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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独居的问题

　　数据显示，独居的人有更多的健康问题，抑郁和早亡的可能性更大，与社会脱节的风险随年龄增加。过去，比配偶活得长的老人可以指望子女或其他亲戚陪伴，但如今，只有1/5的85岁以上老人与家人生活在一起。

　　“至少我现在不用再担心惹麻烦了。”

　　看着海伦和豪伊，我们很容易觉得他们找到了他们这个年龄的所有人想要的东西：第二个（或者第三个，或者第九个）爱的机会，新开端，日夜相守的伴侣。浪漫的爱情、性、友情——无论我们多大年纪，这些都最令我们动情。数据显示了冷酷的事实，独居的人有更多的健康问题，抑郁和早亡的可能性更大，与社会脱节的风险随年龄增加。过去，比配偶活得长的老人可以指望子女或其他亲戚陪伴，但如今，只有五分之一的85岁以上老人与家人生活在一起。当我爬上弗雷德·琼斯独居的那套公寓的楼梯时，或者坐很长时间的地铁去郊外的鲁思·维利希家时，我原本以为会看到这种隔绝状态所带来的影响，老年学专家把它与吸烟的危害相提并论。

　　但需要重申的是，这些老人令我惊讶。尽管他们抱怨生活中缺少其他东西，但没有人表示想要个伴侣。

　　当我问到找个伴侣的可能性时，弗雷德说：“哦，不，我得慢慢来。”就在几天前，他刚过了88岁生日。他吹嘘说，有两个女人为了单独陪他过生日而吵了起来。到最后，两个人都没出现，他独自过了生日，但他似乎并不感到失望。他说，随着年纪越来越大，独自生活更适合他。他的时间是自己的，他不用迁就别人的习惯或口味。如果他想熬个通宵或者白天穿睡衣，身边没有人会阻止他。他的上一个同居女友1979年离开后，他发誓要等5年再另找一个，然后这个期限延长到了10年。再然后，随着更多的时间过去，他发现自己喜欢独享整个公寓。

　　他说：“我从来不想安定下来。我总觉得别处还有更好的东西等着我。我说，等过了55岁再说。可是，55岁很快就来了。我说，等到过了60岁，我就结婚安定下来。然后60岁和70岁很快就来了，我却没做到。现在，我偶尔会跟一个姑娘约会，她有一辆车。我走路不太利索了。我跟她说，瞧，你从我这里唯一能得到的就是我最喜欢的菜——中餐。没有性，甚至没有浪漫的吻。我拍拍她的脸，也就是这样了。”

　　我想，弗雷德可以有个伴侣：有人一起吃饭，分摊花费，给他散播魅力的机会。他是个喜欢接受别人奉承的人，经常让我想起他曾以衣着时髦著称，是个“醉生梦死的人”。尽管他在我探望期间总是兴高采烈的，但我很想知道，他在没人造访的漫长日子里是什么状态。如果他有个伴侣，他们就可以一起去教堂或者散步，重新发现性的愉悦。这还将迫使他过更有规律的生活，可能会稳定他的饮食，帮他记住吃药的时间——所有这些都能遏制导致他脚趾溃疡的糖尿病，也许伴随伴侣而来的，甚至还有一套带电梯的公寓。

　　弗雷德坚决不肯。他说：“我哥哥生我的气，他说‘如果她长得漂亮，又有房子，你就跟她聊聊’。我可没这么干，我现在不想这么干。如果我感觉还行，那可以试试。如果我感觉不好，那就算了，我不想照顾别人的情绪。”此外，他还说，“她们大多数人对我来说太老了。”

　　弗雷德的情况比较复杂，因为他经常要我帮他搞定他以为我认识的“一个漂亮妞儿”。他说：“也许我还能说服哪个女人来跟我住，让我时不时地拍拍她的屁股。”他能感觉到公寓里的杂物越来越多，尤其是在他女儿病得很重、不能定期来探望他之后。作为长期驱动他生活的要素，性已经丧失了对他的控制力，他也丧失了对性的控制力——这是慢性糖尿病的常见副作用。他说：“我从没想过自己会讨厌性。过了78岁生日之后，我有过几次机会，可我只是抚弄了一下乳房，也就这样了。我就是不想要了，至少我现在不用再担心惹麻烦了。”当我问他89岁有什么愿望时，性是其中一项内容，但只是间接提到而已。

　　他说：“争取每天吃三顿饭，跟女人们说说话。探望她们，也许是她们探望我。去教堂，夏天站在楼下的大门口，看女人们下班。我只想活着，保持快乐。希望我哥哥继续好好活着，我能多去探望他。”我跟弗雷德相处的时候，这些他一样都做不到。

　　对社会接触丧失兴趣

　　关于老龄的一个格外有害的错误认知是，人不再工作或者做爱——这几乎是你说到美国人的时候最不屑的两件事了。但是，两件都未必属实。老人之间的爱是让许多人感到恶心的话题，涉及性的时候尤其如此，如果这些老人碰巧是你的父母（这很有可能），那就双倍恶心。松弛的皮肤，脆弱的骨骼，血液循环不佳，越来越健忘——这些可不是“维多利亚的秘密”广告或者文艺爱情片里大肆宣扬的东西。我母亲那代人很少看到自己的父母年老之后再婚或者约会，许多人活到八九十岁也没有多少恋爱经验。他们早早地结婚，然后维持着婚姻关系。在芝加哥大学的一项名为“社会生活、健康与老龄化全国项目”的研究中，只有五分之一的75—85岁女性说，她们一生中有超过两个性伴侣，而这样的男性有一半。所以如果在他们这个年龄还有可能遇到新的爱情，他们也没有榜样去效仿，只能自己去开拓一条路。

　　社会学家预计，已经发动过一场性革命的婴儿潮一代将会带来巨大变化。但有些老人始终享受着活跃的性生活。印第安纳大学性健康促进中心2010年的一项研究指出，20%—30%的男性和女性直到80多岁还保持着活跃的性生活。（值得一提的是，70岁以上男性提供口交比接受口交更频繁，女性则两种情况都比较少，最大的可能是因为她们比配偶活得久。）

　　但是，随着年龄增长，性可能会引起新的麻烦。过了85岁，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表示，他们存在某种认知困难。更多的人长寿到足以罹患失智症，失智状态下的性引出了我们刚刚开始努力解决的许可问题。失智者往往会住进养老院，但许多养老院迟迟没有起草正式政策，告诉工作人员该如何与想有性生活的住户打交道，更不要说向住户及其家人传达相关准则。于是，性变得像死亡一样：大家会接受，但没有人会谈论，至少不会在公开场合谈论。

　　海伦和豪伊生活的养老院（里弗代尔的希伯来之家）在该规则以及许多事情上是个例外。这家养老院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制定了鼓励住户（包括有阿尔茨海默症的住户）建立亲密关系的政策，也允许有露骨性描写的文学作品或视频存在。护士会留意可能表明一个人在关系中感到不快的行为变化，比如，胃口不佳。（工作人员还每个月举行宗教仪式缅怀去世的住户，这在养老机构中就更少见了。）最近，该机构增加了约会服务，名叫“祖-约会”，也就是“祖父母约会”，但没有受到热捧：根据最近的统计，在该机构的870名住户当中，只有大约40%在恋爱。许多人照顾配偶时经历了漫长而耗尽感情的走向死亡的过程，不想再来一次。

　　鲁思·维利希对此深有体会。我开始探望她的时候，她丈夫已经去世21年了，她在那期间从未约会过。当我问她年老后被迫放弃过什么，她停顿了一下，然后说：“显而易见的当然是性，但这并不令我感到烦恼。我以前喜欢散步。”她很清楚地表明，她更为不能散步感到惋惜。

　　老年学专家经常为鲁思这样的人担心，她独自生活，选择不参与集体活动，包括自己一度喜欢的活动。纽约市老人局的专员唐娜·M.科拉多说：“与社会脱节是会要命的。人们不外出，不吃东西，不吃药，会早早就死去。”我探望鲁思时，她经常提到最近考虑过但最终放弃的一次外出或者健身课。对她来说，快乐的社会生活就是她离开原来的住处后失去的生活。

　　不过，也有可能他们只不过是随着年龄增长而对某些类型的社会交往丧失了兴趣，转而把精力用在他们觉得更有意义的人和关系上。鲁思有时为子女和孙辈操心，但她从未提到过感觉孤单。社会学家认为这是一种治疗：由于来日无多，老人们试图用支撑他们的人来填补这段时间，放弃了让他们感到厌倦或提出要求的人。他们不再建立新关系，而是更多地依赖原有关系。对他们来说，找到伴侣不像保持牢固的社会关系那么重要，而且新的关系只有在积极正面的时候才珍贵；如果处在不良关系中，或者需要花时间与不讨喜的亲戚相处，对老人的损害并不比年轻人少。正如劳拉·卡斯滕森所写的那样：“不良关系的坏处可能比良好关系的好处还要大。”

　　鲁思在布鲁克林区的布朗斯维尔社区长大，那里一度被称作“美国的耶路撒冷”，有70多座犹太会堂，居民包括梅尔·布鲁克斯、丹尼·凯、诺曼·波德霍雷茨和杰里·斯蒂勒。那条街没有铺路，同一街区有个女人养了一头山羊。鲁思和海伦一样，在童年时代就认识了自己的丈夫，她从来没觉得有必要约会其他小伙子。她当时11岁，他是同一个社区的朋友，出生于一个“大萧条”期间拒绝靠救济金生活的贫穷家庭。他们一直在一起，直到战争把他们分开。

　　鲁思与海伦不同，她一直想接受高等教育并且做一番事业。她在四个孩子当中年纪最小，是家里的叛逆者。鲁思16岁时，她班里的男同学都上战场了，她则去了当时免费的布鲁克林学院读书，学习细菌学。她在战争期间与未来的丈夫互相写信，他回家时，他们就结了婚，搬到了法罗卡韦的海边居住。他们经历了战后繁荣期，养大了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

　　我认识91岁的鲁思时，她有一条腿动脉堵塞，丧失了一部分行动能力，但还是充满了求知欲，偶尔跟丈夫去世后认识的朋友联系，每天与子女联系。她说：“每天上午，我得给这四个孩子每人发一封电子邮件。如果我不发，他们就会打来电话：‘妈妈，您没事吧？’我跟他们说，你们有什么好担心的，在这个地方，会有人照看我的。”如果她的网断了，她现在知道要赶在孩子们担心之前给他们打电话。

　　鲁思下决心年纪大了之后也不娇气。她的白发剪得短短的，平时出门之前会熨衣服，但她梳妆打扮主要是为了得体，而不是赶时髦。一条熨平整的连衣裙就像干净整洁的家——这是她能够掌控的，表明她拒绝放弃。她吃8种药，包括治疗偶尔出现的眩晕症状的抗抑郁药，但总体来说，她的健康状况不错。她发现自己不用去图书馆的任何分部就能让人把书送来。我每次去探望的时候，她都在看新书——她不参加社交活动，也不参加楼里安排的旅行，只喜欢安静地看书。

　　她有一天问：“我想活到100岁吗？不是特别想。说实话，我活到90岁就很满意了。我很想知道自己会因为什么而死。所有我们这个年纪的人都说，想死得快一点。我们要为孩子着想，不想变成他们的‘负担’。还有，我们也不想受那么多罪。每当我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就在想：‘会是癌症吗？会是我的心脏又出了问题吗？我会不会一下子就倒地死掉？’我真的就是在想这些，但我并不感到担心。”

　　她说，她没有思考过变老这回事，“因为那真的会让我抑郁”。

　　鲁思与其他人的不同之处是，我可以跟她谈论我母亲。她们都是受过教育的职业妇女，都生活在纽约，又都与纽约有点格格不入。她们都在市中心以外养育子女。鲁思来自不复存在的布鲁克林区，我母亲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荷兰县，在新泽西州把自己的三个儿子养大。两人都尽心尽力地扮演了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如今却不知道该去哪里寻找让自己觉得有用的角色。她们在丈夫去世后都没再约会过。

　　鲁思说，现如今，她很怀念被需要的感觉。她的孩子都长大成人了，她的孙辈也基本不需要她。有一天她说：“眼下这个时候，活着对我来说还有什么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知道，她在冬天情绪总是比较低落，因为白天很短，气候寒冷。这个季节让她感觉到了自己的苍老。她说，除了给孩子们打电话表明自己尚在人世之外，她如今没有其他责任了。她说：“也许我怀念的就是这个。细想一下，现在真的没有人需要我了。当然有人照顾我，我知道他们非常爱我，我能感觉到。但除了在力所能及的时候资助他们一下，我没有任何价值……我想这是活得太久的问题之一。”

　　不过，她明确表示不想再与男人分享生活。她和丈夫在一起的生活主要围绕家庭和工作展开，他们把四个子女都送进了大学。当她丈夫50岁出头就患上四期淋巴癌时，鲁思陪伴他完成了难熬的化疗，并扛过了导致皮肤起水泡的致病性带状疱疹。经过治疗，她丈夫战胜了癌症，又健康地活了10年。这段时间是他们始料未及的。当他在1994年患上胰腺癌时，这次疾病也对她造成了伤害——她在他住的斯隆·凯特灵纪念医院的病房里突发心脏病，丈夫在那一年的年底前去世了。

　　她说，在那之后，“我根本没想过要再照顾别人，我从没有起过这个念头”。

　　那一年里，我偶尔会向鲁思问起她照顾患病的亲人的那些年——不光是她丈夫，还有她母亲与一个得了阿尔茨海默症的姐姐。鲁思把自己的付出说得轻描淡写，她说：“如果你这样做是出于爱，你就不会真的很当回事。朱迪说：‘妈，您不记得了。’我想我生来就是照顾别人的人，我从不抱怨。”

　　对鲁思来说，婚姻给了她数十年有人陪伴的生活和四个子女。她和丈夫一起长大，一起变老；当她听到跟自己同龄的女性找到新伴侣的故事时，认为相比之下，回报微不足道，牺牲却太大了。要开始一段新关系并承担它所牵涉的所有责任，那等于跳入未知领域，而她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已经够多了。她丈夫去世后不久，跟他们属于同一座会堂的朋友失去了妻子。这两对夫妻以前一起参加社交活动，有共同的兴趣爱好。他打电话邀请她吃午饭时，她能听得出来，他感到孤独，需要有人陪伴。她却不是这样。她忙于重建自己的生活，还在开车，在住处附近的一个社区中心结交了新朋友。她说：“我去跟他吃午饭了，但我对他没有什么兴趣。这种交往让我感到非常不快乐。我后来还有跟他见面，他真的需要有人陪伴，所以我最后说：‘瞧，这不是你的问题。’确实不是他的问题，我就是对别的男人不感兴趣。我从来没有过新的机会，但我不在乎。我爱我丈夫，我们的婚姻很美满。我觉得我的生活中没必要再有个男人。”

　　她补充说：“另一方面，有些女人真的想要有人陪伴。”

　　无法开始的新关系

　　鲁思的经历并不罕见。白头偕老的夫妇往往会说，他们的婚姻随着年龄增长而不断改善。他们对小分歧更能容忍了，不那么容易吵架了，事后更愿意彼此原谅。但是，开始一段新关系，尤其是在相伴多年的伴侣去世之后，是非常艰难的。更常见的情况是，老人们说他们需要关系网——有人一起吃早饭，有人能聊聊当下的事件，如此种种。在生活中建立起这种关系网的人在年老之后日子比较好过，但较晚建立也是有可能的。

　　有天晚上，在我母亲的公寓，我问她为什么在我父亲去世后从不约会。那时距离他去世已经将近12年了，在那期间，她丧失了行走能力，如果不使用助行器或者轮椅，顶多只能走几步，但她还像过去一样思维敏锐。一次，她要我给她买点大麻以缓解背痛，她认为违禁药品肯定比正在服用的止痛片更有效，但烟雾刺激了她的肺，所以她藏着不让看护发现的大麻一直没用上，也许到现在都没用上。我们谈到我父亲和他最后的日子，她对此的记忆与我完全不同。

　　我最后一次看到状态良好的父亲是2004年的秋天，在我位于东村住处附近的签名售书会上。他开车带我母亲从新泽西州赶来（由于他在一次去北卡罗来纳州的路上开着车睡着了，所以放弃了开长途车，但还开短途），在我的朋友和同事中间显得容光焕发。但是，回家之后，他晚上开始焦躁不安，梦游，对我母亲说胡话。他犯了两次心脏病，至少有过一次轻微中风，他服用了那么多药效重合的药物，所以行为的任何变化都可以被看作是药物作用。我母亲说：“我以为他只是古怪。”但是，当他开始在房子里游荡时，我母亲发现情况可能比她预想的严重。万圣节前后，他在半夜突然倒下了，无法解释自己之前去了哪里。

　　每当我母亲有约会别的男人的想法时，她就会想到我父亲病倒后的六七个星期。父亲从医院搬到一家养老院去做康复，然后回家待了几天，接着去了另一家医院，而离开那里的希望非常渺茫。他的肾、心脏和肺都急剧衰竭，轮流加快着恶化的速度。所谓串联性医源病，就是说你身体机能的多米诺骨牌开始倒下了。他的大脑得不到充足的氧气，导致他经常迷迷糊糊的，会重复他在亚拉巴马州度过的童年时代的对话——相对于他所在的凄凉的医院病房而言，那倒是个令人愉快的替代。他有天告诉我，世界正在变好，他这样说的依据是他的三个儿子，他始终视我们为骄傲，但他以前从来不会表达得如此直接。在我印象中，这就是他对我说的最后几句话，但我还记得，在我试图重新把氧气罩扣在他脸上时，他很清楚地对我说：“我快死了。”他的意思是说：“你为什么要让我受这个罪？”

　　他的痛苦尚未结束。全家人讨论之后，我们授权医生在他的喉咙里插一根呼吸机软管，把富氧空气注入他的肺里。这意味着他不能说话，也不能吃东西或喝水。他现在不能动了，两眼盯着上方，双手被绑在身体两侧，以防止他拔管。我们都以自己的方式跟他告别。时间没有持续多久，也许是一两天之后，我们就要求医生把管子拔掉了。但我母亲从未摆脱对他最后几天的记忆，以及同意使用呼吸机的负罪感。

　　当我问她关于约会的事时，这是她提到的第一件事。她说：“我不想再来一次了。你不知道你父亲去世的时候，我是什么感觉。他的状态糟透了，他受了那么多罪。其实，他最后一次进医院的时候，在进去之前告诉我，他想死。我很后悔让医生继续想办法救他。但是，你们几个孩子来了，你们说‘我们想给老爸一切机会’。我没有勇气拒绝。”她说，“自从那次之后，我根本没办法再陪别人经历这么一遍了，看着太可怕了。”

　　我的父母都来自邻里关系亲密的社区，大多数居民都不会离开，他们是在格林威治村相识的，那里的所有人都不是本地人。他们出生在20世纪30年代，而养育他们的父母出生在20世纪10年代。他们看重独立、勤劳、节俭的品质，不愿引起别人的关注，就像我父亲在每次长谈中所说的那样，“极尽所能，充分发掘你的潜力”。我母亲是独生女，也是她宾夕法尼亚州的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我父亲离开亚拉巴马州去服兵役，后来再也没有回去。他们都更善于切断关系而非建立关系，他们把这些特点传给了孩子们。我不记得见过他们拥抱或接吻。

　　我母亲告诉我：“我的思想总是非常独立，也可以说是任性、鲁莽。我觉得自己在婚姻生活中一直都没有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但我当时有孩子，没有做任何事情的自由。我觉得自己喜欢独立，我有工作的时候比较快乐。”当我问她是否认为自己的婚姻很快乐时，她说：“我从没想过这个问题。任何婚姻当中，总有些时候你会想要退出。我们一起经历了太多事情，时间太久了。如果结婚很长时间，谁都会在某个时候想要退出。但最重要的是，婚姻是你许下的誓言，你不能打破这个誓言，不能轻易这样做。”

　　鲁思只专注于婚姻中的好时光，她觉得任何新关系都不可能达到曾经的标准，我母亲则只记着我父亲弥留之际她的悲伤，那是她不愿重复的经历。但是，结果是一样的。

　　我母亲有天吓了我一跳，因为她说一个男人曾经对她很有兴趣。那是在她搬进现在这幢楼的最初几年，也许是10年前，她特意说明，那其实没什么。他叫弗兰克，是爱尔兰人。他搬进这幢楼的时候，简直形销骨立。她说：“他搬进来的时候，看上去状态特别不好，所以我想没有别人愿意接受他。”她说，楼里的一些女人往往会围着那些外表体面的新来的男人，但弗兰克没有引起那样的关注。

　　“他掉了很多体重，我猜他可能刚生过一场大病。所以我开始跟他一起吃早饭，我发现他很有意思。他是经济学家，我在学校学过经济学。他经常找我聊天，但我没有爱上他。他只不过是个很好的谈话对象，还可以让我摆脱总跟我坐在一起的那些女人。那只是心血来潮，不是来真的。我没有爱上他。”

　　弗兰克在楼里没住多久。他们一起吃了几个星期的早饭后，他有一天没有出现——在她住的这种楼里是常事，由于隐私权法，或是担心让其他住户难过，工作人员不会对有人突然消失特别做出解释。她通过小道消息得知弗兰克去世了。即便他有家人，她也从来都不知道。

　　她说：“那是我的一次冒险经历，但我真的只是想跟他交个朋友。”

　　丧偶女性通常过得很好

　　我们这个时代的流行观点认为，已婚人士的寿命比较长。其中的逻辑令人信服：伴侣们帮助彼此约看医生，记住低钠饮食的食谱，如果其中一个摔倒了，另一个能拨打急救电话。两个人一起会减少贫困的可能性。有人陪伴对精神也有好处，尤其是当我们的社会关系网开始缩小的时候。但是，当心理学家霍华德·S.弗里德曼和莱斯利·R.马丁更深入地研究关于婚姻和长寿的数据时，他们发现其中的情况更为微妙。没错，已婚男性活得更长。他们发现，未婚女性和已婚女性的寿命一样长，但往往有更多属于自己的闲暇时间。弗里德曼和马丁在一项追踪1500名加利福尼亚州居民长达80年的研究中发现，“丧偶的女性通常过得很好——她们比仍有配偶的女性活得更久”。她们建立社交网络、照管自己的孩子、做了所有因丈夫患病而推迟的事情。另一方面，丧偶的男性则往往去世得很早。

　　在我看来，我母亲的生活在我父亲去世之后并没有收缩，反而更开阔了。据我所知，她第一次有了固定的朋友，而且只需要照顾她自己。她学西班牙语、上陶艺课，和女性朋友去听音乐会，而这些朋友除了她的陪伴之外对她一无所求。我觉得她很孤独，但对她来说未必如此。她与那个叫弗兰克的经济学家有过最浪漫的罗曼史——不是相伴一生的男人，而是有男人相伴，同时她对他没有任何义务。她没有坠入情网是好事，她最不需要的就是再照顾别人。

　　鲁思、海伦、黄萍和约翰都以差不多的方式照顾伴侣，直到他们去世，女性对此都能很好地适应并过渡，而约翰的朋友们特别担心他在沃尔特去世后怎样撑下去，担心他怎样继续保持活跃的社交生活、付账单、吃药、凭借越来越差的视力在这座城市里穿行。艾滋病危机期间，许多同性恋男子会照顾自己的伴侣到他们死去，但活得更久的同性恋男子在与伴侣相伴数十年后只剩下孤身一人（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他们通常没有孩子）。

　　不过，如同鲁思和我母亲一样，约翰在沃尔特去世后对其他男人没有兴趣。他仍然无时无刻不想到性，迷恋着休·格兰特，但他说，现在性只在他的脑子里。“兴趣是有的，能力没有了。我随时都有性冲动，但已经无能为力，现在不行了。我还会梦到性，我以前确实喜欢。”他说，从解剖学角度讲，他正在回到少年时代。

　　约翰·索伦森第一次见到沃尔特·卡伦是在1950年夏天的一次聚会上。当时，沃尔特从波士顿来到纽约。约翰当晚在注意其他两名男子，但后来发现他们彼此钟情。他说：“真不走运。于是我想，我可以试试沃尔特。”沃尔特有着演员乔希·布洛林那样黝黑的英俊相貌。约翰个子比较高，皮肤白皙，在室内设计事业上雄心勃勃。尽管沃尔特年长几岁，但恋爱的经历非常有限。朋友们警告他，他和约翰的进展太快了。他们一起回到了约翰在华盛顿广场的公寓，料想这只不过是一夜情。

　　约翰说：“我从没指望有一段持久的感情。我认为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两个男人之间，但确实发生了。我跟他交往了三个星期，我还是不相信会天长地久。然后，他走了，我的一个老相好过来找我，我推掉了。‘哦，等等，怎么回事，我怎么会推掉一个老相好？’直到一两个月之后，我才对自己承认，我爱上他了。那是我做过的最明智的决定之一。”接下来的圣诞前夜，也就是约翰29岁生日的前两天，他们住在了一起，从此厮守到沃尔特2009年去世。

　　鉴于我本人的婚姻刚刚终结，所以我向所有老人咨询了保持长久关系的秘诀。他们的回答似乎都过于简单。约翰说：“如果你们要在一起，你们最好有很多共同之处。你必须知道，你们并不总是意见一致。我们大多数时候是一致的。但是，你不要把这当回事，如果你们在某件事情上不一致，那就不一致好了。在我家，我父亲是个彻头彻尾的民主党人，我母亲骨子里是个共和党人。”

　　在我看来，60年的共同生活就总结出这么一点经验，未免太少了。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应该努力和睦相处。但是，在那一年里，我逐渐领会了约翰这些话的睿智之处。我想起有些时候，尽管我努力加以纠正，但我妻子仍旧屡屡在某件事情上出错，这让我非常恼火。她不会游泳，又不爱晒太阳，为什么想去科德角度假呢？还有些时候，她仅仅因为担心工作而不愿做爱。我们年复一年甚至月复一月地为了同样的事情争吵，就是不能简单地承认对方的看法是合情合理的，反而都指望对方会改变，又因为对方没有改变而火冒三丈。

　　所以，约翰的见解并非听起来那么简单。接受自己不相信的东西可不容易，例如，对于家居摆设或者男高音该怎样演唱一段咏叹调，约翰有着固执的想法。这些判断体现了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但是，跟沃尔特在一起，他不仅愿意被沃尔特的看法所左右，而且即便在不同意的情况下也愿意接受，仅仅因为那是沃尔特的看法。我认识一些成功人士，他们认为自己很开明，因为他们愿意听取相反的观点，然后再加以拒绝。但约翰所说的智慧的做法，是即便你倾听了，而且没有被说服，你还是要接受。

　　在我与约翰相处的时间里，他从来不会因为谈起沃尔特而悲伤，哪怕谈到沃尔特的死，也是一样。约翰的短期记忆经常出问题，但对沃尔特的记忆总是清晰而鲜活。我不确定约翰到底记得多少——他往往会多次重复少数几段相同的记忆，有时用的是同样的话。我年初的采访笔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与年底的采访笔记互换。往昔控制着约翰，而它的控制力就像一个温柔的拥抱。

　　他有一天说：“悲痛？我现在还很悲痛，我非常思念他。有时我翻个身，他不在旁边，我就会醒来。我经常觉得他好像还在。有一次，我正在看电视，就开始跟他谈论电视节目，然后我才意识到他已经不在了。还有些时候，我完全忘记他不在了。他是个特别好的人。”

　　在约翰看来，沃尔特无时无刻不在，只不过这种存在表现为不存在。与沃尔特在世、不需要凭空想象的时候相比，他在沃尔特死后对他想念得更多。沃尔特活着的时候，他是老人，中年人或年轻人。去世后，他是所有这些身份的合体，在约翰的记忆中栩栩如生。他是约翰能够掌控的故事，约翰可以随时修改不符合叙事的部分。活着的时候，一个人的伴侣往往是乏味或者平凡的，但在记忆中绝对不是。

　　约翰的损失与我母亲或者鲁思不同，因为他对过去记忆犹新。他从未试图重建自己的生活，也根本不想这样做：重建会拉开他与沃尔特之间的距离，相反，他把沃尔特的点点滴滴保留在整个公寓里，这样沃尔特就永远不会真正消失。那些不舒服的路易十四风格的座椅是约翰与沃尔特坐在上面时的记忆，现在锦缎已经磨损；如今变了形的粗笨沙发也是一段回忆：沃尔特有一天在一家好意慈善店发现了它，然后在最近的电话亭给约翰打了电话，他知道约翰能把沙发改造得很漂亮。如果这些记忆中的沃尔特仍是年轻英俊的，那么约翰也一样。只要约翰不改变公寓的样子，它所代表的生活对他而言就仍然是鲜活的。

　　他在这90年的人生中学会的一件事就是安慰自己。他说：“他们给了我一片抗抑郁药。但是，我的情绪一直不错。我偶尔会为自己感到难过，然后我就会生气。但是，如果我在听音乐，我就相当满足。这不是我希望的状态，但我尽力了。”他回想起最近听收音机的时候听到了柴可夫斯基的《第五交响曲》，他很熟悉这首曲子，但有20年没听过了。当他闭着眼睛回忆的时候，太阳穴上的皱纹似乎释放出了那天所有的沮丧情绪。他说：“我本来已经忘记了，但音乐让我记起了所有细节，能再次听到它真是太好了，音乐有时候真能支撑我活下去。”

　　一段时间后，我熟悉了约翰的说话规律。回忆沃尔特会使他想起音乐，音乐会释放出各种记忆。这样一来，沃尔特仍然是他生活的中心，是一种积极力量。尽管约翰的视力越来越差，但沃尔特开启了他的视觉世界。有天在客厅里，在关于他们共同的社交生活的漫长讨论中，约翰讲述了一个周一的夜晚在大都会歌剧院的故事。当时，纽约上流社会的女性都戴着最精美的珠宝、穿着最豪华的礼服到场，男性则打着白色领带，身穿燕尾服。他特别钦佩一位女性对待自己的虚弱身体和年龄的方式。他说：“有一位女士名叫乔治·华盛顿·卡瓦诺，她戴着冠状头饰，手镯一直戴到这里。就在灯光熄灭前，她和两个搀扶她的男子入场了。她有一根拐杖。她把拐杖交给他们，站得笔直，在灯光逐渐熄灭的时候独自沿着通道走了下去。她很老了，她都快走不动了。”

　　我突然想到，为了沃尔特，约翰也是这样走着——拒绝使用轮椅或者助行器，就像卡瓦诺女士摆脱看护者的搀扶，算准自己入场的时间，以确保人们在灯光熄灭之前最后看到的就是她。约翰91岁了，知道自己无法再独立走多少路了，所以他行走的方式要对得起他与沃尔特的关系。在他的记忆里，沃尔特总是处于最佳状态，而这意味着约翰也处于最佳状态。即便爱情给不了他最想要的东西，也能把他与他失去的东西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这一年的交谈中，许多谈话涉及约翰本人的死，但他从未说过希望来生再与沃尔特相聚。尽管他在信教的家庭里长大，小时候还是唱诗班的歌手，但他并不相信来世。他说：“我对来世毫无感觉。事实上，我希望没有来世。我无法想象有什么东西是永远持续的。我想念沃尔特，我希望在另一个世界里能见到他，但我知道这不可能。其实，这倒让人感到宽慰，一切都会结束。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把沃尔特放在来世，我会再次失去他。”

　　尽管老人们的宗教信仰各不相同，但没人谈到过希望与爱人重聚。他们在照顾配偶的时候近距离目睹了死亡，那对他们来说并不神秘。海伦不止一次地说过：“等你死了，你就是死了。”就连把去天堂当作回家的弗雷德都不急于到那里去，他更喜欢在这个世界里的生活。他说：“我的外祖母从前总是说，‘没关系，因为有朝一日我会上天堂的，那里的街道都是黄金铺成的，有蜜和奶可以喝’。我不想反驳她，但我当时在想，人应该努力在俗世得到点什么。后来，我听到了‘天上掉馅饼’的说法。我觉得她就是这样的——说的都是天上掉馅饼的事，但她其实应该想想怎么在地球上过幸福的生活。”

　　对每个人来说，爱给他们的最后一样赐予就是了解死亡的含义——它是多么近在咫尺，又是多么不可改变。他们接受了这个事实：发生在他们配偶身上的事情也同样会发生在他们身上。以这种方式看待未来，等于剥夺了他们可能对自身抱有的任何幻想——他们其实是更好的人，等待着变得更富有、更快乐、更美丽、更苗条、更受人喜爱。而现在他们只能照着镜子，看看自己真实的样子，未来唯一可能发生的事就是不断衰退。

　　也许只有年轻人才有资格认为最佳伴侣是你并不拥有的伴侣：一个你尚未见到的陌生人，或者你现有伴侣的升级版。年轻人更看重未来，而不是过去和现在——当未来还很遥远并且充满各种可能的时候，这很正常，但当你清楚地知道即将迎来什么的时候，这种幻想就不那么正常了，它也会遮蔽或贬抑你真实拥有的伴侣。与未知相比，鲁思、约翰和我母亲都更看重他们拥有过的终身伴侣的种种好处，无论他们有着什么样的缺点。当未来需要你来塑造的时候，活在过去可能是一种逃避，但在年老之后，这就成了一种安全的方法。向上消费、想要更新换代的驱动力虽然推动人类进步，但也制造了严重的不满和焦虑。这些老人阻止了这种无益的损失。

　　他们还逐渐领悟了爱的真谛：它蕴藏在我们无尽的给予之中，而与我们得到什么回报无关。我们因为无条件的爱而变得更完美：接受我们配偶的不完美之处，承认他们绝不会改变，通过爱他们，实现我们自身的完美。当然，所有人都希望他们的伴侣能起死回生。不过，他们在失去中发现了内心的力量。快乐不是在他们的身外等待降临，而是在他们的内心，是他们已经拥有的东西。它不取决于豪伊、沃尔特、鲁思的丈夫或者我父亲。我逐渐明白，我的婚姻是否快乐从来都不取决于妻子能给我什么，所以无论我认为她有什么样的不足，这种快乐都不会消失。它一直在我手中，在于我能给予她什么。

　　我与老人们相处了一年才明白这一点，不过当我明白之后，发现它对我所有的关系都有帮助——不仅是与我的伴侣，还有我的朋友、同事和其他亲戚。满足感唾手可得，但前提是我能意识到它的存在，或许它也正在等你去获取。老人们会告诉你趁自己能做到的时候抓住它，而不要极力去争取更好的东西。他们没有时间去妄想，包括妄想自己还有更多时间。他们忙于去爱，仿佛已经没有明天，对我们任何人来说，可能都没有明天。 如何优雅的老去（套装共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