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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章 父母始终都是父母

　　父母就是父母，始终都是父母，我们的角色没有互换。我是女儿，母亲从来不让我忘掉这一点。抚养孩子和照顾老人是两回事，你能够让孩子插翅腾飞，对父母而言，情况往往相反。

　　“我要自己走下去。”

　　如果朱迪在我们走路的时候希望我抓着她，我就会稍微拉开点距离，因为大多数时候，我是自己走的，所以为什么我现在应该靠着她呢？但有的时候，有她守着我的感觉挺好的，感情上和身体上都是。这是一种很好的感觉。

　　——鲁思·维利希（91岁）

　　鲁思·维利希第一次因为年龄而离开家是在2009年，那是她86岁生日前后。她孤身一人住在新泽西州爱迪生市的一幢两层联排别墅里，还在开车，和朋友们参加附近犹太人社区中心的活动。她大多数时候情况不错，但有些小事情开始出岔子了。她家的一个烟火警报器莫名其妙地响了，电工修不好，所以她就给关掉了。后来她地下室水管的水开始回渗到屋里。她想站到凳子上去，结果摔了一跤。她说：“我那时候很倔。我去抓什么东西，但没抓住，然后我就摔倒了，但我从来没骨折过。”她还摔过几次，但都不严重，不过，她独自一人住在这幢房子里，任何时候做任何事都得爬楼梯。她已经犯过两次心脏病，一条腿的血液循环不畅。她的四个子女处于中年，仍然住在该地区，聚在一起讨论母亲的事。

　　她说：“他们想让我从那里搬出去。我知道我老了，但我是独立的，我要自己给自己拿主意。”她反对搬走，但子女们很坚决，于是她完成了住进布鲁克林区帕克斯洛普一个拥有生活辅助设备的机构的艰难过渡，那里离她的大女儿朱迪很近。5年后，养老院的所有者决定卖掉这个地方修建豪华公寓，她只得再来一遍，这次是向房地产市场而不是她的年龄低头。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还在为那次搬迁耿耿于怀。

　　一年间，她几次讲述这些混乱，最后一次是8月的一个晴朗日子，在新泽西州的海滨。当时距离她的92岁生日还有3个月，灼人的正午酷热已经逐渐转化为下午的凉爽。她和两个女儿待在一幢租来的海滨别墅的顶层，由于远离了布鲁克林区的生活，远离了鲁思的养老院和两个女儿的工作，所以那天的火药味不浓。也就是说，她们互相嚷嚷得不多，而且显然是充满温情的。鲁思的两个儿子积极表示要照顾她，但如同许多家庭一样，大部分照料的工作落到了女儿肩上，而她们从未结过婚，也没有孩子。这三个女人正考虑去木栈道上散步，而木栈道在两段楼梯下面。鲁思喜欢出去吹海风，但这些楼梯是个挑战。

　　她说：“唯一的问题是，我出去得越多，就越意识到自己老了。她们在考虑明年（再来），我想，天哪。”她已经不能在沙滩上行走了，而她又不喜欢坐在沙滩轮椅上被人推着走，朱迪想说服她，那不是真正的轮椅。朱迪说：“那是有轮子的椅子。”在楼梯旁，当女儿们伸手搀扶鲁思时，她把她们甩开了。她说：“这就是我们的争论，哪样更好，是我先走下楼梯还是你们在前边帮助我。”

　　朱迪认为这没什么可争的。她说：“您说，‘别管我，我要自己走下去’，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啊。”

　　鲁思说：“不，你们不是。”

　　在楼梯底部，朱迪问母亲腿疼不疼，鲁思说一直都很疼。然后，她说到自己的女儿们：“我真幸运能有她们陪着我。我得到了很大支持，而且我不光有这两个孩子。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好？我觉得我得到的关心太多了。我和丈夫做对了。”

　　依赖子女不是失败，而是成功

　　我和鲁思相处的一年就是这样。她固执于自己的独立，不肯对设有生活辅助设备的机构或者子女让步，不想使用助行器。她拒绝了子女们为她管理财务的建议。与此同时，她很感激朱迪带她按约定去看医生，或者四个子女当中的任何一个来探望。鲁思说：“如果朱迪在我们走路的时候希望我抓着她，我就会稍微拉开点距离，因为大多数时候，我是自己走的，所以为什么我现在应该靠着她呢？但有的时候，有她守着我的感觉挺好的，感情上和身体上都是。这是一种很好的感觉。”

　　鲁思那一年的谈话往往遵循两条线索。一方面，她谈论自己遭遇的事，尤其是在她年老的过程中。这些经历几乎无一例外地有关失去。比如失去家，健康和行动能力变差。她不得不离开原来那幢房子里的朋友，她也没法像以前那样画画了。有几个朋友在分别数月后就去世了，鲁思把他们的死因归结于被迫搬迁造成的痛苦。她在这两个机构都失去了隐私和自行安排时间的能力。她按照机构的时间表进餐，从工作人员确定的选项当中做选择。最可怕的是，这些失去预示着未来更重大的失去，比如自主权和控制力不断减少。

　　她的另一条谈话线索专注于她为自己做的事，这些谈话始终是乐观的。她为自己掌握新的电脑技能而骄傲，而且总是给我讲述她正在看的书。当她被迫离开帕克斯洛普那个拥有昂贵生活辅助设备的居所时，她参加了楼外的一次抗议活动，举着写有“我们的父母应该过得更好”字样的手写标语。她参加了新楼的写作课（对她来说是第一次），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邻居。就连熨衣服或者核对支票簿之类的小事都是值得一提的胜利。如果她沉溺于过去的记忆，那些记忆也是她为自己做的事：养大四个子女，和丈夫去上方块舞课，照顾母亲或姐姐。当她想起挫折的时候，她也会想起自己是如何克服挫折的。对鲁思来说，年老的悲哀是她遭遇的事，快乐则是她为自己做的事。

　　大多数日子，她想得更多的是损失。心理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把这种倾向称为“损失规避”，意思是说我们更珍视失去而不是得到的东西——哪怕它们是相同的东西。鲁思在失去旧家之后比住在里边的时候对它感情更深。如果你在某个早晨召集100个人，给一半人一块饼干，给另一半人一美元钞票，然后在当天晚些时候跟所有人提出一项交易——让拿到钞票的人有机会用这张钞票买一块饼干，让拿到饼干的人有机会以一美元的价格将它售出，大多数人会拒绝这个交易。早晨拿到饼干的人会认为它的价值超过一美元，而拿到一美元的人会认为它的价值超过一块饼干。这种倾向使得年轻人高估了老龄的损失，认为他们没有年轻时的能力就活不下去。对老人来说，损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以他们没有选择：他们要么学会接受衰弱，要么一蹶不振。

　　但是，随着那一年的时间慢慢过去，鲁思透露了涉及家庭支持网络的第三条谈话线索。和家人在一起，鲁思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既是行动者，又是行动的承受者。她有天说：“我告诉朱迪，我就是她从来没有过的孩子。我们有一种特殊关系，这好极了。但是，她有时候倾向于把我当成——我不想说得太难听，因为她是非常体贴的，她们都非常孝顺。”子女们比较年轻的时候，鲁思为他们做得越多，她的生活就越充实。如今，她逐渐发现反过来也一样：随着她变老，子女为她做得越多，他们从中获得的满足感就越强，而且她也能为他们做些事情。

　　她承担起了始料未及的家庭职责。她在四个兄弟姐妹中年纪最小，年轻时很叛逆，经常违背父母的意愿，大学毕业后为在以色列服役而接受训练。如今，她是自己那一代里在世的最后一个人，是她把家族的不同分支维系在一起。这给了她一种在养老院得不到的使命感。在那里，她唯一要做的，就是按时进餐而已。她最大的遗憾是有些亲戚选择不再来往。

　　鲁思说：“我是女族长，最后一个。我觉得这挺好，他们都听我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很自豪。除了我丈夫家的人之外，我还和差不多所有侄子侄女、外甥和外甥女保持着联系。这让我感到很快乐，也许我做对了。”这项职责意味着她仍然能给家庭一些东西，以回报他们给她的一切。在我认识她的前一年，她过90岁生日时，亲戚们坐飞机从密歇根州和加利福尼亚州赶了过来。

　　在这个体系中，所有人都既给予又获取。大家都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鲁思会越来越依赖子女，但这不是失败，而是成功，是值得羡慕的。他们的关系也有紧张的时候，但这很正常。

　　朱迪管理着一个名叫“高山丘陵”的非营利组织。该组织为包括弗雷德·琼斯在内的低收入老人提供服务。她有天在该组织说：“情况没有变。我们还是会互相大喊大叫，但只不过是没事找事。到了生命中的某个节点，妈妈是制成品，我也是制成品。没错，我们偶尔会把对方惹毛了，我们斗嘴。但这并不说明什么，我们都明白这一点，一家人就是这样的。”

　　有人认为，父母和子女会在年老之后互换角色，朱迪不同意这种观点。她说：“父母就是父母，始终都是父母。我们的角色没有互换。她还是我母亲，而我是女儿。她从来不让我忘掉这一点，我也没有忘掉。如果她能一切照我说的去做就好了，抚养孩子和照顾老人是两回事，你能够让孩子插翅腾飞。但对父母而言，情况往往相反。”

　　不过，这对鲁思来说是有疑问的：放弃多少才不算是损失过度，在多大程度上依赖子女才不会影响她努力为他们创造的生活。她说，活得太久的一个可怕之处是她可能会成为子女的“负担”，不过她在子女年幼和依靠她的时候绝对不会觉得他们是负担。尽管她看重自立，但在家庭的事情上，她没有坚持独立，而是试图找到相互依赖的正确方式，也就是说，家人之间要怀着感激之情接受帮助。

　　相互依赖是一种兼顾各方的行为。子女希望竭尽所能地为鲁思去做一切，但又不牺牲自己的生活；与此同时，他们希望鲁思尽可能掌控自己的生活，但又保证安全。她希望行使自主权，但仍然接受子女的帮助。她需要感到她在为自己和别人做事。不过，让她高兴的是，尽管她说没必要，但子女还是愿意做那么多。做得太多与恰好足够之间的界线是微妙和不断变化的。明天，她看东西可能没有那么清楚了，或者签支票簿可能会出错；子女可能有自己的危机需要去处理。他们的关系是社会学家所谓的“有距离的亲密”，这需要保持警觉和不断重新评估。

　　回到海滨别墅，鲁思挪身要坐下，朱迪给她搬椅子的时候，鲁思叫她停手。鲁思靠自己坐了下来，朱迪说：“瞧，她就是这样。”两个女人都没有坚持。正因为如此，她们才会来海滨，其乐融融地聚在一起。我嫉妒她们。

　　从家人那里获取情感支持

　　维利希家族是个固执、暴躁又互相支持的家族，我嫉妒鲁思的子女照顾她时那种坏脾气的温情。我家把独立放在比其他所有价值观都重要的位置上。我父亲为此定下了基调，因此他与亚拉巴马州的家人几乎没有联系。我们自力更生，一切都靠自己。我们送报纸、扫落叶、当餐馆侍应生，透支学生贷款来支付大学教育费用。但你的美德也是你的缺点：我们是互不帮助的一家人。我们对依恋之情持怀疑态度，即便付出感情，也非常谨慎。我从不记得听到过父亲抱怨——关于他的健康，关于电视的接收功能，关于我们的财务状况，关于我母亲的厨艺。抱怨也是一种依赖，因为它把你的一部分负担转嫁给了别人。我的父母都逃离了家庭关系牢固持久的社区，来到有自主权和提倡自我创造的纽约市。我们履行家庭仪式就像有些人去教堂那样，因为这样做是正确的，而不是因为需要加深感情，这样做效果不错，直到不再奏效。父亲去世后，我母亲彻底独立生活了，还有三个把独立生活当作目标的儿子。我们不反对家庭温情，我们只是不会表达，而且不知道到哪里去学习如何表达。

　　即使用枪指着我的头，我也绝对想不到邀请我母亲去海滨别墅待一个星期。

　　如果你要构建令人满意的老年生活，你可以把家庭支持作为起点。但是，如何做到呢？海伦的女儿佐伊提供了一种模式，约翰的侄女安妮提供了另一种模式。她们都具有能掌管一切的控制型个性，都愿意做出一切牺牲帮助海伦和约翰撑下去。维利希家族则构成了一种不同的支持模式，他们形成了一个网络，鲁思是其中的贡献型参与者，获取的同时也在给予。他们并非所有时间都很亲热，他们也不需要那样。他们有着不言自明的规则：鲁思不能因为子女提出帮助她而过于严厉地斥责他们，子女则不能因为她这样做而恼怒。这种安排使得鲁思在条件允许的时候可以独立，在需要帮助的时候也马上能有依靠。

　　在工作的时候，朱迪让员工看了心理健康咨询师和作家温迪·吕斯特贝德的一段话，以帮助他们理解看护关系的隐患。吕斯特贝德写道：

　　获取比给予难得多，但主流美国社会很少意识到这个事实。受照顾者往往被剥夺了给予的机会，他们必须忍受一种近乎持续不断的放弃和被动状态。结果，获取帮助的人觉得亏欠了别人，必须日日夜夜承受欠人情的重负。看护者开车去医院，帮忙处理医药费账单，清理一堆堆要洗的衣物，查看电话……这样的恩惠清单可能会特别长，受恩惠的人却没有多少途径可以回报。受照顾者可能渴望做点有用的事，结果却被劝诫说：“别担心，我们会搞定一切的。”

　　对于家庭看护者，吕斯特贝德提到了这种关系的不对称性导致的怨愤。关怀是相互的，而看护则可能完全是单方面的，是对双方的消耗。但是，意识到这种区别就可以消除其负面影响。吕斯特贝德写道：“如果意识到怨愤情绪，就能重新从陪伴病患中得到快乐，这就是回报。”

　　起初，我以为鲁思的经历能给我母亲提供借鉴：如果她需要老年生活中的满足感，可以通过多为自己或他人做些什么来获取。这未必是大工程：比如，义务为盲人读书，给一两个邻居做简餐或者煮咖啡。把生活看成你做的事情，而不是你遭遇的事。但是，当我观察鲁思和她的家人的时候，我意识到，我需要反思自己与母亲的关系——更甚者，还有我与自己终将到来的老龄之间的关系。我过于草率地认为母亲就是纯粹依赖我，而且把这种依赖看作是个负担。相比之下，鲁思的家人让鲁思感觉她不仅是依赖他们，她也有为他们做事的空间。这样能消除单方面付出所带来的罪恶感和憎恶感。如果我所做的就是给予，而且是不情愿地给予，那么我永远不会快乐，也不会让母亲快乐。

　　在这六位老人当中，鲁思最坚决地寻求独立，但也是从家人那里获得最多情感支持的一个。她依赖这个。我意识到，我对母亲的一部分不耐烦其实是针对她依赖别人时的安适感。

　　在那一年间，我开始不再把母亲视作一个我怎么努力都会失败的项目，而是更多地把她当作讨人喜欢的晚餐同伴，一个见识过世界并善于思考的人。这个她还可以做到。她很风趣，她知道很多我所不知道的东西，包括关于我出生时的那个世界，以及接下来等待我的那个世界。我们并没有变得特别亲热，但我的心态不一样了。陪伴母亲不再是一种必须履行的职责，也不是我在繁忙生活中做出的被迫牺牲，那只是单纯地和家人共度时光。我也不再执着于帮母亲摆脱困境或者让她珍视自己的生活，那是母亲的个人选择。当我不再把探望母亲当成义务，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就得到了更多快乐。我母亲非常擅长冷幽默，我去她的公寓探望之后离开时，总是情绪高昂，而不是垂头丧气。

　　有时候，我在鲁思家附近的地铁站台上一边等车一边想，等我老了，会不会有人像鲁思的家人那样支持我。但是，随着那一年渐渐过去，我发现其实我已经得到那么多支持，而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好运。我虽然现在比鲁思健康，但我们在任何年龄都有局限，我们无论生活在哪里，都需要别人的帮助：修筑道路或者发明字母表的人，修理复印机的同事或者发现了圆周率的先辈。帮助无处不在——如果认为我们因此伤了自尊，那是虚荣的。正如贝拉克·奥巴马在竞选活动中所说的那样：“如果你有个企业——那不是你打造的，是别人成就了它。”

　　我不再在工作中固执己见，而是感谢编辑把我的文章修改得更精彩；我广泛征求意见，而不是认为自己无所不知；我更频繁地给母亲打电话，还有我儿子，向他们提问，而不是作答。他们需要我做些什么？我为他们做的任何事情给我带来的好处都至少和他们得到的一样多，因为相互依靠会给各方带来好处。鲁思学会了接受帮助，她的生活因此而更美好，我的生活也可以这样。将来也许有更可怕的日子在前面等着，但我不会单独面对它们，会有各种力量支持我。

　　过滤掉那些令人恼火的关系

　　有天在鲁思的公寓，她讲了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在她看来，这是坚持自身原则的漂亮行动。当时，我已经发表了几篇关于这些老人的文章，鲁思那幢楼的管理层要求她在我探望之前告知他们，而她讨厌这样做。她说：“他们有什么可担心的？”这就是她在做的抗争。她说：“昨天有人在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来敲门。我说，谁都不应该这样做。我非常坚决地尽量保护自己的隐私，但在这样的地方很难。”

　　她讲述的事件发生在前一天吃午餐时。当时，坐在附近餐桌的一个比她年长几岁的女人低下头，在座位上昏过去了。鲁思说，这个女人只不过是昏过去了。工作人员把看起来不省人事的她抬出了餐厅。鲁思以为她去了医院，而这总归是令人担心的。但是，当鲁思几个小时后回来吃晚餐时，她很惊讶地看到这个女人坐在她常坐的桌边。“她说，‘我决定了，还没到走的时候。我不去医院，我还能再活几年’。”鲁思停下来琢磨这句话，一个90来岁的女人能这样掌控自己的生活，“这不是很了不起吗？”

　　在涉及子女问题的时候，她比较难以确定该在多大程度上坚持自身原则。她总是帮助他们克服困难，让他们不被危险伤害。现在她知道自己要越来越多地依赖他们了，这只是个时间问题。她说：“我因为下车时把他们推开而出了名，我真的这样做了。现在我不像过去那样自立了。我看到了变化，这让人苦恼。我的身体出现了依赖性，除了去看预约的医生，我已经好几天没出门了，这让我非常烦恼，因为我很想出去。一个问题是，用助行器走路把我变成了我不喜欢的那类人。很难解释，有时候我看到别人用助行器走路，我会说：‘哦，天哪，怎么回事？’朱迪总是跟我说，我的记性特别好，我确实是。我为此感到高兴。所以，这一点没有太多变化，但这只手抖得厉害，我写东西很费劲。喝汤时我能端起杯子喝掉，但动作很慢。比如昨天，我终于完成了一点案头工作，但花了好多时间。”

　　我和鲁思相处的一年是目睹她调整适应的一年，这个过程与年轻人在新环境中的调整适应不同。她从来没有因为被迫离开旧居或者新居有人侵犯她的隐私而发脾气。她没有像在旧居时那样结交亲密的新朋友，没有发现新街区的魅力。在剩余的有限时间里，她不想屈就不喜欢的东西。当新闻里充斥着关于凯特琳·詹娜和变性身份的报道时，鲁思并不反对——她只是觉得事不关己，所以没有必要去反对。她说：“变性，他们接下来会干什么？我有时候很高兴自己91岁了，我已经完了。从这个角度讲，我很高兴自己91岁了，因为我没必要应付这种事情了。”

　　年初令她恼火的事情，年底时仍然令她恼火，但她逐渐开始适应了新机构。她在夏末的一天说：“我更努力了。”阳光洒在能俯瞰希普斯黑德湾海水的客厅里。她从旧居带过来的一盆粉色天竺葵在窗边盛放。她说：“我没有放弃，现在还没有。我经常抱怨这个地方，因为变化太难以适应了，我儿子布鲁思会赶过来说：‘妈妈，您看外边，您能看到大海。’我醒来的时候确实会看看外面的大海，很美。所以我也许可以把这里当成家。”当她思考什么东西能改善她现在的生活时，她说：“我不知道谁还能再为我做点什么，我觉得现在都取决于我自己。这里的活动我大多数都不感兴趣，所以我自娱自乐，这挺好。我真的不是在抱怨，我不需要好多人。”

　　日子一天天过去，鲁思也迎来了小小的胜利：学会设定录像机；熨好一件原本一直皱巴着的衬衫；保持公寓整洁，而不借助楼里工作人员的帮助；短途旅行的时候到处走走，而不使用助行器。

　　她利用购物目录册和网络买东西，而不是让子女帮她买。每逢周末，她都与家人尤其是女儿们联系。和子女在一起，她可以看到许多生活阶段的自己，而不是走路吃力的90多岁的老人。她一如既往是个母亲，也是朱迪从未有过的女儿。有一天，当她探究活得这么久的意义时，她想起自己的孙子在中学参加模拟国会，而她还活着，能跟他分享他的兴奋之情。“每当我想到这个，我就想：‘看看我的孙子，看看他多棒。’于是，我就感到很兴奋。”这足以使她继续坚持下去。她活着是为了她所拥有的和她所爱的，而不是她所失去的。

　　尽管她的社交网络收紧了，但她从没说过自己孤独。她依靠的关系都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她设法过滤掉了许多在任何年龄都令人恼火的关系。人生短暂，要找到真正重要的人，以及能让你好好活下去的关系。子女和亲人，是她最宝贵的礼物。她对他们有用，他们感激她。虽然她走不了太多路，但他们对她本来就没有那样的要求。

　　朱迪有一天说：“所以，我真正为她做了什么呢？并不太多。我只能给她情感支持。我爱我母亲，我们都爱她。她特别独立。这对她非常重要，我们都尊重她这一点。所以，除了开车之外，我没有帮她分担什么。”

　　在那一年间，鲁思大多数时候都很健康，但她的精力没那么旺盛了，冬天再次来临时，由于白天短，她不再外出，而是花更多时间一个人待在公寓里，看书或者在电脑上玩空当接龙。她注意到自己的胜率不断下降。她那一年过得很不容易，接下来的一年会更不容易。

　　随着那一年临近尾声，所有老人都没怎么说到自己遭遇的困难（新出现的疼痛或者健康问题、连续几天没人打来电话或者探望），这份满足感是他们自己给自己的。

　　有些日子他们感到太吃力了，或者疼得太厉害，又或者病得太严重，那是我们人人惧怕的衰老，是大家都会遭遇的衰老。我与这些最老的老人们相处一年获得的经验是，这种衰老并非不可避免或者不可改变。鲁思满90岁的时候很兴奋，因为她觉得自己度过了美好的一生，现在可以退场了。她和她认识的其他人不一样，她无意活到100岁。她说：“我觉得自己已经到了一个里程碑。全家人都来了，我们搞了个聚会。多出来的时间都是额外奖励。”

　　这是对任何年龄都适用的准则。你绝对不会知道额外奖励何时出现，但你可以为此做好准备。无论我们25岁还是85岁，我们都可以选择生活在令我们感到温暖的情感当中——比如爱、幽默、同情心、同理心和给予支持的臂弯，不是因为它们使生活变得轻松，而是因为在生活艰难的时候，它们对我们的抚慰最大。正如鲁思在度过又一个艰难的年头之后所说的那样：“即便我要走了，我也不会感到难受，但我猜我很高兴没有走。” 如何优雅的老去（套装共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