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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活得更长与活得更好

　　医疗系统越是能让人们活到高龄，他们越有可能患上严重降低生活质量的慢性疾病。医学致力于延长寿命，而不是促进健康。医学在帮人们活得更长，但多出来的这些年被添加在了末尾，而人们那时已经太衰弱或病得太重，无法享受其中的乐趣了。

　　他们距离临终的时间本来是一天，我们给了他们一个月，然后称之为医学进步。

　　“一天天的，太艰难了。”

　　美国人口普查局并没有为我们的晚年生活描绘一幅诱人画面。在85岁以上的人口当中，有三分之一的人表示，他们听力不佳；有31%的人无法自理；有一半人无法独立行走和生活；有28%的人说，他们有认知困难。也许你没想到常年食用藜麦会有这样的回报，心脏病、癌症、糖尿病、关节炎、阿尔茨海默症以及其他失智症——到了70岁，这些病症的患病率都大幅度增加，并且逐年加剧。我们虽然活得更长了，但正如伟大的老年学专家斯博汀·赖夫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姑娘愿意同我们亲近，这怎么能叫活着？”

　　1977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家和流行病学家欧内斯特·M.格伦贝格把这些使人致贫的疾病称为“成功的失败”：医疗系统越是能让人们活到高龄，他们就越有可能患上严重降低生活质量的慢性疾病。格伦贝格认为，我们应该把医疗视作类似病原体的流行病学因素，它降低了死亡率，但提高了患病率和残疾率。格伦贝格认为，该系统的优先重点被歪曲了，它致力于延长寿命，而不是促进健康。因此，研究资金大多被用来消除往往很快就会起效的急性致死病因，而不是推迟或防止那些拖拖拉拉、使全家陷入漫长痛苦的慢性疾病。在格伦贝格看来，这违背了“不伤害病人”的誓言。比如，如果癌症患者通常死于肺炎，而我们找到了治疗肺炎的方法，那么我们针对他们的癌症所做的就是：确保他们有更多的年头慢慢被癌症吞噬。他们距离临终的时间本来是一天，我们给了他们一个月，然后称之为医学进步。

　　他写道：“这种要命的思维非但没有促进大家的健康，反而提高了患病率和残疾率。既然我们意识到，我们过去40年里的救命技术胜过了保持健康的技术，实际效果是使大家的健康状况恶化，那么我们必须着手寻找我们正在不断延长的慢性疾病的可避免病因。”没错，医学在帮助我们活得更长，但多出来的这些年被添加在了末尾，而那时我们已经太衰弱或者病得太重，无法享受其中的乐趣了。

　　从某种程度上讲，格伦贝格是在回应人口统计信息体现出的一个变化。我没见过我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我儿子见过他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中的三位，他的子女有微小的可能见到一位以上的曾祖父母或者外曾祖父母（让我们拭目以待）。美国的人口分布曾经像一座金字塔——基部是大量新生儿，往上逐渐缩减到顶端的65岁以上人口。如今却越来越像长方形，底部的婴儿数量减少，80岁以上老人的数量增加。这个长方形顶部的人肯定会使医疗和社会保障系统承受巨大压力。不过，数量空前的老人也会带来好处。其中有些是经济上的——所有健康的、受过良好教育、经验丰富的老人能对经济做出令之前的老人们望尘莫及的贡献。与此同等重要的是，他们还能向我们这些有朝一日也会变老的人传授智慧，不只关于过去，也关于未来。如果我们只把他们看作联邦资产负债表上的负债，我们就是在浪费尚未估算过的资源。

　　最近，格伦贝格对寿命延长的悲观看法得到了肿瘤学家和生命伦理学家伊齐基尔·埃曼纽尔的支持，埃曼纽尔是奥巴马政府《平价医疗法》的设计者之一。在《大西洋》杂志刊载的一篇广泛流传的文章《为什么我希望在75岁死去》中，当时57岁、年富力强的埃曼纽尔认为，活到老年“使得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即便没有残疾，也会步履蹒跚，日益衰弱，那种状态可能并不比死亡更可怕，但的确很痛苦。它剥夺了我们的创造力和对工作、社会以及世界做出贡献的能力。我们留给别人的记忆不再是精力充沛和忙碌的，而是衰弱、无能甚至可悲的”。有调查显示，老人的生活会更快乐，但埃曼纽尔不接受这种观点，认为调查没有收集住在养老院或者患有失智症的老人的意见，他们肯定没有那么快乐。

　　这篇文章的标题有误导性，因为埃曼纽尔并不希望在75岁时死去；他只是不想通过医疗手段把他的生命延续得更长。因此，不要癌症筛查，不要抗生素，不要置换心脏瓣膜或做搭桥手术，不要注射流感疫苗，不要做透析，不要跳踏板操，也不要吃羽衣甘蓝沙拉。如果他错过了晚年的一些回报，比如，亲眼看到自己的孙辈长大，与伙伴们打扑克牌，或者教导下一代的满足感，他并不会感到遗憾。对他来说，这些都不是生活的丰富宝藏，而是丧失了赋予生活价值的一切之后获得的象征性补偿。

　　这篇文章引发了强烈抗议，相当一部分抗议者就是78岁的老人，他们不愿被告知自己该走人了。但是，他也提出了一个有价值的观点：我们这种永远活下去（埃曼纽尔称之为“美国人不死”）的全民梦想经常促使我们挥霍自己拥有的岁月。如果我们知道，75岁之后不久，帷幕将会降下，或者一旦它开始降下，人类无法阻挡，那我们就更有可能竭尽全力去充分利用之前的这些年。埃曼纽尔说，在他的肿瘤学临床实践中，所有病人在某个阶段都会说，癌症是他们碰到的最好的事，因为这使他们专注于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东西。

　　然而，这是许多老年人自然而然会做的事，也是他们满意度提高、紧张度降低的关键原因。埃曼纽尔专断的截止日期只不过是迫使他现在就像75岁的老人那样思考，同时又没有年老带来的不便。除了美国人不死的虚荣心之外，我还要加上“除非能做现在做的所有事情，否则就不想活着”的虚荣心。老年病学家比尔·托马斯称之为“‘保持能力’的束缚”：也就是坚持认为老人和其他人不一样，不会成长或发展，所以他们的人生目标应该与现在一模一样，或者如果能倒退到较早阶段就更好了。托马斯认为，尽管有所失，但也有所得——比如，看法、经验、日常乐趣的增加。我们不应该沉溺于损失，或者徒劳地抓住我们要保持打网球或者打扫房间的能力这个念头不放，而是可以把变老视作一个变化的过程，学会发现并珍惜。失去能给我们的人生带来重要智慧，包括为我们认为不可或缺的能力找到补偿的智慧。只有加州人才会希望每天都艳阳高照。

　　重新定义衰老

　　此外，衰弱也不是从前的概念。美国人步入老龄时，身上留下的岁月痕迹比以往几代人都要少——累死人的体力劳动变少了，吸烟也少了，小时候易得的大病和感染也少了。老人们如今有他汀类药物让心脏保持有规律的跳动，有白内障手术让生活保持光明，有人工髋关节和膝关节让他们继续行走，有时髦的小型摩托车让他们在新膝盖不好使的时候仍然可以到处活动。改进后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技术也表明，与数十年来的医学知识相反，大脑在整个人生当中都在持续形成新的神经元，人们可以像通过定期锻炼来强健二头肌一样，增加脑细胞的数量。

　　格伦贝格分析出“成功的失败”三年后，斯坦福大学有一位名叫詹姆斯·F.弗里斯的风湿病学家提出了一种与之大不相同的变老模式。弗里斯提到的不是成功的失败，而是成功的成功。尽管医学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无法消除老人的疾病和脆弱性，但可以延缓疾病和脆弱性的出现，把不好的情况推到最后几年。我们不是把时间添加到一切即将崩塌的生命尽头，而是添加到中间阶段。他将这种效应称为“发病率紧缩”，同时提出了增强这种效应的简单方法，比如，减少年轻时的肥胖和糖尿病，以及推后置换衰竭的肾或肝。弗里斯后来又重新修订了该理论，并且通过几项长期研究提供了佐证，他改善老龄状况的处方，即便没有被原样照搬，至少也得到了广泛采纳。

　　在名为“动态平衡”的第三种变老模式中，医学发展使得人们能够从以往足以致命或者使他们的健康急剧恶化的心脏病或癌症中康复。这种老龄模式就像弗雷德比喻的切萨皮克湾跨海大桥一样：你上行一段时间，然后下行，然后又上行，直到时间用尽。

　　这些变老模式具有重大政策影响，尤其是考虑到临终关怀的花费。插进我父亲喉咙的呼吸机让他的生命延长了几天，但那几天耗资不菲，而且对他没什么价值——这是标准的“成功的失败”。此外，在第一次心脏病发作后，他开始经常散步锻炼身体，还服药控制高血压，他70多岁的时候比60多岁更健康，这也为发病率降低和动态平衡的模式提供了佐证。

　　但是，无论最后阶段是缩短还是拉长，所有人都会变老。动脉硬化，关节肿胀，头发脱落或变白，肾脏失去活力，皮肤不再像过去那样富有弹性。阿尔茨海默症也有自己的时间表，而目前医学在很大程度上无法放慢其速度。

　　那一年里，我在大多数老人身上看到了衰老的加剧。他们更健忘了，体力更差了；他们的疼痛更严重了。黄萍的话变得更加不连贯，她无论讲英语还是粤语，都说得颠三倒四。她有一天说：“说实话，我已经受够这一切了。”

　　但是，丧失认知能力不是大问题。大脑有多种认知形式，涉及不同区域，因为变老而受到的影响也不同。有关工作的记忆（比如，回想起刚听到的一连串数字的能力）削弱了，但对中学时代的长期记忆可能仍然鲜活。这些记忆在达尔文式的优胜劣汰竞赛中获胜，继续存在你的大脑中，不那么容易消失。随着我们变老，处理新信息的速度会放慢，同时完成多项任务的速度也会变得极其缓慢。但同样属实的是：我们处理新信息的需求少了，因为我们没有探索新领域或者试图掌握新技术。纽约大学的神经生物学家埃尔克霍农·戈德伯格称之为“智慧悖论”，他提到，随着大脑老化，心智在某些有用的方面可以变得更强大。“现在不该再简单地从精神损害或者仅从损害的角度看待心智和头脑老化了，心智老化同样是有好处的。”

　　神经学家经常会区分信息处理与模式识别。这些是在大脑的不同区域进行的，随着我们变老，表现有所不同。大致地说，信息处理功能涉及大脑皮层和皮层下部以及大脑右半球，而模式识别涉及新皮层和大脑左半球。处理信息需要大量脑力；识别模式需要得则相对较少。随着我们变老，前者做得比较少，后者做得比较多。我们不再需要了解新路线和新菜肴，不再寻求去新餐馆就餐的体验，我们知道某家餐馆星期六的培根是最新鲜的就可以了。

　　伊齐基尔·埃曼纽尔很惋惜地说，科学家和艺术家很少在40岁之后取得重大的认知突破，因为他们的大脑不再具备对本已复杂的世界形成新认知的强大功率。也就是说，57岁的埃曼纽尔不太可能找到治疗淋巴癌或者乳腺癌的全新方法。他大脑中负责解决复杂问题的衰老的皮层和下皮层细胞，根本没法撞击出火花以照亮道路。

　　他说他的癌症病人都表示，癌症让他们知道了什么才是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东西，这一见解则是源自经验和识别模式的能力。他25岁时不可能有这样的见解（那时候他大脑里的处理中心还处于形成期），因为他还没有见过足够多的病人，所以识别不出这种模式。不过，对他来说，这种见解无疑和任何实验突破一样有用，能够让他真正明白，他想要怎样活着和死去。随着年龄增长，大脑识别模式的能力衰退得相对较慢。相较年轻人，老人的大脑里还有更多范本可以参考，因为老人确实有更多经验可供利用。如果你经历过“大萧条”，那么当雷曼兄弟破产时，你就不会那么震惊了。

　　当你活得足够久

　　尽管海伦和鲁思都说，散步是她们人生中最大的乐趣之一，但随着那一年时间慢慢过去，她们都走动得更少了。约翰则经历了一系列小挫折，每次挫折都使他越发虚弱无力，也就越发依赖沃尔特一个名叫安妮·科恩布鲁姆的侄女，而后者已经成为他圣徒般的看护者。他右肩的旋转肌撕裂了，丧失了那条胳膊的大部分功能——年轻人做个简单手术就行，但在他这个年纪是不可能的。他连续几晚失眠，然后在厨房摔倒，这增加了明年秋天去养老院的可能性，而他怕去养老院超过怕死。到了10月，他出现了尿路感染，需要用抗生素，而他无法应付再多记住一个处方的复杂任务：结果，他第一天就服用了三天的药量。他在泌尿科门诊等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告诉泌尿科医生，他想过自杀。

　　他说：“我没法对自己下刀。”

　　医生说：“别想着干这种事。”

　　“我没法从窗户跳出去，因为我打不开门。我可能死不了，因为我的楼层太低了。问题是我太健康，死不了。”

　　他后来回到家，跟安妮坐在一起，就不再提及自杀的话题。安妮在美国邮政局担任刑事侦查员，从来不说废话。这会儿在约翰的公寓里，他的疲劳盖过了他夸张的绝望。他又一次出去冒险并且安全返家，但他现在筋疲力尽。

　　他说：“我也有非常愉快的时候，但这样一天天过下去，太艰难了。”

　　弗雷德·琼斯那一年过得最艰难。他是家里六个孩子当中最小的一个，但饮食不健康，而且有心脏病史。他年初出现了一次感染，使得右脚看起来像在战地受过伤。要回到公寓，他得爬三层楼梯，而他每次只能爬半层，每到楼梯平台就要停下来休息一会儿。有时他的好腿比受感染的那条还要疼。他说：“上这些台阶时，简直就像有人在挤我的后背。然后，等过了一会儿，疼痛就扩散到了腿上，我觉得像是有东西在咬我的小腿、膝盖、大腿、后背、上臂，浑身上下。”

　　多年来，他经常告诉自己，应该搬去住有电梯的楼房，但他现在住的地方每个月才300美元租金，所以他总能设法再撑得久一点。现在，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适合生活在这个家里了，但他所在的街区已经贵族化，像他家这样的公寓即便没有电梯，租金也达到了他所支付金额的5倍以上。因此，他下定决心要对付这些楼梯，每晚都要从脚上揭下一只浸透脓血的袜子。这是个糟糕透顶的折中方案，弗雷德这样的聪明人当然知道。他说：“如果你在付便宜房租住破地方和付高房租住好地方之间左右为难，你会说：‘这里不太好，可我已经在这里住了好多年了。’我一直在说服自己留在这里。”他确实需要一个居家护士帮他包扎感染的地方，还需要一个看护帮忙收拾公寓。但是，弗雷德正好处在医疗体系甜甜圈的圆洞里。他曾为这座城市工作，每个月有2000美元的养老金，外加1000美元的社会保障福利。但是，这意味着他没有资格领取社会救济金，以帮助支付他日益需要的服务的开销，更不要说在有电梯的楼里租到一套廉租公寓了。我想，这种局面是没法维持的，但弗雷德似乎从来不泄气。只要他早上能醒来，就又是美好的一天。

　　后来，我5月给他打电话，却接到一条信息，说应客户的要求，电话暂时停机了。我给他的脚病医生所属的医院打电话，给他前一年因为低血压住过的医院打电话，然后又给布鲁克林区所有的医院打电话，全部一无所获。他们都没有收治过一个名叫弗雷德里克·琼斯的病人。在整个布鲁克林区，没有弗雷德·琼斯这个人？给他提供上门送餐服务的机构告诉我，他还活着，而且打电话取消了送餐，但根据隐私权法，不能告诉我更多细节。我不停地给医院打电话，想着他总有一天会出现的。最后，一家医院承认了，没错，老年病房确实有一个叫弗雷德里克·琼斯的病人。

　　我走进病房的时候，弗雷德面带微笑。他解释说，由于坏疽，医生把他的两个脚指头截掉了一部分。他说，手术疼得“让人受不了”，但他不想用吗啡，因为他觉得吗啡会上瘾。他被人从初级保健医生的办公室直接送到了这家医院的急诊室，所以没带换洗衣服和电话本。他甚至没法告诉朋友或邻居自己在哪里。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家，也不知道他离家期间堆积了什么样的账单。他通知了电力公司和信用卡公司，他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不能支付账单了。

　　隔壁房间里，有个女人的声音在大叫：“不不，别死，千万别死！看看，我就知道会这样的。”

　　如果弗雷德活得足够久，到了一定的时候，感染会要他的命。也许将来，导致感染的糖尿病能够彻底被治愈——医生们会让弗雷德这样的病人像小兔子一样飞身跃上楼梯。但是，就眼下来说，弗雷德陷入了一场与自己身体的拔河比赛，而他在这场比赛中充其量也只能指望敌人放慢前进速度。快也好，慢也好，他都在丢掉曾经控制的地盘。前一年，他有64天因为低血压而住院和做康复。现在，他又要在医院住更长时间。我看着他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努力想走几步，但显然疼得厉害，真不知道他如何还能回到那个需要爬楼梯的公寓去。多日不走路会导致两条腿萎缩。他的医生似乎认为他的情况不乐观。他说：“他们告诉我，我将来需要助行器。我有助行器，其实我有三个呢。但是我没法把它从三层楼梯上搬上搬下。”

　　弗雷德是医疗系统（至少是支付账单的那部分系统）担心的问题。格伦贝格1977年提出了“成功的失败”的理论，距离林登·约翰逊签署为经济脆弱人口建立医疗保障系统的社会保障法案修正案刚刚过去12年。该系统是完美的，但前提是不要遇到像弗雷德这样来日无多但账单多多的老人。他搬到一家养老院做康复之后，随着账单越积越多，他逐渐丧失了离开那里的动力；反倒是只要他留在那里，最贵的账单都有人全额支付。

　　有一天在养老院，我问他年轻人应该对老年有些什么了解，这个问题似乎令他困惑：老年只是人生中的一个阶段，与其他阶段没什么两样。今天与昨天没有太大不同，明天与今天也没有太大不同。他说：“也许系衣服扣子或者弯腰有点费劲，系完鞋带有点背疼，或者照镜子会看到花白头发——所有这些事情都不会令人惊讶。你知道它们会来，而且这是生命的进程。只不过是从一个年龄到另一个年龄。我认为这不是一种特别不一样的感觉。”

　　弗雷德与我不同，他从不怀疑他能返回自己的公寓——从来没有丧失过看到明天的意愿，从来没有考虑过人生到了哪个阶段就丧失价值了。在养老院的床上也好，在身家百万的小明星的豪华按摩浴缸里也好，人生就是人生。在我看来如此危险的健康问题，他却习以为常，而且懂得随遇而安。他在弗吉尼亚州诺福克的穷苦环境中长大，未满3岁，父亲就因为突发阑尾炎去世了，外祖母和母亲面临的贫困和种族歧视是他后来都不曾经历过的。他不负众望，根据退伍军人法案进入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就读，是他家第一个上大学的人，并且出人意料地活到了88岁。

　　他说：“我不认识跟我同样年纪的人。我在工作中结交的大多数朋友都已经不在了，我得现实一点。我知道我们不会一直活着，所以我努力过好每一天，及时行乐。当然，我请求上帝让我活到110岁、115岁，我可能会活到那个岁数。我不知道天堂什么样，但我知道我喜欢在这里拥有的一切。我喜欢那句老话：‘天堂是我的故乡，但我并不思乡。’我想留在这里享受生活。”

　　我们在养老院的餐厅里，弗雷德身穿工作人员给他的衣服；他早就找不到自己一个月前去医院时穿的衣服了。由于没有定期染发，他的发根开始花白了，有人没征求他的意见就剃掉了他的胡须。他说：“我不知道我穿的是谁的衣服。可能是已经去世的人的衣服，我猜他们会把衣服保留下来。”对于像弗雷德这样自由散漫的人来说，养老院严格的日程安排让他知道了制度的厉害。他一日三餐都和同样的人坐在同样的位置上一起吃。那天早晨，他起晚了，所以工作人员没有带他去刷牙。

　　如同所有老人一样，弗雷德努力保持自理能力，而这场战斗会逐年变得更有挑战性。不过，他没有抱怨养老院的严格制度，而是泰然自若地接受了下来，在那里的同伴当中发现乐趣。他与住户和工作人员交上了朋友，与同屋的耶和华见证会教徒一起去参加宗教活动。他在卡拉OK日唱了比利·埃克斯坦的《我道歉》。他没有为失去的脚趾难过，而是期待着回家，想着“我错过的所有好日子”，哪怕这意味着要爬上三层楼梯前往破败不堪的公寓。他说：“那里跟垃圾堆差不多，但我待惯了。”

　　我离开养老院的时候，心中充满了活着的喜悦。

　　弗雷德对晚年生活的态度是，生活不像他年轻时那么好，但只是小袋薯片和大袋薯片的区别，它们仍然是薯片。此外，如果不活下去，他还能拿自己的时间怎么办？替代选择就是死，而这根本就不是薯片了。他眉开眼笑地说：“我每天最喜欢的时刻就是早晨醒来，感谢上帝又给了我一天。那是我每天最喜欢的时刻。”

　　真正糟糕的始终是下一步

　　相传贝蒂·戴维斯说过这样一句陈词滥调：老龄容不得胆小鬼。但是，这恰恰错了。老龄容得下胆小鬼——归根结底，多亏现代医学和卫生，它容得下差不多所有人。无论它对身体的攻击是短暂的还是长期的，到了某一刻，任何长寿的人都会有个不断变老的身体。

　　但是，什么是老龄？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把它作为一个判决，一种没有明智地及时（也就是差不多20多岁时）开始练瑜伽的人遭遇的事。这就是说，老龄这个概念很大程度上是那些从未经历过老龄的人确定的。处在人生三等分的中间部分的人，他们自我吹嘘地称之为人生的黄金阶段，把年轻人的看法说成是青年的愚蠢想法，把年长者的看法说成是老糊涂的絮叨。

　　我与母亲的关系体现了老人和子女对老龄看法的不同。尽管锻炼或减肥是持久缓解慢性背痛的重要方法，但她拒绝这样做。她说，理疗是“商业炒作”。尽管她的楼里有室内游泳池，但她并不游泳，因为换泳衣太疼了。上午10点的太极拳课程太早了。随着她背部和腿部的疼痛越来越剧烈，我和兄弟们都反对她使用电动轮椅。我认为，一旦她不再走路，就会停止锻炼自己的肺，这会给她的整个身体造成损害。

　　但我错了。轮椅解放了她，让她能够去参观博物馆和看戏，而且经常有优惠价。这是接受和调整带来的好处。在一种经常要我们克服局限性的文化中，有时设法接受这些局限性是明智的选择。对于来日无多的人而言，短期解决办法（或者说是接受现状）有时是最佳答案。我们都来日无多，而老人只不过对此更加心知肚明罢了。

　　在我探望老人们的那一年里，海伦从使用拐杖发展到了使用助行器，但她并不认为自己上年纪了——有失智症的养老院住户才算是上年纪了。她从不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同样，鲁思不能再像从前那样散步了，但她仍为不用坐轮椅以及没有丧失心智而感到满意。人生当然是有价值的。弗雷德迫不及待地想在第二天早晨醒来，又老了一天，又脆弱了一点，但他还是他。除了约翰之外，所有人似乎都调整了可接受与太过分之间的界线，调整到略微超过他们的残疾程度的地方。在我看来，极其可怕的健康问题对他们来说是85岁之后的人生发展的一部分——真正糟糕的始终是下一步。

　　所有老人都没有把年轻时的自己理想化，而是专注于最能让他们保持本色的东西，也就是让他们最具有人性的东西。对乔纳斯来说是艺术创作；对海伦来说是豪伊；痛恨离开旧居的鲁思加强了与子女和家人的联系，学会了使用电子邮件和脸书去保持联络。约翰重温对沃尔特的记忆，黄萍与打麻将的朋友维持着紧密联系。对弗雷德来说，每一天都是天赐的礼物，每一刻都是快乐的机会。他说：“比如，昨晚的（电视）比赛。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一心只想着比赛。我都跳起来了，天哪，幸亏我床上没有个老婆，她会觉得我发疯了，像那样从床上跳起来。当时，那就是快乐。我觉得，如果你一心想着一件过去发生的格外糟糕的事情，那才叫悲伤。”

　　起初，与他们放弃的东西相比，这些补偿显得微不足道。但是，随着那一年的时间慢慢过去，我知道情况恰恰相反：这些补偿丰厚得足以充实他们的生活。如果说他们没有选择改善自己的身体状况，那么其实我们任何人在任何年龄也都没有。他们认为自己不是自身残疾的总和，而是他们接受这些残疾的总和。我记得我父亲最后的日子，在纽瓦克一家医院阴郁的病房里，身上连接着各种延长他生命的机器。那样的生命肯定没有价值，肯定不是任何人想过的生活。但是，在他的脑海里，他回味着以前从未与人分享过的愉悦的人生篇章，也许是因为他健康的时候不需要这些东西。我逐渐开始明白，老人们不光是在为迎接死亡做准备工作，还在不断研究在任何年龄都好好生活的良方。

　　我的探望变成了关于生活而不是变老的讨论。我生活中的困难——包括离婚和导致我需要穿步行靴的足部韧带撕裂都不再令我烦恼。探望母亲也更令人愉快和神清气爽了。每位老人都能传授给我不同的经验：我从弗雷德那里知道感恩的力量，从黄萍那里知道选择快乐，从约翰那里知道接受死亡，从海伦那里知道学着爱和被需要，从乔纳斯那里知道生活要有目标，从鲁思那里知道照顾重要的人。数百年来，社会依靠老人获取这些经验和其他智慧。直到近些年，大家才开始对这种智慧充耳不闻。我不是在宣布新发现，而是在重新寻回一些古老的关联。我的新发现是这些经验令我多么快乐，以及我要是早些学到该有多好。 如何优雅的老去（套装共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