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关系：深层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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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关系：深层连接
人类总是从彼此身上吸取养料，这种集体行动和合作建设的能力一直是我们成功的首要因素。随着我们的寿命越来越长，改变也会越来越多，现在我们有机会重新思考应当如何建立和维持人际关系。多阶段人生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成长和进化的机会。但是，除非我们同时加深我们的人际关系，在这方面大力投入，并以此面对更多改变，否则我们的人生真的会有支离破碎的危险。我们可能会偏离自我，失去身份认同。
我们的人际关系的核心是我们的家庭，是我们与伴侣、父母和亲戚的关系，这些关系可能会跨越我们人生的多个阶段。我们大都非常关心我们的父母，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茁壮成长，希望他们的生活就算没法比我们更好，至少也能跟我们一样。家庭结构正在演变成“竹竿”型，而不是金字塔型，因为家里人都会活得越来越久，新生儿也会越来越少。兄弟姐妹更少了，同堂的世代更多了，新责任也带来了新问题。比如说，应该由谁来照顾曾祖父母？
除了这个核心之外，还有可以持续数十年的亲密友谊，而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格兰特研究也表明，这种关系会在我们的幸福和生活满意度中起到核心作用。还有更多的临时性关系网络。这些关系网可以贯穿工作和休闲，给我们带来指导者和榜样，对我们的学习方式来说至关重要。多阶段人生、多次改变会带来很多变动，这就意味着保持联系、在以前的人生阶段建立的关系上投入，都需要付出比以前多得多的努力、承诺和关注。拉迪卡远程工作，因此必须花时间建立起以工作为基础的社群，而她在传统企业工作的朋友自然而然就有这样的社群。
我们人际关系的最外层是我们的社群和邻里关系。跟左邻右舍打成一片，每天都能看到熟悉的面孔，是很让人开心的事情。然后填充所有孔隙的是社会，由邻里和社群关系的广泛互动形成，而正是社会最终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更宽泛的行为标准和传统。但是，我们的日常活动发生在虚拟中和网络上的越来越多，因此这些邂逅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互联网能让志趣相投的人走到一起，这样做伟则伟矣，实际上却有可能让社会更加隔离，也减少了传统的社群活动。
现在有好几代人横跨了上述所有人际关系。如今同时在世的世代比以前更多了，他们对于应该如何生活的看法截然不同，而其中的反差也更明显了。年轻人必须找到新的生活方式，然而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代际冲突随之而来。如果不想让这种分歧出现，我们就必须超越粗线条的代际关系，在年轻人和老人之间建立新的社会和经济伙伴关系。
家庭
我们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由我们的家庭决定。如果家能够养育并支持我们，就会成为一个重要的缓冲，帮助我们抵御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家可以集中时间和资源，让家人互相支持，在幼吾幼、老吾老的同时，还会在你身体欠佳和失业时为你提供保障。在以长寿、技术变革和多阶段职业生涯为特征的世界里，这些品质变得越来越重要。
虽然家庭的基本作用大都是相似的，但在不同国家之间，还是有很重要的文化和社会差异。拉迪卡可以在印度全职工作，但只有30%的印度妇女能够从事有薪酬的工作，所以她肯定要算少数群体。圆香正在努力跟男友弘树保持平衡的伙伴关系，但目前大部分日本男性并不认为照顾孩子是他们的重要职责。
这些国家之间的差异并非一成不变，也会根据一定程度上由科技和长寿带来的文化和社会压力而变化。比如说在日本，目前就有很多关于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的辩论，其结果将决定弘树和圆香就如何建立家庭做出的选择。这一点很重要，因为随着人生向长寿、多阶段转变，家庭的性质也在发生变化。如果家庭是要为我们的人际关系提供凝聚力和共享的资源，是要在整个一生当中支撑我们、保护我们，那么我们就迫切需要社会才智和社会先锋来重新阐释家庭的角色和责任。
◎ 晚婚
随着寿命延长，人们也会推迟做出承诺，这一点在婚姻上体现得最为明显。1890年，美国女性的平均结婚年龄是22岁，如今则是28岁左右。弘树和圆香的朋友中很少有人在30岁之前结婚。同样推迟做出这一决定的人并不少：瑞典人结婚的时间最晚（男性37岁，女性34岁），印度人则要早得多（男性23岁，女性19岁）。
还有一些人选择不结婚。在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不结婚的人很少见，在50岁以上的男性中，50人当中只有1人未婚，但现在是4个人中就有1个。女性这边，以前是33个人中只有1个未婚，现在则是7个人中就有1个。拉迪卡和圆香在跟自己的女性朋友聊天时，对于婚姻的好处总是有很多争论。拉迪卡想专注于事业，不想去对一段更稳定的关系做出承诺。这一方面反映了女性在经济上更加独立（让结婚带来的经济利益没那么诱人了），同时也是技术才智发展的结果。拉迪卡可以用微波炉、冰柜和送餐服务等等，在上班挣钱养活自己的同时让生活更简单。实际上，有证据表明，人们挣得越多，就越希望自己独立，并拥有私人空间。
考虑到这些变化，也就不必奇怪会有越来越多的社会舆论认为单身生活是一种积极选择。社会心理学家贝拉·德保罗（Bella DePaulo）在TED演讲中指出，虽然婚姻仍被理想化地视为社会规范，但单身女性已经一马当先，打破了传统期望和束缚。她的看法是，单身人士创造了21世纪的连接和亲密关系，超越了旧式的核心家庭模式。而且与常见的刻板印象不同，他们跟亲朋好友的关系其实非常紧密。有研究表明，同居情侣和已婚夫妇其实比较孤立，关系网也会不断缩小，而这些单身人士似乎并没有遭遇这些烦恼。
不仅单身成年人家庭的数量在增加，单亲家庭的数量也在增加。回首17和18世纪，这种情况并不少见：由于成年人死亡率高，大概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家庭是单亲家庭。随着人们寿命的增加，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双亲都在世的家庭越来越多。然而，单亲家庭的比例现在又开始上升了：部分原因是已婚夫妇的离婚率上升，部分原因是选择未婚同居的人越来越多，而同居的人分居的可能性比结婚的人更大。在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大概30%的家庭是单亲家庭，而欧洲为20%，美国为28%，亚洲约为13%。而无论在什么地方，单亲家庭成员主要都是单身妈妈。
单亲家庭的生活也许会很艰难，埃丝特尔对此感触很深。单亲家庭在经济上十分脆弱，孩子生活在贫困中的可能性是双亲家庭孩子的两倍。埃丝特尔对不再跟丈夫生活在一起当然很高兴，但她从丈夫那里得到的经济支持少之又少，这意味着她必须工作，也只有她一个人来照料孩子们。要做到这些，她就得非常依赖亲人（尤其是家里的长辈）和朋友们的支持。埃丝特尔对父母和七大姑八大姨的支持非常感激，但她也非常清楚自己有多不堪一击，如果生病或者失业，她就完了。这些安排在她工作时能够帮助她、支持她，但她并不确定，自己的大家庭是否有资源帮助自己度过多阶段人生所需要的更重要的改变。
◎ 少生娃，多养老
人们结婚晚了，生孩子也晚了。日本人生第一个孩子的平均年龄是31岁，美国人则是27岁。而在英国，现在的女性在40多岁生孩子的可能性比20岁以下的可能性更大。
女性生的孩子数量也变少了，有些甚至不生。回顾20世纪40年代，在发达国家，这种情况很少见——只有大概10%的成年人年过40还没有孩子，而现在这个比例是15%~20%。在日本，生于1953年（现在60多岁）的女性有10%没有孩子，而生于1970年（现在40多岁）的女性有四分之一没有孩子。印度的拉迪卡在考虑要不要生个孩子，她的朋友提醒她养孩子很花钱，而她自己也明白，要兼顾事业和家庭有多难。她也想知道，随着生育方面的科技进步，自己是否能将这个决定推迟到40岁以后。对她生活在印度农村的祖父母那辈人来说，干农活缺不了孩子，他们要想有钱安享晚年，更加离不开孩子。经济学家谢利·伦德伯格（Shelly Lundberg）和罗伯特·波拉克（Robert Pollak）指出：“随着生儿育女的狭隘经济动机的重要性不断下降，从为人父母的角度来看，孩子似乎不再像是投资，而成了昂贵的耐用消费品。”
也就是说，虽然拉迪卡、弘树和圆香生活在不同的国家，他们很可能都会在考虑自己的选择、发展自己的技能和关系网平台的过程中迎来而立之年。他们不大可能专心去生孩子，也不太可能走上传统的成年之路。他们进入的是人生中的一个新阶段，这个阶段通常意味着他们会继续住在父母家里。汤姆的儿子已经成年，但仍然和汤姆住在一起，而在整个美国，“住在父母家里”130年来首次成为18~34岁人群的首选。
生孩子更晚也更少，同时自己也更长寿，所以弘树和圆香用来照顾孩子的时间在他们一生当中占的比例降低了。因此，他们有更多时间发展自己的事业，也有更多时间参与休闲娱乐活动。但与此同时，他们家里一起生活的也会有更多代老人。实际上，据估计，到2030年，美国的8岁儿童当中曾祖父母仍然健在的比例会超过70%。
这对弘树和圆香带孩子的事情会有深远影响。他们用来照顾自己孩子的时间会更少，但照顾父母、祖父母和曾祖父母的时间会更多。这些“更长久”的家庭往往通过离婚、再婚融合在一起，也带来了关于家庭责任的很有意思的问题。以汤姆为例，他父亲后来再婚，搬去了佛罗里达州，然后在3年前过世了。汤姆对如今已成寡妇的继母并不怎么了解。他听说继母已经搬出了以前和他父亲一起住的房子，现在一个人住，但自从父亲的葬礼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见过她。如果说汤姆对她有什么义务的话，那又是什么义务呢？
随着生育率下降，老人当中有能够互相走动、互相照应的亲人的人占比也会越来越低。这降低了家庭发挥传统作用、照顾年长亲人的能力，这个问题也亟须社会才智来解决。人们已经在通过组成另类“家庭”来开拓解决方案。以生活在中国广州的7名女性为例，她们在30多岁的时候一起买了一套房子，打算让这套房子成为她们一辈子的家。家庭结构不再能给个人带来保障，也不再能把大家的需求集中在一起，因此另类家庭结构必然会出现。
◎ 工薪家庭
更多女性从事有薪酬的工作，家务需求也因为大量家用设备减少了，而随着避孕措施的改进，女性可以选择什么时候生孩子，以及生多少个孩子。1920年，美国女性从事有薪酬工作的只占五分之一，英国女性则是三分之一；现在这个比例是五分之三，在冰岛则接近五分之四。随着家用技术才智继续提高，女性结婚越来越晚、生孩子越来越少的趋势持续下去，多阶段、更长久的职业生涯也越来越成为可能，我们预计这个比例在全球范围内还将进一步上升。
弘树和圆香在讨论他们想要的共同生活时，也都同意两个原则：追求有趣、有意义的工作；都在家庭中发挥积极作用。在圆香看来，除非弘树也积极担当起为人父母的责任，否则自己不可能事业孩子双丰收。而对弘树来说，他的承诺不只是跟圆香有关，他也希望自己对家庭的投入比他父亲更多。因此，他们面临的任务是形成一种既能支持两人的事业，又能让他们足够灵活地一起做父母的关系。也就是说，他们想要一种自己的角色并非由性别预先决定的关系。
言外之意就是，圆香的人生会跟她母亲截然不同：她母亲一结婚就离开了职场，留在家里带孩子。而在很多西方国家，也一直到1950年都还是这种情形。实际上，“婚姻门槛”这个壁垒普遍存在，是一种正式或非正式的限制，迫使女性一旦结婚就得放弃工作。以前的观点是，女性不需要工作，因为她们可以从丈夫那里获得经济支持，而且如果她们去工作，就会抢走需要养家的男人的饭碗。孩子长大以后，女性也会重返职场，但往往是兼职的角色——圆香的母亲就是这样。这种工作模式形成了图5.1左侧清晰的M形。
如果想想最近这些年轻的日本女性，你会发现她们看起来更像她们的美国同龄人。实际上，日本年轻女性现在做全职工作的比美国年轻女性还要多——历史上任何年龄段都没有那么多日本女性想要工作。圆香跟母亲不一样，她决心保住自己的事业。
图5.1 按出生年份和年龄划分的日本和美国女性劳动力参与率 注释标题 图5.1的来源：The Hamilton Project at Brookings,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lessonsfrom-the-rise-of-womens-labor-force-participation-in-japan（2020年3月20日获取数据）。
这并不容易：日本企业的工作很不灵活，而且虽然工作的女性越来越多，她们的工作类型却跟男性有重要区别。尽管22~65岁的日本女性中75%都有工作，但其中约四分之一是兼职（男性则只有10%做的是兼职）。其结果就是，她们的收入更低，养老金更少，也不太可能得到晋升。这不是只有日本才有的现象。在经合组织国家中，虽然将近一半的工作人员是女性，但女性在管理岗位中所占比例不到30%，而在日本，只有10%的高级职位由女性担任。也就是说，女性往往是有工作没事业。
这对劳动力市场的所有方面都有影响。在经合组织国家中，女性的平均收入比男性低14%。实际上，就算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更高，也只有36%的机会挣得比配偶多。女性所在的行业也让这种情形雪上加霜：她们更有可能在低工资的领域工作，比如医疗、教育和个人服务等，而不太可能在薪酬较高、更多由男性主导的领域工作，比如金融、银行和保险业。
性别薪酬差距对年轻夫妇有重要影响，也会影响他们在家庭中打算和真正扮演的角色。如果假设圆香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收入都比丈夫低，那么经济压力会迫使她优先考虑弘树的而不是自己的事业。只有能假设男性和女性在一生当中收入相同时，我们才能期望夫妻双方自然而然地去考虑在家庭中承担同样的经济角色，在育儿方面也起到一样的作用。
有证据表明，这种情况正在变化，虽然速度很慢，但正如伦敦国王学院的艾利森·沃尔夫（Alison Wolf）所证明的，在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女性中，目前薪酬的性别差距最小。通过观察，她发现，大学毕业的女性通常生的孩子更少（未婚未育的比例往往也更高），而在有了孩子之后，休的假也更少。也就是说，女性在职场中的发展轨迹跟男性的越相近，她们就越有可能达到同工同酬。
在低收入家庭中，女性在家庭中的经济角色也正在变化。男性从事有薪酬工作的比例在下降，因此今天在澳大利亚、法国和德国，年龄在25~64岁的男性中大概有十分之一没有从事有薪酬的工作，而在美国，这个比例是八分之一。这看起来可能有点奇怪，因为现在美国的失业率非常低，但男性的实际就业率却低于大萧条时期。有一种可能是，男性选择在家庭中相“妇”教子。但真实情形似乎并非如此，因为虽然照顾孩子的男性比例越来越高，但这个比例仍然很低，这并不是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更有可能的一个原因是，对低技能的“阳刚”工作的需求下降了。布鲁金斯学会的戴维·韦塞尔（David Wessel）说：“再也不可能只靠强壮的后背和良好的态度就能找到一份好工作了。”随着职业生涯延长、科技继续进步，受教育程度低的家庭更有可能由工作中的女性而非男性担任经济上的顶梁柱，尤其是随着夫妇年事渐高。
产生相互依赖
家庭社会规范的这些变化，将使家庭形式变得多种多样，也让人们的选择更加广泛。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婚姻观念，也为社会先驱开创了空间——为成为人生伴侣、共同生活和生儿育女带来了全新的方式。
但这并不会抹杀生而为人就是要爱人和被爱这个事实。我们预计，将取代传统婚姻的，不是更没有兴趣建立承诺关系，而是刚好相反。这就要求相互依赖的程度更高——既是因为可能的安排多种多样，也是因为多阶段的人生协调起来过于复杂。这还需要更多的交流和商讨，因为在缺乏社会规范的情况下，每对人生伴侣都必须找到自己的方式让一切都运转起来。
◎ 正视选择
圆香、弘树和拉迪卡对于自己就如何度过一生所做的选择可能会带来什么结果，因为其中的新颖性、多样性和复杂性而很难加以评估。会有一些时候，那些“可能的自我”开始改变，而过往的经验或传统不太可能给随之而来的行动提供多少指导意见时，就会出现既有重大影响又会带来很大问题的情形。拉迪卡、圆香和弘树该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伴侣，就是这样一个时刻。
拉迪卡单身，30岁之前，她不想结婚——她设想自己到时候应该有伴侣也有孩子，而且在从事很有意思的工作。如果她未来可能的自我是这个样子，那她现在应该做出怎样的选择，才能让她更有可能在未来实现这个目标？她母亲的人生跟她自己的截然不同，但过去的某些方面仍然可以指导她做决定。纽约大学的凯瑟琳·格尔森（Kathleen Gerson）研究了一组美国女性在20世纪70年代所做的决定及后续影响。从这项研究中，我们知道，过去的决定到现在仍然在发挥作用。
一些因素和她们所做的选择决定了她们现在的处境。首先是时机：事实证明，她们结婚和生孩子的年龄会对她们是否还能继续留在职场产生影响。那些有事业的女性结婚的可能性更小，而且就算结婚也会很晚。在职业女性中，40%没有孩子，有孩子的人中也很少有谁超过三个。同样会深刻影响她们未来的，还有跟她们结婚的是什么类型的人：如果丈夫很支持，那么女性在婚后更有可能继续工作，如果丈夫反对，她们很快就会退出职场。她们的受教育程度也会影响后来的人生：大学毕业或有研究生学位的人更有可能继续工作。命运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如果她们自己或是哪位近亲，比如父母中的一位身体长期抱恙，那么她们也更有可能离开职场。
这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女性做出的选择带来了哪些影响。或许对今天20岁的年轻人来说，时机、伴侣选择和教育投资的影响会有所不同。拉迪卡面对的选择范围当然广阔得多——她有自由职业这个选择，也能享受自由职业带来的灵活性，选择人生伴侣时的自由度可能也更大。但对她来说，明智之举是慎重考虑这些早期选择。
◎ 共同叙事
弘树和圆香在认真讨论分担家庭角色的问题。在讨论中，他们俩都很清楚，这完全是一种相互依赖的感觉。当然，他们的父母也都通过将家庭任务专业化，相互之间非常依赖——父亲管财务，母亲管一家老小。单看一个都不完整，两个人都无法独立。然而，弘树和圆香想要的相互依赖、互相关联的程度要深得多。
作为社会先锋，他们必须创造一种新的伴侣关系，有机会让两人都拥有事业，而不是一人有事业，另一人只是有份工作，或一人搞事业，一人带孩子。有很多选择都可以让他们实现两人都拥有事业的目标，同时还成功打造一个家庭。但是，如果没有有意为之的相互依赖，选择更多、更有弹性的工作带来的冲击可能会让他们的家庭分崩离析。
他们的关系可能会呈现出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描述过的“纯粹的关系”这种形式，因为他们并不会以过去为指导，而是放眼未来。他们“自由漂浮”，不再受限于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外部条件，比如劳动分工或以抚养孩子为基础的分工。因此，这种新关系成为两个人的作品，而不是反映更普遍的社会习惯。对圆香和弘树来说，这个选择并不简单。他们不可能以在传统的伴侣关系中能够奏效的方式“顺风顺水”地走下去。他们必须就他们想要什么、渴望什么全面交流，形成一个关于“有可能如何”以及“也许有可能如何”的共同叙事。他们需要“反躬自省”：深入思考并讨论什么对他们来说很重要，要达成的一致目标，以及他们准备做出的承诺。他们必须根据自己的需求和渴望，以及他们看到的发生在他们周围的事情来做出选择。
并不是只有他们才这样。纽约大学的朱迪丝·斯泰西（Judith Stacey）指出，全世界的人都在积极构建新的家庭关系，而且这些重构并非细枝末节。斯泰西的看法是，正在发生的事情不啻大规模试验和应当如何、可以如何重构伴侣关系的过程，而这种看法也许会让弘树和圆香备受鼓舞。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制度化不够，也就是说，目前的制度规范还没有跟上快速变化的人类欲望。
这意味着圆香和弘树也许更有能力创造他们想要的家庭结构，因为制度化不足给他们提供了空间，让他们可以自己决定想要什么，并根据他们想要的采取行动。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好奇心，根据所见所闻，以及他们自己对未来的判断做出选择。
要想清楚这条新路径也许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可以回到之前我们为弘树可能的自我和道路创建的架构（见图4.1）。我们设想，他可以继续走他父亲为他设想的道路，也可以选择另一条路，可以去旅行，还有可能创业。但是请注意，这只是一个人的故事。在对弘树可能道路的整个探索过程中，我们完全没有考虑他会跟圆香在一起，而圆香可能也想有份事业。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设想中，弘树的道路是独立的，而不是互相依赖的。我们考虑的是单人叙事，而不是共同叙事。
现在，我们把这种互相依赖的因素加上去。我们可以假设，圆香和弘树都决定走上工作道路，都决定加入当地的公司。在图5.2中，我们将其标记为道路P1和P2。然后到他们30岁出头的时候（第二阶段），他们都决定继续全职工作，但也打算一起休6个月的假去旅行。他们走的是P4这条路，这会让他们走到各自的独特的第四阶段。他们决定暂时不要孩子，专注于各自的事业。他们的决策标准之一是日本企业变革的速度有多快。他们认为，无论是对男性还是女性，日本企业在引入工作灵活性方面都会进展缓慢。圆香如果决定专注于家庭而非事业，现在的性别差距必然会影响到她的职业生涯。
图5.2 圆香和弘树的人生故事
◎ 谁来带孩子？
他们还有别的路可以走。一种可能性是在第二阶段，也就是三十来岁的时候，他们决定成家。他们的选择之一是圆香很快回到全职工作中，追求自己的事业，而弘树转换角色，肩负起育儿的重任。有证据表明，在有些国家，全职爸爸的数量有所增加，尽管实际比例仍然很低。但是我们可以想象，随着性别薪酬差距缩小，女性的教育优势在她们所担任的高级职位中得到更好的体现，那么也会有更多父亲承担起带孩子的责任。
弘树更喜欢的另一个选择是，两人都工作，平等分担养家的责任。在丹麦和挪威等国家，父母已经开始采取这种做法，在职父亲对家务的参与几乎跟在职母亲不相上下。但在这些国家之外，这种做法并不普遍，而且肯定需要发挥社会才智，需要移风易俗，还需要改变经济基础，才能让这种做法得到支持。随着家里老人越来越多，照顾家人的需求贯穿了好几代人，一起养家的做法也变得更加重要了。
弘树希望自己陪伴孩子的时间比他父亲多。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想法，哈佛商学院的罗宾·埃利（Robin Ely）和同事们进行了一项研究，询问一群受过教育的男性是否期望将来在带孩子这件事上男女更加平等。在49~67岁的受访者中，只有16%的人认为会这样。在33~48岁的受访者中，22%有这个感觉；而年龄在18~32岁的受访者中，认为自己会担负起一样的育儿责任的超过三分之一。
更积极地参与带孩子，这样的抱负需要企业做出重大改变。日本的出生率下降得非常快，圆香和弘树的期望是，工人短缺会迫使公司承诺弹性工作制，因为这样才能吸引年轻员工。政府也需要支持这些变化。实际上，在安倍首相的“日本振兴战略”中，“女性经济学”问题是重中之重。这个战略涉及一系列政策，目标是增加高级领导职位中女性的人数，改善照管孩子的选择，鼓励男性成为更积极参与的父亲，并让实际工作能更好地平衡工作和生活。其困难在于，这些政策是否能吸引日本的企业和家庭文化。
圆香和弘树必须在这个未来上下注。他们对变化很乐观，以此为基础，他们打算选择P3这条路。在这条路上，他们彼此依赖的程度更高，都会继续工作，但为了共同照顾孩子，他们会选择一些灵活的选择。其结果就是，在第四阶段，他们一起走向了4C。弹性工作并一起照顾孩子，这个选择也有风险——也许企业的做法不会改变，而弹性工时也可能会导致事业发展和收入受损。再者，如果薪酬上的性别差异始终存在，那么经济压力可能会迫使圆香改变志向，转而采取一人有事业、另一人只是有份工作，或一人有事业、一人带孩子的模式。
◎ 安全基地和共同承诺
有一群社会先锋正在努力践行“两人都有事业”的模式，圆香和弘树也都是其中一分子。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的珍妮弗·彼得里耶利（Jennifer Petriglieri）等研究人员，对他们这群人有浓厚兴趣。珍妮弗的观察结论是，这些经过协商、做出了大量承诺的伴侣关系可以使夫妻双方都能够对自己及自己的身份形成更深更广的认识。因为双方都在致力于有意义的工作，所以能互相支持，而这样有助于建立更强的职业认同。强有力的关系可能会创建一个“安全基地”，在此两人都能为对方提供支持和鼓励。
长期来看，这个“安全基地”对圆香和弘树来说也许至关重要。他们的工作和工作场所很有可能变得越来越短期，他们要完成的任务会更加碎片化、工具化，会“拆分”得越来越细。因此，他们的伴侣关系有可能会成为不可或缺的社会制度，弥补传统锚点和组织认同的缺位。此外，这个“安全基地”也可以起到平台的作用，让他们都能应对风险，做出改变。实际上，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可以让两人都能积累起很多资源，而这些资源靠单打独斗是谁也拿不到的。这样一来就不再是“零和”，而变成了“双赢”的局面。跟单打独斗比起来，他们会取得更多成就，也会有更多共同成长的空间。这个安全基地也许会成为他们一生当中一笔真正的财富，让他们能够消除多阶段人生和非线性的职业生涯带来的时间和经济压力。他们更有可能成为“跷跷板”夫妇，改变他们的生活节奏。
他们伴侣关系的关键所在是承诺。这些承诺指出并认可每人各自承担的风险。两人都牺牲了一些各自独立的未来选择，转而选择了相互支撑的共同未来。传统关系当然也是以承诺为基础，圆香的妈妈承诺照顾孩子，而圆香的父亲承诺挣钱养家。这么做相对来讲直截了当，因为社会规范和选择能够支持和鼓励他们的承诺。圆香父母的选择和相应顺序也比多阶段人生所能提供的更少。因此，虽然造就良好夫妻关系的本质没有变化，但圆香和弘树缺少社会规范这种外部指引，因此他们不得不为做出承诺投入更多精力。这些承诺来自持续的交流和沟通，也将成为他们夫妻关系的特征。
要做到这一点，他们需要建立并保持相互信任，这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这种相互信任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而是跟他们关系中的其他方面一样，必须经过努力才能得到。他们需要信任对方，也让自己值得信任——相信自己可以信赖对方的言行——每天都要花些时间倾听彼此，认真讨论重要问题，并关注这些问题，直到最终得到解决。
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迈拉·斯特罗贝尔（Myra Strober）在以自己的研究和自身经历为依据的自传中这样写道：“两个人可以保持一段持续、能带来滋养的关系，而且两人都能对各自的职业生涯感到满意，但只有在两人都全心全意承诺要走这条路的时候才能做到。如果你和你的伴侣都做出了承诺，你们就能找到办法将其实现。”
数世同堂
随着我们越来越长寿，任何时候同时在世的世代肯定都会比以前更多。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多代人之间的关系会为彼此提供资源，相互支持和养育，就像埃丝特尔家里一样。这些关系如果运转良好，每一代人都会觉得自己得到了理解和公平对待。
然而，有一种感觉是这样的：虽然代际关系在家庭内部可能很和谐，但却在几代人之间变得紧张起来。这种紧张情势在政治上也有所体现。例如在英国脱欧公投时，投票结果按年龄来看泾渭分明：18~24岁的男性有61%支持留在欧盟，而54~60岁的男性支持脱欧的比例刚好也是这个数。在美国，投票结果也越来越体现出年龄特征。实际上，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认为：“美国政治中的代沟正在扩大，事实也许会证明，不同世代之间的分裂比种族和阶级分野更重要。”
毫无疑问，运转良好的人类社会和幸福的家庭，一定程度上都以良好的代际关系为基础。但是，代际关系似乎正面临压力，因为技术才智正迅速改变工作和职业，而长寿正在改变年轻人和老人之间的平衡。
◎ 代际公平：年轻人比老人处境更糟吗？
在法国大革命的黎明，英国诗人威廉·华兹华斯写道：“幸福啊，活在那个黎明之中，年轻人更是如进天堂！”在由人工智能和长寿推动的大革命的黎明，今天的年轻人很难说出同样的话。
对他们的父母、祖父母来说，三段式人生足以养活一个家庭，买一套房子，还有一份养老金。但对年轻人来说，这种前景不太可能。他们不会一辈子都在同一个工作岗位上，甚至不会一直在同一个行业，更不会说现在就需要规划好未来60年的职业生涯。而且他们父母那一代有张大学文凭就能保证找到工作，拿到高薪，他们这代人却不太可能有这样的经历。很多国家的年轻人发现越来越难找到工作，踏上职业阶梯的第一级；他们可以预见自己的职业生涯会有更多中断，也不能依赖最开始受过的教育就安然度过整个职业生涯。对老一代来说，三段式人生可以带来稳定的工作和经济条件；而在年轻人看来，未来似乎只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还有个令人恼火的问题就是房价一直在涨。在大城市，这个趋势对年轻人很不利，而且导致住房拥有率大幅下降。在英国，这个比例下降得非常厉害，如今30岁的年轻人拥有住房的比例只有六七十岁的人的一半。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情形与此相仿。因此，这代年轻人到四十多岁的时候，拥有的财富明显会比前几代人要少。
雪上加霜的是，社会还需要支持曾经对前几代人做出的关于医疗和养老金的承诺。三段式人生实际上是为70岁的预期寿命设计的，然而现在预期寿命延长到了85岁，他们养老的钱一部分是由正在工作的年轻人提供的，而这些年轻人未来就算还能享受福利，也会比这些老人少。1936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接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曾说道：“对有几代人，我们给得太多了。对另几代人，我们期望太高了。”这对很多国家的年轻人来说都是不祥之兆。在日本有个新词——老害（rougai），用来指老人越来越多给年轻人带来的或大或小的害处和不便。
多重压力让很多国家都产生了这样一种看法：年轻人未来的处境会比他们的父辈更糟糕。在日本，38%的人认为他们的孩子处境会更糟（相比之下，只有28%的人认为孩子们的处境会更好）；在法国，71%的人有此看法（相比之下，仅有10%的人认为孩子们的处境会有所改善）。但这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在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中，比如印度和中国，父母就要乐观得多。这些国家的年经济增长率在5%~7%，也就意味着收入每10至14年就会翻一番，因此也就不必奇怪，在印度，65%的人认为年轻人的处境会更好，在中国，持此观点的则有78%。
当然，年轻人并不是一切前景都暗淡无光。如果我们考虑到性取向的问题，以及LGBT（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群体）议题所取得的进步，那么年轻人在很多方面都比前几代人好多了。而预期寿命的提高，无论是已经达到的，还是在未来可能达到的，都意味着年轻人会受益于更长的寿命。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跟美国人相比，法国人的预期寿命多三年，但个人年消费额只相当于美国人的60%。以此为依据，如果预期寿命继续增加，而年轻人总体上处境并没有变得更好，那么他们的收入跟父辈相比会大幅下降。
我们认为，这种代际冲突的核心原因是，三段式人生维持不下去了。技术才智和社会才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意味着三段式人生不再可行，年轻人需要新的图表来规划自己未来的人生，能实现经济繁荣、能提供让人类繁荣发展的平台的人生。
然而，虽说你越年轻，在打造长寿新人生时需要做出的实质性改变就越多，但无论你什么年纪，都必须做出改变。人人都已经开启了改变的过程。变化的性质对不同世代的人来说也许会有所不同，但要满足这些需求，他们也不需要相互竞争。我们需要的是能帮助不同年龄的人在生活中共同努力，而不是制造代际冲突的政治制度。
以日本的“未来设计”中的方法为例。这项实验于2015年在岩手县的矢巾町进行，要求市民为本镇描绘出直到2060年的长期愿景。他们被分成了两组：一组被要求想象并表达出当前这一代人的观点；另一组则被要求想象并表达出活跃在2060年的人的观点。几乎无一例外，代表子孙后代的人都要求对目前的困难问题采取更强硬的路线，而专注于当前情形的人则更加宽容。实验确实产生了不同结果，这挺有意思，但也许更重要的是，实验改变了那些被要求代表子孙后代的人的心态。在气候变化等领域，尤其迫切需要这种方法。
◎ 代际标签：不同世代真的不一样吗？
更宽泛的代际冲突的观点一定程度上是由代际标签带来的。这些标签是媒体和商业分析的主要内容，标题诸如《与五代劳动力打交道》《千禧一代十大喜好》，当然也会有《千禧一代最不喜欢的10件事》。似乎每天都会有《千禧一代/婴儿潮一代性生活越来越多/越来越少》，或是“更爱吃牛油果”之类的文章见诸报端。
代际标签的始作俑者很可能是格特鲁德·斯坦（Gertrude Stein），她给1883—1900年出生的人创造了个词，叫作“迷惘的一代”。随后出现的是出生于1901—1924年的“最伟大的一代”（美国的“‘一战’一代”），以及出生于1925—1942年的“沉默的一代”。所有代际标签中最著名的是“婴儿潮一代”，指生于1943—1964年的人，改变了他们经历过的所有人生阶段。他们后面是出生于1965—1979年的人，由道格拉斯·库普兰（Douglas Coupland）命名为“X世代”。再然后是“千禧一代”（出生于1980—2000年），有时候也叫作“Y世代”，他们现在是美国人口最多的一代，到2020年会占全球人口的50%。最近出现的是“Z世代”（出生于2001—2013年），也可以叫作“i世代”。下一代又该怎么称呼呢？他们现在还没满10岁，也还没有一个固定的名称，但“阿尔法一代”这个词似乎会脱颖而出。
这些代际标签让人头疼，部分原因在于年份和命名似乎都太随意了。在一家人中间，“一代人”的概念很明确。但对整个社会来说，“一代人”的概念就没那么清晰了。在你家里，你的父母显然属于上一代。但代与代之间的分割点与其说是年龄，不如说是在家谱上的辈分。在世代由出生年份定义的社会中，怎么分割就不一样了。有可能你有个叔叔是婴儿潮一代，还有个阿姨是X世代。因此虽然在家庭中，“一代人”的含义很明确，但在社会层面上，就有些随意了。
代际标签另一个让人头疼的特点是，这种标签到现代才出现。在19世纪末以前，并没有关于“一代人”的意识——就算有，似乎也没觉得有必要评头论足，或者专门起个名字。人们只说年轻人和老人。虽然莎士比亚也写过人一生可以分为七个时期，但他并没觉得有必要借助代际标签。然而正如尼尔·豪（Neil Howe）和威廉·施特劳斯（William Strauss）所说，自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每一个20到25岁的人，在走向成年时都至少有过一次确定的尝试，试图为之命名”。有趣的是，代际标签出现和三段式人生形成差不多是在同一时期。正是三段式人生的概念导致了社会上因年龄而形成的明显的制度隔离：教育机构容纳的是21岁或以下的人，工作机构容纳的是65岁以下的人，而退休到来之后，老年人的新社区又确立了。
这种制度性的年龄隔离的本质，在1996年发生于亚利桑那州凤凰城郊区“青年镇”上的一件事中得到了生动体现，而这个“青年镇”的名字也实在是讽刺得很。当时16岁的查兹·科普为了躲开继父，想跟自己的祖父母住在一起。然而，“青年镇”的退休社区要求每家至少有一位55岁以上的居民，而且对查兹来说重要的是，18岁以下的孩子不允许在这里居住超过90天。这个案例成了市议会、州检察官、“青年镇”居民和查兹的祖父母之间的一场法律冲突。在尘埃落定之前，警察甚至通过跟踪校车，确保没有孩子下车来强制执行这种隔离措施。
有趣的是，在时光流转中，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以年龄为隔离标准，人们也越来越依赖代际标签。人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随着人们跟非同龄人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他们对非同龄人的了解就越少，因此只能求助于代际标签来弥补他们缺乏的认识和看法。
◎ 代际标签管用吗？
如果想确定这些标签究竟是有助于还是妨碍了代际关系，想想这些标签是否反映了明显的经验差异会很有用。这样做继而需要从社会角度来定义，什么是一代人。最经典的是由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给出的定义：经历了同一个历史时期的一群同龄人。也就是说，一代人是根据就时代精神而言的特定年龄视角来定义的。归属于一代人的这种感觉有什么吸引力，马丁·海德格尔有句评论表达得淋漓尽致：“此在在它的‘同代人’中并与它的‘同代人’一道有其具有命运性质的天命，这一天命构成了此在的完整的本真演历。”
但是，曼海姆自己也指出，并不是每个年龄段都需要定义一代人。如果21世纪的世界和20世纪实际上一模一样，那么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环境就不会变化，社会规范和价值观也会继续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并不需要确定几代人的身份，只需要关注年轻人和老人就足够了。因此，是社会变化定义了新一代，因为他们会质疑公认的智慧，用他们独有的方式应对新的挑战，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和视角。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奋战在社会才智前线的一支大军。从这个角度看，用来定义各世代的分界日期，就是发生特定变化的历史时期的书挡。这个观点同样解释了为什么最近几个代际标签都是根据对科技的态度来定义的。如果科技一直在快速变化，我们可以预期，代际标签的流转还会加快。
然而，要想让代际标签足够有感染力，这些历史变化就既需要被界定明确，又需要能够在解释个人行为差异时起到主导作用。如果变化很慢，而且持续多年，那么代际标签的明确界限就会误导人。圆香和拉迪卡的代际标签是“千禧一代”，但她们成长的技术世界跟汤姆和英截然不同，更不用说克莱夫了。这些区别无疑能帮助我们洞察这些群体之间的行为差别。然而，这些代际标签要足够有影响力，就必须既能解释圆香和拉迪卡与汤姆和英这两组人之间的重大差异，也要能预测圆香、拉迪卡、汤姆和英的行为方式中的大量相似之处。
从这个角度看也许就不会奇怪，对探索代际潜在差异的研究进行的荟萃分析显示很少有显著差异。实际上，以千禧一代为例，他们在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上的差别，比平均来看千禧一代和婴儿潮一代之间的差别要大得多。换句话说，人就是人。我俩都喜欢往烤面包片上抹牛油果，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千禧一代。
危险在于，代际标签也许只是人口统计学上的占星术，用任意选定的日期来判断个体的个性和需求。由此总结出的一般性、夸大其词的区别也许会贻害颇深，尤其是在企业界。我们在商学院能听到的关于千禧一代最常见的说法之一是，他们希望工作有意义、灵活，而且有明确目标。但是，退一步想想——这肯定是任何年龄的人都想要的吧？我们的上一本书《百岁人生》的网站上有个简短的诊断测试，有数千人完成了这个测试。而在我们分析完这几千人的测试结果之后，上面说的这点就已经很清楚了。在那份测试中，我们要求人们评价自己生活的各个方面，还问了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什么地方。这些回答按年龄来看并没有多大变化，这让我们感到震惊。年轻人和老人都会为自己的技能投资，对工作都很积极，也都感到振奋，也都在努力保持健康。
代际标签也有个问题，用德国艺术史学家威廉·平德（Wilhelm Pinder）的话说就是，它们强调“同时代人的非同时性”。人人都在应对科技和长寿带来的变化。只是通过代际标签的透镜来解释这些，就抹去了他们共有的同时代背景，把重点放在了他们的年龄上。关于科技的叙事就是这种情形。婴儿潮一代大部分都是在没有智能手机或社交媒体的环境中长大的，这跟他们的孙辈截然不同：孩子们“精通科技”，生来就会运用科技。但这并不意味着婴儿潮一代不能学习，只是他们必须学习。
他们也确实正在学习。即使到2012年，美国婴儿潮一代也只有40%的人使用社交媒体，而千禧一代有81%。到2018年，千禧一代中用社交媒体的人数比例基本上没有增长，但在婴儿潮一代中，用社交媒体的人数比例上升至57%。科技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和交流方式，其影响不会局限于特定的年龄群体。
所有这些都不能否认，在代际标签基础上做出的谨慎经验分析还是能带来一些见解。如果我们要跟好几代人一起努力，重新设计人生规划，使其不只是对克莱夫、汤姆和英有效，也能为圆香、弘树和拉迪卡指引方向，这些见解会成为无价之宝。然而，这些代际标签通常只不过是马马虎虎的刻板印象，掩盖了所有年龄的所有人在打造长寿新人生时都需要同时面对的共同挑战。危险在于，代际标签强调的是差异而非共性，因此导致了代际冲突，而不是代际融合。
◎ 形成代际同理心
在不同世代之间形成更强大的同理心，不仅仅是可以避免“代际战争”风险的一种方式。三段式人生所鼓励的年龄隔离削弱了我们从最古老、最能带来回报的关系——跨越几代人的关系中受益的能力。不同年龄的人在大学、工作场所、闲暇时间有意识地交流时，他们会感觉到连接，感觉到个性。即使他们意识到他们分别处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位于时间长河的不同位置，他们的共同目标还是会将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
形成代际同理心会有很大收获。最孤独的两个群体是年轻人和老人。社会才智要侧重于在这两个群体之间建立联系，这一点至关重要。英国利兹大学的乔治娜·宾尼通过“回复”笔友项目，在学生和老年人之间建立了联系，实现了这个目标。建立联系的目的是解决孤独，但是也实现了知识交流，并在社群中形成了联络点。
试图重新连接起几代人之间的纽带的努力由来已久。早在1976年，东京就有一家幼儿园和一家疗养院合并到了一起。推动力还在增加：新加坡政府最近投入了17亿英镑以回应改善老境的倡议，其中包括10个代际住房开发项目。这些倡议的好处是，它们都是以年轻人和老人之间由进化本能锤炼出来的自然而然的相互关系为基础。老年人可以在指导和支持年轻人时发挥重要作用，儿童心理学家尤里·布朗芬布伦纳（Urie Bronfenbrenner）就曾说道：“每个小孩子都需要至少一个无脑迷恋着他/她的成年人。”
反过来，年轻人可以让老人充满活力。住在南丁格尔之家疗养院的89岁伦敦人费伊·加西亚就是这种感觉。同一地点还有一家“苹果和蜂蜜”南丁格尔幼儿园，费伊每周至少去一次。她觉得那是一个星期中自己最振奋的时候。在社会企业家马克·弗里德曼看来，这里是真正能够找到青春源泉的地方。他认为，长生不老不会来自科学发现，而是来自支持年轻人的长久传统。哈佛大学的乔治·瓦利恩特则称：“生物学每况愈下。”
社群
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虽然家人、朋友和同事形成了我们最亲密的社会关系，但形成我们生活中的日常背景的，是我们所在的社群。无论是你所生活的街道上的邻居，还是你所在的全球在线网络，这些更广泛的关系对我们的福祉来说都很重要。但是，跟我们人生的很多方面一样，科技和长寿的结合既打乱了以前能成功运行的模式，同时又为社会才智彻底改变社群运作方式提供了新的机会。
◎ 分裂的社群
在我们的社群交流中，虚拟的成分越来越多，面对面的成分越来越少。在跟自己的社群接触时，脸书用户平均每天花在虚拟交流上的时间是39分钟，而面对面交流的时间是43分钟。网络快递正在取代商业街购物，廉价外卖餐饮也代替了外出就餐。拉迪卡几乎完全在网上工作，很少去见自己的客户。这给了她跟世界各地的人一起远程工作的绝好机会，但也确实让她减少了跟住在附近的人的日常接触。我们需要运用社会才智，确保这些新的联系方式是补充，而非取代了能带来丰厚回报的人际关系，而我们人类正是凭借这种关系才得以繁荣昌盛。随着社群和社会变得更加隔离，这个问题也越发尖锐了。隔离有一方面的体现是，独居的人越来越多。例如，据预测，到2030年，法国将有一半的家庭面临这种情况；在英国和日本，这一比例会达到40%；而美国是30%，韩国是24%。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独居的老人究竟有多少。今天美国85岁以上的老人中，只有四分之一生活在数世同堂的家庭中，而在1940年，这一比例为三分之二。通常都是他们的子女搬去了大城市，而没有了家人之间的牵系，老人会很容易感到孤单，也缺乏轻松友好的照料。在日本，人们越来越关心“孤独死”，也就是老人孤单地死去，没有人知道，一连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都没有人发现。科技可以起到一些作用，而在日本，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用机器人来帮忙照顾虚弱的老人。这些机器有自己的“个性特征”，差不多可以被视为宠物，还被赋予了专属的身份认同感。慈善组织“老龄英国”（Age UK）的数据表明，如今65岁以上的老人中有四成以上表示陪着他们的主要是电视。相比之下，跟智能机器人互动似乎明显是一个改善。英的妈妈住在300多千米以外，英一直用Skype（一款即时通信软件）跟妈妈保持联系，对她来说，Skype是无价之宝。再加上她妈妈用的亚马逊的智能助理Alexa，终于让她放下了心，确定妈妈有连接，很安全。但是英也在担心，这些连接技术虽然让她感到放心，但是也意味着她实际去看望妈妈的次数没以前多了。
这些新技术最擅长的事儿是当红娘。这个工具很强大，也有很大的潜力，但是也不可避免地改变了集体体验的性质。这一点体现得最明显的就是约会。1980年，约有35%的异性恋情侣是“通过朋友介绍”，剩下的要不就是在工作中认识（20%）、通过家人介绍（18%）或者在大学里认识的（22%）。也就是说，他们用的是物理网络和社群网络。到2017年，有将近40%的情侣是在网上认识的，而且这个比例似乎在逐年上升。
跟在线红娘接踵而至的，是“选型婚配”，即人们倾向于跟自己很像的人结婚。这种配对产生的影响在美国非常明显。20世纪60年代，大学毕业的男性只有四分之一娶的是有大学学位的女性，而到2016年，大学毕业的男性有一半都是跟女大学生结的婚。结果家里要么两名成年人都收入很高，要么两人都没怎么受过教育，因此很可能收入也很低。其必然结果就是，不平等加剧了。
人们通过“人以群分”结成彼此相似的夫妇，之后也会选择跟相似的人生活在同样的社区。这必然会改变邻里关系的性质，也让位置和地段成了稀缺资源。也就是说，无论是在休闲娱乐还是工作中，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总是选择跟其他同样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一起。此外，为了尽可能缩短通勤时间，这些受过良好教育、薪酬很高的人也会选择住在市中心。这就抬高了市中心的房价，把低收入家庭从城里挤了出去，加剧了经济隔离。在伦敦这样的城市里，房价的中位数约为伦敦人年薪的15倍，而在香港，这个比例更高（19.4倍）。其结果就是，商店和服务的价格水涨船高，例如几乎只卖有机食品的“全食”超市、“大部队”动感单车店、“璐璐柠檬”瑜伽店等等。社区由此经历了中产阶级化过程，巩固了高收入人群在这里的地位，赶走了低收入人群。在旧金山、圣何塞这样的城市，这些影响非常显著，并开始成为政治问题。但这并不是美国才有的现象：从2001年以来，在欧洲13个大城市中，有11个城市的收入差距加大。
与此同时，虽然社区隔离愈演愈烈，在对社区的定义中“同一个地理位置”的含义也越来越淡化。跟很多自由职业者一样，拉迪卡是这座城市的新移民，跟她最亲密的家人都离得很远。由于没有日常工作场所，她认识的人也很少。因此对很多人来说，地段变得没那么重要了，不再是他们终其一生的外部参照。拉迪卡的经历表明，在青年时期过后，你住的地方不再能反映你的出身，而是会反映你在多阶段人生中的不同时间做出的各种选择。
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还是仍有可能重新阐释社区和地方可能的样子？我们似乎不可能回到传统的社区。但你还是可以通过积极做出选择，在当地商店而不是在网上购物，在邻居当中而不是在老朋友和同事当中组织一个读书俱乐部，去当地的健身房而不是公司旁边的健身房，等等。通过这些，你还是有可能建立起一种以社区和地方为基础的归属感。然而在所有这些情形中，经济力量都对社区不利。所以另一个选择是考虑成为社会先锋，革新现有空间或创造新空间，让社区聚集在一起。社会先锋乔纳森·科利（Jonathan Collie）打造的“公共休息室”就是这样的空间。在科利看来，这件事就是提出重要的社会问题，然后创建一个物理空间——“公共休息室”。任何年龄、任何背景的人都可以聚在一起这样交流，参与兼容并包的活动。为了更好地满足人类的需求，邻里和社区正在彻底改造，而“公共休息室”只是正在进行的诸多社会实验中的一个例子。
◎ 增加社群时间
传统上，三段式人生的最后阶段是人们最有可能参与社群活动的时期。在英国，全国志愿组织理事会（英格兰志愿和社区部门的总机构）的数据表明，志愿服务会在人们步入50多岁的时候开始增加，待人们步入花甲之年后还会再次增加。随着人们越来越长寿，而且退休时身体越来越健康，退休后也还剩下更多年头，社区工作的潜在志愿者的数量也在增长。马克·弗里德曼说：“老年人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在增长的自然资源。”
他们可以成为重要资源。在历史上，志愿者组织在转型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在工业革命期间，随着城市和工厂拔地而起，很多社区经历了重大变化。数百万个家庭搬到了工业城镇，也因此失去了传统形式的社区支持，比如乡村教区或教堂。随着时光流转，志愿慈善机构和志愿者介入了，他们帮助完成了重要的无偿工作，建立了新的制度化的社区支持形式。实际上，正是在此期间，基督教青年会（YMCA，1844年在伦敦成立）和救世军（1865年成立）这样的慈善组织规模不断扩大。这些无偿工作大部分是由女性完成的，尤其是那些富有、受过教育的已婚女性。她们既不期待，也不能从事有偿工作——人们假定她们只能通过志愿工作，通常是在护理工作中做出贡献。有个很好的例子是英国皇家志愿服务组织（RVS，前身为妇女志愿服务组织）。它在1943年达到巅峰的时候，有100多万名成员。虽然皇家志愿服务组织现在仍在从事有价值的慈善工作，但其成员人数已经减少到2.5万人。
在慈善活动迅猛发展的背后，是人们对社会问题的认识，以及一批愿意而且有能力帮助解决这些问题的人。随着政府政策逐渐开始解决这些问题，女性也逐渐开始从事有偿工作，这些活动自然也就减少了；对这些活动的需求越来越少，有时间提供帮助的人也越来越少。我们认为，舞台已经搭好，就等慈善活动再次增加。又一次有清楚的迹象表明，科技带来了艰难的转型，而愿意且有能力提供帮助的人也再次出现。这一次不再是无业女性，而是一群积极、精力充沛的老年人，他们想继续从事有意义的活动。这正是Encore.org想通过“安可伙伴”计划利用的资源，这个计划为即将退休的人提供了在非营利组织中担任受资助者的机会。这种“返场”事业是三段式人生自然而然的延伸，代表了创造多阶段人生的一种方式，也展现了正在拓宽的“工作”的概念。
这种社群工作可能未必会带来收入，但对那些付出了时间和技能的人来说，还是会有重大回报。关于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的研究显示，志愿服务有非常大的积极影响。积极参与社群活动的人更有可能活得更久，而社群活动带来的人生意义也已经证明会减少罹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也会降低死亡率。
但是，这并非只跟老人志愿者有关。多阶段人生的实质是年龄和人生阶段之间的关系更加灵活。与其退了休才致力于社群工作，不如将社群工作分配到一生当中去。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研究表明，志愿服务活动很少是退休之后才开始的。志愿服务的习惯，以及时刻准备从事无偿工作的态度，需要用一生来养成。哈佛法学院教授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曾说道：“无私、慷慨、团结和公民精神，可不是越用越少的消耗品，而更像是肌肉，会越用越强壮。”
◎ 社群同理心：站在“无知之幕”后面
我们的社会变得越来越隔离，这必然会让我们缺乏对他人的认识、理解和同理心。同理心减弱会阻碍积极的社会和政治进程，而这些进程本来可以推动解决这些问题所需的社会才智的发展。哈佛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提出了一种能克服这个问题的方法。他建议，如果你要考虑一下你想生活在一个怎样的社会中，就应当设想自己是站在一块“无知之幕”后面。在这个位置，你并不知道自己是谁——你不知道自己的性别、种族、年龄、健康状况、智力水平、技能、教育程度或宗教信仰。在对自己的身份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你希望从自己的社群中得到什么？
把自己置于无知之幕后面，你就不得不去想，别人会如何应对这些将影响我们所有人的冲击和改变。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更长寿的人生中，我们所有人都会经历更多冲击，面对更多风险。关键问题是：这些冲击会有哪些长期影响？
有可能在漫长的一生中，你有更多时间从这些冲击中恢复，去化解风险。这时候，你从哪里开始都不会有太大影响。在漫长的一生中，你的道路更多地取决于你自己的决定。
但是也有可能随着时间推移，霉运会逐渐积累起来。我们已经指出，你工作的时间越长，经济状况就会越好，你拥有的资源也会越多；你越是积极参与，就会越健康、越有动力，你的健康预期寿命也会更长。但是，积累也可以以另一种方式进行。教育程度低往往会导致收入低，这样在应对科技给你的工作或健康状况带来的影响时，你能利用的资源也更少。这反过来又催生了更多不利因素，让你更容易在未来遭受更多不幸。在更长的多阶段人生中，这将带来更大的分化和不平等。
但是，无知之幕并不只是帮助你形成社会同理心的手段。在长寿人生中，你会有很多“可能的自我”。在未来你究竟会成为哪一个，取决于你的选择以及你无法控制的随机事件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视野更加广阔、劳动力市场更不稳定时，未来你也许会实现的“可能的自我”也会拥有更大范围，当然随之而来的风险也会更大。
在小孩子的蛇梯棋游戏中，谁能走到棋盘右上角谁就赢了。假设你正在玩这个游戏。你掷出骰子，落在了梯子下面，你就可以快速往上爬。但是如果掷出骰子之后你不小心落到了蛇头上，你就得往下走，迅速滑落到棋盘底部。人生中有些事情就像你落在梯子上了一样——会让你加速向上运动；也会有些事情刚好相反，让你只能倒退。比如说如果你生了重病，那就算你受教育程度再高，你能重返工作岗位的机会还是会大大降低。声称自己的身体状况为“一般、糟糕或很糟糕”的人，受雇的可能性要比别人低20%，就算他们找到工作，他们挣的钱也会比别人少20%。这个影响会伴随你一生，就是退休了，你拿到的养老金也比别人少。
在以技术变化为特征的长寿人生里，蛇梯棋游戏也变得更久了，这意味着会有更多能推动你前进的梯子，也会有更多迫使你后退的蛇。有了这些变化，蛇和梯子的影响会越来越大。
这让我们回到了无知之幕。在漫长的一生中，你面前有很多可能的自我。面对这种不确定性，你无法确切知道自己未来的身份；对于自己未来的境况，你也没什么看法。这时候，你确实应当对政府和社会能够提供的支持和保障机制更感兴趣。你现在可能不是埃丝特尔，但未来有可能是，或者你的孩子可能是。我们应对未来变化的能力，需要家庭和社群提供支持和保障。
你的关系
◎ 检验一下你对人际关系的规划
我有时间吗？在考虑未来的规划时，你需要把自己从人际关系——与伴侣、孩子、家人和朋友的关系——中得到的满足感和乐趣也考虑进去。这些“纯粹”的关系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花时间与他人相处，花时间建立互信互爱，花时间专注于建立同理心和理解。在审视你想象中的人生道路和人生阶段时，你有没有为此分配足够的时间？如果有一系列阶段你都开足了马力，几乎没有什么休息时间，那你可能需要回去看看你的规划，考虑一下是否需要留出更多空间。
你们是否讨论清楚了未来想要什么？随着生命的延长、变成多阶段，你有了更多选择，可能的顺序也多了很多。但是，这些新的机会需要跟你最亲近的人精心协调，因为他们可能也在制订其他计划，也有可能对这些新的可能性浑然不觉。你们是否花足够时间来开诚布公地讨论清楚，你自己想做什么，而你想做的对你周围的人会有什么影响？
我能适应吗？前面我们描述过，一人带孩子一人搞事业的模式如何变成两人都有事业的模式。这种关系结构更加复杂，要求所有伴侣都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在你计划的人生各阶段中，你对自己和周围的人都提出了那些适应性要求？
◎ 社群优先
我会花时间参加社区活动吗？看看你正在考虑的人生道路，并从你将要生活的社区的角度评估一下。这些社区能给你带来快乐，扩展你的学习吗？在考虑你的人生各阶段时，你会有足够的时间投入社区活动——支持他人，帮助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邻里关系吗？怎样养成习惯，推动你跟周围的人打成一片？
我会跟不同年龄段的人在一起吗？如果你能花些时间跟比你年长和比你年轻的人在一起，你的人生规划会更经得起推敲，也可能会带给你更多回报。在对你脑海中的阶段和活动详加审视时，你会不会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同龄人的“聚居区”里？如果确实如此，那你就需要好好想想，如何才能拓展自己的领域，跟其他年龄段的人在一起。不要关注年龄，要重点关注人。 如何优雅的老去（套装共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