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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5章 体悟当下

　　2002年1月

　　我们四人再见面已是隆冬季节。我们围坐在枫树街奥托家的书房里。从第一次聚会算起，仅过了一年多，但在许多方面的感受却好像是已经过了一辈子。

　　***

　　“过去一年来发生了这么多事，现在回头看我们的第一次聚会，仿佛我们已经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了。”贝蒂·苏说，“大家都对危机四伏的现状提高了意识，也许对安魂人类的情景假设中的各种问题有所感悟，更容易接受了。但是，自从约瑟夫提出‘如何才能转变整体？’我就一直在想：如果转变整体要求的是多数人从未经历过的大规模深层变革，我们是否已经对此做好了准备？”

　　“《创造知识的公司》（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的合著者之一野中郁次郎（Ikujiro Nonaka）把这称作‘冲突角力的时代’，我不得不同意这个观点。”彼得说，“这是一个思想碰撞的非常时期。一些事情在好转，另一些在恶化，此消彼长。一方面，人们好像都更开放地讨论那些没有简单答案的重大问题，就像马波海德那个群体提出的那类问题；也有更多的大型组织在严肃认真地面对这些问题。另一方面，虽然引发了这些应对反应，大多数问题却在继续恶化，而且好像激起了一股越来越大的、要维持现状的对抗势力。传统的心态和组织优先选项受到了严重威胁，这导致他们为了自身利益而奋力反抗。但仔细想想，这正是划时代变革过程中必然遇到的情况。”

　　“我总担心，在这种恐惧情绪弥漫的时代，大家会被引诱到一种简单化的叙述。”贝蒂·苏说，“对好人和坏人的简单化描述也许会在短期内减轻我们的焦虑。但我们现在应该避免过分简单化。”

　　彼得点头同意，他说：“世界各地兴起的宗教激进主义，是维持现状的对抗势力的一部分。有人在最近的一次SoL聚会上说：‘我现在更担心的是未经质疑的答案，而不是未经回答的疑问。’激进主义，无论是宗教上的还是政治上的，都会让我们回避深层问题，以及互相聆听的真正需求。”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媒体的全球化运作，实际上所有人都能够同时见证戏剧性的事件。”贝蒂·苏说，“尽管我们都接收了同样的画面，但个人体验却有所不同。许多美国人在‘9·11’恐怖袭击事件，或中东及非洲冲突事件中所看到的，与许多欧洲人、阿拉伯人或亚洲人看到的大不一样。如果有什么可以说的话，这些共同的画面凸显了我们在世界观上的深层差别。我认为人们已经逐渐意识到这些差别了，但这种认识又加剧了我们的焦虑情绪。”

　　“这就像是生活在割裂的世界里，”奥托说，“而且，野中郁次郎所说的冲突角力除了在公共场合表现出来以外，也会在个人身上体现。一方面，许多人在经历深刻的开放过程。但我们也在经历不断增加的压力、紧张和焦虑。时间进程在加速。与我合作的那些人、组织和我一样，努力试图在加速前进的同时放慢脚步。对反思和深层学习的需求在增长，满足这种需求的压力也在增长。”

　　“但是这种开放正在发生。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最近在危地马拉和南非等地的感知采访和实地项目显示，处在第一世界主流社会边缘地带的人是最开放的。”约瑟夫说。

　　“有些转变似乎正在发生，”贝蒂·苏说，“但这种转变还很微妙，很脆弱。”

　　“非常脆弱。”约瑟夫表示赞同，“过去5年来，我们的许多采访对象都谈到了使他们世界观发生改变的深刻的个人经历，但他们告诉我们的故事以前从未和任何人讲过。这种正在发生的开放过程很让人困惑，大家很容易产生孤独感。”

　　“还记得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吗？”彼得问，“故事中有一段内容非常尖锐而深刻。一位老人在狱中生活了一辈子，70岁左右终于获释了。但他无法再过监狱之外的生活了，最后自缢身亡。我认为这段故事对我们所有人都有教益。它提醒我们，放弃过去熟悉的、舒适的环境而去适应新的不同的现实，仍将是很困难的事，尽管在新现实中我们获得了‘自由’，并与我们真正重视的价值吻合。

　　“我觉得我们的文化中的主导叙事方式就像一个监狱。这个叙事说的是分离：与别人分离，与自然分离，并最终与我们自己分离。在非常时刻，如奥托家中失火或约瑟夫在下加利福尼亚半岛的经历，我们能从这种叙事故事中挣脱出来。我们会用一种直接的方式体会到一个与自身融合、与他人融洽、与自然和生命亲近的一元世界。那很美丽，并让人肃然起敬。它从根本上转变了我们对世界和对我们自身的意识状态。它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希望和未来可能性，但也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我们突然间发现自己跳出了之前生活了一辈子的叙事方式，也会觉得难以接受。获得自由当然很棒，但同时也很让人恐惧。

　　“我觉得，从我们的采访中可以看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越狱’，而许多人，如年轻人和西方的非主流社会人士，从来就没有完全陷入囚禁。”

　　“整个情况正如柏拉图的洞穴寓言。”奥托说，“假如你一辈子被囚禁在洞穴里，看到的不过是在墙上移动的阴影，突然间获释出洞之后，你只会觉得一片茫然。”

　　“我从自身经历看，那个寓言不只是个有趣的故事。”彼得说，“我们的文化的主导叙事方式并非自己的身外之物，而是我们自身的一部分，至少肯定是我自身的一部分。有时拉我回到洞穴或囚禁中，回到自己习惯的生活方式的压力，会难以抵挡。

　　“佛教里有句话，说的是没有比改变自身更难的事，大致意思是习气难断，烦恼难除。暂时的超觉体验，临时超越洞穴和囚禁的状态，是一回事；而这种意识状态的稳定，又是另一回事。这两者有很大不同。而再回到洞穴中也会很痛苦，因为你已经不再适应那里了。你现在知道自己传统的生活方式真是很局限，因此你会感到被困在两个世界之间。你身体里的一部分想要逃离阳光的刺激，回到洞穴，但你同时也越来越不适应洞穴中的生活了。”

　　“这让我觉得，采访的最重要的意义，可能就是帮助大家看到：自己并不孤独。”贝蒂·苏说。

　　“大家真心希望能够分享自己的故事，”奥托赞同道，“但同时也常常担心被当作异类。他们也许不知道，许多人都有主流世界观无法解释的更深层的经历。”

　　“文化历史学家托马斯·贝利（Thomas Berry）说，今天这个时代的主要问题，是我们处在‘叙事故事之间’。”彼得说，“贝利认为，维系西方文化的叙事方式，即还原论科学和救赎型宗教的叙事，正在崩溃之中。它已经明显无法继续解释我们的经历，也无法解释我们所面对的变化过程了。”

　　整个U形过程依赖7种核心容纳力及其所产生的行动。每一种能力都是通向下一个行动的门户：悬挂观点的能力使你能够观察自己的观察，而形成原型的能力使你能够启动活的微系统代表。但只有在所有7种能力都得到培育以后，才可能完成整个U形过程。

　　“也许在洞穴外面徘徊的人比我们想象的要多，或者至少他们在接近洞口处摸索着。”贝蒂·苏说，“一个文化的主导叙事方式的核心是其主要神话，它决定我们怎样去理解世界。除了还原论科学和救赎型宗教，我们其他的主要神话，如‘英雄’神话，也在崩溃之中。我们不能原地等待，直到有一位伟大的领导者出现并拯救我们。可能许多人仍然希望这样的事会发生，但我认为真相信这种事的人越来越少了。而在过去100年的大部分时间中，我们的经济神话也没有带给我们很好的结果。我觉得大家正在清醒过来，认识到这种经济神话的不完整性。大家在质疑：短期的自我利益是否真能解决我们的问题？”

　　“这些叙事方式界定了洞穴中的生活，”彼得说，“它们是同一个分离与孤立的故事中的不同线索。但洞穴之外的新故事，还没有足够清晰、足够简明、足够广为人知，所以无法形成新的思想社区。我觉得我们被困在两种叙事方式的夹缝之中了。”

　　“波姆说，他的隐性秩序理论首先是一种语言，一种共同思考和交流的新方法。”约瑟夫解释道，“也许第一位的需求还不是新故事。在文化中形成新的主导叙事方式需要很长时间。也许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一种新语言，它可以让我们连贯一致地思考和探讨这些事。”

　　“也许我们的U型理论就是在做这个。”贝蒂·苏说，“我们在试图开发一种语言，来帮助大家共同思考和探讨如何让整体发生转变。对当今世界的问题知道得太多容易让人陷入恐惧和否认心态。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给人希望和可能性的语言，它要以科学界、实业界和社群中的创新者的经历和思想为基础。

　　“如果人们需要的正是一种语言来思考和探讨不同的处世为人之道，如果U型理论可能提供了这种语言，那么我们目前的进展如何？”

　　“我觉得其基本理念在过去一年里已经清晰起来了。”彼得说，“U的下行段，转变我们习惯的观察方式，描述了一个清晰的过程，我觉得大家都能理解。类似的，U的上行段，转变我们意识觉知的源泉，对各个领域的企业家和创业者来说肯定也都很熟悉。”

　　“而罗施、韦伯、瑞、伯涛夫特、拉奥、哈克和瓦莱拉等人的洞悉，为我们提供了更准确的方法来描述两个阶段里所涉及的各种能力和微妙差别。”奥托说。

　　“我发现，与我们合作的许多人，是在回忆起自己真正忠于自己的承诺投入经历时，才激发了真正的理解力。”约瑟夫说，“一旦他们经历了其后发生的共时性事件，他们就会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即如何才能让它更可靠地出现？

　　“很显然，大家对U型理论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人对U的下行和上行段所涉及的独特能力感受很深。另外一些人好像理解了它的整体运行，但对具体的各类能力和不同侧面并不很感兴趣。还有的人对观之以心和对超越自我的开放性，以及支持整体的自发行动，有很多感受。”

　　“根据我的经验，大家最难理解的地方，”贝蒂·苏说，“就是U的底部：呈现当下。”

　　“对，如罗施所说，那正是‘心中之心’，”彼得说，“是整个理论的实质，也许也正是我们对‘转变整体’过程的新发现。”

　　“U形底部的谜团……”贝蒂·苏缓缓地说道，“最终可能无法给出完整的解释。有些东西是超出人类理解力的。而且，试图在分析的道路上走得太远是不明智的，有人也会说，是傲慢和不敬重的。”

　　“为什么是傲慢和不敬重的？”约瑟夫问。

　　“它的意思是在‘神灵’面前，在心智能力以外的东西的面前，你不够谦卑。”

　　“也许这就是我们能够达到的程度了。”彼得说，“我同意，试图寻找‘官方正式解释’是不明智的。但我觉得我们各自对呈现当下的体验和理解方式都有微妙的差别。梳理这些差别是有益的。

　　“我们所说的‘呈现当下’是什么意思？与未来有不同的关联的能力又是什么意思？具体说，约瑟夫和奥托，你们两个经常讲：要意识到‘一个正欲呈现的未来’。这好像意味着未来是有意向性的。大多数人不会立刻理解这种说法。这与你们的经历相符吗？”

　　“是的，我觉得相符。”约瑟夫答道。

　　“我的观点有所不同。”奥托说，“对我来说，呈现当下是‘预先感知’并带到体悟范围，也是带到当下时刻。感知的对象是你最高的未来潜力。那不只是某个抽象意义的‘未来’，还是我作为人的最大的未来可能性。”

　　“那‘正欲呈现’这个词是否意味着意向性呢？”彼得问道，“你怎么看的？是有某种叫作‘未来潜力’的东西在那里‘想要’到当下时刻来吗？”

　　“是的，”奥托答道，“但那不是外在的东西，而是与我们最高的自我不可分离的现实。瑞称之为你的‘大我’，大写的S。我不是指‘在外部’的分离的未来在向我召唤。把我们的现实看成‘在外部’的东西是二元论的‘主客体’观念。在U形的底部，这类二分法已经消失了。

　　“关键是你的最高未来可能性，是与你自己的最高志向目标或意向联系在一起的。那是你为你自己、为你的生命建立的意向，也许甚至是在你出生以前建立的。”

　　“你是说这个意向是在今生之前，在许多世里建立的吗？”彼得问。

　　“嗯，对我来说这是个合理的问题，”奥托说，“那超越了我的意识经验，但我认为是一个完全合理的假设，可以用来观察事物。我们要知道，可能世界上有一半人是相信转世的。只不过它不属于我们西方的物质主义文化。”

　　“换句话说，我们不应该自动拒绝这个观念。”彼得说。

　　“对，”奥托说，“探索你的这种未来潜力，你不是在寻找别人制定的未来，这一点很重要。它是与开发你自己的真实的大我紧密相连的，即与开发你究竟是谁这个问题直接相关。它是灵活、开放地与你自己对话的过程。然而，它的精髓又与大桥良芥所说的、你自己的最陌生的部分相关联。这就是为什么布伯曾说：‘它需要你，以便能够降生。’我曾体验过这个演进中的未来之势场，就好像它真在那里‘看着我’。那一刻，我感觉到那个凝视，感到世界完全停了下来。之后你就完全变了。”

　　“没错，但还有个‘它’在里面。”约瑟夫说，“这里我的经历有所不同，奥托。布伯说，‘根据它的意愿而促成其实现’，这意味着，并非有一个、两个或无穷多个可能性等在那里要结成果实。对我来说，那是变成生命本身的工具，以便从某种意义上能够成就生命（或上帝，或随便你用什么称谓）希望我成就的东西。”

　　“那么约瑟夫，再回到意向性的问题。听上去好像你对生命有其意向性这个理念感到很惬意，”彼得说，“对你来说，布伯的用语‘根据它的意愿’，是恰当的吧？”

　　“是的。这些年来我越读这句话，越觉得它明确描述了我的经历。对我来说，‘根据它的意愿而促成其实现’意味着将我们自己作为工具，让某种更好的东西出现，保持对我们更大志向目标的开放。

　　“我相信每个人生下来就有一个使命，或志向目标，而生活的旅途就是去发现它。我读格林里夫（Robert Greenleaf）的《仆人领导力》著作就是这么理解的：仆人领导者的最终目的、终极追求，就是去发现符合其使命的个性品质资源，并发现智慧和力量，用那种方式去服务生命。

　　“在过去一年里，我们现在称为‘全球领导力计划’（Global Leadership Initiative）的想法每次一出现，我都有非常强烈和集中的感受，即这就是我要做的事。第一次是在下加利福尼亚的交流中出现了对这种可能性的考虑，那是个种子；然后它在马波海德再次浮现；最后这个想法在斯托变得清晰了。我知道这种体验对每个人来说会有所不同，但对我来说，这就是摆在我面前的道路，是未来对我的召唤。我觉得当你知天命的时候，就有一种内心充实和根基深厚的感觉。焦虑消失了，担忧减轻了。即使它很模糊，而且一定会很模糊，但你会觉得‘得去尝试下一步，一定能做成’。结果还真成了。”

　　“我对你所说的感受也很有共鸣，”奥托说，“然而我不一定会假设，那条道路是由上帝，或别的什么东西设置好的。也许作为人类，我们参与道路开辟过程的程度，远比我们了解的要高。”

　　“我也理解约瑟夫说的。”贝蒂·苏说，“但我要补充的是：有些人感到迷惑，不能理解‘作为工具，让某种更好的东西出现’这句话，因为它听上去是要把你变为不会思想的工具或奴隶。我觉得必须有承诺和行愿，才会真正形成作为‘工具’的容纳力。按我的想象，这个工具是一个生命的舞者。当你做出这种承诺和行愿时，你的生活就完全改变了。

　　“在《圣经》里，先知以赛亚说，“我在这里，主！请差遣我’。但如果没有自由选择或自由意志，这个与天命之舞也不可能开始。”

　　“我理解丧失自主性的恐惧，但那与我的经历完全相反。”约瑟夫说，“布伯说得很漂亮：‘自由和天命互相庄严承诺了，它们的意义连接在一起了。’当你说的那种承诺出现以后，就会觉得你好像在遵循天命，履行使命。但你也会觉得，你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这是个巨大的悖论。”

　　“我觉得，那是因为自由有两种：外在自由和内在自由。”彼得说，“外在自由是我们通常说的自由：外部的力量是否在限制我的行动。内在自由很微妙，它是指我们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我们的习惯的控制。我们可以看上去很自由，因为没有人在控制我们。然而我们的行为却完全被惯性思考方法控制，完全根据对环境的反应行事。

　　“我认为布伯所说的自由属于后者，是意识的觉醒：我现在可以自由地做任何需要做的事，来完成我的使命，不再被过去的习惯缠身。”

　　贝蒂·苏点头道：“对我来说，那个动机和意向，那个情愿服从的心态，实际上会造成一种场，它导致呈现当下的体验。但那个呈现当下的时刻是个深刻的悖论。这正是谜团所在：一种开放状态使某种深度和层面的东西呈现出来，但又无法描绘，不可言传。这不仅是另一个空间或能力，而且是某种特别的东西。”

　　“这是对服务的召唤，但我们大多数人一辈子都否认这种召唤。”约瑟夫说，“这个召唤是让我们投入某种比我们自己更大的事业，并成为我们本应成为的。”

　　“这让我想起南老师说过的话，”彼得说，“记得他说的儒家《大学》七步修养中的最后一步：‘虑而后能得’，取得你想达到的成就，你本应达到的目标。

　　“但我还有一个疑虑，不是关于我们描述的理念，而是我们使用的语言。我们谈论的经历对我们自己是非常真实的，也很自然地用符合我们自己文化和传统的方式谈论它。但‘回应对自己的召唤’或‘上帝的意志’这种说法在其他文化中可能难以理解，甚至会表明我们所说的都是西方的概念。那对我来说将是重大损失。比如在佛教中，‘上帝’这个词是很少见的。”

　　“佛教会使用什么词呢？”约瑟夫问，“也许是‘生命’的召唤？”

　　“可能要不止于更换词汇。”彼得说，“实际上我觉得我们探讨这个的整个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更像是佛教的方式，而不是西方的方式。

　　“我对佛教理论的理解很有限。但我认为它要从入门的准备工作做起。换句话说，那是一种强调修炼过程的方法。谈论‘上帝召唤的服务’可能存在的问题是，它仍旧是很概念化的：那是我对上帝让我去做什么的‘解释’。真正的区别是‘概念’和‘体验’之间的区别。体验到或证悟到了升华，达到为上帝服务、为生命服务或为宇宙服务，或别的什么词汇的程度。体验到与仅仅信仰这种服务之间是有差别的。

　　“这也是很不好把握的区别。所以佛教的方法在于严格的修养程序。开始是注意眼下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们自己制造的思想禁锢的影响。我们说过，在把握自己的心念之前，在‘安心’之前，我们是无法超越这种自我思想禁锢的。只有‘安心’之后，我们才能对正在呈现的东西开放。

　　“佛教理论的核心是人存在于相互依赖的秩序中。一个是现象的领域，化身世界，它包括摸得着的东西和触及不到的东西两种现象世界。另一个是无限的、绝对的、超觉的、普适的世界，它超越形色、思想和任何‘东西’，通常叫作‘如是’或‘真如’。人类存在于这两者之间的交叉地带，在旧经文上叫作‘如来藏’。梵文Tathagata，即如来，是释迦族的乔达摩·悉达多，即历史上的佛陀的最早称谓之一。后来它成为‘真如’或绝对真理的同义语了。梵文garbha，即胎藏，意思就是‘子宫’和‘母体’。所以，根据我们的本性，人类就被认为是存在于绝对真如界和现象流转界这两者的阴阳交感互动的母体中。我们不是只处在其中之一，而是处在两者之中，因为如果没有真如界，现象界就不存在，反之亦然。这是佛教非二元世界观的关键所在。两者不可分离，相互渗透。根据佛教理论，大彻大悟之所以可能，正是由于我们既存在于真如界，也存在于现象界。

　　“因为这个胎藏，这个真如与现象互动的地方，我们所谓的‘体悟当下’才是可能的。我认为佛教可能会说，实现体悟当下的程度，取决于我们个人和集体开发的容纳力，在多大程度上能让我们的意识延伸到这两个领域中去。我们通常习惯于现象界，只注意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甚至把我们自己也看成是物质的东西，即我们的身体。但我们天生就有这种更大的容纳力，它是可以修炼出来的。”

　　“而U形过程的深层学习环路，提供了一种描述这个修炼过程的语言。”贝蒂·苏说。

　　“对，特别是当U形过程用在很长的时段时。这就是为什么它与南老师解释的儒家领导力开发理论有如此高的吻合度。”彼得说。

　　“所以说，西方主要宗教所想象的超觉的、外部的上帝，在东方宗教里被看成是内在固有的东西。”奥托说。

　　“对。”

　　“真正的核心点应该是，要用很长时间践行研究、冥想及其他各种个人修炼方法。这是建立容纳力、成为服务的‘工具’的基本要素，对吧？”贝蒂·苏问。

　　“很准确。”彼得说，“这不仅是信仰的问题，或想要成为工具的问题。你必须开发那种容纳力。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佛教的理念是关于修炼过程的。修炼有三个基本方面，这是必须用功夫的。首先，你必须打坐冥想，或‘修行’，必须有安静内心世界的功课方法。其次，你必须研究学习：经文、公案、律法书、《圣经》等任何能帮助你明白理论的文字。最后，你必须承诺投入服务，佛教称为‘发愿’。修炼是从这三个方面全面推进的。

　　“佛教强调的修炼已经在主流基督教中消失了，但仍然存在于基督教神秘教派和其他宗教的神秘教派。

　　“另一个关键点是佛教对理论何时和怎样才有用的看法。佛教会说，你首先要重视修行和服务。直到你真正得到静默，否则这些理念、理论和探讨就只是概念的东西，并且会阻碍你修炼的进程。

　　“但总有一天你会需要理论知识。当练功打坐产生你不能理解的现象和经历时，你就需要更好的理论知识。不然的话，如果试图用‘世俗的’，或者我们所谓‘物质主义的’思想方法去理解超觉体验，修炼只会出现倒退。”

　　“这正是我们所说的，我们作为前洞穴囚犯，需要有合适的理论和语言！”贝蒂·苏兴奋地说，“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认为，我们在一起合作基本上就是学习如何阐述一个理论，一种理解和沟通的方法。显然，各种精神传承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提供了这种语言。但我们需要适应当今世界的语言：能够既针对个人，又针对集体，还要超越传统的部落、民族和文化的界限。”

　　“没错，”彼得赞同道，“但新理论在多大程度上有用，要看是否有足够多的人能够通过自己的体验看到对不同观点的需求，并看到他们在这方面的需求并不是孤立的。所以，采访并分享个人和群体体悟当下的经验，也是很重要的。”

　　***

　　“我们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是：许多人的这类经历，完全是在有组织的宗教活动之外发生的，”奥托评论道，“是在社会沟通和社群活动背景中发生的。实际上，人们对灵性的探讨，大都是在私下发生的。他们的灵性经历超出有组织的宗教界限。”

　　“这一点很重要。”彼得说，“另外，我也注意到：试图在各种宗教之间搞综合的努力都很徒劳，比如搞价值宣言。《联合国人权宣言》很好，文字写得很有分寸，让不同的宗教都能够接受。但我认为它完全没有抓到要害。我认为我们想说的是，这场转变的基础必须是实际经历，而不是概念。这种超越的经历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发生。”

　　“这已经在发生了。”约瑟夫说，“和我们几人一样，在我们的社会、社群和组织里，人们在完全服从自己的承诺时，都发现了异乎寻常的力量。”

　　“这与那些主流机构的崩溃状况相符，人们失去了对这些机构的信心，”贝蒂·苏说，“因为人们不再信任传统的组织的形式和结构，假如有哪个组织想扮演这种经历的保护者的角色，就会引起反弹。因为体悟当下的潜力是固有的、无处不在的，它可以在任何地方出现。没有人，也没有哪个组织，可以要求拥有权。”

　　奥托点头同意，他说：“思想前卫的艺术家约瑟夫·鲍依斯（Joseph Beuys）说，‘今天，神秘和不可思议的事不再发生在教堂里了，而是发生在大车站里’，发生在日常生活中。”

　　“因此需要谈论这些经历和这种深层转变过程的语言，需要去掉宗教性，也不是行话和术语。”贝蒂·苏继续说道。

　　“具体说，我还是觉得‘转变整体’这个词很别扭。我会常常把它想成某种全球规模的有组织的行动。我担心，大家听到这个词时可能就不想干了。再说，究竟谁能在全球舞台上表演呢？巨型跨国公司的CEO，或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或联合国高级官员，他们有时还可以，但我们大多数人是不行的。明白我的担忧了吧？”

　　“明白。”彼得说，“有时我也有这样的反应。使用那种词汇，就好像我们把自己划成局外人了。”

　　“而我们所学到的，从波姆、伯涛夫特、卡巴津恩、罗施等被采访者那里，以及回溯历史一直到歌德，都证明这是错误的。”奥托说，“正在生成的整体是在局部层面体现的，它体现在具体的社区和群体，并最终体现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因此，”贝蒂·苏说，“根据你的说法，‘转变整体’这个词尽管听上去像是个综合性的全球议程，但实际上却是相反的意思？”

　　“这都看你是怎么理解‘整体’一词。我们说的是感知在我们自己内心正在展现的整体性，是在当下的情境里，并产生服务于这个整体性的行动。”奥托说，“另一种整体概念，即‘综合性全球议程’的整体概念，就是引向死胡同的概念，伯涛夫特称之为‘假冒的整体’。”

　　约瑟夫笑道：“又是一个悖论。服务于正在生成的整体，就意味着关注自己意识里的当下，完全局部性的当下，并服从于这个当下对自己的要求。”

　　“因此我们有一个新的系统公理，”彼得说，“‘最系统的东西就是最局部的’。我们能影响到的最深层系统，就编织在日常生活中，达到最小的细节。

　　“理解这一点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改变世界，但只有在我们越来越多地体悟当下的整体性时才有可能。这是波姆所说的‘进化我们的意识境界’，它对理解隐性秩序是必需的。现在我看到，这也是佛教所说的修炼意识的法眼：‘在现象中看清真如’。”

　　“也只有在我们学会把自己当作比我们更大的生成中的东西的工具时才行，无论我们在哪里行动。”奥托说，“比如作为父母、公民、社群组织者或跨国公司的经理人。

　　“这让我意识到，我们还没有谈到这些东西的负面作用。”

　　***

　　“最近在维也纳，我从电视上看到对希特勒的秘书的采访，”奥托说，“真不可思议。她描述了1945年在柏林的最后几个星期的感觉，少数几个人还在执行他们的疯狂计划，即使是在四周都被轰炸，他们很明显要走向毁灭的时刻。

　　“整个采访中，她一直在说已经记不起自己经历的某些方面了，记不起她的情绪或当时的感受了。当战争越来越接近尾声时，她几乎就像是‘自动驾驶’一样。她记不起任何情感，记不起她感知或感觉的能力，更不用说深层的志向或意志。就好像这些都被‘深度冷冻’了。

　　“但在她讲述的过程中有些事情发生了。采访结束时，她的表情完全变了。在说到最后崩溃的那几天时，可以清楚地看到深深印在她脸上的恐惧表情，特别是眼睛四周。她体验到了自己的情感，并随着这种情感的‘解冻’，她与那些事件建立了情感联系，这是她当年无法做到的。

　　“在战后的后半生里，她在不起眼的机构里做了隐姓埋名的志愿者。采访播出第二天她就去世了。之前几天，采访人——一位奥地利著名艺术家——碰巧和她有过最后一次谈话。在那次谈话中她告诉他说，自己终于第一次原谅了自己。

　　“如果说希特勒是邪恶的典型，那么这个采访对解释邪恶的运作方式提供了有趣的视角：那就是冷冻深层容纳力。那是让你从恶如流的机制。这位受访者花了半个世纪才理解到这一点。”

　　“这是变成不是你自己的意志的工具的极好案例，”贝蒂·苏说，“那也正是为什么大家谈论变成工具的危险。你可能变成某种机器人，不再处于有生成力的胎藏里，失去人性。”

　　“我觉得这个故事对我们所有人都很有意义，”约瑟夫说，“奥托刚才讲的正是我们谈论的东西的反面。我们谈的是服务生命，而那则是服务毁灭。”

　　“我觉得我们现在谈的并不是非常罕见的事，”彼得说，“这个例子非常淋漓尽致，我们都站在‘另一边’，谈论‘他们’，那些人。但我们也在描述大多数组织里的大多数人的生命状态：当我们被利用，作为工具来服务于某种不是生命的目的时，我们就丧失了情感，丧失了感知的能力。我们就机械地完成了动作。这是无时不在发生的事，比如，当公司就是为了赚钱而赚钱时。”

　　“你们知道，纳粹德国的人民当时认为他们在服务未来，只不过是一种不同的未来。”贝蒂·苏说。

　　“没错，”彼得说，“而且，就像希特勒的秘书那样，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用不停推进工作的需要来维护自己的行动：维护现状，完成手头的任务。和她一样，我们会说：‘嗯，这就是眼下必须完成的事。很快就会结束的，然后我们就能做别的事了。’”

　　“彼得，你这个描述揭示了现代组织中许多人的生命状态特征，这让我感触很深。”约瑟夫说，“对一位高管的一次采访，让我永远不能忘记。我们谈话深入以后，他越来越放得开了，开始谈到他在生活中做过的许多妥协和让步，以便能在公司里‘向上爬’。当时他还并没有想过太多，就好像只有这么做才能成功。他也说了完全一样的话，即他已经完全丧失了感觉和感知的能力。最后他看着我说，‘我真不喜欢我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说，变成工具的负面就是丧失自主性，丧失自己的意志，丧失自己真正做选择的能力。”奥托说。

　　“对，还有我们的人性，即我们感知和感觉的能力。”贝蒂·苏说。

　　“但如果我们真正坦诚地说话，这不正是我们所有人在世界上做的事吗？我们都参与推进的所谓‘全球化’，不正是这样吗？”彼得质疑说，“假如你问我们当中的任何人，或者问今天全球社会中的任何公民，是不是真想通过我们的采购决定来毁灭物种？我们会说，‘不是，当然不是！’如果你再问：是不是真想要促成全球变暖和两极冰盖融化，或不让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得到清洁的饮用水，因为我们从那些不断扩张的软饮料生产企业购买产品，而他们拥有这些水源？我们的回答也会完全一样。但这些正是目前发生的事。我们的采购决定，通过世界范围的组织网络的协调，使我们得到那些商品和服务。就像你那位高管，约瑟夫，我们也必须这么做才能成功。而且我怀疑，如果我们真能看清我们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我们也不会喜欢我们自己现在的样子。

　　“我怀疑我们与希特勒的秘书究竟有多大区别？我们都在这个巨大的现代全球经济机器的内脏里，被当作工具来服务于它的目的。我们集体创造了这个机器，但却感到个人被困其中。我们已经把那么多的负担转移到这个机器身上，以至于看不见有多少选择余地，尽管不同的选择是存在的，就摆在那里呢。我们已经不再能回到森林里，过原始的田园生活了。所以我们把自己对正在发生的事的感知能力‘深度冷冻’起来，并否认自己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更大后果。”

　　“这又是囚徒的情景，对吧？”贝蒂·苏说。

　　“没错，”彼得说，“我们生活在洞穴里，并由此让我们的感官迟钝下来。”

　　“而且我们还破坏了其他人选择不同生活方式的权利。”约瑟夫说。

　　贝蒂·苏点头同意。彼得又说，“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成为工具的概念会这么棘手。我们可能对它很兴奋，因为我们知道它的潜力，但它也会引起深层恐惧。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被当作工具了，但那不是我们的选择，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不是。”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服务的召唤，修炼的召唤。”奥托说。

　　“非常正确。”彼得说，“没有别的办法能让我们走出这种困境。我们可能无法一夜之间改变更大的系统，但我们可以承诺投入不断的意识提升和选择能力的开发。这就是为什么个人修炼如此至关重要。它会让你保持敏感性，并‘留在胎藏中’，可以这么说。”

　　“选择能力是关键，”约瑟夫说，“它与我们的意识水平相关。

　　“不久前，我和亚当见到了卡罗斯·巴里奥斯（Carlos Barrios），他是当地长老选出的玛雅牧师，学习并传播玛雅文化对世界和谐和统一的愿景的理念。和他会面很不同寻常，就像阿瑟、米尔顿及其他加速我们发现和理解U型理论的人一样。卡罗斯解释说，玛雅人的愿景与玛雅历分不开。我想起米尔顿说过的：玛雅人是真正的‘时间大师’。根据卡罗斯的说法，玛雅历是由不同时间长度的多个循环周期组成的。可能最著名的周期就是‘长夜’周期。在科尔特斯（Cortes）1518年抵达墨西哥，并开始欧洲人对当地民族的殖民化进程之前500年，玛雅人早已确立1518年为长夜周期的起始年。日历上说，这个周期是黑暗时期，世界各地的人民都被物质主义征服，人心会变得冷漠。长夜周期要经过9个52年的周期循环，总共468年。日历还描述了几个不同的短周期，是转换时期。卡罗斯说这些转换周期的最后一个会有‘新生儿出世’，从2001年8月17日起，共13年。在玛雅文化里成年是在13岁生日。卡罗斯说这个周期代表‘创造新世界的机会’，但‘这个新生儿的出生是伴随着巨大的混乱和剧变’。

　　“听卡罗斯说完这个，我就拿出我的日历本，结果发现8月17日那天，我们6个人在斯托围坐聚会，并承诺投入创立我现在会称作‘全球领导力计划’的工作。卡罗斯说这并不让人吃惊。那一天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做出了许多有生成力的选择。

　　“召唤已经清晰了：在这13年里，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创造人际间的平衡和连通。‘我们面对这些问题，’卡罗斯说，‘是因为我们丧失了联系，不仅是我们之间，还有我们与整个自然的联系。我的志向目标是帮助人类理解：自己正面对毁灭的危险，除非我们能够重归与自然的平衡与和谐。’

　　“他讲这段话时，我脑海里出现了米尔顿在下加利福尼亚说的话：‘人类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掌握在我们手里——我们必须在精神和心灵上完成深层转化，这包括我们之间及我们与地球的关系。’这就好像在说，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意识：我们的每一个决定都有正面或反面的影响力。而这些决定就是我们感知和体悟当下的程度的直接反映。

　　“人们对先知预言持怀疑态度，这很有理由。但我认为，如果运用得明智、恰当，它也可以起到像情景假设那样的作用，比如安魂人类的情景假设。我们也可以把它当作预测，但那样就会失去其效力。它对我们如何看待现实，如何做出选择，具有最大的影响力。世界上的各种影响力都是我们造成的。我从心底知道，如果我们有决心学会观察，那我们就有能力创造不同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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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色已晚。贝蒂·苏问道：“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我们现在对体悟当下和U型理论的核心内容，该怎么说呢？”

　　“心灵的深层开放，并带到行动中去。”约瑟夫说。

　　“一位印第安老师菲尔·莱恩（Phil Lane）说：‘你人生中最长的旅途，就是从大脑到心胸的神圣之旅。’

　　“我大概塞进两句话了。”约瑟夫补充道。

　　我们都笑了。然后奥托说：“对我来说，体悟当下的核心是共同的觉悟，通过与我们的最高未来大我连通，并从那里行动，来觉悟自己究竟是谁，同时利用这个大我作为实现新世界的工具。”

　　“我觉得，它是创世之火的燃点，它通过我们进入世界。”贝蒂·苏继续说道。

　　“有人最近问我，怎么向8岁孩子解释所有这些？”彼得说，“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我们对自己创造新世界的容纳力，还一无所知’。” 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产品经理（套装共18册）