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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塔林：科技之城

　　在交通运输和农业领域，目前机器实际上已经消除了对人力的需求。人类不再是举重者和搬运工，而主要成为启动者和止动者、安排者、装配员、修理工。

　　——瓦西里·列昂惕夫，《机器与人》（Machines and Man），1952年

　　波罗的海科技

　　罐子里有一粒种子的疯狂老头

　　如果你冒险参加电视才艺比赛，可能会发生令人尴尬的事情。每一场演出都有一个“小丑”，譬如五音不全的歌手，没有节奏感的舞者。2010年，当34岁的马蒂亚斯·莱普在爱沙尼亚热门电视节目《猎脑》（Ajujaht）的预选赛上遇到其他竞争者时，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可能注定要扮演“小丑”这个角色了。他回忆道：“其他人都更年轻，才20岁左右，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荒唐可笑的参赛者——我在这里是一个疯狂的老头，而我拥有的只是小罐子里的一粒种子。”这是一个容易令人焦虑的梦想，但莱普坚持了下来，并在几个月后获得了《猎脑》节目的冠军。

　　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的办公室里，莱普坐在一张简约时尚的办公桌后面，他看起来并不像那种典型的才艺参赛者，宽松的灰色衬衫和他凌乱的头发很般配。他的行为也不像那种参赛者，他更喜欢读柏拉图和塞涅卡的著作，喜欢植物学，他说最喜欢的旅行是独自在西伯利亚的荒野中散步，他就有时间来理清思绪。他的获胜取决于他的伟大构想——一种植物种植的新方法，这也取决于爱沙尼亚本身就是一个喜爱创新者的国家，而《猎脑》就是众多发明类的竞赛节目之一。获胜的莱普拿到了3万欧元的奖金，当地主流媒体也对此争相进行了报道。七年后，他的智能盆栽公司Click and Grow已有35名员工，最近又募集了900万美元的融资，其中包括颇具影响力的硅谷投资基金创业孵化器Y Combinator的投资。

　　莱普向我展示了他的发明，这看起来像是为巨人设计的一大包对乙酰氨基酚——一面是扁平的锡纸，另一面是一连串巨大的塑料泡泡。这不是那种可以拿着的药丸，每个胶囊里面都有一团土壤，形状就像当你将花盆倒空时露出来的根球。之后用户将这种“智能盆栽”放入新系统的第二部分——一个光滑的机器上，罗勒属植物将在这里生长。一旦插上了电源，智能盆栽的培养箱就可以完成所有的工作。植物的生活并不舒适，机器会在植物生长时施加压力，在关键时刻控制植物所需的水和光，以刺激它产生所需化学物质。

　　莱普说，这种现代的种植方式可以生产出更好的植物，他从电脑上找出了一张图表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分析手段采用的是色谱法，一种可以分离和跟踪植物中化学物质水平的技术。就罗勒属植物而言，重要的化合物是迷迭香酸，这是一种具有潜在健康功效的抗氧化剂。从商店购买的罗勒属植物的迷迭香酸含量在图上显示出来的是一个小驼峰。而在智能盆栽中生长的罗勒属植物的迷迭香酸含量在图中则显示出一个巨大的尖峰，可以看出迷迭香酸的含量大增。莱普将他的发明称为“智能花园”，就口味和健康而言，用这种爱沙尼亚机器种植出来的罗勒属植物比从商店买来的或在外面的草本园里种植的都要好。

　　令人战栗的技术

　　正如莱普以及我在日本遇到的护理机器人的发明者一样，这类技术爱好者普遍认为，他们的发明将解决未来经济所带来的挑战。但从全球范围来看，技术的进步也引发了恐惧和不确定性，人们除了有选举、隐私和道德这些政治担忧之外，还有两个深层次的经济担忧。第一个担忧是大规模的失业，即节省劳动力的技术（比如软件或机器）将使人工变得多余。随着自动化的出现，对可能失业的估算有所不同，但是一项最新的研究表明，美国25%的工人和英国30%的工人皆会面临被机器取代的风险。机器人要来了，它们会抢走我们的工作。

　　第二个担忧是技术进步将会产生一种新的不平等，有些人将其称为“数字鸿沟”。这种担忧的核心在于科技带来的好处将有利于某些群体，比如年轻人、城市居民、受过教育的人群和富人，但却牺牲了另一些人的利益。

　　对技术影响的关注使塔林成为一个有趣的测试案例，正如秋田让我们看到了即将经历的老龄化经济，塔林让我们看到了技术的前沿，在这里许多技术已经被采用了，而且这些技术将会流行起来。塔林是Skype（即时通信软件）的总部所在地，政府出于某种理由将其作为“创业天堂”（按人均计算，塔林新成立企业的数量位居世界前列）。但让爱沙尼亚以硅谷无法比拟的方式脱颖而出的是，技术在政府中的作用。塔林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数字化的所在地，这里提供的在线政府服务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多（见图8.1），塔林也是第一个建立完全数字公民身份的地区。

　　就爱沙尼亚本身而言，在整个经济和国家层面对技术的追求将使其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潮流引领者。但这里有一条断层线，让它变得加倍有趣。除了被技术专家公认为是全球热点之外，爱沙尼亚还是世界上分裂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而这一点却鲜为人知。1944—1991年，被苏联占领期间，这个国家保留了自己的语言、种族和文化。相对于其人口规模而言，爱沙尼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无国籍群体所在地之一。这个小而分裂的国家是如何实现如此巨大的技术飞跃的呢？未来的它真的会是其最聪明的居民们正在寻找的乌托邦吗？

　　图8.1 2018年欧盟国家使用在线政府服务的用户比例

　　资料来源：欧盟委员会。

　　计算机和梦想

　　随处可见的种植园

　　莱普的目标不仅仅是比竞争对手提供更美味、更好吃的食物，他还希望能降低种植成本。最初的智能盆栽是专为家庭设计的，可以放在窗户或书架上。每个单位的售价为60美元，一年的胶囊供应（可以种植18株植物）成本是相同的。在下一阶段，他要提供大型工厂规模的单位——“智能农场”。从新系统的蓝图可以看出，植物将会生长在一系列架子上，这些架子将在一排排灯光下缓慢移动，就像一个多层传送带。预先装满种子的新土壤胶囊会被送入机器的一端，当传送至另一端时，架子上已经满是成熟的植物了，随时可以采摘。

　　莱普说，这个想法最初是受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启发的，但是它们的土壤系统是用来在太空种植植物的，还需要改进，因此他花了三年的时间对这一工艺流程进行修改和完善。他的系统是可调节的，当植物通过系统时会接受适合每种植物的压力。这就意味着用户可以同时大范围地种植可食用的植物，从绿色蔬菜和小番茄，到辣椒和草莓。这版智能盆栽不是为外太空使用而设计的，但它的内置灯光使住在北欧高层公寓里的人可以种植地中海的植物，比如含羞草、薄荷和牛至。

　　爱沙尼亚的技术专家们都希望有一个美好的结局，莱普也不例外。他说他是受到了发达国家低收入群体不良饮食习惯的启发，比如食物浪费和食物匮乏。他对那些向发展中国家大量出售“神风种子”（kamikaze seeds）的大型农业公司持批评态度（这些公司培育的种子只能长一株植物，没有种子可供进一步种植，这样客户就必须从供应商那里购买更多的种子）。他还对植物品种的减少感到痛惜，他说：“在爱沙尼亚，我们过去知道并食用的野生植物有150种，但现在只剩下30种左右，而我们知道如何食用的只有15种。”他希望利用自己的系统重新引入消失的物种，他说这意味着在任何气候条件下，任何人都可以种植自己的健康食品。他的长期目标是制造出更大的机器，有效降低系统的成本，最终制造出完全高效和完全自动化的机器，从而使每个人都可以免费获取富含维生素的食物。

　　回首往事

　　爱沙尼亚是一个小国，有130万人口，接近毛里求斯或塞浦路斯等小岛国的人口数量，人口总数排在世界第155位。然而在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爱沙尼亚在数字技术和创新方面却成为重量级的国家。爱沙尼亚的税收系统接近无纸化，94%的申报都是在网上完成的。爱沙尼亚人可以通过笔记本电脑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进行投票。政治是无纸化的，自2000年以来，所有的内阁文件都是电子化的（英国议会每年用掉1 000吨纸）。法律文件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进行数字化签名。在爱沙尼亚，唯一不能在网上做的事情就是结婚、离婚和买房。在塔林，我见到了林纳尔·维克，他是一位政府顾问，也是爱沙尼亚数字国家的早期缔造者之一。他说要理解这个国家对技术的大胆采用，首先需要认识到驱动它产生的心理，以及它诞生的必要性这一事实。

　　爱沙尼亚以前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1940年被苏联吞并，随后被纳粹德国占领，1944年又被苏联占领。就其土地面积而言，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仅占苏联的1/500，但这个小国很快就成为苏联经济体中至关重要的一环。这一转变并非一帆风顺，农业产生了巨大的变化，私人农场转变为集体所有。土地被国家征用，任何成功经营农场的农民都被贴上了富农的标签，这代表着吝啬或自私。1949年3月，在短短的4天内有超过2万名的爱沙尼亚富农被捕，并由专用列车驱逐到5 000多公里外的哈巴罗夫斯克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等西伯利亚城市。

　　爱沙尼亚的工业基础也发生了变化，工厂都建在了东北海岸。昆达是一家大型水泥厂和纸浆厂的所在地；科赫特拉-耶尔韦拥有丰富的油页岩矿，也是重要的能源地；锡拉迈埃曾经是一个宁静的度假胜地，俄罗斯的文化精英，包括柴可夫斯基都曾来这里度假，现已重新用作铀浓缩中心，工作性质如此保密，以至于地图上已经删除了这个地方。

　　苏联的经济模式对于爱沙尼亚来说是灾难性的。农业集体化通过将小农舍合并为大庄园来减少农场的数量，从而提高生产效率，与之相反的是，这却导致农业产量下降了一半。由此引发的粮食短缺从一开始就破坏了爱沙尼亚的共产主义模式。在此期间，人们只能通过（非法的）私人经营的农场生存，这种非正规的农业产出与官方的国家制度同时运行。到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苏联开始瓦解，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东北部的工厂和军事城市开始被废弃了。

　　爱沙尼亚人在评估自己的命运时，往往会把目光转向狭窄的波罗的海通道对岸的芬兰。苏联统治时期，这种对比是令人痛苦的，1939年，两国的生活水平相当，但到了1987年，芬兰的人均国民收入为1.4万美元，而爱沙尼亚仅为2 000美元。爱莎尼亚在1991年独立时，面临的是效率低下的农场和倒闭的工厂，商店几乎空无一人，物价却在飙升，绝望的购物者抬高了基本商品的价格，1992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1 000%。锡拉迈埃，这片曾深受圣彼得堡诗人、画家和作曲家喜爱的海滩，已经被秘密铀计划的核废料毒化了。

　　盲目的押注

　　事实证明，这个国家是勇敢与大胆的。在某种程度上，由于想要忘记过去，拥抱激进的新思想变得更为容易。许多四五十岁的爱沙尼亚人将1991年称为“彻底的决裂”，这是因为人们希望摆脱关于旧政权的任何记忆。在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时期，政治阶层是由莫斯科挑选的，都是与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关联的党内人士，为了发展，你必须和他们一起工作。塔林的一位投资者回忆说：“这意味着不信任，不仅是对当权者的不信任，也是对旧政权下取得成功的人们的不信任。”

　　勇气还来自这一事实，即这个国家已经由年轻人掌权。爱沙尼亚的前总理马尔特·拉尔在他32岁时开始掌舵。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他在20多岁时一直在演讲和写书。林纳尔·维克回忆起当时参与起草爱沙尼亚宪法的专家小组时说：“刚开始时，这里的政治就像一个动物园，各种各样的人参与其中，有作曲家、艺术家、作家、工程师、化学家、核物理学家和诗人，很少有人研究过政治。”这听起来非常有趣。

　　尽管处于危机之中，但人们对该国的期望仍然很高。爱沙尼亚的首席信息官西姆·西库特在解释这一挑战时说：“爱沙尼亚人民期待一个很快就能完全成熟的国家。”在波罗的海，人民对国家有很多要求。在这一地区，国防曾经（现在依然）很重要，而且非常昂贵。选民将目光投向北欧国家，要求建立起健全的福利制度、高质量的公共教育和良好的医疗保障体系。但与此同时，苏联的多年统治让爱沙尼亚人对一个过于庞大的国家保持一种警惕，这导致瑞典式的税收无法获得公众的支持。而爱沙尼亚周边的国家都在分崩离析。苏联解体后的15个国家都在1992年陷入经济衰退。到2000年，爱沙尼亚周边新独立出来的国家的GDP平均下降了30%，而乌克兰则下降了一半。

　　执掌爱沙尼亚的年轻团队需要快速想办法。他们的一些政策采纳了合理且经过深思熟虑的经济建议，新税制是世界上最简单的税收制度之一，他们还设立了一个独立的监督机构来监督国家的支出。较为引人注目的一项举措是，在全国范围内，在经济体的各个领域全面引入技术。维克回忆起早期政府的经济战略时说：“我们实际上是对技术进行盲目的押注。”到20世纪90年代末，爱沙尼亚将97%的学校都接入了互联网，在小学阶段就开始教授编程，在数字基础设施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并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来支持企业进行技术投资。爱沙尼亚是苏联解体后的15个国家中唯一在第一个十年实现了经济增长的国家——GDP增长了14%。自此以后，这个波罗的海国家开始崛起。GDP从1987年的2 000美元上升至2018年的2.2万美元，爱沙尼亚人开始赶上了竞争对手芬兰。

　　在回顾爱沙尼亚对技术的选择及其对经济的影响时，该项目的早期设计师之一维克的话听起来非常谨慎：“技术只是一个加速器，如果你把它应用到以前的做事方式上，它只会放大低效率。”作为一种政治和经济力量，经济的数字化既微妙又复杂。他继续说：“技术不好也不坏，但也绝对不是中立的。”

　　“驯服”老大哥

　　当要求爱沙尼亚人给你看他们的身份证时，他们往往会微笑着拿出来。这种浅蓝色的塑料卡片看上去并不是特别引人注目，它与英国或美国的驾照类似，但像借记卡一样带有嵌入式的芯片。这个身份证拥有非常巨大的能量，它提供了所有在线的政府服务，为爱沙尼亚人节省了很多时间，这也是他们常常微笑的原因。对老年人来说，这可以和苏联时期的情况进行对比。一位塔林的居民说：“我记得那时候做什么事情都要排队，你站了好几个小时，却发现政府官员们已经出去吃了很长时间的午餐，要行贿才能快点儿。”爱沙尼亚的年轻人说，当他们到国外旅行时才发现爱沙尼亚的好处，在其他国家卖车、开设银行账户或签订租赁协议都是让人痛苦的，速度很慢，而且都是纸质化的。相比之下，在家里使用笔记本电脑和身份证做这些事情则简单得多，也快得多。

　　塔林的发明家雷特·兰德说：“爱沙尼亚人缺乏耐心，很容易感到无聊。”雷特·兰德凭借一种新型的医疗设备赢得了2017年的《猎脑》节目的冠军，他指出身份证很好地契合了国民心理。这一系统的创建规则是允许政府索要公民的一些数据，例如，他们的出生日期、血型、地址或驾驶号码，但只能获取一次。如果一个爱沙尼亚人曾经在某个政府网站上输入这一资料，那么政府就绝不能再次索取这些信息，而必须从已有的记录中找回这些数据。这与美国和英国在国家数字化方面的尝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两个国家，原来在政府办公室排起的长队被冗长的在线表格取代。在爱沙尼亚，根据当地的法律规定，政府的电脑会帮你出具表格。当科技以这种方式为人们节省时间时，它们往往会被欣然接受。

　　在爱沙尼亚，如何基于个人数据在技术上建立信任是近年来许多争议的核心。这一系统具有广泛性，因为与政府的每一次互动都是通过身份证实现的，但这似乎带有奥威尔式的风险。如果该系统失败了或者被滥用了怎么办？爱沙尼亚人对此并不太担心，97%的爱沙尼亚人都有身份证，大多数人都理解并能够了解该系统的保障措施。第一个抵御攻击的缓冲是没有中央数据存储库，因为系统是“分散的”。这意味着每个当局只保存它自己搜集到的数据，而没有一个中央枢纽能够将所有的数据集合起来。当某个机构需要你的数据时，必须向首先搜集该信息的政府部门索取。所需的数据当时就会通过一个名为X-Road的数据交换系统传送，然后会被删除。这意味着，如果交通部门想要给你开超速罚单，则必须要求邮政登记处通过X-Road提供你的地址，然后销毁这些数据。这一切都是在瞬间发生的，也就是说没有黑客可以袭击的中心区。

　　第二个安全保障是任何使用该系统的人都会留下痕迹，每次搜索、使用或交换个人数据时，都会在个人数据日志中被记录下来，还可以在线核查。任何公民都可以查阅到所有关于他们的查询记录，包括谁询问了这些信息等。最后，每个储存爱沙尼亚人数据的机构都被要求与公民的身份证号相关联，在公民的个人数据日志中这些机构都将被显示出来。正如一位年轻的塔林居民告诉我的：“这是我控制政府的一种方式，因为我完全知道政府对我做了些什么。”

　　在这一过程中也有过长牙般的阵痛，其中一个问题是，这个系统变得流行起来。部长和官僚们都热衷于使用它，维克说：“到处都在进行数字化，有时甚至不知道原因，而且也会有一些错误。”比如，在21世纪初，爱沙尼亚边防警卫的计算机系统发生了故障，最令人担忧的是，这是一场阴谋。在2007年的地方选举中，一名候选人通过直接邮寄的方式对塔林郊区俄罗斯血统的养老金领取者进行了攻击。这些小册子只寄给了这类特定的家庭，这说明有人非法检索到了一份关于其地址和种族背景的清单。这是一种严重的违规行为，但它也证明了系统的安全措施是如何运作的。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官员们就扫描了数据日志，并确认是谁查阅了这些信息，从而使警方迅速逮捕他们。维克回忆起这一事件时说：“在数字世界里总会留下蛛丝马迹。”

　　但并不是所有的爱沙尼亚人都对科技在经济和政治体系中扮演的角色感到高兴。当被问及经济状况时，有些人不屑一顾。一位店主回答说：“科技和旅游业，这就是全部。”尽管塔林的居民似乎喜欢他们的身份证，但他们也知道公共服务的自动化和数字化意味着政府作用的减少。通过开发软件来取代职员，研发机器人来取代公交车司机，科技公司似乎成为一股破坏就业的力量。这是全球性的担忧，正如美国和英国对失业的鲜明预测显示的那样。塔林政府对技术的“盲目押注”，意味着爱沙尼亚成为牺牲的羔羊，率先被送进了技术的洪流，我们这些紧随其后的国家中的人，应该密切关注它的进展情况。

　　对科技的“盲目押注”是天才还是疯狂

　　最后一公里

　　我将车停在了塔林老城区以西的慕斯塔姆的一栋写字楼外，看到了处于技术对就业影响争论核心的机器人。这台机器人是由初创公司星舰科技制造的，看起来类似冷藏箱和遥控汽车的后代。机器人主体是一个只有膝盖高的圆角白色容器，下面是六个黑色橡胶轮子。右后方的天线大概略低于头部的高度，天线顶端有一面小小的橙色三角旗。这辆小泡泡车的造型展现了未来主义友好的一面，它更像是《杰森一家》而不是《终结者》。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台机器的复杂程度，机身前端是一堆器件：八个摄像头、雷达、麦克风以及其他一些传感器。星舰科技的创始人阿提·海因拉说，这些器件太隐秘了，根本看不出来。作为一个送货机器人是需要这些器件的，因为搞清楚它要去哪里至关重要。

　　虽然从未参加过爱沙尼亚的《猎脑》节目，但海因拉无疑是该国拥有最顶尖思想的人物之一。他从10岁开始写计算机代码，20多岁时，他和他的商业伙伴简纳斯·弗里斯一起创建了Kazaa（一个早期的非法文件共享平台），后来又创建了Skype。海因拉身高超过1.83米，特征非常鲜明，有一头浓密的金发，只可能是北欧人，他穿着一条昂贵的定制版西裤和一件褪色的T恤。海因拉看起来既像读书人，又像商人，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组合。2005年，有关报道称，Skype以26亿美元的价格被卖给了eBay（易贝），之后被私人企业主买回，2011年又以85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微软。海因拉很早就入股并在公司的几次易手中一直保留着股份，因此他的财富被认为是百万富翁的数倍，他的共同投资者弗里斯的身价已超过10亿美元。

　　他们雄厚的财力为塔林的创新者提供了追逐伟大创意所需的资源。海因拉说：“我们的愿景始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物流在很大程度上仍要以人为本。”他介绍了通过互联网购买商品的过程：网购的商品由一名工作人员在仓库进行挑选，装上由专人驾驶的卡车，在补给仓库由工作人员进行分拣，然后放上由工人驾驶的厢式送货车。但他预测道：“20年内，这个链条上的每一个步骤都将由机器人完成。”对于像星舰科技这样的大公司来说，最大的问题是链条中的最后一环能否实现自动化，即从当地供应仓库到客户门口这一环。物流专家将此称为“最后一公里”，并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是亚马逊和优步投资送货无人机的原因）。海因拉说：“这是整个过程中最艰难的部分，‘最后一公里’是最难实现自动化的。原因很简单，街上有很多不可预测的事情可能会发生。”“最后一公里”也是最昂贵的，运营一辆卡车的成本会分摊到所运载的数百个包裹上，相比之下，当由人力将包裹送到消费者门口时，就不存在成本分摊。如果小型送货机器人面临的复杂因素能够得到解决，或者海因拉认为的卡车和货车将相对容易实现自动化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由人类送货的时代将会很快结束。

　　自动化交付领域的前景既令人兴奋，又令人恐惧。对自动化风险的研究预测出将有大量可怕的失业产生。运输和物流是大雇主，目前在美国有400万人从事海因拉预测的在不久的将来会实现自动化的工作。这占到了总劳动力的4%，其中包括150万名货车运输工人，63万名快递人员，14万名校车和客车司机，以及7.5万名出租车和豪华轿车司机。在英国，从事这类工作的劳动力比重高达6%。自动化物流将对未来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并彻底改变数百万人的工作和生活。

　　爱沙尼亚也不例外，将近3.9万人（同样占总劳动力的6%）在运输或物流行业工作。塔林到处都是中年出租车司机，数百名年轻人骑着自行车在城市周围为沃尔特（Wolt）送外卖，沃尔特是爱沙尼亚的一款快餐订购应用程序。如果由机器人来做这些工作，那就不需要任何人力来驾驶送货车、投递信件或送外卖，这些人将需要另谋生路。当我从星舰科技的办公室返回市中心时，一辆无人驾驶的有轨电车疾驰而过。爱沙尼亚对科技的“盲目押注”是天才还是疯狂？

　　与萝卜之争

　　秋田的老龄化经济相对较新，这是20世纪末才出现的一种现象。相比之下，技术和劳动力之间的问题至少有三个世纪的历史了。如果爱沙尼亚是研究现代技术的培养皿，那么英国的田野和工厂就是过去式的。与秋田的人们抱怨他们没有榜样不同，这里几代人的经历揭示了技术是如何影响工人的，哪些类型的创新引起了愤怒，哪些类型的创新没有引起愤怒，以及爱沙尼亚可能会发生什么。

　　在18世纪早期，英国有超过8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食物短缺和饥荒仍然很普遍，男人、女人和孩子每天都在耕作和照看动物。

　　他们受到工具的限制，例如，在18世纪末，90%的收割工人使用的是短柄镰刀。这是一种符合人体工程学的糟糕装置，工人在收割庄稼时要蹲下身子。长柄镰刀有类似的刀片，但它的手柄更长，工人可以站着收割。随着从使用短柄镰刀转向使用长柄镰刀，收割一英亩地的庄稼的时间减少了一半。萝卜使土壤更有生产力，繁殖使动物更有生产力，工具使人类更有生产力。这些改进都意味着完成一项任务需要更少的工时，但是对农场工人来说却是一种威胁，就像爱沙尼亚的送货机器人对于快递人员的威胁一样。但也许是因为它们的简单性，又或者是因为这些技术满足了明确的需求，没有人对镰刀和萝卜的推广者感到愤怒，而且农业产量上升，食品短缺变得不那么普遍，人口规模开始扩大。

　　舰长之舞

　　随着更先进的机器被发明，我们今天看到的人类与机器之间的紧张关系逐渐形成。约瑟夫·福尔贾姆和迪斯尼·斯坦尼福思为罗瑟勒姆犁申请了专利，相比上一代的“重型犁”，它更便宜、更轻便、更结实，只需要一个人而不是两个人来操作。杰思罗·塔尔发明的“播种机”是一台多功能机器，它可以犁出沟槽，将种子播种到沟槽里，然后用土壤覆盖它们，精确度如此之高，以至于播种一块田地所需的种子量减少了70%。安德鲁·米克尔于18世纪80年代末发明的蒸汽动力脱粒机，将清理一英亩土地所需的时间缩减到半天，比使用镰刀的工人效率提高了90%。到了19世纪初，一股农业工程的洪流如火如荼地涌现，农民们引进了机械收割机、干草机、萝卜切割机、打谷机和谷壳机。随着新技术在英国农村的广泛传播，生产力大幅提高，到1850年时，农场的产量是一个世纪前的2.5倍。

　　但是许多农场工人憎恨这种节省劳动力的新技术，1830年，肯特爆发了暴乱事件，农场工人开始摧毁打谷机。愤怒情绪在不断蔓延，发生了数百起暴乱事件，被称为“施荣暴动”（寄给使用打谷机农民的恐吓信上的签名通常是相同的笔名——“舰长之舞”）。数千名暴徒被监禁，将近500人被送往澳大利亚的流放地，数百人被判处死刑（最终16名暴乱者被公开处以绞刑）。“施荣暴动”的骚乱者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加薪的要求被满足，打谷机的投资也受到抑制。但暴乱并没有减缓技术进步的步伐。从打谷机到拖拉机（1896年）、联合收割机（1911年）、屠宰场自动化（1960年）和挤奶机（1970年），再到爱沙尼亚人创建的智能农场（2015），农业技术的进步从未真正停止过。

　　在工业革命时期，技术对就业影响的担忧也演变成了对发明家的愤怒和对机器的暴力。以兰开夏郡出生的詹姆斯·哈格里夫斯为例，在18世纪初，纺纱（将天然纤维捻在一起制作用于织造的纱线）是布料生产中的瓶颈，织造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需要五个纺纱机来供应每个织布者。服装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制作成本也很高，制作一件衬衫大约需要580个小时，其中500个小时花在纺纱上。如果以今天美国的最低工资来算，用18世纪的技术生产一件衬衫的成本将超过4 000美元。哈格里夫斯的珍妮机可以纺满八卷纱线，极大地提高了产量。由于担忧自己的工作和工资，布莱克本的一群纺纱工找到了哈格里夫斯住的地方，闯进他的房子，砸坏了他所有的机器。

　　对于每制作一米布将会需要更少纺纱工的担忧是有道理的。早期的珍妮机有8个纱锭，到了1784年，纱锭的数量上升到80个，整个英格兰大约有2万台机器在使用。珍妮机后来与其他发明结合了，比如理查德·阿克赖特的水力纺纱机和塞缪尔·克朗普顿的骡子纺纱机，这进一步削减了制作一米布所需的人力。现在几千名工人就可以生产出以前由数百万人生产的数量。然而令人意外是就业率非但没有骤跌，反而直线上升。布价下降，需求扩大，出口也增加了。纺织行业不但没有减少劳动力，反而成为吸引更多工人的磁石。以前把织布作为副业的农民放弃了他们的土地，转而开始全职从事布料生产。兰开夏郡成为当时的“硅谷”，吸引了来自本地之外的家庭，法国和美国的发明家也搬到了那里。

　　服务的世界

　　现代农业和工业依赖于几个世纪以来的劳动节约型技术，这一事实解释了为什么2019年英国和美国的农业就业人数都低于5%，制造业就业人数都低于10%。在被生产率高的机器驱赶出工厂和田地之后，现在有超过80%的人从事服务行业。

　　“服务”的定义很广泛，既包括商店、酒店和餐馆的工作，也包括提供专业性的服务，如会计和建筑，以及提供教育、演讲或职业治疗等公共服务。服务经济中的交易通常是为了节省时间或避免做家务，比如做饭、打扫卫生、开车或洗衣服，或者是花钱请别人来完成我们自己没有能力完成的任务，比如翻译文本、起草建筑规划、设计网站。在现代经济中，几乎没有人种植或制作东西，80%的人每天都在交换时间、努力、技能和知识。

　　人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应该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机器抢工作，这为人们提供了一点儿安全感，因为人类似乎特别擅长提供服务。对于那些听起来有些吓人的自动化研究，有一种更为乐观的解读，如果1/4的工作面临风险，那么3/4的工作没有风险，剩余的人力可以相对平均地分布在需要各种技能并可以发工资的工作中。店主、服务员或美发师必须做的许多事情让我们觉得很容易，比如察言观色、感知顾客的情绪等，但机器却很难做到。当涉及提供所有类型的服务时，人类有天生的优势。

　　永远不要与机器人比赛

　　然而，阿提·海因拉却指出：“所有关于机器人不能做的事情的假设都是错误的。”机器人现在可以爬楼梯，处理3D（三维）图像，并识别人类的情绪和感受。它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些，要归功于一种被称为“机器学习”的技术，这是一个技术术语，指的是从经验以及创造AI（人工智能）的过程中学习。给计算机或机器人设置一项任务，比如，让它识别图像，从货架上拿起物品，通过路线导航绕过房间里的障碍物，然后向它反馈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随着不断重复这种“训练”，通常是成千上万次，机器人就会做出调整以避免过去的错误，并在正确执行任务方面做得更好。

　　这些想法并不新鲜，它们最初是由美国计算机科学家亚瑟·塞缪尔证明的，他在20世纪50年代创造了“机器学习”这个术语，并用这项技术教计算机下国际跳棋。在过去的十年里，计算机能力的提高使人工智能变得更加复杂。现在，计算机的图像识别能力要好得多，在发现癌细胞的测试中经常击败人类实验室的技术人员。机器人在解读图片和视频之外的能力正变得越来越好，总部位于塔林的软件初创公司RealEyes利用网络摄像头和机器学习技术，创造了能够解读用户情绪的人工智能。海因拉表示，实验室中所取得的发展要远远领先于公众看到的水平。到目前为止，星舰科技公司的机器人已经完成了16万公里的训练，它们在塔林、伦敦和加利福尼亚州进行了试驾，每次试驾的数据都反馈到爱沙尼亚神经中枢一个巨大的共享大脑中。

　　来自爱沙尼亚的著名发明家的警告是，不要妄自尊大。人工智能背后的基础技术表明，它值得被认真对待。机器人的人工大脑是由计算机芯片上的晶体管驱动的，就像珍妮机一样，而芯片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改进。1965年，时年36岁的戈登·摩尔预测，计算机芯片的功率将每两年翻一番。这项现在被称为摩尔定律的预测非常准确，1971—1989年，英特尔（摩尔帮助创立的一家公司）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从2 300个增加到120万个。1970—2017年，每台计算机处理器的晶体管数量变化如图8.2所示。最近，有证据表明速度可能会略微放缓，但即使功率每三年翻一番，2030年的芯片也将比2018年的芯片强大16倍。更先进的人工智能即将到来，并将出现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之中。唯一需要谨慎选择的是，要不要让人工智能控制的机器做我们所能做的任何事情？

　　图8.2 每台计算机处理器的晶体管数量（1970—2017年）

　　资料来源：鲁普（2018）。

　　那些在技术前沿工作的人给其余的跟随者上了一课——不要低估机器。爱沙尼亚的生活也提供了第二个警告，这与我在本书的前两部分的旅行见闻有关，即机器对城市社会结构新的潜在的分裂和破坏。塔林有许多地区是科技中心，也是这座城市熠熠生辉的地方，当地人看到了无穷的机会。正如一位企业家对我说的那样：“如果你在科技行业工作，即使只有一半的资质，在这里也不可能失业。”但首都的其他地区的经济却很不景气，仍然受到十年前欧元危机的影响。不仅仅是一些店主抱怨人们对IT（信息技术）公司的偏爱以及政府对科技的押注，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也有这样的担忧。一位最近从俄罗斯移民到塔林的居民说：“一开始在这里很容易被同化，但当你在这里待了一段时间后，就会意识到，在一个国家里有两个不同的世界。”

　　爱沙尼亚的第二世界

　　滞留在欧洲边境的无国籍群体

　　距离塔林以东200公里处的纳尔瓦市，是爱沙尼亚“第二世界”的首都。这里是欧盟最东边的地方，居住人口不到6万人，相比塔林来说离圣彼得堡更近，也是受俄罗斯影响很大的边境城市。道路两旁停满了等待穿越边境的货运卡车，即使那些挂着爱沙尼亚车牌的卡车上也有俄罗斯司机，因为车前窗上展示的名片上写着“米哈伊尔”“谢尔盖”“阿列克谢”。广告牌上的广告是用俄语写的，商店橱窗里的海报上有俄罗斯广播电台（Eli 95.6 FM）的广告。镇上的美术馆里大多是彼得大帝和俄罗斯商人谢尔盖·拉弗雷佐夫的藏品，这些画描绘了伊凡·艾瓦佐夫斯基、亚历山大·马可夫斯基和伊万·希什金路过的海景与山峦，而他们都是俄罗斯籍艺术家。在1993年的一次公民投票中，97%的投票者支持纳尔瓦从爱沙尼亚独立出来（塔林的政府否决了这一结果）。如今，这里90%以上的居民是俄罗斯人。

　　如果有好的臂力，你可以将石头从纳尔瓦扔到俄罗斯。这座古城建在湍急的纳尔瓦河的河畔，纳尔瓦河是欧盟非官方的外部边界标记（关于爱沙尼亚到哪里结束和俄罗斯从哪里开始的确切地点的协议从未达成）。此处有两座巨大的城堡：爱沙尼亚一侧的赫尔曼城堡，俄罗斯一侧的伊万哥罗德堡垒。在爱沙尼亚的河岸上，渔民们用厚重的渔线将鱼饵抛入深水中。在河的对岸，三名俄罗斯渔民站在齐胸深的水里抛着渔线，在他们的身后高耸着伊万哥罗德（俄罗斯最大的堡垒）陡直的城墙。在其最东端的塔楼上，一群年长的游客俯瞰着欧洲，他们的白发在风中飘动。一切都很平静。

　　但是，在爱沙尼亚“融合基金会”进行研究的玛丽安娜·马卡洛娃说，爱沙尼亚有着深深的伤痕。许多问题都源于苏联体制下人员按照国家法令进行流动的方式。她说：“你无法选择去哪里。”在圣彼得堡完成学位的俄罗斯年轻工程师将被派往纳尔瓦和爱沙尼亚最东边的伊达-维鲁县的工厂或油页岩工厂工作。这并不是个肥差，因为莫斯科的生活水平远高于爱沙尼亚，但对于一个没有家庭牵绊的能源工人来说，可以因此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在北极圈以北的卡拉干达和沃尔库塔的煤矿工作，情况要糟糕得多）。由于苏联的制度决定了人们的居住地，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种族构成发生了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少有21万人来自苏联体制下的其他国家（其中，绝大多数来自俄罗斯，还有一些来自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爱沙尼亚本地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45年的94%下降到1953年的72%。

　　今天，33万有俄罗斯血统的人占到爱沙尼亚人口总量的25%。他们是纳尔瓦和伊达-维鲁县的主要群体，而这一群体在塔林有15.5万（占该市人口的40%）。他们居住在首都的两个主要地区。拉斯纳麦埃位于老城区东部，这是一个并不引人注目的地方，一排排的高楼大厦挤满了双车道的两旁。但在维克-伊斯梅，建筑风格是偏向苏联式的，每个大厦都有轻微的弯曲，当你走在街道上时会发现这些大厦排列得都很规整，下面三层是灰色的，而最高一层则是五颜六色的，精确的几何结构将附近的道路变成了一系列巨大而完美的同心圆。

　　移民到像维克-伊斯梅这样地方的人过得很好，所以当苏联在20世纪90年代初解体时，他们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选择。只有5%的人回到了俄罗斯，但留下来的人表示，他们也不觉得自己是爱沙尼亚人。我采访的许多人都说自己陷入了困境。一位俄罗斯裔的爱沙尼亚人告诉我：“我真的不知道自己适合哪里，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自己。”另一位当地人说，在当地有一个复杂的表述，可翻译为“我太冷了，不像俄罗斯人；我太热了，也不像爱沙尼亚人”。并提到了国民心中的刻板印象，热情冲动的俄罗斯人与冷静理性的爱沙尼亚人。

　　对大约8万名俄罗斯人来说，无国籍不仅仅是一种感觉，还是一个法律问题。获得正式的爱沙尼亚公民身份需要申请并进行语言测试，而这个测试许多人都没能通过。因此，这群人持有的不是淡紫色的爱沙尼亚欧盟护照，而是浅灰色的护照，封面上用金色浮雕字体写着爱沙尼亚语“VÄLISMAALASE PASS”，下面是翻译——“外国人护照”。持有这样护照的人，既不是爱沙尼亚公民，也不是俄罗斯公民。他们可以享受爱沙尼亚的公共服务，但必须在这里纳税，而且没有资格在全国选举中进行投票，拉脱维亚也存在着这种奇怪的情况。滞留在欧盟的俄罗斯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无国籍群体之一。

　　俄罗斯人在爱沙尼亚的生活过得很差，而且更有可能失业。即使那些有工作的人，所签订的合同也不那么可靠，在经济低迷时更容易被解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爱沙尼亚人的失业率上升至17%，俄罗斯人的失业率达到27%，而持有“外国人护照”的人失业率则超过了30%。偷走工作的技术所带来的威胁也在不断逼近，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这一群体也可能会错失国家高科技经济战略所带来的机会。俄罗斯人在很多方面都被甩在了后面，他们更容易酗酒，寿命也比爱沙尼亚人短，尤其是男性。在远离河岸边旅游景点的纳尔瓦，后街两旁是苏联时代破旧不堪的公寓楼。在塔林的老城区，那些从事非技术性或低薪工作的人都是俄罗斯人，比如出租车司机、酒店客房服务员和清洁工，以及货架堆放工。玛丽安娜·马卡洛娃指出，真正的悲剧是，在工资最低的工人中，有五六十岁的在俄罗斯读过大学的高学历女性被派到这里来管理苏联的能源设施。

　　不出所料，许多俄罗斯人似乎已经放弃了。一位友善的当地人带我来到维克-伊斯梅圆形社区中心的一个巨大池子，那里每天都聚集着一群五六十岁的男人。我的朋友说他们是“渔民”，他用手指做了个引号，还眨了眨眼睛，偷偷地指着藏在岩石下的一个袋子，里面装着大量的烈性啤酒。现在是工作日上午10点，但是许多罐子已经空了。

　　一座新的桥梁

　　从国家开始

　　对科技的押注已经有25年了，爱沙尼亚的经济展示了数字化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技术悲观主义者一定可以举出许多例子。X-Road数据交换系统现在被视为爱沙尼亚的“脊梁”，就像曾经的打谷机或珍妮机。政府服务的数字化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包括预约、旅行和排队等已经从这里的生活中消失了。研究表明，截至2014年，科技每年节省了6 400个人工，而且有持续增长的趋势。令人担忧的是，这将影响6 400个人的工作，该国2.5万名行政人员中超过1/4的人面临着失业的风险。作为受X-Road系统影响的核心群体，中央政府职位在2015—2018年就减少了2 450个。

　　然而，乐观主义者也很容易举出例子。中央政府职位的流失是一个更大计划的一部分。和日本一样，爱沙尼亚的劳动力趋向老龄化，除非政府找到每年削减750个人的工资的办法，否则其在劳动力中的就业份额将会上升。从这个角度看，自动化是一种需要而不是风险。在整个经济领域，几乎没有迹象表明技术会导致经济萧条。失业率仅为4.4%，而劳动力市场参与率达到72%，这是20年来最高的，远远高于美国或欧盟国家的平均水平。机器人和软件似乎也没有影响到爱沙尼亚人的平均工资，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的工资近年来上涨了4%。2018年的一项官方研究显示，这里对护士、教师、计算机程序员以及公交车、卡车司机的需求很大。从提供的总体数据概况来看，事情似乎进展得很顺利。

　　作为发明家和《猎脑》节目的冠军的雷特·兰德认为，爱沙尼亚的经济复苏开始于政府。他说历届政府都采取了为发明家积极创造机会的政策。以失业救助制度为例，任何打算创业或从事发明的人，都可以在爱沙尼亚领取失业救济金，只要他们有一个明确的商业计划，并能证明他们正在朝着这方面努力。兰德说，这对他自己来说非常重要，所以他才有勇气冒险放弃他之前稳定的工作。

　　在兰德40岁出头的时候，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设计小发明上。在学习了电子设计和物理学之后，他成为大型企业的内部发明人，为通用汽车公司设计转向锁，为可再生能源企业ABB集团设计风力涡轮机，为电信公司爱立信设计电子产品。2017年初，他受邀在母校塔尔图大学的教学医院就电子传感器发表演讲。当在医院四处参观时，他注意到护士花了大量时间记录观察结果，而不是照顾病人。最常见的体温测量，每天要进行四次，而需要护理的新生儿测量的次数则更多。演讲结束时，兰德问听众如果他将这一过程自动化是否会有所帮助。听众的反应非常积极，因此他在2017年3月辞掉了工作，全身心投入到这个想法中来。他在几个月内就想出了解决方案，并将其称为“临时身份证”（TempID）。

　　雷特·兰德笑着从裤兜里拿出了这个小玩意说：“这是一项伟大的产品，我以前的大部分发明都要用拖拉机才能拉动。”“临时身份证”是一个薄薄的粉红色的圆片，在病人接受治疗时要贴在他们的皮肤上。兰德在他的手机上刷了一下圆片后，出现了一张分钟图，上面记录着他在过去四周的体温。虽然也有竞争对手，但现有的美国制造的传感器在24小时后就没电了，只能通过蓝牙传输数据，这正是医院所担心的，而“临时身份证”会直接连接到用户的手机上，电池可以续航一年。在赢得由爱沙尼亚政府赞助的《猎脑》的冠军数周后，兰德签署了向三大制药连锁企业供应这种设备的协议。

　　爱沙尼亚的数字民主有助于以间接的方式支持发明者。“临时身份证”所生成的数据（比如一个人的体温记录）是高度私人化的，但是在与临床医生共享和讨论时是非常有价值的。然而在2018年，出于对数据安全的关注，即便在与此相关的患者和临床医生之间，通过电子邮件分享患者个人信息都是非法的行为。相应地，“临时身份证”团队正在研究一个安全的渠道，可以让患者和临床医生直接进行交流。这一新途径比电子邮件更为安全，它将使用获得政府支持的“移动身份证”（Mobile-ID），这是爱沙尼亚人实体身份证的手机版本。兰德解释说：“政府渠道是我们安全渠道的基础，这反映了搭载国家的好处，对爱沙尼亚的技术开发人员来说，基础往往已经准备好了。”

　　数字化公民

　　爱沙尼亚的首席信息官西姆·西库特回忆道，数字身份证的成功带来了一个新问题。爱沙尼亚经济的改善逐渐吸引了大量外来投资，外国人也开始进入爱沙尼亚企业的董事会。身份证系统的高效率意味着许多大公司已经开始使用数字签名并通过数字化共享所有的董事会文件，但外国的董事会成员却无法提供所需的经政府验证的电子签名。爱沙尼亚的公司不得不回到过去的方式，西库特说：“公司不得不重新使用纸质文件，这很麻烦。”

　　最初的解决办法是，向在爱沙尼亚的主要外国投资者提供临时身份证，以便他们也能以数字化的方式签署董事会文件。后来，这个团队想到了一个更好的主意，如果国家向投资者开放其身份识别系统，为什么不让所有人都能使用呢？他们有一种这可能会带来益处的预感，或许新型的“电子居民”（e-Residents）最终会成为爱沙尼亚公司的客户，他们会花钱购买会计或网站设计等专业服务。因为这个想法是全新的，没有案例可以评估，所以他们又尝试了一次。西库特回忆道：“我们只是把它推了出来，看看是否有吸引力，24小时后，它的表现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某种程度上市场在告诉我们，‘去试试吧’。”今天的爱沙尼亚有来自138个国家和地区的3.5万名电子居民。他们都是政府在宣传广告中所称的，一个“新数字国家”中的成员。

　　成为爱沙尼亚的电子居民的条件很简单，在政府网站上输入一些基本信息，上传一张照片和一份护照的扫描件，支付100欧元的费用，最后选择一个要领取电子居民证的爱沙尼亚大使馆，整个过程不超过五分钟。真正的问题在于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29岁的奥特·沃特现在运营着电子居住这个项目，他表示存在各种各样的用户，有一些人只是喜欢这个主意，把获取这张卡片当作乐趣，并且将其作为一种跨境团结的象征；还有一些人则是出于商业考虑，因为电子居民可以远程开立银行账户，并被允许用欧元进行交易；另外一些人似乎是出于焦虑，以及在一个稳定的国家站稳脚跟的渴望，尽管这只是电子的。在欧盟资助的研究项目中工作的英国人一直对该计划很感兴趣，他们担心英国退出欧盟可能会对他们的资金支持造成压力，并将电子居民视为应对这种情况的保险。

　　赌注和就业

　　哈里·塔林是当地的企业家，他协助举办了《猎脑》大赛，他认为爱沙尼亚刺激创新的政策似乎正在创造就业机会。通过追踪最近五位节目中获奖者的财富情况，塔林了解到，他们在2017年上半年共计雇用了250名员工，缴纳了100万欧元的税款。近年来与《猎脑》大赛有关的初创公司已经从投资者那里筹集了超过3 000万欧元的资金，这些数字将来还会上升。当他们花掉这些资金时，供应商的收入、员工的工资和政府的税收都会增加。

　　爱沙尼亚新型公民的分类似乎也在创造就业机会，截至2017年底，海外电子居民已经在爱沙尼亚建立了近3 000家公司，这一计划有望在未来四年里使GDP提高超过3 000万欧元。沃特指出，主要的挑战不在于对电子居民证的需求，而是在于电子居民证的供给。由于电子居民证是政府的官方文件，只能从爱沙尼亚大使馆领取，而爱沙尼亚在全世界只有34个大使馆。当我见到沃特的团队时，他们正在探索与有信誉的海外组织建立伙伴关系，以确保每个国家至少有一个领取点。爱沙尼亚政府的目标看起来雄心勃勃，到2025年要吸引1 000万个电子居民。如果能达到一半，那么对经济的影响也将是巨大的。

　　从爱沙尼亚的成功中得到的经验是做出一个大胆承诺的重要性，从国家共享数据的方式到用来激励发明的失业救济金，这一承诺在整个经济体中进展顺利。核心在于X-Road系统，这是塔林政府建立的数字化基础，私营企业可以在此基础上开展服务。对时间和公共财政的节省，以及私营部门新的工作前景，都说明了为什么来自爱沙尼亚的这些想法正在迅速推广开来。一些邻国与塔林政府直接开展了合作，芬兰在2017年开始使用X-Road系统，法罗群岛和冰岛已经宣布也将使用这一系统。其他国家正在派遣官员访问爱沙尼亚以了解数字身份证、X-Road系统、网络投票和电子居民的运作方式。为了方便起见，爱沙尼亚专门设立了一个办公室——爱沙尼亚电子简报中心（e-Estonia Briefing Centre），该中心在2018年接待了800个官方代表团。

　　技术从来没有造成经济领域的大规模失业，但是引起了现有就业的巨大变化。我们可以在爱沙尼亚看到工人只是发生了流动，而不是被替代。这里许多企业的商业计划虽然会减少一些就业机会，但是同时也在创造其他工作。“智能盆栽”和“智能农场”就是很好的例子，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对人力的需求，一个成年人每周只需不到两个小时的工作时间来监督机器，就能生产出数千株植物。与此同时，这项技术正在创造就业机会，比如设计、制造、市场和销售以及提供售后服务等。与以前的技术一样，结果只是工作类型的改变，而不是工作数量的改变。莱普也阐述了自己的事例，即“智能盆栽”最近已经开始进入美国市场，在美国将近40%的食物都是在运输和储存的过程当中丢失或浪费掉的。在家里种植食物所需要的水分比在农田种植所需要的要少40倍，而且不需要用杀虫剂。在轮作制度和打谷机问世几百年后，正确的耕作显然仍可以获得巨大的收益。

　　对未来经济的一个相关担忧是，尽管工作的数量可能保持不变，但工作的质量将有所下降，机器人将从事所有有价值的工作，留给人类的只是一些枯燥和廉价的工作。爱沙尼亚对此也进行了应对，在与机器人一同工作的科技公司里，公司为拥有各种技能的人才提供了职位，这令他们看起来很开心。在离开星舰科技的路上，我参观了监督送货机器人工作的楼层。在一个大房间里，一群年轻人坐在那里观察着一排排的电脑屏幕。每一个人负责监控一个机器人。屏幕上显示着机器人通过摄像头和雷达拿起的所有东西，并且屏幕上显示出了一条路线，指示机器人下一步要到达的地方。当到达一个十字路口时，机器人会停下来等待，机器人在当前的发展阶段，必须获得作为管理者的人类的允许才能通过路口。团队监测着计划的路线，并给予机器人反馈从而对机器大脑做出改进。

　　控制室里的工作看上去就像是拿钱玩电脑游戏，虽然这相当无聊。当我走到大楼正门时，一个拥有六个轮子的机器人滑了过来，它在等待进入主接待处。因为机器人还处于“训练”阶段，除了控制室的一名监督员外，机器人还由一名看门人陪同。他看起来就像年轻的詹姆斯·邦德，20岁出头，穿着公司统一的皮制短夹克，戴着深色太阳镜。由于爱沙尼亚劳动力短缺，人们可以找到其他工作，比如，卡车和公共汽车司机。这里的工作人员虽然没有成为司机，但在教机器人开车。他们的工作包括与机器人玩游戏，以及戴着墨镜穿着酷酷的夹克在塔林走来走去。很显然，新工作比旧工作更有吸引力。

　　一种新语言

　　虽然数字技术没有消除就业，但如果技术加重了新的经济分化或扩大了现有的数字鸿沟，也可能造成破坏。作为塔林的科技中心之一，乌莱米斯特市是民族和语言断层线的标志，这些断层的存在意味着爱沙尼亚成为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试验案例。最近竣工的商业公园靠近拉斯纳麦埃地区，该地区以俄语居民为主，也是塔林过去和未来共存的一个地方。园区被重新命名为“北欧硅谷”，位于列宁国家联合工厂，这是一家国有火车制造厂，在1991年之前一直在这里运营。乌莱米斯特市有数百家科技公司，这些公司集中在苏联建造的大型仓库旁边的新办公大楼里。大型停车场里停满了员工们闪亮的新车，角落里有一个法式风格的报刊亭在出售时尚杂志，后面是一座纪念碑，上面为列宁国家联合工厂的铁路工人们写了长长的挽歌。如果你对社会中新出现的数字鸿沟感兴趣，那么在这里就能看到了。

　　乌莱米斯特市的企业雇佣记录提供了一个初步的线索，那就是虽然技术可能会导致分裂，但也可以帮助愈合它们。这里有很多俄罗斯的创新者和企业家，很多人担任着高管职务。Playtech是一家为博彩和游戏网站编写软件的公司，于1999年在爱沙尼亚成立，现在有来自17个国家或地区的5 000名员工。塔林办公室里有很多讲俄语的人——这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数百名程序员在更东部的乌克兰分部工作。另一家软件公司Parallels为Mac（苹果计算机）和PC（个人计算机）用户搭建了一座桥梁以确保他们的工作总是兼容的，公司在塔林总部有800名员工，在莫斯科还有一个分部。隔壁的软件公司Helmes在当地和白俄罗斯的明斯克雇用员工。Astrec Data是一家存储机器学习企业所需大量数据的公司，其在塔林和圣彼得堡都有服务器，公司主标志下方的标语是“连接东西方”。

　　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科技公司的工作岗位似乎对那些来自俄罗斯以及其他苏联体制下的国家或与之有关联的人们略有偏见。我问过那些领先的技术创新企业这是为什么，被边缘化的群体一定会在新行业中遭遇困境吗？部分原因在于教育，阿提·海因拉提到在苏联体制下人们非常重视数学和技术技能，他对与俄罗斯学校进行物理竞赛的场景记忆犹新。俄罗斯人以擅长计算而闻名，随着20世纪90年代科技行业的蓬勃发展，对俄罗斯人作为程序员和开发人员的需求量很大。这与今天的情况相呼应，讲俄语的爱沙尼亚家长高度重视技术教育并强调其在国内的重要性。

　　有人说关键在于沟通能力。语言在塔林是争论的主要话题，也是一个棘手的政治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这个国家的两种语言根本不相容，它们甚至不是远亲，连字母都不相同，也几乎没有共同的单词。政治问题在于这里有两种并行的学校系统，一种讲爱沙尼亚语，另一种讲俄语，这意味着孩子之间的融合相对较少。塔林的一位教授说，单一的大学体系迫使这两个群体融合，但是在课前和课后学生们还是按照语言的界限划分成两个独立的群体。按照塔林的一位发明家的说法，科技公司则是不同的，因为它们采用的是“三种国际语言”——数学、计算机代码和英语，这便彻底消除了当地的语言障碍。

　　虽然政府的教育政策——双轨制学校体系在这里依然是分裂的状态，但对创新的支持政策似乎有助于弥合分歧。哈里·塔林说近年来在国家支持的《猎脑》节目里出现了很多支俄语队伍。2017年，选手们用爱沙尼亚语、俄语和英语展示了他们的发明，在竞赛中有一支队伍来自莫斯科，他们是一群来自波罗系统公司的说俄语的爱沙尼亚人，他们在决赛中输给了雷特·兰德的“临时身份证”。（这些年轻人做过调酒师，他们发明了一种可以自动控制库存的小装置，订购补给品以确保鸡尾酒吧永远不会缺货。）与X-Road系统和电子公民一样，关于《猎脑》的新闻已经传开，塔林正在帮助摩尔多瓦政府运营一个类似的项目。纳尔瓦作为爱沙尼亚远东地区的一座讲俄语的城市，自2014年以来一直在举办TEDx（由非营利机构TED推出的演讲项目）品牌研讨会。2017年的活动主题是“无国界”，参加者包括来自爱沙尼亚、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技术发明家与科学家。

　　这并不是说爱沙尼亚在技术上的“盲目押注”消除了分歧。独立近30年后，爱沙尼亚的劳动力市场仍存在严重的种族隔离，许多行业几乎与俄罗斯人绝缘，比如法律、公共行政和艺术。这一观点得到了行业就业统计数据的支持，这些行业都偏爱爱沙尼亚本地人。2018年，不懂爱沙尼亚语的人的失业率是母语为爱沙尼亚语的人的两倍多。对于被边缘化的俄罗斯人，最近的担心是海洛因和芬太尼成瘾，以及相应的艾滋病毒感染率上升和药物过量。

　　然而，在塔林这个40%的人口讲俄语的城市，科技所起的作用还是为分裂的社会带来了希望。一个乐观的例子是，工作场所是爱沙尼亚消除前期已经存在的语言和种族派系的最好选择。在所有行业中，那些有俄罗斯和爱沙尼亚血统的人更有可能在工作中建立联系，而非在业余时间。科技行业是以数学、计算机代码和英语等“国际语言”为基础的，是相对公平的，在这一行业的俄罗斯人很多。当然，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这个工作，一般来说，只有1/10的大学生能够进入科技公司工作。但在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对人才的巨大需求尚未得到满足。与法律或公共行政领域不同，这些行业对所有人开放而无论他们的种族是什么。对一个如此分裂的国家来说，重要的是增加一个部门，在这个部门里工作是根据能力而不是种族或语言分配的。

　　打破技术变革的神话

　　期待在未来几年能听到更多关于爱沙尼亚经济模式的消息：来自塔林的思想——它对于节约成本和增加就业的承诺正在迅速推广开来。塔林电子政务学院的墙上挂着一张巨大的世界地图，上面点缀着数百个小LED（发光二极管）灯，这些灯标示的是正在与爱沙尼亚开展合作的城市。团队下一步将与尼日利亚政府在拉各斯开展一个项目，在拉各斯地区每天有2 000名新移民。这个项目通过追踪智能手机的使用情况来监测人口增长，从而对能源供应、卫生设施、交通和治安做出相应调整。

　　雷特·兰德摸着手上的“临时身份证”，说：“发明最终是关乎自由的，如果你有了新想法然后成立了公司，那么你就是决策人。”在人们的记忆中，这个国家的重要决策都是由莫斯科做出的，这意味着很多。很多人将技术视为保护和加强民主的重要途径。投票箱已经过时了，爱沙尼亚的电子民主吸引了年轻人参与投票，由于政客的资产都可以通过系统进行追踪，所以减少了贪污的可能性。正如政府的首席信息官西姆·西库特所说：“你无法去贿赂一台电脑。”

　　送货机器人的发明者阿提·海因拉表示，对许多寻求破解人工智能“圣杯”的人来说，他们的目标还包括利用计算机来加强民主制度。世界各地的团队都在竞相创造一种被称为通用人工智能（AGI）的东西。这将是一个强大的电脑化思维，它可以进行推理、规划学习内容，并以一种战略性的方式构建自己的数字大脑，而不需要人类教导它去做什么。从事这类研究的人认为通用人工智能可能有助于人类解决棘手问题，比如政治上的核裁军或经济上的贸易协议问题。

　　对技术专家来说，他们的目标不仅是功能更好的民主，而且是更加平等的经济。海因拉描绘了这样一种未来：蓝领工人急需的用品可以在网上订购，比如一盒牛奶或一把牙刷，并在回家时收到货。过去存在一种平衡，国王总是能雇得起仆人，但普通人却不能，而且这一平衡不会改变。毕竟雇用人力来运送商品则意味着要向他们支付工资，这使得送货成本无法降低，雇用一名私人快递员则意味着在一天内快递一个小包裹要花费5美元或10美元。但是阿提·海因拉说：“这太贵了！用机器人就可以了。”机器人没有工资，时间成本很低。在阿提·海因拉对未来的展望中，送货机器人成了普通人的仆人，机器人使我们成为国王。

　　神话般的海浪，想象中的暴风雨

　　对于技术很快将影响经济的预测可能会让人非常担忧。我们将在十年内看到一种新型的，专门用来代替人类劳动力的智能机器。数百万的人可以看到他们的工作将被自动化所取代，这将是一个巨大的冲击。这一点可以用科技“巨浪”的冲击和自动化的“完美风暴”来阐述。庞大的数字和充满灾难的词语描绘了一幅可怕的图景：当自动化袭来时将是突然的，会造成广泛的破坏而且完全不受我们控制。

　　我在爱沙尼亚的旅行，以及本书中我与生活在其他极端经济体中的人们对于压力的讨论，使我确信以这种方式讲述科技故事是在以错误的方式看待挑战和风险。首先是时机问题。在塔林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想法——将耕种转移到食用这些食物的人们家中，是有些激进的，但可能会带来巨大的环境效益。与此同时，作为数百年前的播种机和打谷机的直接后裔，马蒂亚斯·莱普发明的“智能农场”是另一个农业机器。自动化机器在工业上的应用已经有几个世纪的历史了，而目前的技术、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也已经有70年历史了。技术的发明、传播和应用是缓慢的，而不是突然的。几个世纪以来，技术一直在改变着人类工作的方式。自动化机器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工作场所的技术化是未来的趋势，我们对它的熟悉程度甚至超过了我们对它的理解。

　　精通科技的爱沙尼亚以其独特的方式提醒着我们可能存在技术压力的那些地方。一项工作或工作中一项重要任务的自动化改变了人类的职责，随之而来的是角色性质及其社会地位的变化。从历史中得到的教训是，技术并不会造成大规模的失业，而是引起了工作质量的改变，不管是农业、制造业，还是服务业，在处于技术前沿的爱沙尼亚，历史正在重演。根据本书前几部分的警示，这种经济冲击是很重要的，是对人们的角色、责任和地位的冲击。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解释，满足这些更高需求的成本可能与自然灾害对经济造成的原始破坏一样高。即使在经济增长强劲、劳动力短缺的国家，经济波动、工作变化也会带来破坏。

　　对于那些决心打破过去做事方式的技术专家来说，这是一个盲点。穿过讲俄语的塔林郊区以及欧盟东部边境的全俄语城市纳尔瓦，你会清楚地意识到被新的经济范式甩在后面意味着什么。尽管有大量证据表明，技术正在吸引高技能的俄罗斯年轻人，但在25年“盲目押注”的技术驱动型增长模式下，仍然有许多人被甩在了后面，人工智能将以某种方式解决所有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假设令人感到不安。爱沙尼亚是一个公民可以在地球上任何地方进行投票的国家，并且只需要100欧元和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向外国人出售电子居住权。然而，这个世界上第一个民主数字化的国家，也是一个8万人没有国籍的地方。那些持有灰色“外国人护照”的俄罗斯人是纳税人，但他们不能投票，这种处境从根本上违反了民主。即使最快、最强大的人工智能，也无法解决这类问题。

　　爱沙尼亚打破了技术变革的最后一个神话，即技术变革来自某种无法控制的外部力量。在塔林，技术并不是来自一个派出机器人大军来吞噬我们工作的默默无闻的公司。相反，这是政府主导产业战略的产物，旨在解决预算紧张、劳动力短缺的根本问题。人们最感兴趣的许多自动化机器被用于劳动力短缺行业而非过剩的行业，比如从农业和水果采摘到配送与护理。以谨慎的方式面对未来意味着要认真对待自动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威胁，那就是失业率可能会飙升。但是，技术确实可以解决今天已经发生，以及我们可以肯定还将继续发生的许多问题，机器人可以帮助应对老龄化经济、环境恶化和国家预算短缺等挑战。谨慎也意味着要认真对待这样一种观念，即我们的自动化速度可能还不够快。 中信出版2020年度好书-经济管理（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