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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圣地亚哥：经济奇迹之后的极度不平等

　　最大的错误之一，是根据政策和计划的意图而不是结果来评判它们。

　　——米尔顿·弗里德曼，1975年

　　繁荣的经济

　　山顶和底层的建筑群

　　若想欣赏圣地亚哥的景色，那么十八山附近是独一无二的。十八山在当地常被写成“Cerro-18”，它地处一个小郊区，看起来像里约热内卢周边山上著名的贫民窟。沿着这座陡峭的山向上是临时搭建的五颜六色的房屋，看上去仿佛是一个接一个地堆叠在一起的。往返于山坡上的居民点和市中心的公共汽车停在了半山腰，向上还有一段需要攀登的狭窄楼梯，蜿蜒盘旋在民居之间。攀登令人感到筋疲力尽，但也非常值得，因为你可以看到铁皮小屋如何融入邻近的拉德赫干净的方形街区。拉德赫是为新富阶层建造的郊区，再往前走就是维塔库拉和拉斯孔德斯绿树成荫的花园，这也是智利老牌精英阶层在城市的住所。作为坐落在财富中心的棚户区，“Cerro-18”为这个世界上经济最不平等的发达国家的首都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这些山坡上的居民区并不是贫民窟。屋顶是铁皮的，但墙壁通常是砖做的，有些房屋很大，令人印象深刻。这些房屋因为建在丘陵地带而无法进行商业开发，所以每座住宅都是独一无二的，挤占了闲置的空间。建筑物在山顶上消失了，让位给一个被用作足球场的废弃场地，几个当地人还在上面建了一个临时车库，在那里对一辆不起眼的雷诺克里奥汽车进行了升级，为其加上了闪亮的轮圈和粗大的排气管。山的另一侧太陡了，不适合修建房屋、踢足球或改装汽车，所以这里只有灌木和碎石，43岁的失业建筑工人克里斯蒂安·阿拉韦哈拉手里拿着一个粉红色的麻袋在这里走着。

　　阿拉韦哈拉先生靠捡易拉罐为生，十八山的山顶是个再适合不过的地方了。除了进行汽车保养和球类运动外，当地人还用这个地方倾倒垃圾，所以有很多垃圾可以捡拾。圣地亚哥最富裕地区的优美景色吸引了点篝火和喝酒的青少年，阿拉韦哈拉时常到这里散步，这次他中了一个小彩头——一个装着五六个空啤酒罐的蓝色塑料袋。他用脚将罐子踩扁并放进麻袋里，他说每千克易拉罐可以卖300比索（约合45美分），他计划今天收集6千克，这足够买一些食物了，而且足够支付一次公交车费用去看望他在普罗维登西亚医院的年迈母亲，医院位于离这里45分钟车程的郊区。他稳步走着，麻袋也快装满了，此时正值中午，气温高达31摄氏度，而且还在继续上升。每个易拉罐只有15克重，所以他需要收集400个才能完成他今天的目标。天气酷热难耐，他的指甲脱落了，指尖也肿得厉害。

　　正如秋田和塔林一样，圣地亚哥也是一个极端的经济体，它为未来打开了一扇窗户。到目前为止，圣地亚哥是智利最大的经济中心：人口规模达到520万人，占智利总人口的1/3，是第二大城市（安托法加斯塔）的10倍，圣地亚哥的经济产出几乎占到了智利的一半。20世纪70年代的智利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只有阿根廷的一半。而如今智利人均国民收入已接近1.4万美元，是拉丁美洲最高的国家，与希腊和葡萄牙相差不远。智利因其在经济增长方面杰出的表现，在2010年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是南美第洲一个正式从“新兴经济体”走向“发达经济体”的国家。随之而来的经济快速增长和贫困的消除，意味着智利被视为“经济奇迹”，有影响力的国际机构更是将其奉为发展的典范，要求其他国家复制“智利模式”。

　　智利经济奇迹般的增长导致了极端不平等，这只是成功故事中的一段小插曲。智利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最年轻、表现最好的成员，也是发达国家俱乐部中最不平等的经济体，国民收入存在巨大的差距。衡量不平等程度的一个通用指标是收入最高的10%的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智利的这一数字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30%上升至20世纪90年代末的近50%（见图9.1）。此后，这一比例又小幅上升，这意味着剩余90%的智利人，享有的国民收入不到总量的一半。

　　图9.1 智利收入前10%的人的收入份额

　　资料来源：世界不平等数据库(2018)。

　　如今，圣地亚哥所走的道路正在成为最受欢迎的发展道路——快速增长伴随着不平等的急速加剧。智利的不平等程度也迅速成为全球常态。印度和中国的人口加起来占世界总人口的1/3以上，在过去的30年里，随着经济快速的增长，这两个国家的不平等程度都有所加剧。从邻国秘鲁的利马，到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再到马来西亚的吉隆坡，这些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城市，正在成为地球上最不平等的地方。未来经济会像秋田那样老龄化，像塔林那样数字化，以及像圣地亚哥那样不平等。

　　我在圣地亚哥见过城市收入水平最高和最低的人群，以及这一极端经济模式下富有争议的政策制定者。智利的经济模式得到了赞扬，其他国家竞相效仿，于是我想了解智利的普通民众对国家发展的看法：如果经济增长能消除贫困，那么不平等真的重要吗？如果确实重要，那么就像秋田和塔林一样，在这个全球趋势的最前沿，是否存在乐观的理由、后退的迹象、合作与韧性？

　　芝加哥经济学派

　　芝加哥男孩的崛起

　　罗尔夫·卢德斯说：“当时我们认为不平等最终会消失。”他坐在拉斯孔德斯的公寓里，回想着20世纪70年代初的事情，而这些事情至今仍在智利重复着。圣地亚哥有32个区，拉斯孔德斯是其中最豪华的一个，马路对面是一个独家高尔夫俱乐部，埃尔高尔夫地铁站附近街道两旁是大使馆，草坪郁郁葱葱。现年83岁的卢德斯先生穿着一件开领衬衫和一件简单的灰色羊毛衫，他这几年来看上去越来越像一个学者，他座位周围都是早年国际旅行时带回来的精美艺术品、小雕像和地毯。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年轻的卢德斯掌管着智利的经济大权，同时掌管着财政部和经济部。他也是负责这项独特经济实验的小组成员之一。

　　智利的实验源于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3年就职演说中提出的一项政策。美国总统描述了他对战争的憎恨，并承诺他的国家将保持中立，不再试图军事干预美洲大陆的邻国事务。从此之后，美国对邻国施加影响的尝试变得更加温和与微妙。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国际合作社联盟（ICA）开始向拉丁美洲国家提供资金，与它们分享技术熟练的专家和训练有素的人员，这一政策被称为“技术援助”。国际合作社联盟的资助意味着美国专家参与了整个大洲的项目，从帮助厄瓜多尔香蕉种植者使用新杀虫剂的试验，到帮助萨尔瓦多改善卫生条件的举措，以及数百个其他项目，其中包括秘鲁的大豆种植、洪都拉斯的治安管理、危地马拉的教师培训等。

　　另一个项目旨在提高智利大学的教学质量。作为该项目的一部分，1955年，芝加哥大学与智利天主教大学签署了一项由国际合作社联盟赞助的技术援助协议。按照项目计划，智利的博士研究生将去芝加哥学习两年经济学，之后回到圣地亚哥任教。这种学生交流有助于提高智利的经济学水平，并有助于智利的老师和学生远离除资本主义以外的其他意识形态。最终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这些温和的目标，在智利被普遍称为“芝加哥男孩”的那些交换生，最终完全控制了这个国家的经济。

　　米尔顿和阿利托

　　20世纪50年代，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混合教学模式在智利学生来之前就已经闻名遐迩了，这一体系有着自己的方法、态度和兴趣，因此有别于其他地方的思维。由于在方法论上非常严谨，并致力于用数据来检验理论，芝加哥经济学派得出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论断。他们的分析使他们相信，市场是分配稀缺资源的一种方式，并对政客和国家保持了警惕。芝加哥经济学派认为，花掉一美元的最佳人选是挣得这一美元的人，而国家的支出来自榨干工人口袋和企业家钱袋所得的税收，因此，芝加哥经济学派认为，政府应该是小规模的，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也应该是受到限制的。

　　芝加哥经济学派有两位学者对交换生和智利产生了卓越的影响。其中之一是米尔顿·弗里德曼，20世纪50年代中期，40多岁的弗里德曼10年来一直是经济系的领军人物。所有的智利交换生都上过他的课，他很受人尊敬和喜欢，但也很冷漠可怕。弗里德曼是卢德斯的论文导师，在卢德斯的印象中，弗里德曼的授课内容非常清晰，他通常会用简单的日常故事来讲解复杂的理论。另一位有影响力的人物是阿诺德·哈伯格，他和弗里德曼一样对实际的经济问题——从对垄断的监管到对公司的征税——感兴趣。哈伯格后来被称为“阿利托”，也是“芝加哥男孩”的日常顾问、养父和酒友。

　　第一批芝加哥交换生于1958年返回圣地亚哥。这些回来的交换生满脑子都是想法和计划，在最初的几年里，他们因设置了高难度的考题而出名，但智利的同事和学生却无法达到他们在美国所学到的严格标准。随着时间的推移，“芝加哥男孩”的人数开始增加，大多数人回到学术界和智库工作。就像其所宣称的目标一样，教育交流开始取得成效，圣地亚哥的经济学现在变得更加严谨。但这都是学术界的事，在超过15年的时间里，“芝加哥男孩”对智利民众的现实影响几乎为零。

　　第一次试验

　　20世纪70年代初，智利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62岁的左翼社会党领导人萨尔瓦多·阿连德以微弱的优势当选智利总统。在某种程度上，阿连德认为自己延续了智利的自由主义传统，在1972年联合国的一次演讲中，他承诺智利将会是一个“对文化、宗教和意识形态无限包容”的国家。他还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承诺出台有助于改善蓝领工人和农民生活的经济政策。为了实现依靠自由市场无法实现的公平，国家需要采取干预措施，比如将工业国有化，并将农田“集体化”。

　　阿连德兑现了这一宣言。他在当选后不久，就将两家美国的铜矿以及智利电话公司的资产无偿收归国有。政府接管了金融系统，在1971年底收购了所有的外资银行，并控制了90%的国内信贷供给。在20世纪30年代，被遗忘已久的法律漏洞被用来迫使企业家出售他们的公司，最终政府直接控制了40%的产业。任何超过80公顷的农场都可以由政府按其选择的价格进行收购，超过5 800个大型庄园的1 000万公顷的农场（约占智利农田面积的60%）都是以这种方式被征用的。阿连德提高了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的最低工资标准，控制了物价，通过国家的观察员——供应和价格委员会来确保没有任何商店偏离政府设定的价格。

　　政府对企业、市场、价格和产出的控制，都与“芝加哥男孩”接受的教育背道而驰。这些政策最初在智利是非常成功的，而且很受欢迎。政府启动了一个庞大的房屋建设项目，导致政府开支增加了1/3。1971年智利经济的增长率从3.6%跃升至8%，这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表现最好的一年。由于价格控制降低了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大幅下降，同时，工人的购买力在一年内提高了22%。智利的增长型经济也更加公平，低收入工人强制性工资的涨幅为56%，高于智利专业人士23%的涨幅（依然是慷慨的）。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差距在缩小，收入不平等也在减轻。仅仅一年，阿连德的承诺似乎正在奏效。

　　但这种经济方式所取得的成功，应该用几十年而不是几年来衡量，阿连德所带来的短期经济繁荣带有人为的色彩，也是不可持续的。房屋建筑和公共部门的疯狂支出，意味着财政赤字从1970年的3%飙升至1973年的30%以上。由于无力支付飞涨的工资，企业开始减产，而罢工则意味着许多工厂停产。经济开始萎缩，失业率也在上升，阿连德遭遇了与20世纪70年代金沙萨蒙博托的经济计划一样的结局——在全球冲击下化为泡影，国际铜价的暴跌导致智利出口收入减少，通货膨胀率一直居高不下（每年25%左右是正常的），随着央行印发钞票支持阿连德政府的支出，1972年通货膨胀率上升至250%，1973年升至650%以上。由于物价上涨快于工资增长，智利工人的购买力在1973年下降了近40%。随着非法商贩在黑市上出售商品，非正规经济开始兴起，政府因此宣布了一项禁止销售30种主要食品的计划。油、米、糖、肉等将完全退出市场经济，由政府根据家庭需要直接提供，而不是根据收入来提供。

　　由于物价上涨的速度远快于工资增长的速度，智利人变得越来越穷。政府承诺提供的大米和石油几乎没有缓解工人的担忧，1973年初发生了一场大罢工。与此同时，一场有组织的报纸运动批评了阿连德和他的经济政策。解密文件显示，部分资金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智利的动乱开始加剧，6月发生了一场未遂的政变，军队用坦克包围了总统官邸摩德纳。虽然这个计划失败了，但智利空军于1973年9月11日轰炸了总统府，军队冲进了官邸。萨尔瓦多·阿连德用一把AK-47机关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把枪是菲德尔·卡斯特罗送给他的礼物。就在同一天，军队首脑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领导的军政府开始掌权。至此，智利短暂的经济试验结束了，一个极端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即将开始，这一阶段将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和严重的收入不平等。

　　在城市里露营

　　位于圣地亚哥最南端的圣贝尔纳多社区是该市最贫穷的地区之一。每逢星期日，在中心广场附近一个10米宽、500米长的巨大篷盖下，通常会有一个巨大的集市。这种结构打造出了一个露天的购物街，为小摊贩和购物者提供了受欢迎的荫凉之处。圣诞节前的购物季恰逢南半球的炎热时节，圣诞主题的红色三角旗在微风中飘扬，当地人正在检查平安夜的农产品，有庞大的西瓜、鼓起的红辣椒和巨型的大蒜球茎。

　　一离开市场的阴凉处，便是当头的烈日，一位名为安杰拉·席尔瓦的卖水小贩给我提供了遮阳伞下面的一个座位。我感叹着这些摊位和中心广场是多么令人愉快。她回答说：“这和我生活的地方完全不同，到我们的市场去，你就会看到了。”安杰拉·席尔瓦说，在她周围的人们都住在“asinado”，她用手势翻译，这个词的意思是她和邻居一个个挨着。来自中档市场的购物者穿着仿制的拉夫·劳伦马球衫从安杰拉身边走过，跟她开玩笑说她应该在酷热难耐的天气里出售冰镇朗姆酒。

　　圣贝尔纳多的另一个市场叫洛布兰科，它的名字源自所在的街道。这里没有公共基础设施可以帮助摊贩和购物者，最好的摊位的顶棚是用蓝色防水帆布做的，但许多摊位都很简陋，仅有一个摆满商品和货物的桌子，临时用一把雨伞当作遮阳伞来使用。在市场的边缘，非法商贩挤在一起，他们把商品摆放在台球桌大小的矩形塑料布上出售。这些商贩的商业模式与金沙萨的“盗版市场”一样，我注意到有些塑料布的角落系着长长的绳子，如果想快速逃跑，商贩可以把这些绳子拉起来，立马就形成了一个袋子。商贩在圣地亚哥市中心销售香烟和苹果手机充电器，生意很好，但在洛布兰科的非法商贩又老又瘦，看上去非常贫穷。没人对他们落满灰尘的旧衣服、坏掉的塑料玩具或者早就废弃的笨重的2G（第二代手机通信技术规格）手机充电器感兴趣。在洛布兰科，许多非法商贩的塑料布上并没有系上任何的细绳，因为这里没有警察，也没有人想惹麻烦去检查他们。

　　洛布兰科令人感到些许不安。当我们走进去时，当地人会警告我们小心盗窃。但是这里的人很友好，许多海地夫妇身穿漂亮的礼拜服散步，与偶遇的朋友聊天（近年来，遭受灾难的海地人移居到智利的人数在不断增加，许多新过来的移民在建筑行业工作）。在市场的边缘，48岁的杰西卡·维勒经营着一家小店，在夏季即将到来之时，她的店里出售袜子、内衣和迪士尼主题的儿童游泳毛巾。

　　杰西卡回忆起1979年随父母一起从智利的乡村搬到圣地亚哥的情景，他们来到了邻郊的埃尔博斯克，当时她只有9岁。他们的家是一个营地——一种伴随着智利快速城市化而兴起的临时帐篷。她说：“露营的现实是我们又冷又饿。”这些住宅都是非正式的（用防水帆布覆盖在木棍做的框架上，用绳子和石头将其固定在适当的位置），一家人不得不经常搬家。后来随着居民对他们的临时住所进行投资，杰西卡一家居住的营地被重新称为“社区”（一个可以永久居住的更正式的地方，类似棚户区或贫民窟），尽管这花了十年的时间，但这些房子仍然很不结实，而且里面非常寒冷。

　　杰西卡说，从那以后事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为在帐篷和摇摇欲坠的棚屋中长大，住房成为她衡量经济成功的主要标准。她说：“现在我有房子了，我妈妈也有房子了。”2004年她买了一小块上面已经建好了住宅的土地。就在我们谈话的时候，一位浑身沾满了建筑工地混凝土的年轻海地移民，走过来看她出售的拳击短裤。与新来到圣地亚哥的人相比，杰西卡看起来既成熟又舒适，她穿着一件深紫色的上衣，上面缀满了亮片，戴着杰姬·奥纳西斯风格的太阳镜和钻石耳环。她说：“我们很幸运来到了智利。”

　　这些摆脱贫困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故事正是使智利取得显著发展的缔造者们所缔造的遗产。所有这一切都归因于一个计划——由受过芝加哥经济学派教育的智利年青一代经济学家所设计的激进的新蓝图。

　　支配自由市场

　　军事政变后，皮诺切特发出警告，说他有一个“强大的拳头”，任何走出国门的智利人都会受到军事司法审判。媒体立即就遭到了审查，报纸、电视台或广播电台发布的任何消息都需要军方的批准。后来出台了一个名为“沉默行动”的法律规定，只有《信使报》（El Mercurio）和《第三日报》（La Tercera）两家报纸可以出版发行，至少有11家左翼的报纸、杂志和广播电台被关闭。持有异议是很危险的，因为皮诺切特和他的下属很快就会拘留和折磨他们的批评者。在皮诺切特17年的独裁统治期间，大约有4万智利人遭受着从监禁到酷刑的人权侵犯，至少3 200人死亡。在圣地亚哥的中央墓地，一块灰色巨石上刻着他们的名字：一边是已经发现尸体的，另一边是仍下落不明的，中间是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名字。

　　在经济问题上，皮诺切特采取了不同的策略。这位独裁者对经济一无所知，但他并没有像军事训练那样对智利的市场进行细致的控制和规划，皮诺切特更倾向于“芝加哥男孩”和他们的自由市场理念。自1970年选举以来，对智利经济失败感到失望的“芝加哥男孩”一直在为右翼候选人做政策简报，当阿连德政府开始令人失望时，他们继续致力于绘制可替代的蓝图。1973年，“芝加哥男孩”的计划已经写成了200页厚的大部头，由于过厚，该计划书被称为“砖头”。这些人把计划书交给了皮诺切特，他决定全盘采用。起初这些人只是扮演顾问的角色，但在1975年塞尔吉奥·卡斯特罗被任命为经济部长，卡斯特罗是首批接受国际合作社联盟交流计划的智利人之一。在18个月的时间里，“芝加哥男孩”从学术上的死气沉沉一跃成为独裁者的经济学家，几乎完全控制了智利的经济。

　　计划书诊断出了智利的许多问题，包括通货膨胀、经济波动和贫困，但最主要的讨论是关于夸张的国家主义——臃肿的政府的。降低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则意味着取消阿连德政府所做的一切。以私营企业的所有权为例，阿连德政府将工业国有化，1970—1973年国有企业的数量从46家增加至300家。到1980年，由于“芝加哥男孩”推行私有化计划，这一数字已降至24家。金融系统也出现了同样的模式，智利国有化银行被出售给私人买家，国际贷款机构允许重新进入，之前的利率规则被废除了，允许银行自由设定条款。政府开始削减开支，主要对基础设施、住房、教育和社会保障方面的预算进行了大幅削减。20世纪80年代，唯一受芝加哥经济学派教育的经济学家里卡多·弗伦奇-戴维斯对该项目持批评态度，他称其为全球“极端市场经济模式最杰出的案例”。

　　最初的成效喜忧参半。智利取消了香烟和鸡肉等商品的配额，开放了贸易的大门，将进口税从90%降到了10%，这样一来，来自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商品就突然变得买得起了，消费者的选择范围也扩大了（相机进口增加了200%，收音机进口增加了870%，电视机进口增加了9 000%）。然而增长要比预期差得多：经济增长略低于3%，虽然好于阿连德执政时期，但仍低于该国的长期平均水平。

　　芝加哥经济学派的第一个十年以一场严重的衰退而告终。1982年，一场金融危机席卷了拉丁美洲，由这些超级明星经济学家管辖的智利，表现最差。产能下降了14%，制造业萎缩了1/4，失业率上升至27%。尽管经济衰退，但当年物价仍上涨了20%以上，经过通货膨胀调整后的工资完全回到了1973年的水平。由于找不到工作和住房，许多搬到圣地亚哥找工作的智利人，只能住在首都郊区的临时帐篷里——就像杰西卡一家住的那种。

　　芝加哥经济学派的第一个十年的经济低迷和最后经济的崩盘皆归因于一个国家开放国际贸易和金融的初期阵痛，而“芝加哥男孩”没有因此受到困扰而继续向前推进。养老金制度、教育、医疗卫生和保障性住房等领域，都经历了分权、减少政府控制和私有化。最终智利的经济开始繁荣起来，1985—1997年的年均增长率为7%。如此快速的经济扩张会加剧通货膨胀，但智利物价上涨的幅度很小而且很稳定。智利之前在投资和出口率上是落后于其他南美洲国家的，但现在却成为南美洲最好的国家。像秘鲁和厄瓜多尔这样长期以来在经济上与智利具有可比性的邻国，却被甩在了后面。阿根廷，一个历史上非常富裕的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时的收入几乎是智利的两倍，但到了1996年，圣地亚哥超过了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

　　智利的经济奇迹

　　计划书的前几页就明确阐述了这一目标：“这个项目包括保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高速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措施。”这个建立在增长颂歌上的国家开始赢得国际赞誉。早在1982年，米尔顿·弗里德曼在《新闻周刊》上撰文称：“智利是一个经济奇迹。”尽管当年经济发生了崩溃，但随之而来的显著增长则意味着这一赞誉保持住了。到20世纪90年代末，智利已经成为驻华盛顿特区和日内瓦的国际官僚的宠儿，这些国际官僚为各国的增长、发展和贸易提供建议。他们还为庆祝智利的腾飞举办了一场会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智利正处于经济发展的“最后冲刺阶段”；世界贸易组织称，自由贸易使智利成为“最具韧性的国家之一”；世界银行出版了一本450页的书来介绍这个“先驱”国家，并建议其他国家效仿智利的“可复制经验”。

　　“芝加哥男孩”认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在于提高了最贫困人口的收入，降低了贫困率。智利在这方面确实如此，1987年的官方数据显示，有45%的智利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这意味着他们的收入低于满足食物、衣服和住所等基本需求所需的收入水平），17%的智利人被记录为贫困人口（这意味着他们买不起食物）。到2000年，生活在贫困中的人口比例已降至20%，被记录为贫困人口的比例也降至6%。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年份，贫困人口的减少是最多的，而在经济萧条的年份却是最少的。国家统计数据上的这些改善反映了人们生活的真实改变。当被问及经济增长的好处时，市场上的一名摊主说：“孩子们过去常常赤脚跑来跑去。现在他们有鞋穿了。”

　　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收入不平等的加剧这一事实虽被认为是一个障碍，但并不是根本性的问题。来自绿树成荫的拉斯孔德斯的罗尔夫·卢德斯说：“相对收入和绝对收入是关键问题。”智利的那些“奇迹”年份表明，随着一国经济日益富裕，这些对收入不平等的争论至关重要的措施可能会产生相反的效果。1973—1980年，智利最贫穷的那10%的人群的收入增加了，所以从“绝对”意义上看，他们的生活更富裕了，这就解释了贫困人口数量为何显著下降。但同一时期，高收入增长得更快，收入最高的10%的人群的工资在此期间从智利平均收入水平的7倍飙升至将近35倍。智利的“馅饼”现在变得更大了，但是除了最富有的10%的人群以外，其余每个人所分得的却减少了。从“相对”意义上看，低收入的人群的情况变得更糟了。

　　对“芝加哥男孩”来说，贫困人口减少的事实证明了他们提出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有效的。圣地亚哥曾经是一个贫困区域的孩子们赤着脚奔跑、许多家庭住在帐篷里的城市，后来它变成了一个孩子们有鞋穿、人们住在房子里的城市。与此相对的是，收入不平等加剧的代价在他们看来是值得付出的。虽然他们对收入不平等的看法可能有些严苛，但芝加哥经济学派有另一项他们认为可以帮助底层人民的伟大计划。作为受芝加哥经济学派思想启发的蓝图，计划书包含了很多关于确保机会平等的措施将如何释放智利“内在潜力”的讨论。

　　实现这一目标的策略是，在教育政策方面进行彻底的改革，这意味着获得学位变得更加容易。这种想法认为，高等教育的好处主要是针对毕业生的，因此不应该再由国家资助。相反，助学贷款应该更加慷慨，这样来自贫困家庭的年轻人就可以自己负担学业。由于天才是均匀地分布在整个社会的，所以增加贫困人口受教育的机会将有助于利用智利的潜在人力资本。这将是公平的，也会促进增长。大学管理部门被认为是过时和低效的，芝加哥经济学派建议中央政府把控制权下放给地方政客和大学本身。皮诺切特适时地给予地方立法者这些新的自由，并解除了对该部门的管制。

　　这样带来的结果是教育的繁荣。20世纪70年代，智利有8所大学，全部由政府资助。1990年，智利已经有60所大学，其中2/3是私立的，另外还有近250所专业技术学院。接受高等教育的智利人是原来的两倍多，在十年之内从12万人增长至近25万人。高等教育不再是免费的，但提供的课程变得更加多样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获得了学位。这种更多大学和更多学生的模式仍在继续，这似乎暗示着早在1973年蓝图中提出的机会平等目标已经被实现了。

　　如今，这些曾经在芝加哥受过教育的经济学家已经年过八旬了，他们仍然认为自己的体系是完整、连贯和公平的。智利采用了他们的以市场为导向的蓝图后迅速发展起来，贫困率的下降以及更多的大学入学机会都意味着教育机会的增加。尽管受到世界银行等机构的赞扬，但在今天的圣地亚哥，“芝加哥男孩”的经济发展模式仍然成为定期示威游行的主题。“芝加哥男孩”对此感到困惑，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的工作不被认可。卢德斯表示，他不理解这些抗议：“这一定是出于嫉妒。”对于2011年的抗议活动，他们的导师阿诺德·哈伯格也感到困惑：“这是南美洲最好的经济体，但是人们却不欣赏它。”对于这些人来说，智利现代化的任务已经完成，他们不明白人们在抱怨什么。

　　隐匿的城市阶级

　　圣哈顿景观

　　智利标志性的高档建筑是一座64层的塔楼——圣地亚哥科斯塔内拉塔。该塔高300米，同时也是拉丁美洲最高的建筑，让这座城市里的相对低矮的其他建筑相形见绌。科斯塔内拉塔一个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它的购物中心，这是南美最大的有六层的购物中心，它像磁石一样吸引了该地区梦寐以求的中产阶级（这个地方很受现金充裕的巴西游客的欢迎，商品说明都是同时用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标出的）。当傍晚温和的灯光映照在它闪闪发光的蓝绿色玻璃上时，这座塔楼看起来就像纽约的天际线一样闪耀，拉斯孔德斯也因此赢得了“圣哈顿”的称号。塔楼的高度意味着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城市的任何地方，以及无论你住在圣地亚哥的哪个地方，都可以看到这座塔楼。

　　向南12公里的新14区是一个非常不同的社区，这里没有坑纹混凝土、钢铁或玻璃，只有带有波纹铁皮屋顶的廉价建筑。对于这里的一些人来说，住房是基本的需求。40个家庭定居在一片废墟上，这里已经变成非正规的垃圾场，当地人都把垃圾倾倒在这里。居住在这里的人把这个地方改造成了一个小村庄，在一个用作社区大厅和厨房食堂的中央建筑周围搭建了临时住所，所有的家庭共用一台冰箱和煤气炉。

　　居民共同生活，社区大厅的墙壁上贴着各种重要的清单。一个是每日负责晚上守夜的值班表，上面写有名字和日期（这些家庭说他们要防止试图闯入的毒贩和瘾君子）。还有一份更长的清单——债务分类账簿，上面记录着以智利比索为单位的借据和非正规互换，以及食物和家务劳动交易的欠条。大厅外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和淋浴间，由所有家庭共用。公共浴室旁边有一堆垃圾，大概有2.5米高。远处的科斯塔内拉塔就像一块闪闪发光的铂锭。

　　无论是回收的还是借来的，这里的一切都是放在一起的。这种临时的生活方式，加上共享的公共空间以及家务的轮值，都使这个社区有了一种新时代嬉皮营地的感觉。但是新14区垃圾场的人并不是寻求一种新的离网生活方式的经济局外人，这里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在工作——在拉斯孔德斯和维塔库拉等富裕地区做着全职的工作。

　　圣地亚哥的新中产阶级

　　24岁的梅莉萨·内拉说：“我们之所以住在这里，是因为离工作地点近。”圣地亚哥是一个不断扩张的通勤城市，乘坐公交车去中央地区上班大约需要90分钟（新14区的名字取自多年前建立的一条新巴士路线的第14站）。梅莉萨说，智利确实有国家补贴的住房，但这些住房都位于城市的边缘地带，人们无法乘坐交通工具上班。当人们下班回来时，大厅里已经坐满了人，其他居民都表示同意她的说法。她说：“我们太有钱了，以至于国家根本不给我们补贴。我们被认为是中产阶层，而不是穷人。”他们接着都笑了。

　　塞尔吉奥·穆尼奥斯是一名胖乎乎的曼联球迷，我们在垃圾场见面时，他告诉我他43岁，他的妻子伯莎咯咯笑着说：“你44岁了，塞尔吉奥！”他在市中心的一家小商店做电工，每月收入40万比索（约600美元）。扣除纳税、养老金、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这意味着塞尔吉奥每月能挣到32万比索。伯莎在一个高档郊区做园丁。当我问她工资的时候，她看了看其他女人，她们都笑着喊：“最低工资！”（2018年智利的最低工资是25万比索。）这种模式在这里的夫妇中很常见。埃内尔·戈麦斯是一名回收铝制品和玻璃制品的工人，他穿着一件平克·弗洛伊德的T恤，每月的收入是42万比索，而他的妻子玛格丽特是一家沙龙的造型师助理，和伯莎一样，她的工资也是最低的。这里的夫妻每月共同收入大约在70万比索。

　　智利家庭贫困线是每月60万比索，所以塞尔吉奥、伯莎和这里所有其他夫妇的收入都在贫困线之上，按照官方的说法，他们并不贫穷。然而，他们的收入是圣地亚哥不平等的一个鲜明的例子。如果平均分配智利的国民收入，那么每个家庭将得到280万比索，是垃圾场居民收入的四倍。尽管这里的家庭采取公社化模式购买物品，但他们却很少提及自己的全职工作。这个社区既没有电也没有燃气，社区大厅里仅有的几个电灯泡和一个冰箱，是通过一条延伸到营地外围长长的橙色电缆线非法连接起来的。纸板房很小（大多数只有6平方米，而且没有窗户），院落的三面墙都是固定的，第四面墙是一堆垃圾。扎塔里难民在约旦沙漠建造的房子都要比这里的好。

　　生活在紧张预算下的高昂代价

　　在垃圾场社区与我交谈的10名成年人中，没有一个人抱怨城市富裕社区居民的工资高得不公平。令人惊讶的是，他们也没有要求更高的薪酬。尽管许多人（包括所有女性在内）都拿着最低工资，但没有人相信提高国家基准工资水平是解决办法。梅莉萨说：“那样做没有好处。将会发生的事情是我们的成本（食品和乘车的费用）也要增加同样多的钱。”他们对于价格感到更加愤怒。玛格丽特说：“在这一带我们很穷，但是我们付的价格很高，而在拉斯孔德斯的商店里，价格却要低一些。”她谈论的都是食品、简单的家居用品这类主要物品，她抱怨的是富人生活会更便宜，而穷人则要支付更多。圣地亚哥的一系列经济问题表明她是对的。

　　圣地亚哥的低收入者过着勉强糊口的生活，赚的钱都花光了，通常还会多花一点儿。塞尔吉奥说由于缺乏正规的信贷服务，他们经常在当地的商店以赊购的方式承担非正规的债务，并在月底拿到工资时结清欠款。他们认为这将额外多支付约20%的价格。在智利赊购很常见，现任总统塞瓦斯蒂安·皮涅拉因引入了信用卡业务而发家致富。近年来信用卡债务激增，但在新14区还没有出现这种信贷形式。虽然圣地亚哥有很多大型商店和超市，但由于这里的人靠工资过活，所以他们无法进行大量购买。在当地最贫困地区的市场中，人们都只是少量购买，卫生纸是按卷出售的，小贩则出售单支香烟。居住在垃圾场社区的家庭清楚他们可以通过避免昂贵的信贷和大批量购买来节省开支，但因为赚得太少，所以根本用不到信用卡。

　　新14区的居民说，他们偶尔也会买本不应该买的昂贵东西。梅莉萨是一名志愿者，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她说：“我们做了错误的选择。”她的选择是“儿童乐园”——一个孩子的主题公园。梅莉萨说：“我知道这很贵，而且很费钱。”但一笔意外之财、小费或奖金还是很有可能被用来外出玩一天，而不是塞到床底下存起来。她的丈夫伊曼纽尔·内拉发现低收入让人很难过上好日子，他说：“看看我们吧，我们都有点儿胖。”近年来，智利的肥胖率大幅上升，超过1/4的成年人和1/5的儿童肥胖。新14区也未能逃脱这一趋势：这里的男性尤其超重。伊曼纽尔笑着说：“我知道他们在拉斯孔德斯吃藜麦，我知道我应该吃藜麦，但当你上完12个小时的班后，你会想吃点儿能让你有饱腹感的东西。”

　　“芝加哥男孩”认为，教育在圣地亚哥应该作为一种平等力量，但这让梅莉萨和她的邻居们感到愤怒。除了商店里难以负担的价格，教育成本也是这一群体的主要抱怨所在。伯莎说，进入公立学校意味着你在经济上很脆弱，无法负担私立学校的学费。这个过程会很耗时，有许多表格和会议，这意味着无论哪个家长来承担，收入都会减少。而必修课本的价格可能会让人难以接受，一本教科书在圣地亚哥要花费2万比索，这相当于一个拿最低工资的工人两天的收入（如果英国教科书按此折算，价格将超过100英镑）。由于买不起书籍，非正规市场应运而生，交易商提供装订整齐的黑白影印本，售价仅为正版书的10%。盗版书商受到了警方追捕，但却受到资金紧张的父母追捧。伯莎说：“你看，在智利即使免费的教育也不是那么免费。”

　　当夜幕降临新14区，伊曼纽尔和塞尔吉奥陪我到主干道上搭乘出租车回家。伊曼纽尔说着：“如果你想了解圣地亚哥，你应该把它看作一颗人类的心脏，肮脏的血液从下面进入心脏，干净的血液向上循环并从顶部流出。”他说话时眼中闪烁着光芒。这是对这个城市众所周知的收入与海拔高度之间的相关性的一个参考。贫穷的通勤者从地势低洼的居民区向南上坡进入市中心，而富人则从北部高地巴里奥·阿尔托下行。伊曼纽尔的笑话很聪明，带有黑色幽默，并且用了完美的英语来表达，这是一个被派去做毫无技能的工作的天才愤世嫉俗的幽默，他晚上要守卫着垃圾场以防窃贼和吸毒者。当优步最后到来的时候，司机坦言拉一个乘客使他离开新14区让他感到松了一口气，他说这里是危险的。

　　教育的种族隔离

　　当我们坐在埃斯奎拉·多明戈·圣玛丽亚·冈萨雷斯学校校长的办公室里时，61岁的卡门·马特马拉说：“我们面临残酷的不平等。”这是一所位于圣地亚哥最贫困地区之一伦卡的学校，马特马拉女士是这里的教研部主管。校长露西·涅托用力点头表示同意。她说这里有650名5~11岁的男孩，其中80%都是弱势学生，这些孩子或者因为成绩不佳而无法进入其他学校就读，或者因为不良行为而被其他学校开除。这所学校位于贫民区，这影响了该校的教育目标。涅托女士说：“我们并不是在考虑成为大学或学院。我们在这里的工作只是确保我们培养出不惹麻烦的体面的年轻人。”

　　马特马拉女士带着我们参观了学校场地。她身材娇小，穿着简单的海军蓝无袖连衣裙，钢铁般坚毅但却带着一种温柔和圣洁的光环。从建筑角度上看，这所学校似乎是一个很体面的学习场所，教室设计精良，沿着中央庭院围成了一个圆环，午餐时间可以在庭院里举办大型的足球比赛。马特马拉女士说：“只有男孩知道每场比赛都有谁在玩。学校的问题并不体现在破旧的教学楼和教室，而是体现在受教育的程度，这里许多小男孩不会说话，更不用说读书了。当他们来找我们时，他们所知道的只是如何指向他们想要的东西。”官方贫困统计数据掩盖了智利发展的另一个悖论，几十年的经济增长确保了圣地亚哥的学校拥有体面的建筑，但这座城市仍然培养出一批还不会说话的学龄儿童。

　　马特马拉女士说，这种不平等在她所教的孩子出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许多孩子都来自失业家庭，那里没有男性榜样，没有书籍或报纸可读。针对此种问题，学校已为最棘手的情况准备了应急方案，包括强化课程和语言治疗。她笑着说：“结果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她讲述了孩子在应对艰难的生活开端后，是如何迅速赶上来的。最优秀的学生将进入圣地亚哥学院，这是全国最好的公立高中。我问道，这不就是通过教育使机会均等的制度吗？她们说：“不，这样的男孩很少见。教育在智利是一种可以买卖的商品，对于富人和穷人各有一套制度。”这些专家说，在智利，教育系统根本不是一种平衡的力量，而是像抽彩票一样把生活硬连接起来。

　　在当地的一个智库——教育2020，我见到了一些研究人员用一张图表（见图9.2）浓缩了对这一问题的惊人分析。图中的水平轴是地铁4号线的停靠站点，从托巴拉巴站（靠近拉斯孔德斯和圣哈顿富人区的中心）开始，然后下山向南到达阿尔托港，这是一个贫穷得多的地方。他们绘出了每一站周围地区的收入曲线，可以看出随着地铁向南行驶，收入水平在下降。他们还绘出了当地儿童在全国学习评价系统（SIMCE）考试中的成绩曲线，这项考试将决定学生能否进入大学或技术学院。可以看到，测试成绩沿着地铁线方向逐站下降，因此，收入、位置和成绩之间就显示出了近乎完美的相关性。这种模式是绝对的，因为没有富裕地区的学生在模拟考试中不及格，也没有贫困地区的孩子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这也说明了圣地亚哥是一个分裂的城市，只需知道一个人住在哪里，你就可以准确地预测出他的教育效果。这就是教育2020研究部主管马里奥·威斯布鲁斯所说的“教育的种族隔离”。

　　图9.2 圣地亚哥地铁4号线站点、人均月收入与SIMCE分数的相关性

　　资料来源：教育2020。

　　教育战争

　　威斯布鲁斯说：“圣地亚哥的教育市场是一个多层次蛋糕，有为富裕孩子开设的学校，有针对半富裕孩子的学校，也有适合不太富裕孩子的学校，还有很多面向中产阶级的学校以及为穷人开设的学校。”底层由就读于类似伦卡的冈萨雷斯等学校的34%的学生所组成，这些学校由国家全额资助提供免费教育。然后是中产阶级这一层，教育能够覆盖60%的孩子，他们就读的学校虽然是由国家补贴，但也需要家长共同支付。这中间还有数百个小的子层，费用从象征性的几千比索到每年超过24万比索（约合350美元），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各种价格不等。顶层是就读于私立学校的那6%的孩子，顶级学校格兰其被公认为是圣地亚哥最好的学校，这是一所英式公立学校。在格兰其上学一年要花费学生父母将近2万美元。

　　教育上的花费是至关重要的。在圣地亚哥，即便应聘者已经完成了高等大学学位，企业主仍要求应聘者在求职申请中列出他们上过的高中。当地人说这在商业上是讲得通的，若一位经理雇用了在格兰其受过教育的人，同时也等于购买了他的关系网。同样有才华但非名牌学校的人，薪水就会少一些。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能够在圣地亚哥表现出色，那么选择激烈的教育竞争是必须的。一位中产阶级家长说：“假设这个城市的私立高中有十个级别，那么每个人都会鄙视下面一层的人，并且会想尽一切办法进入上面一层。”另一位家长将其形容为“教育战争”。

　　共同支付学校费用的中间层是这场战争的关键参与者。20世纪80年代引入的共同支付政策为家长提供了一张教育券，家长可以任意选择学校“消费”，而学校则拿着这些教育券每月向政府索取费用，在此基础上他们还可以收取额外的费用。同时还引入了全国学习评价系统，为每个学校的表现提供一个透明的衡量标准。这更多是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思考方式在起作用，父母可以自由选择把孩子送去哪所学校，并根据可靠的数据做出选择，学校也在竞相提高标准，市场会实现自我调节。

　　如今，绝大多数的“教育券”学校都不是免费的，而且需要分摊费用。尽管有国家补贴，但这些学校之中有3/4都是以获取盈利为目的的。全国学习评价系统公开的结果被看作一种股票价值，用来告诉潜在的家长，学校的股价是高还是低。这个出发点是教师将加倍努力来提高孩子们的分数，特别是关注那些有困难的孩子。实际上，圣地亚哥的学校却是在努力选择表现最好的学生，通过入学考试淘汰表现不佳的学生，以确保学校在全国学习评价系统中的总分数。类似的筛选机制也发生在教师身上，受过最好培训的教师去了薪水更高的私立“教育券”学校，不合格的和表现不佳的教师最终进入了市政体系的低端学校。

　　智利教育市场两种极端学校的领导都认为这种分层是一个问题。校长露西·涅托在她位于伦卡的办公室里表示，教师的质量是关键挑战。我们见面时，她正把希望寄托在一个新项目上，该项目将投资于教师培训并限制学校选择学生的范围。格兰其校长拉奇德·贝纳玛在他豪华的办公室里表示，他的学校能提供帮助的最好方式是，在他们建立的一所新学院提供公益教师培训。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想法，但挑战是巨大的。尽管智利有着“增长奇迹”以及新的发达国家地位，但智利高中生的表现却与哥伦比亚等更为贫穷的拉美国家相当。

　　圣地亚哥高中的运作方式不仅没有搅乱反而巩固了经济分层，这是对计划书中所制定的经济战略的挑战，该战略将教育作为一种保险。“芝加哥男孩”的蓝图旨在实现可持续的增长以对抗贫困，放开高质量教育以实现机会平等。为了改革教育，他们采取了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思想，强调了选择和竞争的重要性，放松管制和私有化带来的创新自由，尤其是市场的作用。但是，正如在达里恩和金沙萨见到的具有破坏性和弄巧成拙的交易显示的那样，市场并不能保证会有好的效果。智利的教育市场是另外一个例子，高中教育水平很糟糕，但在大学学位市场上，情况就更糟了。

　　毕业税

　　任何设法驾驭分层高中市场的学生，如果去圣地亚哥上大学就会进入一个飞跃式的大学体系。“芝加哥男孩”的计划是建立国家支出很少但有很多选择的私有化系统，并且这一计划得到了严格的遵循，智利在高等教育上的投入仅占GDP的0.5%，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最低的。大学的扩张仍在继续，已有150多家机构可以提供学位，其中2/3是由私营企业经营的营利性机构。无论是在主要道路上、小街上，还是在汽车展厅之间，圣地亚哥随处可见大学。城市的地铁站和公交车站贴满了海报，海报上面都是来自一所或另一所大学喜气洋洋的学生，许多大学都承诺改善就业前景。

　　住在新14区垃圾场社区的梅莉萨和伊曼纽尔这对年轻夫妇认为，大学学位将带来高薪的工作。梅莉萨完成了一门心理学课程，但这没有提供多大的帮助，她在拉斯孔德斯是一名保育员助理。她的丈夫完成了三年的信息技术课程，但当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时，他放弃了学业而从事保安工作。伊曼纽尔告诉我，他想等孩子们长大一些再完成课程，梅莉萨说她在找更好的工作。在此之前，他们两个人的工资与社区中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阶层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是，他们现在承担着需要数年才能还清的教育贷款。

　　当市场竞争有效运行时，企业之间的竞争会降低价格并提高质量。智利的教育体系建立在自由市场理念的基础上，大学课程平均成本与平均收入之比为41%，这一比率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最高的。这意味着完成学业的学生必须偿还巨额的债务（对于毕业生来说，15年收入中的18%是用来偿还债务的）。利润驱动使得费用高企，并削减了包括课余生活辅导在内的成本，智利大学的辍学率为50%。在这一令人不安的统计数据方面，智利成为世界的领先者，在圣地亚哥到处都是像伊曼纽尔这样的人，他们未完成学业但却背负着沉重的债务。

　　尽管价格很高，但质量却不高。国家认证委员会本应对这些事情进行监管，但认证是自愿行为，而且大约70%的课程都没有进行认证，这就意味着没有审查或质量控制。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缺乏经验，大多数学生是家族中第一代上大学的，而这个行业的特点就是利用天真或轻信的人的玩世不恭的行为。正如一位前任高级部长向我描述的那样：“近年来，智利做的最佳的生意就是建立一所大学收取费用，然后直接把资产剥离出去。”有些丑闻则是一出悲喜剧，在一所最终因洗钱而关闭的大学里，学校所有者厚颜无耻地将大量学费据为己有。在另一所学校，学生们完成了漫长的牙科、建筑和法律学位，却发现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并不能胜任。更多、更便宜、更好的教育是“芝加哥男孩”计划的核心，希望和承诺导致了失望和债务，教育已经成为圣地亚哥的热门话题。在这个引领潮流的城市，我发现收入和机会的不平等已经彻底改变了政治，很可能催生一种全新的经济学。

　　市场失灵与垄断

　　从企鹅到总统

　　这场反击开始于2006年的一场由近80万名高中生发起的罢课行动——“企鹅革命”（智利的孩子们穿着白衬衫和黑夹克，“企鹅”是对学生的友好称呼）。到2011年，学生运动发展壮大，60万人参加了在圣地亚哥举行的大规模示威游行，以谴责“芝加哥男孩”及其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2011年一场被称为“智利冬天”的抗议活动，使智利大学的卡米拉·瓦列霍和天主教大学的乔治·杰克逊两位学生领袖迅速进入了公众视野，并在2013年当选为国家级政治家。瓦列霍加入了支持智利中左翼联盟的共产党，杰克逊则保持了独立，建立了一个新的政党——民主革命党，并联合其他小党派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联盟——广泛阵线联盟。2017年，广泛阵线联盟在其参加的第一次大选中赢得了20%的选票。杰克逊在他的选区获得了60%的选票，成为全国120名参议员中支持率最高的。

　　乔治·杰克逊所在选区的办公室为圣地亚哥的不平等现象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视角。在这座八层高的大楼顶层有一个大阳台，正面朝着圣露西亚公园，那是一个公共花园，里面种满了古树，还有很多殖民时期的雕像。右边是一条宽阔的大道，向上走可以穿过富裕的普罗维登西亚和维塔库拉地区，在阳光的照耀下，科斯塔内拉塔闪闪发光。左边的道路向下通往意大利广场，城市里的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一条非官方的贫富分界线，公共汽车从这里出发，经过长途跋涉到达伦卡等地区。参议员骑着一辆自行车来到这里，他留着散乱的胡须，背着一个装满书的小背包——有点像是标志性的书包。现在他才30岁出头，但头发已经开始脱落，戴着一顶黑色的棒球帽遮挡。杰克逊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一名研究生。圣地亚哥的许多人都将他视为一个时代最重要的政治家，也是智利未来的总统。

　　杰克逊出生于一个中上阶层的家庭，曾就读于普罗维登西亚的一所私立学校。他是一个天才运动员，十几岁时就代表智利参加排球比赛，后来在大学里学习计算机和工程学，部分学费是由体育奖学金资助的。他说他并不想从政，但圣地亚哥的教育示威游行和不断增长的经济不公平吸引了他。他坦言，内疚和愤怒开始在他体内积聚，因此他决定做点儿什么。被学生运动推上权力宝座的许多政客，都想让智利回到阿连德时期，而杰克逊却提出了一些新的东西，并且这些东西正在流行起来。

　　杰克逊很有政治家的风度，他站立着，气场填满了整个房间，但他也是数学高手，书呆子气十足。他说左翼和右翼的旧的思想已经失败了，现在需要的是一种新的政治，这种政治必须是“N维的，而不是二维的”。摆脱了政党路线和思想包袱的束缚，他相当诚实，并且承认民主革命党正在迅速制定自己的政策。目前“芝加哥男孩”的计划书还没有新版本，但他的团队正在制定一系列的新政策，可能会形成一个新的版本。我很想知道智利未来的经济剧本可能会包含什么内容，于是我问这位参议员他喜欢读什么。

　　他提到的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是一群不拘一格的人，从古典哲学家到现代政治理论家。韩炳哲最近的作品给他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这是一位出生于韩国、生长在柏林的学者。韩炳哲是一位当代作家，写了许多书，是德国哲学界的明星，他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批评者，也是“芝加哥男孩”和智利经济模式的批评者。韩炳哲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被告知可以自由选择想购买的商品以及所追求的职业。但实际上，我们是消费主义的“奴隶”，被创造了虚假需求的市场所诱惑。例如，按照马斯洛的观点，时尚的存在是为了让人们感到他们对最新款式的牛仔裤或连衣裙样式有一种深切的需求。韩炳哲认为，数据经济学也是一样的，我们的数据是大量供应的，而且由我们免费提供。但我们也因此成为“奴隶”，去追逐那些我们误认为有价值的赞同，比如，脸书和Instagram（照片墙）上的点赞。

　　杰克逊从这一切中得出的一个“虚假稀缺”的概念，即市场价格如此之高，以至于许多人都被排除在外，而市场本可以为每个人提供潜在的资源。他说这种情况的发生，是由控制商品供应的“促进垄断”造成的。他对专利制度、知识产权规则以及任何其他可以使市场免受竞争的东西都持批评的态度。一旦你理解了重要行业在圣地亚哥自由市场经济中是如何运作的（从银行到书商，从养老金到药品），你就会明白他所指的东西，以及为什么他的想法会引起公众的共鸣。

　　圣地亚哥式的市场失灵

　　在罗埃斯佩霍附近，每个星期天都有集市。一个摊主称这里是拉丁美洲最大的集市。集市很大，但却没有真正的中心，它穿过尘土飞扬的贫穷郊区的后街，一直延伸到周边的铁路轨道。有些时尚摊位出售服装，包括山寨的英超联赛衬衫，还有各种电子产品，比如手机、充电器以及盗版专辑、电影和软件光盘。还有数百个摊位出售食物，菜贩的桌子上摆满了巨大的绿瓜（一种类似南瓜的蔬菜），切开后露出鲜亮的金色果肉，可以用来制作可口的糕点。人们一边买，一边吃烤鸡和现做的酸橘汁腌鱼沙拉，还有无处不在的意大利菜，一英尺长的热狗上面涂抹着牛油果、蛋黄酱和番茄酱。

　　罗埃斯佩霍的摊位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完善的市场应该如何运作。鱼贩卡洛斯用他的尖刀，在几秒钟内快速地将鱼去头并取出内脏，然后切成鱼片，将竹荚鱼和鳕鱼的肉堆在一起，售价为每千克2 000比索。卡洛斯说，如果他能抓到珍贵鱼类（康吉鳗、石首鱼）或者帝王蟹，那他就可以在更富裕的地区出售，也能赚到更多的钱，但是因为这些鱼类都被大的渔业公司收购了，所以他只能售卖自己捕获的鱼，于是就来了这里。我们谈话时，他依然在不停地切着鱼片，他的一名助手在旁边销售着。

　　另一个摊主出售巨大的巧克力块，这些巧克力块被切割成板球大小的石头块状，用透明塑料包裹起来出售。旁边的硬纸板上潦草地写着“雀巢”，这是当地一家工厂的巧克力废料——巧克力制造商在清洗机器时刮掉的巧克力残渣。在富裕的拉斯孔德斯，这些残渣都是会被丢弃的，但在罗埃斯佩霍，它是有价值的。这个市场正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将价格低廉、经济实惠的产品与消费者吃紧的预算相匹配，这意味着买家和卖家达成了一项对双方都有利的交易。商品被分级、分类和出售，最终市场上的摊位都清空了。这就是市场为购物者和摊主安排的方式，确保没有任何东西浪费，这就是经济学家喜欢它们的原因。

　　新进入者发现，在罗埃斯佩霍广阔的市场中创业很容易。58岁的赫南讲述了当自行车制造商将生产转移到国外时，他如何丢掉了在当地自行车工厂的工作。他将一小笔一次性遣散费作为营运资金，在家门外摆了一个专卖卫生纸和清洁剂两种产品的小摊。赫南为客户准备了一系列不同质量和价格的商品——从最便宜的“贵族”（5卷厕纸1 100比索），到“舒适”和“最喜欢”，再到最昂贵的1 700比索的“精英”。赫南说他这里每一种商品的价格都要比当地超市便宜一大笔的钱（例如，“精英”系列在超市的价格是2 400比索）。他说：“价格是一个问题，但是客户知道他们可以信任我。”

　　信任在圣地亚哥是很重要的，因为许多商品市场对智利普通民众是有偏见的。这就包括卫生纸，人们在2015年发现控制着90%销量的两家制造商秘密串通涨价，在过去十年里它们共榨取了4.6亿美元。这是这种模式的一部分。还有另一项调查发现卡特尔抬高了公交车的票价，对城市通勤者来说，这无疑带来了严重的伤害。另外还发现，控制着90%鸡肉市场份额的三家公司串谋，它们放弃了竞争，而价格反而提高了。

　　舒适的资本主义

　　昂贵的鸡肉、价格高昂的公交车票和定价过高的卫生纸，都使智利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更加艰难，而且在国家结构中发挥着深层次作用的市场也存在很多问题。同样是那两家公司，它们控制着85%的报纸市场、85%的在线新闻和80%的广告收入。医疗保险也很集中，少数几家医疗保险机构控制着整个市场。仅仅三家连锁药店就实现了90%的药品采购，而这三家药店也都卷入了最近的串通案件。

　　丹尼尔·贾杜说：“市场其实并不在意，处方药的供应就说明了这一点。”现年46岁的贾杜是该市东部贫困地区雷科莱塔的区长，也是智利共产党的代表。他说问题在于他所在地区的居民收入太低，根本不必给他们提供药品，药店根本就不需要费事。他说在拉斯孔德斯药店比例为每2万人一家，在雷科莱塔是每14万人拥有一家，而整个智利还有数百万人生活在根本没有药店的地方。正如新14区的梅莉萨·内拉所说的那样，这意味着穷人需要支付更高的费用。雷科莱塔地区的医药成本更高，因为当地人必须坐公交车去买药，这对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来说是特别困难的事情。

　　为了应对这些问题，贾杜亲自开设了一家满足大众需求的人民药店。这家药店位于市政厅的一楼，以药剂师里卡多·席尔瓦·索托的名字命名，这名药剂师被皮诺切特政府的秘密警察谋杀。这家药店销售处方抗生素、抗组胺药和各种老年人药品，从眼药水到失禁垫。为了摆脱智利市场串通涨价的约束，这家药店从国外进口药品，与圣地亚哥私人药店的价格相比，可以节省高达70%的费用。

　　眼镜是另外一个问题，在雷科莱塔根本没有眼镜店，人民眼镜店的成立填补了市场的空白。一副眼镜可以卖到6 200比索（约合9美元），有度数的墨镜则卖到了8 800比索。经理自豪地说，眼镜店为当地人节省了昂贵的交通费，并且他们进口的商品要比雷科莱塔外部的私人眼镜商便宜90%。一位共产党区长被迫进口基本商品的事实表明，那些赞美智利并从其资本主义模式中寻求“可复制经验”的人可能错过了一些东西。

　　快速增长与极度不平等

　　公共公园，私人空间

　　走访秋田和塔林这两个处于全球老龄化和科技极端前沿的经济体时，最令人鼓舞的事情就是，这些令人担忧的国际趋势也将人们凝聚在一起。和艰难时期一样，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在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以及按历史、传统和语言划分的群体之间，存在贸易、合作和谅解。这些合作方式利用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更新了信任、支持和共同努力的内涵。尽管我在智利看到了许多非正规的合作，比如垃圾场上的露营地、学校教科书的非正规市场，但是当离开圣地亚哥时，我仍在思考还有更多的事情值得担忧。

　　这些担忧也从顶层开始。圣地亚哥的精英私下里担心城市的状况。他们认为如果细细探究，就会发现存在许多影响富人和穷人的政策缺陷。很多人担心正规经济缺乏多样化，智利在经历了惊人的发展之后，现在变得有些故步自封，仅仅停留于这项殊荣。正如萨尔瓦多·阿连德时代一样，智利现在依然依赖矿业发展，每年铜就为政府收入贡献了30%。“芝加哥男孩”在计划书中提出，要避免单纯依靠采矿等基本活动，应转向多元化发展并建立起更先进的产业，但这一计划收效甚微，智利非常容易受到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

　　一个自豪的当地人会用两个故事来说明这一点，他们的国家很小，实际上是一个岛国（智利人认为自己从北到南被阿塔卡马沙漠和南极洲包围，从东到西被安第斯山脉和太平洋包围）。智利的国土面积和难以到达的地理位置，使得智利的多样化发展变得困难。移民和持否定态度的当地人表示这些借口毫无意义，按人口计算，智利可以轻松跻身世界前1/3的国家，而且自19世纪初以来，海上贸易一直很成功。对铜的依赖以及未能实现多样化的真正原因在于不平等。对那些管理着已有企业的人来说，没有理由破坏这里良好的现状，他们都处在舒适的行业中，这样的生活太好了。

　　精英阶层的父母，也就是把孩子送到格兰其学校的人，私下里也在谈论着极度舒适可能对孩子产生的影响，担心会出现一种称为“佐罗内”的上流社会原型。“佐罗内”是一类有点邋遢的美国兄弟会男孩，穿着斜纹棉布裤和羊绒衫，身上有文身而且头发油腻。这类人并不想上老牌的名牌大学，而是想上学业成绩中等、学费超高的私立大学。“佐罗内”并不需要同比他们更聪明的同胞竞争，因为他们的父母已经在自己所有或管理的公司里为他们准备好了工作。一位忧心忡忡的父亲说：“智利的精英阶层不让孩子接受考试，这与美国和欧洲的精英阶层所做的不同。”

　　圣地亚哥的不平等也影响了公共空间的使用。一位外国人说：“在这里，社会各阶层根本就不融合。”他回忆起办公室有一次组织夏季野餐郊游，但是那次尝试失败了。问题在于一个不成文的分配规定，将地点和活动划分为“cuico”或“非cuico”。cuico大致是指更高阶层，这是一个工人阶层不喜欢使用而富人喜欢使用的词。“人们在工作之余是见不到面的，因为这里有cuico公园，也有非cuico公园，一个阶层的人不会去另一个阶层的地盘。”正式一点说，圣地亚哥的公园是公共的空间，由一般税收来提供资金，任何人都可以进入；而实际上，收入不平等已经把它变成了私人场所，要根据收入水平进入。

　　考虑到韧性，这是令人担忧的。最近的研究表明，“社会基础设施”是作为应对不景气的一项保险政策，比如，图书馆和公园。这与我在格拉斯哥的所见所闻不谋而合，当人们融合在一起，了解了邻居的挑战和才华时，他们更善于应对冲击或挫折。但是在圣地亚哥，公共区域已经关闭了。虽然这座城市的犯罪率很低，但无论是在贫穷的社区还是富裕的社区，在安全方面都投入了巨资，许多家庭都围着铁栅栏。穿过居民区的后路封闭了，公共道路变成了私人空间，人们很难步行穿过这座城市。一个载着闭路电视摄像机的巨大氦气球日夜漂浮在维塔库拉的上空，以帮助减轻当地富裕居民的恐惧。只有1/5的智利人说他们信任自己的同胞，而这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标准。

　　尽管处于圣地亚哥收入阶梯底层的民众似乎对薪酬差距并没有表现出来嫉妒，但肯定也会有一些嫌隙。新14区的梅莉萨·内拉说：“拉斯孔德斯的女佣们外出就餐或下班回家的路上都要穿着制服。这是一种表明她们不一样的方式，因为她们不属于那里。”这不是一项规则或法律，而是一种文化规范，是一种维持阶层和地位划分的方式。如果社会资本和社会基础设施对经济的韧性有影响，那么智利的经济比人们想象的脆弱。

　　是结果而不是意图

　　对智利的许多年轻人来说，罗尔夫·卢德斯和他的伙伴“芝加哥男孩”是贪婪资本主义和无情利己主义的象征。然而阅读计划书时，你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作者把国家的最大利益放在了心上，书中充满了想法和抱负。年轻人可以看到他们国家的潜力，他们厌倦了看到智利落后于邻国。他们的经济计划是基于在芝加哥留学时从弗里德曼和哈伯格那里学到的东西，他们所承诺的是一股消灭贫困的增长浪潮。

　　但是弗里德曼最著名的论断之一是，当涉及经济政策时，应该评判的不是意图，而是结果。从狭义上看，智利的结果意味着仍然可以将该国视为芝加哥经济学派发展模式的胜利。这个国家仍然是拉丁美洲王冠上的宝石，也是私有化改革支持者最喜欢研究的案例。最严重的贫穷是人们无法满足对食物的基本需求，而在这里贫困几乎已经消除。在圣地亚哥最贫穷的地区，很容易找到遭受寒冷、饥饿，住在危险的临时帐篷里的人。智利持续数十年的经济增长，年复一年降低的贫困率，使得基本需求更容易得到满足，并大大改善了这些地区的生活。

　　智利快速增长和极度不平等的道路，是许多新兴国家及其不断扩张的城市正在遵循的道路。对于同一道路上的跟随者，圣地亚哥发出了警告。正如自由市场并不总是创造价值一样，强劲的增长也并不总是带来其所承诺的发展。圣地亚哥已成为马斯洛金字塔延伸的城市，尽管许多基本需求很容易得到满足，但是更高的需求已变得更加遥不可及，比如教育和代理商。智利是这块大陆上人均GDP最高的国家。但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发达成员国中，智利的肥胖率上升得最快，学生成绩最差，大学费用最高，辍学率最糟糕。我在圣地亚哥的这段时间发现，所有这些都与不平等有关。

　　这些实践的失败使圣地亚哥再次成为一个迷人的地方，这里是新思想斗争的地方。“芝加哥男孩”在经历了一段严格的经济控制期后开始掌舵，在这段时间里，他们想要表明自由市场是经济运行的最佳方式，他们创造的“奇迹”似乎赢了。但是现在圣地亚哥的市场产生了不正当竞争，教育领域便是最重要的例子。在这里，市场使实现机会均等变得不可能，而且加剧了不平等，产生了居民收入如此之低的社区，以至于购物者都不重要了，基本商品都必须由国家提供。在这种极端制度的推动下，圣地亚哥的年轻人，以及全球许多人都会追随的经济潮流引领者，正在拷问是否可以完全依靠市场。 中信出版2020年度好书-经济管理（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