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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20世纪70年代初，作为一名摩门教传教士，我在韩国度过了两年的时光。当时的韩国是全亚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我在那里目睹了太多贫穷造成的苦难。我曾眼睁睁看着几位朋友撒手人寰，带走他们的是本来可以防治的小病；我曾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很多韩国家庭要在填饱肚子、供子女上学和赡养老人这三者之间选择，并且只能选其一。这也许是人世间最无法选择的选择。对当时的韩国人来说，生活就是日复一日的折磨。

　　这段经历对我造成了极为深刻的震撼。所以，当我获得罗德奖学金进入牛津大学学习时，我将经济发展选作自己的研究方向，并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韩国。我这样做，是为了毕业之后能进入世界银行工作。在那里，我将有机会帮助韩国人解决贫困问题，让那些曾发生在我眼前的悲剧不再重演。想不到，在我做好准备的那一年，世界银行没有招聘美国人的计划，这扇大门对我结结实实地关上了。就这样，在命运的迂回曲折之间，我选择了去哈佛大学进修商业。尽管如此，那个深陷在贫困泥淖中的韩国，连同它种种悲惨的境况，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多年以后，当我再次踏上韩国的土地时，我惊喜地发现，那个记忆中的韩国早已踪迹全无了。在我离开的几十年里，韩国不仅变成了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而且跻身于广受尊重的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之列，其从国外援助的接收国变成了对外援助的捐赠国。 注释标题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经合组织（OECD），由36个成员国组成，包括美国、法国、德国，和全球其他最发达的国家。来源：经合组织官网，“关于经合组织：成员及合作伙伴”（Aboutthe OECD: Members and Partners），2018年1月26日，http://www.oecd.org/about/membersandpartners/#d.en.194378。 美国记者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甚至把韩国称为“全世界最成功的国家” 注释标题 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的报道，《韩国是冠军》（Give South Korea a Gold Medal ），华盛顿邮报，2018年2月8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give-south-korea-a-gold-medal/2018/02/08/76be5e7e-0dla-11e8-8890-372e2047c935_story.html?utm_term=.ac6f9aa492cf. ，我非常认同他的看法。韩国在过去几十年间发生的巨变就像一场奇迹。

　　现在的很多国家和几十年前的韩国非常类似，例如布隆迪、海地、尼日尔和危地马拉等等。然而，很不幸的是，这些国家并未实现韩国式的变革。早在20世纪70年代，这些国家就深陷在无望的贫穷中。如今，它们依然困难得令人绝望。为什么有些国家能够摸索出通向繁荣的道路，而另一些国家却在极度贫困的泥淖中苦苦挣扎？几十年前，在我立志帮助韩国摆脱贫困时，这个问题曾经引起我强烈的兴趣；如今，它依然萦绕在我耳边，嗡嗡作响。

　　对多数国家来说，繁荣其实是一种较新的现象。多数现在的富裕国家并不是一直富裕的。以美国为例，可能人们早已忘记美国是怎样一步步发展起来的了。在并不算遥远的过去，美国也曾一贫如洗、腐败横行、吏治黑暗。无论采用什么标准来衡量，19世纪50年代的美国远比现在的安哥拉、蒙古或者斯里兰卡贫穷得多 注释标题 例如，按当前美元计算，美国当时的人均年收入约为3 363美元，安哥拉现在的人均年收入为3 695美元，蒙古为3 694美元，斯里兰卡为3 844美元。除非另作说明，这里提到的人均年收入都是基于2016年的数据。世界银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货币：美元）”（GDP per capita（current US $）），2018年2月5日，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PCAP.CD?locations=AO-MN-LK。 。当时，美国每千名活产婴儿的死亡人数约为150人，婴儿死亡率 注释标题 迈克尔·海恩斯（Michael Haines），《美国的出生率与死亡率》（Fertility and Mort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美国经济史协会（Economic History Association），2018年1月16日，https://eh.net/encyclopedia/fertility-and-mortality-in-the-united-states/。“新生儿死亡率（每千名活产婴儿）”（Mortality rate，infants（per1，000 live births）），来源：世界银行，2018年2月21日，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P.DYN.IMRT.IN。 是2016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3倍之高。当时的美国同现在判若两国，既没有稳定的政府组织，也没有起码的基础设施。正因为如此，美国的发展故事才给全世界每一个贫困国家带去了希望。它证明了一点：脱贫致富是做得到的。问题是，怎样做到[1]？

　　[1] 有关西方世界走向繁荣，或更广泛地讲，贫穷国家如何变得繁荣这个问题，已经有很多人做过了很多论述。在这个领域中，我们看到了大量的重要著述。其中，有几部著作和论文为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洞察。最根本的一部著作是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经济发展理论》（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quiry into Profit，Capital，Credit，Interest，and the Business Cycle）（1934年，翻译自1911年的德文原稿）。熊彼特在这部著作中为我们清晰地描述了创新和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当企业家做出创新，无论是创造出新的产品还是开发出新的生产方式，他们实际上是在打乱一个经济体中的某种“循环流动”，这种循环流动被熊彼特描述为该社会中的一种均衡状态。这种无休止的“打乱”的主要标志是新的创新，尽管它常常会伴随相当程度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但是它们最终往往带来的是一个更加繁荣的社会。例如，汽车的发明颠覆了马匹、马车和电动有轨列车的使用，但是汽车最终带给人类社会的是更高层次的繁荣。对熊彼特来说，企业家就是全世界的亨利·福特式的人们，他们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理所当然的明星。本书的作者抱着同样的观点，读者可以从这本书的很多地方发现这一点。

　　对于那些对西方的崛起感兴趣的人们，过去50年间发表的必读著述包括：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 North）和罗伯斯·托马斯（Robert Thomas）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1973年），内森·罗森堡（Nathan Rosenberg）和L. E. 小伯泽尔（Luther E. Birdzell）合著的《西方致富之路》（How the West Grew Rich: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dustrial World）（1986年），以及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的《国富国穷》（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Why Some Are So Rich and Some So Poor）（1999年）。戴维·兰德斯在他的书中提供了丰富的经济史史料，并且突出强调了包括地理和文化在内的几点因素都在欧洲的繁荣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诺斯和托马斯是这样总结自己观点的：“高效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西欧的崛起应该归功于经济组织的发展。”归纳而言，这些学者向人们揭示了组织和产权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除此之外，几篇影响深远的论文也对这个话题做出过重要的阐释。例如，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的《创造奇迹》（Making A Miracle）（1993年）；里卡多·豪斯曼（Ricardo Hausmann）和达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合作的《作为自我发现的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 as Self-Discovery）（2002年）；理查德·纳尔逊（Richard Nelson）和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合作的《面向人力、技术扩散和经济增长的投资》（Investment in Humans，Technological Diffusion，and Economic Growth）等。这些经济学家通过自己独有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帮助我们简化了经济增长和发展这个话题天然具有的复杂性，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一些要素，这些要素是可持续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其中，罗伯特·卢卡斯帮助我们理解了对于各经济体中生产率的提升来说，岗位工作中的“干中学”（Learning-by-Doing）的重要性。卢卡斯进一步解释说，东亚奇迹的主要特征，除了不断提高现有产品的生产效率之外，还“涉及劳动力的可持续移动，即从较不精密的产品向较精密的产品转移”。豪斯曼和罗德里克说明，对于一国的企业家来说，明白自己擅长制造什么固然重要，同时也要明白，往往会遇到社会收益高于个人收益的情况。这是因为，在理论上，懂得如何开发创新并以此解决社会问题的企业，常常会被市场跟随者（Second Entrants）轻易模仿，这种情况带来的影响会强烈地削弱创新先天具有的激励作用，直接影响那些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第一个开发创新的人的积极性。同样地，这种情况也会使得投资这一类可以带来结构性经济变革的学习行为变得更加困难。在这些情况下，从事经济发展的职业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要发挥关键作用。纳尔逊和费尔普斯的关注点主要放在人力资本和技术扩散上面。实际上，两位学者的假设是“在一个技术领先或是活力十足的经济体内，生产管理的作用会聚集于对变革的适应，管理者受到的教育程度越高，接受新的生产技艺的速度就会越快”。

　　本书聚焦于开辟式创新对创造和维持经济繁荣的影响力。在本书的第二章，我们为“创新”一词给出了定义，进行了分类，并进一步阐释了每种类型的创新活动对经济生活的不同影响。

　　几十年来，人们尽心竭力地研究方法，帮助贫穷国家消除贫困、发展经济。这项工作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以全球范围的极度贫困率为例：1990年，全球极度贫困率高达35.3%，到了2015年，这一数字降到了9.6%。 注释标题 新闻发布，《世界银行预测全球贫困人口占比首次降至10%以下，实现2030年终结贫困的目标仍面临巨大障碍》（World Bank Forecasts Global Poverty to Fall Below 10% for First Time; Major Hurdles Remain in Goal to End Poverty by 2030），世界银行，2015年10月4日，http://www.worldbank.org/en/news/press-release/2015/10/04/world-bank-forecasts-global-poverty-to-fall-below-10-for-first-time-major-hurdles-remain-ingoal-to-end-poverty-by-2030。 这一转变的含义是，1990年以来，全世界共有10亿多人摆脱了贫困。这个统计数字听起来太过巨大，容易造成一种虚假的“进步感”。实际上，在这10亿刚刚脱离贫困的人口中，有大约7.3亿来自同一个国家：中国。中国成功地把绝对贫困率从1990年的66.6%降到了今天的不到2%[2]，这确实令人叹为观止。然而，在世界其他地区，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绝对贫困人口的数量实际上是不降反升的，而且极为显著。 注释标题 1990年，贫困人口数量约为2.82亿，约占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总人口的55%。2013年，这一数字变为4.01亿，在总人口中的占比约为42%。“每日1.9美元作为标准贫困发生率（2011年购买力平价）”（Poverty headcount ratio at $1.90 a day（2011PPP）），世界银行数据，2018年3月13日，http://povertydata.worldbank.org/poverty/region/SSF。 即使对那些理论上算不上绝对贫困的人来说，温饱依然是朝不保夕的大问题。

　　[2] 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学习历史专业的学生来说，中国在过去50年间的飞速发展算不上什么值得惊讶的事。独轮车、土壤科学、造纸术、指南针、以开发天然气为目的的深钻技术、有关血液循环的知识和印刷术、火药，以及其他数百种人类发明都要归功于中国人。中世纪时期，中国是领跑者，欧洲是追赶者。例如，14世纪时，中国占据了全球GDP的25%。20世纪50年代，这一数字降到了区区5%。然而，今天的中国正在迅速复兴，它在全球GDP中的占比已经回到了19%左右。

　　中国近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令人惊叹，如果考虑到这个国家刚刚帮助数亿人口脱离贫困的事实，中国取得的发展显得更加惊人。中国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迅速的发展？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未打破了旧有政策，实施了新政策，唤醒了中国这个沉睡已久的经济巨人。单就这一点而论，这样的说法当然没错。但是，如果没有企业家和全体中国人的创新精神，中国的迅速崛起是不可能实现的。

　　中国的崛起仍在继续。《华盛顿邮报》近期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持续挑战美国在科学领域的优势地位》（China increasingly challenges American dominance of science）的报道。作者指出，在美国最负声望的机构中，越来越多的科学工作者正在走向中国，并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尽管美国每年投入科研领域的经费高达5 000亿美元，中国始终保持着紧追不舍的态势。2018年年底，中国的科研已经接近超越美国的地位。2016年，中国的科学出版物总数量第一次超过了美国。现在的中国经济早已不能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同日而语，中国恢复曾经在全球经济中的统治地位是指日可待的。

　　本·里诺（Ben Guarino）、艾米莉·劳哈拉（Emily Rauhala）、威廉·万（音译）（William Wan），《中国持续挑战美国在科学领域的优势地位》（China increasingly challenges American dominance of science），《华盛顿邮报》，2018年6月3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al/health-science/china-challenges-americandominance-of-science/2018/06/03/c1e0cfe4-48d5-11e8-827e-190efaf1f1ee_story.html?noredirect=on&utm_term=.99a54422d595。

　　菲利普·奥尔斯瓦尔德（Philip Auerswald），《中国的骤然衰落与缓慢复苏》（China's sudden fall and slow recovery），2008年8月11日，https://www.nytimes.com/2008/08/11/opinion/11iht-edauerswald.1.15175911.html。

　　我们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步，这是毋庸置疑的。尽管如此，如何才能根治贫困？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人们似乎并没有形成普遍的共识。从修复糟糕的社会结构（包括教育、医疗、交通等各个方面）到改良政府机构；从增加国外援助到大力发展外贸，等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注释标题 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的“资产阶级系列”著作为我们详细展现了经济史的总体情况，分析了很多人推崇的经济发展的原因。在“资产阶级三部曲”的第二部《资产阶级的尊严》（Bourgeois Dignity: Why Economics Can't Explain the Modern World）中，麦克洛斯基详细列举了许多广为人们所用的理论，包括组织、交通基础设施、外贸、奴隶制、节约、资本积累、新教工作伦理（Protestantwork ethic）、征收、人力资本（教育）、地理或自然资源、科学以及一些其他的理论。她论述了这些理论可能对工业革命引发的经济变革的影响，并且认为这些理论都没有说到重点。这本592页的著作解释了为什么这些解释看上去既有趣又貌似言之有理，但其实它们并不是带给我们抽水马桶、空调、汽车和手机的真正原因。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资产阶级的尊严：为什么经济学无法解释现代世界》（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4页—35页。 没有哪一种方案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同。但是，所有人都会认同的一点是：发展来得太慢了。

　　1960年以来，为了帮助贫穷国家发展，人们发起了“官方发展援助”项目（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以下简称ODA）。目前，ODA累计投入的资金超过了4.3万亿美元。[3]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不幸的是，这些面向贫穷国家的援助项目，大多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实际上，许多1960年全世界最穷的国家现在依然贫穷，甚至变得更穷了。2015年的统计表明，至少有20个国家变得比1960年时更贫穷（如表0-1所示）。而且，这种变穷的情况往往发生在价值几十亿美元的援助 注释标题 表中的许多国家都接受过世界银行和其他几个发展组织提供的，旨在消除贫困的官方发展援助项目的支持。例如尼日尔，1964年以来接收的来自世界银行的援助总计29亿美元，但是该国2015年的人均国民收入不足20世纪60年代的一半。《城市供水与卫生项目》（Urban Water and Sanitation Project），世界银行，http://www.worldbank.org/projects/P117365/urban-water-sanitation-project?lang=en。 投入之后。这非常值得我们深思。

　　[3] 这一数量不包括全球一些拥有大量捐赠资金的基金会和组织提供的私人资金，例如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斯科尔基金会（Skoll Foundation）、奥米达亚网络基金（The Omidyar Network）等许多类似机构。

　　“官方发展援助1960—2016趋势”（ODA 1960—2016 Trends），官方发展援助，2016年，比对你所在的国家（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 2016，Compare Your Country），2018年2月1日，http://www2.compareyourcountry.org/oda?cr=20001≶=en&page=1#。

　　表0-1 20国20世纪60年代人均国民收入与2015年的对比

　　注：这里的数值均已根据通货膨胀进行了调整。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只要认真研究一些援助项目，我们就能发现：无论援助者出于怎样的善意，很多项目难免以失败告终。关于这一点，艾佛萨·奥热莫（Efosa Ojomo）有着切身的体会。他是这部书的合著者，也是我在哈佛大学的学生。艾佛萨的援助经历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一种挫败感。这种挫败感同样充斥于许多旨在帮助穷人改善生活环境和工作条件的项目当中。艾佛萨的老家在尼日利亚，他成年后大部分时间都在美国工作和生活。艾佛萨知道，贫穷正在荼毒许多国家，但是这似乎只是个事不关己的问题。直到他读了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的《白人的负担》这本书。伊斯特利是纽约大学的教授，这部著作堪称一篇声讨西方世界援助贫困国家种种做法的檄文。伊斯特利在这本书的献词中讲述了艾玛瑞琪的故事。艾玛瑞琪是一位年仅10岁的埃塞俄比亚女孩，她每天凌晨3点就要起床砍柴，然后跋涉数英里 注释标题 1英里≈1.609千米。——编者注 步行到集市上卖柴，以养活自己和家人。

　　读了艾玛瑞琪的故事，艾佛萨久久难以入睡。天下没有哪个孩子应该过这样的苦日子。艾佛萨和他的几位朋友决定成立一家非营利组织，并把它命名为“贫穷止步”（Poverty Stops Here）。这家机构的主要工作是筹集资金，为尼日利亚缺水地区修建水井。艾佛萨后来告诉我：“当你走进一个贫困社区时，首先触动你的就是缺水。在那些地方，水就是生命。为什么全世界有那么多援助项目致力于供水？原因就在这里。先要让人们喝上水。有了水，才能谈别的事。”当人们走进一个贫穷的国家时，会发现贫穷的迹象俯拾皆是：教育缺位、道路破败、政府管理失灵等等，令人触目惊心。既然这样，要想解决贫困问题，只要对症下药地推动教育、修整道路、整顿政府机构就行了。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做法是最合理的解决之道。难道不是吗？

　　艾佛萨设法筹集了30万美元，选定了5个社区修建水井。无论对艾佛萨和他的支持者，还是对当地居民来说，当他们走进这些社区、启动水井时，每个人都能感到无与伦比的幸福。想象一下，一个从来没有水的村庄，突然间有取之不尽的清水从井里汩汩流出。还有比这更动人的画面吗？

　　遗憾的是，这些水井最后几乎全部作废了。这是人们始料未及的。大约在水井落成半年之后，艾佛萨在位于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家里接到电话：水井不出水了。他不得不从几千英里以外想办法找人把井修好。因为这些水井都建在尼日利亚农村地区，找到有经验的技师，并请其赶到村里修好水井，是个挑战重重的难题。往往一个问题刚刚解决，另一个问题又冒了出来。在“贫穷止步”修建的5口水井中，只剩下1口还能正常使用。艾佛萨和他的朋友们曾经那样热忱地想要帮助这些村庄。如今，他们只能满心不甘地放弃了修建更多水井的计划。

　　类似“贫穷止步”的情况还有很多。“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整个非洲地区，大约有5万口废弃不用的水井。在一些地区，多达80%的水井无法使用。 注释标题 杰米·斯基纳（Jamie Skinner），《为什么每一滴水都很宝贵——非洲农村地区的水资源危机的应对》（Why every drop counts: tackling rural Africa's water crisis），国际环境发展研究所工作简报（IIED briefing），2018年2月1日，http://pubs.iied.org/pdfs/17055IIED.pdf。 有一次，艾佛萨来到一座村庄勘察，他准备在那里修建水井。艾佛萨发现，在他选定的位置的大约几百米以外，就有一口久已荒废的旧井。那是另一家国际援助机构先前修建的。

　　这太让艾佛萨灰心了。他曾经那样热心地想要帮助当地穷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不过，水井项目的失败也引起了艾佛萨的思考：既然简单地注入资源和单纯的善意无法解决这些令人懊恼的问题，那么，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够取而代之吗？为什么有的援助项目能取得成功，有的却做不到？为什么有些国家就是比别的国家发展得更好？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回答。艾佛萨意识到，只是缓解贫困，或者说，只是抹除那些明摆着的贫困迹象，并不是根治贫困的长久之道。也许这正是最根本的问题所在，因为消除贫穷和创造繁荣根本就是两回事。也许我们都应该换个角度思考这个问题。希望本书能够帮助读者改变关于经济发展问题的思考方式，提出不一样的问题，并为那些迫切需要帮助的人找到新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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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荣”一词的含义是什么？关于繁荣，有许多明显的、被广泛使用的衡量指标，例如获得良好教育、医疗保障、人身安全和社会保障的机会，以及所在国家的政府良好的治理工作等等。著名的“全球繁荣指数”涵盖148个 注释标题 全球繁荣指数（Legatum Prosperity Index）：也被称为“列格坦全球繁荣指数”，是一项由英国智库列格坦研究所（Legatum Institute）编制的繁荣指数排名，其主要衡量指标包括财富、经济发展、个人幸福等。在最新一期的排名中，挪威、新西兰和芬兰位列前三名。——译者注 国家，上述四项都是它主要的衡量指标，其他指标还包括环境治理方面的作为等。排在“全球繁荣指数”前列的是挪威、新西兰和芬兰等国家，垫底的是苏丹、也门、中非共和国等国家。这个结果丝毫没有超出人们的意料。

　　在评估一个社会所有成员的福祉时，这些指标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认为，还应该考虑其他一些更重要的指标，例如获得有报酬的工作的机会、在社会阶层中向上流动的机会等等。因此，本书把繁荣定义为一种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一个地区内越来越多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水平得到改善，政治福利得到提高。

　　在“繁荣”和“富裕”之间，存在着一条非常重要的分界线，我们可以说一些国家是“富裕”的，但无法称其为“繁荣”的。那些天然具有丰富的高价值自然资源的国家就是最好的例子。繁荣一定孕育着日益增长的自由，包括经济自由、社会自由和政治自由。而且，繁荣一定不是建立在对某种自然资源依赖的基础上的，例如石油等。因此，尽管有些国家非常富有，并在一定范围内把国家积累的财富分配给了一部分国民。但是，用繁荣来形容它们是不恰当的，因为这些国家的财富没能孕育出一种探究的、创新的、市场多样化的文化，也没能为所有社会成员带来提升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机会。这些自然资源没能造就一种环境，即某一天这些国家依赖的自然资源枯竭或者失去价值时，它们依然能够保持社会繁荣的持续发展。这一点也阐明了正确理解贫困成因的重要性。

　　出于上述考虑，我和本书的合著者艾佛萨·奥热莫，以及曾在《哈佛商业评论》担任编辑的凯伦·迪伦女士决定开始一段关于贫穷国家如何变得繁荣富强的探究之旅。

　　为了提高易读性，本书使用第一人称写作（也就是以我的口吻写作）。实际上，书中的多数思想出自三位作者的合作。两位合著者的辛勤付出渗透在每一页的字里行间。他们的合作精神，连同他们致力于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热忱，让我心中充满了深深的敬佩和感激之情。我们深信，许许多多的读者也抱着同我们一样的目标，怀着同我们一样的热情。

　　这本书与四类人的关系最为密切。在整个写作过程中，作者们的心中始终装着他们。

　　首先，我们要把这本书献给投身经济发展事业，为根治全球贫困问题勤勉奋斗的人们。我们要为他们的付出呐喊助威。希望本书提出的方法能够帮助他们站在新的角度思考问题，最好能帮助他们运用反直觉的方法思考自己致力于解决的各种问题。

　　其次，这本书要献给那些在新兴市场建功立业的投资者、创新者和企业家。要在中低收入国家开创繁荣局面，他们的工作至关重要，甚至是决定成败的关键。这个世界从未像现在一样迫切地需要他们。同时，无论怎么说，本书倡导的绝不是纯粹出于公民责任感的无私奉献。恰恰相反，我们提倡的是一种以潜在机会为目标的商业投资，而且，这些潜在商机往往是被他人忽视的。

　　致力于本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制定者也是我们重要的读者。在资源不足的国家里担任公职人员几乎是全世界难度最高的工作。本书提供了一种从理论出发的发展模型。希望这一模式能够帮助政策制定者把想法变成办法，从而制定出最适合本国国情的因地制宜的发展良策。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要把这本书献给全世界10岁的孩子。你们和前文提到的艾玛瑞琪小姑娘同岁，你们理应过着最幸福的生活。我们还要把这本书献给尼日利亚的村民，他们前不久还能从艾佛萨建造的水井中汲水，接着却发现井已废、水已干。这本书也要献给那些为了养家而不知疲倦地工作的父亲和母亲。他们累弯了腰，却发现只能换来勉强糊口的日子。这本《繁荣的悖论》更是为年轻人写的。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绝望中沉沦。在他们的世界里，似乎根本不存在出人头地的机会。我们由衷地希望，这本书能帮助这些年轻人重新点燃自信和乐观的火种。

　　更美好的未来就在前方不远处向他们招手。它也在向我们每个人招手。 中信出版2020年度好书-经济管理（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