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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章 不会重来的恩赐

　　在那一年，我问他们每个人，是否想过死亡，想到这个是否会感到害怕。几乎所有人都对第二个问题做出了否定的回答。活得太久让他们害怕，而死亡可以解决活得太久的问题。他们晚年的智慧之一是承认死亡和变老是生活的一部分。只有年轻人认为自己不会死，或者变老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

　　“你得信任自己的天使。”

　　我的理想，我100岁的时候想成为什么样子，就是像这个以前来看我父亲的老头一样。他会爬到我家房顶上，在烟囱上倒立。我问我父亲他有多大年纪，我父亲说他100岁。所以那就是我的理想。

　　——乔纳斯·梅卡斯（92岁）

　　在我与老人们共度的一年之初，乔纳斯邀请我去东村的一个二楼小剧院观看一部女性独角戏。乔纳斯92岁，是这些人当中最年长的一位，会定期给我发这样的电子邮件，在最后一刻通知我，他要在一个诗歌俱乐部朗诵，或者在A大道的酒吧带着贝斯手和鼓手演出，或者在柏林的一次会议上讲话。他定期光顾的廉价酒吧最近被纽约的房地产热潮吞噬了，布鲁克林区音乐空间已经让位于向威廉斯堡进军的“方阵建筑”，所以乔纳斯的夜生活具有随性的特点，没有固定的落脚处。这种喧嚣适合他，但他怀念自己任何时候露面都能找到伴儿的地方。

　　东村的那场演出是一出独幕独角戏，名叫《天使的安排》，是系列剧的一部分，逐字照搬了对该街区做过贡献的人们接受采访的内容。扮演乔纳斯的女子20多岁，名叫莉莉安·罗德里格斯，头戴贝雷帽，身穿拉链夹克衫，而不是我每次见到乔纳斯时，他常穿的蓝色法式工装夹克。我觉得她惟妙惟肖地模仿了他的立陶宛口音，但乔纳斯和他33岁的儿子塞巴斯蒂安并不这么想。

　　她说：“我到纽约的时候就像一块干海绵。我那时27岁，所以那确实很关键。”她就此开始讲述，用继继续续的独白从立陶宛讲到纳粹德国，讲到布鲁克林区，讲到下东区，讲到作为纽约地下艺术界元老的生活。乔纳斯在我们的谈话中讲过独白里提到的许多事情，但从一位比他年轻将近70岁的女性的嘴里说出来，又是一种新发现。她的肢体语言属于年轻女性，与乔纳斯截然不同，但莫名地与这些话语和理念相吻合。她扮演的老人具有年轻的精神，而所有认识乔纳斯的人正是这样看待他的。

　　在独白的结尾，罗德里格斯扮演的乔纳斯把自己的人生比作可口的炖菜。人生中的某个时刻就像炖菜里的配料，味道可能很难吃或者单吃太辣，她说，“你会受不了的”——可一旦把它们都混合在一起，你就不想缺少其中任何一种。她说：“所以，我不愿改变任何东西。”

　　观看这场表演使乔纳斯陷入了沉思，一个与他的经历千差万别的人在讲述他的人生，而这是他自己通常会扮演的角色。乔纳斯和她一样，经常像是在扮演他为自己创作的角色，通过说这些对白成为他的角色。表演结束后，我们默不作声地走着，想喝一杯，再找个说话的地方。我们经过了一个酒吧。20世纪50年代初，乔纳斯穷困潦倒的时候，正是在这个酒吧开始放映别人的电影。空中飘着毛毛细雨，街灯的光亮在湿漉漉的人行道上跳动。

　　乔纳斯说回演出中的故事。他说：“大家说：‘哦，你经历的这些事情真让人难过。’不，我很高兴我背井离乡，因为我在最激动人心的时期来到了纽约，当时所有古典艺术都达到了巅峰，比如巴兰钦和玛莎·格雷厄姆。我赶上了马龙·白兰度、田纳西·威廉斯和米勒的时代。我49岁的时候看到了旧时代的终结，还有新时代的开端，约翰·凯奇和巴克敏斯特·富勒、生活剧场还有‘垮掉的一代’。我像海绵一样吸收所有这些东西。”

　　我们迅速闪进他最喜欢的法式小酒馆，那里的墙壁上有他的照片。

　　简简单单地活着

　　乔纳斯·梅卡斯出生在1922年的圣诞前夜，在立陶宛东北部的小村庄谢梅尼斯基艾与四个兄弟及一个姐姐一起长大。他曾经算过，村里共有22户人家，98口人。他幼年多病，家庭农场又需要帮手，所以他在学习上落后了，但在青少年时期，他用一个学期学完了5年的功课。乔纳斯出身于诗人家庭，他用立陶宛语言创作了描写各种情绪和场景的诗句。在农场，他和弟弟阿道法斯曾跑到很远的地方，研究骑马时倒立的诀窍。他们发现了一位神秘的访客，这个人会爬到梅卡斯家的屋顶上，在烟囱上倒立。乔纳斯说：“他是我的理想。我问我父亲他有多大年纪，我父亲说他100岁，那就是我的理想。其实，我就是在那之后才学会倒立的。”

　　乔纳斯旺盛的生命力足以使他免除许多不幸。他没有对抗年老，而是挖掘其潜力，把所有的力量集中用在当下。他15岁时（当时苏联军人和坦克闯入了他的村子）第一次拍照，20岁创办了一份反纳粹的地下报纸，将近27岁时移民到纽约，46岁拍摄了第一部自传影片，83岁开通了自己的网站，92岁在意大利威尼斯展出了他的作品。93岁时，他最大的不满是右脚长了鸡眼。

　　他说，长寿的危险之一是，记得他所经历的时代的人逐年减少，所以别人总要他讲述从前的事。他在给我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他们问我，你怎么还记得所有事情？我说，为什么不记得？那是我的人生，除非一个人年轻时就把生活和身体搞得一团糟，否则记住所有事情很正常。他们问我，你是怎么保持青春的？我说，红酒、女人和歌曲。但与此同时，我又是个僧侣，我过得像个僧侣……不过这很正常！不唱歌、不跳舞、不喜欢诗歌、对精神世界的东西毫无兴趣，才不正常！我是个非常非常正常的例子。我很快乐，快乐是一种正常状态。”

　　乔纳斯经常说，他不是个爱思考的人，人的想法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因为有想法的人会把它付诸行动——他在苏联占领下的立陶宛和纳粹德国目睹过这样的事情。因此，他试图完全凭借本能行事，醒来的时候没有当天的计划，在移动视线的时候瞄准摄像机，随机取景。他说：“我不爱反省。我出身于农民家庭，过的是乡村生活，人们不会自我分析，就是简简单单地活着。”

　　有一天，我来到他的阁楼，发现他正从自己的电影里挑选宽松式取景的画面，供巴黎的一次展览使用。“我在农场长大，我们并不觉得自己在劳动，我们只是在做当天必须要完成的事。我们要种一些东西，要给奶牛挤奶。苏联人到来并且把劳动者组织起来之后，才有了劳动者的概念。突然之间，大家都是劳动者了，但是，在那之前我们并不是劳动者。所以我在继续做着我在成长过程中一直做的事：我只不过是在做必须要完成的事。”

　　还有一天，他说：“农民培育各种东西，我培育诗歌和圣人、历史、美、艺术。那是我的选择。”

　　做瑜伽保证不了老年的健康

　　我对年老的一大迷惑是，为什么有些人（比如乔纳斯）在同龄人懈怠之后一直在蓬勃成长。如果这很容易，我们都会去做。也许有遗传因素，但事实表明，它的影响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一项对丹麦双胞胎展开的研究发现，基因只占造成我们寿命差异原因的四分之一。吸烟、精神创伤、压力和其他因素也发挥了类似作用，但很多紧张过度的吸烟者在人生后半段生活得很健康，而坚持做瑜伽的同龄人却走了下坡路。

　　康奈尔大学的卡尔·皮莱默说：“这是个不同寻常的问题。为什么有些人后来会这样？我们还没找到答案。就我们知道的情况而言，有些恰恰如你所料，有些则出乎意料。”

　　制药公司、化妆品制造商和生活方式营销人员都会卖力向你推广“抗衰老”或者“防止老化”的产品，以帮助你“留住青春”或者“逆转时光”，那些产品的价格都高得惊人。但是，多少神奇除皱霜都不能让你获得乔纳斯·梅卡斯的活力。好消息是，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更有效的解决办法，而且更便宜。

　　耶鲁大学的精神病学家贝卡·R.利维发现，人们对年老的态度与他们暮年的状态之间有着惊人的关联，其影响早在中年就开始显现出来。在一项研究当中，对年老抱有积极的态度的人（衡量标准是他们对“当你想到老人的时候，首先想到的5个词或短语是什么”这个问题做出的回答）和对年老有着消极刻板印象的人相比，从疾病中恢复健康的可能性高44%。利维及其同事在其他研究中发现，对年老有积极看法的人血压较低，压力较小，身体平衡能力更强，也更有可能形成健康的习惯，并接受定期的医疗服务。他们的平均寿命也会比对老龄看法消极的人长7年半——这是真正的青春源泉，不需要花钱就能得到。

　　乔纳斯也难免受到别人对老龄消极刻板印象的影响，但他会以更积极的人为榜样，比如在他家烟囱上倒立的百岁老人。他不愿与乏味的老家伙做伴，只是因为他们乏味，而不是因为他们老。

　　50岁的约翰·库格尔贝格是策展人和档案保管员，2017年他出版了乔纳斯的作品集《与弗雷德·阿斯泰尔共舞》。他说：“他之所以能保持活力，是因为他是个充满热情的人。”

　　拉什阿尔茨海默症疾病中心隶属于芝加哥的拉什大学医学中心，该疾病中心的神经心理学家和研究员帕特里夏·博伊尔认为，支撑乔纳斯这些人的生命力的就是目标。研究人员长期以来发现，生活中有目标意识的老人往往比没有目标意识的人活得更长、更充实、更健康。这项发现并不令人惊讶：身体不好或者患有失智症的人不太可能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能发挥很大作用。因此，目标可能是身体健康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博伊尔和她的同事着手探索目标与阿尔茨海默症之间的关系，据称这种病影响了九分之一的65岁以上美国人，而且缺乏有效的医学治疗方法。首先，这些研究人员检测了1400位老人在8年间的记忆，同时还评估了他们在生活中的目标意识有多强。研究人员要求参与者说明，他们是否同意诸如“有些人在生活中漫无目标，但我跟他们不一样”之类的说法。

　　如同之前的研究一样，生活有目标的人在8年间丧失的记忆比没有目标的人少。但是，在有些人去世后，博伊尔检查了他们的大脑，才骤然发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阿尔茨海默症导致大脑里的细胞死亡以及组织坏死，极有可能是因为所谓斑块和缠结的蓄积。斑块是神经细胞间形成的成团的β-淀粉样蛋白，似乎会阻止神经细胞在突触之间传递信号。缠结是神经细胞内部形成的扭曲的蛋白质链，阻止营养进入细胞，从而导致细胞死亡。

　　随着这项研究的参与者死亡，博伊尔的团队解剖了246个大脑。他们发现，生活有目标似乎对大脑是否会形成斑块和缠结没有影响——有目标的大脑与没有目标的大脑以同样的速度退化。但是，当研究人员回过头来查看这些相同大脑的记忆评分时，他们发现表现截然不同。有目标意识者的大脑在记忆评分中的退步幅度很小，即便当大脑细胞的损伤程度与失智症患者相同的时候也不例外。这表明，有目标无法防止你形成阿尔茨海默症的标志性斑块和缠结，但能够防止或推迟其影响。博伊尔的解释是，有目标就形成了“储备”，使得某些大脑能形成其他路径来传递信号和营养，并且继续正常运转。目标越清晰，保护性越强。

　　她说：“有目标作为指引有助于你减轻疾病的影响。任何年龄的人都可以学会形成生活目标，目标可能或小或大，但你无论如何都会受益。即便是有严重健康问题或残疾的人，有生活目标也可以帮助他们审视内心，问自己，我要怎样过我的人生，我想成就些什么？”

　　不要太认真

　　对乔纳斯来说，有目标从来都不成问题。他两次逃出纳粹的劳动营时，他在一个难民营爱上电影时，他申请移居以色列去帮助建设这个新国家时（由于没有立陶宛人的配额，所以他被拒绝了），他一直是有目标的。抵达纽约后，早在他因自己的电影作品出名之前，他就在全身心地支持其他电影人的作品。半个世纪后，同样的目标还在驱动他，由于时间短暂，他显得越发急迫。

　　他有天在自己的公寓说：“你体内的某种东西在推动你。”他还沉浸在晚上观看美国女足赢得世界杯的喜悦中。他坐在一张摆放着一摞旧书和一瓶圣培露矿泉水的桌子边说：“这是你的本质的一部分，你是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需求。比如，缪斯在你出生时或者后来进入你的身体，因此你会迷恋音乐或任何艺术，你没有选择，它成为你的一部分。你就是非做不可。”

　　在我与乔纳斯相处的一年里，他有个明确目标，那就是筹集资金，在经典电影资料馆（那是他和朋友们在1970年创建的剧院和档案馆，至今仍是在纽约观看先锋电影的首选场所）建一个图书馆和咖啡馆。他认为这个咖啡馆是维持机构运转所必不可少的。乔纳斯多年来经常自掏腰包资助各种机构或其他电影人，即便在他本人一贫如洗的时候仍是如此。就像他支持过的电影人斯坦·布拉克黑奇曾经说的那样：“乔纳斯有好多口袋，而且都是敞开的。”

　　如今，他在请求朋友们帮忙。在巴黎，他争取到约翰·凯尔承诺为资料馆的拍卖写首新曲子；在纽约，他争取到马修·巴尼捐出了乔纳斯的素描画像。每隔几个月，他就会兴奋地给我发来一封电子邮件，讲到一位捐赠作品的艺术家。

　　他经常说到有天使庇护他，甚至声称他有照片可以证明它们的存在。他说，是天使让他熬过背井离乡的岁月，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支付了在纽约的房租。天使让他拥有平和的心态，从不操之过急或者担心事情的进展。他甘冒失败的风险，因为天使在关照他，正如它们在他艰难的时候所做的那样。他说：“天使会保护我们，因此当我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从不考虑为什么要做，我只管去做，希望那就是我的命运。如果出现任何问题，我会说，好吧，我现在先把它搁下，让时间来改变它。我不会执着地抓着有问题的东西不放。我把它搁下，然后随着时间流逝，它往往会自行得到解决。我说，好吧，我解决不了，所以你们，天使们，现在该你们出手了。你们来改变它，我会做别的事情。通常来说，它们会做好。信任——如果有人问，这就是我的建议。你得信任自己的天使。”

　　他还说：“如果有事情发生，你就解决它。你担心是在浪费时间，你想到的事情可能永远不会发生。我会在事情发生的时候迅速解决，绝不浪费时间。没有什么是不可救药的。”

　　他又提到自己为设计师雅尼斯·B写的人生箴言：“继续舞蹈，继续歌唱，畅饮美酒，不要太认真。”

　　不要担心，继续歌唱和舞蹈——这些是乔纳斯的基础课程，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就足够了。他的初级课程是在生活中保持一个目标。当然，首先要找到一个目标——从现在开始。

　　就像来日无多那样

　　在初春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我在格林威治村的爵士俱乐部“锌酒吧”找到了乔纳斯，他坐在来自立陶宛的一群学生歌剧演员中。他在那里是要朗诵他没有出版的中篇小说《手动打字机的挽歌》。这些学生都是十七八岁的少年，陪伴他们的是一位名叫拉明塔·兰普萨蒂斯的65岁移民。她在苏联解体之前一直在芝加哥过着流亡生活，如今在德国教书。对她那代侨民来说，乔纳斯关于立陶宛的诗歌能让她感受到流亡的痛苦和来自祖国语言的慰藉。

　　70多岁的纽约作家林恩·蒂尔曼和艾米·陶宾坐到了这群学生的桌边。乔纳斯曾帮助开启他们的事业——这是不同年龄和背景的典型分布，在乔纳斯周围，汇聚着一代又一代人。他在喝啤酒，显然很享受这些人的陪伴。学生们似乎为与民族传奇人物坐在一起而激动。17岁的男中音贝纳达斯·加尔巴西奥斯卡斯说，他的朋友们都问他是否打算在纽约见见乔纳斯。他说，对他们这代人来说，乔纳斯的电影日记是照片墙或者脸书的前身，是将近半个世纪前创立的。他说，他感觉不是与一位老人坐在一起，“乔纳斯·梅卡斯是未来”。

　　当乔纳斯登台时，他的手在发抖，但他朗诵时那充满自信的嗓音使整个房间安静了下来。他读道：“你有没有想过，生活是多么令人惊喜，真的令人惊喜？”整个房间的人哈哈大笑。

　　这也许是我在和最老的老人们相处的一年中学到的一句精髓：放下那些让我们每天疲于奔命的躁动、恐惧和欲望，想想生活是多么令人惊喜，真的令人惊喜。我能做到吗？那一年开始之前，我的回答是否定的，躁动、恐惧和欲望就是生活本身。但是，随着那一年慢慢过去，我发现自己把关注点转向了躁动之下的宁静——这一瞬间是多么不可想象，每一刻都包含着可能再不会重来的恩赐。也许这就是像老人那样思考的意义。我不能完全活在当下，因为我要考虑未来，但如果说我学到了什么，那就是像来日无多那样活着，有了这个前提，当下显得越发美好。

　　每位老人都形成了某种形式的适应力，因为他们别无选择：无论他们愿意与否，生活的变化都不断降临到他们身上。他们想过生活是多么令人惊喜，但是真的令人惊喜吗？我想，每一位老人都即将发现，尽管他们的世界变小了，但他们并未丧失感受惊喜的能力。小快乐并不真的小，惊喜也是一种选择，黄萍在麻将的陪伴中找到了它，弗雷德因为每天醒来而心存感激，海伦找到了被需要和需要的方式，约翰面对死亡时发现了美妙的音乐，鲁思则学会了信任她的天使，对她而言天使是她的儿女。

　　在那一年中，我问他们每个人，是否想过死亡，想到这个是否会感到害怕，除了弗雷德之外，所有人都对后一个问题做出了否定的回答。活得太久让他们害怕，而死亡可以解决活得太久的问题。他们晚年的智慧之一是承认死亡和变老是生活的一部分。只有年轻人认为自己不会死，或者变老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

　　在锌酒吧，乔纳斯的《手动打字机的挽歌》以主人公获悉威廉·伯勒斯去世作为结束。乔纳斯读道：“于是，他也去了。”当我后来问他，他是否想过自己的死时，他说，死亡从来不是个问题，问题是生活。他说：“我自己的结局在该来的时候会来的，但我从没想过这个问题。谁都难逃一死。”在他周围，随处都能看到有人放弃自己拥有的生活。“我成长的过程中没有收音机，没有电，没有电视，没有音乐，没有照片。我14岁的时候看了平生第一部电影。人可以活到200岁，但我看到有些年轻人，才20岁，他们好像已经厌倦了生活，有些人不能忍受生活。那是另一回事。”

　　神经学家奥利佛·萨克斯在得知自己患有晚期肝癌时写道，死亡逼近使他骤然有了明确的关注重点，对所有并非必要的东西都失去了耐心。他说：“我不能假装自己不恐惧，但我最主要的感受是感激。我爱，也被爱；我得到了许多，我也相应地付出；我读书，旅行，思考，写作。我与这个世界有交流，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特殊交流。最重要的是，在这个美丽的星球上，我是个感知能力很强的人，是思考的动物，这本身就是莫大的荣幸和冒险。”他在7个月后去世了。

　　在没有晚期癌症提醒我们生活是天赐厚礼的情况下，我们怎样才能终生保持这种清醒的境界？我们怎样才能训练自己的头脑去享受这种荣幸和冒险？这是我在与老人们相处的一年里反复思考的问题。我们是否真要等到肿瘤医生发话，才会尽我们所能去过充实的生活。本应最容易做到——像即将死去那样生活，却是我们最极力回避的。

　　年底，我问乔纳斯，在经历过苏联占领立陶宛和被纳粹囚禁后，他是否还是个乐观主义者。他几次试图回答，但还是放弃了，然后第二天发给我一封电子邮件。他写道：“我在日常生活中运用了‘蝴蝶效应’理论。这是一种道德原则、道德责任，要牢记无论我这一秒做什么，都会影响到下一秒。因此，我极力不去做任何消极的事情，这样我就能最有效地保证世界在下一秒会变得更好，或者至少不会变差。但是，当然啦，我的一个积极行动可能会被别人的一百个消极行动破坏，所以它可能毫无意义。但是，我还是必须遵循那条原则。你可以称之为乐观主义。”

　　我们再次谈到快乐对他的意义。老人更快乐吗？他的部分过往在经历时是痛苦和压抑的，他90多岁时的欢乐记忆在20多岁或者30多岁时可能会显得疯狂。相处一年后，我更清楚地意识到，他的快乐不是尽管高龄却快乐，而是因为高龄所以快乐，因为现在他可以检视自己近乎处于完整状态的生活，玩味生活给予过他的东西，而不是他未来可能得到的东西。对乔纳斯来说，活得越久，就意味着他做了更多正确的事，看了更多电影，读了更多书，举杯庆贺了更多友谊，做了更多思考，他可以把更多经验运用于现在遇到的任何新情况。他说，老人当然更快乐。“快乐就是看到你做的一切都是有用的。工作干得漂亮，我的孩子们在成长，而且生活很美满。无论我做过什么以及正在做什么，没有什么是我应该感到不快乐的。我觉得我正在做的和做过的都是对的，我对此感到非常满意。我没有强求，我始终有一只耳朵听着天使的话，我很快乐。”

　　我还记得那年早些时候，曾与他共度的一个下午，我们在经典电影资料馆附近的一家俄罗斯咖啡馆吃鲭鱼和煮土豆。这个地方叫“反正咖啡馆”。乔纳斯开玩笑说，反正他挺好的。他说：“我的医生昨天看了我的年度体检报告后跟我说，我属于能活到120岁的人。我说，真的吗？他说，以现在的技术，还有所有即将发明出来的东西，我会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个，还会有其他人。我说，谢谢。我就是这么说的，但这很正常。大家问我，你有什么秘诀，没有秘诀。那些在我的年龄达不到我这个状态的人，他们过的一定是不正常的生活。他们吃得太多，喝得太多，做什么都做得太多。我做的都是必要的、正常的事，我是正常人。但我认识的其他所有人都不正常。”

　　午后的一束阳光洒进这个洞穴般的餐馆，把乔纳斯映衬得像一幅荷兰油画，活到120岁对他来说似乎是非常稀松平常的事。他在那一年结束时跟开始时没什么两样，有几本书他打算读完，数十年前他因为质量不佳而放弃的成箱的老电影胶片，现在他正准备剪辑成一两部电影。他说：“随着时光流逝，其中有些胶片已经非常稀有，就像你发现的19世纪的老照片一样——它是不是值得收藏的艺术品并不重要。它就像美术馆里2世纪或者4世纪的艺术品一样：因为它留下来了，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在了那里。”

　　时间既是有限的，又是令人惊喜的

　　我很高兴地说，这六位老人都活过了那一年，虽然我母亲在年底前心脏病轻微发作，但她也顺利闯过了那一关。随着1月临近，我开始感受到分离焦虑，因为我们相处的一年逐渐临近尾声。他们带我渡过了艰难时期，又引领我度过了此后的幸福阶段。那一年他们都有些变化：约翰脆弱得让人心痛，黄萍出现了更频繁的失忆。弗雷德似乎不太可能有很多机会穿上那件紫色西装了，他还是没有去教堂，但是，他喜欢想象自己身穿紫色西装的神气劲儿。更让他高兴的是，一个近乎陌生的人帮他把梦想变成了现实——又多了心存感激的理由。他还是想活到110岁。

　　他们所有人都是这样：他们的欢乐和痛苦在年底和年初时相比别无二致，只不过延长了他们的叙事。现在一年即将结束，每个人都认为那一年的生活是有价值的，这种价值并不会因为他们没有跑马拉松或者乘飞机跳伞而打折扣。鲁思看到自己的孙辈距离长大成人又近了一年；海伦又与豪伊共度了一年；约翰又与法尔岛的朋友们欢度了一个感恩节；弗雷德交上了新朋友，觉得自己看起来很时髦；黄萍为自己的丰富资源和好运气而庆幸，在几乎没什么钱的情况下仍过着精神富足的生活；乔纳斯则做到了所有这一切。每个人都享受与亲人在一起的时光，所有人都抱怨吃得不好——如果说纽约有什么特权的话，这就是了。

　　就老人们那一年里遭受的打击而言，获得的补偿可能微不足道。在关于选择75岁之后不再延长生命的文章中，伊齐基尔·埃曼纽尔尤其害怕“我们的雄心和期望受到束缚”，乃至“一度充实的生活沦为以坐在书房里看书、听有声书以及做填字游戏为中心”。虽然我们只能指望小小的愉悦，但并不意味着这些愉悦值得追求，尤其是当早晨起床都非常痛苦的时候。

　　但是，借用拉尔斯·托恩斯坦“超越老龄”的概念，如果换个角度，可以把它们视作高度成熟的思维的产物。我们需要70年、80年，又或者90年才能理解太阳再次升起或者坏脾气的孙辈前来探望的价值——去领略生活是多么令人惊喜，真的令人惊喜。它们显得微不足道，只不过是因为我们活得不够久，所以看不到它们的价值，或者没有经历过足够多的失去，所以不知道大多数失去是可以放下的。简单的礼物可能像奢华的礼物一样让人高兴，每天在荧光灯照明的社区房间里打麻将，就和在蒙特卡洛玩大赌注的百家乐一样令人满足。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讲述了一座乏味小城里的一天，《战争与和平》跨越了一个时代，描写澎湃激情和壮观场面，但没有人能说这一部比另一部更丰富，它们只不过是通过不同方式看待世界。无论这镜片是望远镜还是显微镜，奇迹始终在持有者的眼中。

　　弗雷德·琼斯感谢又一天到来是对的吗？抑或他只是个自欺欺人的老人，遭受了太多打击，所以已经自暴自弃？我母亲和约翰·索伦森想从生活中解脱是对的吗？抑或他们只是太不知足，所以不懂得珍惜他们享有的优越条件？我探望约翰的时候通常会提醒他，他的看护斯科特明天就来了，或者是马库斯或亚历克斯，抑或是他的侄女安妮，他不想为此好好活着吗？他当然想——他只是不想在那之后再活好多年。直到后来病得很厉害了，他的回答都保持不变。乔伊斯笔下的一天是可知数量，是恩赐；托尔斯泰笔下的时代是伟大的黑暗未知。只要时间有限度，哪怕约翰热切地希望死去，也会为美妙的音乐或者好友的奇迹而高兴。死去与这些奇迹并不对立，而是与它们密不可分。我们的任何欢乐都不是永久的。

　　老人们给我的礼物很简单：提醒我时间既是有限的，又是令人惊喜的。每天都像《尤利西斯》一样既重要又平常。每个转弯既有可能带来充满惊喜的满足感，也有可能把你送进急诊室。挑战就是弄清如何活在通往弯道的路上。我们总是根据一天做了些什么来衡量这一天过得怎么样——治疗癌症，或者在毛伊岛冲浪，或者跟孩子的数学老师见面，却忽视了真正不可思议的事，也就是新一天的降临。我们过得开心也罢，不开心也罢，时间并不在乎，但如果你错过了，它再也不会回来。

　　这七位老人（包括我母亲）是不完美的老师，我则是不完美的学生，但我有时候会理解其中的智慧。在和他们相处的日子里，我睡得安稳，愿意帮助陌生人；给老朋友打电话，或者告诉我的伴侣，我爱她；我会开心而不是百般纠结地写作；食物也吃起来更美味。感恩之心、目标、友谊、爱、家庭、满足感、艺术、愉悦——所有这一切都触手可及，我只需接受即可。在那样的日子里，我比较和蔼，比较耐心，比较高产，比较不焦虑，可能更接近于我一直以来本该成为的那种人。也许连我的天使都在帮忙。我之前的任何痛苦或恐惧现在都还在，但它们只是我的电影配乐中的辅助乐器，而不是音乐本身。红酒有帮助，给我来一杯金酒！

　　与最老的老人们相处一年的经验

　　乔纳斯在关于他背井离乡岁月的回忆录《我无处可去》中讲到，他和其他1341个流离失所的人站在“豪兹将军”号的甲板上，看着纽约市的灯光逐渐映入眼帘。西边是帕利塞兹的悬崖和帕利塞兹游乐园耀眼的霓虹灯，后面是乔治·华盛顿大桥闪闪发光的吊索。那是1949年10月29日晚上10点左右，距离德国在“二战”中投降已经过去了4年半，甲板上的人们处于无国籍状态的时间比那还要长，有些人很可能再也无法找到家的感觉。在海上度过12天之后，他们又湿又冷，出现了晕船，完全听凭海浪摆布，而此刻新世界就在他们面前。乔纳斯在谈到那次旅程时写道：“一种动物性的恐惧支配了我。”纽约对他们来说是全然未知的，未来对有些人来说蕴含着痛苦和莫名的孤独，对许多人来说无所谓，对少数人来说则预示着成就（无论定义是怎样的）。有些人会心碎，再也无法修复。其中一个会成为乔纳斯·梅卡斯。他在那次旅途中学到的诸多东西当中包括：你永远无法真正抵达，总是流离失所，朝不保夕，既渴望你已经离开的过去，又渴望你认为正在等待你的未来，而两者都是幻象。他在1955年创作的一篇没有标注日期的文章中写道：“我们来到这里是在延续早期定居者的古老传统：不是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而是因为作为流亡者和被放逐者，这是我们逃离必死命运的唯一去处。”

　　“不，我们来到西方不是为了过更好的生活！我们来这里也不是为了寻求冒险。我们选择西方，选择美国，完全是出于生存的本能，一种残酷的肉体生存的本能。”

　　这在我看来是一种看待年老或任何年龄的方式：视之为未知和无可选择的风景，充满不确定性，好于其他选择。我们都在那艘寒冷的运输船上，有时颤抖和晕船，离开了曾经给我们安慰的家庭，因为损失而使命运发生了改变，对即将到来的一切感到焦虑。明亮的灯光在我们的前方闪烁，我们可能会成长，也可能会衰弱。我们如同难民一样，有理由感到害怕：前方潜伏的困难像陆地本身一样庞大。但是，我们将携带所有当初让我们得以登船的资源而来，伤痕累累，但充满韧劲。

　　过了一段时间，这也不够了。我们髋骨骨折，心脏衰竭，记忆模糊，伴侣先于我们离去。你现在必须与那个未来达成交易，一边前行，一边重新谈判。这样的生活有价值吗？能持续多久？与此同时，你面前这一分钟、一天或者一个月呢？它有价值吗？你能继续舞蹈、继续歌唱、畅饮美酒、不要太认真吗？你能和朋友打麻将、如痴如醉地倾听桑德拉·拉德万诺夫斯基或者乔纳斯·考夫曼的歌声、吃点你本不该吃的冰激凌吗？是啊，那种生活最终当然会要你的命。但是，时候到了，你自然要走的。我与这些最老的老人们相处一年得到的经验是，在那之前的岁月不是你想象的样子。

　　当然，我可能完全搞错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在那些年里更快乐地生活就白费了。这个我可以接受。 如何优雅的老去（套装共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