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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老后的艰难

　　这六位老人都不能说明天会更好。明天预示着思维和身体进一步衰退，对生活的掌控更弱，朋友和爱人更少，或缓慢或快速地走向死亡。无论他们有什么健康问题——糖尿病、关节炎、健忘、心脏病、老眼昏花或者听力不佳，都只会不断恶化。

　　“你眼下快乐吗？”

　　起初，我以为自己已经找到了正在寻觅的东西。变老是命运赐予的礼物。黄萍患有关节炎的膝关节和肩膀实在太疼了，疼得她夜不能寐。约翰孤孤单单，不敢离开公寓，几乎抬不起胳膊梳头。指关节痛风让他连自己吃饭都很费劲——有时候他只好低下头，像狗狗一样把嘴凑在盘子里吃东西。鲁思失去了自己的居所和朋友，已经不出去散步了。弗雷德有天晚上在厨房摔了一跤，站不起来，所以在地板上睡到早晨。每个人都掌握着一个悲伤感人的故事素材，我只需遵循自己对老龄的先入之见就可以了。

　　我第一次在位于布朗克斯区里弗代尔的养老院探望海伦时，她说：“我讨厌这里。我从没想过要住养老院，那表示没人想要你了。”

　　这六个人都眼看着自己的肌肉日渐减少，这是我们所有人从中年开始就出现的一种叫作“肌肉萎缩”的状况；人到了80岁，会丧失大约三分之一到一半的肌肉组织。颈部和胳膊上的皮肤松松垮垮，有些部位出现斑点，就好像旧日瘀伤的留痕。我和弗雷德在他的公寓门外握手时，他身上我第一个注意到的特征就是大拇指根部的鱼际肌，它不是鼓胀的，而是扁平或者凹陷的。他用大拇指揪着松弛的皮肤说：“看到了吧？有一天，我要把一个双向插头插进三向插座，可我插不进去。我跟一个朋友说了这事，他‘砰’地一下就插好了。那时候我已经用力插了好几天了。”就连还在四处奔波着拍电影的乔纳斯都无法操作新摄像机上的小按钮，而在他试图写东西时，他的手抖得很厉害。在这六个人当中，有五人走动时需要拐杖或助行器，也就是说，他们要靠别人来探望他们。诸如记住一个名字或是否吃过药之类的简单脑力劳动，往往成为他们无法应对的挑战。而且，他们都没有共同生活的伴侣。

　　老龄有多艰难？我第二次探望鲁思时，她讲述了前一天去看医生的日常出行。那时冬日将尽，城市被包裹在新的冰雪中。她还在因为那次出行而感到疲惫不堪。

　　她叫的第一辆出租车没有来。鲁思是个小个子女人，以前凡事亲力亲为，但自从搬到新的养老院之后，她比以前动得少了，而且像我母亲一样，因为每顿饭搭配的甜食而增加了几斤体重。第二辆出租车来了，是一辆SUV，车太高了，她爬不上去。这就是老龄的困境之一：是让司机把她抱上车（她强调是托着屁股抱上去），还是放弃。最后，她设法把上半身后仰到座位上，再把腿收进去。看病的日常出行变成了影响人一整天的紧张压力。

　　她问：“我还有什么盼头？”她停下来想了想，没有答案，“我发现我大部分时间都很悲伤。我不再快乐了，这让我感到不安。”她还在为8个月前被迫离开原来那个拥有昂贵生活辅助设备的居所而生气，“我想念那边我喜欢的人。”

　　我问，有研究显示老人比年轻人更快乐，她是否同意。她说：“我可不是这样。”我们早早结束了访谈，因为她累得撑不住了。

　　对于这六个人，你不能说他们明天会比今天好。明天预示着思维和身体的进一步衰退，对生活的掌控更弱，朋友和爱人更少，或是缓慢或是快速地走向死亡。无论他们有什么健康问题——糖尿病、关节炎、健忘、心脏病、老眼昏花或者听力不佳，都只会不断恶化。伤口愈合缓慢，咳嗽没完没了。他们从未在电视上看到过像自己这样的人；陌生人在街头或商店里无视他们，不想与老先生或者老太太的生活有任何瓜葛。如果他们抱怨，呃，孩子可能会拒他们于千里之外。

　　不过，随着我不断探望，另一个故事开始浮现。海伦说，她对自己与豪伊关系的珍视程度超过了她57年的婚姻，那段婚姻很恩爱，但开始得太早，所以不曾有过真正的求爱期。她说：“跟豪伊在一起要浪漫得多。你肯定不会懂的。”黄萍说，尽管身体疼痛，但现在的生活比较轻松，多了些安逸，少了些压力。她说：“我从来不把我的快乐与过去做对比。这是不同的。年轻的时候，我不喜欢上学，因为老师盯着你做练习。然后是工作——这对我来说是一段很劳累的时间。我得6点起床，工作8小时。我现在比较自由了，可以随时随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从没想过自己做不了的事情。我知道我的时间有限，所以唯一要做的就是让自己开心。比如麻将——我要打到最后一天。”

　　弗雷德的生活似乎不太可能找到快乐。他一个人住在布鲁克林区克朗高地街区的无电梯公寓里。他没法打扫卫生。由于爬楼太痛苦，37级台阶把他与世界隔绝开来。我认识他的时候，尽管不参加社交活动令他感到难受，但他还是在公寓里一连待上好几天都不出门。他有一个因患乳腺癌而时日无多的女儿，自己还因为心脏病几度入院。儿子们欠他钱，因此很少跟他说话。作为他生活中最亲近的人，他哥哥因为糖尿病失去了一条腿，而且住得太远，所以弗雷德无法前去探望。不过，在那一年里，当我感到情绪低落的时候，探望弗雷德总会驱散我心中的阴霾。

　　他有天问我：“你怎么给快乐下定义？”那个星期他得到消息，说他所属教堂的牧师去世了，他很震惊地发现，牧师比他年轻得多。我们坐在他的客厅里，旁边是成堆的旧账单和未分类的票据，有些是多年前住院时留下的。他似乎没有注意到空气中刺鼻的陈腐味道。我说快乐是一种目标意识和价值感。

　　弗雷德很喜欢微笑，但他有时会把假牙忘在餐馆。他说：“瞧，那不是快乐。对我来说，快乐就是当下，不是来世，不是你今晚要跳的舞。如果你现在不快乐，那你就是不快乐。有些人说，我买一件冬天穿的新皮大衣，或者我给自己买辆新车，那我就快乐了。但是，你不知道在那之前会发生什么。你眼下快乐吗？比如我。我有健康问题，可是这样已经好长时间了，所以是次要的。有时候，如果我说，我明天要出去，然后整天都下雨，我就打开电视。我可以看电视，吃点冰激凌，而我本来是不该吃的，这就是种快乐。”

　　我所说的快乐是出于我这个年龄的视角，在这个年龄，我还在摸索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展望着未来；弗雷德讲的快乐则是出于老龄的视角——满足于现有的一切，而不是寄希望于未来。我的定义是向前看；弗雷德的定义是从当下获取满足感，因为未来可能不会降临。

　　弗雷德并不是一直这样觉得。他说，在年轻些的时候，他以为快乐是他必须去主动争取的东西。这导致他在人生中犯下了许多错误，大多是因为他不满足于自己拥有的一切。他从没结过婚，但跟四个不同的女人生了六个孩子，而他只跟其中一个女儿保持着密切联系。弗雷德很少承认自己有任何遗憾，但有一天下午，我们已经聊了一会儿，他放松了戒备。他说：“我以前一直玩啊玩啊玩，直到玩儿不动了。我不够聪明。我以为自己至少能健康、快乐、精力充沛，就这样到100岁。然后我就有麻烦了——现在没人照顾我，都是我自己的错。我以前总觉得还能遇到更好的。”

　　弗雷德上大学期间曾经想过考医学院，所以他对人体有充分的了解，足以知道自己的健康问题（糖尿病，低血压，因为循环不好而无法治疗的脚趾感染）很严重，而且即便能有所改善，也很有限。但他选择不去抓住自己的问题不放，也不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大多数时候他都会躲避自己的同龄人，尤其是他常去的教堂的人，因为他们往往会讨论自己或者别人的疾病。他说，他的疾病已经把他搞得心力交瘁了，为什么还要再主动牺牲更多呢？“曾经有一首歌，我估计现在还能听到，它是这样唱的：‘有个地方更晴朗，我要找到才罢休。’我对待疾病也是这个态度。但愿这是短期的，等我好了，逐渐恢复正常的身体状态了，我的人生会有个美好的未来。就像切萨皮克湾跨海大桥一样，跨距太大，不能只建一座桥，所以他们建了一座桥和一条地下隧道。你只能一会儿上，一会儿下，最后就到了东海滨。好日子和不好的日子都有，但总的来说是好日子。”

　　对弗雷德来说，快乐不需要他去努力争取，保持着一种平和状态就好。他只需放松，让快乐席卷他的全身。生活给了他需要的一切，只要他足够聪明接受它们就好。

　　弗雷德说：“我有个熟人，领过一两次社会福利金，现在不在了。我已经领了20多年的福利金，我还活着。感谢上帝。我没有使劲琢磨这个事，也不觉得我比别人强，但我就是感谢上帝，希望他让我继续活下去，活到110岁。到那时候，我会说，好啦，我要给别人让地儿了，你可以直接把遗体火化，不要占了给孩子建游乐场的地方。我能活到110岁，所以我还有一阵子可活呢。”

　　乔纳斯·梅卡斯也说，快乐是一种活在当下的状态。乔纳斯在两次大动荡中幸免于难，第一次是苏联人入侵他的祖国立陶宛，还有一次是他落到纳粹手里，被送往德国的一个强制劳动营。目睹人类的欲望造成的苦难后，他发现快乐不在于极力征服，而在于与他人的关系。

　　他说：“我看到或者吃到自己喜欢的东西，这不是快乐——除非与别人分享，否则我不会快乐。”他的最新故事片取材于他的生活，名叫《快乐人生的未选用镜头》。

　　在布鲁克林区一座昔日鞋厂的阁楼上，他翻找自己创作于1974年的文章《论快乐》。乔纳斯在物质上的奢侈品寥寥无几，却囤积了各种书籍、电影、海报和其他手工艺品——他睡的是厨房外面的单人床，却以每张1万美元的价格卖掉了安迪·沃霍尔1965年的影片《我的小白脸》的一些宣传海报，支付了儿子上大学的费用。他有一天说：“我没扔掉的垃圾养活了我。”他并不是总能马上找到需要的东西，但最后能找到。

　　《论快乐》这篇文章采取了“写给作家简·沃登宁的一封信”的形式。他在信中讲述了年轻时的贫困，以及那些状况如何影响了他现在对快乐的看法。他写道，在饱餐了一顿弟弟做的立陶宛土豆布丁之后，他心花怒放。他的舌头火辣辣的，大汗淋漓，“对一切都点头赞许”。文章结尾写到朋友们分享一盘葡萄。他说，在经历所有的奋斗之后，“这盘葡萄是我的天堂。我别无所求——不要郊区别墅，不要汽车，不要乡间宅邸，不要人寿保险，不要金银财宝。我要的就是这盘葡萄，让我真正感到快乐的就是这盘葡萄。吃我的葡萄，吃得开心，别无所求——这就是快乐，这使我感到快乐”。

　　囤积物品当然是一种把过去改造成现在的方式。乔纳斯总是在重新组合原来的电影片段，发表原来的文章。我们往往更多地把未来变成现在，通过即将到来的欢愉间接感受生活。对乔纳斯来说，未来是幻象。他只有在未来变成现在的时候才承认。他说：“谈论未来，那不是我思维运转的方式。一切都在走向未来，但未来并不存在，它是我们创造出来的。我们对当前这一刻的责任，就是道义。人类，或者家庭，或者随便什么东西的未来，都取决于你此刻的所作所为。如果你希望接下来一切都会更好，那你最好妥善利用这一刻。”

　　他说，大家经常问他是否快乐，他的回答总是一样的：他当然快乐。“我认为，一个人并非总是微笑或者大笑才叫快乐。快乐更像是内在的东西，你内心觉得自己人生中的一切都做对了，你没有让别人不快乐。你的内心有某种祥和与平衡，你不担心下一分钟或者第二天会发生什么。你顺其自然，你不忧虑，过平衡的生活。我说的就是我自己。”

　　选择性记忆，只记住快乐

　　社会学家不确定为什么老人没有更不快乐——当然，很多人确实更不快乐，任何年龄群体的人都是这样。极端健康问题、疼痛和贫困对老人的打击尤为沉重，就连正常的身体机能衰退都有可能使生活失去欢愉。不过，与人们的刻板观念不同，大多数老人不是病病歪歪和弱不禁风的。他们独立生活，其人数和健康程度都超过了之前的任何同龄群体。在85岁以上的人当中，只有11%生活在养老院或类似机构，有将近三分之二的人说，他们完全能照顾自己。老人的贫困率也远远低于总人口贫困率的水平。只不过健康状况最差的人会引起更多关注——没有人获得拨款去帮助最不快乐的老人。

　　佛罗里达大学的社会学副教授莫妮卡·阿德尔特是少数研究老人智慧的人之一。她说：“我们研究老龄的难题，而不是财富。在生命的尽头，你面前摆着一整本书。有时年轻一代不爱听，但你们需要从生命的最后阶段学到一些东西。老人还有许多东西可以教给我们，哪怕只是怎样优雅地变老和死去。”

　　老人更有满足感，心理学家劳拉·卡斯滕森提出了一种令人信服的解释。她创建了斯坦福大学长寿研究中心，是中心的负责人。她给自己的猜想取了个古怪的名字——“社会性情绪选择”。老人知道自己来日无多，所以把精力集中在当下能使他们感到愉快的事情上，而年轻人未来的日子还很长，所以总想寻求未来可能有回报或者没有回报的新体验或者新知识。年轻人为他们尚未拥有但日后可能会需要的东西而烦恼；老人则从他们拥有的东西中筛选出他们最喜欢的少量几件。年轻人亲吻青蛙，希望青蛙能变成王子；老人亲吻他们的孙辈。卡斯滕森说：“很难让85岁的人学习无机化学。”也许老人的活法确实好像没有明天似的。

　　卡斯滕森现在刚过60岁，有着圆滚滚的身材和愉快的生活态度，看起来好像被自己讲的笑话逗乐了。30年来，她一直在研究老人的情感状态，以及社会怎样才能适应寿命延长的现实。她说，总的来说，我们的文化还在设法应对这种变化。她告诉我：“我们在工作中看到一些不可思议的人，他们做得特别棒。但作为一个人生阶段，我们缺乏指引。”

　　卡斯滕森对老人的兴趣始于一次险些使她丧命的车祸。她当时21岁，家里有个小宝宝，婚姻即将破裂。她和朋友坐车去看“热金枪鱼”乐队的演唱会，醉醺醺的司机开着她们乘坐的大巴翻下了路堤。卡斯滕森的股骨及其他骨头骨折，肺部穿孔，因为大脑肿胀而导致短期失明。医生以为她活不成了。接下来的三个星期里她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后来她在整形外科病房住了四个月，腿被吊起来接受牵引，旁边是三位因为髋骨骨折而动弹不得的老妇人。她观察到，医护人员把这些老妇人视作需要被治疗的疾病，而不是掌控自身生命、有自主性的人。但是，这些老妇人对自己的生活有更全面的认知，也有许多与伤势无关的愿望。卡斯滕森吃惊地发现，医疗系统鼓励她们放弃这种自我意识，屈服于被动的无助感。她写道：“那是我学到的关于老龄感受的第一课。环境鼓励我们成为什么样，我们就会变成什么样。”

　　她先后进入大学和研究生院学习，坚信与她在整形外科病房里见到的情形相比，还存在更好的方式。她写道：“一个重大阻碍就是把变老造成的问题与变老本身分隔开来。如果你年轻时出了毛病，他们觉得你能解决问题。如果你年老时出了毛病，他们鼓励你认命。”她想知道，有些老人体验到的无助感在多大程度上是变老造成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世界告诉他们应该这样做。如果我们不把晚年生活看作变老，而是视为寿命的延长，视为幸运地出生在好年代的人所获得的恩赐，情况会有怎样的不同？

　　20世纪90年代初，她和斯坦福大学的一组研究人员开始了一项历时10年的研究积极效应的实验。他们把BP机发给年龄在18岁到94岁之间的184个人，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每天给他们发5次信息，要求他们立即写下他们对19种情绪的感受有多强烈，其中既包含正面情绪，也包含负面情绪：快乐，喜悦，满足，兴奋，骄傲，成就感，有兴趣，可笑，愤怒，悲伤，恐惧，厌恶，内疚，尴尬，羞愧，焦虑，恼火，沮丧，厌倦。然后，他们在5年和10年后对同样的对象重复了上述实验。

　　该实验并非没有尴尬的时候。一位名叫简·波斯特的参与者后来给采访者讲述了BP机“在行夫妻之事”时响起的经过。但是，结果令人震惊。老人自述的正面情绪始终和年轻参与者一样多，但负面情绪却比较少。他们各种情绪交织的情况更多，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因为沮丧或焦虑而说自己不快乐。他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在即便有理由感到不快乐的时候选择快乐。

　　其他实验给上述结论增加了些微差别。在一项实验中，卡斯滕森和同事们向参与者展示了一系列画面，然后要求他们回想起尽可能多的画面。老人记住的正面画面差不多是负面画面的两倍；年轻人记住的正面画面和负面画面一样多。卡斯滕森的解释是：老人喜欢当时让他们感到愉悦的画面，年轻人则把所有信息储存起来以备将来使用。在另一项实验中，首先给参与者看成对的脸，然后一个闪光点会出现在其中某张脸曾经出现过的位置上，他们被要求在闪光点出现的时候按下一个键。当闪光点出现在一张快乐的脸的位置上时，老人的反应速度比较快；年轻人对快乐或悲伤的脸的反应速度则一样快。这表明，老人不仅更善于记住令人愉快的信息，而且能更充分地记住令人愉快的新信息。研究人员借助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发现，老人大脑的情绪处理中心——杏仁核——在他们看到正面画面时比看到负面画面时激发得更活跃；年轻人的大脑对两者的反应则是一样的。在这里，老人的大脑就像冥想者的大脑。除此之外，精神病患者和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受到负面刺激的时候，杏仁核的激发会更活跃。

　　与我相处的每位老人都采取了这种对生活的选择性记忆。即便他们正在人生的最后阶段艰难挣扎，也都极力对早年的所有困难淡然相对。我们每次在一起的时候，约翰·索伦森都说：“我这辈子很美满。”他说，他从未因为自己的性取向而遭遇过偏见，就连中学里那些因为他不打棒球而叫他“姑娘”的孩子也不例外。他说：“从来没有人因为这个取笑过我。”在与沃尔特共同生活的60年里，他只记得发生过一次争吵。尽管他回忆起别人在“大萧条”期间吃尽苦头，但对他来说，星期三晚上的米饭是他一个星期当中最喜欢的一餐。

　　他在我第二次探望的时候说：“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次走进客厅，看到我父亲手里拿着一只金丝雀，我母亲看着他。我永远不会忘记她脸上的微笑，就像个坠入情网的年轻姑娘。我从没看见我母亲有过这样的微笑。那就是一瞬间的事，因为他们一看到我，就变回了平时的样子。不过，那是印在我脑海里的美好记忆。”

　　这应该是卡斯滕森的实验结果在现实世界里的复刻：约翰记得正面而不是负面的情绪体验。如同弗雷德一样，尽管困难本可以把他压垮，但他利用可以获得的资源构建了令自己快乐的理由。他摒弃了只会加深痛苦的不愉快记忆。

　　如果卡斯滕森是对的，那就意味着老龄带来的记忆改变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记忆中的这些早期空白（你记不起来的昔日老师的名字，你在短短几个月前看过的一部电影的结尾）并不预示着未来要面临的其他损失，也可能是对这些损失的适应性补偿。我们遗忘和牢记是因为我们需要这样做。这意味着即便在失忆的情况下，生活仍然有质量可言，而这种可能性是我之前从未想过的。那么，智慧的要素之一，就是学会把失忆变成一种优势。 如何优雅的老去（套装共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