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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篇

　　中国粮食安全：历史与经验

　　中华民族种粮已有1万多年的历史，《氾胜之书》《齐民要术》《陈敷农书》《王祯农书》《农政全书》记载着中华民族辉煌的农业史。在农业经济时代，中国保持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地位长达1700多年。

　　从战国中晚期到乾隆四十九年的2000多年里，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达382~628千克，粮食总体安全，但粮食危机还是中断了多个朝代的农业辉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对旧中国粮食安全状况的真实写照。

　　翻开旧中国历史，每次改朝换代，几乎都与农民起义有关，而农民起义几乎都与粮食有关。西汉末年连年粮荒，王莽篡权；东汉末年灾荒再起，黄巾起义，东汉灭亡。粮食安全问题始终困扰着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制约着社会的稳定，影响着朝代的更替。

　　历史的经验表明，“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仓廪实而知礼节”“无农不稳，无粮则乱”。

　　第十一章 中国农业辉煌史与粮食安全

　　纵观历史长河，粮食安全问题贯穿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社会发展史，是历代王朝及其统治者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的问题，中国几千年历史也可以说是反饥饿的斗争史。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始终致力于对共同富裕道路的探索，对共同富裕目标的认识越来越深化，中国社会面貌和人民生活水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中国种粮已有一万多年的辉煌历史

　　（一）黄河流域的农业文明

　　从距今10000年左右的农业起源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传统农业形成之前，通过人口迁移及人类的不懈努力，原始农业从中美洲发展到南美洲、欧洲、亚洲大部、北非并扎下了根。中国传统农业基础是在距今6000年的仰韶文化中心的黄河流域建立起来的。考古工作者在黄河流域发现了大量古遗址，其中最著名的有河北瓷山遗址（距今8000年）、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距今7500年）、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距今7800~7350年）。这些遗址出土了旱地粮食作物粟、黍，加工粮食作物的石磨盘、石磨棒，生产工具石斧、石铲、石刀、石镰等，陶器、骨器以及猪、牛、羊的遗骨，表明在距今7000~8000年以前，黄河流域的原始农业已发展到一定水平。但是，中国历朝历代都有大规模的灾荒或饥荒发生，而且比较频繁。

　　（二）长江流域的农业文明

　　长江流域的气候、水土和森林植被等生态环境要素的历史变迁，与人类活动尤其是以水稻作为生产中心的农业活动密切相关，生态环境制约着稻作农业的发展变化，农业活动对生态环境也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从已发现的遗址来看，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的农业起源并不比黄河流域晚，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距今8575年）和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距今7000年）都出土了陶器、石器、骨耜和稻谷等，这说明长江流域当时已进入较为发达的耜耕农业阶段，为解决本区域粮食问题起了重要作用。

　　二、2000多年的粮食安全分四个阶段

　　在农业文明时代，中华民族领跑世界近1700年，创造了辉煌历史，但粮食危机不断，多个朝代被粮荒引发的农民起义推翻，多个皇帝以“均贫富”作为新政的开篇。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人均粮食占有量400千克的安全线，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粮食安全大致分为安全和不安全两个阶段。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1998年政府宣布农业进入新阶段，困扰人民数千年的“吃不饱”问题彻底解决；2006年政府取消农业税，农民彻底告别了持续数千年的“交皇粮”的历史。

　　第一阶段，粮食总体安全、粮荒相对较少的阶段。从战国中晚期到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里，由于人口少，人均耕地面积为3~4.2亩，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382~628千克，所以这2000多年是中国粮食总体安全阶段，也是中华民族领跑世界经济的阶段。其间也曾多次发生粮食危机，引发了改朝换代。西汉末年连年粮荒，王莽篡权；东汉末年灾荒再起，黄巾起义，东汉灭亡。隋、唐、宋、元、明都有关于粮荒的记载，但从粮食数据看，除灾荒年外，粮食安全总体上能够得到保障（见表11-1）。唐朝人口为5290万人，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628千克的历史最高值。宋、明人口总量达到1亿~1.3亿，人均粮食占有量为560~580千克。康乾盛世人口达到1.84亿，人均粮食占有量仍有575千克，实属不易。

　　表11-1 中国历代粮食产量与人均粮食占有量

　　资料来源：王宏广，等。中国粮食安全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

　　第二阶段，粮荒频繁、粮食不安全阶段。从乾隆四十九年到1948年，由于人口增长较快，加上天灾人祸，人均粮食产量降到350千克以下，粮食危机不断。据文献记载，仅光绪年间的丁戊粮荒，饥饿人数就达1亿，约2000万人被饿死；1920—1921年华北四省大饥荒，饿死约1000万人；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又饿死1300多万人。1947年我国人口为4.63亿人，比乾隆四十九年多了1.77亿人，人均粮食占有量只有232千克，尚不足唐朝时期的一半，粮食单产只有90.4千克，甚至低于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

　　第三阶段，粮食欠安全阶段（1949—1995年），即人均粮食占有量低于400千克。1949—1995年，粮食单产由68.6千克/亩上升到282.6千克/亩，增长了312%；粮食总产由11318.4万吨增加到46661.8万吨，增长了312.3%；人均粮食产量由209千克增长到385.3千克。这一阶段，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低于400千克的安全线，属于粮食欠安全阶段。1958—1960年，我国遭遇特大自然灾害，按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61年的人口比1959年减少1348万人。1984年、1992年两次出现全国性粮食相对过剩的“卖粮难”，1998年政府宣布农业进入新阶段，粮食不足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中国在4.5亿人口时吃不饱，在13亿人口时却出现“卖粮难”，创造了农业奇迹。1995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出版《谁来养活中国》一书，引起一片哗然，他认为“中国人养活不了中国，世界也养活不了中国”，因为世界多余的粮食全部卖给中国也不够养活中国人。他的危言耸听现在看来不过是个笑话，当年却是许多国家领导人访问中国时必谈的政治问题、外交问题。他的主要依据是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要占用耕地，中国会因缺少耕地而导致粮食减产。后来，政府把耕地面积由1995年的14.24亿亩调整到1996年的19.51亿亩。

　　第四阶段，粮食弱安全阶段（1996年至今）。自1996年起，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跨过400千克安全线，进入粮食安全阶段，其中2000—2007年，人均粮食占有量高于400千克，人均粮食进口量低于18千克，粮食供需基本平衡。但从2004年起，人均粮食消费速度超过了粮食生产速度，虽然粮食总产实现15连增且连续5年超过6.5亿吨，人均粮食占有量连续5年超过470千克，但粮食进口量逐年增加，2014年起连续5年粮食净进口量超过1亿吨，人均粮食进口量超过或接近80千克。2019年粮食净进口量是2003年的202倍，随着人均收入不断增长，人均粮食消费量会不断增加，中国粮食安全进入弱安全阶段。

　　三、历代保障粮食安全的主要经验

　　（一）民以食为天，自给自足是粮食安全的基础

　　通过对上述中国粮食生产历史数据的分析，我们发现在乾隆盛世之前，粮食生产水平在不断发展和进步。但是翻开中国古代史，与粮食生产相比，历史记录篇幅较多的却是灾荒、饥荒和战乱。据《中国灾荒史记》记载，秦汉两代发生自然灾害375次，三国两晋南北朝304次，隋唐515次，宋朝874次，元朝513次，明朝1011次，清朝1121次。也就是说，中国无间断的大灾荒平均每年将近2次。灾荒肆虐下的中国，到处是“千里无鸡鸣，白骨露于野”的悲惨景象。《汉书·王莽传》记载：“连年久旱，……人相食，……饥民死者十（之）七八。”《晋书·食货志》记载：“晋末……或毙于饥馑，其幸而自存者，盖十五焉。”《魏书·宣武帝本纪》记载：“四州大饥，民死二十万余口。”《唐书·五行志》记载：“永淳元年冬大疫，两京死者相枕于路。”到了明清时期，因灾荒死亡的人数剧增：清朝嘉庆年间的旱灾、水灾等共造成900万人死亡，道光年间的灾害死亡人数达到1500万人，光绪年间的灾害死亡人数达到1000万人。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因灾死亡1000万人，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因灾死亡300万人。

　　（二）国以粮为安，粮食安全是稳定社会的基石

　　“无米则乱”，饥荒成为历朝历代社会动荡、战乱或社会动乱的主要原因。据邓拓统计，春秋战国动乱551年，魏晋南北朝动乱389年，唐末动乱53年，南宋及辽金元动乱241年。人民由于受压迫较深，加上饥荒的威胁，不得不通过起义来对抗政府，从西周后期发生的“国人暴动”到陈胜、吴广领导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以及黄巾起义、黄巢起义、宋江起义、白莲教起义、李自成起义，无不和饥荒有关。几千年来，不知有多少人因饥荒无望地挣扎在死亡线上，又不知有多少人因为得不到食物而饿死。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混战，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广阔的原野上到处都有逃荒的饥民。到秦二世时，全国饥民达数百万，由于粮食的匮乏，灾民甚至吃树皮和草根。即使是唐朝盛世时期，也有大面积的饥荒发生。

　　在旧中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统治阶层占有社会大部分财富。农民虽然是粮食的直接生产者，却没有权利支配土地上生产出来的农产品，80%以上的粮食都要上缴给统治者或地主，自己只能留下很少的一部分，甚至连养家糊口都不够，遇上灾年生活就变得更加惨淡。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和富人阶层在生活上“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餐桌上山珍海味，“日食万钱”，而老百姓却是终日不得温饱。在封建社会，大部分人的生活都处于朝不保夕的状态，更不用说遇上天灾和战乱。唐朝诗人杜甫的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对历朝历代社会贫富不均，官僚锦衣饱食、贫民饥寒交迫生活的真实写照。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想方设法发展农业生产，以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但是由于封建制度下生产关系的束缚和统治者管理水平的局限性，加上灾害、饥荒、战乱不断，粮食安全仍危机四伏。虽然统治者也采取了工赈、粥赈、赈粮、赈钱等多种安抚灾民的赈济措施，但是由于交通不便、吏治腐败等多种因素，因灾施赈的效果并不理想。比如，虽然粥赈当时能救活一批灾民，但粮食用完后，又有大批饥民饿死，一次粮食饥荒造成数万人甚至更多人死亡的现象在历史上并不鲜见。回顾旧中国的几千年历史，可以说是反饥饿的斗争史，粮食安全危机和社会动荡是中国历史的主要问题。

　　（三）分田地均贫富，许多新朝新政的良好开篇

　　夏、商时期，土地制度是以氏族为单位的土地公有制，农业生产往往采取集体劳作的方式进行。武王克商以后，分封各地。分封地的主权和产权是周王的，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土地与人民归周王所有，王室制定井田制来管理土地。各诸侯国不甘愿土地都归周王所有，私下擅自割让或交换土地，逐渐把土地变为自己所有。同时，诸侯们采用开垦荒地的方式，将更多的土地划为己有，私田越来越多，威胁着统治阶层对土地的统治权。春秋时期，齐国的“相地而衰征”是指根据土地多少和田质好坏征收赋税，鲁国的“初税亩”实行按亩收税，公田、私田的区别越来越模糊，土地由国有制逐渐向私有制转化。秦国商鞅变法正式通过法律形式将土地私有合法化，国家开始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实行土地私有制，按亩纳税。当时土地兼并严重，农民承担的徭役繁重、赋税沉重。

　　汉朝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分为三种：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土地所有制。三国时期，公元前196年曹操率先实行屯田制来管理国有土地。到了魏末晋初，统治阶级对屯田的剥削日益加重，屯田的分租比例甚至高达八二开或者七三开。晋武帝时期两次下令罢免屯田官，民屯被废止。为了加强对自耕农的控制，限制土地兼并，公元280年西晋颁布占田制，明确规定了允许民户自行占有土地并且限定占田数额，要按照规定的课田亩数缴纳田租。唐朝实行均田制（仅按人口分配国家掌握的土地），但由于后期土地兼并严重，严重影响了均田制的实验，同时导致租庸调制无法维持，国家财政收入受到重创。尽管唐德宗时期实行两税法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但结果却加重了农民的赋税负担。

　　在中国历史上均分田地的有以下几个时期：太平天国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提出了平均分配土地的方案；孙中山旧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指的是“平均地权”，新三民主义把民生主义概括为“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大原则；毛泽东在兴国主持制定第二部土地法，“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共产党就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制定了可以付诸实践的比较完整的土地革命纲领和路线。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阶级的土地所有制。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始终致力于对共同富裕道路的探索。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变化，树立了“告别饥饿”“告别交皇粮”“告别‘二牛抬杠’”“告别绝对贫困”四个里程碑，中国人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开始了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新征程。 中信出版2020年度好书-经济管理（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