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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 什么时候努力医治，什么时候放弃治疗

　　疼痛令我母亲难以忍受，这吞噬了她的生命。她的疼痛像大海，她在里边游动，却看不到岸边，而她也不想看到岸边。已经没有任何神奇疗法能给她希望了，对她来说，有用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她看到的未来就是更多疼痛和衰弱。

　　我从那时起开始收集关于安乐死的信息，我想，这是我该为她做的。

　　“我并不为任何事情感到悲伤，但我已经受够了。”

　　其实，我希望没有来世。我没法想象有什么东西是永远持续的。我想念沃尔特，我希望能在另一个世界里见到他，但我知道不会的。其实，这倒让人感到宽慰。一切都会结束，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对。

　　——约翰·索伦森（91岁）

　　约翰·索伦森传授的是最难领会的经验：如何接受死亡并继续活下去。他并不抑郁，他其实没有自杀倾向——尽管他有时说希望自己有，但并没有主观的想法。他经常是快乐的。从在纽约州北部度过的少年时光到与沃尔特·卡伦的多年恋情，他珍惜自己的人生记忆。他住的公寓完全是按他自己的意愿装潢的，这对他很重要。他就是想死。他说：“我这一生很精彩。我刚开始很遗憾，没有创造更辉煌的事业，但有沃尔特作为补偿是绰绰有余了，我们的生活非常幸福。”但是他说，在活了91年之后，“生活现在给不了我足够的补偿了。我很乐意离开。”

　　我2015年年初认识约翰时，已经知道怎样让一个人死去而不造成任何痛苦或折磨。我不会在书中分享这种方法，但互联网上到处是此类有用的信息。几年前，我研究过帮助我母亲安乐死的可能性。这是在她接受第二次脊椎融合手术之后——在感染险些要了她的命之后，在她埋怨我和弟弟同意给她插饲管维持生命之后。我从伊拉克归来，重整婚姻和在纽约的生活。手术后，我母亲摔了一跤，手术部位以上的脊椎骨发生了压缩性骨折。医生解释说，这处骨骼多年来已变得非常疏松，现在像脆海绵一样断裂了，没有任何治疗方法能使它的结构恢复得完好如初。

　　接下来的几个月，疼痛令我母亲难以忍受，这吞噬了她的生命。她的疼痛像大海，她在里面游动，却看不到岸边，而她也不想看到岸边。她讨厌理疗，因为这需要有意识地以造成疼痛的方式帮助她活动，而且止痛片的镇痛效果越来越差。一位疼痛管理专家建议通过电击杀死她脊椎周边的一些神经，这缓解了部分疼痛，也让她打起了精神。但是，疼痛后来又恢复到了至少和原来一样强烈的程度，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神奇疗法能给她希望了。她有天倒在床上，头靠在床尾，就保持着这个姿势，在看护们更换她身下的吸收垫时不停呻吟。

　　我从那时起开始收集关于安乐死的信息。我想，这是我该为她做的。

　　幸亏从来没有走到那一步。医生为她增加了止痛片的剂量，直至她终于能够到处活动。她逐渐恢复了原来的生活：跟老朋友一起吃晚饭，偶尔乘坐楼里的面包车外出，上每星期固定的西班牙语和陶艺课程。由于有了电动踏板车，她可以随心所欲地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她的看护给了她陪伴和安慰。问题是，她还是想死。她后来告诉我：“我非常愤怒，我失去了对上帝的信仰。我觉得如果上帝爱我，就不会让我继续这样的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现在还是这样想的。”我能明白，想放弃只能在湿透的吸收垫上辗转反侧的生命是有道理的。但是，放弃有这么多来之不易的舒适条件的生活，是不是太任性了？

　　她不这样想。她反倒引用了一首据她说是詹姆斯·乔伊斯所写的旧诗。她说：“我苍老，我疲惫，我想顺流而下，归入大海。”她说，她有用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她看到的未来就是更多疼痛和衰弱。“我就是这样看的。也许到了那时候，我会害怕，我不知道。这是对的。我不想拖得太久。”

　　探望约翰的时候，我很难不想到我母亲。约翰的矛盾之处在于，他爱说话，所以就连关于他求死之心的谈话，都能让他振作起来。小时候，他经常因为说话太多而惹麻烦，老了之后，他喜欢重复这个故事，而且通常是在由他主导的愉快而冗长的谈话结束之后。即便在谈到死亡的时候，他也会微笑并且兴致勃勃，然后很快转到别的话题上。他和我母亲不同，似乎在品味他仍然拥有的一切带来的愉悦感。我有天去探望他的时候，他刚在电台广播中听了大都会歌剧院的桑德拉·拉德万诺夫斯基在威尔第的《假面舞会》中的唱段，他聊起这个的时候满脸放光。他说：“我觉得听完之后，我有好几天都晕晕乎乎的。我好久好久没听到过这样的歌声了。它让我觉得充满了活力。她唱完之后，我有一个星期的时间都飘飘欲仙。”

　　他惊讶地发现，尽管他已经做不了什么，但世界还能创造这样的美——一位新的非凡的女高音。音乐让他忘记了一切。就在几天前，他在电台听到格伦·米勒的《一串珍珠》，突然大受感动，独自在厨房里跳起了舞。他说：“我最后站了起来，扶着冰箱，试着在歌声中跳舞，那感觉美妙极了。音乐让我激动，让我快乐。”

　　我最早开始探望约翰时，每当他说到想死，我就会指出所有这些给他愉悦感的东西，认为这些都是活下去的理由。他不想再听一次乔纳斯·考夫曼或者再见见法尔岛时代的朋友迈克和约翰吗？为什么是今天，而不是三天后或者三年后？这是我的本能反应，是我们在朋友情绪低落的时候会做出的反应：打起精神来，至少你还没有在大太阳底下挖树桩。我会提醒他想想希望他活下去的朋友，就好像问题在于他不知道有人爱他。我在重复我们的文化当中赞美斗士的内容：不要投降，不要放弃，要战斗到最后一刻。放弃似乎是软弱或不明智的——或者，按照迪帕克·乔普拉超凡脱俗的良好感觉，是缺乏想象力，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可以成为“一块土地上的拓荒者……在这块土地上，暮年、衰老、疾病和死亡是不存在的，甚至不被视作一种可能性”。死亡或许是我们所有人可以笃定的一件事，但也是主动去索求会很丢脸的少数事情之一。

　　但是，约翰从未犹豫过。他的求死之心不是盲目或者任性的。他更像是一个歌手结束了演唱，再也没有段落可唱。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给予或者再获取了，为什么还要留在舞台上，在聚光灯下呼哧带喘、大汗淋漓呢？年老带来的衰弱越来越严重，他越来越瘦小，他与之斗争的最佳回报也就是第二天还能再次展开斗争，届时他会更加伤痕累累，周身疼痛。这里所说的大小变化就是字面上的意思——约翰原来身高1米82，但上次测量的时候只有1米73，他觉得自己在那之后又矮了一些。他说：“我现在做好走的准备了，给我一两天时间。”也许他会在两星期内死去，也许是3年零7个月之后，那是美国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91岁。无论怎样，剩下的时间都对他毫无意义。对于朋友，他已经给予了能够给予的一切，也从他们那里获取了能够抓住的一切。

　　我逐渐通过约翰意识到，接受乃至期盼死亡都没有减少他尚存岁月的价值，反而因为日子所剩无几而显得每一天都越发珍贵。这使他能够自由地生活在自己喜欢的事物中间，而不是苦苦思索如果可以的话，该做些什么。正因为如此，谈到死的意愿反而使他振作了精神。死亡使一切都拥有价值。他见到这个或者那个朋友的次数有限，所以每一次都弥足珍贵。这些时刻是超级饱和的，不像年轻时那样转瞬即逝。看老电影使他想起父母，或者沃尔特，或者他对达纳·安德鲁思的迷恋，或者法尔岛的一次聚会，或者同时想起所有这一切。由于他不相信来世，死亡对他来说就是终结，而不是过渡或者目的地，所以他只把死亡看作一种必然，无形无色。没有理由忽略当下。他不期望更多，他也不想期望更多。这样的期望对他毫无意义，是一种他已经抛在身后的强烈欲望。

　　心理学家玛丽·皮弗在充满悲悯之心的作品《别国：美国老人的情感地形指南》中写道，人在年老之后会“寻找生存之地。他们问：‘我的生命重要吗？’‘我的生活充实吗？’‘我对别人有什么意义？’‘我有哪些可以自豪回顾的事？’‘我爱对了人吗？’他们寻觅会让他们感到安适、有用和被爱的家和村庄”。据我所知，这些约翰全都没做过，至少我认识他的时候没做过。他早已超越了提出疑问的阶段，因为答案对他已经毫无意义。他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看重什么，什么是已经失去且绝对不可能复得的。觉得自己不再有用让他感到抓狂，他知道自己有人爱，但只能从中得到有限的宽慰。就算他早先寻觅过自己的生存之地或者寻找过家，那这样的努力也早已成为过去。他说：“我以前总是计划着等自己老了就看书和弹钢琴，但我现在两样都做不了。你知道自己老了以后想做什么吗？”

　　每次我去探望，他都引领我穿越愉快的记忆，有时是反复讲述同样的内容。他的生活是个小小的珠宝盒，虽不起眼但却闪闪发光。他谈到自己小时候对家具的喜爱，谈到1935年他12岁时听到电台播放女高音克里斯滕·弗拉格斯塔的演唱，谈到他在纽约州北部小镇的家乡以外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他最爱的歌剧当然是瓦格纳的。他有天说：“我真希望你在我母亲年轻的时候认识她。”他只需谈到这个就足以触发一次记忆之旅。厌倦、恐惧、愤怒、嫉妒、委屈、背叛、孤独——这些在他的记忆中都不存在。相反，他的记忆里有爱、性和温情，有与朋友共度的时光以及他和沃尔特一起修建的海滨别墅。他看似病态地热衷谈论死亡的话题，其实也是享受他剩余时光的一条捷径。鉴于死亡是一系列无法改变顺序的事物之一，坦然接受使得他的生活更加有条不紊。其他都是捉摸不定的，比如解不开的绳扣或者没铺好的床。想象最后一件物品放对了位置，终于实现了对称、整齐和完整，这让约翰感到宽慰。

　　必定会输的战斗

　　约翰在4月里的一天问我：“你记得‘二战’吗？一想到成年人不记得‘二战’或者‘大萧条’就让我受不了。对我来说，一切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我的朋友们都不记得‘二战’了。我记得珍珠港遇袭的时候，我正在熨第二天上学要穿的裤子。我们都不知道珍珠港在哪里。我们知道美国有个地方遭到袭击了，但我们不知道珍珠港在哪里。我在家，我那时候对衣服特别讲究。”

　　我们像过去一样，坐在他最喜欢的两把椅子上，那是约翰自己装了软垫的路易十六风格的矮脚扶手椅，由于他的双手已经僵硬，无法再做修补，所以已经磨损了。这些椅子极不舒服，尤其是对约翰来说，他坐下去和站起身都非常费劲，但他拒绝把它们换成更实用的椅子。他说，再老也要注意外观。前一天，他试着在看护的帮助下走到街角去，但走了几步就没力气了，而且害怕了，只好被搀回家，两条腿感到阵阵抽痛。约翰在谈到他的看护时说：“他想把我扶起来，抱着我，但我不让。我还不准备放弃到那个地步。我猜我是讨厌放弃。”他注视着我说：“其实，我看不见你。我看到的是一个影子，我只能看到这么多。”那次几乎算是约翰除了看医生以及最终去医院之外最后一次离开自己的公寓。

　　我和约翰相处的一年，有时像是穿越到美国二十世纪的奇异旅行。他由于心律不齐而未能参战，但经历了“大萧条”、杜鲁门（他反对）、尼克松（他支持）、性解放（他很滥交）以及同性恋权益运动的兴起。他本来很讨厌猫王，但在《爱你》中看到他之后就坠入了情网。当石墙酒吧的主顾们1969年对抗警察的突袭时，约翰说，法尔岛的一致意见是骚乱只会使形势恶化。同性恋可以结婚始终令他感到惊异。他和沃尔特登记为同居伴侣，在浴室里保留着一张证书，还有1990年的一篇纸页泛黄的报道，讲的是沃尔特关闭他经营的全市最古老的书店——伊萨克·门多萨书店。他们是携手变老的老人，就他们那代同性恋男子而言，取得了两项成就。当沃尔特2009年以为自己得了便秘在法尔岛看医生时，他已经比家族里的任何人都多活了起码8年。

　　沃尔特的侄女安妮·科恩布鲁姆和约翰一起坐在他的公寓里。她在谈到自己的叔叔时说：“他是快乐的那一个，您是严肃的那一个。”

　　约翰说：“他并不比我更快乐，我们都很快乐。”

　　接受过几次治疗和康复后，沃尔特2009年10月11日在家中去世。到了最后，他已经不再合眼，连睡觉的时候都不例外，所以很难判断他何时是清醒的。他的呼吸极为短促，几乎难以察觉。约翰在谈到那晚的时候似乎并不悲伤，也许因为那已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或者因为那是他感到跟沃尔特非常贴近的时刻。他说：“我进去了一次，然后说：‘我不知道。’我看不出来。我离开了，过了一会儿再回来，就很明显了。那天晚上真不好过。我打了报警电话，警察来了，我崩溃了。我永远不会忘记警察有多贴心。他们打了好多个电话，找来一位医生，证明是自然死亡。至少过了3个小时，殡葬人员才可以过来把他接走。得到批准之前，警察不肯让人把他接走。”

　　如果他们结婚了，约翰就有资格获得每个月大约3000美元的社会保障遗属抚恤金。但是，直到沃尔特去世后纽约才承认同性婚姻。约翰的社会保障金和一小笔养老金只有上述金额的一半左右，支付租金都很勉强，更不要说生活费用了。正是在那个时候，安妮在约翰的生活中扮演了新角色。

　　我认识沃尔特的侄女安妮的时候，她61岁，坚强又独立，也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位会回复关于想要哪种枪套的电子邮件的女性。除了照顾约翰，她还是美国邮政局的全职刑事调查员，同时抽时间照顾自己的母亲和公公婆婆。她公公96岁，有严重的失智症；她婆婆将近90岁，照顾着她公公。她说，她母亲住在马萨诸塞州的一家设有生活辅助设备的机构，“状态是他们三个人当中最差的”。每当出了问题，都是安妮接到电话。如果你的生活中有一个安妮·科恩布鲁姆，那你真算得上幸运。如果没有，你恐怕很想找一个。

　　对安妮来说，沃尔特叔叔和约翰是一对潇洒的恋人，他们生活在纽约，对戏剧和音乐无所不知。约翰品位高雅，懂得欣赏，热爱生活。她说：“直到5年前，他还能每天做100个俯卧撑呢。”

　　约翰差点就笑了。他说：“我现在做不了了，因为我根本没法从地板上爬起来。”有安妮相伴激起了他的幽默感。尽管她不爱听，但还是任由他发表女人不能当总统的言论。

　　他说：“如果你冬天去法尔岛，没有自来水。我们都拿着水桶去镇上的泵站打水。没有暖气，用煤油灯。感恩节的时候，我们都穿着大衣、戴着手套坐在那里。我们过得特别开心。”

　　她说：“我觉得这跟喝酒很有关系。”

　　他简直不敢相信他们共同的好运气。

　　安妮干脆利落地掌控了约翰的财务，申请了老年人的租金冻结，把他的银行账户迁到了公寓附近的一个支行，安排了他的医疗，从不同机构给他找了一名家庭看护和两名探访义工，还申请了医疗补助。当约翰的医生要求他在结束住院后的100天内保证有全职看护时，他不让他们碰公寓里的任何东西，所以他们只能陪这个不想让他们出现的男人坐着。但是，这没有让安妮泄气。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准备好（她觉得约翰也已经准备好）再申请一轮。

　　8月的时候她在约翰的公寓里说：“约翰其实是我身边四位老人当中状态最好的，也是最不好对付的。现实就是这样，完全要靠讨价还价。到了人生的这个阶段，他们还陪在身边，这是一种恩赐。但这很有挑战性，给人很大压力。”

　　尽管有安妮，但对约翰来说，这仍是倒霉的一天。我到他的公寓时，他的上臂有一块鲜红的擦伤，一条小腿上缠着血迹斑斑的绷带。厨房的一个橱柜上有一道血迹。他站在那里摇摇晃晃，不记得自己是怎么摔倒的了。

　　他说：“我今天有二三十次都差点摔倒，但我都站稳了。”他声音颤抖，低得像耳语。安妮扶他在他最喜欢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

　　她说：“所以您需要用助行器，像这样的日子就该拿出来用上。”

　　他说：“我用拐杖。”

　　“拐杖没法防止您摔倒，拐杖只不过让您形成了一个三脚架。”

　　“我讨厌助行器的样子，你随便把助行器放在这个屋里的任何地方都会把我逼疯，太难看了。”

　　如此种种。他们的对白已经重复到烂熟，但安妮还是不放弃。

　　“我告诉他，如果他摔倒了、骨折了，他的生活就会发生巨大变化，那就很难说他还能不能留在这里了。因为一旦他骨折住院，他会怎么样就不是我能控制的了。”

　　安妮查看了约翰的手臂和腿上有没有其他擦伤，她没有说出他们两个人都心知肚明的事：她在竭尽全力帮他活下去，而且不必住进养老院，无论她付出多大努力，到了某个时刻，这都会成为一场她注定会输掉的战斗。

　　病人陪护者的生理和心理压力

　　美国老龄化人口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安妮和她的亲人的故事：朋友或家人提供非正规的照料，通常没受过训练，花费了大量时间和金钱。无薪的看护者为老人或残疾人提供了90%的长期照料，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提供看护的同时还要兼顾工作、家庭和其他责任。兰德公司2014年的一项研究估计，美国人每年投入300亿小时照顾老年亲戚和朋友，代价是损失了5220亿美元的工资或时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警告说，看护工作“会带来长期的生理和心理压力，又伴以高度的不可预知性和不可控性，因此有可能会在工作和家庭关系等多个生活领域制造二级压力，而且经常需要高度的警惕性。看护工作非常符合慢性压力的公式，所以被用作研究慢性压力对健康影响的模型”。但是，该报告提到，提供照料也会给看护者带来积极的好处，“支持或帮助别人可能就像接受支持一样有益于健康”。

　　约翰摔倒以及之前发生的事件表明了看护网络有多么脆弱无力。

　　约翰依赖安妮的定期探望以及家庭看护和两名探访义工每星期的探望。安妮协调帮手并管理约翰的财务；有三名探访者陪伴他，帮他做些杂事，包括帮他补充处方药。我总是根据他们安排自己的探望时间，因为约翰不希望任何事情干扰他与亚历克斯、马库斯和斯科特相处的时间。

　　8月初，安妮的婆婆摔倒了，必须住院一星期，这样一来，她患有严重失智症的公公就只能独自住在公寓里了。安妮和丈夫每人12小时轮流陪他，但由于丈夫对照料患者并不熟悉，所以即便轮到丈夫陪护的时候，她也不能离开。她意识到这是个错误。她说：“我本来应该离开，哪怕在公寓周围走走。人是一边做一边学的。”

　　她忙于照顾公公的时候，约翰的一名探访义工漏掉了每星期一次的探访去参加婚礼，另一名义工去休了个短假。等轮到家庭看护换班的时候，约翰的曲唑酮已经吃完了，他需要服用这种抗抑郁药来帮助入睡。药店没有现货，只能去网上订购。

　　约翰因为长时间独处而焦虑不安，没有药就睡不好觉。他最终在厨房摔倒，疲乏也是个重要原因。安妮来到他的公寓，发现他血迹斑斑，遍体鳞伤，孤零零一个人。她也因为整星期陪伴公公而疲惫不堪。

　　她补充了约翰的处方药，从他多年来最喜欢的一家餐馆给他买了比萨饼；她清理了他腿上和厨房橱柜上的血迹；她扶着他走进浴室，说：“如果再发生意外，我可受不了了。”她查看房子里的安全隐患，“我担心的是他的药，因为我来了之后，发现地板上到处都是药片。他看不见。他把药片弄撒了。心脏药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得按时服用，如果他不记得自己吃过没吃过，就会再吃一片。因为他告诉过医生，如果他不记得，就干脆再吃一片。”

　　安妮耸耸肩。她婆婆回家了，但她母亲因为吃西红柿在马萨诸塞州住了院，西红柿总会诱发她的结肠炎。

　　安妮说：“母亲喜欢吃西红柿。”她母亲也喜欢得到医生的关注，所以去医院是社交活动。她说，“情况有点”——她琢磨了一下合适的字眼——“挑战性”，然后叹了口气。

　　很快将会发生更多危机，她的四位长辈当中有三位将牵涉其中。

　　继续活下去的意义在哪里

　　沃尔特去世后的第一年，约翰86岁，身体健康，保留着海滨别墅和公寓，甚至在院子里使用链锯。然后，就在2010年的劳动节过后不久，情况急转直下。他跪下来捡公寓地板上的东西，突然就站不起来了。他并未感到不舒服，但就是不断往下滑，直到趴在地上。他说：“起初我觉得，这太荒唐了。我就是爬不起来，最后，我害怕了。”他记得不知怎么就进了救护车，还告诉急救人员不必为他担心，让他死就好了。结果发现，罪魁祸首可能是西尼罗病毒。这种病毒会击溃老年人比较迟钝的免疫系统。约翰有3个星期的时间时而清醒，时而迷糊，在康复机构待到临近感恩节的时候，他才回到家里，他的肌肉因为长久不用而变得软弱无力，到了2014年，也就是我认识他的前一年，他彻底不再去法尔岛了。由于他的消化系统出现并发症，听歌剧或者看戏剧会感到不舒服，所以也不去了。他在纽约还有朋友来探望，但他的世界缩小了，最能给他新乐趣的东西也消失了。

　　我去探望的那一年，约翰的目标是和朋友在纽约市以外过感恩节，但刚刚3月，他就说，他觉得自己的身体不好，不能去了。他不想因为邋遢的饮食习惯或者日常消化问题引起的恶心而丢人。约翰很乐于把沃尔特的衰弱归结为疾病和年老，而非个人缺陷造成的后果，但他很少对自己如此宽纵。他朋友的房子有沙砾小路和他害怕的台阶。他甚至不能随心所欲地穿衣打扮，而这对他仍然很重要。在接下来的7个月里，他仍然对参加活动感到悲观，不过，他说：“那是我唯一真正期待的事。”

　　到了11月，约翰觉得身体不错，可以参加，甚至还凑合着在餐桌上使用了刀叉。他最亲密的朋友们到场了，都比他小20岁左右，因为他的所有同龄人已经全部去世。一个月后，他们齐聚在约翰公寓附近的一家餐馆，为他庆祝92岁生日，这是他希望自己永远不会看到的场景。安妮的孙子也到场了，这意味着四代人聚在同一屋檐下。尽管说了那么多关于灾难的事，但他那一年没有出现什么重大的健康危机，只不过肌肉和器官缓慢衰老，短期记忆之间出现了更多空白，睡眠问题更多了，行动能力更差了。

　　他是活得久还是死得慢？我母亲想摆脱没完没了的疼痛，相比之下，约翰感受到了太多的空白，看不到继续活下去的意义。在已经熟知所有对白和不再看得见画面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把他最喜欢的电影重看一遍？每次观看，获得的只会比上一次更少。

　　他说，他现在最期待的就是把他和沃尔特的骨灰一起撒在法尔岛上。他为早于他去世的朋友履行了这项义务，他相信他的朋友们也会为他这样做。

　　他语气轻松地说：“那对我来说会是个好日子，真的会。我有为数不多的非常要好的朋友会感到悲伤。但我觉得他们也知道，这是我想要的，所以不会太糟。这个完全吓不倒我。有天晚上，我正在想事情的时候突然想到，天哪，我的身体发生了什么奇怪状况，也许我现在快死了。我一点都不感到担心。”

　　接受死亡就是接受生活

　　约翰坚持说他没有什么经验可传授，年轻人能从他这样的人身上学到什么？最简单的回答就是同情心和同理心，与约翰相处的时间总是很愉快，因为这是另一个人生命里的时间。让别人了解年老的感受，这是一种勇气，尽管他不喜欢依赖别人，但还是把自己的依赖性给了安妮，这是一种善良。在最后几次探望中的一次，我问，下次我母亲说她想死的时候，我该对她说什么。

　　思考这个问题令他困惑。这意味着要思考未来的事，思考他以外的另一个生命，而这是他不愿做的。他知道，别人对他说的话（“他们说，他们还不想让我走。”）不会改变任何事情，但提醒他想起了他们的友谊以及他们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他说：“她还记得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吗？她的人生美满吗？”

　　我认为，约翰的幸福生活有一部分要归结于他能把记忆塑造成美满的生活经历。约翰从不认为热爱生活与想要离去之间有任何矛盾。让别人（不知道变老是什么滋味的年轻人）贸然评判你是否有权去死该是多么痛苦。什么样的社会能对人这样做？什么样的朋友？什么样的儿子？也许对我母亲求死愿望的最好回答就是告诉她，我爱她，而且会一直爱她。这一点上我也在努力。

　　那次探望之后，安妮告诉我，约翰不记得谁去看过他。他知道是一个带着录音机的人，但说不清是不是我。我想，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当时确实没有在那里陪伴着他，我的陪伴与那些来自他的往昔、他在谈话中不断提及的人不是一回事。我在那里跟沃尔特在那里不是一回事。在我们最后几次谈话的其中一次，约翰讲述了他摔伤腿、从体操课上开溜去参加舞会、在体操老师面前大跳吉特巴舞的经历。这段经历至今还能让他崩溃。当然，他不记得我了。他很快就要死了，而且他知道这一点，他还有其他那么多事情要记住，把86个好年头的价值塞进他尚存的短暂余年里。

　　我们在2015年年初第一次见面时，我觉得他是我见过的最病态的人之一，但我错了。约翰·索伦森的经验是，无论周围的环境多么可怕，接受死亡就是接受生活，接受生活就是快乐地生活。 如何优雅的老去（套装共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