多三年间，苏联和芬兰之间的继续战争没有出现新的进展。一方面，芬兰在占领卡累利阿后没有其他的目标。另一方面，苏联军队忙于与德军交战，无暇派遣军队与芬兰对峙。当苏联终于把大部分的德军逼出境外时，苏军认为，是时候将注意力转移到芬兰身上了。1944年6月，苏联对卡累利阿地峡发动了猛烈的攻势。苏联部队迅速冲破曼纳林防线，但（正如1941年2月）芬兰成功地稳住了前线。苏联先是向西推进，后来却又撤兵。一个原因是斯大林有更重要的目标：在美军和英军从西边到达柏林之前，使苏联军队从东边包围柏林。另一个原因是，苏联军队再次遭遇了冬季战争时的困境：要突破芬兰人的抵抗就得付出高昂的代价，要和芬兰军队开展森林游击战，还得想好如果真的征服了芬兰，苏联得拿它怎么办。正因如此，就如同在1941年，1944年的芬兰通过抵抗再次实现了一个现实目标，用我的一个芬兰朋友的话来说就是：不求打败苏联，只求令苏联的胜利到来得极为缓慢且成本巨大，令其毫无喜悦之感。结果就是，芬兰竟成了二战当中唯一一个没有被敌军占领的欧洲大陆国家。

　　1944年6月，战争前线刚一稳固，芬兰领导者立刻飞往莫斯科寻求和谈，并与苏联签署了新的条约。这一次，苏联提出的领土要求几乎和1941年提出的一模一样。苏联重新夺走了芬兰境内的西卡累利阿，还有芬兰南部海岸的一个海军基地。苏联还提出了一项新的领土要求，即获得芬兰在北冰洋的港口及镍矿山。芬兰还不得不驱逐留在其北部境内的20万德国驻军，否则苏联军队便要长驱直入亲自驱赶德军。芬兰用了数月时间完成这个任务，在此期间，德军一边撤退，一边在芬兰境内的拉普兰省对视线所及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进行破坏。当我在1959年游历芬兰的时候，我的芬兰房东们还在为这个昔日的盟友与芬兰翻脸并且大闹拉普兰的事情感到愤怒不已。

　　在冬季战争和继续战争这两场战争中，芬兰在与苏联及德国对抗时总共损失了10万人。这一人数占当时芬兰总人口的比例，倘若放在今日的美国，相当于有900万人死于同一场战争。另外，战争还导致9.4万芬兰人或伤或残，3万芬兰女性失去丈夫，5.5万芬兰儿童成了孤儿，还有61.5万芬兰人无家可归。倘若是在今日的美国，这就相当于一场战争导致800万美国人受伤，250万美国女性失去丈夫，50万美国儿童失去父母，还有5 000万美国人流离失所。不仅如此，当时有8万名芬兰儿童被疏散并寄养在其他国家（主要在瑞典），这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儿童疏散行动之一。疏散行动对那些儿童造成了持久的创伤，并且影响一直延续至他们的下一代（见插图2.7）。如今，在同一个大家庭的同辈人中，与母亲在孩童时期未经历过疏散行动的女性相比，母亲在孩童时期经历过疏散行动的女性被诊断患有精神疾病的概率要高出一倍。苏联在和芬兰的对战中失去了大约50万人，另外有25万人受伤。这一阵亡数据包括5 000名曾被芬兰军队囚禁的苏联士兵，两国停战后，芬兰将他们遣返，但他们回到苏联后因为曾投降而被就地处决。

　　停战条约要求芬兰“联合同盟国力量，对被指控为战犯的人员展开逮捕行动”。同盟国所界定的“芬兰战犯”是：苏芬战争期间芬兰政府的领导者。如果芬兰不起诉自己国家的领导者，那么苏联会亲自动手，并以严刑处之，很可能会将他们判处死刑。因此，芬兰被迫做出在外人看来极不光彩的事情：芬兰通过了一部追溯法，宣布芬兰政府领导者在战时采取的保卫芬兰的政策是非法的，尽管这些政策在实施时是符合芬兰当时的法律并得到广泛支持的。芬兰法庭裁定，其战时总统吕蒂、战时总理兰格尔和林科米耶斯，还有战时外交部部长、另外4位部长以及芬兰驻柏林大使获罪入狱。之后，这些领导者在舒适的特殊监狱刑满获释，大多数被重新选为或任命为政府高层。

　　停战条约中，苏联还对芬兰提出赔款要求：芬兰必须在6年内向苏联支付高达3亿美元的巨额赔款。虽说后来苏联把赔款支付年限延至8年，并把金额降到2.26亿美元，但对当时规模极小并且尚未开展工业化的芬兰经济来说仍旧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然而，矛盾的是，赔款的压力刺激了芬兰经济的变革，促使芬兰发展包括造船业和出口加工业在内的重工业。（这笔赔款从而印证了中文里“危机”一词的含义，其中“危”表示“危险”，而“机”意味着“机遇”。）这场工业化革命带动了战后芬兰经济的增长，芬兰也因而从一个贫困的农业国发展成为现代化工业国（再到如今的高科技产业国）。

　　除赔款外，芬兰还须同意与苏联开展更多的贸易往来，与苏联的贸易额要达到芬兰贸易总额的20%。芬兰从苏联进口物资，尤其是石油。后来，这一举动被证明对芬兰大有裨益，因为芬兰无须像其他的西方国家那样，对中东石油形成高度依赖。但是，根据贸易协定的内容，芬兰还必须进口次等的苏联制成品，比如机车、核电厂和汽车，尽管芬兰能以更实惠的价钱从西方买到这些东西，且质量更好。芬兰人用黑色幽默来化解自己的无奈，就像我前面提到的他们面对那堆意大利的残枪旧炮时的反应一样。举个例子，当我1959年到访芬兰时，很多芬兰人开的都是产自苏联的“莫斯科人”（Moskvich）牌汽车，这种车老是出故障。那时，很多欧洲产的和美国产的汽车都有敞篷的设计：车顶可以滑动，人们可以在天气不错的日子打开车顶，享受灿烂的阳光。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芬兰笑话是这么说的，莫斯科人牌的新车型不但有敞篷，而且有“敞底”：不仅车顶可以滑动，车的底架也可以滑动。那么，问题来了：车底又没有阳光，“敞底”有什么好处呢？答案是：只要你的莫斯科人牌汽车出了故障（这是很容易发生的事），你就可以打开“敞底”，伸出双脚站在地上，自个儿把车子往前推啦！

　　1945年之后的芬兰

　　芬兰人把1945—1948年称为“危险的年代”。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知道芬兰最终熬出了头，可在那些年间，芬兰的前景并不乐观。苏联要求的赔款对仍以农业生产为主、尚未开展工业化改革的芬兰经济来说负担沉重。战争毁坏了芬兰的基础设施：农场被弃置，制造业设备荒废失修，有2/3的运输船队受到破坏，卡车破损不堪、零件缺失，而且芬兰人不得不靠烧柴来弥补汽油的短缺。成百上千名流离失所的卡累利阿人、伤残的老兵、孤儿寡母，都需要住所，需要钱，需要那些尚且完整、健全的芬兰家庭给予的情感支撑。成千上万名被疏散至瑞典的芬兰儿童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但此时的他们已满心伤痕，忘掉了乡音，在被疏散的岁月里已几乎记不起父母的面容。

　　在这个危险的年代，芬兰出台了全新的战后政策。这项政策后来被称作“巴锡基维–吉科宁路线”，是因芬兰的两位总统而得名的，他们分别是：尤霍·巴锡基维，执政时间为1946—1956年；乌尔霍·吉科宁，执政时间为1956—1981年。这两位总统制定并且不遗余力地实施这一路线长达35年之久。巴锡基维–吉科宁路线扭转了芬兰在20世纪30年代实施的忽视苏联的灾难性政策。巴锡基维和吉科宁从这些错误中吸取了教训。对他们而言，不可忽视的痛苦现实是：芬兰就是一个弱小的国家；它不能对西方盟友的援手有任何的期待；它必须理解苏联的想法，并且时时放在心上；它必须与苏联各级政府官员保持密切对话；它必须向苏联证明自己可以信守承诺、履行协议，从而获得苏联的信任。维持苏联给予的信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芬兰必须竭尽全力。

　　巴锡基维和吉科宁均对苏联和苏联人民较为了解。巴锡基维分别在1939年10月、1940年3月和1944年9月代表芬兰与苏联展开和谈，他还曾担任芬兰驻莫斯科大使一职。巴锡基维认为，斯大林在处理与芬兰关系时的主要动机无关意识形态，而是关乎战略和地缘政治因素，具体指的是：苏联重视的是保卫其第二大城市列宁格勒（即现在的圣彼得堡）免受经由芬兰或芬兰湾发动的攻击，毕竟这种情况曾发生过。如果苏联觉得自己的前线并未受到威胁，那么芬兰也会很安全。但是，只要苏联觉得不安全，芬兰也没有办法安全。说远一些，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冲突都有可能让苏联感到不安并因此对芬兰提出要求，所以说，芬兰必须积极地维护世界和平。巴锡基维和后来的吉科宁成功地与斯大林，以及后来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建立了深厚的互信关系。

　　吉科宁总统在他的政治自传中阐述了巴锡基维和他自己的政策：“芬兰外交政策的基本任务是在本国的生存安全和地缘政治环境的主导利益之间做出协调……（芬兰所奉行的是）预防性外交政策。这种外交政策的任务，是在危险降临之前就对其有所觉察，并采取措施规避这些危险——最好是在被尽可能少的人知晓的状态下……尤其对于小国来说，我们对自己的立场所产生的影响不抱有幻想，对我们而言，至关重要的是能够对国家未来的军事或政治发展所倚仗的不同因素有及时且正确的力量感知……一个国家应当自力更生。战争年代的我们在这一方面吸取了昂贵的教训……经验还告诉我们，一个小国丝毫没有把外交政策方案和情感混为一谈的余地，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情感。一项切合实际的外交政策应当基于对国际政治关键要素的认知，这些要素包括国家利益以及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影响。”

　　因为芬兰坚定不移地奉行巴锡基维–吉科宁路线，苏联（以及今天的俄罗斯）在过去的70年中对芬兰有所为且有所不为。苏联减少了芬兰需要支付的战争赔款，并在支付时间上给予了宽限。1955年，苏联海军从芬兰的海军基地撤离，还从距离赫尔辛基仅10英里的波卡拉撤走了自己的炮兵部队。芬兰逐渐扩大与西方的贸易合作，同时减少和苏联的贸易往来，与欧洲经济共同体来往密切，并加入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在这些事情上，苏联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苏联当然有能力阻止其中大部分的事。如果不是因为信任芬兰和芬兰的领导者，并且有足够的安全感，苏联才不会这般行事。

　　如履薄冰

　　在外交层面，芬兰时时刻刻都像是在走钢丝，一方面要和西方发展关系，另一方面要维护苏联对自己的信任。为了在1944年继续战争结束后马上与苏联建立互信，芬兰按时履行了与苏联停战的协议以及随后签署的和平条约。这意味着芬兰要把德国军队赶出芬兰，把自己国家的战时领导者当成战犯来审判，并且要及时向苏联支付战争赔款。为了做到最后一点，芬兰民众纷纷献出了自己所有的珠宝首饰，包括婚戒。

　　在发展与西方的关系方面，芬兰努力避免让苏联觉得芬兰与西方的经济融合度过高。比如，尽管急需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但芬兰还是谨慎地拒绝了。在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签订协议并加入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同时，芬兰还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签署了一些协议，为苏联提供最惠国待遇，并且承诺芬兰给予欧洲经济共同体伙伴国的所有贸易减让，苏联也同样享有。

　　在一些西方国家成为芬兰最主要的贸易伙伴的同时，芬兰也成了苏联的第二大西方贸易伙伴（仅次于联邦德国）。西方商品主要经过芬兰进入苏联。芬兰对苏联出口的商品有：轮船、破冰船、消费品，以及建造医院、酒店和工业城镇所需的全部材料。对苏联来说，芬兰是西方技术的主要来源，也是苏联面向西方的主要门户。如此一来，一个独立并且和西方结盟的芬兰对苏联来说更有价值。

　　由于苏联领导者很信任巴锡基维和吉科宁，芬兰没有像一般的民主国家那样，在两位总统任满后就让他们卸任，两人在位时间一共长达35年。巴锡基维在86岁离开人世，在那之前，他担任了10年的芬兰总统，而他的继任者吉科宁则在位25年，一直到81岁时因为健康出现严重问题才不得不辞去总统一职。1973年，芬兰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展开谈判之时，吉科宁亲自拜访勃列日涅夫，以个人名义保证芬兰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关系绝不会影响芬兰和苏联的关系，打消了勃列日涅夫的疑虑。随后，为了保证吉科宁能履行自己许下的承诺，芬兰议会通过了紧急法令，推迟了原定在1974年召开的总统选举，将吉科宁的总统任期延长4年。

　　芬兰的谨慎行事换来了国家的独立自主和经济的增长。从经济角度来看，芬兰作为一个小国，有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今天的芬兰只有600万国民，不可能像德国（有9 000万人口）或美国（有3.3亿人口）那样在经济上享有规模优势。要是芬兰选择像除欧洲和北美以外的许多国家那样，维持很低的生活标准和较低的工资水平，芬兰将永远不会获得经济领域的成就。那样的话，以世界标准来衡量，芬兰的劳动力数量永远有限，国民收入水平永远有待提升。因此，芬兰必须充分利用其可用的劳动力，通过发展工业获得高利润。

　　为了尽可能高效地利用其全部的生产力，芬兰的教育体系旨在为每一个国民提供良好的教育，这跟美国现在的教育体系很不同，后者仅仅为少数人提供良好的教育。芬兰的学校大部分是奉行平等主义的高质量公立学校，只有少数私立学校。美国的富人可能会感到吃惊的是，在芬兰，那些为数不多的私立学校得到的政府资助和公立学校是一样的，并且私立学校不允许通过收取学费、杂费或者接受捐款的方式筹集资金！在美国，中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较低，而且教师的主要来源是成绩中下等的大学毕业生。芬兰中小学教师的任用则须经过一个竞争十分激烈的筛选过程，申请者都是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最好的高中和大学的人，他们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甚至高于大学教授），薪水优厚，有很高的学历，并且对自己的教学方式有很大的自主权。因此，芬兰学生的识字率、数学计算能力以及解决问题能力在世界各国的排名中数一数二。芬兰在培养人才方面不存在性别歧视，女性的潜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它是世界上第二个赋予女性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国家（第一个是新西兰）。有一次我到访芬兰时，其时任总统就是一位女性。甚至在培养警察方面，芬兰的水平也是首屈一指的。美国人可能会再次感到吃惊的是，在芬兰，获得学士学位是成为警察的一个硬性条件，96%的芬兰国民对自己国家的警察感到信任，并且芬兰警察鲜少使用枪支。在过去的整整一年里，芬兰警察在执行任务中总共才开了6枪，其中5枪还仅仅是为了警示。而在我居住的城市洛杉矶，恐怕警察平均每周开枪的次数都不止这个数。

　　对教育的高度重视使芬兰培养出了大批高效能干的劳动力。芬兰的工程师数量占国民总人口的比例是世界最高的。芬兰在技术领域也是全球的领跑者。如今，芬兰的出口几乎占其GDP（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并且以出口高技术水平的重型机器以及制成品为主，这跟二战前只能出口木材等传统林业产品的芬兰已不可同日而语。作为高科技产品研发领域的佼佼者，芬兰当然不会浪费自己丰富的森林资源，它在发电领域、肥料研发、可替代羊毛和铜的纺织纤维研发，甚至是吉他制造领域都做得十分出彩。芬兰在研发领域的私人投资和政府投资总数相当于该国GDP的3.5%，这几乎是其他欧盟成员国的两倍，几乎可算得上世界之首。同样居于世界前列的还有芬兰的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出色的教育体系和高研发投入带来的结果是，在仅仅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昔日穷困的芬兰一跃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富裕国家。芬兰的人均收入水平变得可以跟法国、德国还有英国平起平坐，而这些国家的人口数量是芬兰的10倍之多，并且都有着丰厚的家底。

　　芬兰化

　　当我在1959年首次到访芬兰时，我对芬兰和苏联之间两次战争的历史几乎一无所知。当时，我问在芬兰的几位房东，芬兰为什么要实行那些政策，为什么要进口那些质量不那么好的莫斯科人牌汽车，为什么那么害怕与苏联发生冲突。我告诉他们，倘若芬兰真的与苏联发生冲突，美国肯定会帮助芬兰的。现在回想起来，可能再没有别的话会比我所说的这些更让一个芬兰人感到残忍、无知以及不得体的了。在芬兰的国家记忆里，充斥着这么一种难以言说的苦痛：在1939年苏芬战争爆发之际，无论是美国、瑞典、德国、英国还是法国，都没有对芬兰伸出援手。这段历史告诫着芬兰人，芬兰的存亡和独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不仅如此，只有当苏联感觉安全并对芬兰委以信任时，才是芬兰可以心安的时候。

　　许多非芬兰人本应比我了解得更多，却也怀抱着我当时的那种无知的态度，他们给芬兰的这种政策取了个贬义的代名词，叫作“芬兰化”。《纽约时报》在1979年是这样解释芬兰化的：“在一种可悲的状态下，一个弱小的国家屈服于强大的邻国，对自己的主权自由做出可耻的、令人尴尬的让步。”那些斥责芬兰化的人认为，芬兰的政策实质上就是懦夫之举。

　　确实，芬兰的很多举动吓坏了西欧和美国的一众观察者。在美国或德国，绝对不会出现仅仅为了避免惹怒苏联而推迟总统选举或总统候选人退出竞选这样的事情。这些行为似乎违背了民主国家赋予其公民的行动自由权。

　　在这里，我再次引用吉科宁总统的话：“一个国家的独立自主并非是绝对的……无须屈服于历史必然性的国家是不存在的。”面对历史的必然性，芬兰需要比美国或德国屈服得更多些，理由很明显：芬兰是个小国，与俄罗斯共享边界，而无论是美国还是德国都没有这些掣肘。那些对芬兰化政策嗤之以鼻的人，你们觉得芬兰应该怎样做，是不是应该不顾忌苏联的反应，再次承担与苏军发生冲突的风险呢？

　　那些反对芬兰化的人心里存在这样一种恐惧：他们害怕苏联会打起自己国家的主意。不过，其他的西欧国家和美国的地缘政治环境与芬兰完全不一样，它们无须面对芬兰的地缘政治困境。吉科宁对芬兰外交政策的辩护浓缩成一句话就是：“芬兰化不供输出。”

　　实际上，芬兰对苏联实行的外交政策必然是错综复杂的。这种政策产生的最终结果是，在二战结束后的70年里，芬兰并没有变成苏联或者（现在的）俄罗斯的卫星国。相反，芬兰成功地在和西方加强联系的同时，与苏联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与此同时，芬兰人深知，际遇无常，因此芬兰要求该国男性义务服兵役，并欢迎女性志愿参军。芬兰人在服兵役时要接受最长一年的严格的军事训练，因为芬兰的期望是，每一个芬兰人都具备上战场的能力。经过一年的训练后，芬兰人在30～35岁之前每隔几年就会被召集起来服预备役。芬兰的预备军人数占该国总人口的15%，倘若这一比例放在美国，那就相当于拥有一支5 000万人的预备军。

　　危机框架

　　现在，我们就芬兰的这段历史，类比影响个人危机结果的因素（见表1.1），分析影响国家危机结果的因素（见表1.2）。在影响国家危机结果的众多因素当中，有7项因素有助于芬兰国家危机的解决；有1项因素在开始阻碍了危机的解决，但后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外3项因素的缺失，导致芬兰难以解决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来自强大邻国的威胁。

　　芬兰在解决国家危机时明显体现出以下7项因素的作用：愿意承担责任（因素2）、划清界限（因素3）、强大的国家认同（因素6）、诚实的自我评估（因素7）、应对国家失败的耐心（因素9）、特定情况下的灵活性（因素10）以及国家核心价值观（因素11）。首先，在本书的国家样本之中，芬兰是主动承担责任并做出超现实的自我评估的一个优秀案例。进行这种评估对芬兰来说尤其痛苦，因为经历过战争的芬兰，很多人失去了生命、至亲，或赖以生存的家园。芬兰必须保持清醒，避免落入自我怜悯和仇恨的陷阱，进而破坏与苏联之间的关系。不过，芬兰人最终认清了现实：我们是一个小国；我们和苏联共有漫长的边界；我们不能指望盟友提供有效的支持；我们国家的生死存亡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我们可以暂时抵抗住苏联军队的进攻，使战争对于苏联而言进展缓慢、代价沉重并且痛苦不堪，但我们无法长期与其对抗。芬兰人从战前的外交政策中吸取了教训，最终接受了现实：赢得苏联的信任是保持芬兰政治独立的唯一途径。

　　芬兰的案例充分展现了本书选择性变革和划清界限（因素3）的主题。在与苏联的最后一次对抗中（1944年9月之后），芬兰颠覆了自己以往的政策，打破了忽视苏联、不与苏联打交道的传统。芬兰采取了一种新政策，与苏联进行经济合作并开展密切的政治互动。不过，这些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选择性，因为芬兰保持了独立自治，而且依然是一个自由民主国家。这两种看似互相冲突的身份——未变革的旧芬兰和已发生变革的新芬兰，却能够共存。这让很多非芬兰人既疑惑又气愤。于是，他们创造了“芬兰化”这样一种轻蔑的说法，以暗示芬兰当时其实可以也应该做出不同的选择。

　　芬兰人展现出的强烈的国家认同（因素6）让人惊叹——不了解芬兰的人大概不会料到，这么小的一个国家竟然具有如此强烈的国家认同，毕竟从其他方面来看，它只是一个典型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芬兰人的国家认同和对自己国家独特性的坚定认知，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优美、独特又高深的芬兰语，没有多少非芬兰人有胆量去学这种语言，还源于以芬兰语创作的口传史诗《卡勒瓦拉》，以及在沙俄统治下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独立自治历史，彼时芬兰就已拥有自己的政府、货币和议会。进一步强化了芬兰人的国家认同的，是世界人民对芬兰的音乐家、田径运动员、建筑师以及设计师的认可。如今，芬兰人的国家认同还与该国在冬季战争中取得的军事成就紧密相连。芬兰人以自己在二战中的成就为傲，这种自豪感要远远强于除英国人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国民。在2017年的芬兰独立百年庆祝活动中，芬兰人对其在二战中取得的成就的重视程度不亚于对1917年取得国家独立的重视：就如同在美国，独立日（7月4日）庆祝的焦点是美国在二战中取得的胜利，而不是1776年发表的《独立宣言》。

　　芬兰展示了一个国家如何耐心地应对最初的失败，并坚持不懈地探寻可能的危机解决方案，直到找到有效的路径（因素9）。当苏联于1939年10月对芬兰提出领土要求时，芬兰没有主动提出进行经济合作和政治互动，这是芬兰后来才提出的。即使当时芬兰主动提出这些建议，斯大林也很有可能会拒绝。是芬兰在冬季战争中的顽强抗争让斯大林确信，使芬兰保持独立才是正确的选择。从1944年开始，芬兰意识到自己在战前实施的忽视苏联的政策和战时实施的诉诸军事手段的政策均已失败，为了保持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独立，同时与苏联保持良好的关系，芬兰历经了漫长且持续的试验阶段。

　　芬兰展现出一国在特定情况下的灵活性（因素10）。面对苏联的担忧和敏感，芬兰的回应是：通过追溯法，对自己国家的战时领导者进行审判，议会通过紧急法令推迟原定的总统选举，等等。其他民主国家可能会对这些措施不以为然，而在芬兰身上我们能看到由此反映出来的灵活性：牺牲部分原则来获取最不可侵犯的政治独立。再次引用扎洛加在曼纳林的传记中使用的一句话：芬兰人出色地“在几个糟糕的选项里选择了最不糟糕的一项”。

　　芬兰的历史展现了这个国家的一项不容置疑的核心价值观（因素11），那就是捍卫国家独立，保卫国家不被他国侵占。芬兰人做好了为这一核心价值观而战的准备，哪怕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会因此失去自己的生命。不幸中的万幸，芬兰人挺过来了，捍卫了国家的独立。针对芬兰所处的两难境地，本来就没有什么绝对正确的答案。1939年的波兰和1941年的南斯拉夫在面对德国的要求时，均提出拒绝并为国家的独立而战，可它们没有芬兰那么幸运：这两个国家都输了，并因而被侵占或继续被侵占，受尽寄人篱下的耻辱。与之相对的是，因为判断出自己和对方的军事实力悬殊，193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1939年的波罗的海三国和1945年8月的日本分别接受了德国、苏联和美国的最后通牒。如此想来，捷克斯洛伐克当时的情况未必全然无望，但我们也无从得知。

　　那个一开始阻碍了芬兰危机的解决，却在后来起到积极作用的因素是对危机的举国共识（因素1）。芬兰国民一开始缺乏对国家陷入危机的共识，但最终达成了这一共识。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大部分芬兰人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国家和苏联之间迫在眉睫的危机，在1939年，他们又错误地判断斯大林提出的要求仅仅是虚张声势。从1944年起，芬兰国民开始达成共识，制定了巴锡基维–吉科宁路线，芬兰政府领导者与苏联政府领导者密切对话，并学习从苏联的角度看问题。

　　芬兰明显缺乏的三项有助于化解危机的因素分别是：来自盟友的援助（因素4）、可供借鉴的榜样（因素5），以及不受地缘政治约束的选择自由（因素12）。本书讨论到的国家当中，芬兰得到的来自盟友的援助最少：在冬季战争中，芬兰所有的传统友国和潜在盟友都拒绝为它提供所需的实质性帮助。（瑞典提供了一点儿非政府性质的协助，包括派出8 000名志愿兵，并接收了芬兰的难民儿童；德国在继续战争中也的确提供了必要的军事及经济援助。）芬兰找不到任何一个弱国成功对抗苏联或者纳粹势力的案例：几乎所有其余的欧洲国家要么接受对方的要求（比如波罗的海三国），要么负隅顽抗并被残暴地征服（比如波兰和南斯拉夫），要么以自己（远强于芬兰）的军事实力成功地进行抵抗（只有英国），要么做出适度的让步以换取国家独立（比如瑞士和瑞典对德国做出的让步）。反过来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像芬兰那样，成功地处理与苏联的微妙关系（即“芬兰化不供输出”）。因为和强大的邻国苏联之间共享漫长的边界，芬兰的选择自由受到地缘政治因素的严重制约。芬兰这种因受强大邻国掣肘而无法自由选择的状态，恐怕只有二战后的德国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感同身受。

　　在我们讨论的不存在于个人危机，而仅存在于国家危机的影响因素中，有两个因素体现在芬兰的案例里：领导者的力量和冲突后的和解。无论是在二战期间还是二战结束之后，芬兰都受益于卓越的军事及政治领导者的力量。作为军事领导者，曼纳林将军是一位分配稀缺资源的能手，他善于对苏联在不同战线上对芬兰构成的威胁做出判断，在危急时刻依旧能保持沉着冷静和清晰的思考，并能鼓舞士气。曾任总理一职的芬兰前总统尤霍·巴锡基维和他的继任者乌尔霍·吉科宁均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在和斯大林的谈判中作为弱势的一方却很有技巧，两人都获得并且维持了斯大林对自己的信任，还使斯大林相信，让芬兰保持独立是对苏联有利的政策。（想象一下，假如你是1944年9月的巴锡基维，曾在1940年3月为结束冬季战争而飞去莫斯科进行和平谈判，后来芬兰撕毁合约并于1941年夏与德国合作并收复卡累利阿，此时的你正要为了终止继续战争而飞去莫斯科和斯大林见面进行和谈。你会对1944年的斯大林说些什么？——“相信我，这一次我值得你的信任”？）话说回来，曼纳林、巴锡基维和吉科宁作为领导者的影响力不应被过分夸大，因为他们的目标和策略实际上和其他杰出的芬兰将军及政治家很相像，只不过他们展现出更为出色的技巧。

　　另外一项仅存在于国家危机中的影响因素便是激烈的内部冲突或内战之后的和解。芬兰在1918年内战结束以后所进行的和解比起智利在皮诺切特结束军事独裁后的和解（见第四章）要迅速且彻底得多。与之相比，印度尼西亚在经历了1965年由军队煽动而起的种族大屠杀之后，没有做太多和解的工作（见第五章）。一方面的解释是，这些国家和解程度的不同与国内军队力量的强弱以及其能否对从前的敌人构成威胁有关系。1965年后，印度尼西亚军方继续执掌大权；智利军方则甚至在皮诺切特下台后仍旧很嚣张且极具威胁性；芬兰的军队则在内战后逐渐隐居幕后，变得低调。另外一方面的解释是，芬兰人对芬兰的独特性有共同的认知：芬兰内战中的胜方和败方都沿袭了相同的平等主义传统，都因为使用芬兰语而有别于世界上的其他民族，都在口中传诵着《卡勒瓦拉》，都是让·西贝柳斯和帕沃·鲁米的同胞。

　　芬兰是本书中谈及的因突如其来的外部冲击而陷入危机的两个国家案例中的第一例。在下一章中，我会讨论明治时代的日本，这是另一个拥有强烈的国家认同和独特语言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文化比芬兰还要独特得多，它经历了更为激烈的选择性变革，和芬兰一样具备显著的现实主义色彩。但是，日本截然不同的地缘政治条件使它可以追求一种比芬兰更加独立的长期策略。 中信出版2020年度好书-经济管理（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