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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

　　开辟式创新的力量

　　第一章 什么是繁荣的悖论

　　一本正经的人从不轻易嘲笑别人，但他们嘲笑过我。20年前，我想在非洲修建无线通信网络，他们不仅嘲笑了我，还苦口婆心地劝我。为了证明这行不通，他们讲遍了各种道理。这让我有些费解。凡事都是挑战与机遇并存的，这是大家都懂的道理。为什么我看得到挑战，他们却看不到机遇呢？

　　——莫·伊布拉欣（MO IBRAHIM）

　　简述

　　饥肠辘辘的孩子蜷缩在街角；缺水又缺卫生设施的贫民窟；越来越多的待业青年和越来越黯淡的就业前景。令人痛苦的贫穷现象就发生在全世界许多贫穷的国家里，令无数人牵肠挂肚。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全球共有7.5亿人生活在绝对贫困里，他们每天赖以度日的收入不足1.9美元。很多人想对他们伸出援手，最顺理成章的办法就是直接的投入：哪里贫穷帮哪里，定点消除贫困国家的贫困现象。然而，这些最显而易见的办法，其效果往往不令人满意，至少不如大多数人预想的那样。以过去几年为例，为了解决贫困国家的贫困问题，各方面直接投入的资金高达数十亿美元。然而，这些资金换来的进展令人大失所望。看到这里，我们就会明白：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付出的努力确实缓解了一些人生活中的贫穷现象。但这并不够，因为根本性的改变太有限了。

　　假如我们换一个角度思考这个问题，会带来怎样的变化？如果我们不再试图直接消除那些浮在表面的贫穷现象，而是把重点放到创造长期的经济繁荣上，会带来怎样的不同？要做到这一点，可能需要一种反直觉的方法。尽管有违直觉，但它能帮助我们在原本最不可能发现机会的地方找到机会。

　　* * *

　　20世纪90年代，莫·伊布拉欣开始构思在非洲建造移动通信公司的计划，人们都说他“脑子进水了”。伊布拉欣回忆说：“大家都说非洲是个没有希望的无底洞，他们说，那里是个危险的地方，遍地都是腐败的独裁者和疯子。”总之，每一次伊布拉欣提出个想法，人们准会嘲笑他。

　　伊布拉欣原来是英国电信公司（British Telecom）的一位技术总监，他还创办过一家非常成功的咨询公司。伊布拉欣的计划是，从零开始，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建造一个无线通信网络。当时，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们多数没摸过手机，更不用说拥有手机了。非洲大陆共有54个国家，从最北端摩洛哥的集市，一直绵延到最南端约翰内斯堡的大型商业街区。在这片1 170多万平方英里、面积超过3个美国之和的广袤土地上生活着10亿多人。在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就连已经过时的有线电话基础设施都很稀缺，更不必说运营一家移动通信企业必不可少的无线铁塔了。在当时的非洲，手机被视为有钱人的专属，穷人根本买不起手机。更要命的是，他们觉得自己根本用不着手机。曾有很多人评估过非洲的电信市场前景，其中就包括伊布拉欣的客户和他之前在大型电信公司工作时的同事们。引起他们注意的是当地的贫困水平、基础设施的匮乏、政府的脆弱不堪，他们甚至注意到了清洁水源、医疗保障和教育的缺失问题。他们看到的是蔓延在社会每个角落的贫穷。在这些评估者的眼中，非洲是一片创业的盐碱地，那里远远谈不上沃土。

　　伊布拉欣看问题的角度和他们大不一样。伊布拉欣也看到了贫穷，但他看到的更多是机会，这一点尤其令人钦佩。伊布拉欣是这样形容的：“假设你生活的地方离你母亲居住的村庄很远很远，想要和妈妈说说话，你可能需要走上一个星期的路。这时，如果给你一台设备，让你随时随地都能和妈妈说话。那么，它对你的价值有多高？它能为你节省多少路费和多少时间？”这里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伊布拉欣提出的问题并不是“在非洲，数百万人衣食无着，能有多少人买得起手机”，也不是“向一个并不存在的市场投资，建造基础设施。要怎样证明这是合理的”，他关心的重点是“忧患”。忧患指的是人们想要实现一个重要的目标，却苦于没有合适的解决办法时的那种苦恼和挣扎。对伊布拉欣来说，忧患代表着巨大的商机。

　　这里提到的“忧患”，常常表现为一种“未消费”的情况，也就是说，潜在的消费者迫切地想要改善生活中的某一方面，却苦于没有自己负担得起或者接触得到的解决办法。因为这个原因，这些潜在的消费者只好选择不消费，或者选择替代性的变通方案。但是，无论选择前者还是后者，他们的忧患依然存在。而且，通常情况下，这种未消费的情况是传统商业机会的评估指标探测不到的。对伊布拉欣来说，这个未消费市场蕴藏着开辟一个新市场的大好机会。在几乎没有资金支持的情况下，伊布拉欣带着5名员工建立了Celtel公司，这家公司的目标非常明确：建成无线网，覆盖全非洲。

　　然而，巨大的阻碍横亘在伊布拉欣面前，比如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基础设施是蜂窝移动网络不可或缺的根基。任何一种基础设施的建设都是极为艰苦的工作。如果没有本地政府的支持，或者大型银行的贷款，这项工作就会难上加难。融资问题更是难于上青天。甚至在伊布拉欣证明自己商业模式的可行性，预期现金流达到几百万美元后，银行依然不肯贷款给他。伊布拉欣只好完全采用股权融资的方式来支撑Celtel的运转。他回忆说：“在通信行业中，在如此规模的企业中，我们是第一家遇到这种情况的。”即便如此，这个困难也没有吓倒伊布拉欣，别的困难也吓不倒他。在没有电的地方，他想办法自己发电；在物流无法到达的地方，他组建了自己的运输团队；在缺少教育和医疗的地方，伊布拉欣为自己的员工提供培训和医疗；在没有路的地方，他会搭建临时道路，或者使用直升机运送设备。支持伊布拉欣这些壮举的，是一种长远的眼光。他坚信，让数百万非洲人民不再为了联系彼此而苦苦挣扎，这件事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价值。最终，伊布拉欣收获了成功。

　　在短短6年的时间里，Celtel公司在13个非洲国家正式运营，包括乌干达、马拉维、刚果（布）、刚果（金）、加蓬和塞拉利昂等，用户总数达到520万。非常常见的一幕是，每当新的Celtel电信营业厅开张时，总会有几百名心情迫切的顾客在门前排起长队。伊布拉欣的Celtel公司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它在2004年的营业收入达到了6.14亿美元，净利润为1.47亿美元。2005年，伊布拉欣决定出售Celtel。34亿美元！他着实卖了个好价钱。也就是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伊布拉欣的Celtel公司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里发掘了价值高达几十亿美元的商机。

　　Celtel只是冰山一角。今天的非洲拥有先进的移动通信事业。数量众多的移动通信企业（包括Globacom、摩洛哥电信、Safaricom、MTN、沃达丰、Telkom等）为9.65亿非洲用户提供着服务。通过贷款和股权融资方式，这些企业筹集了几十亿美元的资金。不仅如此，到2020年，通信行业预计将为非洲提供450万个工作岗位和205亿美元的税收，预计为非洲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价值2 140亿美元的贡献。此外，移动通信行业还为其他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金融技术的大发展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很多金融企业把移动电话用户的缴费记录当作信用贷款的测算指标。在过去，数以百万计的人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而现在，只需出示良好的手机缴费记录，他们就能获得银行的信用贷款额度。

　　移动电话存在于全世界的每个角落，非洲也不例外。这是人人皆知的情况。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伊布拉欣早在20年前就预见到了这一情况，当时很多人都没能做到这一点。

　　莫·伊布拉欣开辟的新市场，加上他在这个过程中面对的无法预料的困难环境，共同组成了一种解决方案，即在最不可能出现繁荣的地方创造繁荣，我们把它称为繁荣的悖论（Prosperity Paradox）。这听上去似乎违背直觉，其实不然。我们的研究表明，对很多国家来说，简单地消除贫困现象并不能带来持久的繁荣。真正长久的繁荣来自对创新的投入。这里提到的创新，必须是能够在这些国家开辟新市场的创新。我们当前的做法基本是，直接向需要援助的贫穷国家投入海量的资源，简单地抹除贫穷的表象（例如低质量的教育、不合格的医疗、糟糕的政府管理、奇缺的基础设施等）。这样的想法和做法根本无法带来天长日久的繁荣局面。我们认为，只有对特定类型的创新加大投入，也就是大力发展开辟式创新，许多国家才能让繁荣的种子在经济土壤中生根发芽。开辟式创新既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立足之本，也是经济加速发展的催化剂。

　　让我们做一个对比，一边是莫·伊布拉欣建立Celtel公司的做法，另一边是艾佛萨通过非营利组织“贫穷止步”建造水井的努力。虽然“贫穷止步”的规模明显小得多，但它代表了现在许多组织和个人援助贫穷国家的典型思路。举例来说，在ODA项目中，只有18.2%属于“经济基础设施”项目，其余的多数是教育、医疗、社会基础设施项目和其他传统发展项目。大部分的对外援助支出来自经合组织国家的援助款，除此之外，经合组织具体的援助方式也对很多捐助和资助贫穷国家的项目的参与者产生了明显的指向性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艾佛萨的水井项目正是这种影响的直接结果。这种思路认为，只要把资源引入穷国，贫困问题自然就会迎刃而解。

　　假如我们不再把传统的、以发展为中心的方案当作重点，而是以创新和市场为中心，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更少地开展艾佛萨式的项目，更多地投入莫·伊布拉欣式的项目，结果会怎样？为了解决同一个问题，艾佛萨的做法是提供资助、建造更多的水井；而伊布拉欣的办法是创造一个新市场，向那些愿意购买某种产品的人敞开大门。两种方法迥然不同。我们的研究表明，二者的长期影响同样存在着极大的差别。

　　理解繁荣的悖论

　　我不是专家，也做不到对所有中低收入国家的情况了如指掌。但是，我拥有一种运用理论解决复杂问题的本领，它能帮助我找到问题的核心所在。好的理论能够帮助我们理解驱动事物发展的潜在机制。

　　我们可以把人类尝试飞行的历史作为思考这一点的案例。早期的研究者观察到，拥有羽毛和翅膀与拥有飞翔能力之间存在某种很强的关联性。于是，有人为自己绑上翅膀，通过这种办法尝试飞翔。几百年前的人们相信，是羽毛和翅膀帮助鸟儿在天空中自由翱翔，所以，他们需要做的就是研究鸟儿的羽毛和翅膀。

　　当时的人们认为，拥有了羽毛和翅膀，就等于与飞翔能力建立起高度的关联性。既然鸟儿是最成功的飞行家，人们自然想要模仿它们的“最佳实践”。于是，他们为自己绑上翅膀，从高高的教堂顶上纵身一跃……他们失败了。他们犯的错误是，尽管羽毛和翅膀与飞翔有关，但并非飞上天空的最根本的因果机制，即事实上引发某种情况的根本原因。人类早期的飞行先驱没能认识到这一点。

　　翅膀和羽毛都是好东西。但是，人类飞行事业真正的突破并不是来自更好的人造翅膀，也不是来自更厚的羽毛。它来自荷兰裔瑞士数学家丹尼尔·伯努利（Daniel Bernoulli）的专著《流体力学》（Hydrodynamica），这是一部流体力学研究的名作。早在1738年，伯努利就勾勒出了一套基本框架，其后来发展成为著名的“伯努利定律”。这一理论阐释了飞行过程中的升力概念。它让人类对飞行的认识从相互关系（翅膀和羽毛）阶段前进到了因果关系（升力）阶段。现代飞行工具的发展可以直接追溯到这一理论的产生和应用。

　　但是，理解了飞行的动因，并不代表飞行从此变得完全可靠。每当试飞失败时，研究者总会追问：“究竟是环境条件中的哪种因素导致了失败？是风？是雾？还是飞行器的角度？”通过这样的追问，研究者制定了飞行员必须遵守的各种规则，从而保证了各种条件下的成功飞行。这就是优秀理论的典型特征，它通过条件判断为人类的实践提出了建议。

　　我是一名商学院教授，每年有几百名学生向我提出非常相似的要求：对某个商业难题发表看法。这些难题往往来自我不熟悉的行业或单位。即使如此，我依然能够给出一些看法。这主要因为我有一个理论百宝箱。它会告诉我，不要试图解答一个问题中的“什么”（What），而要研究它的“怎么”（How）。想要界定某件事情，提出正确的问题，得到最有用的答案，最有力的工具莫过于好的理论。当然，拥抱理论并不代表要把自己淹没在纯学术的细枝末节当中。恰恰相反，我们要通过理论来聚焦最现实的问题，也就是“什么引发了什么”（What Causes What）的问题，以及“为什么如此引发”的问题。本书通篇贯彻了这一方法。

　　那么，如何把理论和众多贫困国家的繁荣问题结合起来，从而把世界建设得更美好呢？实际上，与繁荣存在关联的事物有很多，它们往往带有无与伦比的吸引力，同翅膀和羽毛对飞行先驱的吸引力如出一辙。试想一下，在穷苦的社区挖一口井，让那里的人们喝上清水，这是多么感人的场面。但是，在现实生活中，重要的不是我们做出多少爱的奉献，而是能不能更好地理解是什么创造和保持了经济的繁荣。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只能取得非常缓慢的进步。

　　在针对繁荣进程的研究中，我们考察了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或者不发展）道路，包括日本、墨西哥、尼日利亚、俄罗斯、新加坡、韩国、美国等。我们发现，就一国长期的发展和繁荣而言，不同类型的创新会形成极为不同的影响。

　　需要明确的一点是，这里乃至全书中提到的“进程”一词，并不是用来解释每个经济繁荣的国家是如何从贫困中走出来的。有的国家是通过建立一个把经济发展和财富创造放在首位的政府走向繁荣的，例如新加坡；有的国家走向繁荣的道路则开始于很久之前，它们的发展是渐进式的，例如美国。每一种好的理论只能作用于特定的环境。也就是说，只有在某些条件下，理论才能发挥作用。放眼全球，在规模、人口、文化、领导机构和能力方面，各国呈现出千姿百态的多样性。甚至可以说，不同的发展环境直接关系着一国的国运。

　　我们发现，对创新进行投入，或者更具体地说，对开辟式创新的投入，是一条非常可靠的繁荣路径。它通过了实践的检验，适用于每个国家。通过回顾一些繁荣国家的历史，我们证明了这一理论的关键要素，描述了开创新市场的过程对一个国家的影响。通过这个过程，一些曾经是全球最贫困的国家创造了数以几十亿美元计的巨大价值，为国民带来了数以百万计的工作机会。

　　被忽视的繁荣之路

　　我们的思路聚焦于众多国家创造和保持繁荣的关键驱动因素：包括从忧患中发现机会、投资开辟式创新（这种创新的一大作用是创造就业岗位，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落实“拉动”（Pull）发展策略（这种策略会将必不可少的组织机构和基础设施“拉进”新市场）等等。这些因素是上文定义过的，我们还会在下文详细讨论。这些主题和想法是解决繁荣的悖论不可或缺的。通过本书分享的创新案例，我们将从不同角度审视和检验这些主题和想法，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它们。

　　创新并不一定是高新科技产品或者功能丰富的产品。我们对创新的概念常常涉及一些较为具体的事物：创新可以是能为一个组织带来劳动力、资本、原材料和信息等各方面的变化，使它生产出价值更高的产品或服务的流程变革。开辟式创新能让原本复杂昂贵的产品变得更简单、更便宜，让未消费者用上它们。未消费者是一个全新的细分市场群体。

　　[1] 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创新者的窘境》（The Innovator's Dilemma: When New Technologies Cause Great Firms to Fail），纽约：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2000年。

　　这里的定义与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定义是一致的。它们都把一项发明，以及这项发明在市场中的稳定投入看作一种引发新的（生产要素的）组合产生或发展的过程。熊彼特在该书第二章中提道，“生产意味着把我们所能支配的原材料和力量组合起来。生产其他东西，或者用不同的方法生产相同的东西，意味着以不同的方式把这些原材料和力量组合起来”（第65页）。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创新常常被混同为发明，某些从未出现过的事物也会被当作创新。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而言，创新的概念并非如此。根据熊彼特的观点，组合过程的例证之一是“只要是一个国家的一个生产部门之前从来没有进入过的市场，它就是新市场，无论它是否[在别的国家里]存在过”。究其本质而言，一项产品之前是否在其他国家存在，丝毫不影响它作为新产品被引入另一国家，也不影响它能否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哈佛大学的里卡多·豪斯曼（Ricardo Hausmann）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凯萨·伊达尔戈（César Hidalgo）提供的数据表明，一国经济的繁荣程度与该国掌握的专业知识数量直接相关，他们在研究中称之为“经济复杂性”（Economic Complexity）。它指的是“一种测量用于某种特定产品上的能力和专业知识总和的指标。这里的产品就是知识的表达手段。[他们的]理论和实证证据解释了为什么产出型知识的积累是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关键这一问题”。然而，产出型知识是得来不易的，通常代价较高。另外，只有知识的简单积累是不够的，它必须是一种动态积累。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西德尼·温特（Sidney Winter）教授曾就组织能力的演进发表过大量的著述。他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个商业组织对动态能力的开发是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他也解释说，这些能力的开发并非一蹴而就的。详见《通向新熊彼特企业理论》（Toward a Neo-Schumpeterian Theory of the Firm）（1968年）、《理解动态能力》（Understanding Dynamic Capabilities）（2003年）和《深思熟虑的学习与动态能力的演化》（Deliberate Learning and the Evolution of Dynamic Capabilities）（2002年）。

　　约瑟夫·A. 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经济发展理论》（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quiry into Profits，Capital，Credit，Interest，and the Business Cycle），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34年。

　　里卡多·豪斯曼（Ricardo Hausmann）等，《经济复杂性图册：描绘通向繁荣之路》（The Atlas of Economic Complexity: Mapping Paths to Prosperity）（第二版），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13年。

　　每个国家的经济都是由消费者和未消费者组成的。在繁荣的经济体中，很多产品的消费者数量往往大于未消费者数量。未消费者是这样一个群体：为了改善生活的某一方面，他们努力奋斗，甚至痛苦挣扎，但是苦于无法实现这一目标。这主要是因为，好的解决方案往往是他们力所不及的，这并不是说市场上没有解决方案，而是这些办法超出了未消费者的负担能力，或者因为未消费者不具备必需的时间或者专业知识。

　　开辟式创新能够启动一个国家的经济引擎。一项成功的开辟式创新会带来三个明显的结果。

　　第一，从开辟式创新的根本性质来看，它需要越来越多的人承担与之相关的生产、市场营销、分销等工作，这样，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就会涌现。而就业是一个国家迈入经济繁荣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因素。

　　第二，这种创新带来的利润能让绝大部分的人口获益。尽管这些利润常常会被用于社会公共服务领域，例如教育、基础设施、医疗等等。

　　第三，开辟式创新能改变一个社会的整体文化，我们将在下文讲到这一点。许多繁荣国家都经历过贫穷、腐败和糟糕的政府。但是，随着创新的扩散，一种走向繁荣的过程随之开启了，它帮助曾经的穷国完成了转型。以美国为例，美国很多的新市场来自创新，例如胜家（Singer）缝纫机、柯达胶卷相机、福特T型车（Model T）等等。（我们会在后面详细讨论这些创新。）它们在美国培育了一种创新文化，并极大程度地改变了美国社会的面貌。一旦面向未消费者的新市场建立起来，它们就会把必需的要素“拉进来”，包括基础设施、教育、组织，甚至文化变革等等，并持续发展。我们会在后文详细讨论这一点。它同时也是改变一个社会发展轨迹的契机。

　　在伊布拉欣建立Celtel的案例中，我们可以找到这一模式的每一个要素。首先，他的创新是在几乎不可能的条件下完成的，它把原本复杂昂贵的产品变得简单实惠，让几百万非洲人民用上了手机；这一创新同时也帮助伊布拉欣开创了一个欣欣向荣的新市场。这个市场不仅创造了数千个工作岗位，还带动了其他行业的诞生和发展，例如金融服务和移动医疗等。其次，在建立企业的过程中，伊布拉欣引入了必需的资源。这个全新的、庞大的、有利可图的市场迫切需要各种资源，伊布拉欣一一引入了它们。他开创的事业因此得以存续。这一点非常重要，它可以帮助我们做出更聪明的投资决策。在本书的讨论中，我们会经常返回到这个主题上来。最后，Celtel的发展是以本地人为本的。比如说，伊布拉欣没有选择用户月租的商业模式，因为这适用于发达国家，那里的用户收入能力更强，也更富有。伊布拉欣采用了预付话费（刮刮卡）的商业模式，这种卡片的最低面额为25美分，这带动了火爆的销售。除此之外，在伊布拉欣创造的工作岗位中，99%雇用的是非洲本地员工。

　　在很多人看来，伊布拉欣是个标新立异的人。这在今天看来尤其明显，这主要是因为，很多伊布拉欣完成的工作本来是人们指望穷国政府来完成的。为什么人们会指望政府？因为在富裕国家里，这些工作都是由政府承担的。我们会看到，伊布拉欣在非洲的作为和很多创新者在本国点燃繁荣火种的做法是一样的。

　　当然，国家想要长期繁荣，归根结底还是要依靠良好的政府。政府会培育和扶持一种创新文化。如果把开辟式创新比作火种，那么政府的工作就是点燃它。我们相信，更好地理解开辟式创新，理解它如何启动和促进政府更好地开展管理工作，将帮助我们创造出更加长久的、可持续发展的繁荣。这里提到的更好的政府管理工作，指的是许多发达国家的现行模式。

　　[2] 我们将在第八章和第九章更加详细深入地研究。我们将在第八章研究组织问题，在第九章研究腐败问题。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en）在他的《权力与繁荣》（Power and Prosperity）中提道：“当我们从什么是对繁荣最有利的因素转到什么是对繁荣最不利的因素时，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就是，当存在激励因素促使人们去攫取而不是创造，也就是从掠夺而不是生产或者互为有利的行为中获得更多收益的时候，那么社会就会陷入低谷。”接下来，奥尔森强调，由于社会的不可预见性，企业家精神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奥尔森谈道：“正是因为不确定性是如此普遍而深不可测，最有活力并且最为繁荣的社会是那些尝试许许多多不同事物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拥有不计其数的企业家，他们有相对良好的渠道获得信贷和风险资本。一个社会没有任何办法预测未来，但是如果社会中存在着足够广泛的各类企业家，他们能够从事足够广泛的各类互利性交易，这样的社会就能够覆盖大量的可供选择的机会——其数量之多超过了任何个人或单一机构的想象。”实际上，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发挥企业家的能力，推出越来越多开辟式创新，就一定能带来越来越好的政府治理，实际上，它已经在发挥这样的作用了。

　　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en），《权力与繁荣》（Power and Prosperity: Outgrowing Communist and Capitalist Dictatorships），纽约：Basic Books出版社，2000年，1，第188—189页。

　　伊卡柏·卡迪尔（Iqbal Quadir），麻省理工学院列格坦发展和企业家中心（Legatum Center for Develop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at MIT）创始人，他在期刊《创新》（Innovations）上发表的文章这样解释这一点：“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到齐美尔（Georg Simmel）再到马克斯·韦伯（Max Webber），西方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商业曾经带来了政府、文化和行为的转型，这是一种积极的转型，它让人们变得越来越理性，变得更加值得相互托付。”

　　读者指南

　　实际上，开辟繁荣新市场的良机往往隐藏在表面看来毫无希望的地方。认识到这一点，对所有努力求索的利益相关者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帮助利益相关者把世界建设得更美好。这里的利益相关者既包括各国政府和各类非政府组织，也包括所有以经济发展为己任的仁人志士。这一认识对创新者和企业家同等重要，尤其是那些尚未发现商机的创新者和企业家。举例来说，非洲大约有6亿人用不上电。我们应该把它看作一种极端贫穷的表现，还是一个等待我们去开辟新市场的绝佳机会？它当然是呼唤我们创新的冲锋号，而不是令人望而生畏的警示牌。这就是我们想通过本书向读者传递的精神。

　　我们非常清楚，撰写一部关于经济发展的书意味着大踏步迈入一个极为复杂的专业领域。与此同时，我们更期望书中分享的每一种模型、每一个故事和每一个原因能为读者带来新的视角。为了方便读者抓住本书的思路，并把它们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在此把本书的四个部分概括如下。

　　第一部分：解释了创新在一个国家走向经济繁荣的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第一部分详细论述了一种特定类型的创新：开辟式创新。开辟式创新是创造长久的持续繁荣的坚实基础。

　　第二部分：论述了创新和创新产生的文化对美国、日本、韩国和墨西哥的影响，通过这些国家的案例证明本书提出的模型。

　　第三部分：重点论述了发展的感知性障碍，探讨了开辟式创新与良好的组织发展、腐败的防控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与维护之间的关系。

　　第四部分：探讨了把繁荣的悖论变为繁荣的进程的重要意义，回顾了本书的一些关键原则。

　　附录：扼要描述了几种开辟新市场的机会和发展经济的作为，它们来自企业家、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旨在带来整个世界范围的改变。我们希望帮助读者用新的方式思考问题：我们应该把宝贵的资源投向何处？通过什么方式投入才能最终实现创造财富，打开繁荣新局面的目标。

　　我们明白，没有比在贫穷国家创造繁荣更复杂的工作了。从开始写作本书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期望本书的思考能带来新的方法，帮助人们战胜那些令人心碎的顽固问题。究其本质，这本书是一曲创新的颂歌。它歌颂的是开辟式创新和它足以改变世界的巨大力量和无穷潜力。希望拙作能够抛砖引玉，开启一场富有价值的对话。 中信出版2020年度好书-经济管理（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