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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章 世界粮食安全的基本判断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世界粮食生产与消费数据，我们分析了1961—2017年世界粮食安全格局和各个国家及地区粮食安全指数的分布状况，总结了近几十年世界粮食安全的基本规律，在此基础上对世界人口、粮食生产及消费和未来粮食安全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判断。

　　一、世界粮食总体不安全，肥胖与饥饿并存

　　（一）世界人均粮食占有量没达到400千克安全标准

　　从世界人均谷物产量的历史变化趋势来看，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均谷物产量不断增长。20世纪60年代，世界人均谷物产量为309千克，80年代达到358千克，此后由于人口快速增长，世界人均谷物产量逐渐下降，21世纪初下降到345千克；此后由于谷物产量持续增加，2017年世界人均谷物产量增加到377千克。

　　从不同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处于截然不同的状态。发达国家的人均谷物产量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发展中国家的人均谷物产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发达国家农业基础好，发展速度快，粮食生产水平较高，加上人口少，人均谷物产量平均为650千克以上，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和经济大多发展较慢，加之人口多且增长快，人均谷物产量平均只有250千克，不到发达国家的40%。因此，按照人均400千克的粮食安全线，世界人均粮食占有量还没有达到安全线，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均粮食水平离安全线尚有很大差距。

　　（二）世界25%人口处于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状态

　　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面临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的危险，过去六年这一比例仍在不断增加。半数以上的非洲人口、近三分之一的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人口和五分之一以上的亚洲人口面临粮食不安全状态。联合国粮农组织等机构联合发布的《2020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估计，全球共有超过20亿人处于“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状态，无法正常获取安全、营养、充足的食物，其中绝大多数人生活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从人数分布来看，在20多亿粮食不安全人口中，其中10.3亿人位于亚洲，6.75亿人位于非洲，2.05亿人位于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8800万人位于北美洲和欧洲，590万人位于大洋洲。

　　2019年，全世界有近7.5亿人面临重度粮食不安全状态，占世界总人口的十分之一。目前有近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占世界总人口的8.9%，1年内增加了1000万人，5年内增加了近6000万人。重度粮食不安全人数同样呈增加趋势。从区域来看，世界缺粮国家主要分布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其中，亚洲营养不良人口总数为3.81亿人，占世界营养不良人口总数的一半以上，主要分布在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越南、朝鲜、蒙古、伊拉克等国家；非洲营养不良人口总数约2亿人，占世界的20%左右，分布在刚果、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索马里、津巴布韦、尼日尔、卢旺达等国家；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2019年食物不足率为7.4%，低于世界平均水平8.9%，但仍有近4800万人面临食物不足的危险，该区域食物不足人数在2015—2019年增加了900万。

　　（三）非洲国家粮食短缺问题短期难以解决

　　非洲国家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一直是世界的饥饿重灾区，也是世界营养不良人口比例最高的区域。由于政治、经济和资源等方面的原因，非洲粮食短缺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国际问题，并且这一问题将长期存在。

　　从人口发展趋势来看，预计203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82亿，其中发展中国家人口将达到68.7亿。预计新增人口将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占世界新增人口总数的96%，其中60%的新增人口在亚洲，主要分布在印度和中国；另一个人口增加的热点地区是非洲，将新增6亿人口。虽然发展中国家和低收入且食物短缺国家的粮食总产在60多年间有很大的提高，但是这些国家人口增长也非常迅速，抵消了粮食总产增长带来的积极影响，人均谷物消费量一直没有超过250千克。人口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对非洲的未来粮食安全是严峻的考验。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报告《2050年如何养好世界》分析，气候变化、地区冲突和经济发展放缓是造成全球饥饿人口上升的重要因素。在这三大因素中，地区冲突因素危害最大，2018年共有21个国家和地区的近7400万人因冲突或安全局势动荡而陷入饥饿。另外，全球气候异常造成气温升高、降雨量减少等不利气候条件，令高度依赖农牧业发展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堪重负。报告预计，到2050年气候变化将使全球增加7100万粮食不安全人口，其中一半以上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非洲是气候对粮食生产和农民生计影响最大、最复杂的区域之一，70%~80%的非洲农村人口的生计系统主要采用旱地种植和畜牧系统，高度依赖旱作农业导致农村人口更易受到气候的影响。农业技术进步缺乏人才与资金支持、农业生产效率低是非洲农业和粮食安全发展的瓶颈。

　　（四）高收入国家或地区生产粮食的积极性下降

　　第一次绿色革命以后，世界农业和粮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土地资源丰富的产粮大国谷物产量持续增加，除了满足本国的粮食需求外，很大一部分粮食通过国际贸易满足其他国家的粮食需求。此后出现的几次粮食相对过剩引起了粮食价格波动性下降，而导致发达国家粮食生产的积极性下降。一方面，一些发达国家对农业尤其是对农业科学技术的国际性投入及国家性投资都有明显的下降；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对常规农业现代化模式进行反思，农业可持续发展思潮、新农业思想的实践也对粮食生产带来了挑战。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全球粮食增长明显趋缓，特别是发达国家粮食产量出现了停滞或下降。世界谷物单产增长率也开始下降，1961—1970年世界谷物单产增长率为3.0%，1971—1980年为1.8%，1981—1990年为2.0%，2000年以后下降到1.2%。第一次绿色革命的效应逐渐暗淡，一些常规技术的贡献率逐渐下降，第一次绿色革命的负面效应也开始显露。

　　第一次绿色革命的核心仍是大量增加水、肥、农药等物质和化石能源的投入，“透支”农业发展的资源和环境基础。因此，在粮食相对过剩的背景下，欧美发达国家从追求粮食高产技术转向减少水、肥、农药投入的环保型粮食生产技术。此外，国际粮食市场粮食价格拉动不足，导致粮食主要出口国的生产动力不足，粮食生产积极性缺乏刺激。

　　（五）世界各国的“粮食鸿沟”可能长期存在

　　世界农产品的总量基本上能满足人类对食物的需求，但资源、技术与财富的分配不均衡导致“粮食鸿沟”不断加深，即发达国家粮食生产过剩和发展中国家食物短缺危机的长期并存，这种长期的发展不平衡导致世界粮食安全向两极化发展。一方面，在拥有先进技术和丰富自然资源的发达国家，粮食过剩导致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大量闲置，农业补贴负担沉重，粮食增长的动力明显不足，增长速度下降，粮食生产体系不稳定；而技术先进但自然资源匮乏的发达国家（如日本）在工业化过程中大量占用耕地，加之粮食成本居高不下使粮食自给率下降，于是通过大量进口粮食转移本国农业自然资源危机，进而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短缺。另一方面，一些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和印度等）虽然经济迅速发展，但由于受到人口众多和农业资源紧缺等诸多因素的制约，本国粮食自给问题压力很大，无暇他顾；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粮食仍然不能自给，面临着粮食生产不足和缺乏足够的粮食进口能力的双重制约。

　　从近60年的世界农业生产来看，“粮食鸿沟”可能进一步加大并将长期存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人均谷物占有量、谷物单产、人均肉类产量及人均食物消费量方面将长期存在差距。此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农产品贸易方面的差距也不断加大：发达国家始终占据世界农产品贸易的主导地位，其农产品贸易额占世界农产品贸易额的比重一直在70%以上，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进口比例有所增长，但出口比例却不断下降。另外，农业科技创新的差距越来越大，大部分技术（如农业信息技术、生物工程、遗传科学等）仍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

　　二、世界粮食安全的基本格局

　　世界粮食安全状况与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粮食安全状况存在较大的差别。我们比较了世界主要区域（包括欧洲、北美洲、大洋洲、亚洲、非洲、南美洲）的食物生产和消费情况，并通过分析谷物生产与消费指标来评价世界各个大洲的粮食安全现状和格局。

　　目前，世界粮食生产的总体格局是：北美洲每年生产谷物5.2亿吨，人均产量为1446千克；欧洲每年生产谷物5.26亿吨，人均产量为706千克；大洋洲每年生产粮食5000万吨，人均产量为1244千克；亚洲是人口最多的地区，人口超过45亿，每年谷物产量突破14.5亿吨，人均谷物产量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当，达到321千克；而非洲是人多粮少的地区，谷物总产量不到2亿吨，人均产量仅有159千克。

　　人均谷物消费量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谷物消费水平的重要指标：人均谷物消费量高说明食物充裕，粮食安全水平高，人均谷物消费量低说明食物不足。发达国家的人均谷物消费量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961—2017年发达国家的人均谷物消费量为468~643千克，而世界人均谷物消费水平一直徘徊在260~340千克，发展中国家和低收入且食物短缺国家人均谷物消费量一直没有超过250千克。虽然发展中国家和低收入且食物短缺国家的粮食总产在40多年来有很大的提高，但是人口的快速增长抵消了粮食总产增加带来的积极影响。

　　（一）人类吃饱、吃好的标准

　　为了分析各国的粮食安全格局，我国根据保障人类基本生理需求的粮食消费量提出了“人均粮食理论消费量”的概念。人均粮食理论消费量是指保障一个正常人生命活动所必需的粮食基本消费量，是既不会饥饿、也不会导致营养过剩的粮食消费量。综合不同国家人群粮食消费量与营养需要，我们通过研究认为保障粮食数量安全（吃饱）的基本标准是400千克，保障粮食质量安全（吃好）的基本标准是600千克。

　　根据人均粮食理论消费量的两个基本标准，我们可将世界各国分为粮食潜在出口国、基本平衡国、潜在进口国三类，即人均粮食产量大于600千克的国家为潜在出口国，人均粮食产量在400~600千克的国家为粮食供需基本平衡国，人均粮食产量小于400千克的国家为潜在进口国。

　　（二）粮食潜在出口国

　　按照上述标准及联合国粮农组织2018年各国粮食产量与人口的数据分析，理论上能够大量调出粮食的国家大多位于美洲和欧洲，主要有美国、巴西、阿根廷、乌克兰、加拿大、俄罗斯、法国、罗马尼亚、澳大利亚、巴拉圭、哈萨克斯坦、匈牙利等29个国家，这些国家的人口总和达到10.8亿。其中，美国一直是谷物的第一出口国，理论上可调出的粮食总量达39536万吨（包括谷物和大豆）；第二为巴西，理论上可调出的粮食总量达9527万吨；第三为阿根廷，理论上可调出的粮食总量达8176万吨（见表10-1）。

　　表10-1 世界主要粮食出口国的粮食可调出量

　　（续表）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

　　全球粮食的理论调出量明显高于粮食贸易量，这表明世界粮食贸易量仍然有增长潜力。一方面，由于一些粮食出口国人均粮食消费量偏大，导致肥胖、粮食浪费等问题；另一方面，缺粮国家购买能力不足，粮食没有实现有效、充分的流动与使用。

　　（三）粮食基本平衡国

　　按照人均粮食产量400~600千克的国家可以实现粮食供需平衡的标准来看，奥地利、玻利维亚、泰国、马里、波斯尼亚和黑山、缅甸、西班牙、越南、芬兰、苏里南、德国、中国、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属于粮食基本平衡国，除中国之外的13个国家的人口总数接近8亿，其中印度尼西亚人口最多，达到2.7亿，越南、德国、土耳其等国的人口也接近1亿（见表10-2）。

　　表10-2 世界主要粮食供需平衡国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资料整理。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国家的粮食供需平衡是低消费水平的平衡，要改善人民生活仍然需要进口粮食。比如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为470千克，达到了“吃饱”的基本需求，但目前人均进口粮食70千克左右。

　　（四）粮食潜在进口国

　　目前，世界粮食的主要进口大国有中国、日本、墨西哥、韩国、西班牙、埃及、意大利、荷兰等，上述几个国家粮食进口总量占世界总量的40%以上。其中，中国由于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进口大国，粮食进口量超过1亿吨。其次是日本，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年均谷物进口量都在2000万吨以上。日本从国际市场大量进口粮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一是日本土地资源有限，粮食不能自给；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日本的膳食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趋于西方化，淀粉类食物需求下降，动物性脂肪和蛋白的消费需求增加，从而大大地刺激了畜牧业的发展，而畜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饲料；三是日本农业政策的导向作用，日本的工业发展较快，就生产力而言，农业比工业低得多，日本政府从比较利益原则出发，用获利较高的工业品出口换取用地多、获利少的农产品是非常合算的。

　　必须指出的是，人均400千克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基本标准，一些低于此标准的国家并没有进口，只是因为人均收入水平还不能保障进口必需的粮食，但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理论上可能成为粮食进口国。例如，印度人均粮食占有量只有245千克，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印度将成为潜在的粮食进口大国，亚洲将成为世界粮食进口的最大市场。

　　三、粮食和食物的供需平衡

　　粮食的供需平衡是指在保障充足的食物供给和分配数量的同时，还要求营养全面、结构合理、卫生健康。供需是否平衡能反映一国粮食的供求情况，供给过剩或需求过剩都属于供需不平衡。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国际粮食市场已经成为平衡国内供需的途径。当然，国际市场调节水平的高低还与全球粮食供求平衡状况有关，只有确保世界粮食供需的平衡才能实现每个国家的粮食安全。

　　几十年来，全球粮食总产持续增加，食物可及性与自给率呈上升趋势。总体来看，全球人均每日热量与蛋白质供给量在增加，绝大部分人口的能量获取已经达到最低2200卡的营养标准（见表10-3）。由于世界各个地区的资源条件、经济水平和人口等条件存在明显差异，不同地区的食物供给量和生产量表现出很强的地域性。在食物供给方面，全球大部分国家的食物供给已经上升至2700大卡的标准之上，欧美、大洋洲是人均食物量供给丰足的地区，且食物种类以改善营养的高热量食物为主；非洲及亚洲的部分国家是人均热量低值地区，食物供给量小，且以植物性产品消费为主，肉类和脂肪的消费水平偏低。从增速看，低收入国家增速最快，中等收入国家次之，高收入国家增速最慢。但非洲、东南亚等地的一些欠发达国家仍未达到最低的营养标准，全球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口处于营养不良状态。

　　表10-3 世界粮食与食物供需平衡表

　　（续表）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

　　四、世界粮食安全的趋势与规律

　　（一）粮食产量增长仍快于人口增长

　　20世纪初，世界人口开始快速增长，特别是二战以后，发展中国家人口急剧增加，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人口增长率出现了历史峰值，达到2.04%。1960年全球人口突破30亿，20世纪末人口突破60亿，2018年达到73亿，在此期间，世界人口年均增长率为1.7%。其中，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相对较慢，年均增长率为0.7%，而发展中国家年均增长率为2.1%。中国和印度是人口增长最快的两个国家，共占世界人口的35.7%。

　　进入21世纪以后，人口高速增长惯性依然在延续，人口对农业的压力进一步增加。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人口署的预测，人口增长率将持续降低，其中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率将在2030年基本降为零，并开始出现负增长，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率将于2030—2050年下降到0.7%。预计2030年世界人口总数将达到82.7亿，较2015年增加10亿，其中发展中国家人口将达到68.69亿（见表10-4）。

　　表10-4 未来世界不同区域人口预测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资料整理。

　　（二）粮食直接消费的比例下降

　　从近几十年来世界的谷物消费水平和结构看，人均粮食直接消费量逐渐下降，谷物作为食物直接消费的比例也在下降，发达国家将谷物作为食物直接消费的比例要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从1961年到2002年，全球各国将谷物作为食物直接消费的比例从31.6%下降到22.8%，发达国家将谷物作为食物消费的比例更低，加拿大只有12.2%的谷物作为食物直接消费，美国的这一比例为13.2%，加拿大将70%的谷物用于饲料消费，法国、德国、美国也有60%以上的谷物被用作饲料。而在发展中国家，谷物主要还是作为食物被直接消费，比例为60%以上，是发达国家的4~5倍，在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一些非洲国家，谷物作为食物直接消费的比例则超过80%。

　　从谷物的消费用途来看，全球有50%左右的谷物作为食物被人类直接消费，有35%左右作为饲料被牲畜消费转化为人类的间接食物，还有15%左右被用于食品加工、工业原料、种子，或者被浪费掉，抑或作为其他用途。

　　（三）人均粮食消费量仍在上升

　　粮食消费水平与收入密切相关，在国民收入处于较低水平时，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每年二三百千克就可以满足需要。当收入增长到一定水平时，一方面是粮食直接消费量下降，另一方面是粮食间接消费量以更快的速度上升。

　　不同国家和地区人均谷物消费有很大的差别。发达国家的人均谷物消费量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由1961年的468千克上升到1986年的最高点643千克，1986年以后人均谷物消费量开始缓慢下降，目前仍然维持在500千克以上，而发展中国家和低收入且食物短缺国家人均谷物消费量一直没有突破300千克。

　　肉类消费也表现出和谷物消费相同的趋势。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发达国家的肉类消费总量开始下降并逐渐稳定在1亿吨左右，人均肉类消费量稳定在80千克左右，一些发达国家在100千克以上。而发展中国家的肉类消费水平由1961年的9.4千克增加到2015年的35千克，虽然不断增长，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目前，发展中国家正处于肉类消费的快速增长阶段，对畜产品的需求刺激了畜牧业的发展，畜牧业需要大量的饲料，从而导致粮食需求的增加。联合国粮农组织研究表明，在高收入的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每增加10%。粮食消费便增加1%~2%；在典型的低收入国家，人均收入每增加10%，粮食消费将增长7%~8%。因此对于经济基础较差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意味着粮食需求的迅猛增长。

　　（四）城市化导致耕地面积下降

　　随着历史进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耕地面积和城市化水平成反比，而随着人口的增加，世界需要越来越多的土地来生产粮食。

　　食物、人与土地资源的矛盾日益突出。1961年世界人均耕地面积为0.42公顷，2001年下降到0.25公顷，其中发达国家的人均耕地面积由1961年的0.66公顷下降到2001年的0.48公顷，下降了27%；发展中国家的人均耕地面积下降更惊人，由1961年的0.3公顷下降到2001年的0.19公顷，下降了36%；低收入且食物短缺国家的人均耕地面积由1961年的0.27公顷下降到2001年的0.15公顷，下降了44%。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过去45年，由于农业活动、森林砍伐、过度放牧而造成中度和极度退化的土地达12亿公顷，约占地球上有植被地表面积的11%。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统计，世界旱地面积为32.7亿公顷，受沙漠化影响的就有20亿公顷，占比高达61%。每年有600万公顷土地变成沙漠，另有2100万公顷土地丧失经济价值。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都存在土壤侵蚀问题，高出土壤再造速度数倍。全世界每年由于水土流失损失土地600万~700万公顷，而受土壤侵蚀影响的人口80%在发展中国家。

　　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人口增加、经济发展、人民居住、工业建设乃至基础设施都需要大量建设用地，不可避免地要占用耕地。人口密集国家的耕地在工业化过程中必然会遭受严重损失，工业化进程越快，耕地损失也越多。比如日本1940―1989年30年间耕地面积减少143.4万公顷，中国台湾1977―1990年耕地面积减少了18.37公顷，欧洲1965—1990年间耕地面积减少了1280万公顷，美国耕地减少的速度更快，1965—1990年间减少的耕地面积高达6151万公顷（见表10-5）。

　　表10-5 不同国家与地区在不同年代耕地减少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整理。

　　（五）粮食生产比较效益在下降

　　纵观世界各国发展历程，工业化程度对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有明显影响。工业化程度越高，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就越低，主要原因是工业化对耕地、劳动力、资本、成本、收入以及自然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影响。

　　工业化的加速对水资源和耕地资源的刚性需求会严重挤占粮食生产资源，削弱粮食生产的潜力。同时，高素质的劳动力由农村流向城市，对粮食高产的追求导致了化肥使用量的增加，农业机械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抬高了粮食生产成本，降低了农业生产的比较效益，影响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此外，部分粮食主产区为了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选择放弃或忽视粮食生产，转向发展工业或者种植水果和蔬菜等收益较高的经济作物，这不仅导致工农比例的失调和城乡差距的加大，而且会造成粮食安全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对农业生产产生了负面影响，导致农业比较效益下降，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农业生产方式传统、分散。目前，中国广大农村地区依然沿袭着家庭承包责任制形成的传统、分散的生产模式，规模化、集约化水平很低，粮食生产科技附加值较低。二是农业劳动力短缺的现象日益突出，青壮年劳动力大多外出打工，造成农业生产劳动力质量和数量的双重下降。三是投入成本不断增加，比如肥料、农用柴油、棚膜等生产资料涨势过快过高。近年来，虽然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实行农民收入补贴制度，但生产资料价格涨幅更大，国家的粮食补贴明显被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抵消，农民收益仍处于较低水平。工业比较优势明显高于农业，从而使得土地、水源、劳动和资本等农业生产向非农部门转移，影响了粮食生产，从而造成粮食安全问题。 中信出版2020年度好书-经济管理（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